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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30 1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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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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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

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试读:

自序

二十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句实话,那次阅读体验并没有给我带来愉悦,直读得磕磕绊绊,头晕眼花。也正是那次阅读,严重挫伤了我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积极性。因为当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对于历史知识的认知,还停留在教科书上那些没心没肺的文字。书没有读透就只好暂时放下,谁知道这一放就放了十余年。等到我再度拾起这本书的时候,人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曾经让自己迷恋的那些历史幻象或者真相,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历史的真实度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唯有人心的真实才是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

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所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一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追根溯源。黄仁宇先生让我懂得了,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也是可以这样读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并不是几个概念、几个观点堆砌起来的历史。近年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了明朝的官场上。

明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其中的每个局都是这段漫长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官场游戏贯穿始终,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就像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在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前,他听说自己的对手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疏于政事,就曾发过一通感慨。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言下之意,是说老子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这些官员,还是被当成冤大头忽悠。

这句话为三百年的帝国官场奠定了一个基调,皇帝与官员的权力博弈成为明王朝的主旋律。朱元璋扫平四方,他在自己的帝国布置了无所不在的特务网络,用铁血手段来处罚贪官污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然而,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官员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净化帝国官场生态,而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拔刺”。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就决定了明朝的权力博弈不可能达到真正“拨乱反正”的效果。

草根阶层出身的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创业的艰辛是其他权贵出身的皇帝所不能体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份家业的继承和延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他杀戮开国功臣,废除丞相,让诸藩王离京,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皇权的专制,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明朝才会成为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和官场权力博弈的集大成者。可是大明王朝这部政权机器,并没有按照开国者所设定的轨迹往前发展。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的皇帝只有洪武、永乐两代。尽管这列帝国列车一再跑偏,可它却能够保持不脱轨,延续276年国祚,这让人实在难以理解。仔细分析起来,从一开始朱元璋所布下的局,已经为后来的文官斗权、阉党乱国埋下了伏笔,而每一个局都是帝国权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环环相扣,直到最后,将帝国和他的末代皇帝崇祯扣成了一道死亡结。宗承灏一洪武年:帝国的枯棋与势棋1.一个王朝的江湖背景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种子一样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祖父生活的时代,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此时中华大地正处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个字或多或少表达了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活下来了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经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并没有给这个困窘的家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又增加了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底层人民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这场艰难的赌博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活在封建时期的农民来说,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在农村来回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可能。

元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横行,淮河流域一带旱灾、蝗灾和瘟疫轮番摧残着这片土地。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灾难,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俩的生活无以为继。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安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都面临着考验。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的便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才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很少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他曾经在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和画符念咒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孙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选择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一名游方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但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事态度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寺中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走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去化缘乞讨。

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寺庙。这时候的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从他迈出皇觉寺门槛儿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可他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便将他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留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反对现存社会秩序,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做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几乎不具有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才历练出了他的多重性格。

朱元璋晚年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道: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旁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勇敢、精明,以及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闹腾得如一锅开水。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开始,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一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就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在这个世上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来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时,也会为他打通另一条道路。就在这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当然,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严峻的形势: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二是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

也就是说,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并不是出于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的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些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叫作《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他希望神灵能够为自己指引方向,可让他万分失望的是,神灵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活动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四处漂泊流浪的游民。

作为那些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不像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一样容易上当受骗(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算。

如何去做才能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如何去做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他们会将其中的利害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一边英雄豪迈,一边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权力交椅却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在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其实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一次计算过程,为自己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

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不会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也就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了。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权力集团,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忤逆了权力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因此,在他们萌生造反念头的同时,必然也要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就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又加上天生的一副好脑子,很快就独当一面。在其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渐渐地成为郭子兴身边的心腹之人。

郭子兴更是将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在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中她被称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的情形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

郭子兴拉拢朱元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抱团的问题,相互之间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就连郭子兴的儿子也吓得躲藏起来。

朱元璋此时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元帅郭子兴遭到扣押的消息传来。他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郭子兴救出。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得到了锻炼,耳濡目染,心智大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枪杆子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光明的未来。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两个月后,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只好撤离,濠州解围。元军虽然退去,可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儿消停,反而在失去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愈演愈烈。

这种没完没了的权力内耗,使得朱元璋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意。

在朱元璋看来,这帮人压根儿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要想在这乱世之中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哪里去找人?谁能够忠心不二地追随自己?朱元璋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

这时候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已经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自己老家招兵买马,“倡农夫以入伍”。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朱元璋来说意义重大。郭子兴也非常满意,将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可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是难成大事的主儿。朱元璋觉得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七百兵丁交给别人带。自己只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去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朱元璋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元末乱世蜂拥出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最后是朱元璋摘取了权力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的草根,为什么能够笑到最后?

所有的功成名就都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重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制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处于两败俱伤的时候,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重要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个极度务实之人,在《太祖实录》里记载了他说过的一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朱元璋不是一个只唱高调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务实”二字。

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只是将朱元璋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人物。朱元璋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不到称王的时候。其实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中脱离,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

他的所有对手都忙着割据一方,称王称帝,只有朱元璋在那里埋头干活,征讨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后一个称帝的,也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个人。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闹腾过后,就会迎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相比较而言,欧洲的农民起义也许在规模上不如中国,但同样来得频繁,冲击力也更加强悍,更为重要的是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起义成功之后,欧洲的那些领导者很少有人想着再去当皇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起义的目的是消灭封建贵族,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

但是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些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扯旗造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推翻一个旧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体制。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要的就是自己能够取而代之,登上王者的宝座。“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反映了封建时代造反民众的普遍心态和主流思想。我们在翻阅历史时,会一次次地为之扼腕叹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同一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复制品,庞大的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

不过,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帝国表面的污垢就会被暂时性地清除殆尽,新王朝的主人看起来较为英明,朝廷官员们也较为清正廉明,封建地主的剥削也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总是如昙花般绚烂于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会变得污浊不堪,权力集团的统治又会陷入和前朝相同的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这场权力运动中的带头大哥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于是一次新的权力循环就开始了。

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是进步,也谈不上是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以朱元璋的农民意识而言,他不仅难以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

对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朱元璋,肯定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蒙古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左手偏执,右手妥协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个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同时颁有免死铁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孙获罪,还可以免死数次。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在日后看来却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后期掀起的那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屠杀中,那些得到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部都被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这场权力运动中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天下人讥讽他言而无信。

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伏笔,那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有了这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理由。在这次受封的功臣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来自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还通过联姻的手段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徐达、冯胜、蓝玉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确保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依旧保持忠贞,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用股份将这些权力股东拴在帝国的裤腰带上。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的和谐时光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中,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遭遇灭顶之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样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颁布榜文,对帝国文武官员严加戒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们发出的一种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在这些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纱。他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你们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你们对我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功臣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在心中将无形的屠刀缓缓地举起。从无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发高薪给功臣们,同时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保证这些开国功臣不要生出异心,更不要想着去造反。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活动。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慎重考虑功臣造反问题。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有缺陷的逻辑,因为这一完全靠帝王内心推测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应该不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那一套“为政以德”过于温良恭俭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能裁善断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济世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立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从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那是一件多么让人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对他唯命是从,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这是宰相的想法,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唯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与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他们都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但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于是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成员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手中的权力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个罪名夺去官职。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出身淮西,对于淮西集团的内部人士百般庇护。在李善长身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还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掌权者需要乡人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已定。虽然还有一些敌对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版图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专制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降低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

现实容不得他继续犹豫。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的。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在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对于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朱元璋同李善长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立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中。没有十足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效命。

李善长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说到动情之处,居然涕泪满面。这让朱元璋大受感动,从此愈发器重。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实在找不出一个与他撕破脸皮的理由。

建国之初,朱元璋并没有想过要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从他对功臣的封赏来看,他还是愿意与这些革命战友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朱元璋对付功臣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是统一大业尚未圆满,还需要功臣们尽心竭力;二是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如果说连一丝情分都没有,也是不合常理的。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大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地区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讨饭放牛的穷哥们儿,比如写信拉他入伙的汤和。

也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在创业阶段凝聚了人心。

在帝国的整个创业过程中,“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何为差序格局?用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的话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那么它所分离出来的子系统也就越多,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也就会越发严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转化为帝国官场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

至正十四年(1353年)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行军途中,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就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双方在交流中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李善长号称“里中长者”,朱元璋就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任命为记室(秘书官)。在任命之前,朱元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今乱世当道,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我平定天下吗?”

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草根出身,但是他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做到了三点: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刘邦凭借这三点,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一番帝业。你朱元璋的老家是濠城(今安徽凤阳),距离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将会在你的身上得到应验。只要你能够效仿刘邦,将来就一定能够成就像他那样的帝王之业。”

李善长的这一席话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李善长为自己提供的这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略非常满意。其实李善长所说的是儒法杂糅的权力博弈术,儒家只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内在本质。他之所以能够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朱元璋的心理。这时候朱元璋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成就帝王之业。

朱元璋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悲惨境遇有切身体会。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能够混口饭吃,那么等到他真正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内心便萌生了济世安民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帝王梦。

也正是从厚待李善长开始,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渐渐多了起来。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因为二人也都是读书人,所以朱元璋十分敬重他们。

冯氏兄弟向朱元璋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他们还向朱元璋建议:“建康(今江苏南京)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

当时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冯氏兄弟能够如此明晰地把握天下大势,此等政治远见着实令朱元璋眼前一亮。正处于用人之际的朱元璋大喜,当即任命二人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夺取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领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进言:“海内沸腾,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些投奔朱元璋的儒士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光辉形象,这让朱元璋的仁义之师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

这些能人贤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套“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同时灌输给了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朱元璋从一个只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主,一个懂得如何玩弄权术的政治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不能不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虽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使用。离开了这件政治法宝,你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比作一个大学生,那么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儒生就是花钱聘来的客座教授。学生悟性再高,没有教授的倾心点拨,是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的。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中笑到最后,与自己从儒生们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朱元璋不光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那些儒生们靠拢,比如朱元璋经常在空闲时间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史料记载,朱元璋人生中写下的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顾哓哓问姓名。”文字中的豪迈气象表露无遗,文字功底也可见一斑,这哪里像是一个半文盲写的?由此可见,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自学成才的典范。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在刚刚起兵时,朱元璋就率先亮出了儒家“尊王攘夷”的那面大旗。朱元璋当年北伐时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朱元璋竖起的这面民族大旗,可以说是笼络人心最好的一种手段。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祭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无敌。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的第二年,也就是从他独自带兵开始,就在严肃军纪方面大做文章。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听到你们不乱杀人,我就很高兴。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百姓们会自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武装。”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他的军队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将队伍里的大小头目全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他告诫那些武官:“破城时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与此同时,他又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集合,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她们与自己的男人回家过日子。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苟安于世,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在乱世之中,那些手握兵器的各路武装,只要不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史料记载,当时城中的一只老鼠都能卖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不忍城中百姓受罪,就向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城破之时,张士诚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久思香、点地灯来纪念他。(“久思”音同“九四”,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朱元璋在元末诸军中也以“独不嗜杀”而闻名,因此赢得百姓拥戴,这是朱元璋事业得到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在守业阶段,朱元璋打的是儒家提倡的“民生牌”。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在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要清楚“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道理。《明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帝国建立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当他看见南京城内有一些沿街露宿无家可归的流民时,便让官员在南京城内找一块空地,盖了二百六十间房屋提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免费居住。然后朱元璋又要求江苏华亭县的官员将当地宋朝遗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好让无房的当地人居住。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将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要求中书省官员派人深入各地寻访无衣食、无住房的穷人,然后给以衣食和住房。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朕在当贫民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的疾苦。自己恨当时不能给天下饥民以庇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朕扫平四海。但御宇十余年来仍不能实现当初之志,各位臣工应该帮助朕实现这个理想,如若不然,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辅佐朕。所以万不能使天下有一人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

每个帝王在自己奋斗的道路上,心里都会揣着一张蓝图,或者说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朱元璋的理想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尤其是底层劳苦大众)都能够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虽然这只是一张理想蓝图,也曾遭到世人的质疑,但朱元璋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行下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渗入朱元璋血液里的民本思想。

在朱元璋身边的那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算是最为特殊的一员。不光因为他是通习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那层微妙的权力关系。

朱元璋曾经与李善长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朱元璋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有些管文书与做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桥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连在一起,千万不要像那些幕僚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这幅政治蓝图中,李善长扮演着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就是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进而荣升丞相。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萧何,也就能够明白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CEO了。

李善长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经营盐茶、铸钱、开矿冶炼等活动做出了规范。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丞相。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还赐给李善长免死铁券,“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气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始,就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在帝国权力高层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的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其他势力集团的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掌握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变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西集团的倚重,作为淮西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就越大。

刘伯温到底得罪了谁

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此时能够与淮西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在一些演义性的文学作品里,刘基被塑造成一个能占会卜的算命先生,他写的《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了大明王朝未来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虽然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

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共同对付政敌。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西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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