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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30 0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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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彼得·金德曼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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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心理学:关于心理学的另类思考

重新定义心理学:关于心理学的另类思考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重新定义心理学:关于心理学的另类思考作者:(美)彼得·金德曼[著]设计:小暑暑排版:小暑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2ISBN:9787300248424本书由北京人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行为?什么使得人生有价值?大脑的生物学功能是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最好解释吗?人的行为千差万别,人格不尽相同。遗传变异是解释这些差异的最佳方法吗?我们的命运是由生物学主宰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自由意志有什么用?

或者我们是否就像随波逐流的软木浮漂,是社会环境造就的不会思考的产物?我们知道,经济、物质和社会背景是很重要的因素。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遭遇到的重大生活事件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创伤,那么我们只是环境的产物吗?即使我们就“人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达成共识,但这并没有给自主、自由意志和人性留下太多空间。

或者我们是聪明、好问、充满好奇心地去积极探索认识这个世界的生灵吗?我们能理解这个世界吗?我们对大自然能有所感悟吗?会欣赏其他人的行为吗?能够分辨所见的复杂的、多变的、华丽表征的事物吗?我们能建立关于世界的心理模型吗?

尽管心理学是一门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但近年来心理学的进步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自己。就在不久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的解释依然在压抑、分隔人类的行为。生物学的解释认为,我们是大脑的奴隶,说到底就是基因的奴隶。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行为是习得的,生活中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传统行为学的解释倾向于把人看成是机械的机器人,完全受惩罚和奖励模式的影响。

现在,新的认知心理学方法正在形成,它提供了对人类境况更加乐观的观察。这种方法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即重新定义心理学;它还带来了对待心理健康的新态度,即聚焦于提升健康,而不是治疗所谓的心理疾病。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理解周围的世界后形成心理模型,再发展出复杂的理解框架,并据此采取行动。人不只是生物学的初级产品,也不只是人生沉浮中的一枚被动的棋子。人生来就是学习的机器,拥有非常复杂但接受能力很强的大脑,为理解和参与这个世界做好了准备。通过人生中经历的事件和事例,我们形成了关于世界的心理模型,并以此来指导我们进行思考、情绪调节和行为规范。

这些关于“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思考方式并不令人吃惊,也不陌生。这种思考方式会彻底改变我们对人类、对心理健康甚至对道德和自我意识的理解。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我认为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情绪和信念,便会以不同方式认识心理健康。我们将改变诊断所谓的心理疾病的方式,为苦恼的人们提供现实的帮助。重新定义心理学会改变我们理解和治疗心理疾病的所有方式。 生物决定论

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大脑的产物,而大脑是基因的产物。这种解释在20世纪早期特别流行,目前在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上依然很普遍。这种观点很有吸引力。大脑显然担负着各种重要的生物学功能,用生物学解释复杂的人类现象既很常见,也很有说服力。神经递质多巴胺(与很多毒品、精神病存在关联)似乎使各种事件具有更加个人化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它与多种心理健康问题有关,包括像幻觉和被害妄想这样的精神病体验。另一种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与奖赏机制、社会地位相关,因此也与抑郁症、低自尊相关。

心理现象的生物学解释有很多正确的地方,但单独的生物学解释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复杂的行为,它们尤其不善于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这通常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行为的确是大脑功能的产物,即我们的每个行为和每个想法都与大脑有关。但是既然每个想法必然涉及大脑,那么这只能说明我们用大脑进行思考。这种解释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增进我们的理解。当自信的人思考如何当众表演时,他们的大脑参与了思考,但这也适用于焦虑紧张的人,他们的大脑同样参与了思考。只是从神经学角度来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就相当于用引爆了烈性炸药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我们很难反驳简单的生物学模型,但它没有多少价值。

一种更精确的生物学解释聚焦于个体差异,认为行为、人格和态度的明显差异的最佳解释是人与人的生物学差异。在充满压力的情境中,比如在自然灾难中,有些人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有些人的适应能力很强。该理论从生物功能差异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对创伤的不同心理反应。例如,我们认为有些人的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会显著升高。如果我们的行为可以从生物过程的角度来解释,那么用生物方法进行干预应该是合理的。在心理健康问题上,这意味着使用药物。

生物学解释很重要,也很有用。如果不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我们便不可能全面了解人类生活。但是这些解释是不完备的。尽管更好地了解大脑至关重要,但不借助心理学,神经学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不一样。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天生对生物干预慎之又慎。药物是解决心理健康难题的普遍方法,但不是令人心动的方法。如果想搞明白人类行为、情绪及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必须懂得有关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心理学。 社会决定论

我们沉浸在社会中,社会塑造并支持着我们。我们的行为一部分源自社会环境,是偶然的强化性事件的结果。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会面对许许多多的事件和机会,它们会塑造我们和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的做法每次都受到奖励时,我们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奖励可能很明显,比如贿赂或称赞,也可能很微妙,但同样是有效的强化,比如父母因为我们说的话而微笑,或者看到其他人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到奖励。我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生中受到奖励与惩罚的产物。因此心理学领域存在一个很牢固的传统,那就是用奖励和惩罚来解释行为,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以前很多心理学家特别热衷于这种解释。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人类行为甚至思维本身只是我们所受强化与惩罚模式的产物。但是就像我之后要详细说明的,这些解释也并不充分。尽管不同的人生经历确实会造成不同的情绪结果,但人们同样会对类似的人生经历做出不同的反应,进行不同的解释。重申一遍,我们必须懂得有关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心理学。 关于自己、他人、世界和未来的想法

人不只是生物机器,也不是没有思想的肉体,会受到社会和环境压力的塑造。我们不只是基因的生物学产品,也不只是后效强化事件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能够领悟世界的意义。

我们的看法、情绪和行为,包括我们的心理健康,都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世界和未来的思考方式的产物。反过来,这些想法是学习的结果:从社会环境、生活事件和经历中学习,从我们理解它们和对它们的反应中学习。大脑是超级高效的学习机器,我们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解释。 人性

有时最明显、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理解人们的人生故事,我们就能理解他们。我们生活在社会和技术都在快速改变的世界里。政治是全球化的,技术在飞速进步,我们24小时都能接收到新闻。但在人类生活中,我们做大多数事情的理由非常直截了当——人们在了解周围世界后并做出相应的行为。我们不仅可以用这些知识理解心理健康,还可以用来理解生活中其他重要的方面,如人际关系、家庭、工作、幸福、道德评判等。在卓越的科学和先进技术包围的世界中,这是对人性和质朴的呼唤。 心理健康及其他

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我尤其关注心理健康。在这方面,心理健康的生物心理社会学模型提供了思考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的有益框架,这些因素涉及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范畴。我们知道,生物因素会影响心理健康。毒品以及酒精、尼古丁、咖啡因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遗传因素也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寻找“精神分裂症基因”复杂得多。令人着迷的神经学研究使我们能够洞察普通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背后的机制。否认生物因素与人类行为或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生物因素对心理健康有影响是一个基本的要点,因为它们会影响我们的心理。

社会因素显然同样关系到心理健康问题。生活在贫穷和社会剥夺(socially deprived)环境中的人更有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而且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孤独的人比有知心好友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各种消极的生活事件也与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关联,这些事件包括战争、社会灾难、个人创伤(如童年时受虐待或被强奸)、一些比较普通的消极事件(如离婚、丧失亲友或裁员)甚至日常小烦恼的积累。这些事件令人痛苦悲伤,但一定要记住很多人是创伤性经历(比如受攻击、强奸和童年时的性虐待)的幸存者。很多人在学校或工作岗位受到过欺凌。这些创伤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健康,改变了我们。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被消极事件严重伤害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合格的、有病的或本质上不适应的。这些社会因素之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情绪,是因为它们改变了我们学着看待世界的方式。 学习

尽管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与大脑有关,但在解释人与人的差异上,我们不需要查看大脑功能方面的差异。大脑的任务是加工信息。如果具有相同大脑的同卵双生子学会了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那么他们的行为也会不一样。了解人们如何学着理解周围的世界很重要。

我们对心理学的认知已经发展了,心理学不再是18、19世纪时基础的生物医学视角的精神病学,这种心理学本身就是过于简单化的。20世纪早期,心理学家重点研究的是联结,即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作用。由此很快产生了“效果律”,这是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如果一个行为伴随着强化,即积极的结果,那么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反之,如果一个行为伴随着惩罚,即消极的结果,那么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会降低。显然这个观点很重要。它影响了各种政策和实践,包括儿童保育政策、教育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

心理学继续向前发展。认知心理学确立了有关日常生活的几个重要事实。人类是天生的学习机器。我们拥有动物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大脑,它以惊人的速度吸收信息。为了达到成年人20000个词汇的词汇量,儿童必须每天学会多达20个新词汇。在形成有关世界的心理模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好地认识这种学习。这些模型很复杂(大部分是潜意识的),依赖于同时操纵抽象的有关世界的表征。为了理解世界,我们必须构建起抽象的世界表征,比如“他是值得信赖的”。这些表征是抽象的,因为我们无法实际触摸到“可信赖性”,但证据显示我们的日常行为受到了这种表征的影响。而且显然大多数人具有非常复杂的有关世界的表征,并且在很多层面同时加工着信息。因此我们有关世界的心理模型源自同时操纵大量复杂、抽象的世界表征。这些模型非常重要,它们能够解释我们的想法、情感和行为。如果你能搞明白这些心理模型,你就能理解人们的行为、情感和想法。

这说明尽管我们生来就存在差异,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多地与不同的经历和文化有关。这说明生物和遗传因素给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学习能力,这使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们在行为、情绪和想法上的差异最好用人生经历的差异、对这些经历的理解的差异来解释。这样神经学就应该是为心理学服务的。 我们不完美

根据心理科学的理论,我们的心理(精神)生活大部分是一个构建的过程。通过感官提供的证据,我们建立了世界的写照,而不是把看到的世界写照直接投射到大脑上。这意味着我们会犯很多错误,尽管我们很多的世界写照非常有效,也就是说猜得很准。对目击证人的研究显示我们的记忆不可靠。“看不见的大猩猩”的错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感知不到环境中的明显改变,尤其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改变。

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事物并不一定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这尤其适用于心理困扰。人们因为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对未来的消极想法而变得抑郁或焦虑。我们理解世界的框架,尤其是我们如何解释生活中的关键事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构建过程会影响我们对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就像所有的感知一样。在有些情况中,人们会变得容易被蒙骗,会产生幻觉。这些幻觉可能是他们在遭受迫害,或者听到了根本不存在的声音。但是因为我们会犯错,所以这些令人痛苦的观念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我们的自我意识也是一种构建物。我们通过形成有关我们自己的工作模型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表现得如何。我们需要了解的正是这些工作模型。这意味着很多心理健康问题,比如偏执狂、抑郁、社交焦虑等可能是糟糕的学习经历的结果,而不是生物学上的缺陷。

人类大脑的学习潜力巨大。我们发展出了运用抽象概念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性飞跃,也是人类独有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知道现在的情况,而且还能够预测未来。我们还知道这些预测有什么意义或影响。我们使用抽象、复杂的概念,比如“信任”“爱”。操作这些抽象概念很重要,因为它们会产生重要的结果。想象一种长期关系:两个人可能会说他们彼此相爱,信任彼此。如果事实上一个人经常偷另一个人的钱,我们估计这会影响他们的关系。人类推理的基础是同时加工多个抽象的表征,我们大多数重要的行为,尤其是人际关系中的行为,部分受到了对社交世界复杂而抽象的理解方式的影响。

当然这是极其复杂的。复杂到我们日常的很多思考根本不是基于数学逻辑,而是基于“启发法”。这些简单的经验法则使我们可以快速采取行动。人们的很多重要决策并没有使用逻辑,而是依赖“经验法则”以及快速、实用的模糊猜测。 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思考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的看法、情绪和行为,包括我们的心理健康都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产物。我们用心理过程构建世界的心理模型,而心理过程本身就会受到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活事件的影响。

因此最好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心理健康问题。当然所有的心理健康问题都涉及大脑,因为我们的每个想法都与大脑的神经功能有关。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健康差异或行为差异很少能用神经过程的差异来解释。大多数心理问题的差异可以从经历的角度,而非遗传或神经功能不良的角度进行解释。奖赏机制涉及血清素和多巴胺,但每个人都是这样。神经学的解释是合理而详尽的,但不是很好的解释。它们描述了与特定行为有关的大脑机制,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涉及这些机制。

行为心理学家的解释同样不充分。人(和动物)当然会很快学会识别哪些刺激标志着环境中的重要事件(比如食物的出现)。同样地,我们会很快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结果。我们会重复做带来奖励的行为,而不再做会带来惩罚的行为。虽然后效强化在塑造我们的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它确实重要),但人们同样很快学会了从非常抽象的角度来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学会了预测未来,搞懂了强化计划背后的规律。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得到奖励,什么时候可能会受到惩罚。我们学会了为解决问题而理解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奖励。我们根据其他人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我们学会了社交行为中的规则。所有这些都说明有比行为心理学的解释更精确、更好的解释。 这对心理保健有什么意义

认识到人们在主动地理解周围的世界对心理疾病的诊断和变态心理这个概念具有直接的影响。“心理疾病”和“变态心理学”这类概念源自传统医学,它假定医生可以像看待其他疾病一样看待情绪问题。然而这些观点过时了,而且有损人格。在相关出版物,如美国精神病学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中广泛使用的诊断类别,像“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并无实际帮助。整个“心理疾病”的概念都是毫无意义的。有非常多的人显然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英国,自杀是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头一年中女性死亡的最普遍原因,四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会存在某种形式的情绪问题。从心理疾病到心理健康的代价大约每年为几十亿英镑,抗抑郁剂成为了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最普遍、最盈利的产品。但是心理疾病的观念毫无益处,甚至变态心理学这个概念也是不合理的。

一些过度诊断很说明问题。美国精神病学会提到了“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 defiant disorder)概念,这是一种儿童心理疾病,特点是“任性”和“顽固”。以这种方式区分“正常”和“不正常”是不合理的。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科学,这些情绪、想法和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是人所共有的,它们并没有突然出现在被诊断患有某种疾病的人身上。这种诊断毫无益处的原因在于它造成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界线,会给人带来永久的耻辱。更恰当的做法是认为心理健康的所有方面都处于一个连续体上,也就是表示正常的痛苦与“心理疾病”之间不存在一条界线。人们只是在理解周围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可能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理解框架。如果出现了共同的模式,如果人们具有共同的焦虑类型、共同的思考方式,那么把它们识别出来当然很好。但是搞明白人们理解世界的典型方式并不等同于诊断。例如,它没有表示疾病导致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源自正常的心理过程。它也没有假定某些问题一定会一起发生,没有试图区分正常和不正常的思维类型。

相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很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心理过程和发展过程,我们知道生活中的事件、社会环境以及生物构造如何能影响这些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心理健康是激进的,同时也是常识。这对我们用来理解世界、与他人互动的心理过程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正确、有益、积极的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评论:“对公民来说,心理健康是一种资源,使他们能发挥智力和情绪的潜能,发现并履行他们在社会、学校和工作中的职责。”对于陷入痛苦的人来说,心理疾病的概念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相反,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心理健康方式能提供巨大的希望,这种方式科学地理解了人性背后的重要心理过程。

因此,对于大脑与心理的关系、心理健康、所谓的心理疾病、幸福、心理健康服务和治疗,我们可以换种思路。

重新定义心理学则是认识到我们的看法、情绪和行为,包括心理健康,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己、他人、世界和未来的看法的产物。这些想法又是学习过程的产物,是学习的结果。我们的经历、生活中的大事件、社会环境以及理解它们、对它们做出反应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大脑是超级高效的学习机器,对我们的经历进行理解。我们的思想、看法、行为和情绪便是由这种理解框架或心理模型负责的。人们学习经历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现代西方对待心理保健的工业化、医疗化方式具有局限性。它们的基础是“疾病模式”,即假定源于疾病的情绪问题能够像其他身体疾病一样被诊断和治疗。心理原则很少被采用而且常常被作为事后的思考,即使被采用,也是非常简单化的方式。我们应该超越行为学和生物学的解释,认识到人们如何积极主动地理解这个世界。 换种思路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以及了解认知心理学的神经学家)已经建立起了复杂而实用的模型,这是关于人们如何理解世界的认知模型。简单来说就是,人是天生的学习机器,具有非常复杂但接受能力很强的大脑,为理解并参与这个世界做好了准备。通过生活中的事件和事例,我们形成了有关世界的心理模型,我们用它来指导思想、情绪和行为。这些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释大量的人类行为,人们理解框架的差异能够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你能搞懂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人们的经历和遭遇的事件能够有效地解释其世界模型,相对于精妙的神经科学来说,这些模型能够带来更现实、更根本的认知革命。

如果我们完全是生活经历和环境的产物,与此同时又是大脑生物学功能的产物,那我们如何对此进行调和?事实是大脑和经历共同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正是我们的思想在起作用,塑造了我们。

这是一条积极的信息,因为这说明我们有改变思维方式的潜力。我有时会用一个比喻来予以说明,假设我们从一架直升机上掉下来,掉入一片沼泽中。掉入沼泽不是我们的错,只要运用适当的工具,在适当的帮助下,我们就能够摆脱泥潭。我并不是说凭借想象我们就能如愿以偿。我们不能仅靠思想的神奇力量来创造现实。然而,正是我们加工、解释或充分思考生活中的事件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从这些事件中学习。我们的学习经历塑造了我们所采取的人生道路,因此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也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和人格。我们始终在学习,因此能够学会应对生活中的新挑战的方法。 故事的线索

决定我们思想、情绪、行为和心理健康的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框架,不是大脑,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不是先天和后天。过去几年里,科学家揭示出有关大脑运作方式的一些有趣事实。人类的大脑非常复杂,具有强大的信息加工能力。然而仅从大脑运作方式的层面来解释人类行为、解释人类情感生活的复杂性是不够的。这有点像高性能的电脑,人类大脑根据规则来加工信息,这些规则是通过我们的经历和教养习得的。环境和我们经历的事件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幸福感和对世界的看法。

作为从业的临床心理学家,我认为事件在塑造情感生活上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它往往被忽视。如果我们相信行为是大脑生物功能的产物,那么当人们出现心理或情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认为应该进行生物医学的解释,进行生物医学的治疗。但是,如果你花些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人们的经历,那么他们的情感生活、思维模式和行为通常看起来很合理。正是通过了解我们如何处理理解世界的复杂过程,我们才能充分了解我们的社会、情感和人际生活。

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非常重要的心理模型。我们并非天生就拥有这些模型(事实上,和羊羔比起来,人类刚生下来时几乎什么都不会干),而是后来习得的。我们具有惊人的吸收信息、同化信息的能力,我们设法发展出了个性化的,甚至特异性的理解世界的框架。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的变化性决定了我们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重要的是软件,而不是硬件。

这种思考人类行为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幸福、更健康、更有益的生活。用欧洲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想挖掘自己的智力、情绪潜能,发现并履行我们在社会、学校和工作中的职责,我们就需要知道我们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我们可能需要评估并重新思考理解的框架。幸运的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学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如果能够改变思考方式,我们就能改变世界。01我们受大脑的控制吗

人类的大脑令人惊叹。在过去若干年里,科学家对大脑工作原理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必然有助于我们拥有更健康、更幸福、更长寿的生活。充分了解大脑的生物学功能对了解人类的本性很重要,但是虽然了解大脑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我们无法仅仅借助大脑层面的剖析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就像针对其他很多复杂的问题一样,我们需要理解多个层面上的事物,包括大脑、神经元和突触。但是这样做依然不够,因为要想彻底地了解人,我们需要知道大脑是如何对环境、对我们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些经历的。

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自然对临床心理学的心理保健方法最感兴趣。现代的心理保健系统显然令人失望。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太重视大脑的生物学功能,而没有足够重视人们如何使用大脑来理解这个世界。运用现代心理学理论,我们可以改变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者的护理。 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

大脑常常被描述为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至少在互联网上是这样。大脑看起来貌不惊人,布满褶皱的浅粉灰色块状物,像凝固的粥一样黏稠。不过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大脑令人惊叹之处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它的功能。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愿望、记忆、幻想或焦虑都源自大脑。

神经学或生物学因素对理解人类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非常重要。我从事临床心理工作已经20多年了,我和陷入痛苦的人一起努力,试图帮助他们改变生活。作为一名学者,我努力了解有关人类行为和情绪的各种科学研究,有时这些研究结果是相互矛盾的。由此我相信,如果不借助心理过程,我们无法理解大脑的功能及人类的行为。大脑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我们用它来加工信息的方式。 每秒钟产生180万个新联接

大脑分为两个半球,胼胝体将它们联在一起,大脑表面布满褶皱(脑回)和裂缝(脑沟)。这些褶皱增加了大脑的表面积(意味着可以支持更多的神经元之间的联接),并且将大脑分成了不同的区域。尽管对于大脑,我们还有很多有待了解的地方,但我们已知不同脑区的活动通常代表不同的心智活动。通过研究受伤或中风对病人的影响,利用现代的成像技术,我们知道特定的脑区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大脑功能的方法。正如心理学家肯尼思·克雷克(Kenneth Craik)所说:“对于一台精心打造的机器,如果人们不知道它大部分部件是如何工作的,那么它运转得越好,我们越意识不到它……只有出问题时我们才会注意到它的机械结构。”当然,随着年龄增长,大脑的疾病会变得非常重要。

虽然大脑的功能不良和损伤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机制,但我们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生物学的功能不良和损伤一定是社会问题的正确解释。同样地,我们不应该用生物学差异来解释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犯罪、反社会行为、人格特质、创业精神甚至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其他因素在塑造这些行为方面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大脑的两个半球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左脑的脑区关系到说话和语言加工,右脑对加工身体运动信息和手眼协调更重要(这适用于右利手者,左利手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大脑后部的枕叶与视觉相关,同样位于大脑后部,比枕叶高一点的顶叶与运动、位置、方向有关。大脑两侧、耳朵上面的位置是颞叶,与声音尤其是与话语有关的信息在这里被加工。最具有人类特点的功能,比如计划、决策和对社会关系的复杂分析,大部分由额叶和前额叶(位于额头的后面)负责。

在大脑深处有负责特定功能的结构(见图1—1)。边缘系统涉及记忆、嗅觉、食欲、动机和奖励,因此会影响下丘脑。下丘脑负责的是“战斗或逃跑”行为。杏仁核是纹状体的一部分,它在调节情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还控制着随意运动。在反馈过程中,这些结构很重要,因此对学习也很重要。纹状体受损会导致亨廷顿舞蹈病,帕金森病也与这个脑区有关。海马体与记忆的形成有关,丘脑加工来自感觉神经的信息,下丘脑(与脑下垂体有关)通过释放激素调节各种身体过程。扣带回加工我们对疼痛的感知和反应,而基底神经节关系到奖励和动机。在大脑的后部,蜷缩在枕叶下方的是小脑。小脑负责自发运动、重复运动和手眼协调。有些神经学家认为,小脑可能在“较高层的思维”中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语言、逻辑等,但这种观点还存在争议。中脑和脑干(向下连着脊髓)控制着无意识的过程,比如呼吸、心率、血压和睡眠清醒周期。图1—1 大脑及其主要区域

有了现代计算技术之后,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诸如确定方向、手眼协调甚至保持血压等都需要信息加工。大脑(相当程度上是无意识地)接收来自感官的各种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并做出反应,比如心率加快或产生各种激素。其中一种激素被称为应激激素,也就是皮质醇。除了其他作用之外,皮质醇能够控制警觉度,系统中的皮质醇水平在一天和一生中会不断变化。凌晨时我们的皮质醇水平很低,这时我们应该在睡觉,不需要警觉。成年人在准备醒来时,皮质醇的水平会升高。而青少年皮质醇开始升高的时间会稍微晚些。这也是为什么我15岁的儿子在大晚上还很清醒,而到了早上应该上学的时候反而脾气暴躁。

然而大脑之所以复杂或有趣并不是因为这些事实。大脑由令人震惊的860亿个神经元组成。除了神经元,还有数量巨大的胶质细胞(大约是850亿个)。对我来说,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其影响和意义。神经胶质细胞似乎能够加强信号的传导,但它们本身并不传递信息。胶质细胞还为神经元提供“生命支持”。它们维持温度、氧气水平和神经元的能量水平,清理死去的神经元,提供包裹神经元的绝缘的髓鞘。神经元通过线一样的树突网络彼此联接在一起。在神经元互相联接的地方会形成突触。当一个树突遇到另一个神经元时,在我们还不了解的信号的引导下,它可以形成一个突触,把神经元联接在一起。这种联接有点像电话交换台中的联接,它们构成了大脑的复杂性。860亿个神经元中的每一个都与成千上万其他的神经元相连。在阅读心理学或生物学教材时,你会发现神经元和它们的联接的图看起来有点像树:有树枝、有尖端互相连接的小枝。正式的神经学术语“树突”源自德语树这个词。事实上,神经元看起来更像小原棉球。联接非常多,以至于神经元看起来毛茸茸的,而不是像树枝(见图1—2)。图1—2 神经元简图(左)及人类小脑经过染色的蒲金野氏神经元(右)

为了认识到数字有多么巨大,假设你坐下来数860亿个神经元,一秒钟数一个,那么需要花费2666年。每个神经元可能有10000个联接,每个联接都会以微妙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甚至在胶质细胞发挥它们的影响之前。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复杂性绝非易事。

人类大脑的生长速度同样很惊人。尽管婴儿的大脑还很不完善,但已经相当复杂了,而且只用了九个月就达到了这个阶段。对猕猴进行的研究显示大约每秒钟会产生40000个新突触(至少直到生命的第二个月)。在儿童发展早期,新突触产生的速度非常快。在一生中,突触不断产生,不断破裂。据估计我们每秒钟会产生100万到180万个新联接。这些联接的产生和破裂是一生中接受的刺激、体验和学习的结果。被称为“神经修剪”的过程指的是撤销不必要的突触,这是学习的一部分,我们“修剪掉”没有用的联接,使得排列更加简洁。这样留下的联接网络的复杂性降低了,但有用性更高。与神经元死亡的事实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再长出新的神经元,因此照顾好已有的很重要),这意味着三岁孩子的突触大约比成年人多50%。大脑有一套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复杂联接,它通过新的结构反映了我们的记忆、习惯和学习。毫不令人吃惊的是,每个人的大脑都不相同。 神经能量

大脑是电化学系统。信号通过带电钠离子和钾离子进出神经元的快速运动被传递到各个神经元。带电离子的运动会改变神经元的电位,当神经元细胞膜上的受体探测到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节化学物质时,带电离子的运动就会被触发。神经递质的种类很多,比如谷氨酸盐、多巴胺、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内啡肽等。大多数化学物质的传递发生在突触中,但有些神经递质会影响更广泛脑区的功能。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一系列生物化学过程,目的是保持神经元细胞膜两侧带电离子显著的相对浓度差。这样,860亿神经元中的每一个就像是荷电电容器,充满了静电。

当突触接收一侧的受体遇到特定神经递质的分子时,两个分子就会结合在一起。这会触发细胞中的一系列反应,最终使得细胞膜上的“通道”打开。这些通常关闭的“通道”一下子打开,于是带电离子便可以通过了。随着带电离子流进流出神经元,神经元中的电荷会发生改变,由此产生“去极化”。这有点像静电放电。结果就是去极化的神经元从突触的“传递”一侧释放出其他神经递质,这些突触被投射到其他神经元上。胶质细胞的活动调节着神经递质接收、去极化和神经递质释放的过程。

这对许多精神病治疗药物的作用很重要,这些药物的目的是使神经元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清理神经递质残留,重新把它们吸收回突触(神经递质被存放在“突触泡”中),主动将带电离子运回神经元,这样可以再次形成动作电位。带电离子的转移会使用大量的能量,据估计我们摄入的热量的大约20%被大脑使用了。所以思考越多,体重减轻得越多。通过神经递质跨突触的传递,通过胶质细胞的中介作用,大脑中的整个网络都会发生神经元的去极化和电活动的传播,这样就形成了思想。

既然大脑是我们用来思考的器官,那么我们显然应该在大脑功能中寻找思想的基础……以及这些思想是否与心理健康、幸福或道德有关。 生物心理学

由于每个想法都涉及大脑中的活动,因此我们很容易假定人类行为可以在大脑层面得到解释。然而出于一些原因,这是一个不充分的假定。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人类行为一定很困难。

例如,你能说一个人服用可卡因是因为药物引起了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释放吗?或因为如果不服用可卡因,他的生活就单调乏味、没有成就感?或因为他不在乎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或因为他容易受同伴压力的影响?或因为可卡因容易获得且价格不算太贵?或因为寻求超然的感觉是人类的天性?还是因为有人天生就是罪犯?同样地,我的思想当然也涉及大脑的活动。如果我向后靠坐着,闭着眼,想着希区柯克(Hitchcock)的电影《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中的爱娃·玛丽·森特(Eva Marie Saint),我的大脑活动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哪个在先,是我的想法还是我的大脑活动?哪个解释是充分恰当的?由于每个人的思想都涉及大脑中的活动,因此我们会假定有问题的人类行为,比如暴躁易怒,可以从大脑活动的角度进行解释。例如,大多数现代战争涉及人类食指的特定运动。难道我们应该从手指肌肉的层面来解释冲突吗?

这些深奥难懂的问题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如果那些规划和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人认为在大脑生物学功能的层面上解释人类行为、情绪和想法是恰当的,尤其是像这样解释人类的痛苦,那么我们会看到这种态度体现在所提供的服务里。有心理问题的人会被认为大脑存在生理异常,并会接受相应的治疗。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以下是几个这种思路的例子——一切都被还原为生物学。1989年,美国精神病医生萨米尔·古泽(Samuel Guze)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生物精神病学:还存在其他种类吗》(Biological Psychiatry:Is There Any Other Kind)的短文。古泽认为,既然构成精神病学主题的行为、情绪和想法都源自大脑,那么我们应该用脑科学和对大脑的生物操纵来解决这些问题。1998年,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在一篇更简练、信息更全面的文章中以较和缓的态度表达了这种基要主义的观点。坎德尔在其颇有影响力的文章《精神病学的新知识框架》(A New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Psychiatry)中试图重新恢复精神病学的生物学基础)。他提出了一个心理健康的模型,涉及痛苦烦恼的根源以及帮助人们的最恰当方法,他的方法与我的正相反。坎德尔认为,对于大多数的心理健康问题来说,结构上的因素或生物学因素非常重要。更根本的是,他还认为生物学功能的改变是心理疾病,也是治疗的“最终的共同道路”。在埃里克·坎德尔看来,影响心理健康的所有重要因素是通过改变生物学功能来发挥影响的,其中包括治疗,即治疗通过改变大脑的生物特点来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影响心理健康的所有重要因素(包括生物学功能的改变)都会导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改变,由此会导致某些人出现问题。

坎德尔还认为,我们的想法或行为的任何改变(无论是童年期的学习,还是人生经历或治疗的影响)都反映了神经网络中的生理改变。如果我们每秒钟产生100万个新的突触联接,那么这当然支持了坎德尔的观点,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身体机制支持学习——学习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发生在某个地方。坎德尔还认为,治疗中发生的再学习是神经网络中的生物学改变。在坎德尔看来,治疗是与大脑有关的事件。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析显然是正确的。任何学习一定是基于大脑中分子与突触层面的生物学改变。然而,这种论断在知识方面是微不足道的。所有学习、所有人类行为都依赖于大脑功能,但仅仅是调用大脑并不能对学习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至少不令我满意。当然,功能良好的大脑是所有人类活动所必需的,但它并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在某种情境中我做出这样的行为(而其他人的行为不同),或者在另一种情境中我做出不同的行为。

生物因素一定是各种形式的学习的基础。当我们学会了在社交情境中感到焦虑时,一定存在支持这种学习的生物过程。所以我们每秒钟产生100万个新突触是有道理的。学习在制造和修剪大脑中的联接。当我们学会将爱抚与舒服、安全感联系起来时,学习是大脑中的生物学现实。同样地,童年受过虐待的人可能学会了把抚摸与恐惧、无力感、自我憎恨联系起来。这种联想学习一定具有大脑生物结构方面的基础。每秒钟都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意味着我们需要很多新联接,需要改变很多联接。但是用生物学因素来解释将抚摸与恐惧联系起来的学习和将抚摸与满足联系起来的学习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最好的解释。学习的生物学构成,即突触联接的形成,并不能解释学习的本质,只能描述学习是如何进行的。这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心理过程。心理健康问题中的心理因素并不比正常生活中的心理要素(比如竞争、爱、荣誉、内疚等)更多或更少地依赖于神经过程。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大脑的事件。

有些作者,包括古泽,比坎德尔的观点更激进。他们认为,当我们了解了行为的神经基础,心理学的概念就会从精神病学词典中消失,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心理学的观念了。为什么停留在神经层面?所有基于大脑的事件都涉及生物化学过程,涉及钠离子和其他离子穿过细胞膜。因此说,所有学习都涉及化学才是合理的。按照这种分析,所有人类行为应该是复杂的化学过程,治疗应该是化学事件。或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化学过程一定依赖于亚原子物理学。分子层面的过程和物理力量控制着生物化学反应。这难道说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物理学,治疗是电磁力的一种复杂现象? 人文的心理保健方法

对心理疾病进行的生物学研究既受欢迎,又富有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恰当地整合了心理解释和社会解释。很多从事心理健康行业的人担心那些还原论者、对待心理疾病的生物医学方法、用于对心理问题进行分类的诊断系统以及给人们的解释,担心这会导致非人化的、缺乏人性的心理保健形式。

大多数有关心理健康问题的生物医学理论和医学治疗认为,神经递质功能异常是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医生会开出改变突触工作方式的药物(例如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心理方法同样涉及大脑,但聚焦于帮助我们学会如何应对生活的联想网络(当然是基于神经过程的)。它们依赖于学习理论、知觉理论、看法形成的理论,依赖于我们如何理解各种关系。因此与排他的生物医学理论相比,心理疾病的心理模型涉及各种不同的机制。它们不仅包含单个系统的机制,而且探究它们的互动与相互关系。 大脑与环境

就像后面将要讨论的,心理健康问题无法与环境因素、重要的社会问题和人生事件分开,这既适用于治疗精神疾病,也适用于解决其他问题。此外,遗传显然也发挥了影响作用。通过认真思考这两者的关系后会发现,它们相互作用和影响是复杂的。

对于大脑和大脑系统如何在心理健康问题中起作用的最好解释之一来自荷兰神经学家吉姆·范·奥斯(Jim van Os)。范·奥斯的工作聚焦于精神分裂症,这是最令人痛苦的一种心理问题,是心理疾病的典型例子。他认为,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精神疾病体验,比如幻觉和错觉,应该被理解为“对社会背景的适应障碍”。换言之,这意味着人们在适应艰难的社会情境方面存在问题。虽然遗传因素很重要,但环境因素同样很重要。他指出,精神疾病体验与一系列环境因素有关,比如童年受过虐待、在城市环境中长大、出身于少数族群(比如少数民族)、在贫富差距很大的环境中长大、使用大麻等。他总结道,大脑(特别是“社会脑”)在发育期间接触的这些环境威胁可能是导致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就是,在发展的敏感时期是否经历过某些应激事件,会决定我们的心理健康,这体现了基因与环境的互动。

这种思路对我们如何思考严重的心理问题既重要又有趣。以精神疾病体验为例,这会促成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大约1%的人在一生中会患精神分裂症,这说明造成这些问题可能是充满压力的生活事件(不幸的是这很普遍)与神经认知脆弱性(这可能更普遍)相互作用的结果。吉姆·范·奥斯认为,可能普遍存在着对各种环境问题都很敏感的神经认知脆弱性模式,特别是在脆弱的年龄,受影响者大约占总人口的20%。这既重要又有趣,因为我们谈论的不再是数量很少的(1%)存在特定遗传异常的人,而是比较普遍的脆弱模式(总人口的20%)。

范·奥斯和许多其他的研究者强调,与知觉(因此出现幻觉和错觉)、动机、情绪和信息加工相关的“症候群”显然存在遗传因素。众所周知,我们大多通过研究双生子来探究遗传的作用。然而有趣的是,当人们接触到风险因素,比如生活在城市环境中或属于少数群体时,证据显示遗传因素似乎变得更加重要(用技术术语说就是具有更高水平的家族聚集性)。这显示了基因与环境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但同样意味着基因在不同环境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在童年时期受到虐待与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强烈的相关性,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即你经历得越多,日后越有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尽管通常各种背景的人都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精神疾病,但少数群体成员似乎是一个风险因素。重要的变量是周围的“种族密度”——当地和你同种族的人越多,你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尤其是精神疾病。吉姆·范·奥斯(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是,社会灾祸、歧视、社会边缘化和低下的地位都有可能对大脑功能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成长于城市环境中似乎增加了人们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但是很难对此进行研究,因为人们到处搬家,现在他们住的地方可能已经不是当初他们出现问题时住的地方了。还有可能不同的应激源之间存在联系——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更容易接触到毒品,尤其是大麻,也可能会遭遇更多消极的生活事件。城市里的生活更加艰难,社会碎片化现象更严重,会有更多的单亲家庭和更多不稳定的家庭。城市似乎造成了特定的应激源,当人们从城市搬到乡村,风险就会降低。

大麻的使用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广泛的关联,尤其是精神疾病。大麻主要成分之一的屈大麻酚显然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情绪,更高剂量的屈大麻酚会导致暂时的像精神病一样的现象,对遗传上具有精神病风险的人似乎影响更大,因此某人的亲属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那么他对大麻的影响会更敏感。这种联系很复杂,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大麻(以及其他很多合法与非法的药物)作为解决情绪困境的实用方法,还因为精神病患更有可能使用大麻。反过来,较高剂量的大麻会使人更有可能患上精神疾病……至少对脆弱的个体来说是这样。

基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出生前。各种各样会影响胎儿发展的环境因素对成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有重要的作用。母亲的压力(会影响激素水平和许多其他生物学因素)、营养状况(包括维生素水平)、病毒感染(包括流感)、弓形体病(一种家猫携带的病毒)、细菌以及孕期、分娩时的各种并发症都是重要的因素……尽管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证据。

所有这些同样既重要又有趣。某种神经认知功能模式在生活中更有可能发挥着积极作用。每五个人中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模式,它与知觉、情绪有关。例如,这种神经认知模式使人对事件的反应更富有创造力、更情绪化,能够在事件中看到对个人的意义。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当具有这种模式的人遭到虐待时,为什么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如果一个人能够更充分地感受到事件的个人意义,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在事件之间建立起更全面的联系,那么不难看出虐待事件如何会引发迅速失控的思维模式。同样地,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抗精神疾病”药物会有帮助,为什么一些毒品会对脆弱的人产生消极影响。

很多毒品既受人欢迎,又具有成瘾性,因为它们能刺激相同的思维模式。据使用者说,很多受欢迎的毒品能提升他们的情感生活,增加他们的创造力,处理问题更具个性化。服用了这些药物后,他们会感到生活似乎更加充满活力、更丰富多彩、更有意义、更能感知自我的重要性。很多药物使用者提醒新人这些药效,也会警告说有可能发生“糟糕的刺激体验”,也就是这些极度显著、极度情绪化、狂躁的知觉体验可能把人淹没,让人无法招架,变成了消极的体验。另一方面,许多药物(包括毒品)会使人厌倦享乐,变得“平和”。他们不太容易受到事件的影响,稍微有些迟钝,思维不太有创造性,较少在事件之间形成不相关的联系,生活中的事件较少给他们造成困扰。这看起来非常像是影响了吉姆·范·奥斯所说的神经认知模式。

当然,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变态心理”,而是正常的心理过程。富有创造力、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将看到的事物与另一个事物联系起来通常被认为是有益的。对情绪的感受性通常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人类特性(尤其是当情绪与情境相符合时)。此外,参与、投入到社会生活中也通常被认为是有益的。如果一个人缺乏创造力,不会在关系较远的观点之间建立起联系,情感冷漠,从来没有情绪的起伏,那么他一定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在毫无关系的观点之间建立起毫不相关的联系,如果他们被情绪所淹没,在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中看到了个人重要性和相关性,那么他们可能属于“脆弱性模式”。我们较少考虑“精神分裂症基因”或“遗传异常”,而更多考虑的是人类特征中的正常差异,这些差异伴随着自然的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 环境如何影响大脑

血清素是负责在神经元之间传导电化学信号的一种神经递质。血清素涉及一系列大脑过程(大脑发挥功能的一个特点似乎是,由于心理过程比神经递质的种类多,因此每种神经递质具有不止一种作用,例如负责随意运动和知觉的神经元都会牵涉多巴胺)。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血清素与情绪、动机、社会地位有关。因此血清素代谢(神经元使用这种神经递质的方式)异常,尤其是血清素水平偏低,与抑郁症有关。之前我提到神经递质在完成跨突触的信号传递之后,会被重新吸收回神经元。很多抗抑郁剂(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通过阻止血清素的再吸收,增加突触间隙中的血清素数量来发挥药效。突触间隙就是神经元之间的微小空间。当然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服用了抗抑郁剂后,大脑还会发生其他改变,例如神经元表面受体的数量和敏感性会改变。

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改变血清素水平。锻炼对抑郁症具有积极的影响,或许因为锻炼能够有效地提升血清素的水平。锻炼之后血清素的产生会持续增加若干天,这是比服用抗抑郁剂更安全,可能也是更好的提升血清素水平的方法(尤其是因为锻炼还有很多其他的益处)。饮食同样能控制血清素的水平。身体利用一种被称为色氨酸的氨基酸制造血清素(香蕉和奶酪中含有较高水平的色氨酸)。色氨酸摄入非常有限的饮食会导致情绪低落,甚至导致轻微的抑郁,因为那意味着身体产生较少的血清素。在我看来,与血清素最有趣的联系是社会地位。在对动物的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猴子(the alpha male)具有较高的血清素水平,当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失去崇高的社会地位时,血清素水平就会降低。最有趣的是,当非支配地位的雄性猴子被给予了色氨酸或抗抑郁剂时(两者都能提升血清素水平),它们便能取得支配地位。在随后的一个有趣但令人不安的实验中(我没有参与设计该实验),允许猴子给自己注射可卡因,结果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猕猴注射可卡因的剂量要比地位低下的猴子少。可卡因可以刺激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释放,研究者相信地位低下的猴子可能在用药物医治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

看来,我们称之为“抑郁”的状态其实是对失败、低社会地位、被抛弃和丧失等情境的自然反应,这种状态也可能是由于对血清素产生的物理干扰所致。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假定大脑(通过涉及血清素的过程)负责加工与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看待未来的方式有关的信息。这类似于吉姆·范·奥斯的研究成果,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失败、孤独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在他发展的敏感期,那么与血清素有关的神经过程可能会受到长期影响。生物学的色氨酸——血清素系统确实与抑郁有关,但其核心是心理过程。

血清素对于我们如何加工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信息非常重要,并且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情绪和抑郁症。情况似乎是生活事件——包括短暂的事件和持续较长时间的事件,都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水平、社会地位感和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显然关系到血清素,但我不认为血清素的遗传特征是解释人们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的好方法。神经学家尼尔·里施(Neil Risch)和同事通过探究遗传和生活事件的作用来解答这个与抑郁症有关的问题。他们发现,经历过较多生活事件的人更有可能患抑郁症,虽然可能性只是略高,但达到了统计显著性。但是相当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发现不同基因造成的任何差异。 大脑与思考

幻觉和错觉这类现象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它们显然涉及神经过程。不过这些过程不只导致了令人苦恼的现象,而且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和周围人的行为。神经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这些过程的本质提供了有趣的线索。

例如,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出现在幻听的情况下。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性,幻听与大脑偏侧性有关。正如前文提到的,大脑两个半球执行着不同的功能,左半球涉及语言功能。由于两侧大脑执行不同的功能,因此结构上稍微有些不同,这被称为“大脑偏侧性”。但是这种偏侧性不是绝对的,似乎能够听到声音的人的大脑半球较少偏侧性(也就是更加不偏不倚),尤其是负责语言的脑区较少偏侧性。语言加工任务一定会包括分辨是什么声音、它们意味着什么、声音来自哪儿。大脑的语言区域执行这些功能,因此任何影响大脑偏侧性的神经发育问题都有可能造成难以将声音与其他想法(记忆、自我对话、闪回、愿望、梦想等)区分开。

我们不应该贬低生物学因素对幻觉形成的影响,但幻听应该被视为心理学现象,源自心理过程。幻听不可避免的最后一步是对内在心理事件进行了错误的归属。你认为自己听到了什么,但其实那是你潜意识大脑的产物。这个心理过程会受生物因素的影响,但同样会受社会与环境因素、个人经历中的重要事件的影响,如我们知道曾经承受过巨大压力或受过虐待的人更有可能发生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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