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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1 05: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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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秋石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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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桥经济评论

蛟桥经济评论试读:

前言

蛟桥因相传蛟龙窟于下罗西溪桥下而得名,意含蛟龙得水、腾飞长空之义,比喻有才华的人获施展机会可大展宏图,成就卓越。蛟桥经济论坛是为经济学界的国内外学者提供的一个经济学讲坛,希望通过此讲坛,学者们能相互交流,切磋学艺,促进经济科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传播思想、传承文明、解决经济实践中的新困惑、新问题、探索新路径,创新经济理论、推进经济科学发展、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等方面做了重大贡献。为了反映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探讨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推动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繁荣中国经济学,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决定将蛟桥经济论坛中各大名家的观点与论文汇集成册,出版《蛟桥经济评论》系列文集。本文集主张:传播经济理论、启蒙思想,探讨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实践中的新问题、解决新困惑、提出新观点、创新理论,崇尚学风严谨,追求学术规范。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得到学术界同行与广大读者的支持。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7年8月代序第三届蛟桥经济论坛开幕词王秋石

江西财经大学地处蛟桥,据史书记载,有一蛟龙藏于下罗,取名蛟桥,意为“蛟龙得水,奋发有为”。我们借助“蛟桥”这一地名来做一个“蛟桥”品牌。现在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已经举办了三届蛟桥经济论坛,出版了两期《蛟桥经济评论》,拟出版4部蛟桥经济文库,2008年将开辟蛟桥经济沙龙。这一系列的蛟桥产品期望对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科的研究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同时也希望蛟桥经济系列能集中研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2008年4月,温家宝总理视察江西时,对江西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江西走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对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探讨江西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启示。

江西经济发展新路子新在何处?第一,江西的发展战略,非常贴切于江西的现实,也就是孟建柱书记所提出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政策。这三个基地是:把江西建设成为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沿海地区群众旅游休闲的后花园。第二,转变思想。第三,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是江西经济发展的一条鲜明路径。第四,既强调招商引资,又号召全民创业,是江西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所在。第五,既强调市场引导,又强调政府推动,政府推动是江西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第六,既强调全民创业,又强调自主创新。第七,也是孟建柱书记离开江西之前在全省干部工作会议上做的一个重要讲话,他认为江西应该把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金融文明结合起来。江西这几年来,在发展第二产业方面做了突出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江西的干部如何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特别是资本市场,来发展江西经济,思想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我希望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同仁们把江西经济发展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探讨其规律,形成蛟桥学派。蛟桥学派就是研究探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批研究力量和人才所形成的研究成果。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李维森教授,作为今天上午的演讲嘉宾,这两位教授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杨瑞龙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并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维森教授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都有文章发表。

我们感谢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海闻教授,他欣然同意把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作为本次论坛的支持单位。

蛟桥经济论坛下午场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教授,第一位是郭熙保教授,郭教授是武汉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主任,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也是我们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对我们学院的各项事业都给予过长期的、友好的、实在的帮助和支持。第二位嘉宾是南开大学的龚刚教授,毕业于美国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欧洲中央银行担任过顾问,具有长期的国外工作经验,同时对国内的宏观经济也很有研究。今天下午我们能请到这两位教授来学校讲学,实在是本论坛的荣幸。特稿政治企业家与制度创新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源泉和动力,用这套理论来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用制度经济学来解释的话,那么主要的原因肯定是制度,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有两个方面是欠缺的,一是条件紧缺,二是制度落差。这方面国内的学者做了很多的研究,有的提出用产权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进行分析,有的是用市场上的一些指标的尺度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进行计量分析,有的用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一些指标与当地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总之,关于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多的。所有这些研究给出了一个证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最主要的就是制度劣势。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制度落差在不断扩大?这和我国选择了一条特别的改革发展道路有关。我国没有采取像苏联及东欧的那种一揽子的改革方案,我们首先选择一个地区或一些企业,先搞一些试点,然后逐渐推广。东部地区垄断性地获得了特殊的体制和一些优惠的政策,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制度供给,它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被行政权所控制,它转化为一种租金。而正因为有租金的存在,所以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流入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发区,然后沿江、沿边开放,然后是西部大开发,然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放在最后。到中部崛起的时候,这种由制度本身带来的租金已经为零,所以中部和东部竞争的时候就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中西部地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了很大贡献,就是把好的人才都留到东部地区了,把有用的资源都引到东部地区了,按道理再分配渠道应该向中西部补贴。但是我国出现了个有趣的现象,最近几年的再分配,中西部地区反而比发达地区少。

第三,为中西部发展创造一个制度环境的关键是政治企业家的创新问题。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财富增加,关键在于有创造力的企业,而企业的发展是要有环境的,这个环境在我国是由政治企业家来创造的。政治企业家就是我国的地方官员。因为我国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的改革道路,在这个特别的改革道路上,我们的地方官员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已有的政治框架下,通过一个增量改革的方式,逐渐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过程,因此,我们从计划转向市场,不是简单地通过一个私有化过程,把政府的决策权转移到企业手上,我们选择的是行政性放权。就是中央经过选择把权利下放到地方,地方经过选择把权力下放到企业。因而,怎样引入一个地方政府向企业放权的激励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激励机制就是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就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中引入一个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就是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分权条件下,一个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预算规模不仅仅取决于他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所形成的分成比例,还决定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升迁,他不得不去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发展,他开始采用简单地招商引资的方法,为了招商引资就要营造一种良好的投资环境,关注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导致了一个地方的市场化过程。因此,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整个探索当中,很重要的是政治企业家的变化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怎么为政治企业家的崛起创造条件?首先要解放思想,其次是制度创新。我国现阶段改革优先权不是坐在办公室就有的。在已有的政治框架下推进市场化,无非通过两种渠道,一个是名正言顺的获得改革优先权,另一个是地方的政治企业家通过模仿发达地区的制度创新,然后改造本地区。地方政府的政治企业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制度创新,成为当前我国市场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最重要的是制度落差,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关键在于政治企业家的培育,有了政治企业家,就可以通过竞争改革优先权,再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缩小中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制度落差。随着制度落差缩小,再加上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就有可能缩小和发达地区的差距,中西部发展就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和谐社会的发展之路——从库兹涅茨假说谈起武汉大学 郭熙保

本文要讨论的一个主题与我们党的十七大精神靠得很紧,但本文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谈的,题目是和谐社会的发展之路。

什么叫作和谐社会?根据党中央十七大的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改善三者的统一。所以,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舒适。如果一个社会,经济是发展的,但是收入差别越来越大,这个社会就不叫和谐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那么,这个社会也不叫和谐社会。因此,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舒适这三者的统一,才叫和谐社会。但是,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舒适这三者都必须是一致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是成线型的发展状态。一个贫穷的社会,它必须先要有经济发展,然后才谈得上社会公平和环境舒适,因此,和谐社会发展的道路不是线型的,而是遵循一个倒“U”的发展路径,那么这个倒“U”型的发展路径的情况就是首先经济发展,然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出现不公。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时候,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又开始下降。同样,随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这个社会的环境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学术界把它叫作库兹涅茨倒“U”型的发展路径。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在55年前的一个会议上的演说,提出了一个经典论断。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的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断缩小,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先恶化,后改善。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也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这个坐标中,横轴表示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纵轴由各集体系数表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出现不公,发展到中期阶段以后,分配不公的现象会逐渐下降。后来有些学者,把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先恶化后改善的现象,也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称为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假说是否成立,在学术界存在着长期的争论,有的说它存在,有的说它不存在,每个学派的观点都能提供很多的依据,不过我国的实践与库兹涅茨的上升阶段基本一致。这就是说我们的经济,经过了30年的快速发展,而我们的收入分配,也经过了30年的不断恶化,由于我国经济还没发展起来,还没有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因此,后半段还是不知道的,上升阶段,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同样,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也导致了我们的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也与库兹涅茨环境的倒“U”型曲线相符。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收入不公和环境的恶化,是一种巧合呢,还是发展的必然呢?有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政策的失误,但我认为我国环境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状况,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首先,收入分配的恶化,为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经济发展会导致收入分配出现这样一个恶化,而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就是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先进的工业部门并存的现象,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一个必经过程。在一个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必然会向现代部门和城市地区倾斜,就导致城乡收入之间、农业和工业收入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当工业化进入到中期以后,传统部门在缩小,剩余劳动力差不多都转移到现代部门,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就开始缩小,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仅表现在部门之间,还表现在地区之间,一个大的经济体,发展绝不是平衡的,有些地区首先发展,有些地区发展迟缓。如果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率先发展起来,那么,人才与资源就会纷纷流向率先发展的地区,就使得这个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会加速地发展,相反,那些落后的地区,由于人才和资金的不断外流,经济发展会越来越缓慢。这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梅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循环。发展起来的地区,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不发达的地区,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得越来越不发达,就会导致恶性的累积因果循环,也就是梅尔达尔所说的回波效应。发展地区实现了工业化以后,工资和地租上涨,生产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投资机会在减少,投资收益率会下降。而落后地区劳动和土地的成本比较低,所以收益率比较高,在这个时候,资本和人才就会从发达地区开始不断地向不发达地区流动、转移,导致落后地区经济会加速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渐变小,这就是所谓的扩散效应。而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非常明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发展的加速,农业劳动力,甚至包括资本向非农业持续转移,大规模转移,收入水平也向城市现代部门倾斜,城乡收入的差别就呈扩大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收入的差别也在持续的扩大,这种现象与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与梅尔达尔提出的累积因果循环理论,我认为是一致的。这种部门、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主要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从经济结构的特点来看。

第二,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特征来看,在发展的初期,收入水平比较低,特别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收入水平低,仅仅够维持基本生存,这个时候,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把解决温饱问题当作头等大事,而收入分配均等化,就退为次要目标。这时候,首先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也就需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就需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鼓励自由竞争和资本积累,在这种体制的带动下,少部分人就凭借拥有的人才和资本,迅速地发展起来,迅速地致富,而大部分人财产比较少,人力资本比较低,所以就相对变得更穷,结果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日愈严重。当经济发展到较富裕的阶段,教育会逐渐地普及,人们之间的人力资源的差别就会缩小,工资收入相对资本收入份额在上升,也就是说,随着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增加,劳动收入比重逐渐扩大,超过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这时候,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其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阶段,国家的财力,也会逐渐增加,它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实施一些累计所得税和财政转移支付这样一些手段,能够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状况,能够防止两极分化。这就是说,一个是一种可能,一个是一种必要,所以收入分配会逐渐得到改善。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收入水平普遍比较低。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温饱问题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决,在这样贫穷的状况,我们国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逐渐市场化的体制,在市场的竞争当中,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推动了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差别也同时在扩大,那些有知识的、有资本的人,先富起来。相比之下,那些受教育较少,能力较低,资本较少的人就变得相对更穷了。其实,绝对收入每个人都在提高。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是我国实施增长优先战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从第二方面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导致收入差别的扩大。

在研究增长分配关系的时候,有一些人否定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否定这个假说存在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亚洲“四小龙”,特别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分配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得到了改善,这是否定库兹涅茨假说的很好的证据。台湾地区的经验应该怎么样看?我认为它不具有一般性,它是一个特例。因此不能否定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台湾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体,地域比较小,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差别不是很大,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能够扩散到所有的地区和部门。此外,剩余劳动力总量比较小,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转移到城市部门,因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并不会拉得很大。还有,台湾地区实施的是一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入手,大力发展一些中小型企业,因此各部门能够得到平衡的发展。一方面,中小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能够大量地吸收剩余劳动力,致使城乡收入差别不会太大。另外一个方面,台湾地区实施的是一个极端的鼓励出口的战略。50~7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刚好遇上资本主义繁荣的大好时机,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来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而台湾地区正好抓住了这个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出口,致使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劳动收入相对资本收入份额在上升,导致社会差距在缩小。实际上,台湾地区实施的是一个鼓励出口的政策。而且是和我国内地几十年采取的政策有一些类似,也就是鼓励出口。鼓励出口的措施主要是大幅度的贬低台币的价值(台币的价值后来又上涨)。台湾地区经济完全依赖出口带动型战略。最后一方面是,台湾地区特别重视教育的普及。教育的大众化,也导致社会各阶层收入水平的增长。台湾地区在50年代初期,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主要是落实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政策,把土地分给一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样就减少了土地分配不均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像我国内地比较大的经济体,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必须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够被现代部门吸收完,这就会在很长的时间里,抑制劳动者工资的上升,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大家知道,我们近几年出现了民工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叫作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的意思是,存在无限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在一个固定的工资水平上,它可以提供无限的劳动力,如果这个无限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了以后,这个供给曲线就开始上升,从水平到上升的这个点,就叫作转折点。中国民工荒的发生,也可能意味着,这个点的到来,由水平曲线到上升的供给曲线的转变。多年以来打工者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现在必须提高工资,所以出现了所谓“民工荒”。“民工荒”到来之前,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没有得到提高,但是城市的收入水平在不断上升,这就导致了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别在不断扩大。另外,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经济体,因为国内自然条件差别很大,不可能所有的地区同时同步的发展,那些有条件的地区会首先发展起来,而大部分落后地区在较长时期变得相对落后,也导致地区的收入差别在较长的时间内也在扩大。由此可见,台湾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趋于改善,主要是得益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及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以说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用台湾的经验否定库兹涅茨的假说我认为是不适当的。

第三,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什么经济的发展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发达国家曾经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库兹涅茨的假说无疑是成立的,全世界对发达国家的这种道路没有异议,但是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要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这种道路呢?这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论,而且否定库兹涅茨曲线的这种观点逐渐占了上风,认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应该走边发展边治理污染,边保护环境的这种道路。那么我的看法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个环境恶化的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的这个阶段也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污染给他们带来危害,而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环境的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要使经济得到发展,环境就必然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恶化,这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工业化的过程,传统农业经济在发展的初期,一个落后的国家农业经济基本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农业社会环境是保持比较好的,环境能够保持在原始的自然状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资源的消耗会在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扩张利用,这样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工业的扩张和居民对工业产品需求的扩张,必然产生大量的污染物质,像废水、废渣、废气不断向自然界排放,超过了环境吸纳的能力,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产业结构就会升级,从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逐渐向服务业和节能环保的产业转变,服务业与工业相比较,消费资源要小得多,产生的污染排放物也要小得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

二是对环境服务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逐渐在提高,人民需要是分层次的。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吃饭,所以吃饭穿衣首先是满足第一个层次。只有在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才会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需要。在发展的初期大部分人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因此,首要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解决温饱。舒适的环境只是贫穷人的一种奢侈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在人们填饱肚子之前是无法享受这种舒适的环境的。当你贫穷的时候,环境的好坏对你来说没有意义。那很贫困的地方环境是非常好的,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但是当地的农民并没有感受到这种环境对他们有多大的用处。只有在人们富裕起来了以后才开始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需要,想要享受这样一种更好的生态环境,更新鲜的空气,绿绿的草地,清澈的水体,湛蓝的天空,同时人们也有能力为这个优质的生态环境服务买单,这时候环境服务的需求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当然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人们需要这种舒适的环境,这种舒适的环境就会被提供出来。现在的房地产开发特别讲究这种环境,如果是靠近水边的清水楼盘价格会很高。同样在一个小区里面,因为有水,购房者会有赏心悦目的享受,环境也是一种需要,舒适的环境与有没有这种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环境保护意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加强。在发展的初期,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是比较轻的,对人们生活的品质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包括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生态环境对他来说几乎不产生影响,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有毒气体、水,所以环境保护意识不是很强烈,环保政策也不是很严厉,随着经济发展对环境破坏的加剧,环境恶化对人们生活甚至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环保的意识就会大幅度提高,在环保意识提高的情况下控制环境污染就会容易得多,垃圾也不到处扔了,治理环境所花费的成本人们也不会感到很反感,觉得是自己的一种需要。

四是治理环境污染的财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雄厚起来,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政府必须对保护环境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然而政府要承担责任,就要有财力的支持,在比较贫困的时候财力也是有限的,是有心无力,想治理环境也没有这个能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增加,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财力的很大一部分就会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环境的状况就会得到大大改善。

五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后发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导致环境的保护更艰难。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为了保护环境把污染产业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国家,而当今的后发国家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也不能不接受污染性产业的转移,这样就使后发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更为严重,环境保护更为艰难。当后发国家发展起来以后,就可以限制和禁止污染性项目的外商投资,从而就可以阻止外国污染性产业的转移,减轻环境恶化的程度。我们一再呼吁发达国家要对治理环境负有更大的责任。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美国不想负责任,因此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地掠夺一些殖民地、附属国的资源,能够保护自己国家的资源。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占1/3,但美国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它的石油、煤炭比我们国家都要丰富,但是它就埋在地底下不开发,而去开发别的国家的资源。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也是相当高的,但它的森林不砍伐,而到别的国家去进口木材,保护自己国家的资源。后发国家因为经济落后处在一种弱势的地位,它也是没办法,也无法改变现状。随着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会逐渐地拒绝一些污染型的产业投资。现在我国内地也是这样,一些发达地区逐渐把一些化工等污染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落后地区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环保的测评管得很松,基本上随着产业的转移落后地区污染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们认为当今的后发国家像先发国家一样必须要经历一个环境先恶化后改善的阶段。我国环境的恶化,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收入分配的差别也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库兹涅茨假说在我国的成立与建立和谐社会是否矛盾呢,我们认为是不矛盾的。

前面说过构建和谐社会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舒适三者的统一。三者的统一并不是要求三个目标同时达到,而是说要实现和谐社会首先要有经济发展,然后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到富裕程度之前,必然会出现一个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是不和谐的,也就是说这种不和谐的过程是达到和谐目标的一个必经阶段。从库兹涅茨假说来说,和谐社会发展之路不是线型的,而是呈现“倒U型”这样一种形状,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不少人往往带着一种忧虑甚至是一种愤怒的情绪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以强烈地指责和批评,认为我们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环境污染的加速是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结果。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很大的情绪化的成分,不是一种冷静的分析。我的看法是改革之初,中央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目标是正确的,中央那个时候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是适当的,当前中央提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顺应了发展趋势时代的潮流也是正确的。因为在过去我们很贫困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把增长优先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的分配和环境的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也就是说库兹涅茨曲线可能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在这个时候提出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也是正确的。从不发达到发达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是要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如果带着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问题,指责过去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我认为是不对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其实邓小平早就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才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论断正是库兹涅茨道路曲线的一个通俗的说法。当然我们特别要强调,增长优先并不意味着政府放任分配和环境的恶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意味着政府在这个阶段不管收入分配,也不管生态环境,相反政府是可以采取一些减缓收入分配不公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政策的。过去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的确对分配和环境恶化有不够重视的地方,比如说城乡分隔制度、行业垄断、政府官员的腐败、环保执法不严等等。政府对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环境恶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并不是说要推卸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们始终认为经济发展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而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不到位是次要原因,即使政府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收入分配和环保政策,收入分配不公和环境恶化的现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只会使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变得缓和点,如果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和严格的保护环境,那么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速度。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向协调的社会环境转变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是不和谐的,从不和谐走向和谐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和谐社会的发展之路,从贫穷社会开始,首先要实现经济起飞,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分配和环境会出现恶化,然后经济达到比较高的时候分配和环境会得到改善,最后实现和谐的社会。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南开大学 龚刚

我国经济的有些特殊性和谜无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

首先我们知道我国经济发展应该说是个奇迹,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增长是在9.4%~9.6%之间。这样一个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中国热在全世界看起来都非常明显。我在欧洲待过一段时间,在2005~2007年初的时间,我看到的电视新闻经常有中国的话题。为什么有这样的中国热?原因就是我国的经济奇迹。而中国的奇迹在什么情况下发展的?她的机制和制度并不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他们很想了解。在西方研究者眼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充满矛盾,而且反逻辑。这里边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缩胀之迷。1997年到2003年之间我国经济增长在7%~8%左右,这在全世界的同时期已经是最高的。在世界经济上,我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我国的经济那段时间却出现了通货紧缩,所以我国经济学家给她创造了一个名词,称之为缩胀。当时没有人能够解释。因为一般来说通货的紧缩,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不可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需要经济学家解释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甚至说中国经济数字有水分。大家知道经济学理论中货币供给增长率应该是个常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差不多,而且货币供给增长率很高的话,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中国那个时候货币供给增长率在20%左右,那么高,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那段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物价下降,所以这么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还有大量的不良贷款,国有企业有大量的不良贷款,大约有1/3的不良贷款。许多外国经济学家都说中国的金融体系要崩溃。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崩溃,相反度过了东南亚经济危机。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当然还有其他反差,比如说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

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无法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总之经济在发展,但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面对一个经济学现象,我们进行研究的分析工具是什么,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学分析的框架?这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问题。什么是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是对某些特定研究得出的规律性的总结,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研究得出的规律性的总结。实际上,经济学理论来自于经济学分析框架。具体地说,经济学理论是对一定条件的经济现象的解说,而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普适性,我们要探讨什么是经济学分析框架。所谓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分析一切经济现象的基本工具,我们分析经济学现象不是用经济学现有理论,而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且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许多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经济。那么我们探讨一下我们研究经济学,我们教授经济学,我们给学生讲课,到底是讲什么?是讲经济学理论,还是讲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者说在教授经济理论时候,应该告诉这些经济学理论是怎么出来的?老子说过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之以渔,可解一生之需。这个故事背后就是一个小孩看到一个老人钓鱼,老人看到小孩很好玩,老人就给了他几条鱼,小孩说:“我不要,你能不能把渔竿给我,教我怎么钓鱼,那以后我可以一直有鱼吃。”这个例子可以很容易联想到我们教授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更应该教授经济学分析框架。

我们探讨一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首先,我们说研究经济学必须是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经济人的行为是研究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研究经济就是研究经济运行,研究经济变量是怎么决定的。而这个经济变量怎么决定,是经济人决策的结果。人们作出了决策,我们要买了,要卖了,价格是多少,这是决策的结果。那么决策是由经济人作出的。经济人用他自己的行为作出决策。所以研究经济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整个经济运行是所有经济人行为综合的结果。经济人又有哪些基本的假设?在经济学研究当中,我们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实际上对经济人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基本的假设,称之为自私和理性。经济学研究中常出现些最优化模型,实际上在描述经济人这样一种特性。比如消费理论、生产者理论等等,是基于自私和理性的基本假设。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曾经有段时间在西方受到冲击,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里面没有所谓的微观经济学,比如他所得到的投资方程,他所得到的消费方程都没有从最优化过程中导出来。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抓住了凯恩斯的弱点进行批判。经济人的行为有个基本假设,行为经济人实际上也包括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也是经济人,甚至是我们的经济人行为的自私和理性也不完全是贬义的概念。这里边的理性是有知识,自私是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不存在所谓的褒义和贬义。我们的领导干部他有个社会抱负,他喜欢为大家谋利益,这也是他自己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他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然后自己地位不断提升。我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关于从政府领导的行为看出中国经济当中出现的问题》。我当时就假定认为政府、领导他们的行为就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生涯不断提升,只有他的政治生涯不断提升,才可能更多地为人民做事情。包括我们的企业。而恰恰是这些行为目标,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和谐问题。比如说到环境问题,他们片面追求GDP,他们实际上为了完成上面给出的指标。因为考核制度就是这样的,考核你的GDP,所以就片面追求GDP,不断追求GDP的时候,就可能忽略了一些其他问题,比如环境问题。通常行为有长期和短期之分,所谓短期目标,就是追求3年到4年的目标,许多政府领导在一个位子准备呆3年到4年,他可以在3年到4年时间之间,把企业搞活,然后就准备离开。这样他就可能不顾其他利益,尽量牺牲其他利益,比如很快把土地廉价出租出去,很快就吸引投资过来。企业有可能不进行科研,不进行一些研发,因为研发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追求短期目标,然后他可以往上走一步。所以研究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中的一些不和谐情况,都可以用经济人这个行为角度,所谓的自私和理性角度出发。还有一点必须说明,无论经济人如何理性,或者如何聪明,无论经济人如何自私,他的行为毕竟都受到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时的经济环境的约束。

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经济研究或者经济分析框架的结论:第一个,必须界定经济环境是什么,经济环境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资源;第二个,必须确定经济人的行为目标,这个经济目标应该反映他的自私和理性;第三个,必须分析经济的运行,目的是得出在中国各种经济人的综合表现。我们要说明,这个应该是合理的经济学分析应该遵循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有经济社会,可以界定经济环境,确定行为目标,然后进行分析,得出经济理论,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中搜集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理论。得出经济理论后,可以对经济政策发出影响,可以对经济战略产生影响,可以对体制改革产生影响,而这些又回归到经济社会中去。比如我们原来是发展中国家,后来我们是发达国家,这时候经济分析就不一样,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有很多门派,要区别的话,谈论更多地是经济环境的界定问题。

下面我们谈经济环境的问题。我想把经济环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就是经济资源。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在一定经济环境下经济人作出决策,及其后他的综合表现。也就是经济变量怎么决定。经济学研究就是一门科学,研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它不是一个规范经济学,它是实证经济学。经济变量由什么决定,是由经济人决定,由经济人的决策行为综合结果,经济人的决策肯定受到经济环境约束,而经济环境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经济资源。这里讲资源就联系到环境问题等等。资源有很多种,有所谓的自然资源,包括山川、河流、土地、森林等。还有一部分资源,是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资源,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创造了很多经济资源。有固定资产资源,还有无形的资源,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资源被创造,也有可能被毁灭。资源有它磨损的过程,磨损过程有可能很快。但我们在创造一个资源的时刻,是不是意味着要破坏另一个资源呢?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谈的就是在创造一个资源的时刻,破坏了另一个资源。而这些资源也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这些资源对经济人的行为选择那么重要?显然拥有的资源越多,选择的范围也很多。比如一个农民所拥有的资源只有他的劳动力,没有人力资源,没有累积到人力资本。他只能选择做些简单的事情。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是由经济活动创造的,也是由投资创造,只不过这是教育的投资、知识的投资。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说,贫富差别在哪个地方?贫富差别最主要的原因是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差别。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讲,人均所拥有的资源实际上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这里讲的资源有自然资源,也有经济活动创造的资源。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均所拥有的资源。我们谈到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但是真正的中国是地大物博吗?如果分摊到人均上来说就不是地大物博了。好多资源需要去创造。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称为经济资源不断累积的过程,而不是经济资源破坏的过程。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说到底由人均资源的拥有量决定。人均资源决定了经济的选择,你拥有的资源越少,你可选择的范围越小,在竞争中你越处于不利地位,你经济地位就不能提高。

我们现在谈经济环境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必然制约经济人的选择。那什么叫经济体制?我认为经济体制基本上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个是经济资源的分配和调节机制,具体的分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另外一个是企业制度,企业制度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所有制形式,即使同样是公有制,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主要取决于所有权的概念。我认为从考察我们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可清楚,实际上中国的改革针对两大要素——经济运行机制和企业体制的不断调节。两个资源之间肯定有关系。比如发达国家企业制度是私有制,然后是市场经济。如果企业私有制,而实行计划经济;反过来实行市场经济,但完全是公有制,我们已经在改革的过程中证明有许多问题会产生。当然我们还有些特殊的比如金融业还是公有制,而且证明在经济体制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逐步过渡,还有些行业必须是国家控股的。而一般正常竞争性行业这些大家已经证明了市场机制和企业所有制的关系。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讲到中国经济环境可以体现在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转型经济,它的体制、所有制形式有所谓的公有制、私有制,而且有不断改革的成分。与此同时它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再有个特殊性它是大国经济,大国经济已经探索出了好多矛盾。我记得有句话很有意思,中国的许多矛盾可以用两道数学题来解释,一道是乘法,一个渺小的数据乘以13亿就变得巨大无比,而任何一个巨大无比的数据除以13亿就变得无比的渺小。中国经济的许多矛盾就体现这两道数学题上,研究中国经济是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值得一生追求的目标。中国是大国,又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我们有现有的理论吗?没有!我们要的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才是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需要掌握的。经济制度专题制度创新差异: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比较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江建强

[摘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真正所欠的不是要素资源禀赋而是制度,而制度的关键在创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主要的差异在制度创新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制度创新观念的差异,制度创新利益的差异,制度创新主体的差异,制度创新环境的差异。认清差异,才好谋求突破。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 制度创新 差异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及东亚地区在追赶欧美的过程中获得的成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因为,它证实了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跨越发展?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对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达与欠发达是相对概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为欠发达地区。我曾就欠发达地区面临着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等三大制约经济发展的难题,提出政府破解“三缺”的措施。实践表明,能否破解“三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制度。为此,本文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差异的视角,比较分析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主要是制度创新的观念、利益、主体、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认清差异,才好突破。一、制度创新观念的差异

诺斯认为:“社会价值的改变——即意识形态的变更——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任何变革都是从理念层面开始的,观念上的差异必然带来行动、结果的差异。

研究政府制度创新差异,首先必须明确政府应该是怎样的政府?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改革总的原则和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坚持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改革的核心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改革开放前沿的东部地区作出了实践的贡献,首先是观念上的突破。(一)服务与管制的观念差异

政府有服务和管制的职能,但心理天平上的砝码倾斜哪边受观念支配。东部地区在中央政府强制性推进市场制度变迁中,受到市场大潮的冲击并从中得到好处,政府服务市场的观念较快确立起来。这些观念包括:为市场服务,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统筹规划、制定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和检查监督等;为社会服务,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为公民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等。而欠发达地区在东部地区推进市场制度时,由自己不能做到自己能做的时候,中央政府强制推进市场制度变迁的功力递减,路径依赖强化。(二)权力与责任的观念差异

权力与责任也是政府职能的统一,但这两者难以清晰界定,在不同观念下就会失衡。责任政府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更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要借助正式与非正式、内部与外部的制度、规则来确保责任的实现。权力政府则是权力膨胀,唯权是用,靠行政手段,长官意志行事。“官本位”、特权观严重,认为进入政府是理想选择,职位是利益的保障、能力的象征。政府无所不能,官就是行使权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环境而不顾。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以权设租”,更有一些职能部门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联盟,互相利用。(三)人治与法治的观念差异

法要人制定,人要法规制,人与法也是有机统一。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开和放为特征。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必须得放,不能再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做法,那就要进行规制。从角色定位入手,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一切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推进依法行政;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等等。欠发达地区相对来说,改革步伐小、力度小,成效也小,政府管制较多,办事层层审批;政府官员习惯于用陈旧的方式考虑问题,期望通过中央政府加大投入和抓项目来改变本地区经济落后的局面。二、制度创新利益的差异

资源配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地方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有为自身利益推进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因为,中国的市场化具有区域非均衡的特征,市场化改革在不同地区不可能同步进行,这就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中央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先出台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地方经济就会优先发展上去,就能优先取得新制度安排的“租金”,这就是潜在的制度收益。地方政府是有利益追求的政治组织,政绩是政府官员升迁的重要标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最大化,必然会主动提供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最大可能赢得上级官员与辖区民心的制度创新。然而,其制度创新的动因和获利途径是有差异的。(一)制度创新的动因差异

根据王焕祥、黄美花的研究,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和出发点。她们通过对143个案例样本的前期总结和分析,以动因为标准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模式进行了分类,大致归结出五种典型模式(见表1)。创新的动因及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强弱。表1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模式

从以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强度取决于制度创新过程中排除障碍的能力与力度,集中体现在旧制度的路径锁定能力,新制度的推动力,对创新的控制力。中国的改革始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依附于经济体制改革。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就此而言,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在政府创新的动因和能力上存在差距。(二)制度创新利益的获取差异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它有责任也有权力管好本地事务,促进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利益主体,它要核算自身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利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结合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与本地微观实际以及收益预期进行决策与执行,选择他们认为“适当”的行为。

东部发达地区,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敢于动自己的刀子削权让利,通过发展地区经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比如:深圳提出“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思路,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变政府部门审批制为依法核准制,将一些需要在多个部门转圈的“公文旅游”变更成集中起来联合审批的“一站服务”,大大简化了审批程序,让政府从企业的“婆婆”转变为“保姆”,这在全国起到轰动效应。温州地方政府放任和鼓励私有经济自由发展,当时虽然政府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但它符合培育市场主体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政府及政府官员从其中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苏南地方政府主动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其创办主要由社区政府直接立项,利用乡村集体的积累资金组织上马,社区领导拥有对企业资产的支配权,可以任免企业领导,许多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还兼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在培育企业适应市场后政府即主动退出,地方政府实质上在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逐渐最大化了自身利益。这种获利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具有正向性。

欠发达地区,政府要取得与中央政府正向目标的利益,难度自然要比发达地区政府大得多,根本原因在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本及为之付出的努力要大得多,那么如何取得自身更大的利益,这就更容易产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地方政府更接近信息源,而且中央政府所需的信息往往就是地方政府提供。因此,在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必然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使制度变迁的路径朝着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偏离甚至违背中央的意图和全国整体利益。根据周国雄的研究,常见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观偏差行为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政策附加、政策替代、政策残缺、政策敷衍、政策截留。比如,有些地方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附加出台地方“土政策”,把生育第一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对育龄妇女的管理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等超生以后收取罚款。有些地方在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后,为吸引投资、吸纳资金而先后出台“城市增容费”等措施,以各种名目有偿为农民办理“农转非”户口。有些地方在中央出台“农民减负”政策,要求取消涉及农民负担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后,只取消部分收费项目,同时维持部分本应该取消的收费项目。有些地方在国务院多次作出关闭私营中小煤矿进行安全整顿的决策后,由于与煤矿在利益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搞政策敷衍,象征性地开展煤矿安全检查,象征性地发出停业整顿通知,使大量不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煤矿继续违规生产。某些基层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或出于某种考虑,隐瞒中央的支农扶贫政策,截留扶农拨款、救灾物资等,不让群众知情。更为严重的是,利益的诱惑使地方官员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形成暗箱操作,权力寻租,招商引资拿回扣,等等。正是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高,越是欠发达地区就越是有“天高皇帝远”的状况,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三、制度创新主体的差异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类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一类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两类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不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法律引入和实行。可见以自发性行动为特征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初级行为团体”为主体,而以自觉行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以政府为主体。严汉平、白永秀把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主体分为三种,即宏观主体——中央政府,中观主体——地方政府,微观主体——企业、居民户和中介组织。从宏观主体来讲,中央政府制度创新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供给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这对于各地区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上文所述执行的差异。本文就只考察中观和微观主体的差异。(一)制度创新的方式差异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组织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拥有不同权力以及具有不同信息扩散路径,所以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方式与中央政府制度创新方式有所不同。而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方式一般为授权制度创新和自主制度创新,这两种方式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是有差异的。

首先是授权制度创新的差异。中央政府作为宏观制度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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