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祥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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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与感觉结构：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观念试读：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独特的英国视角当我们从整体语境的角度回顾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波澜壮阔的思潮涌动时，首先抓住我们眼球的往往是所谓“理论的突显”。乔纳森·卡勒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总结认为，“理论”这一20世纪出现的特殊事物，因为它的跨学科性质，因为它对常识的批判分析，对思维的探索，从而彻底改变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这场轰轰烈烈的理论的勃兴和跨界之旅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第一，它突出强调了文学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文学的定义”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它使得“什么是文学”这一提问成为可能；第二，它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系统的冲击，建立了许多既相互对立又深度关联的新的理论体系，历史地改写了文学研[1]究的面貌。然而，一旦跳出这种肯定性的总括，我们便能清晰地发现：一方面，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这些20世纪的“理论英雄”们，几乎成了阐述当代问题无法绕过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隐约发觉，这样一条常常被概述为“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线索，实际上业已成为某种“话语霸权”。它在我们试图进入历史的细部进行考察时常常会遮蔽一些问题，或者将一些异己的因素化约到自己的“刻板印象”当中。
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时，这种紧张感就尤为明显。它提醒我们时刻注意，还存在这样一类与常常被视为“主体”的那些理论之间充满复杂张力的独特的观念与理论体系，提醒我们注意这类思考的形成过程及其自身的独特性。如果加以历史地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理论与兴盛于欧美的理论及其派生的文学文化理论之间总体上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伊格尔顿曾调侃英国的传统批评家们“就像一些负责知识移居的官员”一样对外来的思想挑挑拣拣，以此筛选出符合“资产[2]阶级口味”的新工具。然而，与这些秉承“资产阶级口味”的批评家截然不同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对待舶来的理论也绝非欣然接受。他们不仅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等兴盛于欧美的各种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同时也对在他们内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建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理论资源，如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进行了长期审慎的观察和激烈的争论。这些内部和外部的论争最终赋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别具一格的理论面貌和历史价值。王杰在《漫长的革命：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中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要贡献做出三点概括：①论证了文学和审美的物质基础；②重新思考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③[3]关于当代大众文化实践积极作用的研究。笔者认为还可以补充两点：①实现了许多当代批判理论的英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化；②重新思考了一些传统思想资源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历史贡献都是和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斗争与理论论争密不可分的，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仅仅在思想演变的脉络中看待这些成就，是无法实现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反思的。而考察这段历史最好的坐标，就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工人运动、文化研究等各方面影响重大的英国新左派运动。英国新左派运动赋予一批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同路人一个共同的历史身份：英国新左派；它还为英国新兴的左派思想提供了参与政治实践的另一种途径；它同时也为这些思想和理论的争鸣提供了舞台；最后，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与思想运动，它贡献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实际运动结束后的时代中依然发挥重要的影响。就本书而言，将要重点考察的几个人物，如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本身就是新左派运动的核心成员；他们的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都与新左派的具体历史密不可分，而他们的思考也是构成这场运动的一个部分。因此，将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放归到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当中，在新左派紧张而复杂的内部、外部关系中研究其独特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及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此我们不妨先对本书的关键词进行简要的阐释，并以此勾勒本书的问题意识与切入角度。第二节 英国新左派
对英国新左派历史的回顾并非要重复一段世人皆知的历史叙述，而是为了凸显这段历史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关联、矛盾与分歧。应当说，英国新左派自诞生之初就包含诸多深刻而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特征，它们不仅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更直接构成了这些代表人物思想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并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要在这种无法化约为“一脉相承”的特殊而紧密的关系中把握这些人物，或许就得借用伊格尔顿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的概括：与其说是某些永恒不变的“本质”，不如说是一个具有交叠特点的网络。[4]一 英国新左派的诞生
英国新左派的出现至少与两种思想传统和两个政党组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既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深深扎根的思想土壤，又是他们审视当下、反身自问乃至寻求突破时的参照与批判的对象。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则既是英国新左派与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产生关联的必要途径，又是刺激后者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直接因素。
更为具体地看，二战之后急剧变化的英国社会生活和冷战时期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则是英国新左派诞生更为直接的推动力。研究者张亮指出，二战结束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内部都积聚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同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两个政党的周围。虽然就当时而言，不管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工党内，也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都不占据领导地[5]位，但他们却始终保持对政治和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深度介入。如果以和英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标准，这些知识分子最初大体可以划分为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党内异议分子”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自由左翼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持左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工党政府的右倾、斯大林主义的侵蚀和冷战意识形态的笼罩，使得他们的言论和活动空间一度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不同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又各自面临不同的直接冲击。最终，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双方主动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困境中全力寻找新的突破口，由此便诞生了后来的“新左派”。“党内异议分子”最为集中的代表是由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历史小组”。他们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注中，都日益明显地感觉到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陷入僵化与教条之中。机械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模式，一方面限制了对英国历史的广泛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又对战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而复杂的变化缺乏解释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党内的官僚与机械作风，以及自身的边缘化位置，汤普森等人很难开展对既有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当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欧美左派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震动之际，汤普森等人迅速做出反应并争取到了一些进行批判与反思的机会，然而这些努力也很快受到压制。终于，同年10月、11月间发生的苏联入侵匈牙利的事件使得这部分知识分子与英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包括汤普森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人宣布退党。在共产党的体制之外寻求新的社会主义政治途径，成为汤普森等人之后的目标。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群体，那就是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与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掌控权的军事行动。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帝国强权在英国政治当中的阴魂不散，也等于宣告了战后十年以来英国左派，尤其是自由左翼的政治努力的失
[6]败。“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将一批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推到了一个艰难的境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主导性力量的暴行，让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身的边缘化。如何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和令人失望的国际形势的裹挟中突围，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并谋求新的希望，成为英国新左派诞生的思想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场非体制化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英国新左派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场运动最初的主导者是汤普森和霍尔等人，他们起先分别代表上述两种不同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的突围努力，之后很快在相互之间形成了互动，并且联结起包括威廉斯等人在内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参与者和受影响人群则来自各行各业，其身份涵盖了教师、学生、工人、作家、外来移民、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乃至女性主义者等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与成员的多元性相对应的是新左派组织形式的开放性——由散布于英国各地的读书会和俱乐部开展讨论和政治运动，活动地点则包[7]括高等学府、成人教育机构、杂志编辑部和咖啡馆。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顺应客观实情（成员的多样和地点的分散），另一方面也是早期新左派核心成员有意为之，为的是抵制可能出现的僵化与官僚作风，而这一特点也对新左派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松散的组织形式之外，新左派也拥有自己核心的思想阵地，那就是由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勒等担任编辑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霍尔和拉斐尔·塞缪尔等担任编辑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以及1960年这两份杂志合并后创刊并延续至今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本书所要探讨的新左派人物，他们各自思想的构建以及与其他成员的冲突，他们与各个时期新左派内部“核心辩题”的关系，除了个人专著之外，在这三份杂志中总能得到充分而及时的体现。
英国新左派运动历经20多年，无论在政治实践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对英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英国新左派的活动横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讨论的问题涵盖历史与当下、国内局势与国际形势、具体策略与理论方法等各个方面。就政治运动而言，他们参与了工人运动、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妇女运动等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思想理论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殖民”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各个人文学科研究的面貌，对日后兴起的许多思想运动意义深远，并直接催生了英国的文化研究。二 英国新左派的论争
在摆脱了原有的理论教条和局限的方法论的束缚后，新左派在思想上的活力得以释放，所探讨的问题和领域无论从广泛度还是新颖度上都呈现爆发的态势。参与者的多元化也同时决定了论题、立场和角度的多元化。而与这种广泛和多元相伴而生的则是新左派思想内部的激烈碰撞与分歧。在英国新左派的历史当中，核心的思想论争发生过至少四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早期新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第二次是60年代初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第三次是60年代中期第二代新左派对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观念”发起的冲击；第四次是70年代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之争。概言之，这些论争所关注的是新左派自身与当时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英国新左派的论争并不像概括的那样分期明确，围绕各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辩论不仅前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往往绵延甚久，在时间和内容上常常相互渗透、相互阐发。这种绵延与渗透一方面增加了历次论争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组织松散、差异明显的新左派思想家之间的特殊关联。
英国新左派论争的另一大特点是内部张力明显。这不仅是指形成冲突观点的对立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还包括曾经或有可能被归为同一立场的人物内部的不容忽视的差异甚至直接冲突，以及一些人物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几次重大的论争作为重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总是能受到一定关注的话，这类相对细微的思想交锋则更容易被追求体系化和一致性的论述所淹没，甚至干脆被忽视。而这些细节在关于新左派的文化观念的梳理当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节 “文化”与“文化观念”
严格来说，用“观念”来指称英国新左派围绕“文化”建构起的论述，效果并不完美。一方面，“观念”一词似乎总是意味着一种相对抽象的思维方式，一种从具体的对象当中提炼某种纯粹的本质或关系的冲动，而从后面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到，这与新左派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完全相悖的；另一方面，新左派对“文化”的思考是逐步深入和复杂化的，而当最初略显零散的思考最终被引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阐释时，它所形成的丰富的论述已经可以被称为一种“理论”。但是，考察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新左派的文化观对“理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抵制。对新左派，尤其是早期新左派而言，“文化”原本就是用来对抗被视为抽象的理论教条的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意识又在两代新左派的“经验”与“理论”之争中被进一步放大，事实上成了新左派文化论述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尽管最终形成的“文化唯物主义”确实具备了理论化的内在诉求，但我们依然不应忘记汤普森用《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彰显的对“理论”形式本身的警惕。所以，本书选择使用“文化观念”，一方面是为了淡化其“理论”的外观，另一方面也意在凸显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除此以外，“文化观念”一部分也来自新左派成员之一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启示，他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当代意义重大但同时又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文化”进行了一番阐释，书名就叫《文化的观念》。
英国新左派围绕“文化”的讨论涉及文化的定义、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与历史和当下的关系，尤其是英国自身的文化与当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不仅包括历史与现今的经验考察，同时也包括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批判性思考，特别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存在的缺陷的审视与补充，以及对来自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审慎态度。从新左派内部思想交锋的角度来回顾这些讨论，首先吸引人们注意的就是它们所体现的第一代新左派与第二代新左派之间的显著差异。“文化”大讨论的标志性开端是理查德·霍加特出版于1957年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其核心著述还包括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长期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两本著作以及汤普森的评论性文章《长期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和威廉斯的《文化是普通的》（“Culture is Ordinary”，1958）等一系列文章。这几位早期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共同开创了新左派关注研究文化问题的传统，并将文化问题与如何看待英国文化传统，如何理解英国文化现状和如何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业已暴露的理论上的局限性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日后被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这一英国新左派重要思想贡献的基础。然而，早期新左派这种被认为基于平民化、经验化和带有怀旧感伤气质的思考，自60年代以来便遭到了以佩里·安德森、汤姆·奈恩和特里·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批评。他们在《英国工人阶级》（“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当前危机的起源》（“Origin of the Present Crisis”）、《批评与政治：威廉斯的工作》（“Criticism and Politics：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等文章中质疑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分析，焦点主要集中在：这种经验式的考察是否能够保证其研究是“唯物主义”的；英国的思想传统与革命传统在当今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是否具有他们所认为的价值；他们提出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是否能够作为有效的斗争武器和值得争夺的战场。从根本上说，第二代新左派怀疑的是早期新左派的理论水平和他们与英国传统观念乃至精英主义文化之间的“暧昧关系”。表面上看，新生代的批评并未给威廉斯、汤普森等人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威廉斯的威尔士研究、戏剧研究和《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等显然是沿着他们设定的路线逐步进行的，但实际上他们与新人之间的思想交锋已经打响。在提供了上述出色的具体研究成果之后，威廉斯与汤普森也开始针锋相对地回应后者的批评。汤普森用《英格兰的独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回击了安德森等人对他的“民族主义”指责，用《理论的贫困》批评了第二代新左派倚仗欧洲大陆新兴思想资源，过分贬抑、轻视英国本土革命传统的创造力的所谓“国际化视野”；威廉斯则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文章再次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借助分析并吸纳第二代新左派深感兴趣的一些“新”的理论资源来支撑、完善自己的观点，尝试进行“希望的资源”的整合，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当中坚定地明确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具有总括意义的概念。
上述的论争在国内现有的相关领域研究当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其进展与意义往往被高度压缩。这种压缩使得许多重要的细节与差异被忽视，尤其是早期新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无法展开，由此也使得我们无从窥见其中深层次的复杂性，特别是这些复杂矛盾对日后英国新左派思想发展的影响。在“文化”讨论的初期，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与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共同奠定了“文化”这一主题。同时，威廉斯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的回应霍加特的文章《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文化》，以及二人共同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一期的对话《工人阶级的态度》（Working Class Attitudes），似乎都显示出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然而实际上不仅在新左派合流之前他们鲜有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无论是立场还是观点都存在分歧。后人对二人此阶段工作的批评中往往会提到他们的“怀旧”与“保守”，提到他们对逝去的文化环境的天真幻想，然而事实上他们最大的差异正是在这一层面。对霍加特来说，英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有机共同体”，他们拥有自己共同的文化，而他试图寻找的，是对这一文化和传统的合理有效的分析，这一分析既有别于利维斯式的“精英主义”，也有别于奥威尔等人的左翼批评。在他看来，当时对这种共同体文化最大的威胁来自随消费主义而兴盛的各种“流行文化”，正是这些流行文化的肤浅、庸俗摧残着工人阶级教育事业的成果，诱使工人阶级的文化走向堕落。而威廉斯虽然认同“共同体”与“共同文化”的提法，但认为过分孤立地看待个别的共同文化存在很大的风险。他更为提倡将其置于更为广阔也更为历史化的整体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因此，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那些常常被归于“资产阶级的”或“精英主义的”文化传统，其实也就是在整体的英国文化传统中来思考新兴文化，在社会整体中来思考工人阶级的问题。除去这一区别，威廉斯与霍加特的分歧显然还体现在对待“流行文化”的态度上。与霍加特较为单一地拒斥、批评流行文化不同，威廉斯的看法更为复杂。他一方面承认流行文化的负面效应，但[8]另一方面又“反对出于保守的目的而控制文化批评”。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区分或想象所谓“高雅”与“流俗”，而是恰恰相反，要首先破除这种二元论的偏见。新兴的技术媒介所造就的流行文化如果简单地被归为当今工人阶级的文化，其实就是又回到这种二元论的老路上了。不难看出，威廉斯与霍加特在一开始就出现的这些分歧，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后来在《长期革命》中探讨“文化扩张”等问题和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成》等书中研究媒介与文化问题的内在动力。
与之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威廉斯与汤普森的分歧当中。汤普森撰写的长文《长期革命》是对威廉斯的文化观念的回应。汤普森并不否认文化的重要性，但他对威廉斯强调文化的方式表示怀疑，认为这有可能过分夸大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夸大了它对社会冲突问题的解释能力，从而实际上消解了斗争与冲突的存在。他对威廉斯的批评大致可以归结为“不敢直接面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用“感觉结构”取代了社会结构。汤普森也借这篇评论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文化的定义：文化应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而不是威廉斯所谓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对汤普森的批评，威廉斯并未直接做出回应，但他后来的思想发展证明了他在回忆时所说的话：汤普森的批评是对他的理论的一种补充。威廉斯后来对“共同文化”的发展，对整体文化中的各种冲突及其整合方式的关注，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分析和关于“中介”的探讨等都与之相关。不仅如此，汤普森发表于1957年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中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架构明确称为一种并非真实存在的“隐喻”，这一提法在多年后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中也得到了呼应。有趣的是，这种呼应从形式上却更像是以第二代新左派所乐于看到的方式，即欧洲大陆左派理论的本土转化的方式实现的。
以上关于新左派“文化”论争的示例，可以证明考察新左派内部的理论纷争以及或大或小的差异对理解新左派思想，以及从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历史价值的重要性。任何重要的思想或理论都必然存在与其他思想理论的碰撞、冲突和接续、融合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探讨看似是一个在研究过程中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笔者认为，研究本书所涉及的人物，更应当强调这些论争与融合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国内对这些人物的专门研究相对忽视了这些问题，或者没有体现出恰当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新左派的历次论争，无论是就其密度还是激烈程度而言，都足以被看作其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提供几个体系化的理论版本，或仅仅聚焦于个别思想的内在脉络，而忽视这些思想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思想之间事实发生过的交叉和冲突，那么我们就无法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中存在的差异、矛盾和断裂，同时也无法更好地理解融合的意义。因此，在这里强调激辩与融合，其实就是意图对这些思想或理论加以历史的、动态的把握。[1] 参见〔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2] 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3] 参见王杰《漫长的革命：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6～37页。[4] 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话语与意识形态》，马驰、王朝元、麦永雄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5] 参见张亮《编者的话》，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6] “50年代是失败的10年”，参见〔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7] 参见〔英〕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陈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1页。[8] 〔英〕弗兰西斯·马尔赫恩：《一种福利文化？：50年代的霍加特与威廉斯》，黄华军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页。第二章 困境中的左翼第一节 “史前史”的意义
美国历史学者丹尼斯·德沃金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一书中这样写道：“新左派经历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之一是，它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源于一系列努力，努力建立对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努力把握当代生活中工人阶级富裕，消费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作用等一系列元素的重要性。这些变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假设——工人阶级必然预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造成威胁。它们也打破了传统左派对政治和经济范畴的完全依赖，因为战后变化影响了工人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并正用新的和复杂的方式重塑他们的身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发现这个新领域的结构，重新定义社会斗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归为第二位——文化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以及保守主义者将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写作的最好的东西相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学意义上看待文化，将其理解为日常生[1]活和经验的表现。”
德沃金所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另一种称呼。这一称呼并非完全出自这些人的自我指认，而是更多源自后人对英国的第一代新左派与第二代新左派在立场和方法上的区分：前者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后者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这种笼统的概括必然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它也很好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准确的信息，即“文化”是第一代新左派思想中的关键词。
若想正确地理解英国新左派对“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则必须首先留意其中的时间与阶段的跨度，而这也恰恰是单纯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容易掩盖的重要环节。一般公认的为新左派的文化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是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以及更为年轻的斯图亚特·霍尔。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汤普森和威廉斯）一直或后来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如霍尔）的理论与研究工作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有相近的立场，但在他们各自写作新左派文化理论奠基性作品的时候，除汤普森以外的其他人都还不是明确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局限地理解为一场发生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的理论革新，而应被视作更为广泛的左翼的和激进的思想的碰撞融合。这种碰撞与融合的前提是一个共享的努力方向，即德沃金所说的“努力建立对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这也恰恰反映了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充分利用英国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努力建立广泛的左翼之间的联系，并借此介入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的现实政治。
回到“文化”的问题上来。第一代新左派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初的代表作分别是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长期革命》（1961）。综观这些著作，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们所谈论的“文化”都不是一般性的哲学或政治学的范畴概念，而是有其特定对象，那就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这也是早期新左派在讨论文化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出发点。两位作者均出身工人家庭，且都对工人阶级抱有深厚的感情。这一点是两位作者在各自写作时虽素未谋面却能够形成共同关注的原因，因为“他们观点的形成是对同样的文化和政治情势的反映，是从大略相等的阶级立场出发，在共同的理论传统[2]和反对这个传统的条件下进行思考”。可以想见，当《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这两部有相似的阶级立场和相近的论述对象的著作相继出版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文化”会成为当时左派阵营中被讨论和争议得何等热烈的问题。而随着威廉斯的《长期革命》出版并引来E.P.汤普森的长篇同名评论文章，以及随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的出版，一种有鲜明特色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观念也在种种激烈的争辩中初具规模。
英国新左派运动自始至终充满内在的异质性和激烈的内部争论，关于文化的讨论也不例外。被一同视作新左派文化理论奠基人的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三人之间不仅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发生过直接的批评与回应。相较而言，汤普森与霍加特和威廉斯二人之间的差异似乎更为显著，因为在当时看来，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运用，并且还通过对诸如“阶级”“文化”等概念范畴的强调与重新理解，展现出挑战某些当时被奉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努力；而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文化分析则被认为处处可见文化保守主义者利维斯的影子，是利维斯主义影响下的左翼产物，因而他们二人也常常被冠以“左派利维斯主义”的名号。毋庸讳言，当时的霍加特和威廉斯无论在理论资源还是在分析方法上都深受利维斯的影响，二人对此也坦然承认。然而，简单地以“左派利维斯主义”来看待他们这一时期的著作以及受到的批评，却是远远不够的。与上文提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呼类似，“左派利维斯主义”的名号恰恰也是出自他们的对手，特别是作为内部论争者的第二代新左派。在当时新老两代人的论战语境中，这样一个称呼被用来强调第一代新左派在理论水平上的保守与落后，在观察范围和视野上的相对狭窄与抱守本土。从“左派利维斯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第二代新左派的批评对象实际上逐渐从霍加特和威廉斯扩展到他们当时的主要论战对手汤普森。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关注这段历史的时候，类似的标签就不应被作为合理有效的评判依据，而应当被作为一个个问题来重新加以审视。威廉斯曾表达过对给出类似批评的伊格尔顿的不满，这种不满并非出于自我辩护，也不是针对这类批评行为本身，而是出于这样一个理由，即伊格尔顿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与社会》是一本过渡性的书：“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本完全不同的书。《文化与社会》也许充当了从一个时代通往另一个时代的桥梁，但是现在人[3]们忽略了它只是一个桥梁。”在这里威廉斯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新左派的内部分歧——无论是同代人之间的还是两代人之间的——分歧不能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冲突，它们各自应对的是不同的历史背景所提出的不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早期新左派的工作本身就是其间历史转型的推动力之一，因而，值得我们关注的可能既不是两代人孰是孰非，也不是去谋求可以贯串新左派运动各个阶段的“一致性”原则，而是早期新左派的工作如何为第二代人扫清了某些障碍，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使他们得以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主张。这样的思路同样适用于从某些方面来理解汤普森和威廉斯、霍加特之间的分歧。对《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这些因“生逢其时”而在新左派早期历史引发重大反响的作品，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用从后来的历史归纳中得出的一些问题框架来加以考量，而应该同样注重威廉斯所提示的那种“时代的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代的需求的差异”。在同样一段访谈中，威廉斯多次强调，自己写作《文化与社会》的那十年和该书面世受到广泛注意的时代无论在外部形势还是在个人内在状态方面都非常不同：“作为一种结果，这本书被赋予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应得的重要性，因为它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留下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阅读和思考。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重要性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个时期，环境是非常不[4]同的……毫不奇怪这种矛盾终于在后来浮现出来了。”对于1956年以后接连受到来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系列事件冲击的英国左翼而言，《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尤其是它们引出的一连串讨论，刚好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对霍加特和威廉斯而言，他们在书中真正应对的是二战前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英国社会。考虑到必然存在的前后历史间的关联与重叠，这本是一个短暂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代上的错位，却因为当时飞速变动的政治局势[5]而被放大，其内在蕴含的重要意义和矛盾因子也因此而得以凸显。
因此，在本章内容中，我们有理由以一种新左派运动“史前史”的眼光来考察早期的文化关注和文化论争得以形成的历史语境。在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是推动那些早期著作诞生的内部与外部动力，是他们意图与之对话和抗争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关注如何能够成为新左派共享的一个主题。第二节 成人教育《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两本书的积累和写作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在这段时期里两位作者霍加特和威廉斯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联系，但他们之间却有一个交集，那就是都投身于英国的成人教育工作。此外，其他的新左派重要人物，如汤普森和霍尔等，也都有过长期从事成人教育的经历。英国成人教育对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观念有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是受新左派影响而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的最早的实践场所，另一方面也是引发第一代新左派关注文化问题的现实动力。威廉斯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我有时候读到了一些对文化研究的发展的描述，它们很有特点地根据‘各种文本’来追溯它的各种发展……但事实上，早在1940年代晚[6]期……甚至是在1930年代，文化研究在成人教育中极其活跃。”在其他地方他则强调：“我们看到许多文章根据50年代末期的这一本书或那一本书来追溯‘文化’的起源。这些都不对。有关艺术与文学以及它们与历史和当代社会之关系的教学观点发生改变的地方不是别[7]处，正是成人教育。”在当时的英国左翼当中，文化研究与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因而，不仅威廉斯自己“第一[8]次开始考虑文化这个观念是在一门成人教育课上”，后来轰轰烈烈的新左派文化论争的最初萌发地同样也是成人教育的课堂。
英国的成人教育有悠久的传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牛津大学设立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所施行的“大学拓展”活动。此后“大学拓展”活动逐步演变成各个大学的成人教育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成为依托于大学的成人教育组织机构。从成人教育持续发展的早期开始，英国的左翼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就介入进来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的工人阶级作为成人教育主要对象的地位得以确立，同时成人教育事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此后《1944年教育法案》的出台既是英国一系列保障成人教育的立法活动的开始，也预示了二战结束后英国成人教育的又一轮高潮的到来。二战胜利之后，英国国内政治上的教育民主化和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以及战后经济恢复的客观需要，都成为成人教育的发展[9]动力。
在研究者梳理的二战后英国成人教育的历史记录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威廉斯于1945年进入牛津大学成人教育机构，教授文学和国际关系，并在那里工作长达15年，直到1961年他进入剑桥大学；霍伽特于1946年进入赫尔大学的成人教育机构，担任成人教育的指导教师，教授文学课程，时间长达13年；汤普森则于1948年担任利兹大学的校外成人教育讲师，在那里工作到1956年；离开牛津大学后，斯图亚特·霍尔也曾长时间在伦敦附近从事成人教[10]育工作。”文化研究重要的早期人物悉数从事成人教育，这显然并非巧合：应当说，正是成人教育工作，正是在工人教育活动中的实践经历，促使他们开始关注文化这个概念，并进而发展出各自的文化观念与文化理论。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其中的重要性。首先，“成人教育为这批学者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由于成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阵地，是各种政治观点交锋的前沿之一，这些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当时的各种社[11]会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立场”。德沃金也认为，“英国的工人和成人教育传统，尤其是工人教育协会，为知识分子和工人提供了独特的交流机会，并且这种环境为创立文化研究，对形成[12]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路径，起了很大作用”。在当时，不同的左翼知识分子对成人教育有不同的设想和期望，如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定义为“写给那些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但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本质充满兴趣，并且做好准备去考察阅读诗歌是否与这种兴趣有重大关[13]联之人”的霍加特，他后来的文化研究工作实际上就是对成人教育的深入延续；又如以“创造革命”为目标加入成人教育的汤普森[14]，他对工人阶级历史主体性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他本人后来许多理论观点的基础。相较于这种期待上的不同，成人教育对新左派而言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在那个“战后太多的人都在重建他们自己的生活，[15]陷于各种各样的处境之中”的特殊时代，成人教育成了为数不多的在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和纷乱缠绕的国内政治当中明确值得英国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其中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了再次建立广泛的左翼统一战线的潜在基础。
另外，如同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一样，成人教育本身的是非曲直，也是推动左翼进行文化思考的动力。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威廉斯的一番回顾颇具解释力。他曾这样梳理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伴随着著名的罗斯金大罢工，成人教育运动沿着两个方向分裂了。一个是主张对自觉联系社会主义的工人进行教育，最终产生了全国劳动院校理事会；另一个是工人教育协会，依托各个大学，努力发展对工人阶级的教育，这种教育吸收大学中探索各种立[16]场的主张，而不是从特定立场出发进行教学。”最初在威廉斯看来，后者要比前者成功得多，理由是前者“那种明确与阶级立场相关的教育无疑在某些重要方面造成了风险，使其在特定时期屈从于特定[17]的党的路线，真正失去它的某些教育性质”。这也是威廉斯坚持使用“成人教育”而非“工人教育”的内在初衷，即不愿意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强调阶级立场和党派意识。然而工人教育协会后来的发展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刻意向大学学术标准靠拢。威廉斯回忆道，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工人教育协会开始被中产阶级当作一种休闲和[18]教育形式大量运用”。在战后的福利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双重背景下，原本针对工人和其他缺少接受教育机会的人群办学的英国成人教育，开始越来越多地迎合中产阶级“自我提升”、打发闲暇或职业进修的需要。与此同时，成人教育自身的教学内容也日渐制度化和精英化，越来越受制于大学的标准。大学体制收编成人教育的结果是精英教育模式对成人教育的成功殖民。在中立和平等的旗帜下，工人教育协会复制了精英大学体制中事实上的各种倾向性和不平等，一方面，将[19]“任何教育以外的强调都被撇在一边”，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展非工人教育的内容并将其制度化，最终令威廉斯感叹“成人教育不再具[20]有足够的意义”而于60年代初离开了这一领域。
在这段成人教育经历中困扰威廉斯的是一些对他来说并不陌生的问题。在全国劳动院校理事会和工人教育协会各自走向的对比中，威廉斯看到的是教条式的权威主义和贵族式的精英主义这两种倾向。而这两者恰恰是当时困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两大难题。15年的成人教育经历使得威廉斯认识到，尽管表面上迥然不同，但激进派的权威主义和保守派的精英主义之间其实有某些共通的结构相似性，都可被看作一种权威模式的不同变体。这样一种感受的形成不仅仅是源于成人教育，当时英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21]各种动荡与激变也是其深刻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说，在此期间威廉斯已经开始思考文化的问题，那么显然那些现有的解释与观念——无论是左派的还是保守主义的——都无法令他满意。如何使“文化”既能摆脱精英主义的一贯影响，又能在基本的左派立场下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合法的身份，既能对现实发挥积极的作用，又能突破狭隘的政治活动的诱捕，成为威廉斯整个50年代的探寻方向。第三节 工党政治与“福利国家”
促使早期新左派关注文化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英国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二战结束后，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获得执政权，看上去自30年代以来左翼人民阵线所努力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此获得了一个较为光明的前景。然而事实的发展与之大相径庭。艾德礼政府上台后的接连几项举措都令包括威廉斯等人在内的部分左翼人士感到失望：首先是接受美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这在威廉斯[22]看来“必然使工党顺应美国的世界版图”，并事实上促进了东西阵营对垒的形成；其次是在1946年到1947年冬天的能源危机中出兵镇压码头工人罢工，这使得许多人意识到当下的工党政府“早就变成[23]一个在客观上非常反动的政府了”；此外，作为工党重要施政纲领的“国有化”，在其推进过程中却未能有效地遏制新体系的官僚化，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量原本对国有化抱有很大期望的英国工人的严重不
[24]满。
更为重要的是，工党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当时冷战意识形态对垒的体现。曾先后出任贸易部长和首相的工党要员哈罗德·威尔逊，在1963年为《大英百科全书年鉴》撰写的“英国社会主义”条目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富于想象力和慷慨的‘马歇尔援助’计划，以及通过它所建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而实现的更加紧密的欧洲合作，欧洲经济也许已经破产，而普遍的饥馑和失业也许已经使大陆欧洲的大片地区为共产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了。”[25]同样的说法还不止一处：“英国的第一个四年计划（1948～1952）是为了适应马歇尔计划的需要而制订的。而且正是美国强使欧洲接受了计划：如果它不这样做，欧洲早就向共产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了。”[26]威尔逊的露骨言论明显充满了冷战思维和对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敌视，这不仅与战争刚刚结束时许多英国左翼的乐观想象完全背离，反而恰好揭示了战后左翼政治所面临的艰难与风险。
与接受美国援助和国有化同等重要的另一项工党政治举措就是建立“福利国家”。关于战后英国社会的“福利化”，有学者分析指出，“艾德礼工党政府尽管在各种场合仍然坚持工党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实际上，工党所要求的只是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并不是要彻底改变英国现存的社会制度，所以工党与保守党的很多分歧只是在国有化的程度和范围方面，当福利国家制度实行以后，双方的分歧已经日益缩小，并最终以福利国家的建立为标志，形成战后英国新的共识政治，这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实行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保证充分就业，以便逐步地提高英国全民的生活水平，进入所谓[27]的大众高额消费的阶段”。所谓的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实际上是以小范围的补助代替整体性的重新分配，以物质性的改善代替公平性的诉求，以“增长的神话”代替“分配的正义”，它与英国左翼所期望的更为民主、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依然有本质上的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工党在增长——丰盛——福利——消费这[28]个逻辑怪圈中打转并非一时一刻，我们可以从威尔逊的著述中窥见某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连续性。还是在那篇文章中，威尔逊提出，“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对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不平等和剥削的反抗而出现的。像威廉·莫里斯和基尔·哈迪、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悉尼·韦伯这些具有不同地位的人都致力于提倡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对生产资料日益增长的权力应该用来为大家谋福利，而不[29]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这段话本不奇怪，奇怪的是它是被用来解释威尔逊上文的一个定义：“如果有一个名词我可以用来说明现代社会[30]主义，那就是‘科学’。”威尔逊随即毫无过渡地大谈起当下身处的“以机器力代替人的体力”的“工业革命的气氛”，赞扬1945年以来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的飞速进步，并称“工业中的自动化革命，像原子革命一样，给人们提供一种在无比穷困和无比繁荣之间选择的机[31]会”。威尔逊显然完全无视他所概括的英国社会主义的初衷和他所赞扬的科技进步之间亟待细致分析的复杂关系，以及世界范围内业已显现的问题所揭示的深刻矛盾。他将科技进步等同于政治进步的逻辑其实就是典型的“增长的神话”的逻辑，并且有鲜明的经济—技术决定论的色彩。然而，即使是威尔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高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形式的——无论是自由市场的[32]还是国家的——扩大再生产都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失业，对此他又提出了关于福利的主张：“英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对于斯堪的纳维亚高度成功的和建立已久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也可以这样说——意味着为一个更合理的和更平等的社会[33]而动员经济。”“就英国的范围来说，这就意味着对没有特权的人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更多支出、更完备的公费医疗制度、教育方面的更多支出，以及把我们这一代人接受下来的陈旧的和低标准的房屋加以重建和现代化的伟大运动。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使人民享受比较丰富的[34]生活这一目的，所有这些计划都是重要的。”威尔逊这一系列福利方案其实很清楚地显示了他本人的——也是工党整体上所倾向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观点。在他看来，发展的重要性是远远高于占有与分配的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性的。而对于眼下的不如意，则可以通过提高民众在某些方面的物质生活水准，即提高福利来解决。至于拥有了现代化的房屋是否就是拥有了“平等”，或者说实现福利是否就是实现了较为公平的分配，威尔逊都没有再提。事实上，他干脆将[35]福利所要应对的对象称之为“由社会不平衡产生的心理病态”。
虽然工党执政的弊端不出意外地很快便显现出来，但当时的英国左翼阵营却始终未能对此形成共识性的应对：实际情况是，左翼自身陷入了矛盾和分裂。例如在关于是否应该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的问题上，当时的英国左翼存在分歧，既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支持者的理由与工党大致相当，即“拒绝美国贷款会导致极端的物质匮乏，让[36]工人阶级和复员军人承受这样的苦难是行不通的”。然而正如后来的镇压罢工所证实的，最终工人还是被要求为所谓“整个国家”的艰难买单；反对者虽然很快便握有了现实的证据，但是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样，他们当时对经济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方案，“对美国贷款没[37]有自己的看法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没有统一而合理的主张的情形下，左翼人士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纷纷依据各自的信仰、理念和经历来思考眼前的问题。面对工党的各项措施，有人就其内在的妥协性而表示反对，也有人认为基于现实的增益应当给予支持；有人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而反对工党政府，也有人出于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支持工党。一时间，曾经缔造过“人民阵线”这样值得骄傲的统一政治行动的英国左翼变成了一盘散沙。第四节 左翼青年学生与“历史学家小组”
如果说是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著作最早引发了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论争”，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是他们将文化这个主题带给了后来的新左派。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在那个时期受到了一部分左翼人士的普遍关注，而这种普遍与共通也是新左派得以形成的基础之一。与霍加特和威廉斯的例子相似的是，这部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之所以关注文化，也是与时代的压力、自身的独特背景以及当时英国和世界的整体形势密不可分的。一 左翼青年学生
众所周知，英国新左派早期的代表性刊物是《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回忆中，这两份刊物被认为代表了两个相互关联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新理性者》代表可以被姑且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传统；《大学与左派评论》则代表了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其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持左翼立场但又与各种政党机构保持一定距离的大学生。霍尔还专门提到，《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办者及其接受对象大体上都对文学、文化尤其是各种亚文化和族裔文化感兴趣。我们只需看一眼这份杂志最早的编委会成员名单便能理解个中缘由。早期的四位编辑都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分别是拉斐尔·塞缪尔、加布里埃尔·皮尔森、斯图亚特·霍尔和查尔斯·泰勒，前两位是犹太人，又都属于英共的党内“异议分子”，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均宣布退党，其中拉斐尔·塞缪尔后来还撰文[38]探讨了英共的各种失误；后两位则来自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霍尔来自牙买加，泰勒来自加拿大，并且是使用法语的魁北克省。霍尔与泰勒的身份更容易使我们理解这份杂志所代表的一种独特性。他们的“外来者”的身份使得他们与身处的英国社会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关系。如果说早期新左派中的许多人物更加倾向于选择以较为英国本土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话，霍尔与泰勒则相对而言选择了更为开放与多元化的视角。这其中既包括从过去的帝国与殖民地关系和现在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关系的角度来反思英国当下政治与文化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也包括了青年人特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带来的对更多、更新的激进思想资源的关注，尤其是关于文学、艺术的激进态度和那些来自欧洲大陆的新奇的理论。
同样地，我们也必须强调，作为一种“传统”，霍尔等青年学生的左翼立场及其“独特性”并非从1956年才开始形成。霍尔告诉我们50年代发生在牛津的一系列受到广泛争论的问题：“随着保守主义的复兴，工党和左翼的未来是什么？福利国家和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在早期‘富裕’的10年中，文化的改变对英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消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文化的资产阶级化[39]问题”。显然，这些青年人尽管在寻找不同于前人的观点、立场与方法，但并没有脱离英国的现实。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与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在这个大的传统之下，霍尔还特别点出了与他密切相关的一个“独立派”，一个更为关注流放者和移民处境的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群体，他们包括了后来的思想史学者加拿大人查尔斯·泰勒，特立尼达人多德·阿里尼，后来的苏丹总理萨迪克·马赫迪，日后成为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创始人之一的克洛维斯·马科颂德，以及霍尔本人，另外还有身为犹太人的塞缪尔和皮尔森等[40]人。他们的“少数族裔”身份对他们理解、批判英国的现实政治，尤其是与“帝国”“殖民”等相关的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战后10年当中英国在对外政策上的许多帝国主义色彩也足以引发这些青年人持续的不满。弗兰西斯·马尔赫恩对这一“新时期模式”做出过概括：两种相互对照的发展过程确立了新时期的模式。一方面，存在扩展的趋势：一种重要的福利体系的形成、工人阶级信心的增加、消费能力的提高、文化供给的扩大以及消费品市场的集中开发，包括商业文化企业的显著发展。然而，这些趋势是在一种相反的历史趋向中发展的，英国保持了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战后从殖民地的撤退以及联邦中帝国的灭亡和象征性恢复，使其长期以来的相对衰[41]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上的怜悯。
马尔赫恩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进步”的国有化和福利制度与“反动”的帝国主义是同步前行的，而且与表面看起来的这种分裂不同，它们实际上是内在相通且相互支撑的。凯恩斯主义在推动福利化和国有化的同时也在换取民意并充实着国家对社会的支配性地位，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其实就是在为英国统治力量的“向右转”铺平道路。马尔赫恩概括的这种“帝国遗梦”就是最好的例子。对帝国利益的坚持与留恋不是保守党的专利，1946年初工党副领袖莫里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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