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宁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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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账户开放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试读：
前言
资本账户开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因为资本账户开放关系到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意义更加重大。国内外学者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应的研究，通常侧重从全球范畴和宏观视角出发，较少将研究投向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因此，本书选题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关注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特别是深入剖析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存在的问题，讨论了最优开放路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个国家或多或少的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滑或停滞，中国也不例外，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寻求由资本账户开放带动的生产力进步、金融发展和深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水平。资本账户开放引进了外国投资者会带来大量资本，同时会因为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劳动力的素质也会随之提高，从而实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整体提升，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金融市场发展最核心的是多层次市场协调发展，其中包括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资本账户开放通过促进金融发展和深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本书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哪种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最适合中国使用？（2）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什么？（3）中国面临的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和挑战分别是什么？（4）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应在不同样本（世界181个国家，G20国家和中国）中是否不同？（5）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需要跨越的“门槛”以及跨越方法是什么？（6）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最优路径和政策建议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书主要通过三个部分构成论证主体，论证资本账户的经济效应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开放我国资本账户问题。第一部分论证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定义和测度方法，从而给出了研究标准；第二部分深入论证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和挑战；第三部分论证了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以及“门槛效应”，并且提出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最优路径和政策建议。
本书的创新点如下：1.提出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发展和深化两大途径起作用。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导致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变化，而这三个因素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决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而推导出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而上述因素是促进金融发展和深化的决定因素，金融发展和深化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再次推导出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2.全面实证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书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创新性地提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传导到提高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到经济增长。本书采取三组样本论证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第一组是对世界上181个国家14年间的资本开放度和经济增长率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得出结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第二组是对G20国家40年的资本开放度和经济增长率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在里面区分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得出结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G20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第三组是对中国40年的资本开放度和经济增长率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得出结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最后，将三组数据进行对比，找出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3.提出针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以及跨越“门槛”的方法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包括：贸易自由化，制度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发展。其中，贸易自由化“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制度完善“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改变汇率制度实现；金融监管“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提高金融系统性风险控制力度实现；金融市场“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实现。
本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本书对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数目有待增加，应该再纳入更多的解释变量，增强解释力度。
第二，本书选取的资本账户开放度KAOPEN指数也可以换为其他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指数或者自己创造新指数重新进行实证检验，也可以将各个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指数所做出结果进行对比，选取最优的指数，但是其他指数可获得性较差。
第三，本书在实证研究部分只研究了资本开放度和各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但是没有进一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导致解释力度下降，针对这个问题会做进一步研究。第1章导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防止重蹈美国的覆辙，纷纷对本国资本市场和资本账户采取或多或少的收紧政策。中国当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较少受到金融危机外部效应的传染，经济受到不利影响的程度较低，在此轮经济危机中尝到了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甜头，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的呼声高涨。那么，对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否不开放资本账户就是今后的最优选择？开放资本账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本书通过对资本账户开放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都是经济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争论的动因不仅在于相关理论和实证证据的缺乏，更在于资本账户开放问题对世界各国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本书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揭示资本账户开放的宏观风险，以便为我国开放资本账户提供科学依据。本书不仅注重理论分析，还注重对比分析全球181个国家、G20各国以及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应。通过实证分析，找出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应的因素，即“门槛效应”起作用的方式。针对中国制约资本账户开放经济效应的“门槛”，提出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优战略和政策建议。本书旨在为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相关关系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更重要的是，为我国金融发展战略和金融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参考。1.1 研究背景
目前，对于中国来说，资本账户开放已步入重要时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全球有目共睹：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其中实体经济的贡献极大。但是，实体经济在“后危机”时代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净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国民储蓄意识一贯较强，消费需求无法被真正刺激起来；再次，各类投资市场都存在巨大泡沫，利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风险加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存在明显的问题。因此，下一步应该寻求由资本账户开放带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金融发展及深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水平。资本账户开放引进的外国投资者会带来大量资本，同时会因为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劳动力的素质也会随之提高，从而实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整体提升，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另外，通过这些年FDI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政府应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FDI进入中国，但是，FDI的进入也会减弱政府或个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外国投资者会从中分享利益。所以，既要利用FDI带来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好处，又要防范外国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就要求我们既要打开资本账户让外国投资者进来，又要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实现经济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同时，在引进FDI时候，也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国外配置资源，享受外国资本市场的好处。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金融市场发展最核心的是多层次市场协调发展，其中包括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基本处于萌芽状态，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很不成熟，所以金融市场发展需要开放门户，借鉴外国先进的发展经验，努力实现金融证券化；同时我国信贷市场发展比较完善，应该继续保持信贷市场支持企业融资的优势。金融中介最核心的是银行，我国国内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率过高以及商业银行自身深层次的问题导致国内金融资源配置低效，国际上巨额外汇储备只能通过购买国外债券和国企对外投资的途径使用，导致国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样低下。因此，如何有效地配置银行的金融资源，是否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以及是否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来提高银行整体效率成为首要问题。当然，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国际游资有可能冲击我国的银行体系，这就需要配合使用有效的金融监管。
综上所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及其后续影响，导致中国面临多方面的经济增长压力，如何通过资本账户开放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亟待探讨的议题。1.2 选题意义
论题从资本账户开放的视角切入，本书研究的核心是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国内外学者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通常侧重从全球范畴和宏观视角出发，较少将研究投向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书选题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关注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特别是深入剖析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存在的问题和最优开放战略。
本书实证研究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是对全球181个国家1996~2009年14年间的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第二类是G20国家1970~2009年40年间的资本账户与经济增长率、人均GDP、M2/GDP、实际利率、失业率、CPI、外贸依存度和中学入学率的相关性分析；第三类是中国1970~2009年40年间的资本账户与经济增长率、人均GDP、M2/GDP、实际利率、失业率、CPI、外贸依存度和中学入学率的相关性分析。其中变量的选取是依据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即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发展和深化以及宏观经济指标。
本书一方面运用经济学和金融学基础理论，对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全面分析，不但对解决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还涉及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优路径等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证部分通过加入国际比较，深入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对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影响，进而提出如何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通过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书预期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不仅解决相关领域的学术问题，还提出我国今后国际金融战略的政策性建议。1.3 逻辑架构
第一部分：研究思路。首先，深入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内涵和外延，找出资本账户开放具体包含哪些方面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正确测度方法；其次，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稳定的影响机制，为下一步分析如何摒弃资本账户开放给经济增长带来的阻碍，和如何利用金融监管的方法解决资本账户开放给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以及在长期中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通过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风险，深入研究了决定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为后面的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出分析方向；再次，通过对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得出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且深入分析了G20国家特别是里面发达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抽象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从而可以吸取失败国家的教训，学习成功国家的经验，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战略制定提供国际依据；最后，通过前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最优开放路径以及给出政策建议。
第二部分：研究对象。本书以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速、经济稳定的作用以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别论证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其中研究的逻辑是资本账户开放会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传导到提高实体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传导到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对研究主体的论证，本书深入剖析了资本账户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进一步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部分：政策建议。本书经过对以上几对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和研究，已经十分明确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的经济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从而在政策制定时，应该努力以经济稳定为前提条件，最大可能地实行资本账户开放，并且着重开放西部和不发达地区的资本账户相应项目，可以使得落后地区通过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发展起来，以消除部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现象，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得到更加稳健长足的发展。1.4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示意图（1）技术路线示意图（2）研究方法示意图1.5 本书创新点1.5.1 提出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发展及深化两大途径起作用。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导致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变化，而这三个因素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决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而推导出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会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FDI，而上述因素是促进金融发展和深化决定因素，金融发展和深化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再次推导出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1.5.2 全面实证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书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创新性地提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传导到提高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文章采取三组样本论证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第一组是对世界上181个国家14年间的资本开放度和经济增长率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得出结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第二组是对G20国家40年间的资本开放度和经济增长率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在里面区分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得出结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G20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第三组是对中国40年间的资本开放度和经济增长率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得出结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最后，将三组数据进行对比，找出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5.3 提出针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以及跨越“门槛”的方法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包括：贸易自由化，制度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发展。其中，贸易自由化“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制度完善“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改变汇率制度实现；金融监管“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提高金融系统性风险控制力度实现；金融市场“门槛”的跨越主要是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实现。1.6 本书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方向1.6.1 本书不足之处
第一，本书对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数目有待增加，应该再纳入更多的解释变量，增强解释力度。
第二，本书选取的资本账户开放度KAOPEN指数也可以换为其他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指数或者自己创造新指数重新进行实证检验，也可以将各个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指数所做出结果进行对比，选取最优的指数，但是其他指数可获得性较差。
第三，本书在实证研究部分只研究了资本开放度和各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但是没有进一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导致解释力度下降，会做进一步研究。1.6.2 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可以进一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是如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会涉及技术溢出效应，竞争者进入后的效率提高，以及公司治理的提高。
第二，可以进一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是如何促进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深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影响。
第三，可以将世界所有国家的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分别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相关性检验。
第四，可以把实证研究中的固定效应模型换为更为精确的模型，比如Global VAR模型、DSGE模型和GMM模型。
第五，可以在研究中加入更多制度因素，并且可以做制度因素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证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分析和研究本课题。第2章资本账户开放与测度方法
本章是资本账户开放定义和测度方法的论证，是下面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标准。在这一章中首先区分了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等几组概念，使得我们下面的研究主体能更加准确；其次，对资本账户测度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总结，并比较了各种方法之间的差异性和优劣，最后选定KAOPEN指数作为本书的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指数。2.1 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开放的定义与相关理论
从近年相关学术文献对“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引用次数来看，该三个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探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时，常会发现简单地将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等同起来，导致概念混淆，因此，首先有必要明晰上述三个概念，才能进一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问题。
首先来看“资本账户”的定义。世界银行（World Bank）给出的定义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资产组合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账户在内的账户。其中，FDI主要是指长期资本投资，例如机器、厂房和建筑物的购买；资产组合投资是指对证券的购买；其他投资是指银行账户的资本流动或贷款；储备账户是指为了对冲市场上的资本流动而由央行操控的账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出的定义是指除贸易和服务产生的资金流动以外的资金流动，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等几大类。资本账户开放过程是一个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居民与非居民持有跨境资产及从事跨境资产交易，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过程。资本账户开放的标准本身也在不断放宽。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研究最早最深入，其界定的资本账户开放标准基本得到各国的认可。在1996年之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率限制年报》的定义标准，只要没有“对资本交易施加支付约束”，就表示该国基本实现了资本账户开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原先对成员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单项认定，细分为11项。如果一国开放信贷工具交易，且开放项目在6项以上，则可视为基本实现资本账户开放。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账户开放标准进一步放宽。可见，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是完全放任跨境资本的自由兑换与流动，而是一种有管理的资本兑换与流动。
其次来看“金融开放”的定义。Bekaert和Harvey（1995）认为金融开放包括资本账户开放、股票市场开放、ADR、国家基金发行、银行改革、私有化、资本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等七个方面。官方储备资产存量的走势提示我们应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分别审视金融开放这一概念。Prasad等人（2003）曾指出，金融一体化或金融整合（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程度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结与融合的程度，金融全球化（Financial Globalization） 则是指世界各国、各区域的资本市场的联结与融合程度日益提高的趋势。显然，这些概念包含了官方储备资产的交易，是广义的金融开放概念。然而央行外汇储备的交易通常基于放缓本币升值、防范金融危机的考量，而非出于开放资本市场的动因，资本流动性、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资本账户可兑换性等传统的指标概念一般反映的是私人资本进出国境的难易程度，并不涉及官方资本，因而是狭义的金融开放的概念。在实证研究中，广义和狭义的金融开放指数都各有所用。例如，广义的金融开放指数适用于综合考察一个经济体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结与融合程度、本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双向影响力；在研究一个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放松资本管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的实施效果时，则应采用狭义的金融开放指数。
最后来看“金融自由化”的定义。Kapur（1976）和Mathieson（1980）等人在R.I.McKinnon和E.S.Shaw（1973）的分析框架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模型，他们分析出金融自由化的标志就是金融资产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金融相关比例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汇率的限制，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让金融商品的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第二，业务自由化。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交叉业务，公平竞争。第三，市场自由化。即放松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第四，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Williamson（1998）将金融自由化扩展为放松利率管制，消除贷款控制，金融服务业自由进入，尊重金融机构自主权，银行私有化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六个方面。
如果将世界银行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度定义与Bekaert和Harvey（1995）提出的金融开放定义以及Williamson（1998）提出的金融自由化定义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定义中，资本账户开放从属于金融开放，而且都强调FDI的引入；私有化和资本流动是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共同的标准，而其他大多数的标准都是不同的。
因此，概括来讲，广义的金融开放偏重于指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全面开放，狭义的金融开放偏重于指本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而金融自由化则偏重于指本国金融市场自身的开放程度，换句话说，广义的金融开放以本国政府制定的对外金融开放政策为主导，狭义的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则是以本国政府制定的对内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为主导。因此，广义的金融开放加上狭义的金融开放就包含了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于金融自由化。可见，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将其混淆，则无法分析国际金融的相关问题。此外，资本账户开放则是金融开放的一个分支，主要表示的是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简单地把资本账户开放等同于金融开放，是片面的、断章取义的。因此，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是相互完全不同的概念，将其区分清楚，对后续研究的意义匪浅。
综上所述，本书侧重研究的是资本账户开放，也就是金融开放的最大分支，而且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开放在侧重点上是一致的——都侧重于FDI的引入和证券市场开放。本书通过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反映金融开放最核心的问题，金融开放的其他分支在短期内无法见诸实效，例如银行改革和私有化等，而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问题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就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2.2 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及创新
资本账户开放包括名义（De-jure）资本账户开放和实际（De-facto）资本账户开放两种类型。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测度也是依据该两种类型而产生，两类方法各有利弊，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国外学者的研究甚丰，Chinn-Ito、QuinnBekaert、Harvey和Rodrick等经济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测度方法，运用的指标各不相同，本节综合分析了各个经济学家的方法。2.2.1 名义（De-jure）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
名义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又称基于规则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是指基于一国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的测量，反映了一国行政当局对资本账户管制强度的大小。常用的指标包括基于IMF出版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AREAER）年报》（以下简称AREAER年报）所建立的二元哑变量指标，Milesi Ferretti和Grilli（1995）、Rodrik（1998）等人所采用的测量一定时期内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Share指标，Quinn（1997）所建立的CAPITAL指标，Klein和Olivei（1999）针对OECD国家的K-O指标以及Chinn-Ito提出的针对世界182个国家的KAOPEN指标等。其中，二元哑变量指标过于粗糙，Share指标只能反映一定时期内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而CAPITAL指标虽能较好反映那些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运用间接税收手段控制资本流动的国家的情况，但对于以直接的行政管制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的中国却不太适用。下面根据不同类别的数据库资料，就不同的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进行分类研究。1.基于IMF的AREAER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1）虚拟变量法。最早的二进制方法是用0表示没有资本管制，1表示完全管制。AREAER年报提供了最常见的二进制方法的数据库，但是这种二进制方法过于单一，无法覆盖更多的资本账户开放情况，而且也无法表示各个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
二进制方法之后，出现了基于IMF数据库的详细国别数据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测度方法。自从1996年开始，AREAER年报形式改为分国别的详细的13大类资本账户管制数据。相比1996年之前的仅6大类数据：双边协议支付、经常账户交易支付管制、资本账户管制、进口附加费、巨额进口定金以及出口收入退税，13大类分项数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分类很详细，指标体系连贯，但是没有区分资本流入和流出，不够精确。
在上述细化的二进制方法之后，出现了份额法，即通过AREAER年报提供的信息来计算一定时期内资本开放年数的占比，这样就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一段时期之内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平均值，但是不反映某一年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此方法计算起来较为简单，数据容易获得，但是不能细化各个国家之间资本账户开放或管制的差异程度，并且没有区分资本流入与流出。Grilli和Milesi-Ferretti（1995）以及Rodrik（1998）对所有IMF成员国家1966~1995年的数据进行了加权平均，构建了Share指数。Klein和Olivei（1999）利用21个OECD国家1986~1995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份额法研究。（2）改进的虚拟变量法。承接上面份额法的另一种方法是强度法，这是在虚拟变量法的基础上出现的改进的方法。
Quinn（1997）提出CAPITAL法和FINANCIAL_CURRENT法。此方法通过两个指标来度量国际金融开放和监管的程度，一个是CAPITAL，另一个是FINANCIAL_CURRENT（简称FIN_CURRENT，下同）。这两个指标都是基于IMF的AREAER年度报告的数据计算而得，他们构建了可以描述政府政策立场相关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他们不仅能描述以前IMF做过的用0和1描述的资本账户开放与否，而且可以清晰地描述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大小。CAPITAL指标以0~4记分，每0.5分一个单位，分别表示从资本账户完全不开放到完全开放的情况。FIN_CURRENT指标描述国际贸易中对于商品和劳务的管制是否适应政府的政策措施。FIN_CURRENT指标以0~8记分，每0.5分一个单位，有8档适应性水平，并表示国际贸易中经常账户中的两项的分数：贸易项（出口额和进口额）以及无形贸易项（金融服务和其他服务的支付和进项）。Quinn（2008）将以上两个指标的分数区间转换为0~100的分数区间，即100×（CAPITAL/4）和100×（FIN_CURRENT/8）。其中，CAPITAL指标区分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管制，即区分了资本的流出和流入管制；而FIN_CURRENT指标也区分了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管制。当利用CAPITAL和FINANCIAL_CURRENT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时，需要做很多年的相关性研究来分析对于他们作为解释变量的潜在影响。这一方法因而促进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微观研究，并且样本包括了多达76个国家。
另外，Chinn-Ito（2007）提出了KAOPEN指数法。KAOPEN法是基于二进制的虚拟变量发展而来，根据AREAER年报中跨境金融交易的管制程度计算出来的。从1996年开始，Chinn-Ito给以下四类主要表现管制程度的哑变量赋值：他们分别是表示多重汇率的变量，表示经常账户管制的变量，表示资本账户管制的变量和表示出口退税要求的变量。在1996年，AREAER年报的分类方法发生了改变，所以上述四种分类方法也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资本管制政策的复杂性。之后Chinn-Ito从关注资本管制转变到关注资本账户开放，使用了五年时间窗口的工具变量SHAREK，利用SHAREK构建出KAOPEN指数。KAOPEN指数反映了跨境资本交易的大小，而其向量特征也是基于SHAREK指标的。KAOPEN指数的优势首先是它度量了资本管制的强度，这一强度和其他国际资本交易管制共同存在，并且有相关性。虽然KAOPEN并不是严格度量跨境资本开放管制一项，而是度量不同种类的资本管制，但是，度量资本管制的外延要比直接度量资本管制强度更优化。
KAOPEN是第一个用四档强度度量资本开放度的方法，它有两个更为先进的特点：首先，KAOPEN度量的是资本管制的强度，而这一强度是和国际交易的其他管制相关的。有人可能会说KAOPEN指数只是度量了资本管制的外延部分，因为没有直接反映跨境交易的严格管制，只是度量了存在的不同种类管制。但是，度量资本管制的外延其实是度量资本管制内涵很好的替代方法。更重要的是，它的范围在所有资本账户开放指数中是最广泛的（包括181个国家从1970到2009年的数据）；其次，基于KAOPEN的本质，它代表的是De-jure法度量的资本账户开放，因为它关注的资本账户交易是宏观调控的管制。然而，它不同于基于价格机制的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即De-facto法。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主要还是政府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De-jure法范畴内的KAOPEN法无疑是目前来讲资本账户开放度测量最具权威的方法，它比其他De-jure法和De-facto法都能更准确和有效地度量资本账户开放度。2.基于OECD国家数据库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
基于OECD国家数据库，出现了OECD准则法。此方法只适用于OECD国家，是OECD国家每年出版的资本账户开放准则的报告里披露的。资本账户开放准则报告的每一卷都提供了同时期内国际交易的管制程度数据，包括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流动性、资本市场的证券准入、买卖证券、房地产运营、金融信贷以及个人资本流动。OECD国家同时也会区分资本账户管制是否应用于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以及机构投资者。总体而言，资本账户开放准则报告中会报告出11大类资本账户交易是否存在管制。
Klein和Olivei（1999）建立了一个代表11个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变量。此变量的范围从0到1，并且给予任意一个国家赋值时都在这个范围内增量为1/11。以1986年到1995年这个时间段举例，这个变量四个最大的值是0.89（德国）、0.92（美国）、0.92（荷兰）以及0.93（英国）；同时，两个国家的值低于1/2，希腊（0.49）和葡萄牙（0.43）。IMF所采用的评估一个国家金融管制的分类方法是对于外汇支付（进口，劳务，资本）的管制，以及对于外汇收入（出口，劳务，资本）的管制。为了评估一个国家金融管制的严格程度，Klein对每一个外汇管制维度采用了一个简单的0、0.5、1、1.5、2的刻画标准，从0开始，0代表进口支付被禁止，2代表进口支付无管制。其中六个维度从0~12记分，0代表一个封闭经济，而12代表一个开放经济。另外，0、0.5、1、1.5、2方法被加入到国际法律协定中来约束一个国家管制外汇和资本流动的能力。以欧盟为例，要求成员国之间减少资本流动壁垒，当有新的国家加入欧盟时，该国就必须同意开放本国金融市场。OECD和IMF的成员国都遵守相应的金融开放准则。0~14的金融开放测度方法叫OPENNESS，它是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另一个被解释变量叫CAPITAL，它是测度一个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指标，CAPITAL是OPENNESS的一个组成部分。Klein分析了21个OECD国家从1950到1988年的法律准则，包含了819个观测样本。冰岛和卢森堡被排除在外，因为二者的经济规模太小并且与其他经济体有内生性。3.基于各国年度数据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基于各国年度数据的，主要有Montiel-Reinhart（1999）强度法以及Abiad和Mody（2005）强度法。Montiel和Reinhart发展出从1990~1996年基于15个国家国际交易的年度数据的管制强度方法，这15个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捷克、埃及、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乌干达。这个指数范围从0到2，并且与其他指数不同的是，数字越大代表资本账户管制越严厉。特别的是，特定年份的特定国家强度为0时，表示“没有对资本流入进行管制或征税，并且没有对于国内金融机构在国内债务的限制”。而数值1表示管制形式是“过分谨慎的管制（比如对于银行外汇披露的严格限制）”，数值2表示“显性方法的存在，比如禁止交易、存款保证或金融交易税都是为了限制资本流动”。如何给一个特定年份的特定国家赋值，是基于该国中央银行年报中提供的信息。这15个国家中的每个国家在1990年都是从资本管制指数为0开始。在1990到1996年之间，10个国家保持了数值为0，另外5个国家变为数值2。唯一的中间案例是哥伦比亚，在1991~1992年之间，它的数值是1，而1993~1996年变为2。因此，这些数值从1990~1996年开始用来构建“Shares”，数据范围是0、1、2还是0、1的差别是很小的。
Abiad和Mody（2005）则是从信用管制、利率管制、进入壁垒、法规条例、金融部门私有化和国际业务这六个不同的侧面考察金融开放程度，他们考察了1973~1996年36个国家，对每一项作一个赋值，赋值在0~3之间，然后加和，得到金融开放度指标。虽然这种方法从多个侧面比较全面的考虑了金融开放程度，但是其数据域小，而且不同侧面间的相关度较高。2.2.2 实际（De-facto）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
与基于政府法规管制而做出的名义资本账户开放测度不同，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指标是基于事实资本流动程度而提出，反映的是一国实际的资本流动情况，它往往采用反映真实经济运行的相关指标来构造测度指标。其测度方法主要包括Feldstein和Horitoka（1980）建立的储蓄—投资相关性指标、Kraay（1998）使用的资本流量/存量规模指标、Bekaert（1995）建立的股市收益率相关性指标等。这些指标均有或多或少的不足。相较而言，Edwards和Khan（1985）在利率平价法的基础上，吸收了总量规模法和储蓄投资相关系数法的合理成分，提出的半开放国家利率决定模型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测度更为合理。在此之后，Haque和Montiel（1990）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使其可以应用于缺乏市场利率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分析。即使有越来越详细的信息，名义资本账户开放的指标也仅仅显示了金融全球化的一方面。例如，正如Edwards（2005）指出的，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已知的资本流动时常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
由此，学者们便常常转向用实际资本开放测度方法或“混合”测度方法来衡量一个国家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程度。这些指标探讨了资本流动提高而导致的可观察的现象，如资本流动总量的大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1）、可为外国购买的国内股权部分（Bekaert, 1995年；Edison和Warnock, 2003年）、储蓄和投资间互动关系的降低（Feldstein和Horioka, 1980）或国内国外汇率的集合（Dooley、Mathieson和Rojas-Suarez，1997年；Quinn和Jacobson，1989年）。Lane和Milesi-Ferretti（2006及之后，LMF）提出的许多学者认为最实用的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测度衡量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的开放程度TOTAL（见KPRW的讨论）。TOTAL是一个国家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部分。因为TOTAL汇总了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证券投资数据，所以不会因为变化和对FDI定义的标准不同以及在一段时间内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证券流动而干扰TOTAL。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是一种有效评估政府政策的测度方法，也是受政府政策立场影响更多的测度方法。金融方面完全开放的国家仍可能存在资本流动很少，许多公司选择在一些存在资本管制的国家投资是因为资本账户的限制（例如，获得那些在封闭市场情况下没有的特权），这表明金融全球化的流动方法可能部分是由于名义资本账户开放的限制。最后，一个国家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受很多不同的、非政府因素的影响。法国、德国和荷兰等许多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没有重大改变，而TOTAL值在1994~2004年间却从100%的增长到300%。Shatz（2000）基于57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管制建立了资本账户开放指数。Desai等人（2004）运用了Shatz创建的指数对跨国公司的资本管制做了深层次分析。下面就典型的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测量指标进行分类研究。1.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相关指标的测量方法
储蓄率和投资率是反映真实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对两者的相关性研究成为最早的跨境资本流动管制的测度方法之一。Feldstein和Horioka（1980）分析了大量国家储蓄和投资的行为以测量资本流动的“真实”程度，提出这两个数据系列的相关性是反映资本流动管制的好指标。在一些特定的年份中，储蓄和投资在一个资本账户严格管制的国家可以匹配得很好，而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储蓄和投资之间不需要有相关性。Feldstein和Horioka发现，1960~1974年间（同时也是3个“5年计划”的15年），平均储蓄率和平均投资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基于这一发现，他们得出结论：资本流动受到了严重的管制。但是这一结论遭到很多质疑，因为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经济运行中具有内生性的两个变量，在没有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前提下也可以是高度相关的。
储蓄—投资率指标是从实体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对资本开放程度进行考察，后来学者也有从微观经济实体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研究。如Henry（2002）提出的资本账户测度实证方法。Henry所采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际金融集团公司（IFC）金融数据库，IFC收集了从1980年到1994年11个发展中国家非金融类企业中100个最大的公开交易企业的财务年报。只有IFC提供一个国家股票市场开放前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数据，才能加入到样本里来。最后，样本总数是369个企业，这个样本足以验证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2.基于资本市场运行的相关指标的测量方法（1）股票市场相关性指标。这种相关性指标往往只能测量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开放程度，它主要通过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和其他国家或者世界收益率的相关关系，或者研究股票市场开放程度指数，来刻画出其资本账户不同的开放程度。
Bekaert（1995）和Aherane（2000）提出了用1减去IFC可供投资部分和全球指数的资本市场化比率。可供投资指数包括可视为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在全球指数中的股票指数。因此，1减去两个比率可以被解释为度量外国所有权管制的强度测度方法。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很明显，就是它只能表示对证券流入的管制。而Bekaert（1995）与Edison和Warnock（2003）提出的股票市场开放程度指数的测度方法是基于成员企业的市场资本化率，即每个国家的IFC投资指数比IFC全球指数。IFC全球指数不受一些特定的管制，而是用来代表每个国家全部市场资产组合的指数；而IFC投资指数是用以代表外国投资者可投资的本国股票的资产组合指数。如果比率是1则说明外国投资者可以购买所有股票。这个方法被称为“开放强度”法。他们还通过计算每个国家投资指数和全球指数公司数目的比率开发出一个相关的方法就是“替代强度”。在两种方法中，完全管制的国家强度是0，完全自由化的国家强度是1。（2）利率市场相关性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出进行套利，导致国内利率和世界利率符合利率平价公式。因而，对国内—国际利率对于利率平价条件的偏差进行考察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该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流动开放程度。Edwards和Khan（1985）基于利率平价首先定量的测量了拉丁美洲的国内—国际利率关联性，提出的半开放国家利率决定模型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测度更为合理。然而，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压抑管制，利率市场化水平低下，导致作为模型基础的市场出清的利率得不到统计。针对这种缺陷，Haque和Montiel（1990）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使其可以应用于缺乏市场利率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分析。在此之后，Reisen和Yeches（1993）基于上述模型，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做了技术性处理，使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时变参数估计方法，测量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资本开放程度。3.基于总量比率的测量方法（1）流量指标。流量指标往往通过考察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一年）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与GDP之比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近似性刻画。Kraay（1998）和Swank（1998）提出的用真实资本流入和流出比GDP的比率作为度量资本自由流动的方法。他们根据各国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信息，具体计算各个项目下资本流动的情况，然后用各国的GDP进行标准化处理。问题是，正如调研者说的那样，真实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受一系列政策和环境影响，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全球经济和金融气候以及政治环境，不仅仅是受到资本流动的管制。因此，这一方法不像是有效的资本账户测度方法。
Edison等人（2002）通过比较Quinn（1997）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也提出两个使用流量指标的度量方法：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资产组合流动的总资本流入量，以及总资本流动量（流入量加流出量）。资本流动量占GDP的比率越大，可以表示资本开放度越大，不仅因为国内居民可以向国外借款，还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购买外国资产多元化他们的资产组合。这两个变量相互的相关系数为0.95，他们和IMF的三种度量方法的相关系数大约为0.25。资本流动流量测度法不像之前的方法那样主观。然而，它的缺点是资本流动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即它会面临内生性问题。同时，它们会出现遗漏变量的悖论，因为政策变化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和资本流动，而这会在这两者之间产生虚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当我们提出另外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数时，需要特别注意内生性问题。Edison和Warnock（2003）提出一个度量外国占有本国资产管制的新方法，这一方法展示了在某一时间点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资本管制的强度。这一测度方法借鉴了一部分Ahearne、 Griever和Warnock（2004）的截面数据，同时基于IFC的数据库。特别的是，对于29个新兴市场国家，IFC发布了两类资产价格指数——全球指数（IFCG）和投资指数（IFCI）。因为IFCI指数是由IFCG股票指数减掉外国投资者不可持有的部分组成的，IFCI和IFCG两个指数的市场资本化率是度量一个国家股票对于外国投资者可持有性，其中1减去这一比率是对于外国投资者所有权管制的度量标准。（2）存量指标。存量指标是根据一个经济体对外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存量数据，并且用该经济体的GDP进行标准化来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存量指标的好处是综合反映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多年累积的影响，弥补了流量数据波动性较大的特点。基于Lane和Milesi-Ferretti（2006）提出的关于147个国家从1970年到2004年的国际资本流动指数，便是使用了存量指标。国际资本流动指数计算了总外部资产和总外部负债对GDP的比率。这一指数叫LMF指数，LMF指数值越大，表示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越开放。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指数是相对于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对GDP的比率在金融或资本市场的类比指数。4.融合名义资本账户分类的“混合”测度方法
Edwards（2007）曾提出过“资本账户开放三类新指数”，其中提到的两类指数属于“混合”性质的实际测度法。第一类是Capital Mobility或简称为CM指数。Edwards的新指数综合了Quinn（2003）和Mody以及Murshid（2002）的方法和分国别的详细数据。建立这个指数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Quinn和Mody以及Murshid指数的范围是具有可比性的。新指数的范围从0~100，数字越大表示资本流动性越好；数字100表示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第二步，Edwards在新指数中运用了Stata的“impute”功能来处理观测值缺失问题。为了给缺失的观测值归纳出初始值，他采用了Quinn和Mody-Murshid方法的原始指数的滞后值，分别为采用进口关税比进口量计算得出的开放度，采用进口加上出口比GDP计算得出的贸易开放度范围，以及人均GDP。第三步，Edwards利用国别数据修正了前面提到的用“impute”功能处理过的初始值。新指数覆盖了从1970~2000年的时间跨度，并且包括了163个国家的数据（虽然不是每个国家每年的数据都存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这个新指数相对于其他指数是一个很明显的改进，但是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它不能很明显的区分资本流入管制和资本流出管制。
另一类“混合”测度指数是基于Miniane（2004）提出的以34个国家作为样本的指数。它基于IMF编辑的从1996年开始的详细的国别数据，其中包括13类资本账户管制方法，包括对于股票市场流入和流出的资本管制、货币市场工具、共同基金、金融衍生品、商业信贷、担保、信用证、直接投资、利润回收以及房地产交易。Miniane（2004）采用国别原始数据重新计算了这个指数，将样本空间扩展到1983年。这个指数被称为Miniane或MI指数，它从0~100，MI越大代表资本账户管制程度越大。
实际上，基于Lane和Milesi-Ferretti（2006）提出LMF指数、CM指数和MI指数，便是Edwards（2007）所总结的“资本账户开放三类新指数”。这三个指数有一些重要区别。首先，CM和MI指数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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