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灯下的记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絪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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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灯下的记忆试读：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赵俪生、高昭一先生

百年诞辰代　序乔幼梅

本书作者赵絪女士是已故著名史学家赵俪生先生之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赵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执教时我有幸承沐教泽，故我与作者一直以师姐妹相称，彼此比较熟悉。师妹以自己和父母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记述了两代知识分子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反右”、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冲击、涤荡和社会地位的升降沉浮。由于是同时代人，又有相似的经历，读来尤感亲切。

当年沦为“狗崽”的师妹只读到初中毕业便辍学在家，不久又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被迫去了甘肃河西农场劳动，到恢复高考时，她已结婚生子、人到中年，无法圆自己的大学梦了。而她的四个兄弟姐妹则先后得到了深造，所以师妹经常自嘲是“扫盲班”出身。先师心疼此女未能得到正规教育，又感其有一定的文学、绘画天赋，于是便为师妹开了“小灶”，亲自指点她读一些传统典籍和国画技艺，在先师的耳提面命下，师妹不仅得以浏览中外名著，而且笔耕不辍，每有习作画稿即呈交老父批改。先师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在山东大学和兰州大学均是最受学生拥戴的优秀教师，曾培养出多位高水平的学者。师妹得到乃父的亲自调教，安能不成俊才？尤其在甘肃水利水电学校退休之后回到了父母身边，终日陪伴、侍奉已届耄耋之年的二位老人达十几年之久。父女二人一位传授，一位聆听，亲切互动。他们两代读同样的书，交流不同的见解，既排遣了先师垂暮之年的寂寥，也为师妹退休后的生涯奠定了基础，本世纪初先师和师母先后去世，师妹独守孤灯，往事历历，难舍亲情，遂寄情翰墨，集成此书。

师妹以饱满的热情颂扬了先师及其同窗好友如文学家王瑶先生、孔祥瑛女士，史学家张政烺先生、童书业先生，文物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以及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等前辈学者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友谊，崇尚自由、不敷衍、不苟且、刚毅守正的高尚品格，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被打成“右派”或遭受不公正对待后，他们尽管无处辩白，生活窘迫，心境悲凉，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桎梏，却依然不灰心，不绝望，锲而不舍地著书立说、培养学生，执着顽强地“继绝学、铸新知”，传承、弘扬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师妹以独特的视角记述了河西农场劳动者们的美丽心灵。在那饥饿的年代，他们每天高强度劳动十几个小时，粮食定量不够吃，几乎每个知青都被逼当过“小偷”，即使这样，有的农场工人和知青还将自己的饭票送给更加困难的同伴。一位年龄最小的知青经常把从农场地窖里偷来的洋芋送给拖儿带女的贫困户，把烤熟的洋芋留给年长的知青好友。如此宽厚仁爱、克己助人的美德在那饥饿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师妹还记述了几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奇特的婚史：他们有的有成就，有的平庸，婚姻上都遭遇坎坷。其中一位四次结婚，四次被迫离婚，还因此坐了十几年的大牢，最终妻离子散，孑然一身。而造成这场人生悲剧的根源正是当时盛行的政治干预婚姻，剥夺人权、戕害人性的极左思潮。

师妹叙人叙事清新简洁，文风朴实犀利，诙谐老辣。她不发空论，不打禅语，更不堆砌“流行金句”，很接地气。在她笔下，不论是生气勃勃的知青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个个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这样一部有思想深度的高品位优秀作品，的确令人掩卷难忘。二〇一五年十月于山东大学第一辑　思亲告别209室——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

手机报时的铃声一响，我翻身坐起，猛然觉醒，又颓然倒下。因为如今的我已无须早起了，也用不着赶回我们的老宅——209室，去烹炸煎炒。那里已没有倚门相待的父母，也没人再品赏、点评我的烹调水平了。这十几年被父母指点出的一点小小烹调技艺，如今已无用武之地！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两年之内相继而去了……

母亲走的时节，我们顾不上悲痛、来不及伤感，因为老娘一走，父亲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护理就摆在了三位已进入暮年的女儿面前，何况妹妹还未退休，那么临近古稀之年的大姐和我这花甲之年的三女就责无旁贷了。我记住了妈妈临终前不断地叮嘱：“你们千万别扔了你爸，他可怜啊！”其实，我非常清楚母亲全面衰竭了的脏器是无法坚持九十三度春秋的。就是因为放心不下这相濡以沫近七十载的老伴，她小心翼翼含着那最后的一口气，节省着一丝一毫的能量，把它支撑到最后，全部彻底地消耗殆尽！让我贴切地领略到了什么是油尽灯枯……

父亲不具备母亲的那份耐力。最后这一年零三个月，他活得十分寂寥，颇有几分不耐烦，因为如今已无倾诉的对象，也缺失了把他那满腹经纶化为文章的能力。那么善于表达、爱说话的一个人，到最后手握不住笔杆，只能躺在卧室中喃喃自语地告诉老伴，他这会子又想起了什么、又有了哪些念头，由于耳聋、嗓门儿大，所谓喃喃，我们坐在客厅都能听到。每逢此时，姐妹相视凄然，不约而同地说出：“爸爸好可怜……”

每当开饭前，姐妹侍立左右，唤起他老人家：“老爷子起驾吃饭喽！”老爹从沙发上慢慢抬起他那软弱无力的双臂，眼中流露出婴儿般祈求相助的目光，姿态似乎也像小孩举手让“抱抱”的模样。那神态、那举止不由人不打内心涌出一股酸楚之情——爸爸老到了如此羸弱的程度……

我们坐在他的枕边，用手理理他零乱的华发；抚摸、揉搓着他那宽阔的前额；捋着他那又白又长的寿眉。老爷子闭上双眼，显现出顺从惬意的神态。这就是我那威严、强悍的父亲么？在过去别说在他老人家头上揉来搓去，有时拍拍他的背和他挎挎胳膊，他都会毫不耐烦地将你推到一边。如今，他真的老了，老到一副无助又无奈的模样，让我们心中隐隐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209室的岁月行将结束了……

209室是在豪宅林立的今天看来太不起眼、也过于简陋的一套平民公寓，但却是我们这个家庭得以栖身、得以团聚、安享天伦之乐的最后的一个巢穴。我们跟着父亲颠沛流离半个多世纪，睡过窑洞，住过四合院，也领略过日式、俄式、德式不同的住宅风格。辉煌时独占一层别墅厅院，落魄时栖身公厕对门的一间泥舍，最后定居在了设计极不合理的209室。我们太知足了！这里有睡觉的床位，有堆书的角落，有可以旁若无人唇枪舌剑的客厅。一对睿智如师的父母，五个不敢讲济济人才、倒也整齐健康的子女。每个人皆能自立、不卑不亢地生存下去，这恐怕也是父母晚年颇为欣慰的事了。外地来访的学者、亲友、记者往往一进门就要说上几句：“怎么老爷子住这样的房子？老爷子应享的待遇呢？”每到此时，我们都会赶紧岔开：“搬不动了，这就挺好！”绝非虚伪，也绝非敷衍，我们确实觉得209室挺好！虽然它显得拥挤、零乱甚或已带有几分衰败之气，但它却承载了一代学人的暮年岁月。让他在这里走完他的一生。其实我们拜访和听说过多个大师级的文化人，无一例外皆是这种风格。很多老先生家中的座椅都是五十年代的产物，需用绳子捆绑、扎紧才不至于散架。它们同主人一同老去，一直熬到不能再用的那一天。只有一些世家子弟来访，才会由衷地喊出：“太像了，太像了！和我们家一个样，都是这么乱。”看来简朴是上个世纪文化人共同的习惯和风格。我不敢讲这是好还是不好，但对我来说，这破败、零乱的209室就是我的家！我最后的一个父母双全的老宅。

房子虽旧，家具显老，可这套宅舍中所呈现出的文化品位、所跳动的时代脉搏却非但不老不旧，而是与时俱进，甚至可以说是超前领先、令人刮目相看的。父亲一直到临终前，每日四份报刊俱览。他能从杂乱的各种报道中梳理出时代的趋向、风云的变幻。所以这也是世界稍有风吹草动，访客就络绎不绝，大家都想听听老爷子是如何评点世事的。不能讲他的观点全部正确，他不可避免地因性格使然而观点有偏激之处，但他对事件的出处和趋向往往判断非常准确，非常的睿智，让我们在事件眉目了然后，不得不由衷地钦佩：“老爷子料事如神！”

我们从牙牙学语到渐渐老去，父母是我们终生相伴的教师，从大姐落生，房中就挂满老爹自制的识字图片，儿女渐渐长大，传统儿歌、民间故事、各国童话、系列小人书、中外名著就充斥房中。在家中最最困难已无钱买书，甚至卖书的岁月里，忍着饥寒几个子女拥炉听老爹评点古今。他还把“可怜最小女”揽在怀中，一边讲着聊斋，一边顺手画出一幅幅连环画。让我们在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的年代，看到了点点不灭的精神传承的火光。我们在世人的眼中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当人们投来的全是或鄙夷或怜悯的目光时，我们却毫无自鄙自怯的心理。我们早从父亲那里知道，我们不穷，我们拥有无尽的精神财富！这个时代虽然漫长，但总有终结；那些歧视，虽很讨嫌，却也无趣。在那恐怖岁月里，达官贵人、文化名人家中频传自杀消息时，我们饱受二十多年煎熬的家中却无一人绝望、无一人堕落。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撑在第一线！他们不断用历史的眼光告诫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终结。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每个子女都无一例外地承继父业，都在教育单位靠育人为生。没有一个人投入经济大潮，也没有一个人奔走仕途。大家都安于一份稳定的工作，平庸的收入，只要有书为伴、有笔在握、有三尺讲台供我们挥洒人生，足矣！我们没有老爹少年发迹的际遇，也未遭他那中年岁月的灭顶之灾，当然也缺失老爹那份犀利、敏锐的才情，自知无力超越。但我们不同程度地承袭了父母的衣钵，或习文，或研史，或作画。就连二老喝茶听戏的嗜好也全为子女们传承和保留。谢谢父亲，在那不允许我们受正规教育的严酷年代，是您亲授文化，不弃不舍地将子女们引领到传统文化的队伍中，一个都没有舍弃！您从来想不起在儿女遇天灾、遇艰难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可您从来没有放弃教导孩子们应该读一点什么书，从哪里入手，怎样去读、去写、去临、去画，时时点拨，不时检查。让我们从心底感恩！您在子女的心目中不愧为一个成功的教师，一个负责、慈祥的父亲！

父亲的生命终于在九十一度春秋后显得越发衰弱、难耐风霜。他太疲惫了，失去了精神支柱的他，已不愿肉体生命的苟延残喘。他安详、毅然地撒手人寰，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其实他在母亲走后已给我们交代了很多、很多。而且他对每一个子女都很放心！只是希望我们能再勤奋一些、再努力一些，不要虚度光阴，不要蹉跎岁月。他的遗产说白了只有一个——那就是紧握那支能表达思想、能抒发情感的笔。

父亲走了，我深信不疑的是走掉的仅仅是他衰老的躯体。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形象、他的学问、他的才情，不但不会被淡化，反而会更加清晰、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并被后人传为美谈。他会如陈年的老酒，让人回味无穷。不管爱他的人、敬他的人、忌他的人，甚至恨他的人，都忘不了他！他会深深印在不同人的心中，难以消散。这就是我那位勤奋好学、笔耕不辍、才情横溢的终身教师；这就是我那个人格魅力十足、绝对有感染力的好父亲——一代学人赵俪生。他不需要什么头衔，更无须排什么座次，他一生只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当然对我们子女来讲，在我们心目中最值得让我们骄傲的是父亲这个身份。我们有幸、有缘成为他的子女，聆听他的教诲，并和他相依、相扶、相伴半个多世纪。这实在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的福气。假如还有来生，我们仍愿做他的子女。

209室随着二老的先后离去，也会逐渐地衰败和解体。“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209室是我们和父母最后栖身的逆旅，我们一家人也是这世间来去匆匆的过客。这是无法颠覆的自然规律。所幸的是，父母在经历了他们九十余载磨难重重但不失精彩的人生后，留下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今日之局面，也可谓善终了。二老确乎是太累了，该歇歇了！我们衷心祈盼二老在天国团聚，俯视着你们的学生、你们的子女，将他们引领到一个更高的思想、文化境界，完成你们未了的心愿。父亲、母亲安息吧。

别了！209室，我们最后的老宅。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日在苦难中磨砺

父亲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时间分布也较为均匀，即：十七八岁出头到四十岁，在抗日炮火中，他从一个热血青年，在求索和追补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史学家；四十岁到六十岁，无疑是他一生中的最低谷：历遭劫难、九死一生。这本应是人生的黄金期，一个学人最有价值、最出成果的时间段，却因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几次“群众运动”而荒废了。这段看似没有成就、只有苦难的艰难岁月，却锤炼了他的意志，磨砺了他的思想，锻炼了他的体魄，为六十岁以后的暮年飞跃奠定了精神、物质基础，即：学术思想进一步深沉、稳健与长达九十一年的高寿，完成了一个史学家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

父亲的一生，不只是用“饱经忧患、厄运重重”就能概括得了的。他谢世后，四面八方的纪念文章汇集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观点——先生受委屈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公允的评价。总而言之，先生这一辈子太吃亏了。

作为家人，比别人更能理解这“委屈、吃亏”的实质，因为我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每个子女都品尝了打入“另册”的滋味，都陪父母度过了贫困带来的饥寒岁月。当我们熬过来后，父母安详谢世，冷静地回忆起那逝去的岁月，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相反的结论——父亲不亏！从某种角度上讲，他虽受尽了无数的屈辱与折磨，却终归为自己赢得了学术上进一步的成熟、晚岁福寿绵绵的九秩春秋。

父亲不具备长寿的基因，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家庭，祖父抽大烟把家抽得一贫如洗，而他又是祖父母晚年最后的一个“老生子”。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细长的身条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母亲多次讲过：“自嫁了你们的爸爸，我时时做好了当一个寡妇的准备。”当年在前线，只要炮火一响，他就先晕了过去；在后方，他也是让伤寒、疟疾等要命的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弱书生竟创下了山东安丘赵氏家族男性公民寿命最长的记录，岂不怪哉？其实一点也不怪，那点子寿命硬生生地是给折腾出来的！厄运有时反而令苦难者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实惠”呢！母亲在父亲八十寿辰的纪念文集中，第一句话就说：“按中国人的记龄习惯，俪生今年正满八十岁，看见他健康跨越这道生命里程线，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只有做子女的，才能体会得着母亲从“时时准备做寡妇”到看他跨越八十寿辰时的“莫大的欣慰”。创造这个奇迹，母亲无疑是头号功臣，再往下数就得归于那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了。

俗话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这句话在父亲身上得到了非常贴切的印证。我曾有过这样的假设：父亲未遭“五七”之灾，安享大教授俸禄，且又拒绝任何方式的体育锻炼，还是个食不厌精的馋虫，习惯于一宿一宿地开夜车写文章，这样有失常规的生活习惯，他能活到九十岁么？

父亲是一九五八年被补划为“右派”的，戴帽不久，就随兰州大学历史系合并到西北师大，校、系的合并难免带来小争小斗，而首当其冲成为受气筒的当然是“五类分子”了，更何况还是“外来”的“分子”，这受苦、受累的活，落到外来“右派”的头上，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再遇上下放到河西走廊农场劳动这样生死难卜的差事，兰大并进来的教职员工和“右派分子”，就自然而然地排在了首选之列。

进入六十年代，全国面临着一场大劫难。在这个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四十里铺的师大农场去劳动。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夹边沟距此地也不过百把公里。虽然是被敲锣打鼓送走的，其实送人的人和被送的人心中都蒙着一层浓重的阴影，“他们”或“我们”还能再回来、还能再重逢么？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有车去农场，只要有人去山丹，只要家中省下一点点吃的东西，妈妈都会夹在衣物的包裹中求人捎去或通过邮局寄出。父亲后来讲，一听有包裹到，他马上意识到，他又能活下去了，每每取到包裹，总是迫不及待地一把撕开，把内中夹带的食物一扫而光！谢谢上帝，他还有一副不错的肠胃，有多少人就是在多日未食、一顿饱餐中“撑死”的呀！

那个时代，各种惩罚手段层出不穷，挨打、罚跪还能承受，人的“自尊”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只要活着就行。惩罚人的人和被惩罚人的神经都已麻木了。最要命的惩罚，无过于剥夺那一碗搅拌着各种野生代食品的稀糊糊了。画家杨立强回忆当年的境况时有这样一句话：“饥饿状态下的人，谁也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多吃一口，所以人们对各种各样的惩罚乐此不疲。”只有亲历和目睹过那种场景的人，才能深深体味到这看似平淡、实则严酷的叙述了。父亲正是在这最严酷的年代，沦落到最无法生存的戈壁荒滩，而且还处于社会最低层，他还能活下去么？这个问题对他和家人来讲，真是渺茫到了极点。幸亏大家的神经已全部麻木，唯一的信念就是挣扎着活下去，省出一丝一毫的食品，攒起来设法捎到那遥远的河西，让那条濒临死亡的生命再维系一阵，再坚持几天……

父亲终于侥幸生还！这不能不算是个奇迹！因为，他已被农场排为“第四号亡人”。谁都认为他没有活下去的可能，可他居然活下来了。今天回忆起他活下来的条件，首先是他自身体质属于“弱质”，“弱”的需求量比“强”的要少，消耗能量也较强者要缓慢许多，这样维系、坚持的时日就要长一些。再就是父亲是个达观的书呆子，只要有书读，他就可以暂时忘掉饥饿，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别人耻笑他“太史公，牛马走”，岂不知这读书的两得，一是疗饥，二是补充精神食粮。父亲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何况是在山丹农场那种困苦状态下读史书呢。这样，父亲他就自然对各种历史场景有着别样的体会和理解。对于一个史学家，也就是在这千载难逢的境地中，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学术上的反思。父亲晚年在学术上又有了一个飞跃，不能不说与这段刻骨铭心的际遇有关。这段阅历带给他的正面效应，无疑是思想境界更进一步的深沉与稳健。

二姐赵纪的死，无疑也挽救了垂危境地的父亲的一条命。父母在其碑文中写下：“因登山失慎，殒没于甘肃皋兰山下，得年一十八岁……”在父母的六个子女中，二姐赵纪是唯一没有偏科的一个，即数、理、化、文、体、美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一九五八年，街头壁画有不少佳作出自她手，而且，她还是创甘肃省记录的长跑运动健将。那几年，国庆大游行的记录片中，抬着“体育大队”队标的几员为甘肃体育立下汗马功劳的虎将中，就有二姐赵纪的身影，绰号“大洋马”。就是这样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最后定格在“得年一十八岁”的如花年华，未能善终。

一九六一年的寒假，二姐住校未归。当时她正值高三，要在学校准备即将面临的高考。那时有两件事让她十分郁闷，一件是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多门功课的课代表，又吃苦耐劳，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处事待人皆很低调，颇得师生们的好评，班上讨论她和另外一位同学的入团问题，在群众评议中，赵纪是全票通过，而那位同学却没有过半数。后来，团委批复的结果是那位同学畅通无阻，而赵纪却未获准入团，这在班上引起了一片骚动。班主任十分惋惜地给大家解释：赵纪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而遭到淘汰。于是，老师、同学都激励她一定要报考清华，以她的功底和才华，考清华应该是“小菜一碟”，而她也确实跃跃欲试想步父亲后尘去清华园转一遭，一来为校争光，二来也可证实一下她自己的实力。哪知回家一提，被母亲兜头一瓢冷水：“你千万不能报考清华，就凭你爸爸，人家就不会要你，你是兰大附中的尖子生，表现也好，还有长项，知根知底的兰大不会不要你。”母亲的观点是绝对明智和正确的，因为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有钱伟长、孔祥瑛（父亲清华时期的同班同学）之子，近有陈时伟、左宗杞之女，怎不让历尽沧桑的母亲说出这番话来呢？

钱伟长、孔祥瑛之子钱元凯是当年清华附中品学兼优、十分聪慧的尖子生，而且还是钱家唯一的男孩子，余皆女儿，稳操胜券的他竟然榜上无名。拨乱反正查出档案，在他优异的高考成绩单上批有“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的字样，一个普通的学子，品学兼优的无辜青年，就因其父是钱伟长而失去了深造的机会。

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可谓名扬四海，这里出来的莘莘学子走到哪都是深受欢迎的。之所以有此佳誉，不外乎这里云集了一批大名鼎鼎的化学家。而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就是蜚声国内外，兰大化学系的领军人物。陈、左二位五十年代就被定为二级教授，陈时伟还身兼兰大副校长之职。一九五七年，夫妻双双被定为极右分子。其小女陈绪明当时在兰州一中就读，也是即将高考、品学皆佳的好子弟。一位省上的领导去一中做形势报告，提到了“我省大右派陈时伟如何如何”，这位初生牛犊、不知利害的陈家小女竟在校门口堵住首长专车，质问其：“你凭什么这样讲我的父亲？”当对方得知这就是陈家千金时，笑着点点头钻进车中扬长而去，其后果自然是她高考名落孙山，而且其后几年也是屡考屡败。我大姐比陈绪明低两届，就在大姐都快大学毕业了，左宗杞找到了当时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不无伤感地说：“我们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无数的工农子弟，可我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在江校长的过问下，陈绪明在高中毕业五六年后才得以考入兰大物理系。福兮？祸兮？圆了大学梦的陈氏一家，无法预测这吉凶未卜的未来。真可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一起，她还是被放置在几张码起来的大桌子上面跪着，胸前挂着“大右派子女”的牌子示众。不久，她失踪了，时至今日，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左宗杞每当听到哪里有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或某省某乡偏僻山村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疯子，她都不顾路途迢遥、不惜代价地赶过去一辨真伪，每次均失望而归，见人就如祥林嫂般地念叨：“我去了，不是我家明明。”每逢此时，母亲都会潸然泪下，回来对我父亲说：“我们的纪儿倒是没丢，也不过只剩下一副骸骨……”

这样的先例，让母亲断然做出“不准报清华，只能报兰大”的决定。所以入团未果，放弃报考清华，是那年寒假让二姐赵纪郁闷的两大心结。二月二日，一场小雪后的中午，她跟着两位室友鬼使神差地上山去拾“地衣”（一种类似发菜、贴着地皮、遇水即涨的菌类野生植物），这一去连殒两命，就再也没能回来。她们临上山时曾找食堂大师傅商量，让她们把晚餐券一并打出吃掉，晚上她们可以吃捡回来的野菜，遭到大师傅的断然拒绝。当听到她们失足皋兰山、再也回不来时，那位大师傅失声痛哭，再三重复着：“我要早知道这两个娃回不来，说什么也得让她们吃饱了再走啊……”二月二日的晚餐券被父亲牢牢粘在了那一年的日记本中，成为全家痛彻心扉的一个纪念物。

父亲接到了母亲“速归”的电报，其实场部也接到学校“女儿亡故”的实情，只是没有告诉他真相，通知他收拾东西可以回家了，其他留场人员还牢骚满腹地说：“赵俪生的老婆想他了，捏个词让他回家过年哩。”等父亲踏上归途，场部才当众宣布“赵俪生家中死了人”的消息，以此来稳住人心浮动、思家心切的留场人员的情绪。

父亲是怎样从四十里铺赶到了山丹火车站，至今仍是个谜。据他在《死三人记》中，有两位就是倒毙荒郊的，一个是劳动完躺在麦草中无人问津冻饿而亡，另一位进城看病，每走一程遇到有单位、有人家的地方就掏出单位证明、粮票钱款，希望能卖给他一口吃的，但那年代就是有钱、有粮票也换不来一口吃的，他就这样走一截，乞求一阵，无望再往前走，好容易挪到了城边，望城倒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饥肠辘辘且已衰弱到极点，被大家公认为“第四号亡人”的父亲，怎能走出这无法维持生命的几十里荒滩呢？其实这趟回家的路程仍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求生和归家的意志战胜了死神，他终于从山丹火车站爬上了一列春运加开的拉人的闷罐子货车回到了家中。感谢那列车上的一位女列车员，她发现这个戴一副眼镜的人不似流民，交谈之中，得知还是位大学教师，仰慕之下，多卖了他一份客饭，这让老爹在归途中更有了一份物质上的保证。二月十二日凌晨，他闯进家门，被刚起床的母亲当成闯入家中的流民推了出去，他愕然地对母亲说了句：“昭一，我是赵甡啊！”母亲这才从声气中辨认出那是她相濡以沫几十载的夫君，顿然失声痛哭。丧女之痛加之这脱了形的丈夫，怎不让这苦苦支撑的家庭主妇失态呢？我死死记住了一九六一年三个难忘的日子：二月二日，十八岁的二姐命丧皋兰山下；二月十二日，四十四岁的父亲终于挣扎着回到了家中；二月十五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那是怎样的一个惨痛的节日，只能讲不堪回首，但又怎能忘却呢！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位有恩于我家的大夫，那就是师大医院的院长严华同志（笔名鞠强，我家子女均愿喊他为鞠伯伯），他在最艰苦的时间奉命视察农场，当他钻进黑乎乎的窝棚，在最里面的角落中，见到了因浇冬水被冰块砍伤、化脓感染、倒卧在床的父亲，居然还点着盏小油灯在看书呢，此景此情打动了这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医生。他检查了父亲那条肿得像根大粗棒的腿，当即向场部提出必须住院，还对不想送父亲看病的场部领导大谈政策：“我们在朝鲜战场对外国俘虏尚且有病都治，何况是犯了错误的自己人。”以严华院长代校领导视察的“钦差”身份，父亲才得以在山丹县医院住了十五天，这十五天也无疑降低了被饿死、病死的几率。从《死三人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到：“从我的腿肉里，撕出七八条长长的脓带，像剖鱼时候从鱼肚子里撕出来鱼膘、鱼苦胆似的……”大夫事后讲，再拖下去，那条腿可就保不住了。这么重的伤病，居然十五天就出院了，只能讲父亲命贱！抗苦难、求生的本能还是顽强。十五天后回场，有医生证明，他就归到了老弱病残之列，于是就让他放马。放马的活计让他躲开了拼力气的重活，减省了消耗，也少受同事们的凌辱，还可以在马吃草时读读书，也学着马在沟边找寻点可以塞进嘴的“野食”。吃完了，还知道到渠边把口中留有的残渣涮洗干净，绝非讲究卫生，因为回去要张开嘴检查，一旦发现牙缝间留有绿色残渣，那就说明你在外“偷青掐黄”了，要遭打挨罚的，最终还要被剥夺“吃饭”的权利，那可是最要命的事了。父亲从山东大学带去的一位学生和他一同下放到山丹农场，下工回来，因喝粥喝急了，大吐，先吐出了菜糊糊，又呕出一堆青草，最后是一摊鲜血，他实在承受不了这份苦难，抛掉他大学教师的职务，退职回山东老家务农去了，宁当一个农民，也不愿在“大学教师”的头衔下遭这份罪了。可父亲一是阶级敌人受管制的身份，二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子女，他敢走这条道么？好在苦难终有尽头，他终于硬生生地熬到活着回到了家。事后，几乎所有知道事情原委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这么讲的：“唉，那是用女儿的命换回了老子的一条命啊……”

我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被发配到河西，在张掖九公里园艺场当了四年农工，又被分配至张掖火车站农机供应公司工作八年，后又随爱人调至武威九条岭水文分站两年，最终回到父母身边。历时十四年的光景是在河西走廊度过的，后又多次陪外地学者、画家、亲友重走河西路。无论乘火车还是汽车，每至山丹县境，我都会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端详着窗外的戈壁荒滩、草丛农舍，不断寻思：父亲是在哪块地方受的罪，又是顺了哪条野路逃生的呢？从父亲发配、几乎命丧荒郊，到我自己被发配，苦苦挣扎十四度春秋，我对河西的印象由此而永远铭记心怀。那寂寥的荒原，留给我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苍凉，也让我历练了人生，懂得了生活。

父亲靠家中省出的一口粮食，得以渐渐康复。他终夜伏案翻译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以此排遣内心深处的丧女之痛。每至深夜，妈妈会给他多加一小奶锅苞谷面糊糊，严华大夫也不时给他开出几粒“康复粉药丸”。不久，有了高价食品，妈妈毅然辞职，用几百元的退职费不时添点高价食品，打发一下饥肠辘辘的家人。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妈妈得以恢复公职，抛去了退职的年限，落得个“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殊不知她比享受“老红军待遇”的老爹还早几个月参加革命呢！当有人问我：“你妈妈是家庭妇女吗？”我摇摇头。“那她在哪上班呢？”我会告诉发问者：“我妈妈的前程被我们吃掉了。”他们已经因饥饿失掉了一个孩子，剩下的五个，就一个也不能少了。于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卖书、卖画、卖前程，以此维持这惨淡的岁月。

一九六一年初，合并到西北师大的兰大文科又全部返回兰大，师大给兰大开出的条件是“别人全部退还，只留一个赵俪生，一个王翼洲（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而江隆基校长的答复也很干脆：“别人你留谁都行，只要退还我这两个人就可以了。”这说明两校组织都还知人，就是用不用的问题了。兰大教职工饱受几年另眼看待，当然个个翘首以待重返故园。在江隆基校长的过问下，父亲摘掉了“帽子”，承担了一九六一年首届招生进校学员的基础课——《中国通史》。江校长指定校党委行政人员一律旁听赵俪生的中国通史，而且他亲自率众去听。第一堂课刚刚讲完，学生们站起向门边涌去，后排的江校长发话了：“不要乱挤，让先生先走。”这让多年遭人凌辱沦为阶下囚的父亲如何不感动呢？他没有讲任何感恩的话，他只有用行动报答这位老教育家的知遇之恩。两年半的通史，他讲得酣畅淋漓，让那些本来有碍于江校长面子不得不来听课的党政人员，也舍不得轻易放弃赵先生的课了。几次大通史课，也历练了父亲，为他赢得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讲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的盛誉。

当时，由于兰大住房紧张，父亲虽人已回兰大，但家还住在位于西郊十里店的师大。每到上课，父亲凌晨即起，用他的话讲，就是：“撒开大步向前行。”上完四节课，再步行回家，省下两三角车费路边买个烤洋芋或煮苞米，边啃边走，从东郊到西郊近三十里的路程，来回一走就是六十里！有一次，父亲被一位姓郭的兰大司机看见，怜他路远，顺路拉了他一程，为此他还不断感念着这位老师傅。时值壮年的父亲，一生情有独钟的唯一运动恐怕就是“走路”了，年轻时在游击队，走遍了晋陕大地，从延安步行至西安，后由河南至华北，一多半时间是在走；山丹下放，牵着马在走，爬出死亡地带也靠走；如今从师大到兰大纵跨整个兰州市，也是靠走。一生不做任何体育锻炼的父亲，唯独会“走”，一直走到了八十五岁才歇了脚，足不出户了。他那九十一岁的寿命，恐怕与“走”也多少有点关系吧。

当年，那位由北大贬到兰大、见过大世面的江隆基校长，多次提出“兰大文科在全国有影响、数得着的就赵俪生一个”，还说：“赵俪生的右派问题与其说是个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个人事关系问题。”在他的关心主张下，父亲摘掉了“帽子”，在难以恢复以往职称待遇时，江校长特批每月定期困难补助五十元。每逢年节、父亲住院、拔牙、镶牙，再额外给予不定期贴补，改善了父亲的生存状况，缓解了他的后顾之忧。当然，这些措施成了江校长“文革”中的条条“罪状”。江校长不仅厚待知识分子，也锻炼了一批懂得怎样善待和处理知识分子关系的中层领导，如，前兰大教务长、后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前兰大化学系总支书记、后广电部部长聂大江，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王翼洲，这些堪称精彩的党政人员，他们均是江校长以其言传身教培养起来的。正是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把默默无闻的兰州大学推向排名逐渐靠前的综合大学之列，而江校长本人却命断“文革”。就在红色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江校长的死讯传出，兰州大学上上下下，不顾强大的政治压力，一片恸哭之声。为此，造反派还专门为清理“江隆基阴魂不散”，大肆批斗“江隆基的孝子贤孙们”。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一日，父亲火化后，骨灰被安置在省级烈士陵园中。许是缘分，厅门一开，迎面安置的竟然是四十一年前含冤而去的江隆基校长的灵位。江校长的遗容依然谦和而慈祥，我们众姐弟赶紧毕恭毕敬先在江校长灵前深深鞠躬行礼，然后对怀中父母的骨灰盒，很是欣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这里有老朋友，你们不寂寞了。”

父亲在“文革”中是被第一个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两三天中，我们所住的二号楼就被大字报装裹起来。远处看像是纸扎的一幢楼，也像大出殡时的场景，很是壮观，也煞是恐怖。父亲从“四清”点上刚进门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刚开始，还只是这么几个“死老虎”，没几天的工夫，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全部沦为“牛鬼蛇神”。随着“阶级敌人”的迅速壮大，对运动乍起、来势凶猛时的那种恐惧心理倒是渐渐平复了。

父亲毕竟是“老运动员”了，何况他本人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出身呢！没看出他有多害怕，被斗完回来还这样说过：“闹着玩呢！他们那一套我都会，也都干过，不过不像他们闹得这么邪乎罢了！”每当传来某某上吊、某某跳楼、某某失踪，父亲的眼神中显现出一丝阴郁，表情冷峻而沉默，坐在那儿陷入沉思，家人深怕他想不开。他大约也觉察到了，告诉家人：“你们放心，我绝不自杀！咱们如今只剩下一条道就是‘熬’！我就不相信我熬不过去，死了可就只能是白死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场“史无前例”，他的宏观视角就比书生气十足的学者要宽阔些：“翻翻历史上那些最严酷的年代，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要么统治阶层自我调整，要么天下大乱、官逼民反，它总得有个终结，谁让咱们赶上了这个时代，就这么往下熬吧。这不是咱们一家一户的事，这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事，躲是躲不过去的！”正因为有父亲的这些评点，我们减少了恐惧，抹去了愁怨，增进了信心，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困苦，“熬”字就泛上心头。我们这个家迅速解体了，不满十五岁的大妹赵红跟着在三线当技术员的大姐当学徒工去了，我和弟弟一个赴河西农场当农工，一个插队会宁当农民，后因兰大地理系冯绳武教授的女儿插队会宁，遭遇不幸跳窖自杀，妈妈说什么也不让小妹上山下乡了，并表示这个女儿她养到老也不下乡，还真让她顶住了。如今，栖居美国的小妹就少了这一段阅历。

父亲面对整个运动场面，是清醒的、冷静的，但不能讲他就没有害怕的事。父亲性格中脆弱和胆怯的成分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面对兰大的斗争场面他无惧，是因为他的心里有数，这批学生他从一年级带到五年级，感情非同一般。他相信他们对他不会下毒手，每到最惨烈的场面要开始了，会有人猛吼：“让赵俪生这个老反革命滚回去！”绳头一松，老爹就赶紧跑了，第二天校园中会多了不少打绷带、瘸着腿的伤员。老实讲，当年挨打的教员一般被打得不厉害，被打惨的主要是党政领导和掐着学生政治命脉、生活设施的管理人员。教授们因名声在外，大字报上的“罪名”显著，斗争场面宏大，但是皮肉之苦没那些管理人员多。斗争会中途，造反派休息，父亲则被带到另一间教室“候审”。一次，有个四川籍小个子的学生递给父亲一缸浓茶，里面放着冰糖。这让父亲记了一辈子。

面对外来的中学生“棒棒队”，那可是令老爹胆战心惊、魂飞魄散。这些浑小子手底下没数，打起来十分惨烈，闯进家就用长矛将所有的书橱玻璃打碎、木头捣裂，将所有的瓷器、玻璃器皿砸得个稀巴烂，还将碎玻璃和家中的面粉、粮食搅拌在一起，让你无法食用。就在他们抡起钢丝鞭要抽父亲的脸时，红妹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犹如德国电影《马门教授》中犹太女孩闯回家大叫“他们”，镜头定格在一个极度恐惧的少女脸上，那场景何其相似。大约那声尖叫过于恐怖，让造反小将心中一悸，鞭子没有落下，但声明他们还要再次光临。老爹说什么也不在家中待了，过道有我家一间小储藏室，他躲进去，任谁劝也不肯回屋了。他实在怕这些手下无数的浑小子让他皮肉受苦、死于非命。

经历了山丹农场的劳改岁月，父亲再度面对“文革”的劳改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了。在众“牛鬼蛇神”的队伍中，他无疑是个强劳力了，不怕脏、不嫌臭、不惜力，所以诸如挖化粪池、拉架子车、果园施肥、大灶背面袋这样的苦活、累活都基本摊到他的头上，好处是避免了扫街道、清厕所这样在公共场所容易遭人凌辱的场面。当然，最让他舒心的活计是抄大字报。造反派知道他的字写得是又快又好，抄得不耐烦时就会想起他，把他揪至大教室去替造反派们干活。回来后，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讲的：“今儿不累，抄了一天大字报，在赵俪生的名字上打了无数的红叉，枪毙了无数次。”“文革”中，父亲属于能够应对、比较“乖巧”的一类。多大的帽子、莫须有的罪名，他都满口应承，绝不辩解。用他的话讲：“和那些人去讲理不是找打挨么？他们空口无凭、不负责任地给我罗织罪名，我也可以不负责任地认下就得了，又不是马上就拉出去枪毙。”为此少挨了不少的打，可那些认“死理”、怕担“罪名”、爱惜名声的教授就得为此付出代价了。

兰大化学系一级教授朱子清先生，比父亲要大十几岁。他和父亲是当年兰大对外的两块招牌。那时的学生人人皆知“理有朱子清、文有赵俪生”之说，而他二人之间因专业、行当、年龄都相去甚远，所以绝少往来。

可就这两个素无往来的教授，又是被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干什么都要被绑在一起，同步行动，缺一不可。比如，国庆节大游行，上观礼台的知识分子代表非他俩莫属；兰大营造了“苏联专家院”，专家没迎来，那就朱、赵二家搬入；一九五八年，两人前后被补入“右派”阵营；“文革”一起，先揪赵，后揪朱；每逢“严打”，先拿他俩开刀；落实政策，又拽出他们来当“样板”。所以，在无论喜庆、还是斗争的全校性场合，登台亮相的总是这两个人。每逢此时，两人从不搭腔，彼此只行“注目礼”，心照不宣的“干什么都是咱们这对难兄难弟！”

牛棚中，朱老先生一是年纪甚大，二是学理工的，冗长且带自辱性的“请罪词”和人人要背的“老三篇”怎么也过不了关，最后只能对造反派说：“同学，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背不过啊！”父亲在一旁低着头，心中干着急，恨不能出列代老先生背上一番。父亲的强记博引是很有名气的，属于那种过目不忘之人，这也是他由文转史，并能很快立足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连经典史籍都能浏览不忘的人，对眼下的“请罪词”那当然不屑一顾了。他不但能背“老三篇”，那么长的“老五篇”他都能倒背如流。“文革”后，他一高兴还能把那“请罪词”背得洋洋洒洒，一边背，一边批。我们问：“记这破玩意占地方不？”他觉得看上两遍就记住了，没费劲，并不占地方。父亲超常的记忆力和过人的脑容量由此可见一斑。

再就是朱老先生年龄大了，吃不完家中捎来的点心，塞在抽屉内，让造反派搜出来，勒令其必须把这些变了质的食品吃完了，否则不允许打新饭。这下子可把老先生难坏了，天天用开水冲泡这些长了毛的面包、点心，比吃药还难以下咽，直直吃了一个礼拜。父亲倚仗壮年，干的又是重体力活，加之山丹那段阅历，早练就了一副“松紧肚”。母亲每次“探监”都能捎去一小锅红烧肉，他一顿就吃得个干干净净，绝不给造反派留下批判、惩罚的把柄。“文革”中期，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甘肃由后方变前线，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父亲又遭遇了退职，强行把他的户口迁往在贵州三线工作的大姐处。两年后，断了生活来源，在家人的敦促和学生的指引下，父亲贸然进京上访，五十年代山大毕业的赵淮青和六十年代兰大毕业的于尔果给父亲提供了食宿之便和上访路线。这让北京接待站的人员甚为惊诧：一个有如此革命经历和如此学问的人，怎么会流落至此呢？因他的案例实属特殊，很快上报国务院，面呈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一揽子批文中，就有父亲必须复职的信函。于是，当年甘肃的最高领导冼恒汉在这个批件上加注了“原单位、原职务、原工资……”等字样，父亲才得以重返兰大。既然撵不走，还怕整不了么？于是，只要掀起个什么形式的运动，总能套用到父亲的头上，什么样的罪名、“帽子”都对他再合适不过，最后整疲了，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老运动员”，也会把各种各样的帽子往自个儿头上戴，好在有百来元工资，儿女出去了一大半，肚子首先能吃饱。只要闲在家中，还是忘不了读书，偷偷地著文，知道难见天日，文成后，总写上“篱槿堂遗稿”。后来，父亲再度被下放至永登干校。有山丹的那段阅历，父亲干农活也不算外行了，就是读书的老毛病改不掉。下工后，他依然是小油灯下自读自乐，引起了工农兵学员的好奇和敬重，越来越多的学员涌向他的铺位，向他求学请教。好为人师的父亲不知忌讳，每有问者，必滔滔授之，于是引来他人的不满，大批他“毒害工农兵学员，抢夺革命接班人”。总之，干什么都没他的好果子吃，可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折腾了二十年，也没把他那已成定局的脾性给改造过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句老话，用到父亲头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天赋、勤奋造就了父亲一个史学家最基本的条件，而二十多年在劫难逃的苦难，铸就了他一代学人必备的更加深沉、稳健的素质。上苍怜才，在父亲那并无长寿基因的生命中又注入一种神奇、顽强的活力，让他在“死不悔改”“死有余辜”的诅咒声中延绵至九十一载。二〇〇八年二月底写于父亲逝世百日祭我与我的父母

父亲走了一个年头，在这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中，我无一日不想起他，供桌上父母的遗像摆在那里，他们笑吟吟地注视着我，仿佛从未离我远去。花甲之年才失去了双亲的佑护，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福气，如今一事无成的我，只能独守孤灯，把我印象中的父母记录下来，于是只有扫盲班学历的我，蹒跚起步，加入到这忆昔怀旧的行列。

我是父母最不成器的一个孩子。除二姐十八岁死于非命，余下的五个子女都在艰难困苦中寻觅着人生。姐姐、弟弟、两个妹妹通过顽强的奋斗，都取得了书香之家应有的资历：本科、硕士、博士，获得了教授或副教授的高级职称。唯独我，档案中赫然标明“初中”学历！每当客人冲父母亲提及“你们家可算得上兰大子弟成材率很高的家庭”时，我得赶紧做自我检查：“不好意思，就我一个‘白丁’，真是有辱门风。”每天早晨迈入兰大家属院去为父母做饭时，散步的熟人会招呼一句：“回来给老爷子做饭来啦？”然后不免揶揄我一下：“你呀，在你们家是只配御膳房行走！”是啊，我在父母的垂暮之年，一直扮演着一个“烧火丫头”的角色，境地有几分卑下。弟妹们在大谈学问之时，我若插上几句，他们有时会不屑地把我甩到一边：“这个你不懂……”当然他们在说此话时并无刻意藐视，但这在我，会触动心灵深处一份十分敏感和脆弱的感情。“狗崽子”从十二岁当到了三十出头，家室之累使我无法奋斗一个学历，垂暮之年只能回父母家灶下烧火，难免遭到他人慢待和忽视。自幼就“入另册”的我，在所有人都从歧视中解脱出来之后，依然生存在一种被“不待见”的小环境中。刚刚迈进不惑之年，那相濡以沫的夫君又英年早逝、撒手人寰，让我深陷失落。当时，真是四顾茫然，哪里是家？何处立足呢？摸索了几载，临近天命之时，方拾起童年之好踟蹰上路：读书、临帖、学画、习文，在孤寂中补充知识，培养兴趣，渐渐走出了未亡人的凄冷之地，得到了充实，也寻到了快乐。

父母没有放弃我，他们是我最低谷时期精神上的支柱和物质上的保证者。有几个小场景虽是不经意的寥寥数语，却让我铭记终生、没齿难忘。饭桌上，在集体所有制的粉末冶金厂当铸工的弟弟，以27岁的高龄考入兰大历史系，兴奋之余向我告别：“如今家中就剩你一个下里巴人喽，我也和你拜拜了。”一向视独子为命根子的母亲，此时却冲她的宝贝儿子呲了一顿：“用不着你小瞧你三姐，我养的孩子我有数，不过没有机遇罢了，才华绝不在你之下。”当客人称赞母亲教育有方、子女成材率高，我赶紧冲娘致歉“有辱门风”时，母亲看着我说了一番话：“那可难说，那几个教授要不像你爸那样著书立说、成名成家，退了休就啥也不是了。你是我女儿，你身上那点小才气我心里有数，只要你好好地把你的画画下去，锲而不舍，说不定将来留下名的是你呀！”孩子是自己的好，妈妈不可避免地有几分她的庙里没有“瞎和尚”的成分，但她对一个谁都不看好、处境十分不利、行将退休的女儿没有丝毫的嫌弃、鄙视，而是给予鼓励和指点，这太令我感动了。为了母亲的这份企盼，我也会握紧画笔努力下去，即便一事无成，也可在百年之后到地下告慰母亲：“我按您的教导做了。”

母亲走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疲于奔命地侍奉已九十高龄的老爹，根本没有大段时间作画，只能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于难眠的漫漫长夜中写几篇千字文、随笔、散文、书评之类，感谢甘肃陇南文化圈子的朋友们，他们为我辟了一块园地，小文一篇篇在《同谷》杂志上发表，每次呈到老爹面前，他都举着放大镜逐字逐句、非常认真地看下去，看完后把我叫到身边，郑重地说：“我是个写了一辈子文章的人，我懂，你能写，路子很对，你就这样坚持着往下写吧！”临终前，他把我儿子叫到床头，爷爷和孙子说了几句话后，儿子从里屋退出，一脸茫然地问我：“妈妈，爷爷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啦？”“爷爷把我叫进去，说‘你妈这几年干得不错啊，总算立住了！’你立了个啥？”儿子自幼在外祖家长大，不免沾染了娘不成材的认识，每当舅舅姨姨有成果了，他也会不无埋怨地对我说：“你看人家干得多棒，你啥也不是。”歧视是感染、蔓延的，以至于他听了外祖父的这番话后，竟会觉得爷爷是不是老糊涂了。我听了儿子的传达，内心的震动可想而知，老爹很少夸别人能写善画，临终前能对我儿子如是说，怎不让我感动呢？我只淡淡冲儿子说了句：“爷爷他比谁都清楚，你才是个浑球呢！”如今父母走了，每当提笔，冥冥之中总能感到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我、鼓励着我，为我加油！

没了父母的我，在寂寂长夜中翻拣着和父母度过的时光，过去那些稀松平常的往事，父母对我的点滴教诲，甚至对我的呵斥、训诫和暴打，如今思之都是那样的亲切和遥不可及，我多想时光倒退回去，再和他们重续一段父子情、母女缘啊！（一）童年回忆

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襁褓中被父母抱着离开了抗战八年的大后方、我的出生地——陕西蔡家坡，父亲应聘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之职。所以说我的出生标志着父母进入大学执教生涯的开始，一生未取得一个学历的我，从此就一直生活、成长在大学校园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目睹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风貌，虽从无资格融入其中，但对这个群体颇不陌生。

父母抱着我在几所大学间颠沛流离：从河南到华北，由华北而济南，再从济南进北京，又从北京到长春——几年间竟辗转了不少学校。最后定居在青岛市的山东大学校园中，相对稳定地住了七个年头。我的记忆也只能从山大校园中开始。有时会想，自己一生几种职业的转换，性格中某些不安分和好动的因素，多舛的命运，是不是就是在这些颠簸中形成的呢？虽无从考证，但冥冥中总觉得有其一定的缘由，人有时就是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解放初期的山大校园，用“名流云集、人才荟萃”来形容真不过分。山大以文科见长，文史系有被其校史至今津津乐道的：中文系的“四大金刚”、历史系的“八马同槽”，形成了能与老字号的北大文科抗衡的局面。其他系重量级人物也比比皆是：生物系的童第周、数学系的束星北、地矿系的何作霖、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外语系的方未艾等，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伯伯们。父亲在这个群体中是很抢眼的一个人物，年龄最小，也不过三十出头。那时没觉得这伙人有什么了不起，孩子们都是前后同学，好成一堆、打成一团的事时有发生。那时家家孩子多，父母们都忙于著书立说、上课、办杂志，没有过多的精力管理孩子。一般都是大孩子领着小孩子结伴上学、做作业、出去玩。山大幽静、美丽的校园也让我们这群孩子们玩了个遍、折腾了个够。至今记得：童第周的儿子来给我送作业，隔八丈远就大喊大叫，当时我正在出麻疹，家人让他就近说话，吓得他：“我还没出过麻疹，要传染的。”我们在鱼山路一号和方未艾家的女儿在后园刨坑、烧柴野炊，方伯伯攥着一块泥巴，三下五除二，一个栩栩如生的老头就递到了我们的眼前。和周明镇的儿子潜入地理系的标本库去偷矿石，钻铁丝网去摘生物系的水蜜桃，举个长竹竿在樱树林中粘知了，至于爬山下海那可是家常便饭，记得和周家兄弟在海滩上玩埋死人的游戏，这是个互换的项目，我长得又胖又大，周家老二一边往我身上糊湿沙，一边因为吃了亏，很不情愿地冲他母亲抱怨：“她咋这胖啊！”二十岁后重逢，他对我的“苗条”表示了惊讶——从童年“肥妮”到后来的“苗条”，也标志了父亲从收入颇丰的大教授跌入捉襟见肘的阶下囚的一个过程。

青岛是避暑胜地。一入夏，京中的高官、名流就蜂拥而来，在父亲的书斋，得以一见儒雅的顾颉刚、中规中矩的王崇武和伶牙俐齿的王瑶等，这些同仁都是每入夏必来疗养的座上客。惠孝同、张伯驹、启功也都在父亲的宣册上留下了墨宝，当年，这些不过是文人墨客间交往的雕虫小技，不曾想如今居然成了让人鉴赏的“珍贵文物”。父亲在读了章诒和有关史良的回忆文章后，也有一段记忆：那年他们到了青岛，山大某教授（当是吴大琨）宴请史良夫君小陆（陆殿栋），父亲作陪，席间这伙无行文人揶揄小陆是史良的跟包小男人，小陆颇能自嘲地不断点头哈腰，嘴中念叨着：“侍候部长，侍候部长……”

北京的来客无不羡慕父亲当年的住宅——蓬莱路一号，这是一幢集德、日风格建成的别墅庭院。我们一家独占楼上，楼下是下身瘫痪、坐着轮椅的杨副校长。客人们讲，在北京部长级首长都享受不到这样的条件。不仅我们一家，当年这一批教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状况，这就是青岛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也正是这样的条件留住了这些煌煌大家。当一纸文下，综合大学必须迁往省会，济南的状况让这些教授觉得这个地方不值得留守，凭他们的名气，可北上进京、南下上海，当然也有缺失了像华岗这样有气魄、有凝聚力的高水平领导的原因。山大在解放后辉煌数载，核心主力多半星散。我们到兰州后，很多师生旧友无限怀念青岛山大校园，每逢寒暑假都要去重游故园，当时只留下一个系创办海洋学院，用不了那么大的地方，偌大一个校园荒芜了，友人信笺中颇有“荒草凄凄、树木凋零、房舍衰败……”的伤感、凄凉之词，也让开始走下坡路的父亲平添了无限的惆怅。

子女们的文化教育，父母也持自由开放式的，全凭我们由着性子地胡翻乱读，从未给我们设过“禁区”。现在看来，也确实没有哪个子女因读了“淫书”而堕落了的，所以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地立那么多规矩、设那么多障碍，要相信下一代不是“阿斗”，能明辨是非。我们从童年开始就把四大名著、三言两拍甚至《金瓶梅》都翻完了，当然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英法名著也让我们翻了个遍。只能说是囫囵吞枣地翻完了，简单地了解了著作梗概、人物、情节，了却了童稚的好奇心，做了一次“知道了”不求甚解的普及阅读，增添了一些在小伙伴中吹牛的资本而已。详解、深读还是以后的事，就是到了今天，也不敢说把这些传世之作读懂、读透，这些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巨著，至今是我们常读常新、百读不厌的最佳读物。

由于长成一个“肥仔”，也就比较懒，学习上就不肯下死力气，有时读着、写着就“呼”过去了，于是保姆把我拖到床上，往往就完不成规定的作业。我的嗜睡在母亲的口中是超凡脱俗的，能不吃不喝连睡三天三夜，吓得母亲去请大夫。每逢伤风感冒小病小灾，“知女莫若母”的老娘总是招呼我：“用不着吃药，捂着被子睡一觉就好了。”果真见效。暮年落下失眠症的我，经常会想，这辈子的觉是不是都在小时候睡完了，今日才得这难眠之症呢？

那时的学校也比较宽松，没见哪个老师动不动就“请家长”，孩子读不好书固然有“父之过”，但主要应是“师之惰”。老师不尽其责、大训家长的咄咄怪事也只能归入当下新时代的一大特色，我有幸生长在一个有一定约束、但绝对轻松自如的年代，度过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是我的活字典。因胖而导致的懒，使我不愿为学习多费力，每逢生僻字词，只消递到父亲的眼皮之下：“爸，这个字咋念？”于是我会听一堂比字典上要生动、全面的多得多的说文解字课，父亲一边写、一边讲：这个字的由头、结构，从甲骨文到篆、楷、隶、草是怎么形成、如何演变，它有几个含义、几种读音，如何使用，它和哪些字组词、不能和什么字混淆，间或讲一段历史趣闻和成语典故，也说一段因读错、写别字而引出的笑话。讲得浅显易懂、十分生动，又恰如你这个年龄段能够理解，勾起你对识字的兴趣，让你不断孜孜以求，同时也做了一次父女间的交流，两代通过解读共同愉悦地消遣了一会儿。我从童年就领悟到父亲教育人的才分，会引导、会启发，听爸爸讲课我从无昏昏入睡，反而让你无比的兴奋、十分的投入，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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