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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9 04: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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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长青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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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历史文化(第7卷)

海南历史文化(第7卷)试读:

卷首语

从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设儋耳、珠崖两郡,中央政权对海南岛开始直接统治,大陆文化对岛屿文化开始持续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长达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古圣先贤的足迹。

这里有:南包公海瑞、岭南人士之冠唐胄、一代文宗丘濬;海南第一职业书法家潘存的书法、大文豪苏东坡的和陶诗、南宗五祖白玉蟾的文学道情;岭南圣母冼夫人和海南民间崇拜、宋子文和私立海南大学、北宋宰相丁谓传奇人生、中国橡胶之父彭广钦;等等。

这里更有:先行者坚韧的身形步履、思想者深邃的心境物语、发现者执着的迷离幻梦、叙述者奇特的灵光闪现。

爱因斯坦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出于由衷的敬仰和纪念,我们特别组织了卓有成就的专家,在社会发展的语境下,品论海南历史人物,分别在哲思今鉴、史迹考辨、诗意悠然、传略平生栏目中刊出,以飨读者。

构成人类历史的要素有很多,而历史人物及其生命旅程、思想轨道与精神世界,当然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让我们去接近这一个个性格迥异又极具魅力的海南先贤,了解海南,把握海南,学习海南,丰富自己,建设未来。

本卷特稿

从士氏集团到冯冼集团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史述考周泉根

治海南史,以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为最难,盖文献严重阙如之故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段大约四百年的历史,其疏略甚且大不如汉以前,因为汉以前至少有出土材料可资演说。

本文拟在剿尽可见材料的基础上,综合缝织这一段历史的梗概及某些细节,对于一些具体历史问题,试做重新认定。如:孙权命聂友、陆凯征珠崖当在赤乌五年(242年)而非赤乌二年(239年),孙权以胜利的姿态掩盖失败的苦涩;崖州最晚约于中大通四年(532年)由萧梁政权在朱崖故地首置,此后冼夫人请命于朝置崖州于儋耳故地实际上是移置而已;冼夫人逝世后,王氏兄弟起义主要是由于中央编户齐民、推进郡县制时缺少地方豪酋代理调适缓冲;等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村峒自治到豪酋政治,再到郡县制的演进过程为线索,通过比较岭北、海北与海南政治势力的历史性消长,尤其是梳理、比较士氏集团与冯冼家族、孙吴宋齐与梁陈隋唐、冼夫人与冯盎等地方豪族内部、豪族与豪族之间、中原政权与地方势力、中原政权代与代之间等政治主体,力图描摹出自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的政治演进过程及内在的本质,并从中揭示豪酋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大势。

一、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的海南政治演进述略

秦兼并六国后,进一步南取百粤,略定扬粤岭外后,辟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海南岛为当时象郡之外徼。秦亡之后,海南岛属南越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故地分置九郡,其中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领县十六。这是海南岛上有正式行政建制的开始。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到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在汉廷四代共计不足七十年间,海南岛上史载明文的反抗活动就有十来次。先是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儋耳郡,省并入珠崖,中原政权在岛上的控制力下降。到元帝初元三年,山南县又首反,带动诸县,连年不定。山南地区的这次反抗运动使得汉元帝不得不从贾捐之之议罢弃珠崖郡。罢郡九十年后,东汉马援于建武十九年(43年)平定“二征王之乱”后复置珠崖县,隶属合浦郡。

中原政权对海南岛的掌控能力与自身的强弱息息相关。东汉杜笃在《论都赋》中说,汉武帝之所以能在海南岛初开郡治,以致“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觿”,在于“其余财府帑之蓄”。《汉书·西域传赞》具体陈述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光武帝能复置珠崖县,也同样是励精图治、士马强壮,又趁兵锋余烈的结果。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还能巩固发展对海南岛的治理,以致“儋耳降附”。但桓灵无道,迭经外戚宦官专权、党锢祸结、黄巾起义,在进入3世纪后,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地方军阀纷纷割据,海南岛的实际管理权也从中央政府旁落到地方势力。而地方割据势力频繁的消长进退,使得海南岛长期处于散落的酋峒自治状态。此后的乱久治短、分多合少的三国魏晋宋齐时期,海南大体延续了这种状态,一直到冯冼家族崛起之后才开始转折,书写历史新篇。

(一)汉末至宋齐时期的南溟绿洲在中原的视野之内、控驭之外

汉末中原战乱频仍,以致“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生民离乱、风衰俗怨。海南岛这时则处于原始村峒酋领自治的无政府状态。村峒之间不相统属,各为雄长。在正史的史官看来,珠官等郡“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实际则是,海南客观上因此没有遭受大规模、长时间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伤害。“亡叛逋逃之薮”,何尝不可解读为,相对平和的自然状态反倒成为人们避难求安之地。这一历史时期,海南岛的传世史料和考古材料都极为稀缺。鉴于此,我们只能试着从其名义上所属的州郡、县治的政治变革来寻绎其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1.士氏七郡之属的海南名义上归孙吴

汉末岭南被崛起的“士氏集团”控驭,“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震服百蛮”。集团的灵魂人物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建安八年(203年),朝廷派张津为交趾(阯)刺史,与交趾太守士燮共表立为州,汉献帝乃拜张津为交州刺史。江南割据势力刘表想掌控岭南,趁张津为其将区景所杀之际,“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但中央利用士氏集团抵制了刘表的扩张意图。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

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

这东汉“七郡”属地即汉武岭南九郡,因为珠崖、儋耳并入合浦郡。士燮所董督的“七郡”在名义上涵盖海南岛。江南孙吴集团崛起后,在以士燮为首的士氏集团支持下,士燮董督的南越“七郡”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其地并属吴”。岭南成为孙权的势力范围,岭南自此始服于孙权,但初期实际上是与士氏集团共同治理。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孙权遣吕岱代步骘为交州刺史。终士燮余年,与孙吴输诚合作,岭南政治相对稳定。吴黄武五年(226年),交趾太守士燮“在郡四十余岁”,“年九十卒”。同年,吕岱提请岭南七郡二分为交州和广州,海南岛所属的合浦属广州,吕岱自为刺史。因吕氏排挤士氏集团,激起士燮子弟的激烈反抗。

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进封番禺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

交广一分一合,很可能只是吕岱裁抑士氏集团的手段,至少客观上达到这个效果。海南名义上隶属的合浦郡,也旋即从隶属广州又重新改隶交州。2.孙吴兵扰后,海南遥领、遥属于海北州郡

东汉以来,海南岛上的朱卢或朱崖县虽然名义上隶属合浦郡,但因抚控不力,长期在降附、叛离之间摇摆。好大喜功的孙权,不满于这种状况,欲征服珠崖,但遭到陆逊、全琮的强烈反对。孙权不听,于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结果“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

关于聂友、陆凯征讨珠崖的大致本末也见于诸葛恪传、陆凯传、裴注及后世史志中。《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郁林太守,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南朝宋裴松之具体注解说:

吴录曰:友有唇吻,少为县吏。虞翻徙交州,县令使友送之,翻与语而奇焉,为书与豫章太守谢斐,令以为功曹。郡时见有功曹,斐见之,问曰:“县吏聂友,可堪何职?”对曰:“此人县间小吏耳,犹可堪曹佐。”斐曰:“论者以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为功曹。使至都,诸葛恪友之。时论谓顾子嘿、子直,其间无所复容,恪欲以友居其间,由是知名。后为将,讨儋耳,还拜丹杨太守,年三十三卒。《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陆凯,字敬风,吴郡人,丞相陆逊族子也。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领兵。……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唐文献记载:“(吴赤乌五年)九月,遣将军陆凯讨定朱崖、儋耳郡。”

明代地方志载:

聂友,字文悌,豫章人。少以才胥录为县吏。虞翻使交州,友送之,翻与语奇焉,荐于豫章太守陈斐,以为功曹。既至都,诸葛恪遂与友善。及孙权将图珠崖,恪荐友为太守,诏加将军,与校尉陆凯同往。既奏捷,留友治之。友虑师久致疫,简其精锐自卫,余先遣还。权大说,征为丹阳太守。

上面文献的细微差异,颇堪玩味。如有时称“儋耳、朱崖”,有时只说“珠崖”或“朱崖”,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海南全岛的泛称。也从侧面看出当时孙吴政权在珠崖建置没有着落,故泛泛称谓。再如,就征讨结果,有说孙权大悦,有说他深深地后悔。综合分析文献,实际可以看出:所谓聂友、陆凯任珠崖太守、儋耳太守,不过是临阵授命,志在必得,以壮行色而已。所谓“讨定”,只是一时的武力慑服。三万大兵“死者十有八九”,讨定之后,随即遣还,只能自卫,最后又都双双离任升迁。所谓升迁,从孙权角度看不妨视作是对征讨政策失败的自我掩饰,从聂友、陆凯角度看,也只是苦劳,没有功劳。方志说孙权大悦,但《三国志》明白记载他“深悔之”。这可以解释为武力征讨回来之初,孙权以表面的成功掩盖实际的失败,所以大悦升迁二位,而事后终究难以掩盖不听陆逊、全琮忠告的悔恨。

尽管如此,孙吴政权到底是设置了珠崖郡,也为后世史家认可。据《晋书·地理志上》载:“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郡。”复置珠崖郡的时间有两说。《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条目下将复置珠崖郡具体为赤乌五年;但唐《元和郡县志》说是赤乌二年,且不得其地,只能在徐闻立珠崖郡、珠官县。那么,孙吴初置珠崖郡到底是赤乌二年,还是赤乌五年,或者说是三年之内两次置郡?赤乌二年置郡说,《三国志》不见记载。《晋书·地理志》只记载了赤乌五年初置五郡,其中有临贺、珠崖。既然是初置,则说明此前的赤乌二年不应该有置郡一事。我们分析当时正在用兵,也不大可能置郡。赤乌五年聂、陆二将讨伐珠崖后,将珠崖与刚刚平定的临贺初置郡才顺理成章。二年之“二”极有可能是五年之“五”字迹模糊致误。《元和郡县志》虽然时间弄错,但记载东吴终究不有其地,招抚其人也不从化,却是事实。去三国不远的晋代王范在《交广二州记》中说:“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综上可见,赤乌五年吴武力讨平了海南岛,却无力维持治理,只好在形式上置珠崖郡,郡治也只能设在海南岛之外的徐闻,且“招抚其人,竟不从化”,最后到底“不有其地”。所以说,征讨兵扰之后,海南地区依然是以村峒自治为主的政治状态。

三国吴时期设珠崖郡于徐闻,海南只是珠崖郡的属县朱卢。珠崖郡多数时隶于交州。只是三国纷争,都自称正统,于他国州郡都施行遥领制,各自将九州不论实际占领与否一概自欺欺人地划在自己名下,实际隶于吴国的交州,在这种政治风气下也被蜀、魏和晋遥领。但不管海北谁方唱罢谁登场,处于遥领、遥属地位的海南这一时期没有参与历史的纷争,始终维持着原始村峒形式的社会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刺史吕岱于赤乌六年(243年)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航行南海,出访了东南亚各国。《梁书·诸夷·海南诸国》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两人都撰述了自己的见闻,朱应有《扶南异物志》,康泰有《扶南记》。孙吴时期中国即已在南海辽阔海域航行的事实,对今天我们研究南海主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3.两晋宋齐时期的海南不改其自然状态“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分兵六路大举破吴,吴末帝孙皓出降,孙吴随之灭亡,汉末以来割据局面也就此结束。西晋平吴后,撤销珠崖郡并入合浦郡。《晋书·地理志下》交州载:“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平吴后,省珠崖入合浦。”省入时间,据清方志为太康元年。《晋书·地理志下》载合浦郡领六县:“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雍正《广东通志》载:“太康元年省珠崖郡,以朱卢、珠官二县属合浦郡。旋改朱卢为玳瑁县。”可见,这个时期海南岛上的建制实际只有毒质县。毒质县,明代史志材料有说是汉紫贝县,有说是汉玳瑁县,从音义形式上当是玳瑁之另一称谓。但实际上,两晋时期的毒质、玳瑁都只是整个岛徒有虚名的象征。今天的海南地区在长约140年间虽在朝廷的视野之内,朝廷却无力控驭,只是在名义上隶于形同虚设的合浦郡玳瑁县。

东晋偏安,士族力柔质弱,很快被寒门出身、下层军吏起家的刘裕取而代之,于永初元年(420年)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大宋”,都建康。

十一年后,元嘉八年(431年)春正月,宋文帝“于交州复立珠崖郡”。

又十四年后,元嘉二十二年,宋文帝刘义隆省珠崖郡。清徐文范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置宋寿郡,省珠崖”。只是不知徐文范说法的出处。

又十五年后,大明四年(460年),宋孝武帝派费沈、武期讨伐岭南,并拟打通珠崖道。可见,文帝先前省珠崖郡乃是控驭无力的无奈之举。只是这次依然有心无力、无功而返。《宋书·夷蛮列传》载:

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四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遣前硃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硃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沈下狱死。

四年后,即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宋书·州郡志四》著录该年的合浦郡“先属交州。领县七,户九百三十八……硃卢长,吴立”。合浦先属交州,据明方志后来则当属越州。硃卢即朱卢,因三国孙吴所置。硃卢长,即朱卢县令。海南名义上属朱卢县域。

综上我们可见:第一,刘宋朝廷有心经略珠崖,却力不从心,以致设郡后再罢郡,雄心征讨却无功而返。第二,其力不从心、控驭无方,以致岭南侵叛频仍,海南更是阻塞不通。第三,晋时的玳瑁不见于《宋书·州郡志》,而只有朱卢。这种无缘无故地隐现侧面说明刘宋朝廷没有能力管辖海南岛,县治等于虚设,地名大概只有象征意义。所以,尽管刘宋时期一度复置珠崖郡,海南名义上隶于朱卢县,但实际上依然延续东汉末以来村峒自治的原始自然状态。萧齐趁乱取宋,虽因宋而治,国土还小了很多,海南地区与南齐郡县的所属关系及自身状态与刘宋无异,即徒有虚名地隶于越州合浦郡的朱卢县。4.小结

从汉末到萧齐,士氏集团代表的南越地方势力瓦解后,岭北的政权对海南的控驭一直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大海之南的海南只是处于海北政权形式上遥控遥属的视野之中,实际上完全处于其管辖治理之外的自然村峒散落自治的原始无政府状态。直到萧梁时期南越地方势力冯冼集团崛起后,朝廷通过与冯冼集团合作,海南才重新不可逆转地汇入中国历史的大潮中。

(二)萧梁陈隋时一度村峒自治的海南开始重新置郡辟县

萧齐(479~502年)国祚不永,立国二十三年后即为同姓萧梁取代。萧梁(502~557年)立国五十五年,开国皇帝武帝萧衍一人秉政四十七年,梁朝几乎是其一个人的朝代。他在后来也不无讽刺地自我宽慰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然正是在萧梁一朝,海南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重新走向辟郡开县的历史新时期。这个转折的关键,并非萧梁比吴晋宋齐更强大或更进取,而是岭南继士氏集团之后第二个豪族——冯冼家族的崛起并向化效忠的结果。与孙权背信弃义、徒仗武力的对待士燮之后的士氏集团和珠崖人民不一样,梁武帝给予了冯冼家族充分的信任和相应的名分,致使继之者——陈隋唐初能在冯冼家族的合作下将行政礼教渐次在海南奠基、开拓、浸染、发展起来。1.梁陈时期进入复置邑县的窗口期

萧衍代齐后厉行俭约,致前期一度府库殷实、士马强盛,到天监十年(511年)就完整据有了三国吴时的疆域,并平定了岭南的俚僚。《隋书·地理志上》载:“梁武帝除暴宁乱,奄有旧吴。天监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其后务恢境宇,频事经略,开拓闽越,克复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旧州遐阔,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县亦称于此。”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梁因宋齐而治,复置珠崖郡,时间当不晚于天监十一年。又载:“三国吴复曰朱卢县。晋及宋、齐因之。梁、陈时废。”可见,这前后又废除了朱卢县,并于朱卢故地首置崖州。《大明一统志》载:“古崖州城,在府城东南三十里。梁置州于此。”时间最晚可能在如清代文献所说的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梁虽然在宋齐的基础上,在海南岛上的势力大有延展,竟重新置州,但武力平定效果只能跟宋齐一样,并不能怀附峒俚群僚。如《元和志》所说的“竟不有其地”,即形式大于内容,也如唐胄所说的只是招抚性质的。

然而就在天监十年萧梁据有岭南的十年后,即普通二年(521年),中国历史上杰出政治家岭南俚人的女渠帅冼英出生。又二十年左右,冼夫人怀集百越,以致岭南“政令有序,人莫敢违”,“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据清以后文献记载,在此期间,即梁大同(535~546年)中,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

雍正朝郝玉麟《广东通志》载:“梁,大同中就废儋耳地置崖州,统于广州。时儋耳归附冯冼氏者千余峒,请命于朝,故置州。按:孙吴、刘宋置珠崖,都只在徐闻遥领之耳。至是置崖州于儋耳,而琼、崖、儋、万入焉。”

此处“置州”的实际历史情形,并非如一般史志所说的“首置崖州”,而应该是“移置崖州于儋耳”。冼夫人请置崖州于儋耳义伦后,“琼、崖、儋、万入焉”。南宋《方舆胜览》之“吉阳军”之“建置沿革”亦载:“梁立崖州。”可见,这时的海南较以前更具体地纳入了中央行政区划。据清地理学家洪孙考证,梁崖州珠崖郡领县有三,即义伦、武德和临振。此说不见于别的文献,只能姑妄听之。但不管置县与否,冯冼家族的势力开始延展到海南地区了。就梁政权的实际管辖来说,据《元和郡县志》,实际上连治所所在儋州地区“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也就是说,隋以前大陆政权对海南的控驭还是通过冯冼家族间接实现的。

请置崖州于儋耳约十年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叛乱,梁政权风雨飘摇自顾不暇,更无心无力于遐方南极。领表、海南却因冯冼家族的抚控有法反而数郡晏然。

又两年后,梁大宝元年(550年),岭南高州刺史李迁仕、杜平虏趁侯景之乱造反,被冼夫人用计击败。冼夫人因此还与陈霸先结识于赣石。侯景叛乱十年后(557年),梁长城侯陈霸先取代萧梁建立陈朝于建康。第二年,即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冼夫人派遣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岭南诸少数民族首领到丹阳朝见陈武帝。又十年后,即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冼夫人起兵助陈平定叛乱。从永定二年冯宝卒到冯仆卒(584年),再到陈灭(589年),其间三十多年,正值冼夫人盛年,加上冼夫人对陈室忠贞不贰,以致岭南、海南出现了尊奉冼夫人的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这种安定的局面使得梁时的建制得以维持,依然如6世纪30年代冼夫人所请,置崖州和珠崖郡于义伦,统于广州。

由于冼夫人杰出的政治才华,南陈对海南岛的管理也似乎较前代切实,其间有任太守袁洪名垂方志且见诸小说家言。这期间海南岛最南端的临振都已清晰纳入冯家集团的势力范围。因为陈灭后的第二年,即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即“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且户数了然——“一千五百户”。所以对海南来说,梁陈时期是复置邑县的重要时期。2.隋代三郡十县的格局标志郡县制开始切实展开

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杨坚,是曰隋文帝。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二月碎冰南渡俘虏陈后主,陈亡。开皇十年九月,隋文帝派总管韦洸安抚岭南,韦洸竟徘徊逗留不敢进。杨广让陈后主寄信物告知冼夫人陈国已亡。冼夫人才集数千首领哭祭陈朝,之后派孙冯魂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数归隋。但很快又发生王仲宣带领各首领反隋和番州总管赵讷贪虐之事。这两者可能有联动关系。两次岭南政局风波很快都被冼夫人平定。冼夫人亲赴十余州招慰亡叛,领表方定。隋文帝重重嘉赏了冯冼家族。其中与海南紧密相关的事项有:赐冼夫人临振县一千五百户人为汤沐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据《资治通鉴》,事在开皇十年年底。

隋平陈入岭南后,因袭梁陈置崖州,但罢去了珠崖郡。废置珠崖郡乃是隋文帝“州统县”二级架构的全国性政策的结果。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遂废诸郡”。只是珠崖郡的废置不应是这一年,因为这一年海南岛还属南朝陈,是陈后主登基的第一年,离隋总管韦洸入岭南还有七年。所以,珠崖罢郡当于开皇十年。

从赐冼夫人临振县为汤沐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海南地区已非朱卢、珠崖时想当然的辖地,而是从一个在两汉逐渐蜕变成远方的文化概念变成隋朝统治者实在而明晰的舆图视野。《隋书》中明确记载了隋文帝时崖州土贡珍珠一案,从侧面说明崖州与中央的关系已有实质性的强化。

罢珠崖郡并将临振地区直属于崖州的十二年后,即仁寿二年(602年),冼夫人卒。两年后杨广登基。又三年,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体制。当此之际,“崖州”也改成“珠崖郡”,并明确记载有十个属县。《隋书·地理志下》载:“珠崖郡,梁置崖州。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义伦,带郡。感恩。颜卢。毗善。昌化,有藤山。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有扶山。”《元和郡县志》则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并同时“又置儋耳、临振二郡”。还记载说,感恩、毗善、昌化、吉安、延德、宁远、澄迈七县皆置于大业六年。隋书与《元和郡县志》略有出入。但据其他唐宋史志文献,三郡十县的格局是成立的。3.隋唐之际属南牧朱崖的冯冼家族

就在隋炀帝在海南辟郡置县的大业六年十二月,海南岛发生了起义。海南岛上最早的名姓俱全的岛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就是王万昌、王仲通兄弟。《隋书·炀帝纪上》载:“十二月……辛酉,朱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之。”《隋书·韩洪传》载:“朱崖民王万昌作乱,诏洪击平之。……俄而,万昌弟仲通复叛,又诏洪讨平之。”

这与隋炀帝的残暴奢靡有直接的关系。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对内,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对外,穷兵黩武,恣意征伐,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珠崖的平民王万昌聚众反叛。隋炀帝赶紧下诏陇西太守韩洪讨伐平叛。功成后,韩洪以功加位金紫光禄大夫。不久王万昌的弟弟王仲通接着举起义旗,韩洪再次出征讨平了这次反隋叛乱。但这位上柱国韩擒虎之三弟,曾为另一上柱国贺若弼手下的行军七总管之一的韩洪,还没等班师凯旋,就遇疾而卒了。从时间来看,分郡立县当年即爆发王氏兄弟叛乱。叛乱与置郡辟县之间不能没有因果关系。一则是郡县制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自然结构。二则是税赋土贡改变了以前经济原始形态,“大业末,海南苦吏侵,数怨畔”。三则是冼夫人逝世后盛气凌人的隋炀朝廷和土著之间缺乏良性的调节机制。

就在起义烽火重燃的第二年,山东、河南遭遇大水灾,漂没四十余郡。隋炀帝依然坚持亲征辽东,因皇室两代人斗争而被贬谪到始安(今桂林)的宗室杨纶本想上表请命,结果不仅不获信任,反而不久被安置到更远的珠崖。此后,统治阶级进一步分崩离析于上,下层兵民则此起彼伏地起义于下。大业十二年(616年),鄱阳起义首领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今南昌),以其乡人林士弘为大将军。师乞中流矢死后,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四方豪杰响应依附,地盘北自九江,南及番禺。据《元和郡县志》载:“隋炀帝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又置儋耳、临振二郡。隋乱陷贼。”

可见,林士弘在海南的势力也相当猖獗。海南第一个可考的贬官隋宗室杨纶也为林士弘在海南的势力所逼,举家流窜儋耳。

618年,殚竭民力的隋炀帝被宇文化及弑于江州。两个月后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随即称帝,李唐正式取代杨隋。冼夫人之孙汉阳太守冯盎,随即“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冯盎利用冯冼家族数代人积攒的恩威轻易地取代了依附于林士弘的高法澄、冼宝彻等地方势力。冯盎遂据有“番禺、苍梧、硃崖地,自号总管”。据《册府元龟》载:“隋末高凉通守沈宝辄反,盎击破之,因此北吞广州,西并苍梧,南牧朱崖之地,自称总管。”冯盎自号的总管当是“高州总管”。

又据《旧唐书》载:“会炀帝为化及所杀,鸿胪卿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可见,冯盎取代高、冼等地方豪强后,重新聚拢了领表、珠崖的各大酋领,并形式上仍附于林士弘。武德五年(622年)七月,“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帅所部来降。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

上面各条文献所言珠崖乃泛指海南全岛。4.小结

冼夫人逝世后十年左右,隋炀帝就改崖州为珠崖郡,同时将岛上一郡三分,从珠崖郡中析置出临振、儋耳两郡。崖州人民对与编户贡赋相关的郡县制进行了抵制,向对地方原始村峒自治构成严重挑战的外来权力发起了反抗。很快,大隋的江山也急速地从龙兴大道转入风雨飘摇的黄泉末路。这时,隋宗室杨纶被贬到儋耳,豫章枭雄林士弘的部下在海南活动猖獗,汉阳太守冯盎这时奔还岭南,扫荡群雄,海南岛遂又在冯氏家族的掌控之中。但从豪酋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大势是不可逆转的。隋炀帝大业六年置临振郡,土客政权之间的消长正是逆转之开始,虽然中间有隋唐之际的消歇,但唐五代的历史大方向毫不客气地要将豪酋势力一步步纳入中央政权的行政建置中。

二、地方豪酋势力的消长与中原政制的推进关系考评

汉末士氏集团被岭北政权粗暴打击之后,岭南、海南的地方豪酋势力一直未能形成一个中心。缺少代理人或中间权力过渡的军政结构,岭北中央政权也一直不能有效控驭岭南,尤其是海南地区,一直到高凉冯冼集团的兴起,部落星罗棋布与中央政权之间才重新出现了“碧玉擎天柱、架海紫金梁”。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冯宝、冼英和冯盎,而尤以尊天子以团结号令群雄为政治纲领的冼夫人的影响为最深。据《隋书·谯国夫人传》和高州冼庙碑碣所记冼夫人享年和卒年逆推,冼夫人当生于梁武帝普通二年。这一年萧梁据有岭南已去十年。

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势力范围跨据山洞,附属部落多达十余万家。冼夫人从小就贤明智慧,富有筹略,还在冼氏母族时就能抚控部众,而且晓通军事,亲自披挂上阵,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她并不是一味用军事高压统领部众,而是恩威并用,公正信义,以德服人,常常劝亲族为善,用信义结纳乡邻。

罗州刺史冯融为稳固本家族在岭南的地位,闻冼氏的事迹,赏爱其才德识见,便让其子高凉太守冯宝娶冼英为妻。冯融本是北燕苗裔,刘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北燕王冯弘失国投奔高丽,后又派遣冯融的祖父冯业带三百人浮海南下到广东新会。宋封冯业为怀化侯,任新会太守,后封罗州刺史(治石龙县、化县、今廉江、茂名等地),冯氏历任牧守,三传至冯融。由于是客族,据《北史·谯国夫人传》载:“他乡羁旅,号令不行。”

两个家族的联姻有很大的政治考量。事实证明,这次联姻不仅成功造就了冯冼家族的旷世辉煌,更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内部融合。冼夫人到冯家后,劝诫规约本族部众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依礼行事。她常常与其夫冯宝一块处理诉讼纷争,折中公允,即使本族犯法的人,也一律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氏在当地的威信建立起来,“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一)冼夫人请命移置梁初首设的崖州于儋耳,标志着地方与中央开始重新媾和

佐兄、既嫁相夫,和辑百越,怀附俚峒,以致岭南“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据清以后文献记载,在此期间,即梁大同中,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但“请置崖州”实际上是请移至崖州于儋耳,并非请首置崖州。

先宋多种文献如《隋书》、唐杜佑《通典》等都明确记载了“梁置崖州”,无可置疑。但可能由于都是地理志体例的缘故,皆未注明具体年代,也没说是冼夫人请置的结果。明代方志只说“儋耳归附冯冼氏者千余峒”,并无“请命于朝,故置州”,也没说具体年代。

梁立崖州的时间,现在可查考到的只有明清文献,且有两说:其一,雍正时文献明确说是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且确定为梁大同中;其二,乾嘉时的徐文范将崖州首置的时间具体到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州治地点也有两说:琼山说和儋耳说。如明英宗初时同一部文献《大明一统志》,一说梁崖州置于琼山:“古崖州城,在府城东南三十里。梁置州于此。”这是可见资料中最早明确说梁崖州在琼山的。另一处又说在儋耳义伦:“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两说在明清方志中都习见。两说并存,孰是孰非呢?明以后的方志,或偶有因袭《大明一统志》和万历《广东通志》的两说者,多数方志和研究著作则只主儋耳说。

另外,梁不仅首置崖州,还复置了珠崖郡,治所也有两说。明清文献所见多有,都只说治于义伦,但这不见载于《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而唐宋文献如《元和郡县志》虽记载梁置珠崖郡,却治于徐闻,且有名无实。

综合比较,其一,《元和志》并没有像《隋书》《通典》记载梁立崖州,而后两书则没记录梁于徐闻立珠崖,《方舆胜览》则两者兼录;其二,明清文献异于《元和志》,都说梁立崖州于海南岛。如何理解这些文献的冲突,关乎冯冼家族、崖州和萧梁的诸多基本问题。

崖州置儋耳故地治义伦县是没问题的。《隋书》《通典》著录梁立崖州,而《元和志》没著录,是由于二者著录体制不同。但为何崖州治所一说在珠崖,珠崖郡郡治一说在徐闻,则不可能如谭其骧先生所说的文献窜误。他说:“‘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这句话当由于孙吴时有此事而又误系于梁。”真正的原因则是,梁复置珠崖郡于徐闻、初置崖州于珠崖故地,但控抚无力,后由于冯冼家族在儋耳的政治基础良好,冼夫人请命于朝将珠崖郡和崖州移置儋耳治义伦。治所两说折中并存,在清初的顾祖禹和当代的李勃也都认同且有所辨析。但两人一则未能通过比较冼夫人生卒享年和梁代享国时间,二则没有指出并解析梁置崖州时间两说,从而未能进一步更具体指出其中的来龙去脉。

这里只要考虑一下冼夫人事迹的年限,就会发现以上记录都是合理的。据《隋书·谯国夫人列传》及其他文献可知,冼夫人享年八十卒于仁寿初(约601年)。可见,冼夫人约出生于梁普通初年(约521年),其时梁代齐已约二十年。如果冼夫人佐兄相夫至少在十五岁以后,则至早于梁大同二年(536年)儋耳千余峒才降附。这时,梁已立国三十多年,且梁武帝萧衍早期节俭图治,国势颇盛。据《隋书·地理志上》,冼夫人出生前的天监十年梁就完整据有了三国吴时的疆域,并平定了岭南的俚僚。从天监十年“梁武帝除暴宁乱,奄有旧吴”,到梁大同二年儋耳降附冯冼氏,之间尚有二十五年。这期间“奄有旧吴”、因齐而治的萧梁肯定在珠崖郡和朱卢县有所作为。这些作为,第一,如《元和志》所载,“于徐闻县立珠崖郡”,但与宋齐一样,控驭无力,“竟不有其地”,徒有虚名。这当是取齐之初,最晚不晚于天监十年。第二,随着国力增强,又进一步通珠崖道,首置崖州,并理于珠崖故地,废朱卢,很可能是《嘉庆重修一统志》文献“三国吴复曰朱卢县。晋及宋、齐因之。梁、陈时废”之所本,也是明清大量文献中说梁崖州治所琼山说之所本。这也可能是上文提到的乾嘉时的徐文范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置崖州及崖郡于朱崖”说之所本。

中大通四年之后的数年,冼夫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史志艳称的冼夫人“请置崖州”和习见的崖州治儋耳故地,应该是这之后的事。所以,如果上面的文献都大体可靠,我们的时间和事件排比分析不错的话,所谓冼夫人“请置崖州”实际上是“请移置崖州于儋耳”。为什么是儋耳?盖海南俚峒,儋耳降附最多,以千余峒计。又据《舆地纪胜》载,冼氏,“高凉人,适冯融之子宝。……儋人事之甚严”。而于萧梁政权来说,与其有名无实,不如利用冯冼集团抚控海南。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合作的。可见,治所移置儋耳,方方面面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同理,崖州的唯一属郡珠崖郡自然也随迁入儋耳义伦。

总结如下。梁因宋齐之治,至迟到天监十年象征性地在徐闻设珠崖郡,但也如三国至齐一样,有名无实,如《元和志》所言“竟不有其地”。但此后二十多年,随着国力强盛,废除只有象征意义的朱卢,在朱崖故地置崖州,最晚约于中大通四年,但也依然开拓有限。数年后,冯冼集团在冯冼氏的卓越经营下崛起,海南,尤其是儋耳的少数民族多降附冯冼家族。借冼夫人之请,萧梁移置崖州于儋耳,珠崖郡也随移,陈朝、隋前期因之。但据《元和志》,隋以前,大陆政权对海南的控驭还是通过冯冼家族间接实现的,连治所所在儋州地区“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直到隋炀帝大业六年,复置儋耳郡,才有根本改观。

(二)从高州冯氏到海南冯氏的迭变成为郡县制发展的必要过渡

与三国时期士燮集团随着核心人物士燮的逝世而土崩瓦解不一样,冯冼集团的核心人物冼夫人殁于昭代并极尽哀荣之后,其孙冯盎能继承其高超的政治才华,折冲于阵前与樽俎,以致岭南、海南能和平发展儒家官僚体制。相对于汉末以后随着士氏集团瓦解后数百年的孤悬海外,海南在隋以后借着冯冼集团的势力稳定地推进了郡县制,而冯盎无疑是让历史在转捩和平过渡的关键人物。1.冯盎的政治才华让海南和平走进郡县制

冯盎(571~646年),字明达,冯仆之子,冯宝、冼夫人之孙。少年时即英勇善战、富有谋略。隋开皇中任宋康(今广东阳西织篑至电白电城之间)县令。

他是继冼夫人之后又一个既具有战略眼光又能征善战的家族掌舵者。在隋唐两代大动荡的政局中,冯盎以一个非凡的政治家的眼光和手段,始终掌控着岭南的局势,并微妙地平衡着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僚族的关系,在与隋文帝、杨素、林士弘、李靖、唐太宗、魏征等当世豪杰的较量与协作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脱颖而出首先要归因于他的兄长冯暄的政治短视。冼夫人废除不识大体的冯暄,改遣冯盎,并最终讨平王仲宣叛乱。冯盎也因功封为高州刺史。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潮(今潮阳市西北)、成(今封开县东南贺江口)等五州僚人造反。时冼夫人刚刚亡故,冯盎墨缞驰赴请旨讨伐。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他议论敌方形势。据《旧唐书》本传载:“素曰:‘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发江、岭兵击之。”

平乱后,朝廷授予冯盎金紫光禄大夫、汉阳(今甘肃礼县西南)太守衔职。事实上,东边的潮州,西边的成州,本不属高凉郡管治,冯盎主动请缨,旨在剪除异己、扩充地盘,同时解决两翼对高凉郡的遏制。“尊王则名正,平叛而自安”,冯盎非常高明地继承了冼夫人一贯安邦的策略。

隋炀帝大业后期,冯盎从征辽东,迁左武卫大将军,其子冯智戴“尝随父至洛阳统本部锐兵宿卫”。这是中原政权以夷制夷的高招,也是冯盎借力打力稳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当时,岭南不少溪洞豪族亦率部编入炀帝禁军,有的还从征辽东。

隋末天下大乱,冯盎与子冯智戴奔回岭南,聚集各部落酋长,拥兵五万。《旧唐书·丘和传》载:“会炀帝为化及所弑……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依附林士弘只是稳住局势的权宜之计。虽然其时岭南豪强众多,但冯冼家族利用数代人积攒的恩威,很快成为酋领,并南牧朱崖。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李唐兵锋未抵五岭,番禺(广州)、新州(新兴)的高法澄、冼宝彻起兵,杀朝廷官吏。冯盎率兵平定高、冼的叛乱。宝彻侄智臣又聚兵于新州拒战,冯盎继续率兵征讨。交战时,冯盎在阵前,除去铠甲大声喊话,说:“尔等颇识我否?”智臣的士兵一看是冯盎,便纷纷放下武器,袒胸露背,下跪投降。至此,从番禺到苍梧(今广西梧州)至朱崖(今雷州半岛、海南岛一带)等地全部归附于冯盎,冯盎自称总管。冯冼家族世代恩威并用,以武力信义管治岭南,才有这样不战而胜的强大慑服力。

冯盎始终恪守忠于朝廷的原则,在名分上从不僭越。当时,有人游说冯盎称王。据《旧唐书》本传载,或有说盎曰:“自隋季崩离,海内骚动。今唐虽应运,而风教未浃,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岂与赵佗九郡相比?今请上南越王之号。”但冯盎秉承冼夫人的内政外交的大原则,坚决拒绝称王。他说:“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这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居其实而不擅其名,使得这个家族始终能够被各个朝代接受。岭南豪族虽然是一支盘根错节的强大地方政治势力,但对抗中原政权则力不从心。所以,冯冼家族尊王而不僭越的传统,在政治上就显得非常高明,也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尤其稳定了岭南、海南的社会。

其结果是在盛大的李唐王朝一开场,冯冼家族很快成为新宠,牢牢地把握着岭南。武德五年七月,盎归降高祖。李渊以其所辖之地划分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为上柱国、高州总管,封吴国公,后改越国公,封其子智戴为春州(今阳春)刺史、智彧为东合州(今雷州)刺史。不久,又改封盎为耿国公。

但这种酋豪自治的状态,在历史大进程中必然走向衰落。在岭南,这个衰落恰恰发生在唐朝。所以,中原郡县体制的管理模式与土族世袭的管理模式必然发生冲突。唐初一些南方的总管府(后又称都督府)乃是专为岭南著名豪族而设置,严重削弱了唐中央对岭南的统治。这与唐朝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尖锐的矛盾,而且地方豪族势力具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冯盎在岭南“啸署首领,有众五万,克平二十余州”,其“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这也与封建地主制相矛盾。结果,就是中原政权与冯冼家族的角力。这主要发生在太宗朝。

如上文所述,就在海南从原来冯盎任总管的高州总管府改隶广州的贞观元年(627年),有人诬告冯盎反叛,说盎已发兵拒境。太宗诏示右武卫将军蔺薯率领江岭甲兵准备讨伐。魏征不信冯盎造反,劝唐太宗罢兵。《新唐书·冯盎传》载:

魏征谏曰:“天下初定,创夷未复,大兵之余,疫疠方作,且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胜之不武,不胜为辱。且盎不及未定时略州县,摇远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状,当怀之以德,盎惧,必自来。”

太宗于是派遣散骑常侍韦叔谐前往安抚冯盎。冯盎即派其子冯智戴入朝侍帝,实质是以子做人质,表示归降之意。唐太宗事后说:“魏征一席话,胜于十万兵。”

贞观五年(631年)正月,冯盎上京朝见,太宗宴赐很丰盛。冯盎归唐后,其实每年都遣子入朝为质。

仔细排列一下同时期海南发生的事,这里面就有一些值得我们分析的东西。就在冯盎与朝廷差点兵戎相见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的第二年,振州就析延德置吉阳县。而就在贞观五年冯盎入朝后,振州划属地陵水县的东南区域为富云、博辽二县给新成立的琼州。又两年后的贞观七年(633年),冯智戴作为人质待命于长安,据载:“(唐太宗)从上皇(李渊)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可见,与梁隋两代相比,虽然朝廷与冯冼家族依然和平相处,但岭南地方势力处于下风,地位也只能顺应时势变卑下不少,一些本来习见的施政和行军活动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显得不忠不法了。冯冼家族在梁隋时期对周围州郡的抚定,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褒奖,但到了唐朝就变成了侵略。贞观五年,唐太宗有敕文指斥冯盎“侵掠不已,新州以南,多被毒害”,以至于冯盎后来不得不自己前往朝廷表白心迹。贞观五年,冯盎率陈頵等酋长入朝见唐太宗,唐太宗赏赐冯盎。嘉靖《广东通志·陈頵传》载:“盎归唐,(陈頵)亦至长安预燕赉。”不仅如此,朝廷还责令冯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征讨岭南罗、窦诸洞獠。这其实是唐朝“以夷制夷”政策的又一实例。冯盎也只能靠立功自显,也终于以其神勇,七箭平定了动乱。据《新唐书》载:

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诸军先锋。贼据险不可攻,盎持弩语左右曰:“矢尽,胜负可知矣。”发七矢毙七人,贼退走,盎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

取得巨大战功之后,唐太宗才让冯智戴回岭南慰劳,赏赐冯盎不可胜数,实际是放还了人质。

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冯盎从长安回来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勤于民政,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政绩。据《新唐书》载:“盎善为治,阅簿最,擿奸伏,得民欢心。”这也再一次证明冯冼家族成就大业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非常高超全面的内政外交的能力之上的。此间,海南州郡一直是其势力范围。冯盎统领时期,中原与岭南各方面关系的博弈过程,同时也正是海南深深地走进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而海南百姓能够避免离乱和纷争,也仰赖冯盎高超公平的治理。2.冯冼家族在海南的势力余波绵绵是顺应郡县制发展的结果

冯盎之后,海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很多地方政权依然掌握在冯冼家族的手中。其中可以稽查的有:唐崖州都督云南公冯世接、冯氏后裔振州别驾冯崇债、万安州首领冯氏后裔冯若芳、唐赐紫金鱼袋冯公。其中,冯崇债到玄宗朝后期依然是振州别驾。虽非刺史,但鉴真一行流寓振州期间,所有活动都是他主导完成的。可见,当时的岛南,依然在冯崇债与邻州万安的首领冯若芳的控制下,他们是冯冼家族从岭南退守海南退守三亚的代表,也是冯冼集团在顺应郡县制发展的酋豪政治的余波。

冯冼家族在高宗朝依然是豪族,这个豪族主要体现在南方政治板块和实际的财富。据《资治通鉴》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载:“许敬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许敬宗何等人物,许敬宗乃是高宗、则天朝的首席宰相,竟然与冯家联姻。但因其动机不纯,备受世人诟病。这也可见,当时冯冼家族在文化上依然被视为蛮族。但则天朝,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和封建制南播的历史大势面前,冯冼家族逐渐衰落,以致其后人不得不去当太监。此后,冯冼家族在历史舞台上就渐渐退却到海南岛上。

但宪宗朝冯氏犹有唐赐紫金鱼袋的人,可见时至中唐冯冼家族依然是南方豪族。只是葬身海南,也说明了高凉冯氏向海南冯氏的剧变。在唐势力一点点渗透到岭南时,海南便成了冯冼家族退守与媾和的路线,曾为乃祖汤沐邑的三亚并最终成为其最后的归宿。有唐一代,冯氏家族政治上可能日渐消退,却一直保持豪族富室的地位。据嘉靖《广东通志》载:“冯姓自冯盎遂为高州大姓,子孙历仕州郡者数十人,唐末犹为富室。”只是这豪门大户,千年之后,人世代谢,海南岛对冯冼家族的记忆则主要集中在恩德无限的冼夫人身上。3.小结:士燮集团与冯冼集团比较

总结起来,冯冼家族对海南历史的影响有三。第一,从岭南带来了比海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据方志评价:“隋唐之际,冯冼内属,荒梗之俗为之一变。”第二,冯冼集团让分散的村峒酋豪相对统一起来,减少了部族间冲突,增加了部族间的交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冯冼集团在历史大势上顺应潮流,让海南岛免遭大规模兵燹,和平进入封建体制,从而使得儒家文化得以促进海南地区的蛮荒原始状态走向文明开化。

较之于汉末士氏集团后代的玩忽与孙吴的颟顸,冯冼集团和梁陈隋唐当政者明显更务实高明。三国初期用谋略剪灭士氏集团的吕岱,要离任时,出身岭南的东吴名臣薛综上疏曰:“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能)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

但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裴注引孙盛的评价说:“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

可见即使是薛综认可的吕岱、孙权,其实也是蛮狠、尚武尚诈而乏政治远见之人。如果能依仗士氏集团管理海南,不至于伐珠崖得不偿失。而站在中原的立场,陈寿也指出士氏之败的主观原因:

士燮作守南越,优游终世,至子不慎,自贻凶咎,盖庸才玩富贵而恃阻险,使之然也。

分析起来实际上还是孙吴对地方势力的不信任。即使是士燮在时,遣子入质,还要不断豪奢贿赂。可见,孙权并未输诚。而梁陈隋之际,朝廷对冯冼家族充分礼遇和信任。唐初,两代君臣都是战略家。所以,在冯盎的配合下,唐以后的海南历史迥异于汉末后数百年的孤悬历史。这也正是冯冼家族对海南历史的贡献和影响。

三、走向郡县

海南岛虽然周秦时代就在中原政权的视野内,但正式进入中华文明圈仍需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原政权对海南的渗透、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秦始皇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海南不过是象郡的“外徼”。从海南长期实行六进制这种“秦时旧制”,大致可推断秦对海南有实际的影响。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设置了郡治。这是中原政权对海南岛实际管治的开始。此后,海南岛上的土著势力与中原政权此消彼长,对海南岛的开发、管治也屡有进退。汉元帝时不得不罢珠崖,海南岛十六个县随着珠崖的罢弃也都消泯在诸如朱崖、朱卢、玳瑁之类的全岛一县之中。马援抚琼后“海外慕义贡献”,孙吴刘宋则劳而无功等。一直到隋代统一中国后在海南设置珠崖、临振、儋耳三郡,才重新建十县于环岛沿海。可惜,杨隋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中原政权对海南政区的开拓勘界活动交给了李唐王朝。

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却是以冯冼家族为过渡的。从汉武帝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琼以来,几番抚定废置,直到冯冼家族长期奉行统一路线之后,海南岛上的建制开始稳定。武德五年,隶于冯盎任总管的高州总管府的海南还带有地方豪酋政治色彩,唐王朝也依然利用地方豪酋与土官共同治理。到武德七年(624年),改隶广州的海南则开始向郡县制转型。而到贞观初,随着冯冼家族彻底被李唐王朝掌控,海南完成了向郡县制的转型。海南岛地方势力和底层百姓与中原政权的消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冯冼家族崛起为界,中原与海南的关系明显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对海南岛的管治因为有冯冼家族的政治基础,使得后来的唐、南汉时期比往代都更实际地统治着海南岛。

李唐王朝初期借着冯冼集团的影响,继承发展杨隋的建置,对海岛江山的画野奠定了海南日后的千年形制,海南政区得以细化,邑县得以辟置,郡县官僚体制得以推进,中原儒家文化得以奠基发展。此后,抚与剿、仁政与暴政、安定与动乱始终是其历史进程的主要内容。

哲思今鉴

明代名臣王弘诲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略论

余杰

明代名臣王弘诲在海南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从“奏考回琼”到创建书院、倡导乡学教育等,他以实际行动向后人传递了自己传统的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如果说他仕途早期低调“奏考回琼”属于一种政治表达,致仕后兴办教育则体现了他在传统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上的个体回归。尽管对其教育价值观的阐释具有时代性和相对性,但王弘诲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活动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执着精神、崇高品德、个体完善、行为师范等教育价值理念,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王弘诲(1542~1617年),字绍传,世称忠铭先生,晚年称“天池老人”,今海南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经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他出生和成长于明嘉靖朝中后期,修史和建功业于隆庆朝和万历朝,万历朝中期仕途达到巅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辞官致仕。世人一般认为,与同时代的丘濬、海瑞、王佐等人相比,王弘诲在文学建树和政治仕途上都未达到巅峰,却在教育上独树一帜,这在明代海南的历史名人中屈指可数。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他能顺应明朝大力发展教育的时代潮流,以一己之身的教育践行阐释了儒家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从而对海南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任何时代的国家和社会来说,如何实施教育,发挥教育的价值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关涉个体、国家、社会,而且事关阶级利益、秩序与自由的诉求、主体与客体原则等重要内容。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汉代董仲舒乃至宋代朱熹、程颢、程颐相继传承发展的传统非功利主义教育观念来看,王弘诲的“奏考回琼”、创建书院、提倡乡学等教育活动,实际上向后人传递了他在不同时期对传统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的差异性取向,这对我们思考其中的现实教育意义不无启发,值得深入研究和把握。

一、传统的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

自古至今,人们一提到“功利”一词,就和急功近利、自私自利、利己主义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重视物质的、世俗化的思想及行为表现。功利作为“功利主义”的核心概念,确实有有用、实用和效用的意思。《辞海》中功利主义的定义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亦即功利主义着眼于现实的经济、物质利益,重视金钱作用,把金钱视为身份、地位、财富等的象征。它刺激人们追求功名利禄,注重感官的享受,重视眼前物质利益的满足,过度关心人自身的现实幸福感和快乐的实现。所以,在古代“功利”属于明确的贬义词。几千年前,我国先秦时代已出现“义利之辨”,如墨子和韩非都肯定功利主义的合理性,肯定道德和功利二者的统一性。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韩非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叶适则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这些主张成为功利主义的代表观念,但并不为时人看好和推崇。相对而言,孔子提出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提出的“明人伦”,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程颢、程颐等提出的“讲圣言,通世故,存天理,灭人欲”等主张,他们都把道义放在第一,不谈或少谈个体利益,如果一定涉及利益,那必然指向国家利益或民族集体利益,个体利益属于私利,应服从于国家利益这一公利。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具有一脉相承性,使得“重仁义、轻功利”逐步成为儒家思想的主流与核心,并由此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认识的源头。二者实质上都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思想,关注的重心是实际生活和国家发展。这些思想认识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整个历史社会进程,也影响了近代人对教育价值的认识。

孔子主张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被视为我国古代非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之先河。他认为,君子用心求道而不费心思去求衣食。即使你亲自去耕田种地,难保不饿肚子;努力学道,却可以得到俸禄。所以,君子只担忧学不到道,不担忧贫穷。不要追求近在眼前的效益或利益,应用长远眼光对待教育和学习。不谋衣食并不是真的不要衣食,而是通过谋道水到渠成地获得衣食。孔子主张通过“仁”去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典章制度和最大众化的道德规范,实现和完善“礼”。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这一主要思想,他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有赖于推行“仁政”,尤其是在处理利与义的关系时,作为王、士、君子等要坚持道德和礼法,为富者要为仁,即使在财产缺乏、生活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要坚持,甚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得到升华,使生命的意义达到较高境界。因此,教化百姓要以“仁义”为总目标,以“明人伦”为基本原则,亦即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行为准则,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这样,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才有保障,最终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而且,孔子、孟子都主张通过“内圣外王”路径,积极地融入社会中去参与政治,制定安民方略,造福一方百姓也都是为了自身精神需求的满足、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和获得一种快乐安定的心境。“内圣”即要求自我修身,正心诚意,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积极入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最早的所谓“学而优则仕”观念的起源。

汉代董仲舒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关键在于对待利与义的态度上:“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必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他指出,“利”是能够满足个体欲望的物质财富与权势等,“义”则是封建王朝所需要的道德规范准则。亦即,从机体的生理上和心灵上两方面获得修养,二者不可或缺。但他又认为高度和谐与最终完满的人生,有赖于对道义的首要追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应在其次。所以,董仲舒明确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谊不谋其利,明道而不计功利,是指对于仁人而言,应注重友谊的长久深远而不去谋求利益,应发扬道德的广大而不计较其功劳的大小。这种认识对于人们超越物质欲望的羁绊,提升精神追求有积极作用。但后人赋予其义利观理解,以此来约束人们非法的或不道德的逐利行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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