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昭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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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报告试读：
前言
本书以技术进步、人口问题、中日关系等10个问题作为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过去和现在，并通过适当的中日比较和与世界情况的对照，阐述值得人们关注的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书名中的“当代”主要指二战后至今这个时代，也就是日本从二战失败的废墟上建成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被称为“世界老二”，尽管这个说法很不严谨）的那个时代。本书的主旨就是力求反映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前后的成长与苦恼。
战后至今，日本在二战失败的废墟上，将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密度很高、发展条件很差的狭窄岛国，建设成为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甚至被称为“奇迹”。然而，在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5.4742万亿美元，比中国同期名义GDP少大约4000亿美元，自1968年以来首次让出“第二经[1]济大国”之位。本书讨论日本这个前“世界老二”在战后以来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在成为“世界老二”之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苦恼，以及成为“世界老三”以后走向何方，与此同时，本书将通过中日比较寻求找到对我国今后发展和对外战略有参考价值的启示。
一
1945年日本战败，经过七年的被占领期于1952年独立。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扶植下，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55年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出现经济繁荣的“神武景气”。1956年7月，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题为《日本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经济白皮书，强调日本今后必须依靠技术革新带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年底，池田勇人首相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于1965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GNP“老二”。1978年超过苏联成为世界GNP“老二”。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功地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带[2]来的冲击，保住“世界老二”的地位长达31年。[3]
一 依靠技术进步成为“世界老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日本东京的照片，在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打了一场违背国际正义的罪恶的侵略战争。然而，在日本军事失败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这就是科技的失败。日本领导人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日就宣称：“让我们为振兴作为这次战争最大缺陷的科学技术而努力！”
1952年独立之后，日本遇到了一个发展机遇期。主要机遇有：战后科技革命和石油文明的兴起；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且人们刻苦耐劳；有先进国家作为赶超目标；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给日本推行“贸易立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冷战格局下日本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得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作为在亚洲“一枝独秀”的工业化国家在本地区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等等。
战后日本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期，在实行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以推动技术进步为中心，通过以下四对辩证关系的矛盾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其一是技术进步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社会需要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开拓和提升新的社会需要。其二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产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其三是技术进步与企业间竞争的关系。企业间的激烈竞争真正转化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推动企业间竞争迈向更高层次。其四是技术进步与企业内问题的关系。企业家通过处理好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矛盾、劳资矛盾、“白领”与“蓝领”的矛盾、员工个人[4]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的矛盾，而成为技术进步的领军人物。尤其是通过以科技为核心（“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落后状况与以美国生活方式为示范的广大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一对辩证关系），经过战前和战后出生的一两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战后日本推行“强固山脚比强固山顶更重要”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和教养水平，形成了以全民关注教育、崇尚科学技术、倾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价值观，为战后日本的技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从学前教育开始，就注意培养儿童热爱自然、向往科学、尊重劳动、喜欢动手的素质，并借鉴美国教育制度的经验，重视“毕业后能够立即在企业派上用场的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普及教育的质量和理工科大学的水平，大量培养具有敬业精神和“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是最优秀和最值得尊重的”工作信念的、以扎根于工业生产第一线和献身于生产技术与技能工作为荣的青年才俊，源源不断地向企业和研究机构输送了为工业化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人才，造就了以充满集团意识和敬业精神的强有力的企业组织、产业大军和技术进步主力，成为战后日本取得工业化成功的最大原因。
与此同时，在“企业本位”的社会体系中，企业内的税后收入差[5]距从战前的大约100倍缩小到1973年的19倍、1980年的8倍，整个日本社会实现了所谓“一亿人总中流”，以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的姿态，终于在60年代末超过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在GNP方面成为西方世界“老二”。笔者认为，基于本国企业乃至全民的自主努力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社会需要、产业升级、企业内外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战后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老二”的根本性的作用机制。
二 经受石油危机的考验，保住并加强了“世界老二”地位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之所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借助了从国外特别是从中东地区进口廉价而优质的石油，抓住了20世纪石油文明崛起的大好机遇。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小国”，其发展速度反而大大超过某些“资源大国”，展现了日本特有的“资源小国的活力”。这个活力的来源，就是执著地追求自主的技术进步。然而，与此同时，“浸泡在石油中的日本经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语），也使日本成为一个“能源依赖大国”。
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老二”之后不久，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这意味着日本依靠每桶价格只有一两美元的廉价石油为其经济引擎添注燃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作为受石油危机冲击最大的“资源小国”，日本政府和企业以技术进步为动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通过非凡的努力，得以比资源禀赋好于日本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更顺利地渡过了危机。
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需要的突变和飞跃，给技术进步以一个异乎寻常的强大动力。在一旦发生“油断”（日语中的“油断”一词意为漫不经心，这里实指石油来源中断），东京乃至日本所有的城市将陷入一片黑暗的强烈危机意识的激励之下，日本的整个技术体系被动员起来，进入一种高度紧张、兴奋、积极的状态，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危机的新商品、新技术、新工艺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说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和压力越大，危机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也就越大。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资源小国”日本所遭遇的冲击和压力要大得多，从而必然产生较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加强烈的促进相关技术进步的动机，而且这种技术进步必然更多地依靠自主技术创新而不是引进和模仿，因为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危机，而且它们为应对危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机也不像日本那样强烈。恰恰是这一点，赋予了日本的技术进步以更多的创新色彩，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化“危”（危机）为“机”（机遇），不仅使其“世界老二”的地位没有发生动摇，而且在民生技术的重要领域超过了美欧的技术水平。1980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1983年日本机械工业出口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日本制造的船舶（按“总吨”计）也达到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同年美国军方要求日本提供“军事技术”，就是因为日本拥有的创新民用技术具有转用于军事领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第一”声名鹊起，“日本制造”誉满全球，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日本成长为“世界老二”之后，包括自寻的和外来的一系列苦恼随之而来。有赶超目标、在亚洲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人口红利期、廉价石油等昔日的发展机遇一个接一个“风光不再”，随之而来的是制约其继续发展的各种来自国内外的问题和苦恼。
一 美国在经济上对日本的牵制和打压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甚至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让21世纪成为“日本的世纪”，这让战后曾大力援助日本的美国感到需要狠狠地整一下这个“得志便猖狂”的昔日战败国。首先是日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国为了取得谈判优势，甚至窃听日方的电
[6]话），诸如有关“日美半导体战争”等日美贸易战的书籍充斥书店。从欧洲到美国“日本经济威胁论”盛行一时，有美国学者称“日本人[7]将吃掉我们的午餐”，警告日本“别动他人的饭盒！”，美国国会议员甚至在国会门前用榔头狠狠地砸碎日本制造的电器。这个在战后初期曾经大力支援日本的超级大国，不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愈演愈烈的美日贸易摩擦中严厉打压日本，还在1985年、1988年通过迫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8]时1美元兑换237日元大幅升值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等措施，把因为有些经济成就而变得趾高气扬的日本狠狠整了一把。
美国在经济上整日本的最厉害一手就是通过威逼、打压、诱导、渗透等手段，逼着日本政府在金融政策等方面犯错误，甚至让日本政府在很多重大经济政策方面把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置于本国利益之上，以致日本的很多政策令人感到“弄不清是为了日本的政策还是为了美国的政策”（如1987～1989年的金融缓和政策、1990年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等），特别是在金融方面，有日本学者指出，[9]“日本的政策当局根本就没有过金融战略的想法”。
二 美国在政治上对日本的牵制和打压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追求所谓“全方位外交”，并逐渐要求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取得对等地位。刘世龙指出：“二次大战后的美日关系以1989年冷战结束为界，经历了一个从不平等到准平等的转变。”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发展与美国的平等关系是历史的必然”。“日本要取得对美平等地位，就得与美国斗争。”日美“经济关系率先进入成熟的平等竞争关系；政治—军事关系仍处于从属性合作阶段。经济关系与政治—军事关系发展失衡，加剧了美日关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政治—军事合作在发展，另一[10]方面经济冲突又在加剧”。然而，美国对追求所谓“全方位外交”，乃至要求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取得对等地位的日本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打击。1972年力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首相，2009年9月上台、敢在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叫板的鸠山由纪夫首相，都是美国凭借其高超的软实力和长期对日本国内的政治渗透，通过用计、诱导、施压，推动日本人自己把这两位对美国不够听话的首相拉下马的。美国这样做，就是要迫使日本接受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附属国地位，彻底甘心做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名卒子。美国利用日本多数国民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甚至担惊受怕心理，使日本多数国民支持政府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的政策。应该看到，确实有一部分日本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中国崛起之后也会像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那样走上军事扩张道路。中国的外交战略应该是统筹外交与军事，努力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意志、决心与战略，不要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
三 国内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
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以后，在国内也出现了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而日本遇到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因为“继续发展为‘已发展的成果或后果’所拖累”。首先，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老二”的过程，让日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的公害问题日益严重，工业废物和汽车排放的尾气等将美丽的日本国土搞得脏兮兮的，一些地方的居民由于饮用水及空气污染而患上了“水俣病”、“痛痛病”等，当时日本列岛到处流行一句名言，叫做“该死的GNP！”。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努力，日本在国内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经历了泡沫经济膨胀与破灭，日本经济“失去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其后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锋芒。1993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里居第一位，一时实现了“GNP第二、人均GNP第一”的局面。但是其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其人均收入在2002年下降至第7位，2008年更下降至第19位，与第一位的卢森堡相差3倍以上。这不仅是由于汇率变化等技术性原因，而且显示出整个日本经济社会体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如今，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如果说战后很长时期日本经济在整个西方堪称“一枝独秀”，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趋恶化的日本财政状况在整个西方堪称“一枝独朽”，甚至被自民党政治家加藤纮一称为“国难”。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上升的基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趋缓甚至走向停滞，而经济减速甚至停滞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之一、随着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日本又不肯通过大规模移民来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既老龄化又少子化的问题，致使日本成为“超老龄化”国家和世界第一“少子国家”（2009年0～14岁的人[11]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3.3%，为世界最低）。
一个在经济学中从未认真讨论过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带来国民平均福利的提高应该是指“一生总福利”的提高，而随着“一生”时间不断拉长，必然导致“年均福利水平”的下降，这个矛盾又必然从税收、社会保险等方面体现出来。要在老龄化社会解决财政困境，增加税收成了最有效的政策选择，然而增税又是最会引起广大国民反感的事情，其结果就是财政和税收问题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在各届内阁之间抛来抛去，谁也不肯真正地接过来。总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老龄化，意味着最有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的年龄段人口日趋萎缩，致使日本的经济体质、社会活力和政治生态日趋脆弱，政治家只能在一种“不行就换个首相试试”的缺乏耐心和宽容的日本政治土壤上，如同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马，听任被日本学者称为“第一权力”的媒体和舆论翻云覆雨。
三
在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32年之后，中国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通过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终于使其经济规模在[12]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虽然中国的崛起是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中的一个案例，但中国显然是一个最突出的案例，例如最近10年间（2000～2009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0%，超出印度（6.9%）、俄罗斯（5.4%）和巴西（3.3%）。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中国仍然实现了9.1%的高增长，远远高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3]50%。
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持有国，也是铁矿石、石油、天然气、原煤等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根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研究，2000～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14]济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20%，高于美国。又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上升到16.9%，与美国的差距[15]将缩小到1.4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是拥有13.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老二”，再过十几年或几十年甚[16]至成为“世界老大”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值得指出，不仅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成长过程，而且日本成为老二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和苦恼，都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还需要扎扎实实地、依靠自身力量大力推进工业化，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中日成为“世界老二”过程的实质都是工业化，但是两国的工业化道路有着很大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整个6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并超过西欧各国成为“世界老二”，其本质正是通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形成的“投资唤起投资”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形成了可称之为“金字塔型”的工业结构（千千万万有一技之长或身怀绝技的中小企业或中坚企业构成金字塔的底部和腰部，相对少数的大企业以其享誉全球的先进技术名牌产品高耸于金字塔的顶端），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成功地、扎扎实实地实现了[17]“内源性工业化”。
当今，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是：（1）工业发展在“量的方面”突飞猛进，已经有22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在“质的方面”依然进步不大，中国虽然在航天、超级计算机、高铁等尖端技术和大型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在作为整个工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技术领域，例如高性能材料、核心部件、数控机床和高技术建筑设备等，却严重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基础技术十分薄弱，质量水平亟须提高，熟练技工人才匮乏，“中国制造”总体水平仍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2）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国际行为”的态势和“内源性外源性兼具”的特点，来自日、美、欧等地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形成强大制造能力，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的高新技术产品，使中国出口规模持续膨胀，例如2009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6722.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值的56%，有专家估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国民生产总值[18]（GNP）少大约1/4；（3）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7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0.82吨标准油/千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相当于日本0.10吨标准油/千美元的8倍多，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0.30[19]吨标准油/千美元的2.7倍。长期延续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使我国面临资源制约严峻、环境不堪重负的困境，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此，能否尽快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工业化的转型（日本在成为老二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却依然有待转型），成为今后中国能否取得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总之，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而作为工业化主体部分的千千万万中小工业企业的相当大部分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甚至前期，中国工业化依然任重道远。
总之，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时候，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产业结构继续升级，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上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所谓“发达国家”主要指“工业发达国家”，因此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同时，也进入了发达国家之列。现今中国成为“世界老二”的时候，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依然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仅仅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老二”的，今后，中国依然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扎扎实实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工业化并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第二，中国应该紧紧抓住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的发展机遇，努力推进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
如前所述，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持续了40年左右，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红利期也将持续大约40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税改革：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这意味着历史留给我们的、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大好时光只有十几年甚至更短，我们必须抓紧利用当今人口还年轻、储蓄率还居高的优势，继续改革开放，治理奢侈腐化，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使我国的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与人才培养和吸引人才回流（增加出国留学、工作的科技人才回归祖国的比例）之间形[20]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将中国建设成真正的经济强国。
第三，中国正在面对“世界老大”美国联合其盟国的牵制和打压，“老二最难当”。
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以后遭到美国的牵制和打压的史实显然也有助于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当然，中国这个新老二地位绝非仅指经济而言，在政治上中国与美国等并列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军事上中国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尖端化有了长足的进展，正在造航空母舰、歼-20军机，已经成为让美国感到必须认真对付的强大军事对手。
资中筠认为，“到二战为止，美国参与国际事务都是净得利方。冷战期间美国有得有失，但总体仍处在优势——对内，它兼顾大炮和黄油，在扩充军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福利；对外则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半不一定做到，关键是做到了顺我者昌，凡其盟国及追随者都受益——西欧、日本最为显著……冷战结束后，美国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带头走和平道路的机会，却选择了以确立一家独霸为宗旨的对外路线……仍以‘领导世界’为己任，全球无处不在，但是日益被动……既不能使逆我者亡（例如反恐），又不能使顺我者[21]昌，实际上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的顺我者。”对于日益被动的霸权国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美国一方面将中国塑造成对自身霸权的“挑战者”的形象，而且让国际社会相信这种挑战对周边国家也是一种“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又是一个可以让美国化被动为主动以巩固和增强霸权的绝好机会，这就是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加强与原有的同盟国的军事合作，并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跟进，共同应对中国这个“共同威胁”，结成现代版的“神圣同盟”，力图形成顺我者获益、获益者更顺我的循环。由此可见，当今美国对付中国这个老二与当年对付日本这个老二所采取的战略的性质、力度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为关心西方国际关系史的人们所知晓的事实是：在强权政治当道的世界，老二必然被老大认为是最大的挑战者，而老二挑战老大也确实是迄今国际关系史上的惯例；“世界老大”总是会联合“世界老三”，并总能比老二争取到更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来共同对付老二的挑战；“世界老大”的更迭过程最终必然导致爆发一场全球规模的战争，而且老大更迭的结果不是原老二取代老大而是原老三取代老
[22]大。
那么，业已成为“世界老三”的日本会不会重蹈数百年来历代“世界老三”的覆辙，与当今“世界老大”美国联合来共同对付老二中国呢？笔者认为，日本肯定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会不重视西方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何况日本自冷战开始以来就很快同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在冷战以后不仅没有解除反而逐步得到加强，特别是菅直人内阁上台以来（正值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年），日美双方越来越显得同气相求，互有需要：美国需要依靠日本等亚洲盟友协助抵御所谓“中国在西太平洋乃至太空的军事扩张”，而日本则试图彻底成为美国的全面军事盟友，依靠美国来共同防范中国将影响力扩展到日本控制的地域。应该说，日美两国维系冷战时代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关系不仅仅是“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的产物，更是数百年来大国竞争的历史规律使然。正如美国不会成为历代“世界老大”中的例外，日本也不会成为历代“世界老三”中的例外。然而，中国却可能成为历代“世界老二”中的例外，这因为中国早就明确地表示中国“不称霸”，而在已经存在美国这个霸权国的时代，中国的“不称霸”就是“不争霸”的同义词。
必须指出，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无论从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角度看（在这种情况下将导弹对准其他大国就是对准本国的重要市场），从不断迅速增强的武器杀伤破坏力的角度看（核武器的巨大杀伤破坏力致使美苏争霸最终没有突破“冷战”而进入“热战”），还是从维护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的角度看（全球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家园再也经不起一场全球性战争的折腾），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同舟共济、同舟共进”的新时代，大国之间再像过去几百年那样毫无顾忌地互相争斗、厮杀、打全球规模的战争，必将落得一个斗则俱伤、斗则俱亡、大家都成为失败者而绝不可能出现胜利者的结局。中国作为一个名列前茅的大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不与美国争霸的一个根本意义，就在于不仅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负责，同时也为全人类的利益、为人类文明的命运负责。
面对一个不与美国争霸的“世界老二”中国，将会使作为“世界老三”的日本失去其利用老大、老二相争而坐收渔利的“机遇”。当今世界正面对着空前的环境危机，包括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沙漠化扩大、热带雨林锐减等，这些灾难正在悄悄地、慢性地毁坏人类共同家园。中日之间是有矛盾，中美之间是有矛盾，但是在面对人类与破坏性的自然力这个更大的矛盾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矛盾难道不应该服从解决更大的矛盾的需要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趋尖锐化的地球环境危机正在教育人类，并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在环境利益上命运相关、休戚与共的邻近国家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提供有益的启示。今后，随着中国以统一的意志和务实的行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和谐世界”理念，重塑一种符合新时代潮流的、有别于以摩根索的现实主义论和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西方强权政治逻辑的、新型的大国政治文明，“中国威胁论”必将越来越失去市场，2008年5月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中日两国“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识将再次得到确认，从而使在日本长期动荡的政局之中以对华强硬状态来捞取政治资本的做法也将越来越难以得逞。一旦日本政局动荡的尘埃落定，一旦日本国民之间形成必须重新唤起战败当初重振日本的精神，走出当前停滞不前、委靡不振的政经局面的共识的时候，一旦日本的精英们能够从容地思考如何为日本设计一个有利于重振日本的对外战略的时候，他们终将会认识到只有老老实实地继续发展、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才是有益于日本国家、有益于日本人民、有益于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发展的正确选择。
四
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了9.0级地震，地震引发海啸，导致核电站的发电机组氢气爆炸和核泄漏，大批工厂[23]因为缺电而停工。这次地震和海啸成为战后日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灾难，应该说也是人类的灾难。
正当中国经济刚超越日本，这场大灾难又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拉大了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的距离，有可能走向总体国力“中强日弱”的局面。
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史的特点在于，两国经过“中国强日本弱，以友好交流为基调的强弱型”、“日本强中国弱，以弱肉强食为基调的弱强型”关系，战后两国开始出现双方都在走向强大的“强强型”[24]关系。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在中国强日本弱的时期，两国关系处于总体良好、友好交流的状态，而在日本强中国弱的时期，两国关系形成了紧张、对峙状态直至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与中日两国在自然禀赋方面的极大反差不无关系（当然不应成为日本骚扰、侵略中国的理由）：前者长期来号称“地大物博”，虽然也是一方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土，但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远远大于日本；而后者幅员狭小，人口稠密，大部分土地比较贫瘠，且地处火山、地震和台风带，天灾频仍。
在二战后中日两国都在走向强大的“强强型”关系中，人们又可以发现，在两国的总体实力相差较大的时候（如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GDP远远落后于日本），两国关系出现良好或比较良好的状态；当两国的总体实力十分相近的时期（比如在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老二”之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在中国的GDP日益赶上日本的21世纪前十年），两国关系比较紧张和不稳，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GDP迅速接近日本，中日两国对此都准备不足，认识滞后，缺少新形势下解决争议的有效办法，致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严重的不适期和摩擦高发期。2010年，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复交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当年9月发生“钓鱼岛事件”之后两国关系甚至出现了紧张、对抗的状态，这与2010年正好是“中国GDP超日擦肩而过之年”恐怕不是巧合。
2011年3月，就在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为如何促使中日关系走出低谷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在日本发生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可以相信，在这次空前的大灾难中表现得从容、镇定、有秩序的日本人民，不会在遭受如此巨大灾难之后从此走向沉沦，他们更可能会像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那样，振作精神重建日本，甚至创造新[25]的奇迹。
然而，地震、海啸、核泄漏危机的巨大冲击毕竟重创了日本经济，也重创了日本的国力，特别是核泄漏危机及其引发的对一个地震多发的狭窄岛国正在运行中的50多座核电站的安全问题的担忧，以及对未来日本（包括东京地区）可能再次发生大地震的担忧，将可能对日本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工业生产能力外移、人口减少等带来雪上加霜的负面影响。总之，经此自然劫难，中日两国总体实力的差距将可能进一步加大，而根据二战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中日对两国相互关系与两国各自同美国的关系处理得当，中日关系有望改善，甚至出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良好状态，与上一个良好关系期不同的是，在那个时期日本的总体实力比中国大很多，而今后中国的总体实力将可能比日本大很多。
最后，本书要坚持的一个观点是，不管中日关系会怎样发展，我们仍然要继续认真吸取战后日本发展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包括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书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的出版资助，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张晓莉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注解：[1] 据日本内阁府2011年2月14日公布的数据，转引自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mfeed/hotwords/20110214323.html。[2] 王琥生、赵军山合编《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第471页。[3] 所谓“技术进步”，就是扎扎实实地从夯实基础技术做起，以千千万万中小企业、骨干企业和大型企业为主体，一步一步地、普遍全面地提高一国的技术水平，当然也包括“技术创新”。[4]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至第四节。[5] 労働問題研究委員会報告『先進国病に起きないために』、日本経営者団体連盟、1982、6頁。[6] 落合信彦『最強情報戦略国家の誕生』、小学館、2007、377頁。[7] 下村満子『日本たたきの深層—アメリカ人の日本観—』、朝日新聞社、1990、27頁。[8] 美国迫使日元升值，一方面削弱了日本的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借汇率政策将作为对美贸易顺差国的日本所拥有的美元资产和储蓄悉数吸走，“当日本人希望提取他们在美国银行中的剩余储蓄以弥补暂时的现金短缺时，他们发现这些钱已经不在那里了”（安塔尔·菲柯特：《中国的谜题》，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11年2月15日）。[9] 吉川元忠著《金融战败》，孙晓燕、袁英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第4页。[10]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5、19页。[11] 国連「デモグラフィック イヤーブック」、総務省『人口推計年報』などにより。[12] 日本在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第二GNP大国之际，日本的人均GNP仅居世界第20位，因此当时在日本出现过对“第2位与第20位”这个不平衡的反思，目前中国的GDP虽然达到世界第2位，而人均GDP却排在第104位，而且这个排序与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制定的一个衡量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比GDP更全面、更科学的指标）排名第92位，与2007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在世界排名中仅占第78位（日本则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引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基本符合。[13]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2010-01/05/content_9265761.htm.[14] http：//sjz.house.sina.com.cn，2010年10月30日。[15] IMF，WEO Database，April 2010.[16] 有人估计要不了几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这种估计过于盲目乐观。从经济实力看，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5%，但其GDP在2009年为14.3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4.5%；从作为综合国力的核心和经济发展的源泉的科技实力看，美国在主要高科技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其科技投入占世界总科技投入的40%，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人才，而且不断从全世界吸引优秀人才，这意味着美国让世界各国为它培养人才埋单，把世界各国为教育付出的大量人力财力攫为己有。美国科技实力的核心正在于这个国家对全世界优秀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保持发达国家最高的经济技术发展活力。然而，有人以“2009年底中国拥有318.4万研发和科技人员，居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为依据，认为中国在科技实力方面也将很快超过美国，这同样是一种盲目乐观的看法，正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所指出的：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这些论文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后。而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http：//opinion.cn.yahoo.com/ypen/20110308/246427.html）。再者，美国的国土富饶，又是资源大国，人口密度适中，不像当今中国已经遇到环境破坏、资源紧张等发展瓶颈，因此，认为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预言反映了某些中国人的过度自信或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的故意“忽悠”。[17] “内源性工业化”主要是依靠企业家才能、自主技术和自由资金积累等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来推动的工业化，与之对照，“外源性工业化”是依靠国外要素供给来推动的工业化。[18] http：//www.baiinfo.com/article/fan/3161/3356915.html.[19] 高大伟、周德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须多策并举》，2010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 据笔者了解，导致部分出国科技人才不愿回国的主要原因，除去国内研究条件不如某些发达国家之外，还因为对国内存在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担忧。[21] 资中筠：《从历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三联书店，2010，第13～14页。[22] 16世纪葡萄牙曾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而向葡萄牙的领导者和海上霸主地位挑战的是西班牙，荷兰则是葡萄牙的“支持者”，到了17世纪末，取代葡萄牙的领导地位的，不是作为“挑战者”的西班牙，而是作为葡萄牙的“支持者”的荷兰。尔后，英、法两国都曾对荷兰的领导者和海上霸主的地位进行挑战，不过，在17世纪70年代第三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同荷兰结盟共同抗法，使自己在对荷兰的关系上从“挑战者”转换为“支持者”，而把法国推上对荷兰的主要挑战者的地位，其结果，在18世纪取得西方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国家不是向荷兰挑战的法国，而是与荷兰站在一边反对法国的英国。到20世纪前叶，德国曾在1914年、1939年两次向英国的“领导者”地位挑战，然而，在二战后取得西方世界领导者地位的不是德国，而是两次作为“支持者”站在英国一边同德国作战的美国。二战后，美苏对立的冷战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做苏联作为主要“挑战者”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挑战的“两极对立”格局，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则充当了美国的“支持者”的角色。经过几十年的冷战、局部热战及长期军备竞赛的较量，作为主要“挑战者”的苏联不仅未能取代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反而落得了自身趋于崩溃、解体的结局。与此同时，作为“支持者”的联邦德国（现在的德国）和日本却一西一东崛起为两大经济强国（详见冯昭奎《对话：北京与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23] 在这次地震当中，日本的国民表现得很冷静有序，体现了良好的素质和教养；日本政府的应急机制总的来说是好的，反应很快，做到了信息透明，没有隐瞒，但也有缺点，特别是在核安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菅直人也批评了电力公司，他们在核安全管理问题上做得不好，过去日本的电力公司对核电站因为地震或操作不当而发生的事故就有过隐瞒，怕引发居民恐慌。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只是修修补补把问题掩盖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次彻底暴露出来了。[24] 详见冯昭奎、林昶《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第295、296页。[25] 阪神大地震夺去了6400人的生命，造成超过1000亿美元的损失，占日本国民收入的2.5%。但在18个月之后，神户的经济活动达到了震前水平的98%，先进的海上设施修建起来，住房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一个破旧的港口城市变成了国际典范。第一章人口问题
2008年，有一则消息说：居住在日本南部宫崎县的田锅友老人时年112岁，据称为当时世界上健在的最长寿男性。他共有8个孩子、23个孙辈、52个曾孙辈和6个玄孙辈。他长寿的秘诀是，“快乐生活，多与人交流，每天写日记和看报纸”。他说，自己“还想再多活10年”。不过，有调查表明，尽管在日本有47.9%的25～65岁的男女表示“希望长寿（包括非常希望、有些希望）”，却有26.6%的人表示“不想长寿（包括一点儿都不想、基本不想）”，甚至有多达85.7%的人表示如果长寿“会感到不安（包括非常不安、稍感不安）”，感到不安的原因有“钱不够花”、“生病、住院”、“需要看护”、“社会[1]形势、经济状况”、“配偶（生病、死亡等）”等。
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日本女性平均寿命约86岁，排名世界第一；日本男性平均寿命约80岁，排名世界第五）。这一方面成为日本的骄傲，另一方面也给日本带来各种问题。能不能正确应对老龄化及少子化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经济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第一节从“多生多死”到“少生少死”
据称，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日本的人口仅有1.5万人。进入绳纹时代增加到15万～25万人，1573～1600年期间增至1200万人。在17世纪日本进入了从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的转换期，由于没有频繁发生战乱，1600～1700年的100年间人口增加了1倍多，从1600年的1200万人增至1700年的2769万人。其后，人口继续缓慢增加，从1750年[2]的3110万人增至1850年的3228万人。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人口为3481万人，大正元年（1912年）为5057万人。
2008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推计）为12769.2万人，总人口比2007年10月1日减少7.9万人，其中日本人人口比上年减少13.8万人，这是战后日本第二个人口减少年份（前一个人口减少年份是2005年，比上年减少了1.9万人）。表1-1是1995年以来日本人口的变迁状况。表1-1 近年来日本的人口（推算值）（各年的10月1日的数字）[3]
马克思说，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人口增长的变化。随着日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日本人口的增长经历了战前的“多生多死”和战后的“少生少死”两个阶段。从“多生多死”转为“多生少死”的原因是，明治维新以后，虽然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与经济的增长，国民的生活较之过去有所提高，从而导致死亡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人们对结婚、生育的传统看法仍然倾向于“多生贵子”，因此，形成了“多生多死”的局面。这一时期日本的人口增长率从1880年的0.76%缓慢地提高到1900年的1.18%、1915年的1.4%。
从1920年起，日本每10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国情普查），在每两次国情调查的中间（即上次国情调查后的第五年）进[4]行一次简易的调查。根据1920年进行第一次国情调查，当时的日本人口为5596.3万人（见表1-2）。表1-2 日本国情调查人口统计（各年10月1日的数字）续表
随着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期，逐步改善了社会保障制度，为“防老、养老”而多生孩子的必要性下降；妇女的高学历化与参加工作的妇女的增加，又使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上升。此外，教育费负担与住宅条件等因素也促使“少而精”的生育观日益普及。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因素影响下，战后日本人口变化逐步从“多生”转向“少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强的水平，198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78%，1994年下降到0.23%，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0.05%。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对夫妇平均生孩子数大致稳定在两个，基本保持在能够维持人口规模不变的水平。然而，到了70年代后期，随着总和生育率（指女性一生所生的孩子的平均数）不断下降，新生婴儿不断减少。1980年全国新生婴儿减少到156.4万人，1998年减少到120.3万人，2002年进一步减少到115.6万人。
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学的进步，在“少生”的同时，“少死”的趋向也日趋明显。日本每1000人中的死亡率在1947年为14.6人，1950年为10.9人，1960年为7.6人，1970年为6.2人，1980年为6.2人，1990年为6.7年，1996年为7.2人。进入90年代以后，死亡率略有回升，但总的趋势是60年来不断在降低。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不满1岁到4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例如在1935年，日本每1000名婴儿死亡率为106.7人，1940年为90.0人，1950年下降为60.1人，1960年下降为30.7人，1970年下降为13.1人，1980年下降为7.5人，1990年下降为4.6人，1996年下降为3.8人。与此同时，促使死亡率下降的另一重要因素是65岁以上老人死亡率的下降。
由于死亡率的降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由1948年的男性56岁、女性59岁提高为2007年的男性79.19岁、女性85.99岁。日本各个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大体平衡，从2008年10月1日的推计人口看，60～64岁年龄段，男女比例相等（均占总人口的7.0%）；在这个年龄段以下，男性略多于女性；在这个年龄段以上，女性略多于男性。从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看，2007年瑞典人的平均寿命为男78.94岁、女82.99岁，日本超过瑞典成为全世界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目前，日本人死亡原因依次为癌症、心脏病和脑血管病（见表1-3）。据预测，一旦对这“三大杀手”的治疗取得重大突破，日本男性的寿命可望再延长9.09岁，女性延长8.00岁。表1-3 1900～2000年日本前5位死亡原因
但是，战后的“少生”也有过两个例外时期：第一个例外时期是1945～1950年，由于战争而推迟的结婚、生育集中到战后的最初几年，从而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潮，在战后第一次生育高潮最后一年的1949年，日本全国新生婴儿有269.7万人，这期间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当时一对夫妇平均生孩子数达4～5个。第二个例外时期是1971～1974年，由于“团块世代”进入结婚、生育期，引起了第二次生育高潮，在第二次生育高潮最后一年的1974年，全国共有209.2万名婴儿诞生。到了2007年，“团块世代”的平均年龄达到60岁，出现了“团块世代”大量退休的局面。
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人口虽然保持增加，但增速趋缓。2004年10月1日，日本男性人数在二战后首次下降。200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在二战后首次下降，比上年减少近2万人，当时日本媒体惊呼2005年日本已进入“人口减少社会”。但是，从总人口看，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又有微增，在2008年再次出现减少；从日本国内的日本人人口看，2005～2008年则有4个年头持续减少。这说明2006年、2007年总人口之所以增加2000人和1000人，是流入日本的外国人增加所致，如果限于日本国内的日本人，或许可以说日本确实进入了“人口减少社会”。2011年3月发生的特大地震合并海啸和核泄漏危机，将可能进一步加速日本人口的减少，其原因是：（1）由于在灾难中丧生的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因而使本来就在减少之中的日本人的人口额外减少了大约3万人；（2）由于对日本地震多发和核泄漏危机的不安，在日本的外国人将可能趋于减少；（3）由于在日本的外国人多为仍有生育能力的青壮年，因此如果在日本的外国人的数量减少，将加剧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这反过来又会加快日本总人口的减少。据2002年1月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的预测报告，日本人口在2027年将降为1.2亿人，2040年降至1.1亿人以下，2050年降至1亿人左右，约为目前人口的78.7%。
二战结束时，日本的人口仅8000余万。1967年日本人口超过1亿，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之一。按国别比较，2008年日本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十名国家依然榜上有名（第10名，排在俄罗斯之后），但或许过不了几年，日本将会从“世界人口前10名国家”的榜上消失，到21世纪中叶，日本或将可能从“人口过亿国家”的名单中消失。第二节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之一，特别是对于预测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动来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可预测性较强的重要依据。
在日本一般将人的一生划分为3个年龄段：15～64岁称为“生产[5]年龄”（或“就业年龄”）；14岁以下与65岁以上称为“从属年龄”（因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在生活上需依靠生产年龄人口，故称为“从属年龄”）。此外，14岁以下又称为“少龄”，65岁以上又称为“老龄”。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最主要参数是上述3个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二战前到1955年，日本的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保持在5%左右，14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保持在35%左右。其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儿童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1997年老人所占比例上升到15.4%，儿童所占比例却下降到15.3%，两者比例开始出现逆转。
据日本总务省2008年公布的调查统计，2008年度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2819万，占人口总数的22.1%。这意味着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1人超过65岁。日本是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
[6]家。而在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中，70岁以上人口达2017万，这意味着每6个日本人中就有1人超过70岁。至于75岁以上人口，也创纪录地达到1321万（其中男性498万，女性823万），75岁以上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10.3%，已突破总人口的10%。至2008年9月底，日本百岁以上人口达到36276，其中女性占86%。街头巷尾，人们总是看到老太太比老头儿更多、更活跃。预计2005～2015年之间，65岁以上人口将可能再增加740万，进入所谓“超老龄化社会”。
从国际比较看，2008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22.1%，而在人口较多的国家中，日本的这个比例更为突出，美国的这个比例为12.4%（2006年数字），俄罗斯为14.0%（2006年），中国为8.1%（2007年），巴西为6.2%（2006年），印度为4.8%（2001年）；在发达国家中也只有日本的这个比例超过20%，意大利为19.5%，德国为18.6%，法国为16.2%。日本成为全球该项指标最高的国家。
2008年，日本的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3.5%，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4.5%，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22.1%。而在1920年，这三个比例分别是36.5%、58.3%和5.3%。通过比较1920年与2008年的数字，可以看出，这88年来日本人口结构的最显著变化是：“少龄”人口的比例从36.5%降至13.5%，下降了一半多；老龄人口的比例从5.3%上升到22.1%，增加了4倍还多一点。
如果不以总人口而以生产年龄人口作分母，则可得出3个指数：“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即从属年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少龄人口指数”，即少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老龄人口指数”，即老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其中，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反映了生产年龄人口所承受的人口负担。
在2007年，日本的从属年龄人口指数为53.8%，少龄人口指数为20.7%，老龄人口指数为33.0%。而在1920年，这3个指数分别为71.6%、62.6%、9.7%。这说明当今日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虽然比过去上升了16.8个百分点，但由于从属年龄人口指数下降了17.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却比过去减轻了，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少龄人口比例下降的幅度很大（下降了23.0个百分点）。
当然，实际的“从属年龄”在不同时代会有所区别。在大学升学率上升到40%的当今，将15岁规定为从属年龄的上限未免过低，多数人到了17～18岁仍可说是实际的从属年龄人口，何况还出现了大量二三十岁还依赖父母的“啃老族”。因此，生产年龄人口负担减轻的程度不像以上统计数字所反映的那样大。
据2002年1月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的预测报告，2025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增为28.7%，2050年将增为35.7%（这意味着每3人中有1名65岁以上老人）。
从1995年开始，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开始下降，预计其下降速度到2020年以后还会加快，到2025年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将可能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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