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太风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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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评传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云五评传/郭太风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16296-3
Ⅰ.①王… Ⅱ.①郭… Ⅲ.①王云五（1888～1979）-评传 Ⅳ.①K8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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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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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三个字，在我的记忆中从一开始就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8岁那年，在我父母的书房“白雁楼”里乱翻书，发现一本四角号码词典，出于好奇，对照胡适编写的检字口诀，强记了一些主要的笔画和符号，不到2小时便大致学会了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从那时起，初识了王云五的姓名，知道他是这种便捷的检字法的发明人，觉得他的脑袋特别灵，缠着我的父母提问，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们讲了王云五的不少逸闻趣事，但从不回答“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类的问题，使年龄尚很幼小的我，隐隐感到，王云五在“很了不起”的背后，还有一团神秘的迷雾。
在写本书之前，我花了几个星期，浏览了关于王云五数百万字的材料，觉得中国台湾方面赞颂他的纪念文章很多，少数文章则贬得过分；祖国大陆方面尽管有些文章提到过他，但往往是在不可省却时才提到的，评价大多偏低。看过资料后，对王云五的经历和功过是非，心里有了底，产生一种还王云五以本来面目的写作冲动。
王云五对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除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他还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曾被众多图书馆采用，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然而，这两项发明与王云五在出版事业中取得的成就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凡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进过学校大门的人，几乎都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主持商务出版大计的人，是出版家王云五。他统领商务编辑工作和总理馆务达25年之久，一直在国内出版界保持一骑绝尘的领先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将商务事业推向鼎盛，1934—1936年三年中，商务版新书的数量占全国新版图书总量的48%，其中1936年商务版新书占全国新版书52%。商务印书馆非但雄冠国内出版业，而且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
在主持商务出版事业期间，王云五倡导出书要“激动潮流”，即多出有新意有质量的专著，注重学术性和知识含量，以此推进学术，普及健康纯正的大众文化。他认为，出书若无创意，若无助于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愧于出版家的称号，也有愧于读者。他从不迎合小市民的口味而降低出书标准，拒绝出版卑俗委琐、黄色无聊的读物，也不采纳政治上趋炎附势的浅薄书稿。仅他设计并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先后出书便达7000余册，内容涵盖各学科知识领域。20世纪30年代初，各地单位、团体因购置《万有文库》第一集而建立的图书馆有1000余所，约占全国图书馆的一半。今天，许多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都受过《万有文库》的滋养，至今记忆犹新。王云五主编的《大学丛书》，则填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没有中文教科书的缺憾，将我国高等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王云五还主持出版过其他许多影响深广的大型丛书，本著作正文中均有述评，于此不赘。简言之，在王云五通盘筹划下，商务出版了众多有价值的读物，在开发民智、促进教育、繁荣学术、沟通中西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等方面，实实在在地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世所公认的业绩。
那时的商务印书馆，被人们称为“文化界的伯乐”。一些有专长无名望的学人士子，其作品一经商务发表，便“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其才识也得到同行的认可。许多新中国成立后肩负过重任的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当年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论著，或做过编辑。王云五坚持用稿看质量，用人重才识，在扶持众多年轻学人专家的同时，他本人也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一个方面军的领军人物。
王云五既是出版家，也是改革家。他远渡重洋，深入考察国外企业科学管理经验，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实施全方位的改革，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还应邀到许多大学、机关、团体作演讲，推广科学管理法，并撰写有关论著。就近代科学管理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沿革而言，无论理论传播还是实践运用，王云五都堪称先驱人物之一。
王云五还数度挽救商务事业。商务总馆厂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机炸毁。抗日战争时期，商务印书馆40余家馆厂大多沦于敌手。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逆境中奋争不息，商务事业屡屡从困境中复苏，他因此被知识界誉称为“爱国出版家”。
抗战时期，王云五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开始参与高层的议政活动。他的名气和社会影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兴趣。此后，国民党蒋介石决意起用少数“社会贤达”，以掩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这同王云五当大官以“荣宗耀祖”的思想暗合。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王云五在南京政府做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府委员、财政部长。在两年半的从政经历留下了几处败笔，最大的败笔便是奉蒋介石之命筹划“币制改革”，草拟了整套方案，1948年的金圆券风潮祸及整个国统区，但很少有人知道，始作俑者居然是文化名人王云五。1954—1963年，王云五先后出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犹如任人摆弄的政治花瓶，插花人是国民党，他本人权力有限，政绩自然乏善可陈。
1964年，退出政坛的王云五担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仿佛倦鸟归林，恢复了勃勃生机。经由他整治革新，台湾“商务印书馆”很快就扫尽了挣扎求存的病态，先是大量重印1949年以前的商务版书籍，继而推出各类新编的知识性文化读物，特别注重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意义不仅在于重振台湾商务事业，而且对于台湾同胞走出“文化沙漠”，深切认同中华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台湾，王云五有“博士之父”之称，因为台湾设置博士学位，由他首先倡导，他本人又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个文化名人，王云五在台湾文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除了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和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之外，他还有七八项文化教育方面的社会兼职，均勉力主持，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
此外，王云五本人又是一位笔耕勤奋的作者，他一生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出版著译90余种。他晚年撰写的学术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各有200余万字，构思颇有特色。他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各有100余万字。这两部长篇巨著，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商务印书馆和中国近代出版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从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历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与学术的价值。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得到过多位前辈人物的鼓励，聆听了他们的教诲，受益匪浅。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提醒道，文字不要花俏，分寸感要强，评论止于适可。华师大林炯如教授意味深长地说，写传记的人，容易写出感情，被传主牵住。离休干部朱宗尧先生的谆谆教导是，王云五是文化大名人，不幸误入政治歧途，多写些文化方面的业绩，政治经历不妨淡化些。在京离休干部韩子恪先生与我仅有一面之交，也托友人特地关照，王云五后半生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写传记不能回避这一点，但务必慎思。前辈们的关爱之心，我是深深领受的，于此表示感谢。他们的关照和叮咛，也反映出王云五这个人物具有多重性，选材议论都有难度，这或许是大陆迄今未见其传的一个原因。
尽管王云五是复杂而又敏感的人物，但不展示他的各个层面，便无从刻画出立体的形象。“刻画”不同于“描写”，重在真实。本著作在写作方法上取严谨态度，叙事论人皆言而有据，不加想象，不作推测性描述，因而人物的心理活动，缺乏依据的细节，由一点化开去的对话，诸如此类传记文学常用的描绘手法，均不采用。然而，这种“轻文重质”的写作方法，并没有使我感到施展不开。写大好人要在赞颂有致，写反派人物则妙在笑骂自如，这两种写作方法，虽易发挥文才，却是我不很擅长的。写“亦好亦坏”的人物，需要辨析入理，在写作过程中展开思辨，这正是我喜欢的写作方法。我品评人物的原则是：政治的问题，作政治上的论析。纯学术的问题，作纯学术的评析。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则尽可能展开深入细致的辨析，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分析传主的政治观点对具体的学术活动有没有影响，有哪些影响，原因何在。
由于王云五最后30年生活在台湾，又有当大官的经历，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大多由台湾发表出版。这些台版图书资料在祖国大陆散存于少数几个图书馆和高校。本书得以较为顺利地完稿，得益于众多亲友的热诚相助。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傅德华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胡安权、王圣良先生，华师大图书馆印先生、龚女士，我的同事黄德良先生，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京的若干友人，从北京图书馆搜集到很有用的资料，替我复印。小女郭昭如，参与整理了部分资料，并提出了若干有见地的写作构想。内人孙孝煌女士将手稿打印成正稿。对于亲友们的大力帮助，我于此表示诚挚的谢意。第一章 从启蒙到学贯中西
生在上海租界，祖籍广东香山，五色祥云称云五。年少聪悟，熟读儒家经典，长于作文写对子。
在旧时代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文化人，大都会记得王云五这个名字，那是因为王云五是国内赫赫有名的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对于一般平头百姓，尤其是“老上海”，虽然不一定知道这个王某人是何许人，但害人匪浅的金圆券是无论如何忘不了的。这两个印象，恰好代表了王云五生平的两个主要方面。无论如何，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应该写上一笔的。读者现在见到的这部传记，就是笔者为此所做的尝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一笔”，也不敢说是最好的“一笔”。
大凡出了名的人，其成名之前的经历总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或顽劣不堪，或显露奇才。褒贬如何，又往往同他们成名后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很有关系。王云五是个功过掺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复杂性，或者说两重性，使笔者觉得写他的传记，更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王云五少年时代的特色是刻苦求学，博览众书，这同他成为一代著名出版家是一脉相通的。名人成名之前的资料来源，不外乎其本人自述、日记或他人的采访、评述。王云五写过些日记，大多早已失散，他在1963—1966年曾撰写《岫庐自撰年谱》，但没有出版，其中主要材料编入125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记叙详尽，资料丰富。他的学生王寿南在他去世后撰写了《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有关王云五成名之前的资料，取自王云五《自撰年谱》与《八十自述》者为数颇多，并补充了许多可靠的资料。由于王云五1951年去了台湾，两岸交流阻隔，他在晚清时期23年的经历已经没有什么亲友可作忆述，因而上述三种资料更显得珍贵，也是笔者叙述其少年时代的重要资料依据。
1888年7月9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日），王云五出生于上海租界。儿时用小名日祥，后来所取的正名是之瑞，派名鸿祯，别字云五，号岫庐，后来还用过出岫、龙倦飞、龙一江等笔名。“云五”之称始自他14岁那年。其时，他在上海遇到一位师叔，是晚清的候补官员，这位师叔很喜欢他，临别时提出给他取个别字，征得同意后，师叔当即挥毫，写下方寸大小的“王云五”三字，并解释取意于“日下现五色祥云”，同小名日祥词义相通。久而久之，云五由别字成为正式称呼，而日祥却反而鲜为人知了。依照旧式传记的讲法，这就是“以字行”。
王云五非但出生于上海，而且他前期的读书生涯以及最辉煌的业绩，多半也是在上海取得的，他还能说一口“正宗”的上海话，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王云五从不以上海人自居，向来称自己是广东人，这是因为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各地来沪人士多以原籍自称，祖祖辈辈在上海的人则被称为“本地人”，略含土里土气之贬义，这同当代上海市民以“上海人”为荣，以“上海人”为洋气的观念不一样。
王云五原籍广东省香山县（孙中山也是香山县人，1925年孙中山逝世，香山县易名中山县，以示纪念），故里在香山县四都的泮沙村，距县城约47里。其远祖由河南省迁至福建省，至宋代自闽南迁往广州府东莞县香山镇。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镇连同邻近数县滨海地区建置为香山县。县治石岐，为王氏家族移粤一世祖[1]所居之地，至七世祖始迁东乡四字都之泮沙村。这一支王姓家族世代务农，族中人科举考试屡屡失败，因而王氏没有社会地位，属于不入流品的寒族。因此，王云五的家族史也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族谱，而是代代传述，只留下约略的概况。泮沙村内许、王二姓聚族而居。许姓科第得意，历代多出士绅官宦，在地方上很有些势力。王姓相形见绌，世代务农，直到晚清才有一人应试及格，入县学为生员，即民间所称的秀才，但是比起进士及第、当官入翰林，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王云五功成名就后，对自己能光宗耀祖是很引以为傲的。
王云五的父亲王光斌排行第四，童年时代在家乡农村度过，14岁那年随长亲赴上海觅生计，由学徒而经商，勉强能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王云五出生时，他的二伯、三伯已经故世，大姐、三哥不幸夭丧。他出生那一年，他的大哥日华9岁，二哥日辉5岁，二姐文凤6岁，三姐（佚名）2岁。在王云五之后，其母梁氏又生了两个女孩，即四妹文杏、五妹文梅。王云五用“家无佣仆”描写那时生活的艰难情景，繁杂的家务由同样出身寒门的梁氏一手操持，可见家境确实不宽裕。他的父亲勉力从业，收入仍然有限，虽然家用十分节俭，但还是难以应付上海较高的生活费用，于是决定把家眷暂时迁回故乡。
1891年，他的父亲倾尽多年积累的余资，托亲戚在家乡觅地建屋。3岁的王云五就在这一年随父亲举家迁回原籍，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故乡。他父亲安顿好家眷后，又返抵上海供职。王云五这次乡居4年，是他在故乡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日子。他的两个哥哥在本村许秀才开设的私塾里读书。王云五6岁时，他的大哥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开始识字。王云五个头矮小（成年后略微超过1.5米），脑袋奇大，体质很弱，性格羞怯，不善于同陌生人交往，更不敢同他称之为“野蛮的”孩子们玩游戏，加上其母梁氏对子女管束甚严，所以他平日很少走出家门。两位兄长去私塾读书时，他更觉得孤独无聊，偶尔在家门口玩耍，有时受了顽童的欺侮，也不敢顶嘴论理，马上跑回家里避免麻烦。在《岫庐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对这4年乡居生活寥寥数笔带过。看来，那段童年生活对他的一生没有起多大的影响。据他在自述中所发的感慨，这4年仅有的收获是“乡居空气较佳，我的身体也渐强健”。
王云五7岁那年，他的父亲境况略有好转，来信要全家去沪上团聚。于是，由大哥日华带领，全家乘帆船到香港，然后搭乘轮船前往上海。王云五一家租住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一楼一底的房屋。王云五和父母、两个姐姐合住在楼上。楼下隔成两处：一部分作为客堂，是全家公共活动的地方，吃饭、会客、看书都在这里；靠近楼梯的部分拦出一小间，作为他两个兄长的卧室。从居住的地段和居住条件看，他家那时的经济状况在上海处于中等水平。
这一年中秋节，他的父亲请了一位名叫林炽勋的教书先生，为王云五“开文蒙”，也就是举行开始读书的启蒙仪式。林先生教王云五读了一页《三字经》，接着把住他的手，写“上大人”起首的3节文字。启蒙仪式对王云五而言，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读物，他在乡居时早已由大哥教过了。按常例，开蒙后的孩童要入启蒙先生的私塾去读书。但是，林先生的私塾离王家住宅较远，进私塾又得交学费，再加上王云五的大哥“好为人师”，指点王云五识字读书颇有章法，所以开蒙后的王云五没进私塾，仍然在大哥指导下读古书。他的大哥那时在家自习四书五经，为回乡应科考作准备，自由安排的时间较充裕，而且做王云五的“家教”同他本人的复习并无冲突，起了温故知新的作用，因而他也很乐意教这位渴望读书的小弟弟。在大哥日华悉心指导下，王云五从8岁起开始读“四书”。中国传统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学童先学启蒙读物，流行最广的启蒙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等，进而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兼习史鉴、古文辞等，这是应付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知识。这类教本注重儒家道德说教，内容千古不变，脱离近代社会实际，也不适合学童的心理。但是，王云五还是学得有滋有味的，这是因为王云五素来敬仰大哥，手足情深，大哥的讲解细致生动，有问必答，教学双方亲密无间，配合默契。而且，他大哥注意教学顺序，先讲较为浅近生动的部分，以引起王云五的读书兴趣。私塾里教书的惯例，先教“四书”，再讲“五经”。教“四书”一般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顺序逐次进行。“五经”，通常指的是《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四书”是“五经”的基础，“五经”是对“四书”的发挥，相对而言，“四书”的文字较为简明流畅。因而，王云五的大哥也是先教他读“四书”，但先讲浅显易解的《孟子》，使王云五开始读经书时，没有产生多数学童常有的枯燥乏味的感觉。王云五很快就熟读了《孟子》，而且思想也受到影响。王云五成名后多次提到，少年时代读《孟子》很受启发，特别欣赏其中有关仁政、民本的思想观念，认为这同他萌发革命意识、民国初年弃学从政，是息息相关的。
然而，王云五受教于大哥日华的时间并不久长。半年后，日华离开上海，回家乡应童子试，居然一考就中，以未入冠之年而搏来了个“破天荒”，这在香山王氏家族看来，是“千年等一回”的大喜事。考上生员，便意味着跻身士绅之列，在地方上可以算是显贵人物了，全家为之欢庆，宗族也由此生辉。没想到乐极生悲，日华“高中”后不到3个月，还未来得及入县学、成秀才，便患足疾夭逝于乡下。脚肿而导致死亡，实在出于意外。从科学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乡村医疗条件差，没能及时对症下药。但那时的人迷信，认为日华夭逝源于童子试的“破天荒”，王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天意突然冒出个显贵人物。王云五的父母也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尚存的两个儿子不能再走应考科举之途，不如学点实用的知识和本领，于是让15岁的日辉改习商务，白天学生意，晚间读英文，发展方向是从事商业。这时，王云五才10岁，习商做学徒还为时过早，作为权宜之计，父母就把他送入私塾，本意是让他多识些字，打好中文基础，为今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
从在家读书到进入私塾受教育，对少年王云五的读书生涯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所私塾就在王家贴邻，往返便利，约有20名学生。教书的萧先生很少讲解课文，一味令学生背诵“四书”，背得不好便打手心。王云五对这种刻板僵化的教学方法极为反感，好在他原先在家里已经学过“四书”，又有超强的记忆力，一年多时间里没被打过一次手心。进私塾不久，王云五便摇头晃脑，把《大学》、《中[2]庸》等儒家经典背诵了一遍，居然一字不差，颇令萧先生惊诧。临帖写楷书、作对子，是萧先生时常布置的另两项作业。萧先生对于作对子有特殊的兴趣，要求学生从五言对到十余言，直到对仗工整才满意。在不知不觉中，王云五学会了作对联，写古体诗。长大成人后，王云五诗兴一发，便写诗填词。他早年的诗词作品大多已散失。他在晚年写了很多诗作，状物细致，抒情真切，缺少的是意境与余味。这与他在这方面受过一些训练但又不深的状况是相符的。
尽管王云五在少年儿童时代接受旧学是不自觉的、被动的，有时甚至是被迫的，以致时而产生痛苦莫名的感觉。然而，旧学的根底以“四书五经”为铺垫，熟读儒家经典，实际上为他以后事业有成打下了基础。王云五自认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成为杰出的出版家，其次则是当上大官。没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在民国时期当然无法成为出版家；而他的当大官，既同出版家的声望很有关系，又离不开所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学而优则仕”和“商而优则仕”的结果。可见，少儿时代浸泡在儒家经典中，对他以后的“发迹”是有潜在影响的。他成名后，津津乐道于苦学成材，有时还为自己的“富贵相”感到得意。据他自述，他10岁那年，他家隔壁楼上住着一位粤籍少妇“三少奶”，很喜欢他，“她曾随星相家研究[3]风鉴，看出我长大后定然能任大官、做大事，名留青史”。他的所谓“富贵相”，便是五短身材，圆头大脑。王云五成名后，研究他长相的“赶时髦”文章还真不少呢！
王云五主动接受新知识，也始于这一阶段。他常去离家不远的青年会，该会干事吴朗轩欣赏他的好问好学，网开一面，特许他看《万国公报》和会内藏书。后来，王云五又去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广智书局，第一次买书，购得《日本明治维新史》，读后感到很有趣味，他后来回顾道：“从此时起，我是一面在私塾读书，一面自修经世之[4]学。”他开始在课余广泛涉猎新学，增长了见识。贯穿他一生的读书自学习惯也由此养成，使他后来从中获益匪浅。
局势动荡，家境变幻，这两重因素使王云五青少年时期的学业时续时断。1900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震撼北部中国。当时上海有些人把这场运动看作排外的愚民暴动，担心江南地区也将受到冲击。王云五的父亲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上海是华洋杂处之地，一旦染上排外风潮，很有可能殃及像他这样同洋商有业务联系的华商，于是赶紧安排家眷返回家乡。这一年春末初夏，王云五第二次回到家乡泮沙村。王家回乡是为了避“拳乱”，未作长期居住的打算，王云五因此没有被送进当地私塾，就读于私塾的学习生涯一度中止。但是这次回乡对他还是有所裨益的。每逢五天一次的墟市，他便跟随住在隔壁的堂房伯父去南蓢墟选购些日用品。购物需要计算价钱，尽可能在预算范围内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他便向这位堂房伯父学心算和珠算，很快掌握了要领，他自述道：“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借为判断的标准。[5]这不能不归功于此一时期的意外收获。”王云五后来的经历证明了他的自述，无论经营出版，还是他自谓的“客串”政治，他都善于捕捉时机，反复权衡利害得失。精打细算，思前顾后，确实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特色。另一件他乐于时常提起的少年趣事是有决心戒烟。那时，村里同龄农家少年大多帮家里干些农副业零活，空闲时喜欢凑在一起吸烟。他们把烟叶切碎，用薄纸卷成香烟状，吞云吐雾，从中取乐。王云五为了合群交友，经不住诱惑，也尝试吸过这种自制的卷烟，被一位做塾师的叔祖撞见。这位叔祖知道他聪颖好学，对他寄予厚望，好言相劝道：“不要染上这坏习惯，吸烟不仅花钱，还要闭塞你的聪明。”王云五满脸羞红，表示一定牢记教诲，不再吸烟。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香烟。这件小事反映出，少年王云五从善向上，有羞恶之心，自制力也很强。
王云五乡居近一年，时局又变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屈辱求和，天下复归于“太平”了。1901年春，王云五一家又来到上海。13岁的王云五到李姓塾师的私塾里受业。李先生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王云五对他怀有好感，读书不觉得苦累。李先生指导他读《史记菁华录》、《古文评注》、《孟子》、《左传》、《唐诗三百首》、《曾文正公家书》、《阅微草堂笔记》、《三国演义》。前4种书精读，后4种书略读。所谓略读，就是让王云五自己看书，有疑问便提出探讨。作文课上，王云五喜欢作议论文章。他的作文以思辨见长，虽然缺乏创见，还是经常得到李先生的表扬和鼓励，这使他有了自信，每逢作文课总想写出些新花样。这所私塾设在虹口青云堂，许多广东旅沪人士聚居在附近的里弄。旅居沪上的粤人大多经商，广东帮在上海商界颇具实力，地位仅次于宁波帮，知书达理的人物也不少，于是组织起若干广帮文社，增添些风雅情趣。青云堂一带的广帮文社时常挂出上联，征求下联佳作，赏给优胜者奖品。有一次，该文社挂出的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词意平直无奇，若以平庸对平庸就十分乏味了。在李先生鼓励下，王云五苦思几天，想出妙句，以“苏来奚后慰民思”作下联，取意《孟子》中的“后来其苏”与“奚为我后”。“苏”的原意有草荠之意，对上联中的“菊”字，工整得体，却又于工中求变，引申出圣贤大义。这副下联一举夺魁，奖品是一套袍褂料子。这则小故事反映出少年王云五悟性很高，对古籍经典和诗词已有相当的理解力。直到晚年，他还坚信，如果父母不违其意，他是可以科场获捷，步步高升，由秀才而举人、进士的。
上班偷看图书，被老板解雇。白天替父亲干活，夜间拼命读书。从半工半读到辍学自修，求学生涯一波三折。
1902年，王云五14岁那年，他的读书生涯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父亲认为，自己从14岁开始做学徒从商，经累年奋斗，到青壮年时日子还算过得不错，这条谋生之道也适合于王云五，何况王云五的国文程度应付商务已经不成问题，何必再读之乎者也，枉费时间和精力。父命难违，王云五很不情愿地到一家五金店去当学徒，白天见习实业，晚上去夜校读英文，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涯。金榜题名的美梦破灭了。对此，王云五一直到晚年还耿耿于怀，认为父亲堵塞了他读书进取的“正道”。其实，他父亲决意不让他继续私塾学业，很可能是受时代环境变迁的影响而做出的选择，客观上成全了王云五的成材。王云五对乃翁的“远见卓识”似乎并不理解。于此，有必要将清末的教育改革情况略作交代。
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清廷意欲变革图强，逐步推行“新政”，其措施之一便是改革教育。1901年起付诸实施，清政府在半年之内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其要旨为：第一，重开京师大学堂；第二，省会书院改为新式大学堂，府州县书院在半年内改为中学堂，一般州县学改为小学堂并设蒙养学堂；第三，改革科举考试，加入时事政治、中外历史地理等学科内容。1903年3月11日，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上奏，建议递减科举名额，过渡到废除科举考试：“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使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6]国。”1905年，清廷正式宣布停止科举考试。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教改措施之际，在得西学风气之先的上海，私塾处于被淘汰的境地。在此之前，上海已经办起了不少教会学校和近代书院，学生大多来自意识开放或条件优裕的家庭。由于王云五的家境一般，他的父亲作为商人又希望子承父业，这就决定了王云五未能及时利用上海得天独厚的开放环境，尽早接受近代西式教育。然而，他的父亲让他先读几年私塾，又“逼迫”他半工半读，却与王云五的成材之道是暗合的。在近代中国社会嬗变过程中，囿于旧学固然难以有所作为，但不熟读儒家经典同样称不上才识之士，唯有兼通中、西学才被视为有用的人才。自从王云五开始半工半读生涯，学习内容便以西学为主，逐步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使之适应于社会的转型。
然而，半工半读的方式不适于求知若渴的王云五。尽管他会打算盘，干事也勤快，但太爱读书了，以致老板十分恼火。王云五时常在店堂里看书，有时一卷掩面，入迷走神，忘记了照应顾客。被王云五砸了几回生意后，老板“忍痛割爱”，炒了他鱿鱼。眼看王云五学生意成不了气候，乃翁只能暂且将他留在身边，帮着干些杂务，夜校还是让他去读。他还不理解，眼前这个小不点儿的儿子，根本不想走从学徒到老板这样一条平庸的人生道路。王云五后来常常谈到命运，但又认为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厄运，在他看来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一种考验，只要不懈努力，便能改变厄运，“峰回路转，别入新境”。在《岫庐八十自述》前言中，王云五不无得意地评论自己少年时代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
幸而从小借苦斗而养成之习惯，对任何挫折，悉视命运予我之试验，而以解决难题为无上之自我报酬。职是之故，任何逆境不足以陷我于消极，转因“听之于天”、“求其在我”之两种观念，往往峰回路转，别入新境。
峰回路转入新境，对于刚刚进入青少年时期的王云五来说，就是有幸到夜校去进修英文，接受新知识。上海商界有办学的好传统，教学内容注重于实用，有文化补习、财会金融、商务贸易等，学生大多是商界从业人员，利用空闲提高文化，进修业务。王云五进修英文的那所夜校，设在南京路附近一家酒店的楼上，教室很大，可容纳百余人听课。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年龄差别也很悬殊，有十三四岁的少年，也有五十开外的老年人。教师姓吴，也是香山县人，他既当校长又兼任唯一的教员，白天在英国人办的律师事务所做翻译，晚间来这里讲课。学生按英文程度分批听课，坐在前排的是正在听课的学生，其他学生坐在后排自习。王云五利用混班分批讲课的特点，抓紧机会多学一点，在吴先生讲授程度较高的英文时，他坐在后排照样听讲，加上天资聪慧，课余用功自习，他很快被获准跳级升班。王云五在这所夜校攻读了7个月英文，学习上没有遇到多少困难，这使他对学好英文充满了信心。后来，精通英文成为他的一项特长。
在这所英文夜校读书期间，一件意外的事故使王云五接受了深刻的教训，从中可以看出他那时候朴实坦诚，有羞恶之心。一天下课后，两位成年同学邀请王云五外出吃点心，王云五欣然答应，走到一个很热闹的弄堂里，被他俩前拉后推，拥入一家书寓（中高档妓院）。面对妖艳的妓女，王云五窘迫得不知所措。那两位同学一面与妓女肆意调情，一面取笑他：“我们把你带到书寓来，好让你拣心爱的书读一读。”碍于情面，王云五没有马上告辞，同他们一起吃了夜宵才离开书寓。回家途中他编造了一通谎话，一进家门就向父母解释深夜回家的原因：因尿急在僻静处小便，被巡捕撞上，带到捕房，受训思过，最后交了罚款才获释。这是他第一次欺骗父母，心里很不安，一夜自责，难以入眠。第二天一早，他主动向父母陈述误入妓院的经过，承认自己撒谎是错上加错。王云五的父母没有责备他，还为他主动坦白交代感到高兴。从此以后，王云五再也没有欺骗过父母。当天晚间，王云五向愚弄他的同学说明自己的悔改之意，并劝他们不要玩物丧志，要用功读书。他们很受感动，同王云五作了推心置腹的深谈，赞扬他聪明好学，鼓励他到教学质量好一些的学校去读书。其中一位同学建议王云五最好进日校，以便全力以赴地读书，还预言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王云五回顾道：“我后来摆脱夜校，改入日校，也多少[7]受了他的鼓励，一有机会便对父亲提及要改入日校读书。”
这一年（1902）秋天，王云五第三次回乡。二姐文凤要回广东嫁人，王云五奉父命“护送”母亲和二姐返回故里。这一走，对王云五来说意味着再一次辍学，不能再去那所英文夜校了。僻居泮沙村的乡亲父老们消息闭塞，不知道科举考试已经接近尾声，纷纷恳劝他不要学外国文字，抓紧复习应付科考的书籍，争取金榜题名，让村上姓王的人家分沾些荣耀。王云五给乡亲长辈讲上海的见闻，表明自己决心学好英语、接受新式教育的志向。二姐夫梁燊恒（字仲乔）在一旁听得动了心，也想去上海读书，增长见识。1903年春初，王云五偕二姐夫仲乔返回上海。他的二姐夫住在王云五家里，为进日校读书做准备。王云五抓住天赐良机，要求与二姐夫一起去读日校，经过软磨死缠，终于说服了父亲。于是，他俩一起进了设在虹口的守真书馆。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英文专科学校，以讲授英文为主，兼及普通中等学堂的其他基础课程。守真书馆的课程分为8级，4～8级课程程度较浅，由留美归国的王培元医师讲授，3～1级的高级课程由一名美国牧师太太及其女儿担任。王云五学过7个月英文，插入6级班，开始接受内容较为广泛的西式教育。守真书馆的学制灵活，每个月考试一次，准许成绩优秀的学生提前升级。王云五连连提前升级，从3月份读到年终大考之后，已获准升入2级班。2级班的英文主课使用美国波尔文读本第7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也使用英文课本，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文阅读理解能力。代数和几何也列入必修课程，有一定深度。守真书馆的教学内容包含许多新的知识，王云五在这一阶段的读书生涯堪称“完美”，暂时摆脱了干杂活的干扰。他尽力奋发苦读，平时坚持夜间自修，暑期则集中精力攻克代数、几何难题，由此培养起研究学问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这时他“不仅希望能够一步步深入，还想探访邻近的蕴藏”。
被王云五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守真书馆读书生涯仅仅维持了一年，学业又遭挫折，原因是乃翁需要他做帮手。王云五的父亲那时处境较好，在一家洋行担任仓库管理主任。他对一般的业务驾轻就熟，但无法胜任与外国人书信往来等事宜，英文信件的译写原先由二儿子日辉助理解决，后来日辉在另一家洋行觅得华经理的职务，无暇分身相助。华经理就是买办，收入丰厚，为当时上海商界人士所看重。王云五的父亲权衡利弊，认为他本人和日辉的工作都很重要，决不能放弃，唯一可以做出牺牲的便是王云五的学业了。16岁的王云五被迫服从父亲的决定，白天协助父亲处理商务，晚间加紧自习，但想到就此失去了上学校读书的机会，心中很不是滋味。
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了半年之后，王云五实在忍不住在校读书的诱惑，腆颜恳请二姐夫仲乔鼎力相助，提出由仲乔代替他放弃学业，协助其父工作。梁仲乔通情达理，答应暂时放弃自己的学业，使王云五得以幸运地脱身，重新回到课堂里去。从处理亲戚关系角度看，王云五坚请二姐夫放弃学业以自代，是有违传统道义的。但是，纵观王云五一生，他还是很讲究传统道德、很重视亲友情义的。他那时求学心切，才出此下策，也有可让人理解同情之处。再说，如若没有当年这一“不仗义”之举，学业功亏一篑，或许也就没有以后苦学成才、雄冠国内的出版家王云五了。
同文馆幸识布茂林，通览《大英百科全书》，选读中国史籍名著。任教益智书室，跻身高薪阶层。振群学社当社长，游苏州偶发诗兴抒豪情。
1904年暑假后，16岁的王云五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并在经济上设法自食其力。在上海商界从业人员看来，16岁的青少年已经算是长大成人了，不应该再由父母操心衣食。王云五不好意思再让父亲供养他读书，于是联系到一家英文夜校当助教，以每月20余元的收入自谋生计。半教半读同过去半工半读的生活顺序正好颠倒，过去是白天工作、夜晚读书，现在则变为夜晚教书、白天读书了。他就读的同文馆是英国教师布茂林（Charles Budd）开办的。布茂林曾在北京同文馆任教，来沪后自己开办学校，沿用了同文馆的名称。这所学校首重英文教学，兼及史地和其他科普课程。布茂林学识渊博，对教学颇为自信，他对学生说，同文馆的课程设置以英国高质量中学的标准为参照，优秀的毕业生可望考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这所同文馆学制分为5级。王云五入校时被列为2级生，3个月后即升入1级班，引起了布茂林的注意。第二年春季开学，布茂林聘王云五为教生，每月给津贴24元，还让他享受免交学费的待遇。王云五在同文馆承担3级以下的部分教学任务，每星期工作6天。为保证夜晚有时间看书进修，他辞去了英文夜校助教的职务。王云五认为，受到布茂林先生的赏识是极为幸运的，在同文馆最大的收获是获准使用布茂林先生的六七百册私人藏书。布茂林的藏书大多是英文名著，涉及多种学科领域，王云五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宝贵的书籍，丰富知识的同时，养成了快读和夜读的习惯。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我常在他的书室里盘桓，把每一本书都翻阅一下。得了他的同意，每隔几日必借一本书回家阅读，又为着怕他自己要用，所以借出的书[8]都不敢耽搁过久，逐渐养成一种赶快读书的习惯。
夜以继日，有时还开夜车，读到十一二时方睡，而其中一部分的读书时间却是躺在床上，渐渐地养成上床后不读书不能入睡的习惯。[9]
在这一年里，王云五博览英文名著，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他读的书包括马莱氏的《英国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尔的《社会学原理》和《教育论》、载震氏的《英宪精神》、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诶克曼的《哲学》、柏拉图的《对话》、休谟的《法国革命史》、培根的论文集、弗兰克令的自传、布恩的《天国历程》以及《天方夜谭》。这些书籍的知识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法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生物学等。这一段广泛阅读英文名著的经历，使他的英文阅读能力迅速提高，也打下了西学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树立起了很强的自信心：天下没有读不通的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份自信，使他以后几乎敢于闯入任何知识领域，敢于迎难而上，承接任何他认为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在漫长的个人奋斗道路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即使有几次失败得极其狼狈，他也从不认为自己能力有限，而是退而读书，等待新的时机来临，准备再作拼搏。
不过，王云五虽然读书的面极广，却从未对文学作品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曾强迫自己阅读英国文学名著，但总激发不起激情和文学的灵感。对此，他也感到无可奈何，后来回忆起来甚至还夹带着些许失落感：
特别是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米尔顿等的诗，虽然布先生很劝我一读，我总觉得不如其他之有兴趣，勉强一读，也就放下。这或许是[10]我不能成为文学家的原因之一。
王云五生性坦率，从不讳言自己的能力与优长之处，唯独谈到文学，才会自谦自责几句。其实他的文字功夫还是很不错的，以老练见长，叙事、议论均注意措辞得当，前后照应，堪称严密，适合于写思辨性的论理文章。如果说文学色彩便是多愁善感，文采飞扬，那么王云五的确少了点文学的基因。但话还得说回来，痴迷于文学的人，其文笔多半是文胜于质，更有甚者，习惯于用华丽的表象遮掩内涵的平庸。能把文章写到“文质彬彬”境界的人，毕竟只是凤毛麟角。王云五的文章风格，可以用“质胜于文”4个字来形容。
在阅读英国人写的中国史时，王云五因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而遇到了困难。尽管他在少年时代攻读过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但没有看过通史类的中国历史著作，由此感到自己的“国学底子反不如英文”，于是下决心读些中国的史书。从读不通英文版中国史书中得到启发，回过头来读中国历史名著，这种颠倒过来的读史顺序成为王云五读书生涯的趣话之一。唯有“胡乱”看书的他，才会创造出如此颠三倒四的读书奇观。
他原来打算读史学名著《史记》，但苦于对通史很不熟悉，读了好几天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来，于是改读日本学者撰写的《支那通史》汉译本，这才初步在头脑里搭起了中国历史的框架。有了这么点基础，再读《通鉴纪事本末》，体验到读中国史书的乐趣，进而通读《史记》，接着有所选择地阅读“二十四史”，从而广泛涉猎中国史籍。由于他读书没有专题研究的目的，也没有受过学校正规而有系统的训练，博杂而不精专的特点越来越明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读[11]书的兴趣日浓，也就对于专攻一门的途径愈离愈远”。对于博而不精，王云五其实并不十分介意，可以说是三分遗憾，七分得意，因为他后来事业有成，靠的是知识的广博，而不是对某一门学问的精专。
读书入迷的人，往往热衷于购买图书、收藏图书。王云五在上海同文馆当教生期间，把每月津贴的一半交给母亲，另一半大多用于买书。有一次他看到书店里摆着30厚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忍不住书癖大发，决定采用每月支付几元的方式，分期买下这部价值数百元的巨著。此后，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啃”完了这部书，成为他一生中最有传奇色彩的读书佳话。为了挣更多的钱买书，他尝试将译文投稿，最早发表的译文是法国文豪雨果的小说《可怜的人》节略本，刊登在上海的《南方日报》上。此后，该报社同他约定每10天刊出“世间珍闻”译文1000字，月酬60元，这种“契约关系”维持了两年多。他在《南方日报》上刊出的译文均署笔名“出岫”，典出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既与字“云五”相应，又以“无心”之作自谦。后来他常用的别号“岫庐”，即由此化出。
1905年10月，王云五又交上了好运，去益智书室任教。这是因为主持益智书室的梁先生被英国驻沪领事馆聘为秘书，急于招聘人员替代他在益智书室的教职。由于梁先生开出高价，应聘者众多，王云五以精通英文见长，经过面试被录用。益智书室是一所英文专科学校，梁先生只聘用一名教员，基本月薪200元，并允以如果学生数增多则酌情加给奖金。尽管同文馆布茂林先生很器重王云五，但王云五考虑到同文馆月津贴仅24元，与益智书室的月薪相差甚远，遂决定弃旧迎新，到益智书室供职。面临职业选择，年轻的王云五往往“重利轻义”，首先考虑薪金多少，这属于人之常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王云五绝不是财迷，也不是书呆子，一旦有机会施展个人抱负，他往往视金钱如泥土。他后来数度从政附政，都决然放弃了原有的高薪职务，这方面的例子在他的生涯中并不罕见。
作为益智书室的唯一一名教师，王云五有权对教务作些改革。他选用两名优秀生担任教生，各给月津贴15元，要求他们完成教书任务之外再批改作业。而他自己在同文馆做教生时，月津贴24元，没有批改作业的额外工作。低价聘用教生，体现了王云五为人处事精明的一面，但他还有待人随和体贴的另一面，使两个担任教生的“苦力”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尽心竭力做好工作。使用教生的精细周到，初步显露出王云五的经营才华，此后，凡是王云五有机会负责一方工作，无不精打细算，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直到他经营商务印书馆，无论境况顺逆，总能调动积极因素，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由于王云五知识面宽广，又注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益智书室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后来，台湾“《中央日报》”曾刊登长篇连载文章《王云五的故事》，以纪念王云五，资料大多来自对他的采访，王云五向记者介绍了他在益智书室搞教改的举措：用图解分析法讲解英文语法；几何、代数的教学注重因材施教，对程度较高的学生给予重点辅导；选用大量补充读物，内容包括各学科的普及读物和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课堂教学采用启发式，鼓励学生提问，组织讨论等。实施多种教改措施后，学生读书的兴趣大为增加，学习成绩也大幅度提高。若干名学生考入了高等专科程度的路矿学校，或被邮政部门录用而捧上了“金饭碗”。益智书室由此名气大振，学生数也随之增多，王云五的月薪增加到280余元，加上稿费，月收入约350元，在那时候可以算得上“高薪阶层”中的一员了。王云五除了偶尔同好友吃点心聊天，没有任何娱乐性的消费支出。他每月至少花七八十元钱买书。每逢星期三、六教书之余，他常去逛书市，往返于福州路的中文书店和北京路的外文旧书店。旧的外文书籍很便宜，大多是欧美人回国前廉价拍卖的，书店往往以原价的十分之一出售。王云五的私人藏书迅速增多，数量超过1000册，大部分是英文著作。
王云五18岁那年，利用益智书室教书余暇，约集同乡好友和同文馆老同学共20余人，组织起振群学社。王云五热心社务，不久当上了社长。振群学社租了一楼一底的房屋作为聚会场所，还办起了图书馆，书籍由各社员自愿捐出。社员们每周数次在晚间相聚，讨论社会问题和国家形势，有时则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振群学社的活动，激发起了王云五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兴趣。可惜的是，王云五青年时代的日记遗失殆尽，他晚年撰写《八十自述》时对这一段历史已记忆不清，振群学社对他的具体影响已大多无从考察。但他保留了一张照片，是他与社员们游历苏州园林时拍摄的，照片上的王云五独自站在石柱上，照片背面留下他写的一首七绝：
风云扰扰亚洲时，大厦教谁一木支。
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
诗意直露，笔无藏锋，颇有壮怀激烈的情感。写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宁，那时许多青年书生受同盟会“革命排满”宣传的影响，同情或支持反清革命。“努力中原他日事”，反映出王云五已经具有朦胧的匡世济时的抱负。至于王云五写这首诗的即景情怀是如何产生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难以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1911年年底幸识孙中山以前，王云五虽然同情反清革命，但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要放下书本，投身革命运动或从事政治活动。振群学社还办了一所夜校，王云五在振群夜校中教授英文。有一位姓周的留日归国学生常来振群学社补习英文，认为王云五知识广博，英文教学有特色，后来推荐他到中国新公学任教。中国新公学人才济济，社会声誉良好。王云五来到中国新公学，面前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1952年中国公学旅台校友会欢迎胡适返台（图片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提供）
在新、老公学交结一批挚友，帮助胡适走出颓唐。出洋留学美梦破灭，退而博览杂读，自嘲为“四不像”学者。[12]
1908年10月，王云五受聘到中国新公学任教，在那里他结交了一批重要的朋友，其中有些挚友后来成为名人，长期同他交往，多次给他提供机会，使他连连交上好运。鉴于王云五的一生大大受益于在中国新公学的经历，于此先把这所学校的来历作一番交代。
中国新公学是留日归国学生创办的中国公学分裂的产物。20世纪初，留日中国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性的“取缔规则”，部分人愤而归国，在上海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取名中国公学，于1906年春开始上课。由于仓促办学，经费一时没有着落，学校财政很快陷入困境。该校干事姚洪业为了激励国人资助这一爱国教育事业，投江自尽。他的遗书发表后，引起社会震动，捐款者增多，学校经费有了[13]基础。那时的留日归国学生普遍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政治上有革命倾向。中国公学的学生中不乏思想激进、志向远大的青年人，教员中也有不少革命党人和社会名流，如于右任、马君武、沈翔云等都是有点名气的革命党人，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也在这所学校里任过教。中国公学的分裂，起因于校董事会与激进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校董事会由参加捐助的若干社会名流组成，正副会长由张謇、熊希龄分别担任，郑孝胥、陈三立、杨伯钊等也名列董事。1908年夏秋之交，中国公学实施董事会监督制，董事会对具有民主自治精神的校章作了重大修改，由此引发学生抗议，双方都不愿让步。10月3日，校方宣布将罢课学生除名，导致公学分裂。
胡适（原名洪骍）是这场学潮的带头人之一，他后来对学潮追述道：“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之一，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公学分裂的那一天，受处分的学生来到爱尔近路（今安庆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中，抓紧筹办新公学，10天之内就正式开学了。在筹备过程中，因为缺乏英文教员，聘请了王云五任教。王云五对公学的矛盾冲突毫无兴趣，而是被中国新公学的优裕条件所吸引：月薪250元、每周教书18小时。王云五将新公学待遇同益智书室作了一番比较，月薪大致相同，但他在益智书室的课时多达30小时以上，需要每周六天全天工作，而新公学答应他每周18课时，每周花6个半天就能完成教学工作，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修。而且，新公学的名声地位都大大高于益智书室，师生见多识广，这种环境有利于他开阔视野，扩大社交圈。王云五遂决意不恋旧栈，向待他不薄的益智书室校主提出辞职，答应辞职后暂时在该校兼部分课程，直到教务有人替代为止。王云五认为，“跳槽”到中国新公学是很为明智的抉择，“假如我坚守益智书室的位置，一辈子恐无进展，何如转移阵地，可能开辟新的途[14]径呢”。这一决策，对王云五的一生关系太重要了，无意之中，为他以后从政、投身出版事业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为时来运转埋下了伏笔。
10月中旬，王云五去中国新公学教书，对外用“之瑞”作为名字，含有“日下现五色祥云之瑞”的意思，与别字“云五”照应。开始时，王云五在新公学不负人望。他教英文文法和修辞学，与任教英国文学的留美前辈宋耀如相比，资历要浅得多，气质上也略微逊色。王云五五短身材，服饰朴素，还留着一条发辫，显得土气、守旧。那时新公学是新进青年集聚之地，学生大多已剪掉发辫，服饰也崇尚欧美式样，不怎么瞧得起土头土脑的王云五。第一周讲课，质疑发难的学生颇多，想考考这位土秀才般的英语教师，没想到王云五居然滔滔雄辩，逐一答疑解惑。经过几番“较量”，王云五终于用自己的学识和口才取得了学生的信任。
新公学的学生中后来出了若干名人，与王云五保持了久长的交往，其中对他以后事业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和朱经农。那时，中国新公学从第一级学生中挑选出几名优秀生兼任初级教学。一级生朱经农被选中教日文，并兼教务干事，与王云五交往频繁，关系融洽。后来新、旧公学合并后仍用中国公学的名称，王云五与朱经农同时转到合并后的中国公学任教，朱经农教算学，还担任部分行政工作，王云五仍然教英文。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伊始，王云五与朱经农同时辍教，去南京临时政府供职，朱经农协助宋教仁，王云五先后在临时大总统府和教育部任职。民国政府迁往北京，王、朱两人分别在教育部、农林部工作。此后，王云五在北京获得的多次机会，都离不开朱经农的推荐。20年代王云五回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曾聘请朱经农担任骨干编辑。1946年王云五出任民国政府经济部长，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职务让给朱经农。王、朱两人相互提携，相得益彰。新中国成立前夕，朱经农赴美定居，不久王云五南下香港，又转赴台湾，两人仍保持通信往来，直至朱经农病故。
胡适也是新公学第一级学生，受聘兼教初级英文，与英文教师王云五的关系很好。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回忆道：
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那时候我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现在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所以这一年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多的练习。
胡适在这段记叙中，没有对中国公学作新、老之分。实际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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