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南怀瑾一起读《孟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一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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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怀瑾一起读《孟子》试读：

序言穿越千年时光，解读孟子思想

儒、释、道三家被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影响力已经穿越华夏九州，走向世界。其中，儒家思想更是被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喻为中华民族的“粮食店”，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赖以生存的基础。

说到儒家思想就不能忽略孟子，一位被后世尊为“亚圣”的人。现在，当我们手持《孟子》薄卷一册时，恐怕已经无法准确捕捉到孟子的思想光辉，因为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距离我们生活的21世纪太过遥远，千年光阴已经给《孟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现在，我们欲追寻圣人的足迹，研究其睿智的思想、光辉的人格，定当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孟子比孔子晚出生179年，邹人，身世和经历与孔子相似，3岁丧父，幼年受母亲三迁之教，15岁时离家赴鲁国求学。据《史记》记载，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孟子先是“治儒学之道，通《五经》”，旦夕勤学到30岁，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成邹鲁一带名儒，接着在家乡收徒讲学，教书育人十余载，宣扬儒家的仁义学说。44岁时，孟子效法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认定自己肩负“木铎”的使命，应该入世传道，教化民众，于是他带领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往来各国间”。这番阵势也确实要远远强于其先师孔子。

孟子先后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以“王道”“仁政”等学说游说诸侯，在魏国深受礼遇，也曾任齐宣王之客卿。他在手握大权的国君面前，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而是正直笃行，气宇轩昂，与君主对论，论辩滔滔，宏大深刻。不过，当时正值战国中期，各国诸侯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企图通过战争的暴力手段称霸天下，他们认为孟子的学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合时宜，所以孟子的政治主张没有被采纳，更缺乏实施的机会。

孟子在花甲之年凄然返回故乡，与弟子万章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继承先师孔子的思想，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毕生追求，效法孔子的“仁”道，推行“仁政”观念，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主张以德政争取人心，统一天下。

孟子以一身正气为天下苍生请命，却一生不得志，最后不得不独善其身。司马迁在《史记》中分析原因，认为孟子所讲的天理人伦、政治道德的理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无异于“持方枘而内圆凿”，如同拿一个方形的塞子，想要把它放进一个圆形的孔中一样，怎么能成功呢？因此，孟子提出的王道思想根本不可能为当时急功近利的国君们所接受。刚烈直率的孟子只好独自叹息众人皆醉我独醒，大道之言有谁听！

其实，孟子的价值正在于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实践过程。在无法改变现实以力取胜的丛林规则之后，孟子坚拒现实的荒芜、沦陷和卑劣。他铁肩担道义，在现实世界堕落的同时，坚守精神世界的批判维度。这就是圣人风范，可为万世之师表。

后世宋儒评价孟子“有英气”。孟子那种以个人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范，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之气，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意识，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那些“民贵君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千古流芳的豪言壮语，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确实气贯长虹！

孟子及其弟子编著的《孟子》一书之所以让我们心生排斥，觉得它是老学究的东西，就是因为孟子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相隔千年。而这千年的光阴，给了后儒们进行演绎以为我所用的空间，他们尽情地发挥和再造，终于使《孟子》符合他们的理解和想象，却违背了圣人的本意。南怀瑾先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拨开蒙尘的先贤之作，让它们以一种本真的面貌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南怀瑾先生讲《孟子》生动幽默、平实易懂，且内涵深远，如莲绽放。听先生言，如沐春风，没有任何负担与倦意，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感染，或心有所悟，或豁然开朗。

南怀瑾先生讲解的孟子形象与以往正宗儒家经学中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没有生硬刻板，没有简单说教，也没有不近人情，而是还原孟子的本来面目，把这位耿直方正、正义凛然的老夫子形象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先生通过他的一番慧心，把孟子重新唤醒，将他带到现代，设杏坛一座，对着世人开始宣讲，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拍案而起，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味道。

先生之思想弱水三千，在此仅取一瓢，与读者共享。本书立意即在采撷南怀瑾先生的智慧，将先生关于《孟子》一书的研究中最具启发性的东西进行通俗而生动的解读，并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人生相结合，让你在古朴而富有韵味的文字中轻松漫步，并在不经意间找到生命的真谛。

我们的心已经蒙尘太久，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一切向“钱”看的浪潮如龙卷风般，将每个人都席卷进来，凡事均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甚至以此衡量人一生的成就。面对这种大趋势，人们还来不及思索，就随之游走于世间，自我不断膨胀，欲望如野草般疯长，灵魂却远远落在身后，踽踽独行，我们似乎成了只知道追求金钱、享受物欲的行尸走肉。面对这种可怕的情况，我们应该明白，现在是停下来等等灵魂的时候了。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何为心？即灵魂，修养灵魂最好的方法就是少一些欲望，这话说得多么切中要害。只要欲望少一些，快乐就会多一些，正所谓知足常乐。如何“寡欲”？当保持赤子之心，即保持为人的本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外，还要养一身浩然正气，做精神的强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做人当做大丈夫，才不枉今生为人！

生逢盛世，乃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民富国强，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所有中国人心中最实际的理想。但是，孟子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及时为我们敲了一记警钟。无论何时，我们都要有忧患意识，避免头脑发热，要以冷眼观盛世，在安乐和平中拒绝骄奢淫逸，绝不重蹈盛世转衰的覆辙。

孟子的智慧澎湃如滔滔大河，在此仅撷取一朵浪花。一粒沙中可以藏着一个世界，而这朵浪花中藏着的是孟子对天地万物、人情世故、人格修养通透的解读，这些解读绝不仅仅针对某个时代，它们更多逼近的是世界的本质，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只有真正走进《孟子》一书，用心灵去感受字里行间的真意，你才能找到你想要的，也许这些就是能让你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第一章圣人就是脱俗的凡人圣人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困于齐梁，成为各个国君的摆设的原因，主要在于“道不同”，这是王道与霸业、圣人与英雄的分野的必然结果。孟子执着于王道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道不同，不相为谋”，语出《论语·卫灵公》, 《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与追求，不可因为一时之荣辱，或一时之诱惑就抛弃自己的信仰与做人的原则，这只会使自己的人格蒙羞，生命染尘。

人生天地间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坚持自己的底线和信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足矣。

在商朝末年，孤竹国（在今河北省卢龙东南）的国君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国王很钟爱叔齐，打算把王位传给他。伯夷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为了成全父亲的想法，便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伯夷、叔齐听说姬昌（即周文王）尊老敬老，赡养老人，便一起投奔周国，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姬昌死了，周武王继位。周武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进军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听说这件事后，便跑去拉住周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父死未葬，就大动干戈，攻伐别人，这能说是孝吗？作为臣子，却去攻伐君主，这能说是仁吗？”周武王的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拔出剑来要杀他们，被太公姜尚制止了。太公说：“这是讲道德的人。”吩咐将士不要为难他们。

周武王最终伐纣成功，天下人尊奉他为天子，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决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了周朝的统治区，在首阳山隐居下来，靠采巢菜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至死反对周武王的行为。歌罢，两人遂饿死在首阳山上。

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世人对伯夷与叔齐的做法，既有非议也有赞赏，而他们坚持了自己的志向，亦死而无憾。

人乃血肉之躯，不可能永世长存，因此活就要活出自己的精神价值，活出自己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即使身陷险境，也要坚持用一身傲骨，为正气高歌。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做人当做大丈夫，要以“仁义”为先，注重道义，要有骨气，要挺起胸膛，正直无私，具有顶天立地的气概。正可谓：玉可碎，而不可以改其白；兰可移，而不可以减其馨。即使有金玉满堂，也难移一颗坚定的心。人若能到此种境界，即使称贤称圣又有何不可？

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绝不与现实妥协，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就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留一身清白照亮乾坤，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圣人之道。人生立身的三宝：正义、尊严、人格

这也许只是战国时代一个普通的日子，云淡风轻。孟老夫子的马车驰骋在去往齐国的路上，碰巧遇到弟子充虞，师徒对话间，夫子一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如一股浩然正气奔涌而出，瞬间便“沛乎塞苍冥”。正是这股浩然正气使孟子不向混乱的现实环境妥协，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南怀瑾先生也承认，像孟子这样的圣人，并不是不懂得如何去“阿意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以便获取最大的利益。他实在“非不能也”，而是“不肯为也”，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这就是圣人人格。

人格是构建人生大厦的支柱，没有它，壮丽与辉煌将无从谈起；人格是人生的风帆，有了它，才能驶向理想的彼岸；人格是一个人的名片，在这张名片上印制高尚，人生之路畅通无阻，而一旦打上卑鄙的烙印，一世难再有英名。人格是人生亮丽的风景线，唯有它，才具有吸引人、影响人的巨大魅力。人格高尚者，让世人敬重，如屈原、孟子、陶渊明、李白、文天祥等，一世英名照汗青；人格卑劣者，让世人唾弃，如秦桧、严嵩、慈禧太后、汪精卫等，遗臭万年遭唾弃。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20世纪人性被摧残的最典型象征，在这座集中营门前的告示牌上写着“任何人到达本集中营，都必须交出三样东西：私属物、尊严、人格”。从此，人将不人。

南宋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一向为历代百姓所痛恨。位于杭州的岳王坟前有用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不断地被人咒骂、踢打、吐口水。

关于秦桧夫妇铁像，有一个传说。

话说有个姓秦的浙江巡抚，上任后见秦桧夫妇的跪像受辱，感到脸面无光，想将铁像搬走。为避免激起民愤，他命人在夜间偷偷地把铁像搬走，扔进西湖。不料，次日湖水忽然发出恶臭。由于岳王坟前的铁像不翼而飞，百姓纷纷要求官府调查。不久，铁像竟然从湖底浮起。百姓将铁像捞起，放回岳王坟前，湖水又清明如初，臭味全没了。百姓都认为是秦桧弄污了西湖。姓秦的巡抚见此情形，亦无可奈何。

后来有秦姓人作诗：“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秦桧就这样向罪恶交出了自己的人格，从此遗臭万年，永被后世人唾弃。

谁想遗臭万年？大多数人都想保持清白的良心，无愧于天地地过完一生，以求无憾。还有很多人活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格，为后世所传颂。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他一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一面却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他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坏人同流合污。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历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不羁的性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当政者。于是，在钟会之流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一说263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死。

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而是一首美妙绝伦的乐曲将后继无人。他要来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铮铮琴声响起，激越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每个人心中。弹毕，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戮，那一刻，残阳如血。从此，《广陵散》绝。

那一年，嵇康39岁。

嵇康钟情于道家，孟子为儒家，两人都有着狂放的性格及绝不谀世的情操，真可谓大丈夫。这就是自古高风亮节的代表。也许他们在当时志不能伸，却留下一世英名。因此，在《正气歌》中，文天祥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能讲出这种话的人可谓空前绝后了。像这种大丈夫一定有大人格、大境界、大眼光、大胸襟！做人要做大丈夫，生子当如孙仲谋。

完美人生来自完美人格，我辈即使不能名垂千古，也要携一身正气，如果不能照亮世界，也要照亮自己的人生，这才不枉在人世走一遭。孟子的人格魅力在选择中彰显

南怀瑾先生在讲述孟子的人生际遇时，有感而发地说，古今中外，许多能影响千秋万世，被后世称为圣贤的伟人，在当时，大多处境都很凄凉寂寞。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选择。孟子选择了为“王道”政治奔走，而当时的国君更注重的是君临天下的“霸道”之业。《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为孟子这个选择的后果做了很好的注解。孟子奔走于各个国家，都受到冷遇，而孟子之后的驺衍却是风光无限。“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驺衍在齐国极受尊敬，连稷下先生在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齐王的敬重和优待。当驺衍到魏国（梁）的时候，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而且惠王还用接待国宾的大礼来接待他。正是“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也。后来他到赵国的时候，当时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平原君竟然不敢和他并排走路，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非常恭顺。到了行馆以后，在请驺衍坐下之前，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打扫了一下座位，表示恭敬。

其实，无论是孟子还是驺衍，都是治世之才，孟子是圣人，驺衍也不是欺世盗名之辈，只是二人的思想不同。恰好一人的思想主张与当世君王的意愿相符，从而得到重用；而另一人却因其思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能为君主接受而已。两个杰出人士却有不同的命运，原因只在于选择。

人生中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在选择之前，未来是不确定的；在选择之后，你的选择就成了既定的事实。即使有无数人对你的选择产生非议，都不得不接受你已经做出的选择。

人生就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路，你所做的每一次选择就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岔道口，它们不停地延伸，把你带向生命的终点。只有到了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瞬间，你才会知道自己归于何处。到了那个时候，你心中会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遗憾或懊悔：“当初，如果我……就好了！”你却永远无法再次回到当初的那个起点重新做选择。可你不能不选又不能全选，不选也是一种选择，不选和全选只在特定空间、时间和事件中存在。

因此，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个选择埋单，无论其结果是好还是坏。

颜回和子贡同为孔子的弟子，二人的遭遇却大不相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子所讲的许多高深道理，他能完全理解，且能“闻一知十”。颜回跟随孔子周游列国，过匡地遇乱及在陈、蔡间遇险时，子路等人对孔子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而颜回始终不渝。不幸的是颜回早逝，葬于鲁城东防山前。孔子对他的早逝感到极为悲痛，不禁哀叹道：“噫！天丧予！天丧予！”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被收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孔子在颜回逝世之后感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而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贡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在经商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很有成就。《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17人，子贡列在第二。子贡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并“与时转货赀”，在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他“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子贡将经商与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正因为经商致富，他才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无论是孟子与驺衍，还是颜回与子贡，他们因自己不同的选择，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孟子和颜回等当初寂寞处世的人，都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孟子“亚圣”之称就是明证。而颜回虽然早逝，并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著，但孔子一句“贤哉回也”，也让后人对其景仰不已。而驺衍和子贡在当世风风火火，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同样值得尊敬。做利在当代事，或者功留千古名，两者都有其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同样值得提倡，如何选择就留给后来者评说和实践了。

总之，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只要能够自得其乐，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值得的，并能为其后果负责，如此面对选择、面对人生，相信人生就会无憾。君子三乐：事亲、做人、育人

南怀瑾先生很欣赏孟子的君子三乐事，即“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君子之三乐，第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没有什么变故，尽到了孝道和兄弟之爱；第二是光明磊落，没有做对不起人、对不起天地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则不包括在内。

身为儒家亚圣，孟子怎能不知道“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然而他认为“王天下”远不是君子之乐。他也曾处于困顿和窘迫中，但是他以简单的快乐突围了人生之苦。“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父母兄弟，情深义重，乃人生的起点，天伦之乐，其乐融融，此乐居三乐之首，在情理之中。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疼我者父母，念我者父母，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刚出生时，就如草木的嫩芽一样易于摧折，难于培养。父母时时刻刻将我们记挂在心上，唯恐孩子遇到狂风、遭到骤雨。他们用尽心力保护我们脆弱的生命。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由此可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小羊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每次都是跪着吃奶；小乌鸦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父母年老不能外出捕食时，就将食物嘴对嘴地喂给年老的父母。这两则《增广贤文》里的故事，让人听后肃然起敬。由此我们想到，动物尚能如此，我们人类又是如何做的呢？

孩提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报答不了父母的深恩；贫贱的时候，财力有限，衣食尚且艰难，父母之恩难报；及至成人，家富身贵，可以报恩的时候，偏偏父母不肯等待。正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光景，纵使做到王侯帝主，提起那羽化之魂，乐从何来？

兄弟本是同根所生，不过是时间先后之别，原是一脉同气，却多有为分财不均争利，手足相残、情义断绝者，这种人岂能无碍于良心？即使你做到极品高官，而他却瓦灶绳床，乐又从何来？

若父母长寿安康，双双俱在堂上，兄弟你敬我爱，和和美美，承欢父母膝前，身处富贵自有富贵处的欢乐，身处贫贱自有贫贱处的自在，这种天伦之乐在陋巷可以傲至尊，在豪门可以傲神圣。所以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这二乐之中蕴含着清白正直的人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他的弟弟仍然如此写，崔杼又杀其弟，后来他的另一个弟弟，写史书时，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无奈，只好由他去了。故事还有一段插曲：“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即一个同样是写史书的人听说两位太史被杀，竟然拿着“崔杼弑其君”的书简，前去声援，在半路听说这件事情已被写入史册，才在中途返回。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用鲜血换来了史书上的真话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齐国“太史简”体现了史家的正直人格，正是俯仰无愧于天地。

世间之事，当不问成败，只问是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当得起“问心无愧”四个字。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绝非取决于片面，唯有尽心尽力，俯仰无愧，谦冲自牧，有为有守，其人格精神方可大可久，千古流芳；否则，短视近利，纵然叱咤一时，仍会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激不起任何涟漪。

人生在世，不卑不亢，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做人如此，夫复何求？足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第三乐中虽隐隐透出孟子欲揽天下英才入怀的理想和一点大丈夫的自负，但是我们不妨这样解读：这是一份将自身德行推己及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这样的快乐是众乐之乐。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思想家，总是想让自己的思想发扬光大，惠及天下苍生。而其唯一的途径就是“传道授业”，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发展并最终使天下百姓获益，这是真君子所为，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山西河津人王通，隋朝末年的著名学者，“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祖父，史书上称他为“名儒”。他自幼喜好读书，学习十分刻苦。据说他曾六年不脱衣睡觉，困倦难耐时就躺一会儿，起来再学。后终学有所成，因怀才不遇，便返回家乡河东教书。当时慕名来他门下求教的弟子多达千余人。唐朝初年的良相名将房玄龄、魏徵、杜如晦、薛收等人，都是王通的门生。他的学说在当时流传很广，名气很大，为此，后人给他极高的评价。一些古书上还说，正是因为王通给魏徵、房玄龄等唐朝初年的名相们亲自讲学论道，才造就了唐王朝日后将近300年的大业。

王通这个儒家学者的柔弱手指，竟能演奏出大唐帝国的最强音。可见他真正体会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第三乐，并因之开辟一代大唐盛世，名垂千古。英才皆由自己教化而出，桃李满天下，人生若此，岂有不乐之理？

尽享天伦，无愧于心，且与天下苍生同欢乐，孟子的“君子三乐”，从个人至天下，真是道尽人生最大乐事。人生不满百，求的就是一快乐。快乐有很多种，而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绝不会局限于自身之乐，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天下人快乐，我就会更快乐。得此三乐，就是拿国王的宝座来换，也不换，此真君子所为！圣人就是脱俗的凡人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凡人在众人的唾沫中游弋，寻找栖息之地，妥善藏身，以求安身立命；圣人则按自己亘古不变的法则去实践对自我的塑造，奋斗至最后一刻。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凡夫就是在现实的人生中，只为自己一身的动机而图取功名富贵的谋身者。那些不为自己一身而谋，舍生取义，只为忧世忧人而谋国谋天下者，便是圣人。

圣人其实就是脱俗的凡人。心中没有自己，只有大众与国家的人才是圣人。

圣人是孟子为士人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圣人对于士人有何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至，“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源于平淡，圣人来自凡人。但不是任何凡人都能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仰，需要一颗存放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

相传释迦牟尼前世是一位修行者。他日夜不断，诚心诚意，锲而不舍，勇猛精进地修行菩萨道，惊动了天界。天帝为了考验他的诚心，便令侍者化成一只鸽子，自己则变成一只鹰，在鸽子后面穷追不舍。

修行者看到鸽子身处为难之境地，便挺身而出，把鸽子放在怀里。老鹰吃不到鸽子，很是不满，责问修行者说：“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再得不到吃的就会饿死。修行人不是说众生平等吗？现在你救了它的命，却会害了我的命啊！”

修行者道：“你说得也有道理。为了公平起见，鸽子身上的肉有多重，我就在我身上割多少肉给你吃吧！”于是修行者拿来一个天平，开始忍痛割肉。

这时，天帝暗中使用法力，使得修行者的肉总是比鸽子肉轻。修行者一直割下去，直到割光全身的肉，两边重量还是无法相等。修行者只好爬上天平以求均等。

天帝看到修行者如此舍身，于是和侍者都变回了原形。天帝问修行者：“当你发现自己的肉已割尽，重量还是不相等，你是否有丝毫的悔意或怨恨之心呢？”

修行者答道：“行菩萨道者应有难行难修、人溺己溺的精神，为了拯救众生，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怎会有后悔怨恨之心呢！”天帝被他的慈悲心及无畏的精神感动，又使用法力，使他恢复了原有的健康的身体。

这就是圣人之道，为拯救众生，宁愿舍弃生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世上圣人屈指可数，却有着如繁星般遍布世间的凡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要与他们等高。

1944年冬天，德国纳粹终于被打败了，数以百万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上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她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血债。

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她们那平时勤劳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她们的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竭力地阻挡着她们，害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满脸皱纹，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的妇女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让她接近俘虏。警察答应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

她来到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她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平和而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和我们一样，只是有父母和子女的普通人。”

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都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

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属于心怀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她的做法也足以为人称道。毕竟关系到天下的大事并不多，倒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关系着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虽不能成为孔孟一样的圣人，但需要圣人的情怀，怀圣人心，做平常事，这样就人人皆可称圣人了。

所以，圣人并不是独一无二、与生俱来的，他们由凡人修行而成为圣人。凡人与圣人只有一步之遥，跨越了那一步，凡人就能变成圣人。第二章义与利的千古辩论人生就是围绕着利进行的圆周运动

自古关于“利”的成语很多，例如追名逐利、见利忘义、利欲熏心。提到这个“利”字，似乎所有君子将它看作一块烫手山芋，不敢明着去招惹，可是有几人仔细想过，究竟什么是利？

南怀瑾先生这样说：“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当在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中，能够产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么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当用、该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条件下，那么对这人、或事、或物来说，就构成了价值；也就是对这人、或事、或物的利。”

讲得明白些，就是人生在世，怎能不讲利？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人生的艺术等等，这些都是以求利为目的。如果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乎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依然是为了成仙成佛，这何尝不是求利？

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义与利这千古一辩。孟子来到魏国，见到魏国国君梁惠王，于是遭遇了这句问话：“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能为我们国家谋什么利益吗？孟子听后，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而是颇有风度、庄重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大王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可见，人们追求有用或没用的东西都是利，只不过有大利、小利之分而已。

人与人的追求不同，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能够对自己产生“利用安身”的价值的东西也不同。有的人求子孙满堂，得之，心满意足；有的人求福如东海，得之，心中无憾；有的人求无上智慧，得之，最是得意；有的人求万事如意，得之，甚为欢喜；有的人求名扬四海，得之，风光无限；有的人求家财万贯，得之，幸福无比。然而，无论是求喜求乐还是求名求财，说穿了，求的还是一个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以他那高洁的品质和优美的诗句，留香于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天空。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更是为世人传诵。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秋，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任职八十一天时，浔阳郡派遣督邮刘云来彭泽检查公务，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如果遇到不服从命令的人就会栽赃陷害，所以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这次，督邮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命令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打算马上动身。

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

这时候，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说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

说完，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世人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作为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悠然处世的典范。殊不知，他去除名利的束缚，求来的却是另一种利，这对陶渊明来说也许是一种大利，因此在面临选择时，他毅然抛弃了世人所向往的官阶财富，选择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以保有心灵的宁静，保持心中那份做人的崇高感。

古今中外，像陶渊明这样为求大利益而抛弃小名利的人还有很多，例如富可敌国的范蠡，更是在身居高位、家财万贯时毅然弃之，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在勾践灭掉吴国后，辅佐勾践二十余年的功臣范蠡却上书请辞，他对勾践说：“过去大王受辱，臣不敢言退。今日大仇已报，臣不敢居功享乐。”

勾践十分不解，劝他说：“你历经辛苦，难道不想有快乐的一天吗？现在你功高位尊，无所忧患，正是尽享富贵的时候，为何轻言放弃呢？”范蠡搪塞掩饰，不肯正面回答。后来他对家人说：“盛名之下，其实难久；人不知止，其祸必生。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

他的家人不相信他的推断，都劝他不要在功成名就之时离开。

但范蠡自信无失，他长叹道：“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着一生的生死福祸。若为贪念所系，不加约束，祸发之日再想收手，就为时已晚了。”

于是，他带着家人从海路逃到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

范蠡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经营有方，加之苦心不懈，没多久，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富甲一方。齐王听说了他的才能，深以为奇，便任他为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殊荣，范蠡的想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忧心地说：“治家能积累千金，居官能升至将相，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至此若不思退，不用理智制止放纵之念，凶险马上就会降临。”

于是，他退回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远走，他的家人苦劝不止，又说：“有官不做，我们无话可说，可散尽家财就不可理喻了。这是我们辛劳所得，不贪不占，为何要白白送给别人呢？”

范蠡开口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不如放弃！”

他把家财分给好友和乡亲，自带一些珍宝来到陶邑，隐居下来。

初到陶邑，范蠡自觉无比快乐自在。时间一长，他不甘清闲，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心有怨气地说：“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认为钱财无用，今日何必再提此事？钱财有那么好赚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

范蠡在陶邑以经商为业，求取利润。范蠡的经商谋略也是超群的，他采用“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方法，买贱卖贵，有进有止，遵循“积贮之理”，没用多久就又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了当地首富。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贫困的乡党故旧，为此他解释说：“在我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这位“三聚三散”的越王臣可谓是不追名逐利的典范，清代诗人徐公修也曾写诗赞道：“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范蠡真的是不求利吗？其实不然，范蠡在离开越国之前，写了一封信给越国大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述，文种不听范蠡的忠告，后遭越王勾践猜忌，自刎而死。同为越国重臣，一功成身退而生，一身在高位而死。这让我们看出了范蠡的大智慧，即知道如何保全自己，这不也是一种利吗？生命，难道不是人生的大利？

其实综观人的一生，人们都在围绕着“利”这个圆心，不停地做着圆周运动，追求的东西多，这个圆就大一些，人也就跑得累一些；追求的东西少，圆就小一些，自会轻松不少，但无论如何，这个圆总是存在。难怪司马迁在自己的巨著中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这一叹，固有对世人追逐现实名利的无奈，却也说明了人生天地间，利用安身的道理。舍私利求大义，活出人生极致

虎啸深山，龙潜海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万物都有它的极致之美。人生亦然，也有自己的极致。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如流星滑过，但短暂不是放弃的理由。我们不能选择生命的长度，但我们能够拓展生命的宽度。

怎么样才算拓展生命的宽度，活出人生的极致？以下故事可以告诉你。

秦朝末年，韩信发兵袭齐。齐军败退，齐将田横悲愤交加，为图复国之计，自立为王，率部属五百余人隐入海岛（即今田横岛）。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为消灭各地残余反抗势力，刘邦派遣使者来岛招降：“田横来，大者王，小者封侯，不来则举兵加诛。”面对刘邦的召见，田横出于“国家危亡，利民至上”的思想，为保全五百余名部属性命，毅然带着两名随从前往洛阳朝见刘邦。行至洛阳三十里外的尸乡时（今河南偃师市西），田横获悉刘邦召见自己的目的旨在“斩头一观”，他就愤然对随从说：“当初我和刘邦都想干一番大事业，如今一个贵为天子，一个却要做臣子，我忍辱负重只不过是想保全五百余人的性命。刘邦见我，无非是想看我的面貌，此地离洛阳三十里，若拿着我的人头快马飞驰去见刘邦，面貌还不会变。”言外之意是：我死了，刘邦会认为岛上群龙无首，五百余人的性命也就保住了。说完，不顾随从再三跪求，遥拜齐国山河，悲歌：“大义载天，守信覆地，人生遗适志耳。”慨然横刀自刎。田横自杀后，两随从急将田横之首送至洛阳，刘邦看到田横能为五百余人自杀，感动落泪说：“竟有此事，一介平民，兄弟三人前仆后继为齐王，这能说不是贤德仁义之人吗？”遂派两千禁军，以王的级别礼葬田横于河南偃师，并封田横的两随从为都尉。两随从不为官位所动，埋葬田横后，随即在其墓旁挖坑自尽。留岛的五百余名兵士听说田横自杀后，深感“士为知己者死”，田横为保全属下性命而去洛阳，他们为表达对田横的忠义之心，遂集体挥刀自刎。

田横为民谋利殚精竭虑，捍卫国家坚贞不屈，大义载天守信覆地，舍生取义甘抛头颅的大无畏精神，真乃大英雄也！对田横的评价，司马迁曾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唐朝的韩愈也这样说过：“自古死者非一，夫子（田横）至今有耿光。”像田横这样的人，算是活出了人生的极致。

这正是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道理。“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几千年前的孟子面对心灵的选择，毅然发出了舍生取义的呐喊，是心灵的选择激发出了先哲的思想火花，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古训。只有将义定义为“人生大利”的人，才可能成为真君子、伟丈夫。

孟子不仅仅用这条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还以之教化君王，他一直和梁惠王强调“亦有仁义而已矣”，只要有仁义就够了。主张行仁由义，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南怀瑾先生认为，孟子所说的这种仁义之道，即是人生的大利。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义理，都是力行于义，才能有利于成为君子，才能够活出人生的极致。

活出极致，就是融个人之“小我”于社会之“大我”中。中国古代向来不缺这种舍生取义、将人生活到极致的人。战国时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就是传颂千古的美谈。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他不畏秦国的强权，甘冒生命危险，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和氏璧”完璧归赵，使赵王免于受辱。归国后，他因功封为上卿，位居廉颇之上。廉颇是赵国大将，自认对赵国劳苦功高，不甘屈居蔺相如之下，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数次侮辱蔺相如。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以容忍谦让的态度对待他，终使廉颇愧疚悔悟，负荆请罪，二人遂成为至交。

蔺相如的这种处世态度，是基于国家的利益，他这种“大我”的胸怀，诠释了活出极致的内涵——舍私利求大义。

和平年代，很难遇到田横为五百余士而牺牲自我的考验，也不会有太多人遇到廉颇和蔺相如为国家大利，最后将相和的和谐场面。但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历史可以渐行渐远，精神却不能忘。在人生路上，修身养性，反躬自省，多行仁义，君子之名成矣，人生大利存焉。

人生在世，大义为先，舍己为公，舍生忘死，都是“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舍得贪婪，高枕无忧；舍得名利，乐得清静；舍得自我，活出极致。君子争义，小人争利

南怀瑾先生曾经针对孟子的际遇心生感慨道：“千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子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种因于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

为何有此一说？这是因为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在齐国时，齐宣王左右反对孟子的人很多，甚至怀疑主张“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以及推行合纵计划的苏秦方面的人，孟尝君的门下客，都有可能向齐宣王进谗言，诬陷孟子。从孟子强调“国人皆曰可杀”的话，可见他们攻击孟子，几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

自古以来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断与事例不胜枚举，其中以孔子的说法最为精妙。在《论语》中，孔子有多处细论君子和小人的哲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等，把君子与小人各自的特征以及二者的不同说得相当到位，后世人只要悟透这些，就可以把握住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了。

其实，南怀瑾先生所说的很像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论的白话版，就因为君子坦荡荡，且“喻于义”“和而不同”，所以君子之间只有思想和世界观的不同，而无私利的纷争。小人正相反，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眼前的蝇头小利，表面一团和气，暗地里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秦始皇死后，权臣赵高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他们都是胡亥的心腹，但是这两个阴谋家很快就产生了矛盾，赵高决定彻底铲除李斯。

赵高是胡亥的近臣，具有安排其他臣子觐见皇上的特权，于是他利用这一特权开始行动。他首先告诉李斯，皇上（秦二世）现在大造宫殿，民不聊生，你身为丞相应该劝谏。李斯非常认同，但表示这种触碰龙鳞的话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赵高称会给他安排单独觐见的机会。于是，只要秦二世在后宫饮酒作乐、斗鸡斗狗的时候，赵高就会马上通知李斯说皇上目前有空，你可以来参奏。这样几次，小皇帝认为李斯别的时候从不来进谏，偏偏在自己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来，是故意卖老欺负自己，非常气愤。

赵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秦二世面前开始诬陷李斯。当然，他诬陷的内容绝对能打动小皇帝，即诬陷李斯的威望高于皇帝，国人只知道丞相而不尊敬皇帝，又诬陷李斯大儿子时任蜀中太守的李由谋反。结果胡亥中计，诛灭了李斯三族。

几年之后，刘邦、项羽兵临咸阳，赵高为了保命，对秦二世下了毒手，子婴即位后将赵高杀死，并夷其三族。

李斯妒杀韩非，与赵高合谋害死秦始皇，真乃小人也。他与赵高为权力而谋，最后死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正是小人之争的一个写照。

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小人之间的交往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友情和纷争也大相径庭。而君子之争，展现出了其坦荡的一面。

司马光比王安石长两岁，二人都曾在包拯手下为官。两人才华横溢，且相互仰慕，一度是好友。两个人同升翰林学士的时候，同样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因政见不同而渐渐开始争吵、疏远，最后决裂。由于当时官吏过多，俸禄颇高，整个大宋的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出于对国家财政的考虑，宋神宗大胆起用在地方享有盛誉、干脆果断且深知百姓疾苦的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让他主管变革事宜。王安石一上任，立即显出了他非凡的行政才能和魄力，对旧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王安石确立的新制度一出台，立即受到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的强烈反对。其实，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而不能要求立竿见影，不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司马光与当时身居高位的王安石政见不同，曾有很多人劝他弹劾王安石，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没有任何私利，没必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回家开始了那场令世人惊叹的浩瀚之举，历经十数年的光阴，终于写出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

多年后，王安石宰相之职被免，告老还乡。一向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在继续施行了近十年的新法之后驾崩，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时年66岁的司马光被召回开封，出任宰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起用旧臣，恢复原有制度。尽管其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可在王安石死后，他仍然吩咐手下要妥善安排王安石的安葬事宜，由此可见其作为君子的坦荡之处。而且他在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将社会对王安石的偏颇之言给予了正名，他说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这是过分之言。

司马光和王安石大有英雄相惜之情，只是他们思想主张不同，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战壕内，但他们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世人，受人景仰与崇拜，也为后人留下一段君子之争的佳话。

君子争义，小人争利。因此古往今来，用人者、成就大事者，都懂得在无害大局的情况下满足各种人的利益要求，从而获得人心，获得人才。古代谋略家黄石公说：“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意思是说，贪利的可以给他丰厚的收入，想立功的可以让他去冲锋陷阵，有隐私的要替他隐瞒，有谋略的要对他亲近信任。曾国藩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武人给钱，文人给名。以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是做争义的君子，还是争利的小人，按照正常的道德标准，其答案不言而喻。伪君子的暗箭难防，真小人的明枪不易躲

中国几千年来奉行的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核心，然而南怀瑾先生指出：仁义的确是一种好德行，但是这种德行用久了，便会成为人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

道家思想对仁义持批判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不是否定道德观念，而是从反面论证。老子曾说，道德颓废，才有礼仪之说。庄子也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为何有此一说？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的征伐口号，大体上也都是标榜仁义，而实际上并不是真行仁义，只是利用仁义的美名，以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

这些以仁义为幌子而图谋自身利益的人，就是所谓的伪君子。与令人憎恨的小人颇有不同，小人行事，众人已知其邪，故能防范；然而伪君子者，口蜜腹剑，满腹经纶与道理，事事讲得条条有理，但做起事来却违背良心，本以为他光明坦荡，却在不知不觉中，坠其陷阱，受尽欺骗和侮辱。

王莽乃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

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因此王凤去世前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公元6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从居摄二年（7年）翟义起兵反对王莽开始，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称帝。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位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后来复古改制，进行改革，但由于贵族、豪强破坏，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使阶级矛盾激化。他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说得最为精彩：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是啊，伪君子就是这样，表面满嘴仁义道德，暗地里却任意妄为。

伪君子是阴险的道德家，说着言不由衷的谎话，干着欺世盗名的勾当。他们有蜜糖般的谎言，有处心积虑的幌子以及儒雅的外表和夸张的表情。他们有慢条斯理的言辞、文绉绉的腔调，甚至连举止都是做作的。而真小人就是小人，表面和内在都很小人。真小人是灵魂丑恶的家伙，在道德舆论即将毁损、崩塌时疯狂地叫嚣，呼吁大家和他一样尊奉自私、残忍和不择手段，以便给道德舆论致命一击。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最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

提到伪君子和真小人，让人想到金庸的《笑傲江湖》，其中那表面温、良、恭、俭、让的岳不群，算是谦谦君子的典范，可是一部葵花宝典，便把他所有的伪装撕破，最后男不男、女不女，与之前的君子形象形成强烈对比，真是绝大的讽刺；而与之相对的真小人要算任我行了，从他的名字上已经能够感受到天下任我驰骋、管他仁义道德的意味。

俗语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其实，伪君子与真小人都十分可怕，柏杨先生曾对两者有一精妙论述：“伪君子”有时被逼到墙角，他的良心还有萌芽可能，“真小人”则根本没有墙角。圣洁的理念，可能使“伪君子”醒悟，却不可能使“真小人”醒悟。“伪君子”有所顾忌，所以才伪；而“真小人”则挑明了“我是无耻之徒”，便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伪君子令人如沐春风，使你舒服而无提防，正是暗箭难防；而明枪也不易躲，真小人恶人恶语，无所顾忌，一招接一招，说不定哪招就致命。

做人，须防真小人，也须防伪君子。人性的弱点：难以挣脱的蝇头小利

一战期间，在一次战役中，一座小城被摧毁了，人们四处逃难，这里成了一座空城。某一天，正在赶路的一位农夫和一位商人来到这座小城，他们想大概有值钱的东西，于是开始在街上搜寻。果然，他们发现了一大堆未被烧焦的羊毛，两个人就各分了一半捆在自己的背上。

归途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布匹，农夫将身上沉重的羊毛扔掉，选些自己扛得动的较好的布匹；贪婪的商人将农夫丢下的羊毛和剩余的布匹统统背起来，重负让他气喘吁吁、行动缓慢。

走了一会儿，他们又发现了一些银质餐具，于是农夫将布匹扔掉，捡了些较好的银器背上，商人却因沉重的羊毛和布匹压得他无法弯腰而作罢。

突然天降大雨，饥寒交迫的商人身上的羊毛和布匹被雨水淋湿了，他踉跄地摔倒在泥泞中；而农夫却一身轻松地回家了，他变卖了银餐具，生活变得富足起来。

有时候，遇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我们可能听听也就罢了，不愿做深入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身边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有多少人在做着故事中的商人所做的傻事？人生如梦，弹指一挥间，已是夕阳红。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为蝇头小利算来算去，终究一事无成，如一粒尘土来到世间，庸碌过后，仍旧是尘归尘？他到来那刻，世界似乎在打盹，没有被他激起一点涟漪。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指出的，一个唯眼前小利是图的人，必将失去大利。孔子有云：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正是此道理也。

其实见小利而心动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弱点，普通人如此，一国之君也难以超脱。针对梁惠王的求利心理，孟子在说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后，进一步阐述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就是说，如果人人都像梁惠王一样，怀着谋国的居心，急功近利，那么，上行下效，那些在高位的大臣、卿大夫们，也只求顾全自己的家族利益；一般的国民，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各个阶层都变得以利害为生活的重心，造成“当利不让”的风气，这样的话，国家就太危险了。其实，孟子是在劝说梁惠王放弃眼前的小利，而为天下、为千秋万代的大利着想。结果，梁惠王根本听不进孟子的话，他还在做着扩张领土的春秋大梦！可见，超越小利的诱惑是人生一大难事。

元代的一位文人曾作《正宫·醉太平》:“夺泥燕口，削铁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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