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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9 02: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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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新建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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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魂

中国医魂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医魂作者:杨新建排版:吱吱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1-01ISBN:9787202084908本书由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加强卫生系统文化建设和深入推进“修医德、强医能、铸医魂”主题实践活动,我们编写了《中国医魂》一书。

该书从医德、医魂的基本概念及内涵入手,系统阐述了中华医德思想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历史脉络;结合历朝历代主要大医实践及其医德思想,阐发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医德思想和崇高医魂;系统整理了对医德、医能、医魂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我国传统经典文化;搜集整理了历代中央领导人关于医德医风医魂的有关论述,摘选了古今中外部分大医名医医德医风医魂名言;将《大医精诚》、《南丁格尔誓言》等汇集整理在一起,方便了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日常阅读和修德强能铸魂的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河北卫生系统深入开展“修医德、强医能、铸医魂”主题实践活动情况进行了简单总结概述。该活动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原国家卫生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以及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得到了广大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取得了较好成效。

本书力求内容全面,浅显易懂,图文并茂,让读者在了解中华医德思想发展脉络的同时,走近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在细细品味他们一言一行、慢慢咀嚼他们思想中产生共鸣。这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华医药文化,也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医德医能医魂发展的关系,更有助于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观察每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与事,把其医德思想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实现医德与医能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个体与整体的统一、

现实与历史的统一。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原河北省卫生厅网站、河北省各设区市卫生局网站的有关资料,使用了部分地方、单位提供的图片和资料,借鉴了2013年10月前河北卫生系统开展“修医德、强医能、铸医魂”主题实践活动的有关材料。在此,对各地、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对给予本书营养和启迪的同事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由于不同出处的古籍资料、事例表述等不尽相同,编者和出版社虽然对此竭尽全力进行了梳理与核对,但由于编者时间、精力有限,能力、学识不够,本书肯定存在着一些不足,诚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此书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华传统医德医魂思想发展的线索,为广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工作者了解历史、重温经典、学习先贤、修德铸魂,树立医疗卫生行业正确职业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提供了一本读物。希望此书会受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喜爱。也期望卫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深入推进“修医德、强医能、铸医魂”主题实践活动,努力实现医疗卫生工作者高尚医德与高超医术的完美结合,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水平,共同构建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家园和塑造崇高医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两个“百年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编 者2014年1月第一章医德医魂的基本概念及内涵

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老子一、医德的基本概念及内涵(一)医德的概念

医德是调整医疗卫生工作者与病人、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不同职业,由于担负的任务、职务的对象、工作的手段、活动的条件和应尽的责任等的不同,而形成各自职业所特有的道德意识、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医德就是从医疗卫生这一职业特点中引申出来的道德规范要求,它主要是调整医务人员与病人、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及与社会之间三方面的关系。

医疗卫生工作者与病人的关系是医德关系中主要的一个方面。医疗卫生工作必须为病人服务,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最高职责就是与病患者一道同疾病作斗争,保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医德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生命的安危和身体的健康。明代龚廷贤说:“病家求医,寄以生死”,说明医务人员与病人这一医德关系是生死所寄、性命攸关的,它涉及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关乎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影响面很广。

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道德,是医德关系中处理好医务人员与病人、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一个医疗卫生机构,要形成优良的医风,就必须用医德来协调医疗卫生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依靠各方面的团结协作,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使整个工作有机统一地、有节奏地、有成效地进行。

医德还表现在医疗卫生工作者与社会的关系上。现代医疗卫生是社会性的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征程中,社会功能已大大扩展和加强。医院和医务人员的道德观念不仅要考虑到某一病人的利益,对某个病人负有道德责任,而且要顾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对社会和群体负有道德责任,使这两方面达到统一。

每个医疗卫生工作者都必须在道德上有一个正确的善恶、美丑、是非、荣辱观念和标准,以及在情操、举止等方面应有良好的品格素质,遵循高尚的医德行为准则,较好地协调与病人、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医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在医务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它是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一般原则为指导的。

道德是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受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征。医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有它自己职业道德意识的特殊性,但它不是脱离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体系而独立存在的道德类型,这是由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事业奋斗的目标理想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医德必须以共产主义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为思想基础,来确立自己职业的行为规范。白求恩同志医德之所以高尚,能够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极端负责,极端热忱,就在于他从实践中找到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把医疗卫生工作同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主义的高尚医德是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实践血肉相联的,它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医德人物故事】“发明家”—白求恩

1936年冬,西班牙内战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选为队长,他为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方,支援那里的游击队。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3月,到达延安,随即转赴华北抗日最前线——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疾,白求恩把手术台设到了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克服医疗设备不足的困难,他还自制了不少医疗器具。白求恩

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求恩纪念馆里,陈列着几件形状各异的铁制或木制的医用器具,这些都是白求恩的发明。

铁制“助理医生”:正常情况下,做一次胸腔手术,需要3~4个助理医生。战争时期由于人力有限,白求恩就发明了铁制“助理医生”。这种铁制的装置像一个架子,可以固定在手术台上,利用机械扳手的原理,把人的肋骨辅助翻开,这样可以节省l~2名助理医生。

肋骨剪:这是白求恩修鞋时产生的灵感。有一次白求恩去修鞋,鞋匠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时,不用把鞋翻开,就能把剪子伸进去把里面的线剪断。白求恩想,要是能把剪子用在手术中,就不需要把胸腔翻开,再剪缝合线或是肋骨,只要用手摸到了,用剪刀“咔”的一下就能剪断。于是,肋骨剪诞生了。“卢沟桥”药驮子:游击战的特点是忽东忽西,但医院的药械装备不方便搬动,不能很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1939年,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了冀中。时值春耕时节,河北农民用毛驴向耕地送粪的粪驮子引起了白求恩的兴趣,他马上联想到可以用粪驮子的原理,做一只箱子,放在驴背上搬运药械。

白求恩发明的这副药驮子正好可以放下一套手术器械。取下后放在地上,上面放一块门板就是手术台,非常方便。一天清晨,白求恩听到民兵们在唱“卢沟桥”小曲,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于是就给他的药驮子取名叫“卢沟桥”。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学校上课,讲授《野战外科示范课》。上课开始后,白求恩先对护士赵冲说,把“卢沟桥”打开。于是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拿出东西,不一会儿,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下一步是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伤员从门外抬入、搬动、解绷带、检查伤情、换药、包扎或手术都井然有序。第三步是手术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条不紊地归位,最后把“卢沟桥”驮到马背上。

白求恩说,当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这种药驮子在我军中一直沿用到解放战争,进了大城市。药驮子的原件现被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二)医德的特点

医德具有阶级性、继承性、自觉性等特点。

在阶级社会中,医德是具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总是从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中引申出自己的道德观念。医德同样受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支配,特别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道德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渗透到包括医疗职业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这种阶级性制约着医疗这一职业活动的目的和性质,支配着医德的各种行为准则,使医德打上不同社会阶级的烙印。

医德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还有继承性。历代医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医德传统,并根据医学科学的要求,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医德规范,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2010年4月29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河北省副省长孙士彬,出席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整体改造工程竣工庆典仪式并为医院揭牌。

另外,医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自觉性。它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通过国家专门机关或国家机器来保证其实施,而是靠社会舆论、习惯传统、各种教育,特别是人们的内心理想信念发挥作用。信念就是一种自觉的力量,它能促使医疗卫生工作者经常自觉地用医德规范来检点自己,进行自我评价,由此协调与病人、与医疗卫生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医疗卫生工作中如无菌操作、消毒隔离等道德责任的实现,很多场合都有赖于医务人员医德修养和实践的自觉性。要使自己成为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就必须在实践中培养和提高这种自觉性,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医德的内心信念。(三)医德的作用

医德是医疗卫生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医院管理中教育医务人员,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必须抓好的极为根本的一环。

2011年9月6日,河北省卫生厅召开了全省医药卫生系统“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暨修医德、强医能、铸医魂”主题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勤修医德、实强医能、精铸医魂的活动高潮。图为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郭淑琴(左一)正在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医德教育。

医疗卫生工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它包括医学科学的建设和医学伦理思想的建设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认为治病只靠业务技术而忽视医德作用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医家之所以能博得广大病人和社会的欢迎,是与他们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密不可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并要求医疗卫生工作者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还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医德和精神文明,由此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把它看作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医德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无数事实表明,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医德风尚,对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优质服务,提高医疗质量,技术上精益求精,起着重要的作用。【医德人物故事】

医德对于培养医疗卫生工作人才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宋代的《省心录·论医》中指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医生罗链著医书授给他的儿子,但有一天,他儿子喝醉了酒为人治病,罗链发怒说:“奈何以性命为戏?”就把他的医书烧掉了,没有再传给他的儿子。这则故事充分说明了医德的重要。古人讲,“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这里高度概括了一个好医生的标准——德才兼备,而且“医德”是第一位的。

高尚的医德情操是医务人员开发智力,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提高医技,追求真理,科学发展的积极促进力量。它能激励医务人员为解除患者病痛而积极思考,刻苦钻研和忘我劳动,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二、医魂的基本概念及内涵“医魂”是什么?“医”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即泛指医学、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工作者等。“魂”,《太平御览》中讲“人之精气曰魂,形体曰之魄”。古人想象的能离开人体而存在的精神为魂。这里特指“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是“心之精爽,附气之神”的极高境界。

医德之升华为精神,医能提升后为医术。“高尚品德”为“魂”,“高超医术”为“魄”。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一名医务人员、一名医疗卫生工作者要想有所作为,为人民健康服务好,就应当具备内有“魂”,外有“魄”。

一位哲人曾说:“智者,才也;圣者,德也。智圣合一就是精与诚、才与德集于一身,就是学问与品行的完美统一,就是人格升华的圣洁之境。”所以,“医魂”就是高尚品德与高超医术的完美结合。【医德人物故事】“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大医精诚》《大医精诚》一文出自中国唐朝孙思邈(541或581—682)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乃是中医学典籍中论述医德的一篇极重要文献,充分体现了医魂之内涵,为习医者所必读。

药王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国的不少医学院校和医疗卫生机构仍用它作为医学誓言,并用它作为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医生都应秉承“大医精诚之心”,全心全意地为患者、为群众服务。《大医精诚》突出反映了我国历代医家的“魂”“魄”,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精神层面的真实写照。孙思邈画像《大医精诚》原文:《医术精通篇》——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营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腧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诚心救人篇》——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大医之体篇》——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醹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为医之法篇》——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大医精诚》译文:《医术精通篇》——晋代学者张湛说:“经典的医方难以精通,由来已经很久了。”这是因为疾病有内在的病因相同而外在症状不同,和内在的病因不同而外在症状相同的缘故。因此,五脏六腑是充盈还是虚损,血脉营卫之气是畅通还是阻塞,本来就不是单凭人的耳朵眼睛所能了解到的,一定先要诊脉来了解它。但寸关尺三部脉象有浮、沉、弦、紧的不同;腧穴气血的流通输注,有高低浅深的差别。肌肤有厚薄、筋骨有强壮柔弱的区分,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这些道理。如果把极精细、极微妙的医学道理,用最粗略最肤浅的思想去探求它,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如果实证却用补法治它,虚证却用泻法治它;气血通利的却还要去疏通它,明明不顺畅却还要去阻塞它;寒证却给他用寒凉药,热证却给他用温热药。这些治疗方法是在加重病人的病情,你希望他能痊愈,我却看到他更加危重了。所以医方、占卜,是难以精通的技艺。既然不是神仙传授,凭什么能懂得那深奥微妙的道理呢?世上有些愚蠢的人,读了三年医方书,就夸口说天下没有什么病值得治疗;等到治了三年病,才知道天下没有现成的方子可以用。所以学医的人一定要广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专心勤奋不懈怠,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就说已经明白了医学原理。如果那样,就大大地害了自己呀!《诚心救人篇》——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之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如果有患病苦来求医生救治的,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还是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一律同样看待,都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悲痛,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去救护病人,不能产生推托和摆架子的想法,像这样才能称作百姓的好医生。与此相反的话,就是人民的大害。自古以来,有名的医生治病,多数都用活物来救治危急的病人,虽然说人们认为畜牲是低贱的,而认为人是高贵的,但说到爱惜生命,人和畜牲都是一样的。损害别人有利自己,是生物之情共同憎恶的,何况是人呢!杀害畜牲的生命来求得保全人的生命,那么,离“生”的道义就更远了。我这些方子不用活物做药的原因,确实就在这里!其中虻虫、水蛭这一类药,市上有已经死了的,就买来用它,不在此例。只是像鸡蛋这样的东西,因为它还处在成形前的状态,一定是遇到紧急情况,不得已而忍痛用它。能不用活物的人,这才是能识见超越寻常的人,也是我比不上的。如果有病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别人都不愿看的,医生只能表现出从内心感到难过的同情、怜悯、关心的心情,不能产生一点不快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志向。《大医之体篇》——一个德艺兼优医生的风度,应能使思想纯净,知我内省,目不旁视,看上去很庄重的样子,气度宽宏,堂堂正正,不卑不亢。诊察疾病,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错。虽然说对疾病应当迅速救治,但更为重要的是临证不惑乱,并应当周详仔细,深入思考,不能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轻率地炫耀自己才能出众,动作快捷,猎取名誉,这样做就太不仁德了!还有到了病人家里,纵使满目都是华丽的铺设,也不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琴瑟箫管之声充斥耳边,不能为之分心而有所喜乐,美味佳肴,轮流进献,吃起来也像没有味道一样,各种美酒一并陈设出来,看了就像没看见一样。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悲痛,满屋子的人都会不快乐,更何况病人的痛苦,一刻也没有离身。如果医生安心无虑地高兴娱乐,傲慢地洋洋自得,这是人神都认为可耻的行为,道德高尚的人所不做的事,这些大概就是医生的基本品德吧。《为医之法篇》——做医生的准则,应该是慎于言辞,不能随意跟别人开玩笑,不大声喧哗,谈说别人的短处,炫耀自己的名声,诽谤攻击其他医生,借以夸耀自己的功德。偶然治好了一个病人,就昂头仰面,而有自我赞许的样子,认为自己天下无双,这些都是医生的不可救药的坏毛病。老子说:“一个人公开地有德于人,人们自然地会报答他;一个人暗中有德于人,鬼神会报答他。一个人公开地作恶于人,人们自然会报复他;一个人暗中作恶于人,鬼神会来害他。”探求这两个方面的行为,阳施有阳报,阴施有阴报,难道是骗人的吗?所以医生不能依仗自己的专长一心谋取财物,只要存有救济别人痛苦的想法,自会感到是多福的人了。还有,不能因为别人有钱有地位,就任意给他开珍贵的药物,让他难以找到,来炫耀自己的技能,这确实不符合儒家的忠恕之道。我志在救护帮助世人,所以琐碎地谈论了这些。学医的人不能因为我说得粗俗而感到耻辱。第二章我国传统医德思想的发展脉络

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明•裴一中一、殷周到春秋时期,医德思想开始孕育

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有了医药活动,但这种活动更多的是建立在人的本能基础上的。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劳动深度、广度的提升,人类的进化,经验以及与在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巫术共同促成了原始医学的诞生,此时作为调整医学活动各主体关系的医学道德,就在原始医学活动中孕育产生了。

夏朝之前,我国处于原始社会。殷商是公元前17世纪逐步兴起的奴隶制国家,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医学得到发展,但医学的发展借用了巫术的形式。到了殷商后期,巫术中分化出有一定医学知识的巫医,巫医的出现是医学的进步。殷人对疾病的认识较为低下,医德观念比较原始,正如沈善洪教授所说“我们翻遍卜辞,没发现一个抽象词,更未有一个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官方医德被巫术宗教所淹没。

周建国后,周王仁爱于民,以德、孝观念建立周礼体系维护社会秩序。周代发现了人的存在,神学一统出现裂缝,医巫开始分家。到了西周后期,虽存在巫术治病,但巫医已失去对医药活动的控制地位,医学开始分化,并出现医学建制,医学道德开始摆脱神学约束。“非七情所伤得大病,不要小病大治,胡乱用药,其症不失针药,也可自处,可得到病愈的喜悦。与疾病不对症的医药不可在人身上试用。”(《易•天雷无妄》)

公元前8世纪,东周到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日衰,土地走向私有化,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天命神学观念开始动摇,突破神学禁欲,由天命转向理性成为当时的时代要求。经验与理性的结合,产生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内涵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思想解放加快了经验医学的独立,出现了医缓、医和等著名医家。春秋时期在病因学上已开始抛弃鬼神作祟论,在诊断和治疗疾病上也有了科学观念;经验医学还不能完全摆脱巫术。但新兴起的儒家学说对医学的影响促成了医学人道主义的萌芽,出现了最早的医学道德规范。围绕“仁学”理想,儒学先驱者提出许多零碎而经典的医德片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三折肱,知为良医。”(《左传•定公十三年》)二、战国到秦汉时期,医德思想基本形成

公元前5世纪后期,中国社会进入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所有制社会到来了。新的社会经济和意识为医学彻底摆脱巫术,建立独立的医学体系带来了机遇。战国时期,医学经验的大量积累和诸子百家学术争鸣为整理及规范医学经验营造了环境。战国是我国经验医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既有基础理论也有大量临床医学和方药专籍,但是除《黄帝内经》外其余文献现在已不存在了。《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阶段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标志着中医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就自然、社会、论理等,诸子百家代表不同阶层提出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刺激了中医学体系的形成,而且为医学道德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战国时期,学派林立,其中对医学道德最具影响的有儒、墨、道、法四家。孟子是儒家代表,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无伤也,是乃仁术”(《孟子•梁惠王上》)。墨子是墨家的代表,他提出“兼爱互利”的道德原则。老子、庄子是道家代表创始人,他们提倡服从天道,顺应万物变化,知足寡欲等道德信条。法家代表人物荀子认为好的德行不是先天就有的,他提倡“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

作为诸子百家学术争论成果之一,《黄帝内经》既是中医理论初步完成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早独立探讨医德规范的专著。它在若干方面作了探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医德理论的初步形成。第一,确立了人命至重、仁爱救人的医德原则;第二,提出了实现仁爱救人医德原则的诸多医德规范;第三,提出“非其人勿教”的医德教育思想;第四,提出上工、中工、下工的医德评价观念。《黄帝内经》对医德理论的探讨使黄帝成为我国最早的医德理论家。

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六国,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统一强大的国家,优越的社会环境,“独尊儒术”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使医学、医德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虽然汉代医德水平不高,但它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复杂的医药管理机构,创建了政府医德考评机制,初步形成了医德体系。医德体系的形成还表现在医德形象的创建上,秦汉创建的医德形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神化了的华佗,一种是物化了的杏林橘井。三、魏晋到唐宋时期,医德思想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三国到唐朝之前400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纷乱的时期,战乱频发,分多合少,国家处于飘摇状态。但战争引起的民族融合,战时需要和局部社会相对安定也为该时期科学技术及医学进步提供了条件,医学与医德在汉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临症医学发展迅速,二是中医药基础理论得到进一步阐述与补充,三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吞石、炼丹,寻求不死之药促进了医药化学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道德在其特定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新的特点。新兴统治者掌权后,一方面顺应形势,打破儒学约束,崇尚自然,信奉老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又不能完全放弃儒学伦理规范,于是他们把道、儒糅合在一起建立玄学,空谈玄理,辩论名教与自然的是非得失。总之,这一时期主流社会意识的轻浮决定了统治者医德意识的低下。但尽管如此,官方医德实践还是有所发展。首先是中央医官设置更加细化,其次是中央重视官颁医书,第三是官办医学教育起步,第四,在军队建立了军医组织。

这一时期的医学既有受时代主流社会意识的影响,崇尚服石、炼丹、成仙飞天的一面,又有受传统医学人道主义影响,面对战乱,疾疫横行,而立志于医,济世济人的一面。总之,该时期医家医德观念还是进步的。第一,精心医学、济世救人成为该时期诸多医家的共同信念。陶弘景隐居山野本想修道成仙,可他看到穷村山野间,人民患病得不到治疗,枉死者众时,产生救疾之志,“虽每植德施功,多止于一时之设,可以传世于后代者,莫过于撰述”。第二,重视实践,反对空谈。王叔和把临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对汗、吐、温、刺、灸、水、火诸法进行分类,使其更加切合临床。第三,淡泊名利,一心医道。皇甫谧四次拒绝官府征召,而甘愿“带经而农”,葛洪两次拒绝封官,甘愿进山炼丹渡过余生。第四,认真负责,勤奋治学。《褚氏医书》是南齐时的著作,其中有10篇医论,《除疾》《审微》《辨书》三篇向医家提出如审证精微、用药省慎、同道相学、学以致用等诸多医德规范。第五,重视养生和疾病预防。医家对养生和防病的认识也是医家医德水平高低的重要表现。

第二个阶段,唐宋时期。唐宋时期的医德观念明显高于以前。第一,建立医疗机构,创办医学。唐代建立了面向不同人群的医疗机构,一是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二是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三是为百官、群众医疗服务兼教育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其次,发展医学,规范医学,提高医学水平。唐代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建立了医学管理制度。根据学生品德和医技对每舍学生进行上、中、下三等考核,奖罚分明,能上能下。第三,立法保护民众医学、卫生利益。第四,唐宋政府极为重视整编医书。第五,仁爱、济民,建立名目繁多的疾病救助机构。

在医学道德的诸多方面,唐宋时期都形成了颇为完善的观点,使医德在理论和实践上较为成熟。首先,生命神圣、救死扶伤成为医家自愿遵循的医德原则。唐代医家孙思邈把尊重人、爱护人的生命作为医德目标,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宋代医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出医生“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宋代医家张杲主“凡为医者……绝驰鹜利名之心,专博施救援之志”;其次,提出颇为全面的医德规范。《千金要方》卷首作《大医精诚》,是医德专篇。由医学精巧、复杂,提出医生要做到医术精良必“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由医生的救死扶伤责任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对待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同时,对疾病变化复杂、医生的仪表举止、医生与同道关系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宋代《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工论”也得出几乎相同的医德规范。第三,对医患关系有了深刻认识。孙思邈指出医生对病人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宋代医家对医患关系的论述更多。宋代医家寇宗奭提出:“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不择医,失于不识病,失于不识药”。第四,形成医德教育和医德评价的基本思想。孙思邈以大医的医德准则要求学医者“凡俗为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经》……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如此乃得为大医”。唐代鉴真医僧从实践上为医学生做出表率。他曾答应日本友人携弟子去日讲学,他百折不回,历经12年,先后6次东渡,直到最后一次成功。宋代医家重视医德教育,林逋说:“无恒德者,不可作医,人命生死之所系”,《医工论》告诫医生“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宋代医家称违背医德规范为庸工、庸医,称有良好医术、医德者为良工、良医,揭露庸医,赞扬良医。

历经殷周到唐宋,近两千年,医德体系达到成熟。但不可否认,成熟的医德体系中潜存着不适和危机,对医学的发展构成了威胁。如唐代把生命神圣论推到了极端;宋代理学兴起,空谈玄理的医德倾向尽管有利于医学的理论化,但却影响着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四、金元时期,医德思想开始创新

金元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突出,战争不断,疾病流行,出现了许多烈性传染病。而医学的发展,自唐宋以来偏重于药物和方剂的搜集,医家和病家逐渐形成一种不求医理,按证索方的风气。特别是习惯沿用宋代太医局编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常用香燥温热之剂去治病与旧习的矛盾,再加上统治者本身健康的需要,对医界采取兼收并蓄和宽容政策。因而,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失震亨等先后崛起,探讨病机,寻求济世救人的新办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刘完素、张从正从邪实的角度批评《局方》,李杲 、朱震亨从正虚的角度批评《局方》,都认为《局方》中某些辛香燥热之方不适宜当时火热病症,目的在于纠正当时医界不求医理,不讲实效的弊病,“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从而,形成了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养阴派,即医学史上常说的金元四大家,为我医学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同时,这个时期也受到了疆土扩张横跨亚欧两洲的影响和欧洲、中东地区的人先后到北京行医的影响。他们把西方的药物、医法、医德传到中国。

金元时期,医家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遵古不泥古,是这个时期医家立论创新中的共同之处。金元时期医学道德思想主要特点是:一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根据当时医方理论不能解决实际疾病问题的事实,在尊重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寻求济世救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体现了百家争鸣、勇于创新的精神。二是注重实践,立论有据。金元医学仍处于经验医学阶段,所用的科学方法主要是观察,如果说有实验的话也只能是临床验证或实验。因此,这一时期的医家十分重视临证观察,积累医案,以事实为依据,以前人的理论成果为参考进行立论,立论大都持之有据,因而言之成理。三是求同存异,尊重同道。金元四大家有学术观点尽管不完全相同,甚至学术派别之间也曾发生争鸣或笔伐,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协作与尊重。如:刘完素和张元素分别为河间、易水两派的创始人。刘完素主火喜用寒凉,而张元素虽亦主火但主张温补养正,彼此观点不同。尽管最初刘完素有些瞧不起张元素,但张元素不计较,并通过自己的实际治疗效果赢得了刘完素的认可与尊重,而且刘完素还主动为张元素到处宣扬他的医技,张元素也十分注重学习刘完素之所长,如在治疗外感、传染病等方面也主张用辛凉解表方剂,还仿照刘完素双解法,体现了在学术争鸣创新中应有的崇高品德。金元医家争鸣创新的目的是为了“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以惠天下后世者”。因此,他们都能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不难看出,唐宋成熟的封建社会体系,尽管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知识方面留下了体系化的知识和方法论,为后人留下了学习运用和发扬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后人的眼界和思想,规定了发展的界限。而元朝时期游牧民族的统治,尽管在总体上继承了汉民族的衣钵,但本民族一些优良的社会建构体制和社会意识也被融入到他们的社会统治之中,为社会存在提供了多元异质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元朝医学道德的发展有了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可以表述为一方面是传统医德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是新的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医德内容开始滋生,这应该视为医德的进步。五、明朝时期,医德思想相当丰富和完备

明代医家辈出,他们不但在医术上著书立说,提出新见,超越前人,而且在医学道德理论、实践上也有着不俗表现。对于医德意识、医德实践、医德评价等都有了明确的表述及丰富的内涵。(一)医德意识

医家医德意识是医家在医学实践中,对医学道德现象的各种心理与观念的总体反应。医家医德意识主要表现为医家对医学实质、医生责任、医德关系和医德修养的认识。

1.医学的本质。关于医学实质的回答决定着医家对医学的态度和情感,是医德不可或缺的内容。历代医家对此都有论述,明代医家也不例外。明代医家戴良反对唐代把医学视为一般技艺,而认为医学是探讨阴阳造化之理的知识,是为活人而立的仁术。“金华戴叔明曰: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自唐书,列之技艺,而吾儒不屑为之。世之习医者,不过育一家之成说,守一定之方,以幸病之偶中,不复深为探索,上求圣贤之意,以明夫阴阳造化之会归。”张介宾在《类经图冀》中说医学的目的是赞助天地使人生存。“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故造化者,天地之道;而斡旋者,圣人之能;消长者,阴阳之机;而燮理者,明哲之事。欲补天功,医其为最。”

2.医学的责任。明代医家在对医学正确认识的同时,对医生之责任作了具体全面的探讨。医学道理是深奥的,不去广泛阅读和认真研究,是不能发现和理解的。明代医家李时珍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医体会时说:“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辅,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外科大家陈实功说,学医者“勤读先古名医确论之书,须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在耳,凡临证时自无差谬也”。

一是坚持科学,追求真理。明代医家把医学当做格致之学,从多方面对其提出科学要求。明代医家龚廷贤对封建道德束缚下医生珍视妇人病时,必须让其置于帐帷之中,并以锦娟护手提出批评,“至于妇人多不之见,岂能察其声色?更以锦帕之类护其手,而医者又不便亵于问,纵使问之变不说,此非欲求愈病,将以难医。”

二是普同一等,全力救治。医学是仁术,凡遇病人,医家都要想办法救治是中国传统医学美德。面对商品经济之影响,明代医家坚持这一美德有着深远意义。明代初期思想家宋濂向明代医家推荐元代医家朱丹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变不为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三是济世救人,不图酬报。多数明代医家信守济世救人不为酬谢的医德原则。《宁波府志》记载身为进行命官的王纶(1453—1510)从政期间不忘研究医学,为百姓治病的故事。缪希雍认为医生应忧虑医术不精,不应当忧虑报酬不多,他说“医师不患道术不精,而患取金不多,舍其本业,专事旁求,假宠贵人,冀其口吻,以希世重。纵得多金,无拔苦力,念当来世,岂不酬偿?作是思惟,是苦非乐。故当勤求道术,以济物命,纵有功效,任其自酬,勿责厚报,等心施治,勿轻贫贱”。

四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医生一身系着病人安危,凡看病施治,必须严肃认真,努力施治。龚信对庸医不负责任进行了揭露,他说庸医:“病家不审,模糊处治,不察病源,不分虚实。不畏生死,孟浪一时,忽然病变,急自散去。误人性命,希图微利,如此庸医,可耻可忌。”

3.医德关系。在古代社会中,医德关系主要表现为医患关系和医医关系。由于商品经济的影响,明代医家认为医患关系是医德的重要内容。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出要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医生要满足“医家十要”,病家也要满足“病家十要”。“医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责明,群书当考。三精脉理,宜分表理,指下既明,沉疴可起。四训病原,生死敢言,医家至此,始称专门。五知气运,以明岁序,补泻温凉,按时处治。六明经络,认病不错,脏腑洞然,今之扁鹊。七识药性,立方应病,不辨温凉,恐伤性命。八会炮制,火候详细,太过不及,安危所系。九莫嫉妒,因人好恶,天理昭然,速当悔悟。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病家十要”:“一择明医,于病有裨。不可中慎,生死相随。二肯服药,诸病可却。有等愚人,自家担阁。三宜早治,始则容易。履霜不谨,坚冰即至。四绝空房,自然无疾。倘若犯之,神医无术。五戒恼怒,必须省悟。怒则火起,难以救护。六自妄想,须当静养。念虑一除,精神自爽。七节饮食,调理有则,过则伤神,过饱难剋。八慎起居,交际当祛。稍若劳役,无所愈虚。九莫信邪,信之则差。异端诳诱,惑乱人家。十勿惜费,惜之何谓。请问君家,命财孰贵”。

龚廷贤把不正当医患关系归为五种情况:“第一,买卖关系。他说南方人有患病者,每延医至家诊视后,止索一方,命购药于市,不论药之真伪,有无炮制,辄用服之。不效,不责己之非,惟责医之庸;有患病者,每延医至家,不论病之轻重,乃授一二金而索一方剂,刻时奏效,否则即复他求,朝秦暮楚。第二,对病家不一视同仁。他说,一些医家富者用心,贫者忽略,违反仁术宗旨。第三,病人损害医生名利。他说,有一等背义之徒,本得医人之力,病愈思财,假言昨作何福,易某人药,作为吝财之计,不归功于一人。第四,歧视妇女,不让医生对之望闻问切。第五,在病家面前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必须考虑影响医患关系的三个因素,即三种人情:病人之情、旁人之情、医人之情。李梴在《医学入门》中对医患关系更多地关注医生一方。

明代医家对不同的医患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不同的处理办法。龚信在《古今医箴》对医者、病人的责任提出了要求,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对医患关系中的病人一方强调较多,陈实功在“医家五戒”中说:“凡娼妓及私伙家请看,亦当正己,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见戏,以取不正,视比便回。”对贫穷病人,医家可不要药钱,并量力为赠。对妇女及僧尼,医生要隔帷诊治。对官家病人,医生要诚意慕敬,不可提出过分要求。

医医关系是医家同道间的关系,它依赖于医患关系,受医患关系的制约。明代医家在论述医患关系的同时,也在医医关系上留有不少笔墨。明初医家戴良写《丹溪翁传》,为明代医家介绍了朱丹溪与罗知悌间的友好关系。他提到尽管朱丹溪已有名气但仍甘受辱多次拜请罗为师,并感动罗,告诫医生要对医技精益求精,虚心向名医学习。龚廷贤曾批评那些褒己贬人的医生:“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兰茂在《滇南本草》序中也表示出先辈医家对后辈医家的关心,“后有学者切不可贪大利而泯救病之思”。

4.医德修养。修养作为名词是一种状态或境界,医德修养指医家的医德境界。修养作为动词,修养指达到一种状态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医德修养就是医家在医学实践中为提高医德境界所做的各种努力。

一个医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医德境界,明代医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给出了诸多合适的观点。龚廷贤把“存仁心,通儒理,精脉理,识病源,知运气,明经络,训药性,会炮制,不嫉妒,勿重利”视为对医者的基本要求。陈实功提出医家“五戒”,实际上也是对医家修养境界的规定,孙志宏在《简明医彀》的“业医须知”中把延请医生比喻成为征求良医,指出“医者,当时刻兢兢业业,以救人之德……”

对于一个医生应达到怎样的医德境界有了明确的标准。一是医儒同道,精通儒理。多数明代医家坚持儒学是医学之根本,医儒不可分。倪维德说,医为儒者之一事。李梴在《习医规格》中多次要求医生要学儒书:“盖医出于儒,非讯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二是潜心研究,不耻下问。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和技能,涉足内容复杂、全面,只有不耻下问、潜心研究才能博学多才,医术长进,医德高尚。李时珍35岁辞官回乡,脚穿草鞋,遍访湖北、湖南、河北、河南……行万里路,下问农夫、渔人、樵夫……参阅800多种图书,写成《本草纲目》。明代皇子朱橚体察民间疾苦,搜集和种植各种植物,研究其适合人食的部位,不耻下问,与出《救荒本草》。三是不苟空谈,勇于实践。医德境界的提升是在不断的医学实践中实现的。吴有性在明末瘟疫流行时,深入疫区观察病情,获取第一手资料,提出防治流行病的一般方法,建立起我国疫病病因的第一个学说——杂气论。明代工商业发达,人口的流动,产生诸多职业病。李时珍奔走于民间,较早提出一些职业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四是从小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陈实功在“医家十要”中提出:“凡飧只可一钱一菜,一则省费,二则异禄。凡有所蓄,随其大小,便当置买产业,以为根本,不可收买玩器及不紧要物件,浪费钱财。”医家裴一中说:“医者尝须爱养自家精力,精力不足则倦,倦生厌,厌生躁相则审脉,辩证处方,皆敬率而无庆意矣。”五是内省和慎独。明代医家多把德行的低劣视为疾病,或者是身体疾病的根源,认为通过内省、慎独修德可以却病。龚廷贤在《鲁府禁方》中提出德能致病,修德却病的思想。他归纳出一百种由失德引起的疾病,并列出一百种相应的药方。李梴在《习医规格》中要求医生把学习、静坐、医病结合起来,以实现修身养性,提高医术之目的,要求每一个医生都应在内心深处形成将心比心的慎独理念。(二)医德实践

明朝时期医家在医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具体的医德实践。如:规范医学组织的医德实践,优化医德关系的实践,诊断医德的实践,妇产科医德的实践,外科医德实践,针灸医德实践等等。

明代学术气氛很活跃,各种学术组织开始出现。徐春甫在隆庆二年(1568年)组织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参与医会的医家有46人。医会的宗旨有四,一是穷探《黄帝内经》、四子之奥,旨在上溯经典精义,医广智识,并用于临床。二是精益求精,共同进步,学之者有精有不精,我精之美而忧有精之加于我者。是以君子朋友讲习,求益盖求其精也。三是深戒徇私谋利,克己行仁,技术公开。四是会友之间“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

在医德关系的处理上,明代医家具有较高的医德修养,留下了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实践经验。如:坚持原则,不阿自保;不分彼此,等心施治;揭露庸医,褒扬名医;尊重同行,互相学习等,大大促进了医德的实践。(三)医德评价

医家医德评价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医家自我医德评价,即医家对自己医德实践的自我意识,二是社会对医家医德实践的评价,即公众对医家医德实践的评价。医德评价是医德进步的表现。通过医德评价能使医家辨认善恶曲直,弘扬优良医德行为,抛弃恶劣医德行为,同时达到净化医学环境之效。明代医家重视医德评价,在医德评价方面为后人留下诸多可鉴史料。

1.评价形式。

明代科学文化繁荣,出版业发达,带来医德评价形式的丰富多彩。总的看来明代医家有如下一些医德评价形式。一是医家传记。1450年,熊均著《医学源流》列历代明医小传136个,传中对他们进行了评说。1526年,李濂编《医史》辑录名医71人,对每个人进行了追忆和评价。二是地方志。明代编写地方志之风盛行。地方志均由地方政府主持当地名人撰写而成,一般内容真实,评价可信。如《宝庆府志》载明代医生“李台春,字怀川,世精医理,中无城府。与人药,不问其值;穷民日填户,无倦容。”三是墓志铭。在中国,人死后,通常有盖棺定论之说。在医学史上,明代医家戴良作的《丹溪墓志铭》影响较大。它客观地评价了朱丹溪的一生,为后人学医、行医提供了榜样。四是他序、引、跋和自序、引、跋。医书中常有序、引、跋等附属内容。在这些简短的文体中,存在有对医家的他评和自评内容。五是医案。明代通过韩懋、吴昆等人对病案内容、形式的规范,病案变得科学化、实用化,为明代医家医案整理提供了方便。由此明代医案著作大量出现。如江瓘父子的《名医类案》、王机的《石山医案》、薛已的《薛氏医案》等。六是建祠、立碑。明代社会习惯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建祠、立碑以表纪念,同时为后人提供一个示范。明政府为医家建祠、立碑,强化民众医药观念的行为影响了民间。如陕西源县人葛太宾在耀县药王庙立了一块碑,正面刻有孙思邈的体样和疗风病方,反面刻有历代名医神碑,上刻名医201人。明成化年间,云南嵩山明县杨林镇人为纪念《滇南本草》的作者兰茂对当地人的功德,修建了“兰公祠”。还有赠物质、授头衔等形式,赠物质是对医家的实体褒奖,授头衔是对医家的荣誉奖励,都是对医家医德的肯定。

2.评价内容。

医家医德评价主要是对医学实践中的行为表现,依据医德原则、医德规范所进行的衡量与评判,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针对具体医家从医德实践的某一方面所进行的评价,即典型评价;二是不对具体人,只对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共性医德现象做出评判,即概括评价。

由于医学实践多样,一个医家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很优秀,所以典型评价比较客观具体。一是从“仁爱救人”出发的评价。宋濂在《丹溪先生墓志铭》中盛赞朱丹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二是从“不图私利”出发的评价。《医灯续焰》中记述医生张彦明:“为医而口终不言钱。可谓医中第一等人也。”三是从“严谨治学”出发评价。在《本草纲目》序中,李时珍说:“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四是从“医术精湛”出发评价。在《伤寒海底眼》序中,杨士奇称赞何彦澄:“既而吾之烟与友,病不一症焉,皆质乏彦澄,若曰可治,而治辄瘳;如其难焉,既不可治,虽更医不治,非其博达乎医之理,能臻此哉。”五是从“学术深远”出发评价。《明史》评价戴原礼:“学纯粹,而识深远。”明代胡滢序《证治类方》,赞戴原礼:“谓其诊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推测病源,著见于理趣之极”。

所谓概括评价,即不对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具体医德现象作评判,而把医德现象作一概括,形成不同规范,使人们一目了然,识别出某医家是哪一类人物。

其一,明医。明代医家对明医这一称谓研究较多。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指出明医应该满足如下条件:“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洞晓阴阳,明知运气……”所谓高明者就是明医也。徐春甫在《巫医》中说“精于医者曰明医”。明代医家所指的明医更多是从医理渊博和医术精湛来讲的。其二,良医。明代医家尽管从字面上对“良医”论述不多,但他们关于医者的要求多数是从良医的称谓展开的。徐春甫说“善于医者曰良医”,即只有喜欢乐于治病救人的医生才可成为良医。所以,道德高尚是成为良医的根本条件。龚信在《警医箴》中指出,良医治病要认真负责、准确无误,不能凭运气。龚廷贤认为,有仁爱之心、广泛救治病患,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者,才是良医。其三,庸医。明代医家对庸医谈论的最多,对庸医内涵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徐春甫说“粗工昧理曰庸医”。他在《五难》中对庸医不知医理,操作无序作了具体说明。但他在《庸医速报》中,对庸医的描述更多是医德的内容:“惟修边幅,饰以衣骑,习以口给,谄媚豪门,茂彰虚誉,摇摇自满,适以骇俗……”明代医家裴一中对良医、庸医、谬医进行了区分。他说:“医有上工、中工、下工。上工者,良工;中工者,庸工;下工者,谬工。盖谓庸工之不若良工、谬工之不若庸工也,以理言之,岂止不若良工哉,并不若谬工耳。谬工之杀人,杀人而见其迹者也,见其亦则人所易知而易远,其为天下之害少。庸工之杀人,杀人而不见其迹者也,不早其迹,则人所易忽而易近,其为天下之害多,譬犹暴君为不善,其虽速,而天下之害不甚深。庸君未能为大不善,而天下之元气,阴受其贼而不知,其亡虽缓,而为害于天下,不既深乎?呜呼!庸君误天下,庸医误病人,一理也。”六、清朝时期,中西医德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清代是少数民族主政的政府。为了实现以少统多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在融入汉民族文化,继承前朝政府医学、卫生道德观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另外,在保持本民族医学道德传统和吸收西方医学成果,维持逐渐没落的封建社会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一)清代政府医学道德观与医学、卫生政策

1.扩大民众医药影响的措施。清代前期几位皇帝效法明代禁革邪术、陋俗,祭祀先医、尊重明医等扩大医药影响的措施,对增强民众医药观念,扫除医学发展中的障碍颇有意义。雍正元年(1723年),“……上闻江西里长催徵累民,民多尚邪教,谕率度禁革,率度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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