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似如此(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余淼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贸”似如此试读：

前言

不知不觉间，博士毕业已有十年。仍清楚记得2005年的5月，父母来UC Davis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暑期在UC Davis教了门短课后，就直接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报到上班了。待了一年之后，下定决心要来北大CCER工作。

屈指数来，来CCER已近十年。在CCER工作，因为是全部照搬美国体制，我们科研发表压力相当大。在评为正教授之前，合同都是三年一签，考核自然主要是看英文学术期刊发表情况，既看量更看质，所以，年轻同事们自是人去人留，平均每年都有一位老师离开。这其中自然也有功成名就，另攀高枝的。

和其他大部分刚毕业的海归博士一样，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发上乘的英文论文，没有人保证我能够在CCER待下去，没有人知道我的明天会怎样。所以，我在北大的这十年，基本上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在燕园工作的最后一天。置顶的人生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拼发表拼终身教职（tenure）。

如同鲁迅先生说的，一个人再愚钝，只要认真静下心做学问三十年，总会有些收获的。我想，先生说的大概就是我的情况了。八年抗战，黑头发变成白头发，每年像驴一样地写论文发论文，终于也走出一条路。承蒙各位师长同仁的厚爱，在2014年被北大提前破格评为正教授，今年也有幸被教育部评为首届青年长江学者。磕磕碰碰之后，终于拿到了北大终身教授职位，实现了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身心自由。

不过，等拿到之后，发现十年已经不见了。记得当年初到港大工作时，同事Steven Chiu教授问及年龄，答曰二十九。他不经意地回：多好的年龄！其时心里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的？弹指间，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深刻地理解了同事的话，带着几分惶恐：我的青春都去哪儿了？

好在还有让我很庆幸的东西。在CCER，我有幸和一批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一起工作。我想CCER相对于任何其他一个普通的美国经济学系来说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有一批大视野、高格局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有做纯学术的，但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人现实经济问题。他们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同时再升华为学术研究。

这其中第一位要感谢的自然是林毅夫教授。在学术上，自创立CCER之后，林老师二十年如一日，强调发展中国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走自己的路，寻找本国的比较优势。做研究，更要“知行合一”。立足中国国情，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看国际主流观点如何，就亦步亦趋。在生活上，林老师的执着、坚毅、热情也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CCER之所以特别，我想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集聚了一批真心想为国家做事的学者，尽管他们有时观点迥异，但君子和而不同。清楚记得当初收到时任CCER副主任的李玲教授的信：“欢迎你回来，大家一起为了人类来工作。”信是英文写的，李老师用的是“mankind”，多年过后，还是为之动容！这种格局这种胸襟，不是每个地方的学者都有的。

也正因如此，到了CCER工作之后，我就不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经济，而开始全面转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我不知道是否能“先得月”，但“近水楼台”地了解中国经济确是个不争之实。研究之余，也开始敲敲打打，写点经济时评之类的文章，把一些对时下经济的想法记录下来，如鲁迅先生所言的，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依稀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时评就是那篇《

克鲁格曼的神话

所以，严格说来，这本小书不是我的第一本经济学随笔，但它却是我的第一本时评。之所以这些年还能时断时续地写下去，应该感谢我们国发院（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的言传身教。周老师一直强调要研究“真实的世界”。2008年林老师去了世界银行，周老师接任院长后，更是鼓励年轻人多关注现实经济，多调查研究。受了鼓舞，不知不觉也就写多了。后来得益于卢锋教授的引荐，跟其他几位国发院教授在FT中文网上联合开设“朗润经济评论”专栏，大约每月一篇时评，这样又坚持了一年。之后，学术研究任务实在繁重，FT的写作终于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学院院长姚洋教授。摆在眼前的这本小册子，如果没有他一直以来的鼓励和帮助，是不可能问世的。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讲，姚老师既是领导，更像兄长。记得他跟我讲过，现在学术界竞争很激烈，我们得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跟外国人拼发表，让世界能听到中国经济学者的声音，让世界知道有一批中国经济学者不求名不求利，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想得深。而另外一条则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争取就一些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热点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姚老师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政策研讨都是硕果累累。

所以，目前也就答应了几个地方开始写专栏：腾讯大家、《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加坡《联合早报》。当然，因目前又在帮学院里做点事，主管科研，每天光是回邮件、开会、听讲座和上课，时间就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有一堆没完成的、刚开始的严肃学术论文要做，估计到时每个专栏又都是虎头蛇尾。但如不给自己点压力，可能工作的第二个十年会溜得更无声无息。所以，想在这些专栏正式启动前，给自己一个交代，把以前的豆腐小文放在一起，也就有了这本小册子。

当然，也如我们学院的资深教授、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老师所强调的，学者不要做万金油，什么都敢讲，但好像又都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所以，这本小册子讲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年中国的外贸。但如同我们学院的金光讲席教授张维迎老师所说的，不理解国际贸易理论，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经济。我仍然记得18年前在北大读硕士时，去旁听张老师的博弈论，讲得不仅精彩，而且深刻。张老师讲到自己走上学术道路，是因为可以实现身心自由——有许多工作有心的自由，但没有身的自由；也有不少工作有身的自由，但没有心的自由。但做学术可以帮你同时实现这两种自由。我对此是感同身受！

一直在想为这本小书起个什么名字，个人非常喜欢周其仁老师的书的名字，比如《挑灯看剑》。但苦于才思殚绝，想东施效颦也难。好在门下有十二才子才女。有才者如博士生袁东建议来个双关语——“贸”似如此。深以为然，是为书名。余淼杰2016年1月13日于美联航客机尾舱克鲁格曼的神话

天才的经济学家、文笔优雅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畅销书作者、犀利苛刻的共和党批评者、令人不安的危机预言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一位兼具多重身份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周二晚上打开电脑，我看到了保罗·克鲁格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这让我想起数年前在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导师芬斯阙（Robert Feenstra）教授的一段对话。当时我对他说：“加拿大的Daniel Trefler教授最近写书评，说您是当今国际贸易研究实证领域的第一人！”没想到导师反问：“那理论领域谁是第一？”“克鲁格曼！”我如实应答。他略一沉吟，点了点头。

为什么是克鲁格曼？

芬斯阙教授认同我的看法，并非是因为克鲁格曼曾在麻省理工指导过他的博士论文。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百多年历史中，或许只有三人在学术上可以排在克鲁格曼前面：二百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近百年前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

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言，今年的授奖是为了表彰克鲁格曼对贸易模式和地理经济学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什么是贸易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谁和谁做贸易及贸易什么。在纷繁复杂的各国贸易中，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二百多年前，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应出口那些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由此，自由贸易使各国都获利。这一理论简单易懂，解释了真实世界中的现实情况，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了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李嘉图模型好是好，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美进行贸易，就国家总体而言，自然两国都能获利，但在贸易中，美国的工人是获利还是受损？美国的资本家是获利还是受损？赫克歇尔和俄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国与国之所以进行贸易，是因为各国的资源不同。相对而言，美国财力丰厚但人力稀少，中国财力稀缺但人力资源丰富，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模式应该是中国出口劳力密集的纺织品到美国，而从美国进口资本密集的汽车，在这宗贸易中美国工人受损而资本所有者受益。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清楚地解释了20世纪初的国际贸易模式，这使得俄林于1977年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国际贸易研究的第一个诺奖）。

但是，新的挑战又出现了。在20世纪的最后40年，不仅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贸易量增加，富国与富国之间的贸易量也大幅度上升。同时，国际贸易不仅发生在不同行业之间，更重要的是同一行业内也存在着大量的国际贸易。举例来说，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机电产品出口很少，基本都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精密仪器而出口农产品。但进入新千年后，我国在机电产品行业中同时存在着大量的进口和出口。然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国只能出口纺织品这类劳力密集型产品，根本不能出口精密机床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同一行业内的贸易更是不可想象。简言之，已有的理论已无法完全解释新的现实。

后续的工作由克鲁格曼在1978年完成，那时他25岁。

在那一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中，他用十分简单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能看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资源禀赋相似的两国（如美国和加拿大）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且贸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

原因很简单：如果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降低企业成本，那么加美之间的贸易就如同美国本国扩大生产规模一样。加美之所以发生贸易是因为两国生产规模上的区别，而不一定是由于两国存在技术或资源上的区别——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导致了国际贸易。规模报酬递增并不是一个新发现，在1930年就有经济学家指出：克鲁格曼的贡献在于别出心裁地把它用于解释贸易现象。

有一个关于这篇文章的故事。1978年夏天，克鲁格曼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应邀参加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举办的学术研究会。这是一个由学术水准很高的学院派教授组成的松散型学术组织，能到这里宣读论文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克鲁格曼开始发言时，谁也没在意这位小伙子，人们都在私底下交谈。但渐渐地，他的发言内容让在座的学者们停止了交谈，屏息倾听，最终大厅里鸦雀无声。克鲁格曼一夕成名。尔后，他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克鲁格曼是谁？

在著名的通俗小册子《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克鲁格曼指出经济学者大凡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运用希腊字母进行数学推导和计量处理的经济学家，可谓学院派经济学家；第二类是主要处理如通货膨胀升降和货币增减等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不妨称为现实派经济学家；第三类则专门出书卖给因误机被困在机场而闲极无聊的旅客，姑且称为机场经济学者。

严格而言，第三类不能算为经济学家。而对于一名经济学家来说，受分工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不得已要在第一、第二类中有所取舍，一般难以兼于一身，但克鲁格曼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顶尖高手，他们在行内得到广泛的承认不足为奇。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学界和整个经济学界都是声名赫赫——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名经济系研究生，却不知道克鲁格曼，那绝对是一个笑话。不平常的是，在美国的工业界、大众乃至国际社会中，他也是声名显著。

克鲁格曼在圈外的声名来自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见地，更得益于他的优美文笔。他是当今经济学家中文章写得漂亮的少数人之一。在他获得克拉克奖时，评审委员会在激赏其学术成就之余，居然不忘点评他的文笔——“可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更斯的诗歌和马蒂斯的油画”。

经济学家被要求按严谨的学术范式写作，优雅的文字一般并不能增添其学术声誉。克鲁格曼在大学期间虽主修经济，却酷爱历史，正是那时候大量“不务正业”的阅读和写作造就了他笔下文字不一般的感觉，这也是他后来被《纽约时报》请去写专栏的重要原因。

从2000年起，他在《纽约时报》上每周发表两篇专栏评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专栏作家，是少有的几位能分析美国当代政治关键事务的人物之一。2007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用来刊登那些不能包含在专栏中的图表。

大多数美国普通公众通过《纽约时报》知道了克鲁格曼，但美国的政界人士却早在20年前就领教克鲁格曼其人了。1982年，克鲁格曼任职于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并于次年主笔总统经济报告，当时他30岁。此外，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30人专家组的成员。1992年，克鲁格曼深入浅出的电视演说对克林顿首次总统竞选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十年之后，克鲁格曼以《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为题，结集出版了他的专栏文章，严厉批判小布什政府的经济与外交政策。

2007年，克鲁格曼出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美国20世纪财富与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化。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中叶曾大幅降低，但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又急剧上升，最终超过了“镀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一般认为20世纪后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与贸易的发展，但克鲁格曼指出：无论是在20世纪中叶收入差距的减少上，还是在20世纪晚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政府政策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在书中谴责布什政府施行了扩大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施行“新新政”（new New Deal）（“新政”是指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基本精神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以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种“新新政”强调发展社会与医疗事业，削减国防开支。否则，巨额财政赤字在长期必然会导致重大的经济危机。

如果认为把美国时下的金融危机视为经济危机有点危言耸听，不妨听听克鲁格曼的一个故事。

1994年他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批评亚洲模式重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仅靠扩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时期潜伏深刻的危机，这些亚洲国家迟早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并走上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道路。他指出：对一国发展而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上讲，却几乎是一切！”

1996年，克鲁格曼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亚洲将出现金融危机。一年之后，预言成为现实，克鲁格曼的名字为全球瞩目，该书在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册。

早到还是迟到的诺奖？

克鲁格曼于38岁时获得克拉克奖（专门授予年龄在40岁以下、最具有杰出学术成就的青年经济学家）。今年他55岁，相对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言，实在是太年轻（俄林获奖时已78岁，次年便于书桌前辞世）。

不过对克鲁格曼来说，今年得奖也许不算迟到，但绝对不能说是早到。1991年获克拉克奖时，他就被认为很有希望获得诺奖。虽然呼声甚高，但因为其为人一向直言不讳、过于刚直，在政界、学界都树敌甚众，虽不至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确实也失去了许多机会。1992年他助克林顿登上总统宝座，但克林顿并没有“投桃报李”，却另请他人担任经济顾问，据说很大的原因是他天马行空的个性。

如果认为克鲁格曼得奖的原因仅仅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那就太小看了克鲁格曼。事实上，他在包括经济地理学、汇率目标区域理论、国际金融“永恒的三角”等问题上都有开创性的研究。

更可贵的是，克鲁格曼打破了经济学界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研究分割、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局面，对汇率和贸易进行了综合的研究。

克鲁格曼善于构建简单的模型来阐释重要的经济问题。他往往能比别人早数月乃至数年观察到某种经济现象，然后构建简单的模型，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独到见解。当其他经济学家对他的模型进行各种复杂的细致化或变形后，往往会惊讶地发现他原有模型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简单的模型竟反映了现象的本质，也许，这就是克鲁格曼的神话。

55岁，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仅仅是初入中年，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神话产生。（本文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

关起门来化“冰山”？

杰斐逊关上了美国的门，却意外地打开了繁荣的窗户。当中国出口的大门正受到经济危机的挤压，一个自由而统一的大市场将成为下一轮增长的前奏。

要想使一单位的产品运达目的地，则必须从出发地运出多于一单位的产品，因为有一部分会在运输过程中像“冰山”一样被融化掉。

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用“冰山成本”来描述因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

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正是不断融化冰山的故事。

消除贸易壁垒，首当其冲的是降低地区间的交通贸易成本。经济学研究发现，自二战以来交通运输贸易成本的下降对国际贸易流增长的贡献率为20%左右。区域贸易道理也一样。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和朋友开着一部老爷车，从芝加哥出发，沿着美国州际九十号公路，一直开到加州旧金山。那一次跨州旅行，在全程三千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中，我们没花半分过路费。对比一下，从哈尔滨开车到广州，你要过多少山寨？留下多少买路钱？一路上过关斩将，不计油费，单是过路费就比机票贵。这样一算下来，国内的地区间贸易成本无端地比美国高出一大块。

话说回来，像美国高速公路不收费这样的好事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两个世纪以前，美国还是实行收费公路制度的。不过那时是私人建路，资金难以为继，只实施了20年就废除了。政府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公路、铁路、运河，并且大部分免费使用。结果，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美国政府为什么开始这么干，跟杰斐逊有关。为了抵制英国，他1807年颁布《禁运法案》关上国门。杰斐逊关上了美国的门，却意外地打开繁荣的窗户。国门一关，国内需求催生了美国制造业的兴起，为了运送货物又不得不拼命修路凿河并且降低各项费用。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由此开始形成。在整个19世纪，美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成为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

除了降低运输成本，国内大市场的形成还必须消除其他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那次美国的跨州旅行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就是美国大城小镇的现代化程度基本没太大差别。有一天狂奔八百里后，人困马乏，不得已，停车夜宿蒙大拿州一个不足两百人的小镇。已是夜深，原以为吃饭会有问题，没想到照样有营业的麦当劳，而且照样刷卡不误。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家没打烊的酒吧！平心而论，对比大都市现代化程度，北京、上海丝毫不逊色于美国芝加哥、纽约。但是，什么时候甘肃一个两百人的小村庄也能刷上信用卡？

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分割跟户籍制度有关，美国没有户籍制度。在今日美国，人口的流动自是十分自由。你完全可拿着伊利诺伊州的驾照（在美国驾照也可算身份证）到加州上学或工作。经济学家发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相对于资本与自然资源，劳动力的贡献更为重要。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高尔曼（Robert Gal man）教授指出的，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就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随之相伴的交通建设、区域间贸易和金融网络则又将其整个经济合而为一。

不仅将美利坚所有州合而为一，美国还在不断缩小与兄弟们的“冰山”成本。

1989年，美国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五年之后，更是将小兄弟墨西哥纳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不要以为加拿大与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国，与地区间贸易无关。事实上，美加两国人民谁也不把谁当外人：翻开加拿大中学生的地理课本，里面美国地图赫然被标为“新加拿大”。就算是美国最近又闭关锁国，嚷嚷着“购买美国货”，也断不牺牲加拿大的利益。倒不是因为山姆大叔大公无私，而是因为他们从未把加拿大当作外人。

研究表明，由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美加墨所形成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树大好乘凉，企业因此享受到了经济规模递增的好处。二是市场大了，越差的企业越被淘汰，而越好的企业却越有成长空间。最后，普通消费者可以买到更物美价廉的产品。

自由贸易区再自由，美加毕竟还是有一条无法忽略的上千英里边界线，两国间的贸易比起各自国内的区域贸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加拿大西部最大城市温哥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温哥华到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美国的华盛顿州地理距离相当，按理说，这两个地区与温哥华的贸易量应该相当，但由于美加的边界线存在，华盛顿州与温哥华的贸易只占两国经济总量的2.6%，远低于艾伯塔省与温哥华的贸易——后者占了两国经济总量的6.9%。正所谓“疏不间亲”。事实上，当今发达国家内部区域贸易远大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原因也很好理解，发达国家内部贸易交易成本更低。

以前大家都相信“地球是平的”，但现在时髦的话是“地球是皱的”。经济危机尚未见底，贸易保护已比比皆是。各国同甘可以，共苦免谈，但共识还是有的，攘外必先安内。像美国那样，关起门来化“冰山”。

经济危机正在挤压中国出口的大门，但上帝会不会像两个世纪前对待美国那样，打开他那个巨大市场的一扇窗？（本文载于《南方周末》，2009年3月4日）

中国经济第四条道路

与其被迫人民币升值，不如主动增加进口，一来利国利民，二来还能堵住老外的嘴。

二战后所有穷国发展经济的套路，大凡跳不出如下三招：一是坚持进口替代，二是强调贸易自由化，三是实施出口导向。但时下发展中国经济，这三条道路都行不通，只有另觅新径。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看看前三条路行得通不。第一条是坚持进口替代战略，说简单点，就是政府设立高关税，抵制洋货，御“敌”于国门之外；让本国生产的产品哪怕再低质也有人买，目标无非是保护本国工业。如果明的设立高关税还不够奏效，则再加上个“暗保”——设立名目繁多的配额及出口补贴等贸易壁垒。效果怎么样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秘鲁、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都走过这条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也基本是这一路数。

那么，贸易自由化这条路怎么样呢？这条路强调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大量进口国外商品。国外商品多了，老百姓的选择就多了，可以“便宜买好货”。这样好是好，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外汇储备多贫乏，囊中羞涩，大规模进口高质量洋货难以为继。七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走过这条路，结果也是一言难尽。

难道就没有什么阳光大道不成？也无须如此悲观。六七十年代以来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这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经济体所走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就很成功。这些地区以其丰富的劳力要素为依托，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的总体腾飞。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路子就是坚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如果国人现在都已经富起来，那么企业多生产，照单通吃就是了，也并不见得有出口的需要。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人均收入还很低，只有4000美元，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其中还有四分之一是“被富”起来的：人民币对美元五年内被升值了25%。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大，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民的3.5倍，而超过一半的人是居住在农村的。既然大部分消费者都很穷，又怎么指望他们在短期内能消化掉所有的国内商品呢？自然，“短期内拉动内需”只能是空话一句。

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注定了出口导向这条路，大方向是对的，还得走。不过，这只是一条腿走路。还得靠另外一条腿：加大进口力度。理由有三：

一是光靠出口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出口多了，外汇就多了。问题是美金在国内还是不能当钱花，企业得把美金换成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左手接美金，右手扔人民币，这样一来流通到市场的基础货币就多了，再加上货币乘数的作用，这雪球就越滚越大，手里的工资自然也就越来越缩水了。你还真以为是大姜大蒜在跟你过不去，殊不知，真正“姜你军”“蒜你狠”的，是放在黄浦江外的一个个出口集装箱。

最近国家出台一项政策，允许企业将其外汇所得存在国外，不用汇回国内进行外汇对冲，以避免通货膨胀压力。但这年头，企业都赌人民币升值，谁还有动力守住美金呢？所以，如果真正想让这钱不流进来，留在外面进口原材料，政府就应该让企业得到的好处大于套汇的甜头。

二是多进口有利于国内企业实现产品升级换代。贸易自由了，虽然海关会少收些银子，但老百姓买东西却更便宜了。当然，国外好东西进来，会挤掉一些国内企业的产品。不过，穷则思变，变则通。企业想保住市场份额，只有努力提高质量，提升自身生产力。所以，增加进口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当然，要进口就得要有硬通货——美金。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已有2.8万亿美元，短期内，不缺钱。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长期来看，只有出口挣了钱，才能买人家的东西。不管买老外的香饽饽还是自家的窝窝头，老百姓腰包都得先鼓起来。这也就是出口不能偏废的原因。

三是多进口有利于促进中国外部经济平衡，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些年中国外贸顺差很大，去年又多了1800多亿美金，也难怪老美要眼红，一个劲儿地催人民币升值。近日的G20部长级会议更是要出台量化指标衡量一国外部失衡大小。如顺差分配大，则有可能出台具体的人民币升值日程表。要知道，人民币一升值，我们的产品就贵了，市场的竞争力就弱了；而老外的东西就便宜起来，市场的竞争力也便强了。所以，人民币升值是一石二鸟：减少出口还增加进口。而相信现在你我都明白出口为什么不能掉下来了。既然这样，不如主动增加进口，一来利国利民，二来还能堵住老外的嘴，实现外贸平衡。何乐而不为呢？（本文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第7期）

“依靠内需”仍是望梅止渴

自2007年受美国次贷危机所累，全球经济三年来一路狂泻，如落花流水，一片惨不忍睹之状。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不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出口还是深受其累，去年我国出口总额负增长了16%。好在有国家四万亿投资保驾护航，经济增长率是保住了，不过坊间从此对外需是一片嘘声，似乎自此“西出阳关无故人”，拉动经济只能靠内需。

乍一听是合情合理。经济危机之下，各国同甘可以，共苦免谈。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行为层出不穷，贸易壁垒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中国出口的老东家美国更似患了“三高”综合征：高失业率、高负债率、高反倾销税率，对“中国制造”拒之千里。既然东西没人要，还谈什么外需拉动经济？

问题是，如果外需不行，内需就行吗？

内需大体可分三块：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去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投资和政府购买占了大头。但政府退出是早晚的事。既然政府拉动经济风光不再，消费和私人投资似乎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消费和私人投资却分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什么这么说？先来看三个指标。

第一个是城镇化率。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5.8%。就是说，只有四成六的人在城镇“享福”，另外五成四的人分散在广袤农村。请注意，这个指标是指“城镇”，既有像京沪穗这样的一线大都市，也有边陲小镇，所以这个指标对我国的城市化率是往高里算的。但即使如此，相对于欧美高达80%的城市化率，还是难以望其项背。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可能有人更想住在农村。问题是，农民的收入比城里人低多了，平均不到城里人的三分之一（2009年城乡收入比为3.5:1）。55%的农民即使想消费，腰包里也没钱。

那城里人就敢烧钱吗？再来看一个指标：边际消费倾向率。粗略地讲，口袋里多揣了一块钱，你愿意花掉几毛？最近日本名古屋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率约为0.54，基本上也是全球最低。看来，城里人也舍不得花钱。事实上，边际消费倾向率是一个长期慢性指标，它受一国的文化风俗习惯等影响。中国人的好储蓄是早就出名的。不过，事出总有因。原因也好想，看看一线城市高得离谱的房价，还想不想存钱买房娶媳妇？医疗社保跟不上，谁又敢随便花钱？

最后一个指标，人口抚养比率，跟需求不大沾边，但跟供给却是莫逆之交。人口抚养比率是一个经济中老幼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例。数字越小，说明社会中充裕劳动力越多。去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率是0.39，基本上也是世界最低水平。人口大量集中在农村，农村青年又纷纷进城奋斗谋生。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加之每年大批的毕业生加入工作大军，很多企业都是一职难求，薪水更是少之甚少。除去支付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企业的大部分剩余利润便用于追加投资，造成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当然有钱的都是国企，中小企业因为借贷限制等诸多困难都朝不保夕了。老百姓囊中羞涩，企业又不断扩张，形成了巨大的供需缺口，内需如远水解不了近渴。剩下的东西，还得卖给老外。

说到外需，经济危机致使老外的荷包在缩水，还有钱为进口品买单吗？没关系，化整为零，分割销售。虽然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但仍然有一些新兴工业国家逆流而上，比如巴西和印度。近年来，这些国家从我国的进口量逐年攀升，正渐渐成为我们潜在的大客户。

再说美国，虽然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但究竟会多大程度影响到购买“中国制造”呢？去沃尔玛看看吧，真是吓人一跳，里面充斥着大量质优价廉的中国货，很多东西和国内的价格不相上下，甚至比北京的大超市更便宜。要知道，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算成人民币差不多有20万，有多少中国人能有这种收入水平？况且美国人不用为冲破天的房价担忧，也不用担心看病养老，生活基本没有后顾之忧。更何况，这些便宜货几乎都是生活必需品，从日杂用品到衣物、儿童玩具、厨房用具、电器甚至五金配件，哪一个是生活中少得了的东西？需求弹性如此之低，就算经济危机也影响不了多少。而其他致力于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不是国家太小就是起步太晚，短期内都无法和中国匹敌。前两年有本美国人写的畅销书叫《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看看他们家一年不买中国货的悲惨日子，就完全不用为我们出口品的销路担心了。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不是早晚也会面临老龄化问题吗？外需拉动经济的红旗还能扛多久呢？老龄化是所有国家的人口演化都终将面临的问题，但是早晚有别。这个问题对于发达国家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时间的人口红利可以利用。有学者估算过，中国的人口红利能继续保持至少十几年时间。换言之，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中国都有廉价劳动力继续为出口做后盾。

当然，靠人不如靠己，出口拉动如涸泽而渔，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发达国家这些成熟的经济体里，内需都是重头戏，美国每年的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而在我国，消费只有三分之一强，内需拉动仍然是水中花镜中月，可望而不可即。我们的经济要走向成熟完善，路漫漫且修远。表面上看起来是出口和内需的争执，掩盖的其实是利益的种种冲突。行路难，多歧路，与其依靠内需望梅止渴，不如先靠外需解决燃眉之急，取天下需先借荆州。要得长久，还是先保眼前吧。（本文载于FT中文网，2010年8月19日）

对iPad应怎么征税？

近日海关规定，对iPad类产品以5000元为税基征收20%的行邮税。简单地说，若居民从国外带回或邮寄一件价值3000元的iPad，入关时得交1000元的进口关税。这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此前商务部已就此向海关总署发送了一份咨询函。

据了解，商务部咨询函包括如下内容：“手机（如iPhone）、电子书（如Kindle）和平板电脑（如iPad）应归入哪一类产品？完税价格和税率各是多少？”“目前携带计算机类产品出境如何申报？”“计算机类产品按5000元征税是否过高？是否需要进行调整？”等等。

商务部相关人士近日也对媒体表示，缴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打击走私是海关应尽的职责。但是，对个人自用物品入关征税，应适当宽松，不能有惩罚性。不过，迄今为止，商务部上述咨询函还未得到任何回复。

对iPad等数码类产品征收行邮税，究竟是否合理？又会对中国计算机类产品的进出口产生怎样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余淼杰认为，“对手机数码类电子产品入关，征收20%的行邮税并不合理，理应取消”。

首先，征收行邮关税有损于中国国民的净福利。余淼杰指出，假定中国居民对数码产品的进口需求难以影响其在世界上的价格，那么，征收进口关税会有三种不同效应：一是直接带来了海关的关税收入；二是有利于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商，如“联想”、“魅族”等，增加了“生产者剩余”；三是提高了消费者购买的国内价格，使“消费者剩余”减少。上述三者对中国国民福利的影响虽然有正有负，但加在一起，总体上是负效应。

但他同时也指出：“事实上中国是手机数码类产品的消费大国，可能有力影响世界价格。在这种情势下，征收行邮税，造成的国民福利损失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大国征收关税的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邻为壑”，容易遭受贸易报复。

其次，对手机数码类产品入关征行邮税是否符合WTO规则？余淼杰认为，根据WTO《信息技术协定》，IT类产品要逐渐将关税降至零，而中国早在2005年就对计算机类产品实行零关税。但是，行邮税却有所不同。

目前的所谓行邮税，事实上是把增值税与关税合并计算，国外也有约定俗成的先例。但正如商务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指出的，以增值税17%的适用税率计算，20%的行邮税还是太高了。

再次，就算对iPad征收行邮税合情合理，余淼杰认为，对中国整体而言，仍然有些得不偿失。“试想，为避免漏收，海关得额外增加多少人力物力？就算海关机构觉得征税责无旁贷，那么公民入境时为此排队的时间也大大增加，这也会造成福利损失。”

他提醒说，目前G20峰会正在召开。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应杜绝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中国因征收行邮税而授人以柄，成为贸易报复的借口，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本文载于财新网，2010年11月14日，由实习记者游五岳改写）

如何纠正我国经济外部失衡？

目前（2010年）G20峰会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各国如何通力合作以纠正外部经济失衡。这就给各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经济危机一来，各国贸易保护政策此起彼伏，对外贸易就更加失衡。而现在要纠正贸易失衡，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衡量贸易失衡。

问题乍一看很简单。所谓外部失衡，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定义就是一国国际收支表的经常账户不为零。由于商品和劳务进出口是经常账户的最主要一块，因此，外部失衡通常又是指一国出口额不等于进口额。问题是，用这种方法定义，那么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外部经济都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因为自18世纪以来就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外贸平衡，多少都会略有“出超”或“入超”。所以今天G20关心的并不是外部失衡，而是一国的对外贸易有没有出现过度失衡。

这就很有意思了。多大程度的进出口差额算是“过度”呢？至今为止，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哪怕是建议性的指标。目前笔者与北大国发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教授正在研究这个课题。个人的看法是有两个指标可供参考。第一个是绝对值指标，即一国的贸易进出口差额是否大于1000亿美元。第二个则是相对值指标，即一国的贸易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是否大于5%。这两个指标的关系是“字典排序”，也就是说，绝对值指标比较重要；而相对值指标则是给定两国在绝对值指标近似的情况下，通过比较它们的经济总量来确定哪一个经济体外部失衡更为严重。具体来说，以第一个指标来分析2008年世界各国外部失衡情况，全世界的五大顺差国分别是中国（4400亿美元）、德国（2350亿美元）、日本（157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1390亿美元）和俄罗斯（1020亿美元）；五大逆差国分别是美国（6730亿美元）、西班牙（1540亿美元）、意大利（730亿美元）、希腊（510亿美元）和英国（450亿美元）。当然，如果仅按照一国的贸易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是否大于5%进行排序的话，则前五位应是挪威、沙特、中国、俄罗斯和德国。挪威之所以后来居上，主要是因为其经济规模较小，但估计没人会在意这样一个小国是否有巨大的外部失衡。可见，要真正客观衡量一国外贸失衡情况，对这两个指标进行“字典排序”还是比较科学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前我国外贸顺差甚至是德国的两倍，而中美的贸易顺差更达到1700亿美元左右。问题是，中美的外贸失衡真有那么大吗？不然。这里面有一个计算口径不同的问题。美方在计算中国的出口时，是把香港地区的出口也算为我国的出口。而商务部在计算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时，则不包括从香港地区境外转口出去的贸易。更为重要的是，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半壁江山，所以，我国巨额的出口额并不代表着同等程度的出口附加值。举个例子，一个从中国组装完毕出口的iPod是209美元，但在我国的附加值却只有9美元，所以，在讨论外部失衡时，一味强调出口额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有意思的是，一国出现外贸赤字，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就一定是坏事吗？答案是否定的。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如果一国私人储蓄小于投资，或者出现财政赤字，就会出现贸易赤字，所以就必须向外国融资。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你可以用信用卡向银行预支，那国家为什么不能向外国借钱？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储蓄小于投资导致赤字，还是财政赤字造成贸易赤字。如果是国内投资机会增加，而国内居民储蓄不足以融资的话，则向外国借钱没什么不行的。因为借到的钱会用来投资，这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如果说是因财政赤字而向国外融资的话，那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粮”。反观美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就很明白了：80年代美国主要是借钱来支持高消费，支持“军备竞赛”，而90年代则是借钱来支持高科技行业发展。到了新世纪则又反过来了，借钱去打伊拉克。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克林顿在美国会有那么高的民意支持率。

反过来说，一国出现外贸赤字，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就一定是好事吗？答案是不一定。以我国为例，在缺少外汇储备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点美元储备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在贸易顺差大了，外汇储备也多到25000亿美元时，则不见得是皆大欢喜的事。这是因为，贸易顺差国赚到美元以后，当然不会像守财奴那样把美元藏在地窖中，相反它要寻找投资机会。那么如何保证现有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就不再是一桩轻松的事了。某种程度上这也难为了国家外管局、中投、惠金这三家龙头老大了。

如果仅是保值增值的麻烦，那还是小事一桩。更麻烦的事在于巨额外贸顺差还会带来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道理很简单。我国外贸企业得到美元之后，必须到国家那里换成人民币。这样一来，相当于央行变相地向市场发放了更多货币。更多的货币追逐定量的商品，自然就造成了物价上涨。在这种机制下，外贸顺差越大，国内通胀压力就越厉害。可见，外贸顺差也不见得都是好事。

再深入一点。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国的外贸顺差会这么大，而且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简单来讲，就是发挥我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学亚洲“四小龙”，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毋庸置疑，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很成功，它使我国在过去30年来保持着每年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并坐上了全球经济第二大国的宝座。笔者先前同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合作的论文也解释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问题在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必然会导致国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外部经济过度失衡。再加上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出口更为顺畅。新世纪以来外贸顺差剧增。而如前所述，外贸顺差又会推动国内通胀，所以必须加以纠正。再者，由于未来我国十年内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相对丰富的优势也将逐渐消失，这又会对我国现在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严峻挑战。所以如何纠正我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国应逐渐采取“贸易导向”的发展战略来纠正外部过度失衡。什么是“贸易导向”的发展战略呢？它有两个层次，一是坚持出口，二是扩大进口。两者不可偏废。目前的一种主流观点是要扩大内需。这本身没错，2009年我国的消费约占GDP的三分之一，而美国是占了三分之二，的确要扩大。但问题是我国现在人均收入只有四千美元，不足人家老美的十分之一。口袋里没钱，怎么扩大内需？而坚持出口有两个好处：一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目前制造业吸收了总就业人口的27%，而制造业自然是出口的大头。所以，出口不能废。二是只有企业出口了才能赚到钱，企业有了钱，职工才可能会提高工资。而只有扣除了物价水平后的真实工资上升了，居民才有可能多消费，“扩大内需”才能做实。

不过，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我国应扩大进口。具体讲来，这有几个好处。

第一，扩大进口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早就指出“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扩大进口首先意味着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经济学实证研究已表明，进口加工品具有更高的质量，可使企业产品质量提高，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扩大进口同时也要求政府进一步推行自由贸易，即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进一步减免，这样一来，国内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实现优胜劣汰，从而有利于行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扩大进口能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改善经济结构。如果国家不要求企业出口所得外汇上缴换汇，而企业用这些美元直接进口，那么通货膨胀的压力自然也不复存在，或者至少不那么大。而从宏观供给面而言，如果进口更多的资源类产品，我国的能源问题也可以得以部分解决。

第三，扩大进口有利于避免潜在可能的国际贸易战。再回到中美贸易失衡的话题。由于中美贸易顺差占了我国外贸顺差的一大块。所谓“打蛇打七寸”，解决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就解决了我国外贸失衡问题的大头。如果我们把对美贸易顺差用来直接购买美国产品（比如买波音飞机），则比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要强，这样人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也就不大了，我们也无必要再为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而想破脑袋。

当然，回到微观主体上来，企业要进口，首先必须有美元，那钱从哪里来呢？还是要靠出口。所以说贸易导向发展战略中的出口和进口两者互为依存，不可偏废。而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外部过度失衡的问题了。

中国经济短期内仍靠外需

在围绕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中，一种声音已经成为主流，即中国经济应当尽快从以出口驱动，转向以内需驱动。这种想法“看上去很美”，但实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在我看来，短期内不大。

从历史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基本有三条道路：一是以进口替代政策为导向；二是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三是以出口为导向。哪一条路适合中国呢？基于目前的国情，我认为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仍要靠外需，从长期看，则应坚持走一条新的、第四条道路：坚持贸易为导向——在坚持出口的同时强调进口，和坚持对外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让我们对前三种战略模式作一个简单的国际比较。

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从保护本国企业的角度出发，通常是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这一战略形式在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其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持可以上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学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巴基斯坦、土耳其都采取过这种发展模式，但结果差强人意。相比之下，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从六七十年代起，基于本国的资源要素禀赋，坚持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模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我国此前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基本上也可以总结为遵循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模式。

那么，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模式目前是否仍然适用于中国？答案是，在短期内依然管用。原因正如我上期专栏所说，以内需拉动经济在短期内是“望梅止渴”，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这可以从供给面和需求面加以说明：

从供给面看，我国目前很低的人口抚养比（39%）决定了劳动大军资源充足，企业得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劳力资源，保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这反过来让企业有动机生产更多产品，从而可能造成过度供给。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某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从需求面看，目前我国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45%）和城乡收入失衡（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5倍）决定了消费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提升：超过一半的消费者都是生活在农村的穷人。也就是说，我国消费不足的现象难以在短期解决。因此，出口成了唯一解决市场出清的办法。

当然，这一观点可能会受到三个方面的质疑。第一，当前外需疲软，出口是否会受到很大冲击？第二，大额贸易顺差是否会加剧我国受到的“操纵汇率”的指控？在国内则加大通胀压力？第三，未来十年我国必然会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又将如何影响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在2009年出现萎缩，出口增长率比2008年低了16%。一些人据此认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走到了尽头。我以为不然。首先，2008年出口额是我国的历史最高点，2009年以此为基点作比较，增幅自然会低。其次，尽管一些国家面临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但中国出口已明显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以数据为证：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额为7040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也高于2008年同期的历史最高水平（7000亿美元）。根据历史经验，下半年我国出口额通常还会高于上半年的水平，主要原因是下半年的感恩节、圣诞节等节日会提升西方国家的进口需求。这样，今年我国的出口额超过2008年再创历史新高，几成定局。而且看不出短期内有其他经济因素可以改变靠出口拉动经济的现实。那么，短期究竟是多短？我的理解是五年内没有问题，十年内问题不大。

第二个问题涉及汇率，这个问题本文暂不全面展开讨论。但即使人民币快速升值，我国的总出口依旧会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以2006年至2008年间的数据为例：这三年间人民币汇率上升近20%，但出口依旧迅速攀升，并在2008年达到1.4万亿美元的高点。当然，笔者近期用同期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10%，我国的出口额将下降16%。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则自2006年以来，我国的出口将增长得更快。当然，大额的贸易顺差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一定的通胀压力。这是因为按规定，出口企业必须把出口挣到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这相当于间接增加了流通货币的供给。但是，也应看到，如果我们能合理运用手中的2.5万亿美元储备——比如用于购买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高科技含量机器设备，则是一桩好事。对于外汇占款带来的通胀压力，一方面，政府可以采用“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存款利率、提高银行储备金加以调节；另一方面，更可以通过设定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来提高居民的真实工资水平。

当然，提高工资以抵消因出口创汇而产生的通胀压力似有循环论证之嫌，因为如工资上升，企业的成本优势下降，又如何能保持出口优势？回答是，中国企业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不只是外汇，更重要的是通过规范生产管理方式、改进生产方式从而实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换言之，企业的增长不是靠“粗放式”的大规模低价格要素投入，而是通过出口实现“集约式”的技术进步。能否“边出口边学习”，提高生产率，是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核心关键。正如2008年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指出的，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

所以，个人觉得，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一些提法确有其科学之处。会议首先指出要让“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保持协调发展。既然是协调发展，就是三方面都要发展，不同年份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哪一块不行就靠其他两块。如去年出口不行，就靠投资，个人投资拉升乏力，就靠政府投资。当然，长期来说应培育内需，消费上去了，居民效用水平满足程度才有可能上升。不过，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增长依存方式本身，而是增长依存方式背后的东西——以我的理解，那就是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会议公告的第二句话——应“培育消费的长期机制”——则更是微言大义。注意，这里强调的是“长期”。事实上，只有先靠出口把产品卖出去，实现了盈利，才有可能提高工人工资，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收入不上去，增加消费自然成为无源之水。

第三个问题涉及人口红利的消减。的确，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在十年后会比较严重，这会严重冲击劳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也是本文所强调的：出口导向的战略模式只是我国经济在“短期”内的必然内生选择。但是，通过调整职工退休年龄，可以部分抵消人口红利消减的影响。比如说，男职工退休年龄可提高到65岁，女职工则可提高到60岁。当然，十年之后，我国应该升级到另外一种发展模式，我把它称为贸易导向的发展战略，即重点不在于保出口，而在于全方位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它的具体内容与含义，限于篇幅，容下期再探讨。（本文载于FT中文网，2010年11月11日）逆差惊现　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

NBD（《每日财经新闻》）记者：逆差是怎么造成的？

余淼杰：中美贸易差由来已久，80年代美元逆差不大，真正拉大差距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逆差拉大是由两国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便宜，产品价格有比较优势，大量出口，造成贸易逆差。

NBD记者：3月份哪些商品存在大规模进口？

余淼杰：3月份的逆差到4月10日才能统计出来，但是我有两点想法：一是3月份最终能否出现贸易逆差还不一定；二是即使出现逆差，也不会太大。3月份已经过去的20天的贸易进出口情况，与1月份和2月份相比在进口品的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规模进出的是原材料和加工产品。从这点上看，并不特殊。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可能有政治上的考虑。

NBD记者：是否意味着出口再次震荡下跌？

余淼杰：我认为，今年的出口肯定要比去年好得多。也许很难达到2008年的水平，但肯定比2009年好。会不会震荡性下跌？我想不会。近期的逆差，有可能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但更有可能是出口大幅度上升，进口快于出口的上升。更为重要的是，2月份出现的进口产品，基本是原材料和再加工。我的意思是，观察到3月份进口上升，如此推断5月份会有大幅度的上升，为什么？因为工厂加工需要一个过程，先进口后出口。

NBD记者：出口增长前景如何？

余淼杰：对出口增长前景的预测，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看。短期看，1月份和2月份的增幅为正，3月可能是负，但逆差很小。实际上，没有必要太在乎这个微小的差距，因为季节性因素很强。为什么2009年12月份出口多，2010年1月份出口少？因为12月份有圣诞节。为什么我国的进口多？因为我们有春节。

我认为，人民币短期内，特别是上半年不能也不应升值。因为我国的出口情况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是从去年11月份才开始好转的。如果短期内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会很大。但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力度增大，则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小幅升值。但即使升值，幅度也不应太大，最多从6.8升到6.6就差不多了。在未来5年内，我认为拉动经济增长就得靠出口。一是由于我国当前的人口抚养比较低，这造成劳力相对于国外便宜，而这又会造成企业利润盈余相对充足。企业钱多了就加大投资，不断生产，造成过度供给。二是我国城镇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