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的刽子手 :动荡十六世纪的生死荣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30 01: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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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尔·哈林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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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刽子手 :动荡十六世纪的生死荣辱

忠实的刽子手 :动荡十六世纪的生死荣辱试读:

序言

每个有用之人都是可敬的对象。——柏林刽子手尤利乌斯·克劳茨(Julius Krautz, 1889)1

1617年11月13日寒冷的清晨,天尚未破晓,人群已开始聚集。以法律与秩序闻名全欧的帝国自由城市纽伦堡(Nuremberg)将再一次公开处决犯人,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争先恐后想抢个好位置,等着行刑开始。小贩摆好摊位,向群众兜售香肠、酸菜和咸鱼。行刑队伍将一路从市政府走到城墙外的行刑台,而沿路两侧已被这些大小摊贩占据。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大人小孩在人群里东钻西窜,兜售啤酒与葡萄酒。上午九至十时许,围观人数已至数千之多,十多个治安官背着弓箭在街上值勤,紧张神色溢于言表,生怕有什么闪失引发骚动。年轻醉汉互相推挤,口中哼着淫歌秽语。空气中弥漫着呕吐物与小便的恶臭,偶有烤香肠与炒栗子的香味混杂其中。

群众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这位罪有应得死囚的背景,耳语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位习惯上被称为“可怜罪人”的囚犯名叫格奥尔格·卡尔·兰布雷希特(Georg Karl Lambrecht),现年30岁,老家在迈因贝尔恩海姆(Mainberheim),一个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村落。尽管他曾以学徒和工人身份在一家磨坊工作多年,近来却沦为粗工,靠搬运葡萄酒维生。大家都知道他与其兄及多位恶徒同谋,伪造大量金币银币,但只有他落网被捕并被判死刑,其他人则逍遥法外。对这些紧张的围观者而言,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精通巫术,和一个绰号“吃铁人”的女巫“在乡下老家鬼混”,并因此与第一任老婆仳离。根据几位目击者透露,兰布雷希特不久前曾将一只黑母鸡抛到空中并大喊:“恶魔,这是给你的打赏,现在把我应得的给我!”他仇家不少,似乎想借这仪式诅咒其中的一位不得好死。据传他已逝的母亲也是巫师,而父亲则在多年前因为偷窃被处以绞刑,所以监狱牧师对他下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评语,看来也算有凭有据。

接近正午,附近的圣塞巴都教堂(Saint Sebaldus)响起了庄严的钟声,紧接着,位于市集的圣母堂(Our Lady’s Church)、佩格尼茨河(Pegnitz River)对岸的圣劳伦斯教堂(Saint Lorenz)也依次传出钟声。没多久,这位死囚从气派的市政厅的侧门被押解出来,脚踝上戴着镣铐,双手用绳索牢牢捆绑着。刑事法庭两位牧师之一的约翰内斯·哈根多恩(Johannes Hagendorn)事后在日记中写道,这时兰布雷希特转身看着他,激动地哀求他,希望牧师赦免自己的诸多罪恶。他也再次徒劳地拜托牧师,让刽子手一剑斩了他的头。比起铸造伪币理应被活活烧死的处罚,斩首会让他死得更快也更有尊严,但牧师拒绝了他的要求。兰布雷希特继而被纽伦堡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Frantz Schmidt)熟门熟路地押赴紧临市政厅的市集广场。从那儿出发,地方士绅与权贵一行人缓慢地朝一英里之外的行刑场前进。“溅血法庭”(blood court)的法官身穿红黑华服,骑着马带领一行人前往行刑场,队伍里包括罪有应得的死囚、两位牧师、弗朗茨(当地人与其他刀斧手惯以“名师弗朗茨”这个尊贵的头衔称呼他)。走在弗朗茨身后的依次是身穿黑衣的纽伦堡市议员、当地权贵世家的代表、手工业行会的领袖,足见这次行刑是地道的市民集会。死囚经过夹道围观的群众时,哭着请求熟识的人赐福与宽宥。队伍一穿过南边圣母门(Frauentor),便步出纽伦堡宏伟的城墙,抵达刑场。这是一座俗称“乌鸦石”(Raven Stone)的孤零零的高台,因死囚伏法后暴尸现场,任乌鸦啄食其腐肉而得名。死囚和刽子手一起沿石阶登上高台,转身面对群众,他忍不住瞄了一下旁边的绞架,再次向大家公开认罪,并祈求神原谅。接着他双膝跪地,诵念主祷文(Lord’s Prayer),牧师则在他耳边低声说着安慰的话。

念完主祷文,刽子手弗朗茨让兰布雷希特坐上“审判椅”,并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细丝绳,使他在遭火焚前能够被悄悄勒毙——这是刽子手对罪人释出的最后一丝怜悯。弗朗茨也用铁链牢牢缠住死囚的胸膛,接着在他脖子上挂上一小袋火药,并在他的双臂与双腿上放了一些沾了沥青的花环,一切都为了加快火烧速度。牧师继续和可怜的罪人一起祷告,刽子手则在审判椅四周添加几束稻草,再用桩子加以固定。在弗朗茨把火炬掷到死囚脚下之前,他的助理已悄悄勒紧死囚颈上的丝绳,心想兰布雷希特大概能在火刑前窒息而死。不过此举显然是白费工夫,因为火苗开始蹿烧、吞噬审判椅时,死囚可怜兮兮地喊道:“主啊,我把灵魂交付到您手上!”火势继续延烧,其间又陆续听到死囚几声惨叫:“主啊,收容我的灵魂!”接下来只听见熊熊火势发出噼噼啪啪声,空气中弥漫肉体烧焦的恶臭。当天稍晚时分,法庭牧师哈根多恩根据死囚咽气前虔诚的忏悔,在日记里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我千真万确相信,他经历可怕又可怜的死亡过程后,现已得到永生,成为永生的子孙及继承人。”2

一个被社会唾弃的罪人离开了人世,而另一个社会弃儿则留了下来,清理余烬与焦黑的尸骨。像弗朗茨·施密特这种职业刽子手长期以来为世人所畏惧、唾弃,甚至同情,却鲜少被认为分量与名气足堪(或值得)后人缅怀。不过这位经验老到的63岁刽子手,在用刷子清洗死囚不久前才伏法的行刑台时,耳边似乎还听得见罪人最后穿透浓烟绝望而虔诚的声声呼喊。这时他的内心到底有何想法?他想必绝不会怀疑兰布雷希特是被冤枉的,因为弗朗茨本人参与了两次侦讯被告的冗长过程,加上多位目击证人指证历历,更别提在罪人住处查获了铸造伪币的工具以及其他无以抵赖的铁证。有没有可能弗朗茨改变了初衷,没有先让死囚窒息而死,因而出现这难堪的一幕?他对自己身为职业刽子手的荣誉感是否因此受损?他的名声是否因此蒙上污点?还是因为从事被众人敬而远之的职业将近五十载,已变得麻木不仁?3

照理说,回答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难如登天,任何臆测均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剖析纽伦堡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时,我们有了难得一见的优势,因为和法庭牧师一样,弗朗茨在他奇长无比的刽子手生涯里,自始至终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详载如何处死囚犯或对囚犯用刑。这份重要文件涵盖了他长达45年的职业生涯,从1573年施密特19岁第一次上阵,一直到1618年退休为止。根据日记,弗朗茨以令人恐惧的方式将悔不当初的伪币制造者送到了冥府,不仅是他最后一次处决死囚,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高峰。根据他自己统计,被他处死的有394人,另外有数百人被他处以鞭刑,或施以酷刑以致毁容或断手断脚。

所以,弗朗茨当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尽管他的日记早已为研究德国近代史(约1500—1800)的史学家所熟悉,但几乎没有人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弗朗茨过世后,日记原稿也跟着佚失,但至少有五份手抄本在民间辗转流传近200年之久。印刷版先后在1801年与1913年问世。根据1913年印刷版翻译而成的英文简明版在1928年付梓,接下来几年仅有前述两种德文版的一些翻印本问世,且每次印量都极少。4

数年前在纽伦堡一家书店的当地历史区,我和弗朗茨的日记第一次相遇。尽管过程平淡无奇,远不及通过一道道古谜语关卡、在密封的地下室里找到佚失已久的手抄本来得刺激,但我还是忍不住高喊:“找到了。”400多年前的职业刽子手不仅识文断字,还不懈地在日记里记录自己的想法与行为。这一点令我惊叹,也深受其吸引。至今怎么没有一人善用这份了不起的素材,还原弗朗茨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的样貌?日记埋没在书店一隅,看似收藏家猎奇的对象,实则有着精彩故事,苦等有心人揭露。

我买下这本薄册,阅罢即有几项重大发现。首先,弗朗茨·施密特这本自编的处刑史在当时的刽子手圈虽非独一无二的作品,但该书涵盖时间之长、数据之详尽,均是那个年代同类作品所望尘莫及的。彼时,德国男子多半是文盲,但有些刽子手的识字程度足以将行刑数据简单而公式化地记录下来,并有部分成功保存到今天。5近代史之初,刽子手的回忆录开始流行,尤以桑松(Sanson)家族史最负盛名。这个法国刽子手世家主持并监督巴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处决仪式。由于斩首刑在欧洲逐渐式微,因此出版“末代刽子手”这类回忆录的热潮也随之短暂兴起,其中有几本荣登畅销书榜。6

不过,弗朗茨这位精彩人物何以一直被埋没,着实令我不解。直到我进一步细读他的日记,才发现另一个惊人的现象。尽管弗朗茨对形形色色的罪犯做了极其生动的描述,但是他仿佛吊大家胃口似的一直隐身在幕后,甘为沉默不语的影子与旁观者。其实在诸多事件中,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份手稿读起来不像日记,反而更像某种职业生活的编年史。该书共载记录621笔,有些仅短短几行,有些则长达数页;虽依时间顺序书写,但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一记载弗朗茨1573年以降执行的一切死刑(capital punishment),其二则记载1578年以来他主持的一切肉刑(corporal punishment),如鞭刑、烙刑、斩指刑、割耳刑、割舌刑。每一笔记录都详载罪犯的名字、职业、家乡、所犯的恶行、受刑方式、行刑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弗朗茨的记录中,罪犯与受害人的背景信息也变得更为详细,包括罪犯最近一次犯罪与稍早的恶行,偶尔还会更完整地描述罪犯怎么打发伏法前的几小时或几分钟。在数十段较长的记录里,他提供更多罪犯的背景,甚至重建重要的犯罪现场,描述得有声有色,偶尔搭配几行对话。

许多历史学家不认为弗朗茨的日记称得上是“自我档案”(ego document),这类文本包括日记、个人书信等,是学者用以探索作者思绪、感情、内心纠结的参考。弗朗茨的日记里未提及刑讯逼供牵涉的道德危机,也未长篇大段探讨正义,甚至未精辟剖析人生的意义。实际上,日记里出现的人称代词少得让人吃惊。长达45年多的记录里,弗朗茨只用了15次“我”、“我的”,而受格的“我”(me)仅出现一次。多数人称代词用于指涉职业上的重大里程碑(例如,“我第一次挥剑斩首死囚”),从中看不出个人的看法或情绪。其他人称代词似乎是随性加入的(如“三年前我对她施以鞭刑,并驱逐出城”)。7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夫”——这两人都是刽子手——各出现了三次。日记完全未提到弗朗茨的妻子、他的七个孩子,或是为数众多的往来对象,这点并不算离谱,毕竟日记的重心不是他们。不过日记也完全没有表明他和受害人或加害者是不是亲人或往来密切。其实他认识当中不少人,其中一位就是他另外一个姐夫,因抢劫勒索而恶名在外。8日记中没有明确表现宗教态度,整体而言,说教的语言也极少。这样刻意排除个人感情的日记,如何能让他人深入了解作者的生活与思想呢?至今没有人善用弗朗茨日记或视其为传记素材,我认为仅仅是因为日记并未充分表现弗朗茨其人。9

如果没有两项重大突破的话,我的计划可能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第一个突破发生于初遇弗朗茨日记数年之后,在进行另一个项目时,我在纽伦堡市立图书馆发现一本更古老且更精确可靠的弗朗茨日记手抄本。之前的两个版本系根据17世纪末的抄本,为了提高可读性,曾被抄写员精心修改润饰过。市立图书馆这个手抄本取材自1634年即弗朗茨过世那年的版本。10与此相比,较晚的两个手抄本做了若干小幅更动,包括:一些字的拼法;更改记录登载的顺序,方便读者查询;若干日期稍有出入;修改句型;附加标点符号。1634年的版本没有任何标点,弗朗茨可能与其他教育背景类似的人一样,写日记时完全不用标点符号。不过许多差异显而易见。例如,有些版本删掉整个句子,新增说教的语言,并摘录纽伦堡编年史家的作品与刑事记录。这些后来陆续发行的限量手抄本在拼凑内容之后提高了日记的可读性,以此吸引18世纪纽伦堡通过私下传阅的中产阶层读者,然而也同时丧失了作者的独特视角与笔触。尤其在日记的最后五年,较晚发行的版本和1634年版本出入极大,不仅将好几笔记录悉数删除,也不提罪犯的名字及犯罪细节。总而言之,1634年的手抄本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后的版本存在差异。

最有趣也最重要的差异出现于日记一开头。在1801年与1913年发行的版本里,弗朗茨写道,他“1573年开始在班贝格(Bamberg)担任父亲的助理”。而本书参考的1634年手抄本,弗朗茨却是这样写的:“公元1573年:以下是我帮父亲海因里希·施密特(Heinrich Schmidt)在班贝格处决的罪犯。”两者之间的差异乍看之下,隐晦不易察觉,实际上却提供了线索,有助于厘清整本日记最难捉摸的问题:为什么弗朗茨·施密特一开始就决定要写日记?1801年与1913年两个版本的措辞显示,这是父亲的命令,而非弗朗茨个人的意愿。老施密特规定担任实习生的儿子必须开始建立相当于今天履历的档案,供未来雇主参考。但更早的版本则指出,前五年,弗朗茨替刽子手父亲(这里有指名道姓)代劳处决罪犯,而非代劳撰写日记。其实,1634年手抄本在后文明白点出,日记始于1578年而非1573年,亦即弗朗茨受雇于纽伦堡担任刽子手的那一年。回顾这一时期,24岁的弗朗茨只记得刽子手生涯前五年的死刑案例,但几乎记不得对谁施行了肉刑,因为“我再也记不得在班贝格还像这样处罚了哪些人”。1634年的弗朗茨日记手抄版,这也是现存最早的版本。该手抄本现存于纽伦堡市立图书馆。该页的左边空白处列出了处决次数,可能是抄写员补上的。

上述发现立刻衍生出更多新问题,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若弗朗茨并未自1573年为父亲代劳写日记,那么他到底是为谁执笔?理由又是什么?若说他开始写日记是为了后来公之于众,可能说不通,毕竟前20年的记载失之粗略。也许他心想,将来说不定能以手抄本方式在民间流通(后来也的确如此),不过同样如之前所说,前几年的内容过于轻描淡写,也失之乏味,远不及纽伦堡的其他编年史精彩,说穿了,读起来更像流水账而非地道的文学作品。也许弗朗茨写日记的初衷并非为了其他人,而是为了自己,但这论点也不通。若是这样,他为什么直到1578年受雇为纽伦堡全职刽子手之后才开始动笔?为什么他坚决不透露个人隐私?

第二个有助于解开弗朗茨日记之谜的重大发现,是他本人晚年撰写的一份感人文件,该文件目前存放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在一辈子从事被大家唾弃,甚至被官方认为“丢脸、不高尚”的工作之后,弗朗茨于70岁高龄写信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陈情,请求恢复家族名誉。这封陈情信显然由专业的公证人构思、撰写,但其中流露出的感情却是高度个人式的,其感性程度有时甚至令人讶异。在信里,弗朗茨不仅叙述了家族如何被陷害并最终从事这一不光彩职业的历史,而且表达了他本人在一生中力争上游,避免儿子步他后尘的决心。长达13页的陈情信提及多位被他治愈的达官显要——和其他刽子手一样,弗朗茨不仅兼任医疗顾问,也曾亲自帮病患治疗,这在当时非常普及。此外,信里还包含纽伦堡市议会表示认可的溢美之词。身为弗朗茨40年来的雇主,市议会称赞他洁身自爱,所作所为一直“足堪楷模”,呼吁皇帝恢复他的名誉。

或许,市议会才是弗朗茨日记预设的读者;又或许,弗朗茨写日记的初衷与动机一直是为了恢复名誉。他可能是第一个采用这招的德国刽子手,但绝非最后一个。11重读弗朗茨的日记,谨记他这个初愿,我看到的是一个有想法、有感情的作者,正慢慢地走出乍看仿佛公事公办、不带感情色彩的阴霾。至此,日记的主题脉络与语言模式逐渐浮现,风格差异与转变愈来愈明显,萌芽的自我身份认同愈来愈分明。虽然弗朗茨完全不想表现内在的自我,但是几乎每一笔记载都不小心暴露了他的思想与感情。抄写员誊写这本日记时无意间抹去的主观性开启了一扇门,让我们得以从中窥见他潜藏的憎恶、恐惧、偏见、理想。精确界定的种种观念——残酷、正义、义务、荣誉、个人责任,逐渐在日记里慢慢显现,进而合为一体,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世界观的轮廓。日记本身多了一层道德意义,见证了作者一心一意追求名誉身份的努力。

日记与大量的档案资料显示,弗朗茨这个复杂的个体,与普遍存在于流行小说里冷血暴徒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信仰虔诚、生活简朴的顾家男人,既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又被迫长时间和被定罪的囚犯为伍,与谋财害命的守卫打交道。12尽管形同被社会孤立,但弗朗茨展现出了与之不相称的高明社交智慧,让他不仅在专业上备受肯定,也逐渐改变社会看待他的异样眼光。多亏日记涵盖的时间够长,我们得以目睹这位受教育水平不高的自学者在文字与思想上的改变与进步。从一开始三言两语的简短交代,一直到有如短篇故事的详尽叙事,其中透露出作者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尤其是行医方面的——以及价值观。尽管他一再接触各式各样残酷无情的恶行,也必须定期以恐怖的暴力手段惩处罪犯,但是这位信仰虔诚的教徒从未动摇对宽恕与救赎的看法,坚信任何人只要追求就能得救。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日记中能够间接体验刽子手的工作内容与私人生活。他在过去与当下均受到诸多不公待遇,让他心生不平,也因为这种不平,加上对未来抱着强烈的希望,激励他不断向上。

这本脱胎于深掘弗朗茨内心世界的书讲述了两个相互交织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弗朗茨·施密特本人的。故事始于他1554年出生于刽子手家庭,从青少年时期跟在父亲身边担任学徒,到学徒期满后独自前往外地协助行刑。穿梭往返于弗朗茨本人的文字叙述(以楷体呈现),以及被重建的历史背景,我们愈来愈熟悉专业刽子手必须具备的技能、刽子手危如累卵的社会地位,以及年轻时的他如何致力[1]于自我精进。随着主人公的不断成熟,我们见识到近代早期纽伦堡的司法与社会结构,了解中年弗朗茨如何不懈追求提高社会地位与专业素质,也进一步掌握他对正义、秩序与体面的观念。我们更认识了他的妻子、他那不断添加新成员的家庭、形形色色的罪犯,以及执法同仁。最后,我们看到他在晚年的两种身份——道德家与治疗者——变得愈发重要。从他角色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捕捉到这位酷刑高手与专业杀手的内心世界。他晚年可谓苦甜参半,尽管沮丧,而且饱尝丧亲之痛,他仍全心全意靠一己之力为自己与家族恢复名誉。光是这点,就足以让人惊叹与钦佩。

本书在字里行间讲述的另一个故事则是对人性与社会进步(若世上存在这类东西的话)的反思。不同于今人反对死刑、批判酷刑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假设与情感,让弗朗茨及那个年代的人得以接受对另一个人行使诸如酷刑与公开处决等司法暴力的事实?这样的心态与社会结构如何在社会生根?后来又是如何改变的?想当然耳,近代早期的欧洲并非唯一实施暴力与酷刑的地区,也不是唯一会惩处与报复个体或群体的国家。纯粹就谋杀率而言,在弗朗茨·施密特的时代,谋杀率低于之前的中世纪,却高于今天的美国(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13不过若以国家暴力而论,近代早期时期的死刑与军队抢掠的频率,和20世纪的全面战争、政治清洗、族群屠杀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目前,司法酷刑与公开处决仍在全球范围内施行,显见当今社会和过去“原始未开化”的社会并未渐行渐远,也显示出现代社会靠社会转型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说法是多么的无力。死刑果真会完全成为历史,从社会上销声匿迹吗?还是说人类的复仇心已深植于人体每一条血管里,从而难以根除?唯一一幅百分之百可靠且保存至今的弗朗茨·施密特画像,由纽伦堡法院一位有志从事艺术的公证人所绘。原图绘于法院一本死刑记录的空白处,描绘37岁的弗朗茨在1591年5月18日斩首汉斯·弗勒舍尔(Hans Fröschel)。

到底弗朗茨有何想法?无论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位信仰虔诚的纽伦堡刽子手,永远都会是一位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物。我们对自己和周遭亲近的人尚且难以理解,何况是时空距离如此遥远的职业刽子手?一如其他传记,弗朗茨的日记和其他历史文献难免留下许多未解(也许是无解)的问题。本书是当代唯一一本探讨弗朗茨且公认可靠的著作,书里这位勇往直前的坚毅主人翁虽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但在努力和这位刽子手与酷刑高手打交道并了解他所处的社会时,我们也许会超乎预期地更加认识自己,也增加了同理心。纽伦堡刽子手弗朗茨的故事,从多方面来看,不仅是一个发生在遥远时代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是一本适合现代与现世阅读的精彩作品。本书体例说明直接引自弗朗茨·施密特的文字

弗朗茨·施密特的直接引文都由我亲自译出,并以楷体呈现(编按:其余引文则以仿宋体标记)。引文出自弗朗茨日记1634年手抄本,以及他在1624年写给皇帝要求正名复誉的陈情信。名字与名称

在近代早期,德语拼法尚未统一。弗朗茨和其他作者一样,对专有名词的拼法往往前后不一,有时连同一页的拼法都有不同。我将城镇、地名,以及大部分个人的名字改成现代的拼法,至于姓氏则保留近代早期的拼法,以求清楚明白。我也保留女性姓氏在近代早期的拼法,当时的特色是偶尔将倒数第二音节的元音做些变化,而且清一色以in结尾。格奥尔格·威德曼(Georg Widmann)的妻子玛格丽塔·威德曼宁原文拼作Margaretha Widmänin,亦可拼成Widmenin。汉斯·克里格(Hans Krieger)女儿的姓氏可拼成Kriegerin或Kriegin,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罪犯的绰号与化名则尽可能找到与当代美国相近的用法,因此容我发挥一些艺术创意。货币

在近代早期,德国地区流通多种货币,有当地币、帝国币与外国币,兑换汇率随时间而变。为顾及适用范围且便于比较,我均以弗罗林(florin,或称金盾,缩写为fl.)为单位。家仆或市雇守卫一年收入为10至15弗罗林,教师约50弗罗林,法官约300或400弗罗林。一条面包约4便士(0.03弗罗林),一夸脱葡萄酒约30便士(0.25弗罗林),贫民窟居所一年房租约6弗罗林。换算公式如下:

1弗罗林(fl.)=0.85塔勒银币(thaler,缩写为th.)=4旧英镑(缩写为lb.)=15巴岑(batzen,缩写为Bz.)=20先令(schilling,缩写为sch.)=60十字银币(kreuzer,缩写为kr.)=120便士(缩写为d.)=240海勒币(heller,缩写为H.)日期

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即公历)1582年12月21日开始在德国天主教地区生效,但直到1700年3月1日之后才在新教地区实施。因此这期间,新教区(如纽伦堡)与天主教区(如政教合一的班贝格)的日期会出现10天或11天之差。举例而言,在班贝格是1634年6月13日的那一天,在纽伦堡则是1634年6月23日。为了方便,当时有人写成1634年6月13/23日。本书的日期是依照纽伦堡的日历,新年始于1月1日,一如今天的大多数地区。

[1] 近代早期指从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至18世纪。——译者注第一章学徒父亲未在儿子幼时安排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不仅称不上男子汉,也违逆人性。——伊拉斯谟,《论儿童教育》(Erasmus, “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1529)1人的声望和价值在于勇气和毅力,那才是他真正荣誉之所在。——蒙田,《论食人部落》(Michel de Montaigne, “On Cannibals”, 1580)2

在班贝格,邻人们已习惯刽子手海因里希·施密特家中后院每周登场的例行练习,所以波澜不兴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会好奇地探头探脑。施密特是采邑主教新聘的刽子手,大部分居民待他友好而热心,但不会随便邀他或他的家人到自己家里做客。1573年5月1日,他的儿子弗朗茨已是个彬彬有礼(若大家觉得这么形容刽子手之子不算太唐突的话)、颇有教养的19岁青年,备受父亲期待。一如当时多数年轻人,弗朗茨有意继承父亲衣钵,所以早自十一二岁起,便追随父亲学习一技之长。弗朗茨在老家霍夫(Hof)度过童年与少年;霍夫远在今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东北角,距离捷克边境约10英里(约16公里)。八个月前,弗朗茨一家人迁至班贝格后,他随着父亲在城里及邻近村落执行了几次公开行刑,学习父亲的相关技能,也从旁协助打理琐事。弗朗茨身体渐壮,心智渐趋成熟,责任与日俱增,技能突飞猛进。最后他决定克绍箕裘,希望跟他父亲一样成为“特别审讯”(如刑讯逼供)的高手,并精通各种法律谕令中的死刑或肉刑,从常见的绞刑,到较少见的火刑或水刑,乃至恶名昭彰却极少登场的车裂(五马分尸)等,希望精进技艺,让罪人痛快而去。

今天海因里希将验收弗朗茨用剑斩首的技能。所有死刑中,用剑斩首最为艰巨,也最被推崇。直到去年,海因里希才觉得儿子有能力且有分量挥舞这把自己珍视的“斩首剑”(judgment sword)。这把雕着花纹、做工精细的斩首剑重约7磅(约3.2公斤),多半悬挂在壁炉上方备受尊崇的位置。一开始,海因里希让弗朗茨用南瓜和葫芦作为练习对象,数月之后换成砍类似人颈筋脉的大黄(rhubarb)茎部。不难想象,弗朗茨一开始笨手笨脚,有几次甚至差点砍到自己或是父亲(后者得用手固定南瓜等“可怜的罪人”)。几周之后,弗朗茨的剑法渐趋流畅,下手愈发精准,海因里希遂让儿子进一步接受更难的挑战,尝试砍杀羊、猪等“无知觉”的家畜。

5月1日,当地一名屠狗业者应海因里希之要求抓了几只流浪犬,关在破烂的木笼里,运到他位于班贝格市中心的家里。海因里希付了他一笔小费,感谢他的帮忙,然后把狗搬到自家后院,弗朗茨已在那儿等着。虽然现场只有父亲一位观众,弗朗茨仍明显露出不安与焦虑。毕竟和狗相比,南瓜不会动来动去,就连猪在垂死前也少见挣扎。弗朗茨会感受到一丝恐惧,或许是即将对“无罪”的家畜动手吧,尽管这可能是我一厢情愿、时代错乱的投射。3弗朗茨明白,自己首先得四平八稳、利落地斩下这些“失宠狗”的头,因为这是他结束学徒生涯的最后一关,过关就表示得到父亲认可,也证明他可以独当一面,走出父亲羽翼,进入更大的世界,周游各地担任刽子手。弗朗茨紧握斩首剑,准备斩下生平第一只狗的头,此时海因里希再次充当助手,牢牢按住狂吠不已的小狗。4充满危险的世界

恐惧与焦虑交织存在于人类历史,因此今人与古人跨越了时代,有了交集。不过,父亲海因里希和儿子弗朗茨·施密特所处的世界危如累卵、不堪一击的程度,远非现代进步社会民众所能承受。险恶的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神秘又致命的传染病、暴力相向又心怀敌意的同胞、意外起火或蓄意纵火,是近代早期人民每日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由之而生的不安全感也许不足以说明那个年代的司法制度何以频频无情而残忍地对待罪犯,但充满险恶的世界的确有助于了解施密特父子这类制度执行者何以既受同时代的人们尊敬,却也被他们嫌弃。5

早在生命成形之初,已可明显看出其弱不禁风的一面。当年流产和死胎的比率居高不下,每三个胎儿中,就有一个无法顺利诞生。弗朗茨·施密特虽然顺利来到人世,但活到12岁的概率只有五成。妇女生产时性命也堪忧,大约每二十名妇女就有一名在产后七周内过世,就连当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数据也远低于此。小孩出生后的两年里,生命尤其脆弱,动不动就暴发的传染病,诸如天花、伤寒、痢疾,对这些幼儿都是致命的威胁。多数父母曾经历丧子(至少一个以上)之恸,多数孩童也饱尝过手足夭折或失怙失恃之苦。6

横扫欧洲城乡的各种传染病是造成早夭的主因之一。能够活到50岁者,至少已成功摆脱了六种致命传染病的魔掌。在纽伦堡、奥格斯堡(Augsburg)这类大城,若暴发极严重的传染病,在疫情肆虐的一至两年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当时,黑死病夺走的人命虽非最多,却最令大家恐惧。弗朗茨·施密特在世期间,疫情在中欧频频暴发——频率之高,超越欧洲自14世纪中叶首次暴发黑死病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黑死病反复无常,何时发威,人们根本难以知晓,更加深了其恐怖程度。7群众对黑死病的心灵创伤与惨痛经历,形成对传染病与瘟疫的集体恐惧感,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生命的脆弱与个体的无力。

传染病之外,洪灾、农作物歉收与饥荒也频频发生,且鲜少能事前因应防范。施密特家族可谓生不逢时,经历了“小冰期”(在约1400年至1700年)之中最严峻的时期。在此期间,地球全年气温下降,冬天又长又冷,夏天又湿又凉,尤以北欧为甚。弗朗茨·施密特的一生中,家乡法兰克尼亚的降雨量与降雪量都高于以往,洪水淹没农田,农作物被浸泡发霉。有几年,气温偏低,葡萄不易成熟,酿出的葡萄酒又酸又涩。收成少得可怜,饥荒随之而来,人和家畜饱受饥饿与疾病之苦。就连野生动物的数量也跟着锐减,愈来愈多的狼群转而猎食人类。食物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原本奉公守法的人民受不了饥饿,只好铤而走险,沦为盗猎或偷窃的匪徒,为自己和家人讨个温饱。8

在弗朗茨·施密特的时代,除了要忍受令人束手无策的天灾肆虐,民众还得对抗各种人祸,尤其是四处横行、无法无天的盗匪、士兵与恶徒。神圣罗马帝国辖下的诸侯国(territorial states),包括采邑主教(princebishop)管辖的班贝格与帝国直辖的城市纽伦堡在内,多半被原始森林及大片草地覆盖,其间点缀着零星的小村落、数个人口一两千的城镇,外加一个较大的都会。若无城墙保护或邻人的守望相助,孤零零的农舍或磨坊一旦碰到几名手持简陋武器的壮汉,只能任凭宰割。旅人往来形成的小径与乡下的道路,也往往远在求助范围之外。城市外围的道路和森林,以及国界周围,更是群盗猖狂的危险之地。旅人经常遭遇的恶徒中就有孔兹·修特(Cunz Schott)之流,后者不仅率众打劫、斗殴滋事,而且擅自将纽伦堡当作眼中钉,以收集市民的双手为乐。9

神圣罗马帝国是当时德意志地区最大的国家,但实际上,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这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讽刺神圣罗马帝国的话。帝国分为300多个大小不一的邦国(states),统辖范围有的甚小,仅及王侯所在的城堡与邻近村落;有的拥有广袤领地,如萨克森选侯国(Electoral Saxony)、巴伐利亚公国(duchy of Bavaria)。另外,帝国直辖城市(imperial city)约有70个,包括纽伦堡、奥格斯堡,享有半自治权,所以又叫帝国自由城市。班贝格等城市则是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驻地,身为统治者的采邑主教,长久以来享有世俗与宗教的双重统治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每年开会一次的帝国议会(Reichstag,或称diet),是邦国共同效忠的对象,两者也象征性地统治德意志地区,但是皇帝与议会对于防范或解决邦国间没完没了的不和与战争,完全束手无策。这幅绘于16世纪初的作品,虽省略了纽伦堡城墙外的贫穷郊区,但依旧捕捉到当时纽伦堡混合了城堡、宫殿、要塞的建筑特色,可用以抵挡来自外围森林的各种威胁。(1516年)

在弗朗茨·施密特出生前约两个世代,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在1495年的《永久休战》(Perpetual Truce)诏书中,多少道出了帝国当时的种种暴力与乱象:每个人不论头衔、土地、职务,都不得仇视、攻打、掳掠、挟持、围剿另一方……也不得未经对方同意擅闯他人城池、市集、堡垒、村庄、聚落、农地,甚或用武力攻之;亦不得非法占据、恫吓纵火,或用其他方式摧毁。10

在那段期间,王侯及其扈从之间彼此心怀敌意,扞格不入,以致纷扰不断。一方动不动就对另一方发动小规模突击——许多郊区村民受到波及,住房与财产付之一炬,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些贵族甚至兼差当起江洋大盗(robber baron),对路过自己领地的旅人下手,抢劫、绑架、勒索(德文为Plackerei),无恶不作,让村民与旅人心怀恐惧。

直至弗朗茨·施密特的时代,王侯之间的征战大抵停止,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更趋紧密,加上领主(亲王)握有更大的实权。11不过,符腾堡公国(duchy of Württemberg)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国(electorate of Brandenburg,即后来的普鲁士王国)等占地较广的邦国,其统治者巩固了地位与实力之后野心不减,决定进一步向外扩大版图,不惜动用雄厚的财富招兵买马,建立庞大的雇佣兵团。这种穷兵黩武的野心刚好碰上非军事就业机会持续下滑,一般民众谋职困难,再加上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及失业率,历史学家将此称作“漫长的16世纪”(约1480—1620年)。在16—17世纪,雇佣兵人数因而暴增了12倍,让德意志人民的安全与财产再次蒙受威胁,难怪这些雇佣兵走到哪都受到唾弃与鄙视。

当时有位人士对于德国雇佣兵(landsknechts)的描述如下:“一群没有灵魂的人,不屑名誉与正义,耽溺于嫖妓、通奸、强暴、暴食、酗酒……偷窃、强盗和谋杀。”他们过着“完全被魔鬼控制、任凭魔鬼使唤的生活”,就连对雇佣兵依赖甚深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也不得不承认雇佣兵团是“泯灭人性的恶霸”,甚至觉得他们“比塞尔柱土耳其人更嚣张、残酷”。12雇佣兵出任务时,泰半时间在驻扎营区闲晃,偶尔打劫节节败退敌人的腹地,因此小规模的局部暴力冲突没完没了。作家汉斯·格里美尔斯豪森(Hans Jacob Christoffel Grimmelshausen)在17世纪出版的小说《痴儿西木传》(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里有篇插曲捕捉了当时的情景,画面令人不寒而栗:一群士兵开始屠宰、水煮、烧烤食物,其他人则在屋内上下彻底搜刮。还有人利用床单、衣物及各种家用品,打包搜刮的东西,至于不想带走的东西,则一律销毁。有些士兵甚至将刺刀戳入稻草或干草堆,仿佛杀不够猪羊似的。许多人抖掉床罩里的羽毛,腾出空间塞火腿、肉类、器皿。有人捣毁炉具、窗户、铜具、碗盘。有人放火烧毁床架、桌椅与长凳。有人砸毁锅具、砧板。一名女仆在谷仓惨遭蹂躏,躺在地上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仆役被五花大绑,躺在地上,嘴里塞了一个漏斗,被迫吞咽恶心的尿液。折磨完仆役,士兵接着对农夫动手,仿佛准备对付一群女巫似的,开始虐待这些农夫。13日耳曼雇佣兵。(约1550年)

在承平时期,情况也不见得显著改善。一旦失业或被雇主拖欠薪资(频率之高正如家常便饭),这些人(多半是年轻男子)便成群结党,在乡间东晃西荡,寻找吃的、喝的与女人(不一定按此先后顺序)。时常有他人与这伙人狼狈为奸,包括逃跑的仆役与学徒[英格兰称逃跑学徒为“叛徒”(ronnegates)]、负债累累抛妻弃子的丈夫、贬谪流放的罪犯和其他的无业游民。这些“剽悍的乞丐”主要靠乞讨、小偷小摸维持生活。其中一些人愈来愈具攻击性,威吓农夫、村民与旅人,所作所为和强盗骑士(robber knight)或职业盗匪没有两样。暴力勒索分子无论全职还是兼差,对多数受害者而言大同小异。举例而言,被成年的弗朗茨·施密特施以鞭刑的两名职业窃贼曾伙同雇佣兵,“手持斧头和枪支,行抢三间磨坊,逼里面的人交出货物,并凌虐(他们)”14。

成群结队的盗匪和四处游荡的恶徒从事的不法勾当五花八门,其中纵火一项最令乡下村民胆战。在那个年代,消防队及财产保险遥不可及,大家一听到“纵火”,整个神经就紧绷起来。一支火把只要放对位置,就足以让农场甚至整个村庄付之一炬;短短一个小时内,家境殷实的居民便会沦为无家可归的乞丐。事实上,光是口头威胁要放火烧掉某人的房子或谷仓(常见的勒索方式),严重性等同实际放火,因此不管是口头威胁还是实际纵火,两者受到的处罚相同: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一群被称为放火杀人犯的恶徒,就是靠扬言放火杀人,向农民与村民勒索钱财维生,甚至借此致富。15在德国乡间,大家普遍对专业纵火犯心存畏惧。不过房舍遭人纵火,多半是冲着私人恩怨或挟怨报复而来的附属物。有时对方会在纵火前在墙上画一只红色母鸡以示警告,或是将令人害怕的“纵火预告”(burn letter)钉在前门,警告屋主小心。自中世纪以来,多数城市的防火措施原地踏步,不见改善;乡间的住宅与谷仓也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防火设备。唯有首富买得起保险,即便如此,保险对象通常只涉及运送中的货物。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旦房舍与谷仓惨遭祝融,多数家庭的经济将深陷愁云惨雾。

除了上述各种危险,在弗朗茨·施密特那个年代,人们还害怕另一些看不见、潜伏在四周的超自然威胁,诸如幽灵、妖精、狼人、妖魔等,种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大家相信他们隐身在农田、森林、道路、炉灶里。各教派的改革教士力图消弭这些古老迷信,但这些努力只是徒劳。同时,因为教士大声鼓吹比灵异力量更具威胁的撒旦阴谋正大行其道,人心更加不安。弗朗茨·施密特在世期间,巫术的阴霾虎视眈眈、如影随形,往往演变成真实世界的悲剧。在1550年至1650年期间,出现所谓欧洲猎巫狂潮,至少六万人因为巫术被处死。一个落单的小贩遭盗匪伏击。出自瓦肯博赫(Lucas I. van Valkenborch)的风景画。(约1585年)

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与条件之下,人们可到哪里寻求保护和慰藉呢?家人和朋友通常是躲避残酷与冷血社会的避风港。亲友或许能伸出援手,协助渡过难关与免遭不幸,却无助于防患未然。信仰疗法术士(healer,“江湖术士”)、理发师—外科医生(barber-surgeon)、药剂师(apothecary)和产婆(midwife)偶尔能帮人止痛疗伤,但是碰到重症或分娩中的意外,往往也束手无策。万里挑一、精通近代医疗知识的专业医生则是少之又少、收费不菲,而且医疗技术也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占星家与算命师或许可为不安的心灵指点迷津,甚至预示命运,但同样拿不出办法对抗外界的危险。

宗教仍是当时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解释不幸与灾厄之外,偶尔也提供传言可行的趋吉避凶办法。16世纪20年代以降,尽管马丁·路德和其他新教教派鼓吹摒弃所有“迷信的”避凶仪式,却也强化了事出必有因这一道德宇宙观中的普遍信念。大家习惯把天灾和传染病视为上帝不悦或发怒的征兆,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触怒了上帝,并非次次都有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些神学家和编年史家直指其催化剂是社会纵容若干暴行,例如乱伦或杀婴。有时候大家认为,社会集体受苦是因为神想借此呼吁世人忏悔。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其他早期新教徒则坚信末日论,认为现世余日不多,世上的苦难即将结束。再怎么说,魔鬼和魔鬼的爪牙仍是造成一切灾难的主要元凶,诸如雹灾是女巫害的,罪犯与恶徒受到魔鬼“加持”,拥有超自然的法力。

对抗各式各样“死神”的方式当中,简单的祷告是最普遍的避凶办法。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典型的祷告词为:“主啊,保护我们,让我们免于瘟疫、饥荒、战争之苦!”16在稍后的16世纪,大家依旧热衷于祷告,向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其他圣徒祈求庇佑,希望逢凶化吉,就连排斥一切灵异力量介入、只信奉耶稣基督的新教徒也不例外。许多信众把珠宝、水晶、木块充作护身符,或者将圣水、圣体的一部分、圣徽、圣烛、圣铃、圣骨或其他圣遗物等一切半真半假的事物当作所谓圣物,相信它们能提供额外的保护,远离天灾与灵异的危险。此外,各种露骨宣称其魔力的法术、药粉、药水(有些被官方明文禁止),号称内治百病、外御强敌。若人们只是求个安心或慰藉,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这些物品的效用。此外,相信来世(今生积德受苦,来世就有福报,反之则有恶报)也提供了另一种安慰。但就算个人信仰坚不可摧,碰到灾厄,依旧无力防范或逃离。

危险无所不在,人民动不动就受到攻击,所以在弗朗茨·施密特那个年代,大家一心渴求安定与秩序。世俗政权——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采邑亲王、城邦侯爵等,对此有志一同,也决心拿出一番作为。爱民的志向却完全与利民无关——乘势扩大自己的权限倒是真的。不过这些贵族的确关心也忧心公共安全与福祉。他们出力试图缓和地震、水灾、饥荒、传染病等灾情,种种努力或多或少提供给灾民一些帮助。但当年就算公共卫生大幅改善,成效也非常有限。举例来说,虽然疫情暴发期间,政府当局多半祭出隔离措施,多少减缓了疾病传播的速度,此外加强垃圾管理和废弃物处理或许发挥了一些功效,不过对群众而言,若财力允许,远离疫区才是上上之策。

相较于出走,有些王公贵族则努力提高执法成效,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借此证明自己有能力约束暴力,并提供居民一些安全保障。执法有成也能提高世俗领袖的民意支持度,并扩大权力基础。弗朗茨·施密特那个年代的人,面对周遭暴力,态度矛盾纠结。民众听天由命地接受一波又一波无法防范的天灾与疾病肆虐,也以同样宿命论的态度面对同胞的暴力相向。与此同时,雄心万丈的政治领袖则努力打击暴力,或者至少愿意为此花上大钱,显然点燃了民众的期待与希望。司法当局呼吁愤愤不平的受害人不要动用私刑报复,而应该转向法庭与官员寻求协助,没料到请愿和控诉如排山倒海而来,让措手不及的法庭几乎无力招架。民众希望官方出面解决的事项五花八门,诸如维修道路、收集垃圾、约束恶意行乞与喧闹街童等公害、受理街坊邻居失控犯法行为的举报。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为了扩权,必须有所付出,诸如倾听臣民心声,拿出具体可见的行动,让民众相信政府的承诺并非空言。

显而易见,技术精湛的刽子手因此成为执政当局不可不倚重的要角,借此安抚臣民对于非法袭击的恐惧感,并为社会伸张正义,将自以为可以永远高枕无忧、逍遥法外的危险罪犯绳之以法。刽子手代表社会,出面对罪犯行使仪式性的暴力,立可发挥以下成效:第一,替受害者报仇;第二,终结危险恶徒造成的威胁;第三,杀鸡儆猴;第四,先发制人,避免愤怒的民众或惯以私刑了结的暴民冤冤相报,掀起更多的暴力。

世俗领导人明白,彰显与维护公权力有赖于刽子手费心策划的、往往冷血残酷的公开行刑。少了公开行刑,“正义之剑”只是空洞的隐喻。此外,领导人自诩的公共安全的保护伞,也将沦为空谈。刽子手身为领导人的代表,得以落实看似有秩序的正义,手段却是戕害他人身体或夺去他人性命,而且过程随时可能遇到突发状况。像弗朗茨·施密特这样有抱负的刽子手,除了得用行刑能力说服未来雇主,还得证明即使在情绪激动澎湃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冷静与镇定。对年纪轻轻的刽子手而言,这实在是艰巨的目标,然而海因里希·施密特这位刽子手界的佼佼者以及他的学徒儿子,却能以异于常人、不为所动的决心,朝这目标迈进。父亲之耻

1573年春天,社会逐渐能包容并接纳弗朗茨·施密特一家人,但这只是近期才有的现象,不保证可以长久。自中世纪以来,受雇的职业刽子手被世人视为冷血杀手,因此走到哪儿都受到批评与谩骂,也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多数刽子手被迫住在城墙外,或是城内藏污纳垢之处,诸如屠宰场或麻风病人之家。社会也立法彻底剥夺刽子手的公民权:刽子手本人和家人皆不得拥有公民身份、加入同业行会、担任公职、充当监护人、成为官司的目击证人、订立有效遗嘱。15世纪末之前,这些被社会唾弃的边缘人公开行刑时,若不慎失手而遭围观群众暴力攻击,只能忍气吞声,因为法律不为他们提供保护。有些刽子手甚至被愤怒的群众丢石砸死。大部分城镇的教堂禁止刽子手进入,若刽子手希望孩子受洗或为临终亲人举行最后的仪式,就看当地有时不怎么有爱心的神职人员愿不愿意踏入刽子手“不洁”的住处。除此之外,刽子手亦不得涉足澡堂、酒馆及其他公共场所,几乎从未听闻有哪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在弗朗茨·施密特那个年代,人们普遍不敢和刽子手沾上关系,生怕一碰到他们的手就会受到污染,就连德高望重的人仅是不经意和他们接触,生计便陷入绝境。民间不乏有人因为打破这个由来已久的禁忌而大难临头的传说,也不乏被判刑的美丽少女宁死也不愿嫁给刽子手的街头传闻。17

民众对刽子手的恐惧感根深蒂固,其理由不言而喻——这一行业的本质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即便在今日,许多风气较保守的社会仍认为,与尸体直接沾上边会有损名誉。在近代德国,除了刽子手,尚有掘墓人、制革匠、屠夫被认为是“声名狼藉的职业”。18当时的人民认为刽子手与不受道德规范约束的雇佣兵是同一类人,因此被“高尚正派”的社会排挤,受到的待遇也和游民、娼妓、窃贼、吉卜赛人及犹太人没有两样。当时的学者(甚至部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从事这类不光彩行业的人非奸即盗,尽管这种主张至今仍找不出铁证。同样地,大家往往把社会边缘人与私生子画上等号——当年“非法”(illegitimate,德文为unehelich)与“不名誉”(dishonorable,德文为unhehrlich)并无明显区别,所以就连官方文件偶尔也会出现“婊子养的刽子手”这类字眼。19

难怪刽子手与其他不光彩人物会在职业上与社交上形成自己的圈子。刽子手世家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崛起,原因不外乎共同遭到社会排挤及策略性联姻。其中有些家族背负不甚吉利的姓氏,莱希纳姆(Leichnam,意即尸体)即是一例,不过多数家族的姓氏得名于所从事的行业,例如在南德的布兰德(Brand)、法纳(Fahner)、富克斯(Fuchs)、施瓦茨(Schwartz)等姓氏。20过了几个世代,这些关系密切的家族师法金匠或烘焙师等“高尚”的行业,设计了诸多入会的仪式和种种职业身份的象征。与那些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的体面工匠一样,刽子手也建立起自己的职业网络,监督新人的训练工作,并为继承衣钵的子孙争取更安全、更高报酬的就业条件。

然而,海因里希·施密特此刻为儿子将来所擘画的抱负,远大于高报酬或铁饭碗,只是两人不敢张扬,对家族以外的人一律三缄其口。两人欲携手破解家族所受的诅咒,这样他们及其家族才能挣脱刽子手身份加诸的桎梏,走出肮脏的深渊。但想打破阶级分明的藩篱,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上一层楼,几乎是一个胆大包天、匪夷所思的白日梦。施密特家族之所以会沦落到在社会上抬不起头,理由一直是个秘密——个中隐情仅通过父子相传,直到弗朗茨晚年才公之于世。但是在1573年5月1日这天,当少年弗朗茨高举斩首剑,准备对眼前颤抖不已的倒霉流浪狗下手之际,这个秘而不宣的家族之耻正在他心头猛烈地灼烧着。

1553年秋之前,弗朗茨的父亲海因里希·施密特一直在老家霍夫靠“伐木与捕禽”为生,生活舒适而体面。霍夫位于法兰克尼亚公国辖下的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Brandenburg-Kulmbach)边境侯爵领地内,属于第二等级贵族的领地。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的统治者“阿尔西比亚德斯”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 Alcibiades,生于1522年)年纪轻轻,野心十足,积极向外扩张版图,征战不断,因此被冠上“战士”(Bellator)的头衔。施密特一家人经历多年动荡,不仅挺了过来,家道甚至蒸蒸日上。正如公元前5世纪雅典那位同名的政治人物那样,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16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宗教冲突中,一再见风转舵、变换阵营,并蛮横地偷袭天主教与新教双方辖下的领地,最后落得处处树敌的局面。阿尔布雷希特攻城略地、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手法,反倒促成天主教与新教两大敌对阵营携手团结。新教辖下的纽伦堡、波希米亚(Bohemia)、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协同神圣罗马帝国采邑主教管辖的班贝格和维尔茨堡(Würzburg),决定联手对抗阿尔布雷希特,双方卷入了史称“第二次边境侯爵战争”(Second Margrave War)的大战。阿尔布雷希特没料到新旧教会竟然共同出兵攻打他的领地,包括霍夫在内的数个重要据点被团团围困。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区的阿尔布雷希特边境侯爵,不仅遭世人唾骂,也是造成施密特家族不幸的始作俑者。(约画于1550年)

霍夫是阿尔布雷希特辖下领地里拥有较坚固防御的城镇之一,四周被高12英尺(约3.66米)、厚3英尺(约0.91米)的石墙环绕。自1553年8月1日起,霍夫遭敌军围城,当时侯爵本人并不在城内。由城内约600名男子组成的民兵以寡敌众,力抗13,000多名士兵组成的攻城部队,坚持了三周多才收到侯爵捎来的信函,称援兵已在路上。然而,承诺的增援迟迟没有出现,接下来四个星期,霍夫日日遭到炮击和突袭,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城内暴发大规模饥荒,不得不竖白旗投降。拿下霍夫的占领者一开始还算温和,尽管如此,当10月12日阿尔布雷希特在60名骑士护送下骑马回城时,他们不得不动用强迫手段,才能使愤怒的群众以礼相迎。在返回霍夫之后的短短数周,侯爵不仅进一步与他心怀怨恨的臣民交恶,而且再次激怒了仍在城外驻扎的占领军。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最后以灾难收场,征服者决定改弦易辙,以更酷烈的方式占领霍夫,侯爵本人则被迫出逃。自此,他在帝国已无容身之所,在法国历经四年的漂泊生涯后,于1557年去世,享年45岁。昔日统治的大部分领地已成废墟,其名字则成为过去臣民痛下诅咒的对象。

相较于霍夫其他居民,海因里希·施密特父子或许跟阿尔布雷希特的过节更深更久。整个事件起因于1553年的10月16日周一,也就是侯爵一行返回满目疮痍的霍夫四天之后。与德国其他类似规模的城镇一样,霍夫无力聘雇一位全职的刽子手。然而,备受唾弃的阿尔布雷希特在逮捕了三名涉嫌暗杀他的枪匠后,竟一意孤行,舍弃雇用巡回各地的职业刽子手这一惯例,而采用古老的习俗,要求一位旁观者就地行刑。不幸被挑中做这份苦差事的便是海因里希·施密特。身为霍夫受人敬重的一分子,海因里希激烈地向侯爵抗议,称此举只会让他与自己的子孙蒙羞,一辈子洗刷不掉污名,但抗争只是徒劳。弗朗茨在70岁时回忆说:“(侯爵)恐吓他(父亲),若他不肯乖乖听命行事,就把他和身边的两人一起送上绞刑台。”

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这位无辜的伐木工要负责这份让人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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