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祖谊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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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贸易战略-中国经验的启示试读：
内容提要
制度、禀赋和要素配置效率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制度变迁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前提。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可以被纳入同一计量分析框架。考察对外开放战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必须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计量指标。加工贸易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贸易模式。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是“投资推动型贸易增长”的动力。中国的进口贸易具有很强的投资性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是一体化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都服从于产业发展目标。内外贸一体化是需求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内外市场融合的必然结果。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取决于国内经济结构。序 言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以来，中国经济走着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非常显著的“中国特色”。虽然学习和引进西方国际贸易理论非常必要，但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毕竟是基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历史和现实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相对于中国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实践，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对外贸易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探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基本规律。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理论，丰富和发展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为中国未来的对外贸易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对中国贸易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首先，已经积累了30多年的对外贸易实践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其次，通过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系统学习和引进，可以借鉴其理论研究的方法，经过批判性对比研究，建立起基于中国贸易实践的理论框架。再次，虽然到目前尚未形成对中国贸易实践系统研究基础上的理论体系，但是，基于某些方面和某些层次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储备。最后，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经济计量技术、统计技术、数据集成、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系统研究大量历史资料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制度变迁是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转变，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市场体制取代计划体制，都以制度变迁为基本前提。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征，都应该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
本书从制度变迁角度，考察中国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试图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和特征，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贸易战略、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启示与借鉴。
本书共有十章内容。
第一章分析制度、禀赋、分工、要素配置方式、要素配置效率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决定要素配置效率的基本因素。其中，制度变迁被认为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前提条件。
第二章在制度变迁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利用H-O-V模型和Edward E．Leamer对该模型的拓展研究，说明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有可能在理论上被纳入同一计量分析框架。
第三章探讨经济国际化程度的衡量问题。提出了度量贸易依存度、对外开放度和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指标体系。其目的在于，为考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包括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一套合理的计量指标。前三章内容属于基本理论分析。
第四章以产权制度变革为基础分析加工贸易。回顾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探究其发展动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加工贸易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贸易模式，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与利用外资、国内投资、国际收支、劳动力就业等许多方面存在紧密联系。
第五章研究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制度环境和贸易效应。建立了一个“投资推动型贸易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说明“投资推动型贸易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特征。
第六章分析在制度刚性（长期不变的进口贸易战略）条件下，中国进口贸易的投资性质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建立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模型，并实证检验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整理加工分析之后，发现的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又一重要特征。
第七章研究中国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中国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及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同时，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国内投资和FDI）本来就是一体化的，而且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也是一体化的。
第八章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与贸易波动。回顾了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历程，综述了国际经济学家们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学术争议。提出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产业置换”目标，并建立了相应的数理模型。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都服从于产业发展目标。
第九章研究政府管理体制与内外贸一体化问题。探讨了需求变化、体制变革与内外贸一体化的关系，揭示了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内涵，分析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路径。认为围绕管理体制变革讨论内外贸一体化并未涉及问题的本质。内外贸一体化是需求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外市场融合、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十章分析中国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内生性质，并简要说明了国际制度环境对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影响。认为中国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是由其国内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决定的。其中，经济结构演进，特别是产业结构变迁，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但是，在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选择、实施过程中，也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经济、区域经济和国别经济的制度环境、政策构成和运行秩序。
本书综合了本人近年来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试图在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在贸易和相关领域的特征、经验。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宝贵建议，受益匪浅，衷心感谢！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本人所指导的学生在文献收集和数据整理方面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作者2013年9月第一章制度、禀赋与要素配置效率
制度、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制度变迁往往成为改善禀赋条件和要素配置方式的基本前提，并且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制度变迁使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生产方式变革使禀赋条件和要素配置方式作出相应调整或产生根本性变化。禀赋条件和要素配置方式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分工格局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变迁还能改变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而需求又是分工最原始的根源。第一节需求、禀赋和要素配置效率与分工的关系
人类多样化的需求是分工的根源，要素禀赋是分工的物质基础，要素配置效率决定分工格局，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决定要素配置效率。技术不仅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直接影响其他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要素配置方式主要由技术水平和制度因素决定。
制度因素作用于需求、禀赋、要素配置、分工及其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一、多样化的人类需求是分工的根源
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千方百计使自身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是人类的天性，这也是追求财富增长的唯一目的。为此，人们总是在不断寻找以最少的投入创造最大产出的途径。这个目标也经常被表述为：以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或者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投入。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需求的种类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人类社会早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生产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于是，分工和交换成为理所当然。
一个经济体为何不能仅靠自身的生产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原因在于：不同的需要必须以不同的产品来满足；不同的产品来自不同的生产过程；不同的生产过程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拥有生产各种产品的生产要素；并且，在确定的时点上，确定的生产要素只能用于确定的生产过程生产确定的产品；而分工可以同时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并使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进行。
分工使要素禀赋得以充分利用，分工导致的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一个经济体的生产不仅能满足自身而且能满足其他经济体对该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产品属于不同的经济体所有，则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使一个经济体不能由自己的产品满足的需要得到满足——用交换的产品来满足。同时，用自己多余的产品去满足别人对该产品的需要。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成了需求得到满足的必要条件，也成了分工和生产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正是由于市场（为了满足需要所必需的进行交换的场所）制约着产品的实现，所以，亚当·斯密指出：“由于是交换能力引起了社会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就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1]实际上，这正是卡尔·马克思所阐述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
分工的根源是为了满足和更好地满足各种人类需要。分工的直接效果是专业化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更高的产出水平，并通过市场交换，使所有经济体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然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却认为交换才是分工的根源。他写道：“给人类带来许许多多好处的劳动分工并不源于一个什么能预见到分工将能带来普遍富裕的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易。”[2]其实，分工是交换的必要条件，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但交换不一定是分工的必要条件，没有交换也可能有分工。分工和交换的共同基础是人类需求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其多样化需求满足程度在质和量上的更高追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仔细研究了以纯生理基础产生的自然分工、以提高“集体产品”的生产效率为目的的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和以商品交换为特点的社会分工。[3]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商品交换并不是分工的必要条件，但交换却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分工本身被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研究。马克思写道：“社会分工，无论是否有商品交换，是极其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4]因此，在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形态中，分工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因为有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存在。此时分工仅仅是为了生产或更好更多地生产满足各种需要的产品。如果产品是共有的，则不需要交换，直接分配就可以了。
然而，需求对分工的这种决定作用，还受到制度约束。制度可以创造需求，扩大需求规模，也可以遏制需求（如票证制度），缩小需求规模。制度还可以改变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二、要素禀赋是分工的物质基础
正如亚当·斯密所论证的，市场规模的确是制约分工的重要因素。一定的市场规模是分工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分工产生的必要前提。制约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更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
要素禀赋是分工的物质基础。这里的要素禀赋是指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的数量和品质。分工显然是以一定的要素禀赋为前提的。一个经济体为何生产这种产品而不生产另一种产品，根本原因在于它拥有的要素禀赋只能用于该产品的生产，或者只适合于生产这种产品（因为用于该产品的生产最有效率——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同时，分工导致产出规模增加，更大规模的产出必然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
木工和铁匠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技术、原材料和工具。他们的分工是以各自的要素禀赋为基础的。牧民与农民的分工也是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牧民拥有适合放牧的草场，而农民拥有适于耕种的土地。一个经济体可能拥有丰裕的劳动力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能拥有充裕的资本而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还可能拥有先进的技术而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
在亚当·斯密引证的大头钉制造厂的例子中，一定数量的工人、一定数量的原材料投入（制针铁丝）和一定数量的制造工具（拉、锤、切、削、磨）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工人在某一工段可能具备更加熟练的技能，经过改进的工具可能比原始的工具更有效率。这种工作技能和工具的改造意味着另一种要素——技术的更高水平。
分工的物质基础是要素禀赋，分工过程即为要素配置过程。然而，传统的劳动分工的概念与要素配置的含义又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它们是同一过程。劳动分工以劳动力要素为核心分析要素配置，强调劳动力在要素配置中的主体作用。如果将各种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平等看待，则分工与要素配置可以被看作同一概念。因此，劳动分工这一概念隐含着价值判断，要素配置的概念可能更加公允。
如果将要素禀赋看成分工的物质基础和自然属性，那么还必须研究分工的制度条件或社会属性。制度可以改变禀赋条件。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促进稀缺资源的节约使用。开放经济制度可以通过要素和产品的国际流动实现“要素置换”，从而改变封闭经济制度下的要素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三、要素配置效率决定分工的格局
只有充分考虑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的数量多少和品质优劣）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禀赋优势的要素配置方式才会大幅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生产效率）。如果分工以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分工的格局（最终形式）由要素配置效率决定。
在上述前提下，要素配置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要素禀赋即要素的质和量；二是要素的配置方式。要素的量是指要素的种类和数量。任何生产过程都必须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要素投入为基础。如果缺乏某种要素或达不到一定的数量规模，相应的生产过程就无法进行。要素的质是要素的内在品质，它直接影响分工的效率。比如，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都是决定劳动力要素的质的因素；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是量，土地的肥沃程度是质；投入工业生产的资本设备不仅种类千差万别，数量（无论是实物形态还是价值形态）也各不相同，但不同设备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从而有不同的生产效率，显然具有不同的质。
将技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是非常必要的。这里的技术是广义的技术。它包括各种知识、经验和技能。尽管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总是和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起作用，但在理论分析中还是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放在生产函数之中。
但是，技术这种生产要素不仅有其自身的禀赋——量和质，它还直接影响乃至决定其他要素的量和质。技术可以改善要素的质和量，可以创造新的要素，改变原来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技术与其他要素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要素配置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分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内最有效率的要素配置方式可能是唯一的，至少不存在任意性。因此，要素配置方式是影响要素配置效率的另一重要因素，而配置方式本身又被要素禀赋（特别是技术禀赋）和各种制度因素所制约。
技术条件直接影响要素配置方式。这集中体现在技术进步导致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则的创新。例如，可以将企业组织形式看成一种要素配置方式。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由传统的直线制或事业部制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向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转变。在这种学习型的组织结构（Peter M.Senge, 1990）中，决策权展延至离最高层或公司总部最远的地方，强调系统性、指挥的灵活性、减少中间环节、加大控制幅度。如果没有完善的信息沟通网络，就不可能达到集体决策、整体互动、协调合作的效果。所以扁平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以现代通信网络技术为基础的。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在充分考虑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禀赋的前提下，人们总是在不断寻求现有制度框架允许范围内的形成最大产出的要素配置方式。制度因素制约着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制度变迁成为要素配置方式变革的前提。中国历史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制度变革使农村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带来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在为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创造制度前提。
亚当·斯密在论述分工为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时指出：“由于分工，同一数量的工人能够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从前，这是由于下述三个不同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每人专司一职操作娴熟程度获得提高；其次，节省了通常在由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中所花费的时间；最后，发明了许多方便和节省劳力的机器，因而一个人可以做多人的工作。”[5]其中的第一和第三个原因，实际上是要素禀赋的变化，即要素质和量的改变，这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第二个原因是要素配置方式的改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带来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总之，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决定要素配置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决定分工的格局及其相应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通过市场）决定人们需求的满足程度——财富的增长水平。在这些过程中，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是主要的约束条件。第二节要素配置效率决定机制的模型分析
要素配置效率决定分工的格局；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决定要素配置效率。下面利用一个简单的要素配置效率模型分析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决定机制。一、模型的假设条件（1）仅在生产领域考察生产函数，不考虑市场需求对产量的约束；（2）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Q=f(K,L,J)，其中Q为产量，K为资本，L为劳动力，J为技术；（3）要素禀赋为时间的函数：K=k(t)，L=l(t)，J=j(t)；（4）将K、L、J均视为向量，将它们的各种影响因素看作向量的分量；（5）要素配置效率定义为：在要素投入量既定的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的产出；（6）定义技术的量纲为：［产出单位］／［劳动力单位·资本单位·时间单位］。二、生产函数与效率函数
由以上假定，得到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Q(t)=f[L(t),K(t),J(t)] （1.1）
要素配置效率函数的一般形式：
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效率函数的具体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生产函数可以导出效率函数，从效率函数也可以导出生产函数。下面定义一个特殊形式的效率函数，目的在于用这个简单的模型说明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决定性影响。
一个特殊的要素配置效率函数：（1.3）式右边是三种要素向量的混合积。其中，l(t)，j(t)，k(t)分别表示三种要素向量的模，它们是时间t的函数。φ(t)是L(t)与J(t)的夹角；φ(t)是K(t)与坐标平面的垂线的夹角，亦即K(t)与向量积J(t)×L(t)之间的夹角。
这个特殊的效率函数的含义是明显的：它形象地说明劳动力利用技术推动资本“做功”。这个“功率”的大小取决于个向量的模和它们之间夹角的大小。而两个夹角正好用以描述三种要素的配置方式。
从效率函数的形式可以看出，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共同决定要素配置效率。它们分别由l(t)j(t)k(t)以及sinφ(t)cosφ(t)来描述。要素投入量对效率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明的是由sinφ(t)cosφ(t)所表示的要素配置方式对效率的影响。由于｜sinφ(t)cosφ(t)｜≤1，它在函数中相当于一个系数，不妨称之为“要素配置效率系数”。
由此可以进一步定义要素配置方式：
sinφ(t)cosφt)=1时：要素正向配置。
0＜sinφ(t)cosφt)＜1时：要素正斜向配置。
sinφ(t)cosφ(t)≤0时：要素无效配置。
-1＜sinφ(t)cosφ(t)＜0时：要素负斜向配置。
sinφ(t)cosφ(t)=-1时：要素反向配置。
正向配置意味着达到最优配置方式，不会带来要素投入的效率损失。正斜向配置是一种次优选择，在这种配置方式下存在效率损失，但这种配置方式却是普遍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最优。无效配置是指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要素闲置，没有产出，所以没有效率。负斜向配置和反向配置是一种反常现象，但也是经常出现的，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生产遭到破坏或者生产不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例如破产、罢工、政变、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天灾人祸发生时的要素配置情况便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长期坚持该项政策，同时推行以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战略。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是解放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政府政策推动的生产关系调整，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本质上是制度变迁。如果不考虑这种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仅就生产关系的物质属性而言，制度变迁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使那些无效的和低效的要素配置方式得以调整。在既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从而改变了“要素配置效率系数”的大小和方向。
应该说明的是，这个模型既可以用于分析微观经济的要素配置效率，也可以用于研究宏观经济的要素配置效率。
在效率函数的基础上可以定义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
这里假定生产过程是连续的。很显然，产出是过程量，而效率是状态量。
假定劳动力、技术和资本三种要素均以不变的增长率增长：
其中，l0，j0，k0为初始禀赋，al，aj，ak分别为三种要素的不变增长率。
因此：Ω(t)=(l0+alt)(j0+ajt)(k0+akt)sinφ(t)cosφ(t)
=[l0j0k0+(alj0k0+akj0l0+ajl0k0)t
+(alakj0+alajk0+ajakl0)t2+alajakt3]sinφ(t)cosφ(t) （1.5）
从这个分解式可以看出，在既定的要素配置方式下，初始要素禀赋和要素增长率对要素配置效率具有决定作用。它表明在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下，由资本积累速度决定的资本增长率以及由技术创新（RD）决定的技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重大意义。
假定sinφ(t)cosφ(t)为一常数，即要素配置方式一定（这在短期分析中是可行的），于是可以作出要素配置效率函数的分解图示（图1-1）。某一时点上的要素配置效率是四个分解部分的纵向叠加。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要素增长缓慢，特别是，如果技术进步速度和资本积累速度比较缓慢，则其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很低；相反，如果技术进步很快，资本积累速度较高，则其经济将随时间以几何级数增长。图1-1注：A=l0j0k0sinφ(t)cosφ(t)，B，C，D分别是t，t2，t3的系数表达式。
在一定的时点上，在既定的要素配置方式和要素总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当l(t)=j(t)=k(t)时，l(t)·j(t)·k(t)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要素必须均衡配置。所以，要素流动是必要的，它可以改变原来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也许是企业并购、跨国公司实行全球战略以及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当，φ(t)=0时，sinφ(t)cosφ(t)=1，要素配置方式达到最优。要素配置方式主要由技术和制度因素决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是要素配置方式能否达到最优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构成这个效率函数的两大部分之间是高度相关的，这有可能使两部分不能同时达到最优。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以技术进步和制度优化为前提的要素配置方式的改进，都将促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这个高度相关和复杂演进的动态过程中，技术要素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不仅技术进步本身会带来要素配置效率的大幅提高，而且会改进和创新其他生产要素，即改变原来的要素禀赋结构。这突出表现在：现代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密切联系；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要素禀赋，如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加快资本设备的精神贬值和更新换代速度；技术进步还会加快制度变迁的进程，进而引起要素配置方式的根本变化。
一般情况下，开放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封闭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原因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并寻求最优配置方式；更重要的是，开放经济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推动要素增长和要素配置方式的改进，快速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本章小结
人类多样化的需求是分工的根源。交换只是分工得以深化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分工和交换是现代经济活动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节，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经济活动将无法进行。但二者的共同基础是需求及其多样化。因此，必须从需求的角度理解分工和交换。
要素禀赋是分工的物质基础；要素配置方式即为分工方式。正是要素禀赋及其配置方式决定了要素配置效率（即分工效率或生产效率），同时也决定了分工的格局。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不断寻找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途径。由于要素配置效率是由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决定的，所以提高配置效率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改善要素禀赋结构；二是优化要素配置方式。改善要素禀赋结构，从短期来看，要素必须自由流动；从长期来看，要素必须不断增长。为了优化要素配置方式，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均衡配置以及制度和规则的不断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技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直接影响要素配置方式，所以技术进步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正是技术在要素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使以劳动力要素为核心的劳动分工过程演进为以技术要素为核心的要素配置过程。或者说，以技术为中心的要素配置方式代替了以劳动为中心的分工格局。
从政策层面看，较快的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持续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和积极的制度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同时，开放的经济体制、自由的市场体系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一个经济体必须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加快技术扩散速度，扩大技术传播范围，不断排除影响要素配置效率的制度障碍，培育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增加经济体制的开放程度。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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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放松了对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的管制。
此前，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从中央到地方严格的垂直管理制度，所有出口和进口贸易都按照行政计划执行。在贸易政策方面，同时实行出口和进口许可制度。对进口贸易实行高关税政策，严格控制进口商品种类。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出口原材料矿产品、土特产品、简单加工的初级产品，出口的目的主要是换取外汇，以满足紧缺商品的进口外汇支出。主要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工农业生产必需的中间投入品、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消费品。由于外汇紧缺，进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受到严格控制。就贸易方式而言，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主要通过中国香港（1997年之前为英属殖民地）实行转口贸易，同时与苏联和少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补偿贸易和记账贸易。
与贸易流动相比较，在集权计划体制时期，几乎不存在要素流动。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没有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制约，劳动力或人力资本流动几乎不可能实现。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也接受来自前苏联的一些项目援助，同时也对非洲部分国家实施项目援助。在接受项目援助和对外项目援助的过程中，必然有相应的资本设备、工程技术人员的输入和输出。但是，这类资本设备、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要素流动，也非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结果。
由此可见，管制是中国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的直接障碍，但究其根源，还在于原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局限。因此，制度变迁成为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的前提。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以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但要素直接流动相对滞后。
从贸易流动角度看，在出口方面，充分利用本国要素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鼓励建立出口企业，优先发展出口项目，给外贸企业规定出口创汇计划指标，同时不断降低人民币汇率水平，保证出口企业有足够的盈利空间。由于契合充裕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加工贸易得以迅猛发展，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方式。在进口方面，长期坚持进口替代战略。持续以高关税政策限制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对大多数消费品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度和进口配额制度。在进口商品结构中，主要进口农用物资、关键设备、战略物资、新材料、新技术，以及国内不能生产但人们生活必需的消费品。扶持国内进口替代产业发展，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保护受到进口竞争的国内产业。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看，主要的制度设计是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即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制定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批准产品全部或部分出口的外商投资项目。全国统一实行“两年免收，三年减半征收”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尽管对外贸易优先于外商直接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但二者都契合了中国当时低成本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和劳动力要素具有不易流动的固有特征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成为充裕要素流动的替代。
利用著名的H-O-V模型关于贸易要素含量的研究以及美国经济学家Edward E．Leamer关于H-O-V模型的拓展研究，可以说明上述机制。同时，可以进一步理解制度变迁对于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以及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第一节H-O-V模型中的贸易要素含量
H-O-V模型（Heckscher-Ohlin-Vanek model）从消费的角度将贸易与要素禀赋通过投入产出矩阵联系起来，以确定的数量关系将贸易“还原”为它的“要素含量”。但H-O-V模型的一系列假定条件过于严苛，这削弱了它对实证研究结果的解释力。Leamer的研究思路虽然源于H-O-V模型，但“Leamer改进”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并为建立一个关于贸易流动和要素直接流动的一般模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自Heckscher-Ohlin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建立以来，对贸易要素含量的研究就成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并且对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要素在国家间完全不流动，产品在国家间完全自由流动”的经典假设为前提，国际产品流动成为国际要素流动的替代。因此，无论是理论阐释还是实证检验，贸易要素含量的相对大小，成为衡量由要素禀赋条件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H-O模型从理论上揭示了要素禀赋、要素价格、要素密集度、产品价格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后，借助于Leontief投入产出矩阵（技术矩阵），H-O-V模型在要素禀赋（要素供给）与净贸易量之间建立了确定的数量关系，从而使通过计算贸易的净要素含量来实证检验以要素禀赋（要素丰裕度）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成为可能。
Leamer（1980）在H-O-V模型基础上的理论拓展及其关于贸易要素含量的实证研究，不但终结了贸易理论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关于Leontief之谜（Leontief Paradox）的争论，而且为贸易要素含量的计量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富理论依据的便捷工具。
其实，Leamer（1980）的开创性研究，在理论意义上已经超出了H-O-V模型的范围[1]。尽管Leamer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起了贸易理论界关于贸易要素含量在更广泛、更一般条件下的实证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思想在理论创新层面的重要启示。这些启示的最为重要之处在于：源于Leamer基于H-O-V模型的理论拓展[2]，通过贸易要素含量的研究，有可能建立一个关于国际商品流动和国际要素流动的一般均衡模型。一、H-O模型及其拓展理论中的贸易要素含量
在H-O模型中，假定不存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忽略运输成本，所以，产品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自由贸易）；而要素在国家间完全不流动，但在国内不同产业（行业）间自由流动，即假定要素在国内不同行业间的进入退出成本为零；同时，假定各国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生产函数相同），而且各国还具有同位相似的需求偏好。预设这些严格假定条件的目的，在于排除其他所有影响因素，单独考察要素禀赋（要素丰裕度）对贸易流动的决定性影响。
在上述条件下，H-O模型在“要素禀赋”与“贸易模式”之间建立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贸易直接源于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价格差异；产品的价格差异源于产品的成本差异；产品成本的差异源于产品中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差异；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源于要素禀赋（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度）的差异。所以，贸易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由要素禀赋决定的贸易模式为：一国出口利用其相对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利用其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这便是著名的H-O模型）。
由于假定技术水平相同（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如果两国生产同一种产品，那么产品中的要素密集度（投入要素的相对比例）是相同的。由于要素在国家间不能自由流动，要素的价格完全由国内要素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所以，充裕要素具有相对较低的价格，而稀缺要素具有相对较高的价格。一般情况下，具有相同生产函数的两国生产同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相同，具有某种充裕要素从而具有相对较低的要素价格的国家，在该种产品上具有成本和价格优势，进而成为该种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而不具有该种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将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
尽管H-O模型将贸易模式归结为要素禀赋，但是，要素密集度却是模型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或关键变量。要素密集度显示的是产品中的要素投入比例的相对大小。假定只有资本（K）和劳动（L）两种投入要素。比较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K/L）可以观察到哪种产品是资本密集的，哪种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等密集（要素密集度相同）的。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相差越大，H-O模型所描述的贸易模式越被强化。
然而，当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相同时，它们在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与一个劳动充裕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在H-O模型中可能是不确定的。同时，如果两种生产要素的技术替代率很高，那么在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一种要素的禀赋优势从而其价格优势，可能由于被迫投入另一种稀缺要素，而被其禀赋劣势从而其要素价格劣势所抵消。
以要素丰裕度（要素禀赋）和要素密集度两个核心概念为基础，H-O模型及其拓展理论揭示了两组共五个变量之间的必然联系。一组变量是由国内要素市场外生决定的要素供给（要素禀赋）和国际市场需求外生决定的产品价格。另一组变量包括：国内市场的要素价格、产出和消费水平以及贸易模式[3]。其中，要素供给（要素丰裕度）与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由Heckscher-Ohlin定理描述；要素供给与产出（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由Rybczynski定理描述；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由Stolper-Samuelson定理描述；要素供给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由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the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FPE）描述[4]。
要素丰裕度（要素禀赋）和要素密集度两个核心概念以及上述“四大定理”构成H-O模型及其拓展理论的基本框架。而“四大定理”所界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通过“要素密集度”这个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要素投入通过生产过程（生产函数决定要素密集度）转化为产出，产出与消费的差额决定贸易量；在同一过程中，要素丰裕度通过要素密集度决定了贸易的比较优势。
中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长期依赖充裕的劳动力禀赋优势，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要素禀赋特征和贸易模式已经持续了30多年。尽管劳动力成本（工资水平）在不断上升，但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相比较，中国劳动力禀赋优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二、H-O-V模型关于贸易要素含量的定量研究
Heckscher-Ohlin-Vanek（H-O-V）模型在H-O模型的基础上设定了更为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①世界各国的需求偏好同位相似，具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②不存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价格相同，即“一价定理”成立；③世界的总产出等于世界的总消费，即世界范围的积累率为零（Qw=Cw）；④世界范围内要素充分就业；⑤世界各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技术水平无差异，具有相同的要素投入—产出矩阵A）；⑥假定世界各国都利用n种要素生产n种产品（这意味着投入—产出矩阵A为n×n方阵）。
在上述假定条件下，H-O-V模型由五个基本方程来描述：
Q=A-1V （2.1）
C=sCw=sA-1Vw （2.2）
T=Q-C=A-1V-sA-1Vw=A-1(V-sVw) （2.3）
B=π′T （2.4）
其中，Q是本国的产出向量，V是本国的要素供给向量，A是投入—产出矩阵，A中的元素代表生产单位产品的要素投入量。C是本国的消费，Cw是世界的总消费，s是本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份额。Vw是世界范围的要素供给向量。T是本国产出与本国消费之差，即贸易量。如果Q＞C，则T＞0，本国为净出口国；如果Q＜C，则T＜0，本国为净进口国。π是国内价格向量，在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它与国际市场价格相等。B是价值形态的贸易额。GNP是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w是世界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在H-O-V模型中，产出Q由式（2.1）确定；贸易量T由式（2.3）确定。从形式上看，两个方程是类似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使用本国的要素供给V，而后者使用的是本国相对于世界的净要素供给（Q-sVw）。
式（2.3）显示了H-O-V模型对“贸易要素含量”清晰而简洁的描述。它揭示了在既定生产技术条件（由投入—产出矩阵确定）下，反映一国要素丰裕度的要素差额（V-sVw）如何决定该国的贸易量T。在式（2.3）的左右两边同时左乘投入—产出矩阵A，得
AT=V-sVw （2.6）
式（2.6）直接用要素投入—产出矩阵将“贸易额”转换为“要素差额”（净贸易要素含量）。
H-O-V模型在贸易量与贸易的净要素含量之间建立了确定的数量关系，使基于经验数据对贸易要素含量的实证研究进而对H-O定理的实证检验具有了现实可行性。但在利用H-O-V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要特别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H-O-V模型中的式（2.1）、式（2.2）、式（2.3）以及式（2.6）都是矩阵方程，矩阵中的元素都是实物量而非价值量。但是，经验统计数据往往是价值量而非实物量，并且不同要素和不同产品都具有不同的实体单位，这给H-O-V模型的直接应用带来较大困难。
如果将代入式（2.3），得：
对式（2.7）左右各项左乘价格转置向量π′导出恒等式：
B=GNP+B-GNP
由此可见，H-O-V模型的“精髓”在于将实体意义上的产品分解为实体意义上的要素含量，将产品流动转化为要素流动，而价值形态上的分解或加总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由式（2.2）可知，Cw=A-1Vw=Qw，这表明H-O-V模型假定世界的当期产出等于世界的当期消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世界各国都有相应的积累率，这可能使得经验数据不能满足理论模型的条件，进而使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预测不符。
再次，H-O-V模型沿用H-O模型关于世界各国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从而具有相同的投入—产出矩阵的严格假定。这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这也使得依据经验数据得出的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的结果相去甚远。所以后续研究者逐渐放松了这一过于严苛的假定条件[5]。
最后，H-O-V模型隐含的各国要素充分就业的假定严重脱离现实。因而在实证检验中利用非充分就业的经验数据验证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模型预测结果，二者的偏离不可避免。第二节Edward E．Leamer贸易要素含量计量模型——“Leamer改进”
Leamer（1980）在H-O-V模型基础上的理论拓展及其关于贸易要素含量的实证研究，不但终结了贸易理论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关于Leontief之谜（Leontief Paradox）的争论，而且为贸易要素含量的计量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富理论依据的便捷工具。
其实，Leamer（1980）的开创性研究，在理论意义上已经超出了H-O-V模型的范围[6]。尽管Leamer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起了贸易理论界关于贸易要素含量在更广泛、更一般条件下的实证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思想在理论创新层面的重要启示。这些启示的最为重要之处在于：源于Leamer基于H-O-V模型的理论拓展[7]，通过贸易要素含量的研究，有可能建立一个关于国际商品流动和国际要素流动的一般均衡模型。
Leamer（1980）认为Leontief（1953）分别计算出口和进口贸易要素含量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而H-O-V模型考察的是净出口。既然H-O-V模型认为贸易的要素含量满足矩阵方程F=AT=V-sVw，那么分别考察每一种要素的贸易要素含量是可行的。比如单独研究资本和劳动的贸易要素含量：
Fk=Xk-Mk=K-sKw （2.8）
Fl=Xl-Ml=L-sLw （2.9）
其中，X和M分别代表出口和进口的贸易要素含量。
然而，Leamer认为“运用H-O-V模型通过贸易的要素含量推断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的正确方法，是利用“非平衡贸易调整后的要素含量”[8]。Leamer根据F=AT=V-sVw定义：
在式（2.7）的左右两边同时左乘投入—产出矩阵A，得
将式（2.10）代入式（2.11）得
对于第i个国家，可以得
如果单独考察国家i的资本要素K，即针对要素供给向量Vi中的元素k，在式（2.13）的左右两边同除以Vwk/(GNPi/GNPw)得
这便是Leamer根据他的“非平衡贸易要素含量”的思想，对H-O-V模型关于贸易要素含量的计量方程进行改进之后的新的贸易要素含量计量方程。第三节对Leamer贸易要素含量计量方程的理论拓展
对比分析根据H-O-V模型导出“贸易要素含量”和Leamer所定义的“非平衡贸易要素含量”可以发现其间两个方面的重要区别：①由于是本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比例，所以H-O-V模型中贸易要素含量本质上是从“消费”（需求）的角度定义的，实际上是把本国的产出与本国的消费之差即净出口，转化为本国的要素供给与本国所“消费”的世界总要素供给之差，即贸易的要素净流出。而Leamer定义的“非平衡贸易要素含量”本质上是从“产出”（供给）的角度定义的，实际上是以“要素充分就业”为前提，将本国的要素供给与本国产出中实际耗费的世界总要素供给之差定义为贸易的要素净流出。②H-O-V模型中的GNP与“Leamer改进”中的GNP具有不同的含义。在H-O-V模型中，GNP=π′A-1V，显然，GNP是本国要素供给V的函数，它表明本国的GNP是本国要素投入的产出。但是，从Leamer定义的所表达的经济含义来看，其中的GNP是本国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世界总要素供给中相应部分的函数。也就是说，如果FA＜0，则表明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不仅投入了本国的生产要素，还投入了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即存在净要素流入；如果FA＞0，则表明本国的要素总供给在投入并生产出本国的GNP之外还有“剩余”，即存在净要素流出。
从这两点重要区别可以发现，虽然“Leamer改进”是基于H-O-V模型的，但它已经突破了H-O-V模型的理论框架。由于Leamer没有放松H-O-V模型关于“产品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而要素在国家间不能流动”的假定，所以“Leamer改进”中的要素净流出只能通过“贸易”来解释。但是，它本身不但突破了“平衡贸易”的思想，而且突破了“贸易”的局限。由式（2.12）所表示的Leamer贸易要素含量计量模型，不仅可以用来研究贸易的要素含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它来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要素流动（包括贸易的要素含量和要素直接流动）。
因此，既可以利用H-O-V模型从消费角度研究中国的贸易要素含量，也可以利用“Leamer改进”从生产角度研究中国的贸易要素含量。
根据Leamer的定义（式（2.12）），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给定GDP（或者GNP）的增长率，根据式（2.12），也就给定了本国GDP与世界GDP的比例。从生要素供给的角度，如果本国的要素禀赋（总体的和行业的）不能满足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那么必须“进口”世界其他国家的要素来弥补。同时，如果本国要素供给能够满足既定增长目标且有“剩余”，那么必然存在要素的净流出。另外，具体到产业结构中的各个行业，在既定增长目标下，有些行业可能存在要素净流入，有些行业可能存在要素净流出。这取决于该行业生产的要素密集度及其要素禀赋的充裕程度。
由此可见，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对于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章小结
尽管曾经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贸易流动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9]，然而，研究贸易的要素含量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揭示贸易流动与要素流动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者互补关系，而在于探寻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的方向、强度和原因，以及这种流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H-O-V模型和“Leamer改进”中关于贸易要素含量的计量模型，可以建立一个能同时容纳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个“一般分析框架”之下，通过贸易要素含量的研究，可以将对最终消费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资本品贸易，以及要素直接流动的研究，甚至包括对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分析，置于同一基础之上。
从Leamer对H-O-V模型的拓展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不仅是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的制度前提，也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前提。本章参考文献
［1］Deardorff A. Testing trade theories and predicting trade flows. In Kenen. R.W.J., P.B.(Ed.),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bier Science Pulishers B.V, 1984(1)．
［2］Deardorff, A, Staiger 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8(24):93-107．
［3］Leamer E E. The Leontief paradox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88):495-503．
［4］Leamer E E. Bowen, H P. Cross-section tests of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em: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71):1040-1043．
［5］Leamer E E. Sourc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Evid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4．
［6］Leamer E E, Levinsohn J.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o. 4940, NBER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1994．
［7］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8］Trefler 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trade and other HOVmyster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meograph, 1994．
[1] Edward E．Leamer, Janes Levinsoh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o.4940, NBER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November 1994.p.24．
[2] 笔者将Leamer基于H-O-V模型的理论拓展，称为“Leamer改进（Leamer-ameliouration）”。
[3] 贸易模式包括贸易量的大小和贸易方向两个方面，它由国内产出与国内消费的差额来表示。这个差额的绝对值反映贸易量的大小，其符号反映贸易的方向。差额大于零即为出口，差额小于零即为进口。
[4] 关于“四大定理”对“五个变量”之间变化关系的描述，Leamer有一个经典总结。参见Edward E．Leamer, Janes Levinsoh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o.4940, NBER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Novermber 1994.6, P.6．
[5] Trefler D在H-O-V模型中引入“中性技术差异”（neutral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的假定之后，发现模型的预测与实证检验结果的一致性有了很大改善。参见Trefler D.(1994)The case of the missing trade and other HOVmysteries．University of Toronto, mimeo．
[6] 或许Leamer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他曾十分谦虚地认为他的思想源于H-O-V模型。参见Edward E．Leamer, Janes Levinsoh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o.4940, NBER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November 1994. p.24．
[7] 在下文中，将Leamer基于H-O-V模型的理论拓展，称为“Leamer改进（Leamer-ameliouration）”。
[8] 关于Leamer这一思想原文表述为“A correct way to use the H-O-V theory to infer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factors from t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 refers to the factor content adjusted for the trade imbalance,…”．参见Edward E．Leamer, Janes Levinsoh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o.4940, NBER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Novermber 1994.6, P.24．
[9] 关于贸易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参阅Samuelson（1949），Leamer（1952），Meade（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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