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微讲堂:中国历史上的台湾问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30 05: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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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臧运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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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中国历史上的台湾问题

北大微讲堂:中国历史上的台湾问题试读:

正文

今天是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六十年前的1945年10月25日,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了日本原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提交的投降书,仅用5分钟的时间(08:55—09:00),就结束了日本在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上午9点整,陈仪向中外宣布:台湾正式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湾回归祖国已经六十年了,但1949年以来迄今的两岸关系却一直都比较复杂。最近我们大规模地纪念台湾光复六十周年,今天的纪念活动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就是因为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已经取消了台湾的光复节;他们竟沿用日本人的方式,将台湾的光复纪念日称为“终战”。台湾当局的做法竟然如此荒谬!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之中。就历史与现实的交集来说,今年的大陆政坛,可以说是“台湾之年”。3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的“缅怀之旅”,拉开了两岸交流的序幕。接着,4月底5月初,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5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搭桥之旅”,7月,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民族之旅”,以及9月著名学者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在大陆接连吹起了强劲的“台湾之风”。他们到大陆的访问与交流活动,都带来了台湾的“特产”:连战带给北京大学的礼物是他祖父连横先生在台湾完成的一部著作《台湾通史》;宋楚瑜送给清华大学的礼物是一套《台湾文献史料》的光盘;郁慕明追怀民族历史;“嘴硬”的李敖在数次演讲中难以掩饰乡情。可以说,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一次次得到了显耀与荣光。与此同时,这些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两岸交流,也必然让有理智的中华儿女一次次地思考起那个迄今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

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台湾问题是我们最大的“乡愁”和最大的“国殇”。当前的台湾问题大家都比较清楚,不需要我在此加以赘述了。我今天主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台湾问题。

之所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台湾问题,就是为了要区别于在外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至今还存在的所谓“台湾问题”(Taiwan Issue)。比如:荷兰、西班牙、法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台湾问题”,以及日本、美国历史上迄今还存在的“台湾问题”。本来,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台湾问题”,因为台湾只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和本国因素的交互作用,才有所谓“台湾问题”的发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主要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干预,曾经有过东北问题、山东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等,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这些“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但是,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个产生于近代之前,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的“老、大、难”的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

我之所以要研究历史上的台湾问题,除了本人从事的历史学职业所具有的关怀之外,还因为我所赞同的西方历史学家说过的两句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们用作当今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和“以史为鉴”。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台湾问题,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当前的台湾问题。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台湾在远古时代,原本是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才和大陆分离,隔台湾海峡而相望。1971、1974年,考古学者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台湾岛上最古老的居民的化石,并命名为“左镇人”。它们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后期,时间在3万年左右以前。这就是说,至少从1974年算起,在3万年以前,台湾岛上就出现了人类的活动。但台湾自己古代的历史,只存在于考古文物上和土著语言中,却没有传承下来,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文字。有文字才会有历史,中国有几千上万年的历史流传下来,就是因为文字的发明。

公元230年,中国处于三国鼎立的时代,当时吴国国君孙权派遣将军卫温率1万官兵到达了“夷洲”。这个地方大多数学者认为就是今日的台湾。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到达台湾,规模很大,历时一年之久。由于这次行动,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在公元264年至280年间写下了《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台湾情况的文字记述。这样,在大陆的文献里才出现对台湾的记载。隋炀帝时代,也曾三次派官兵去“流求”即台湾,其史实开始记载于中国正统的史书《隋书•流求传》。宋元时期,大陆汉人开拓澎湖,并向台湾岛发展,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省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代还设立了“澎湖巡检司”,仍隶属于福建省晋江县。随着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加强,台湾作为中国之一部分而早已存在于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上。但是,这时并没有“台湾问题”的发生。

中国历史上开始发生后来所谓的“台湾问题”,是在16世纪中叶的明朝中后期。从此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以下我分四个时期进行讲述:

一、 明末清初的台湾问题(16世纪—17世纪)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台湾问题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此次台湾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因为日本因素的影响,其次是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再就是中国内部的海盗集团。在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之下,内外激荡而生台湾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最早介入台湾问题的是日本的倭寇。日本在14世纪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到了16世纪中叶进入了战国分立时代。在这种动乱的时期,日本产生了被中国人称为“倭寇”的海盗集团。倭寇的历史,有三百多年,和中国明朝的历史相始终。他们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盗相勾结,在中国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地区进行骚扰。他们称台湾为“高砂”,把当地居民叫做高砂族或高山族,叫台湾岛为高砂国或高山国。明朝后期,中国政府在东南沿海对倭寇采取了抵抗、打击行动,台湾当地的土著居民也对倭寇进行了一系列的抵抗。倭寇虽没有在台湾形成气候,但却是日本人第一次介入台湾。16世纪后期,结束战国时代、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在征服朝鲜的同时,又决定征服台湾,让台湾俯首称臣,遭到台湾的拒绝,于是丰臣秀吉派兵进犯台湾。由于这次中国在沿海设防,他没有成功,但这是日本第一次由民间倭寇的骚扰发展到政府介入台湾。1604年,德川家康在东京建立幕府统治之后,继续派军队对台湾进行骚扰,对台湾发招降书,要台湾为其投降纳供。德川家康死后,日本进入锁国时期,它对于台湾的骚扰和介入才暂时告一段落。台湾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民间与政府共同参与的问题。

接着,我们再看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的侵略。地理大发现之后,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了向东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后,准备继续征服中国;葡萄牙则占领了中国的澳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从澳门出发前往日本、经过台湾海峡时,看到台湾岛上林木青翠、景色秀丽,乃称之为“Ilha Formosa”(福尔摩萨),葡语意即美丽之岛,从此,“福尔摩萨”作为台湾岛的第一个名称而长期流传于西方世界。17世纪初期,荷兰挣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也开始了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1602年,荷兰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并组织了东印度舰队,作为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机构。1604年,荷兰人第一次进犯澎湖,被中国当地官员斥退。1621年11月,荷兰殖民当局决定抢在西班牙人之前占领台湾。东印度公司舰队于1622年6月再次占领了澎湖。在福建地方官员的抵制和默许下,荷兰人被迫撤离了澎湖,但于1624年9月占领了台湾。他们在台南的大员构筑城堡,取名“热兰遮城”。到1662年2月,荷兰人以台南为根据地,对台湾进行了38年的殖民统治。荷兰人占领台南之后,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驻菲律宾殖民当局派兵在1626年占领了台北的鸡笼港,1628年又占领了淡水,并在此构筑城堡。1642年8月,荷兰人北上击败西班牙人,结束了西班牙在台北地区16年的殖民统治。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被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入侵。

16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海商业资本发达,海盗集团随之兴起。17世纪初期,活跃的主要是颜思齐、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早在荷兰人侵占台以前,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就已经入据台湾。1625年,颜思齐病逝,郑芝龙为首,在台湾中部地区设立官职进行管理,并首次组织了大陆移民前往台湾。当时郑芝龙集团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台湾的中部,而台南地区被荷兰人占领,台北则是西班牙人。他们一方面与倭寇、西方殖民势力相勾结,要挟中国政府;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时常奋起抵抗外敌,维护自身的利益。纵横、依违于倭、夷之间的郑芝龙海盗集团,是台湾问题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内部因素。

面对由以上三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而生的台湾问题,晚明、清初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首先是晚明政府。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以后,中国政府开始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明初,成祖朱棣将首都设在北京以及其后继续构筑长城,其战略防御重点无疑是在中国北方,而对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台湾等则不是很重视,采取了消极防御的策略。明朝初期,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为了打击倭寇,防止中国大陆残余势力盘踞台湾卷土重来,政府在东南沿海实行了“迁界移民”和“坚壁清野”的政策,以图断绝台湾和大陆的联系。“海禁”政策持续了二百多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不但没有禁海,反而为海盗更猖獗的活动和倭寇、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的活动提供了便利。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被迫宣布废除“海禁”政策,对倭寇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例如委派戚继光抗击倭寇等。嘉靖24年(1563年),明政府重新恢复设立了洪武二十年(1387年)被废除的“澎湖巡检司”。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在澎湖增设“游兵”,在每年的冬春两季进行“汛守”。澎湖自此成为“汛地”,地方官员由于守土有责,对于荷兰殖民者的两次入侵,决心抵抗并驱逐之。1603年1月,福建督司沈有容,奉命率战船追击倭寇到达台湾岛(时称“东番”),在当地居民平埔人的支持下,大败倭寇,将其赶出台湾岛。这是大陆军队第一次出兵到台湾抵御外敌,并联合台湾原住民取得了抗击倭寇的胜利。随军东征台湾的陈第,回大陆后写下了《东番记》,留下了关于台湾本岛的第一部历史文献。尽管如此,由于明朝后期最大的外患是后金满族势力的侵袭,以及北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爆发,明政府的战略重点又被迫再次北移,对东南沿海则无力顾及,再次陷于消极防御。当时东南沿海的地方官员也以仅满足于守土为任,对于荷兰殖民者只以其离开澎湖这个“汛地”为限,而默许其到台湾经商,从而把台湾“让”给了荷兰殖民者。但是,对于同时盘踞台湾的郑芝龙集团,明政府则视为“心腹大患”,剿、抚并用,必欲除之。如此“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也反映了国内因素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制约。

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1645年,郑芝龙集团辅佐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隆武帝,建立南明政权。郑芝龙因辅佐有功,其子郑森为南明皇帝赐国姓“朱”,改名“成功”。郑成功因之被称为“国姓爷”。1646年9月,清兵入闽,南明皇帝被杀,郑芝龙降清后被挟持到北京软禁,其妻(日本人)翁氏受清兵之辱自杀。君亡、父降、母死的打击,迫使郑成功走向了坚决反清、继续复明的道路。他以东南沿海为基地,金门和厦门为据点,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并着手准备收复台湾,以图发展,“并复先人之故土”。1661年正月,清朝顺治皇帝驾崩,郑成功决定借清朝“国丧”之机,东征台湾。4月21日,郑成功率领2万5千人,分乘400多艘战船,从金门出发,经过澎湖,直指台湾。他们打败了岛上的荷兰人及其援军,经过谈判,迫使荷兰殖民者在1662年2月1日签订了投降书,结束了荷兰38年的殖民统治。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病逝,其子郑经、孙郑克依次继位。郑氏三代称台湾为“东都”,仍然奉明朝正朔,是为台湾历史上的“明郑时期”。从1662年到1683年,郑氏三代经营台湾20余年,在台湾移植了与大陆明朝时期相同的政治体制、文教制度,并大量移民台湾,开发台湾,促进与台湾原住民的融合。时间虽短,但却是台湾问题得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之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重要时期。

康熙皇帝成年之后,力图有所作为,在台湾问题上积极进取。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其间也有多次的和谈。清政府在“剿”和“抚”之间,郑氏集团则在“战”和“和”之间,双方反复摩擦。最初,清政府也沿用了明朝的办法,对台湾采取海禁政策,但遭到了失败。后来清政府采纳了福建巡抚姚启圣的建议,并大胆起用了台湾叛将施琅,准备武力统一台湾。1683年7月8日,施琅率兵出征,先打下澎湖,接着实行“以战逼和”之策,迫使郑氏集团在10月宣布归降,从而实现了统一。清朝统一台湾后,围绕对台湾的处置问题展开过讨论,大多数人主张舍弃之,但康熙皇帝再次接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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