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文鉴赏辞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白居易诗文鉴赏辞典试读：

前言

白居易（772—846）唐文学家。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徙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建中三年（782），随父至徐州别驾任所，寄家符离。次年避乱至越中。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登制科，授盩厔尉。三年，除左拾遗，为翰林学士，以直谏为权豪所忌。丁母忧。服除，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因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凶手，执政恶其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穆宗即位，历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为杭州刺史。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825），复为苏州刺史。病告归。大和初，任秘书监、刑部侍郎。三年（829），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年，授河南尹，复为宾客分司，改太子少傅分司。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皈依佛教，以

诗

白居易论诗重视诗歌讽谕功能，强调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要求作品“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新乐府序》），以充分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之社会功能。故其《新乐府》、《秦中吟》中不少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感染力，但因片面强调社会功能，亦有表现直露、议论太切的毛病。其感伤诗《长恨歌》描写李、杨爱情悲剧，《琵琶行》抒发其与歌女“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悲哀，为唐代长篇叙事诗名作，明何良俊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杂律等小诗亦以通俗浅易、清新明快见长。《暮江吟》、《钱塘湖春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均脍炙人口。盖其诗变格入俗，元和、长庆中风靡一时，远播海外，于后世影响亦巨。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尊其为“广大教化主”。又系早期倚声填词者之一，《忆江南》、《长相思》清丽婉约，为唐代词作名篇。亦擅古文，《与元九书》议论犀利，情文并茂，为唐代文论名作。《庐山草堂记》、《养竹记》、《冷泉亭记》、《荔枝图序》等文亦疏畅条达，意味隽永，为世传诵。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白氏经史事类》（一名《六帖》）三十卷，又编与元稹等唱和诗为《元白因继集》二卷、《三州唱和集》一卷，编与刘禹锡唱和诗为《刘白唱和集》二卷、《汝洛集》一卷。今有《白氏长庆集》（一名《白香山集》、《白氏文集》）行世，《六帖》则与宋孔传《后六帖》合为《白孔六帖》一百卷刊行，余均佚。

本书是本社中国文学名家鉴赏辞典系列之一。精选白居易代表作品80篇，包括诗64篇、词5篇、文11篇，其中《竹枝词》二首、《杨柳枝词》三首、《浪淘沙词》二首，可归入诗一类，亦可归入词一类，本书采取通行的观点，归入诗一类。我们特邀请当代研究专家为每篇作品撰写鉴赏文章。其中诠词释句，发明妙旨，有助于了解白居易名篇之堂奥，使读者尝鼎一脔，更好地领略白居易“用语流便”、明朗自然的艺术特色及忧国忧民、关注社会现实的情怀。另外，书末还有附录《白居易生平与文学创作年表》，供读者参考。不当之处，尚祈指正。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2014.6诗【原文】(1)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注〕

(1)题下自注云：时为盩厔县尉。【鉴赏】

这首诗是元和二年（807）作者任（今陕西周至）县尉时写的，是作者早期一首著名讽喻诗。

这首诗叙事明白，结构自然，层次清楚，顺理成章。诗一开头，先交代背景，标明是五月麦收的农忙季节。接着写妇女领着小孩往田里去，给正在割麦的青壮年送饭送水。随后就描写青壮年农民在南冈麦田低着头割麦，脚下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还不觉得炎热，只是珍惜夏天昼长能够多干点活。写到此处，这一家农民辛苦劳碌的情景已经有力地展现出来。接下来又描写了另一种令人心酸的情景：一个贫妇人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提着破篮子，在割麦者旁边拾麦。为什么要来拾麦呢？因为她家的田地已经“输税尽”——为缴纳官税而卖光了，如今无田可种，无麦可收，只好靠拾麦充饥。这两种情景交织在一起，有差异又有关联：前者揭示了农民的辛苦，后者揭示了赋税的繁重。繁重的赋税既然已经使贫妇人失掉田地，那就也会使这一家正在割麦的农民失掉田地。今日的拾麦者，乃是昨日的割麦者；而今日的割麦者，也可能成为明日的拾麦者。强烈的讽喻意味，自在不言之中。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喻诗，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白居易是一位最擅长写叙事诗的艺术巨匠。他的叙事诗能曲尽人情物态，把其中所叙的事件写得曲折详尽，娓娓动听。而且，他的叙事诗里总是有着心灵的揭示，因而总是蕴含着感情的。在《观刈麦》里，他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却把割麦者与拾麦者在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描写得生动真切，历历如画。不仅写了事，而且写了心，包括作者本人的心和劳动人民的心。诗人的心弦显然是被耳闻目睹的悲惨景象震动了，颤栗了，所以才提起笔来直歌其事，所以在字里行间都充满对劳动者的同情和怜悯。像“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这样的诗句，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同情之感、怜悯之意啊！因而这首《观刈麦》在叙事当中是有着作者情的渗透、心的跳动的，作者的心同他所叙的事是融为一体的。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真实地写劳动人民之事的同时，还能够真实地写出劳动人民之心，尤其是刻画出劳动人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变态心理，深刻地揭示诗的主题。《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写的是卖炭老人为衣食所迫而产生的变态心理。《观刈麦》中的“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同样也是一种变态心理。这类描写把劳动人民之心刻画入微，深入底蕴。诗中写事与写心的完美统一，较之一般的叙事与抒情的统一，更能震撼人心。白居易又是运用对比手法的能手。他在诗歌创作中，不仅把劳动人民的贫困、善良与地主阶级的奢侈、暴虐作了对比，而且还把自己的舒适与劳动人民的穷苦作了对比。这首诗在写了农民在酷热的夏天的劳碌与痛苦之后，诗人同样也联想到自己，感到自己没有“功德”，又“不事农桑”，可是却拿“三百石”俸禄，到年终还“有余粮”，因而“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人在那个时代能够主动去和农民对比，十分难得。这样一种对比，真是新颖精警，难能可贵，发人深省，因而更显出这首诗的思想高度。（贾文昭）【原文】杂兴三首（二）越国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风日燥水田，水涸尘飞起。国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宫里。余波养鱼鸟，倒影浮楼雉。澹滟九折池，萦回十余里。四月芰荷发，越王日游嬉。左右好风来，香动芙蓉蕊。但爱芙蓉香，又种芙蓉子。不念阊门外，千里稻苗死！【鉴赏】

白居易曾作《杂兴三首》咏古事，分别描写了灭了越国的楚国、灭了吴国的越国和吴国，其君主声色犬马，耽于享乐，亲小人，不顾百姓死活的亡国之态。此处所引用的为第二首，讲述了越王引水入宫以供享乐，不顾念民间遭受旱魃之苦一事。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灭吴国，在吴越之地曾称霸一时。但也正因为处于一时的太平和强盛之中，此后的越国，君主诛杀良臣，荒怠政事，甚至屡次发生弑君之乱象，最后在攻打楚国的战争中反被楚国灭了。再看当时的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虽有元和中兴，然弊端层出已然难挡，统治阶级荒失于政，剥削百姓，劳苦大众生活艰辛。白氏的许多反映现实、讽喻时政的诗歌正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

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很多，而统治者长期荒于政事往往是最终衰灭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这首诗中，白居易并未抓住史书上的那些事件来展现越国灭亡前的这些隐患，而是从一个本是天灾而转为人祸的具体事件来展现，从日常事来观望大背景，见大趋势于细微。而白氏选择这样一件事，绝不仅仅是闲咏古史，而是一首以古事美刺现实的讽喻诗。

首联交待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起因，诗中的故事是发生在越国君王荒怠政事的初期，当时国家持续遭受到了旱灾。第二联具体描述了当时旱灾的严重程度：　大风烈日让水田日渐干涸，尘土四起。

于是，当权者发布了一个新的但有些奇怪的告令：“官渠禁流水。”在大旱急需用水的时候，挡住水流，行为有些违反常理，他们是想做什么呢？第四联说明目的：　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流水入田，通过阻塞的方式，让流水尽数流入王宫之中。王宫之中并无民生所需的水田，那么，让水都流进王宫，而不让它去浇灌已然干涸了的水田，是要做什么用途呢？

第五、六两联，画面自宫外移向宫内，对宫内池苑的景物进行描写，以此解释了君王为何禁流水。鱼和鸟畅游在清澈的水中，楼阁的倒影在水面浮动。波光粼粼的池水迂回蜿蜒十多里。此四句着重对宫苑中流水的描写，突出了宫池中流水清澈秀丽，风光旖旎，与水涸尘扬的疾苦民间形成鲜明对比。在举国大旱的情况下，这样的风景显得甚是突兀，宫廷内外两相对比，不由得令人思考，天灾之下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的水景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壅入王宫的水并非用于生产，而是拿来满足宫内当权者们的身心享受了！

七至九联进一步具体地描述了越王享乐之事。四月的时候荷花开，越王日日赏荷嬉戏。风吹过，夹杂着荷花的清香。这样的光景，可谓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对于越王自然不例外。因此，喜爱这般风景的越王又种下荷花种子，期待着来年美景再现。

作为一国的君主，越王想的是引水入宫，是玩乐，是用水养着美丽的荷景。可是他全然没有想过，城外正处于大旱之中，成片望不到边的水稻苗因为没水灌溉而枯死了。这会导致歉收的百姓又会面临怎样的灾难？看似天灾的事情，因为掌权者的荒政享乐，最终演变成为人祸。

诗作语言较为直白浅显，将故事娓娓叙来，语言看似平淡，却又生动地铺展出了两个色彩、风格全然不同的画面。平常人读来亦能朗朗上口，字句明了，如见其境。

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这首诗的结构。该诗首尾内容相扣。一二联开篇言大旱带来的天灾，而末联言大旱之下所显现的人祸。其余几联则放下旱灾境况不言，转而描绘宫内美丽的风景和王者很是享受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将民间急需之水尽数纳入宫内的基础上。作者将较大的篇幅放在对宫内风景和对越王享乐的描绘上，旱灾之祸仅有数句。看上去有些“失衡”，但正是这样的“失衡”，才愈发令人注意到执权者只知享乐，在管理国家上的失政无道，而这或许才是白氏创作此诗的重点，他并不着重于反映民生的疾苦，而是想要讽刺时政，告诉世人导致民生多艰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已然灭亡了的越国是这样的，而江河日下的唐王朝也一样。（钱方）【原文】宿紫阁山北村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鉴赏】

这首诗，就是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大约写于元和四年（809）。

当时，诗人正在长安做左拾遗，为什么会宿紫阁山北村呢？开头两句，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紫阁，在长安西南百余里，是终南山的一个著名山峰。“旭日射之，烂然而紫，其峰上耸，若楼阁然。”诗人之所以要“晨游”，大概就是为了欣赏那“烂然而紫”的美景吧！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地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的美好场面，其心情不用说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未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

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我”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不应随便读过。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我”毕竟是个官，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要人们想一想暴卒凭什么这样“暴”，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是为什么？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怎能不“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我”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一百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天宝时期，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采造家”，就是这个官府派出的人员。元和时期，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元和四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使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家伙凭什么这样‘暴’？”但究竟凭什么，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就把“我”吓坏了，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

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霍松林）【原文】登乐游园望独上乐游园，四望天日曛。东北何霭霭，宫阙入烟云。爱此高处立，忽如遗垢氛。耳目暂清旷，怀抱郁不伸。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车马徒满眼，不见心所亲。孔生死洛阳，元九谪荆门。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鉴赏】

乐游园即乐游苑、乐游原，位于长安城南的高原上，是唐人览胜之佳处。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首二句点明时、地、人：　时值傍晚，诗人独自一人来到乐游园，四望环顾。接下来的两句描写所望之景：　东北兴庆宫一带浮云霭霭，宫阙高耸，直入云霄。四句中，“曛”、“霭”、“烟”、“云”共同构造了一幅浮云落日、昏黄黯淡的基调，这种色调不仅弥漫于天地自然，更弥漫于人世之间。第五句笔调忽然一转，“爱此高处立”，似乎诗人因为眺览而心旷神怡，然而接下来的三句否定了这一点。“垢氛”加重了上四句“曛”、“霭”、“烟”、“云”所造成的混沌感，诗人身在乐游园，似乎离开了城中的污浊尘氛，然而一个“如”字表明这种远离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即使是在眺望的幻觉中遗世独立，耳目得以“清旷”，这种清新开阔也只是暂时的，更何况这种清旷只在耳目之间，诗人的“怀抱”（即情志）仍然郁郁难伸。三句层次递进，曲折写出了诗人的郁卒愤懑。“下视”二句呈现了从乐游园俯视长安城的一幅雄伟远景，十二条大街纵横交错，绿树红尘间隔纷杂。《长安志》中载长安城“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寺卫”，卢照邻《长安古意》中写“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可见长安城之中街道通达、官衙密布、绿树成行、红尘扑面的盛况，而诗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华景象中，竟发出了“车马徒满眼，不见心所亲”的浩叹。“心所亲”的志同道合者在何处？“孔生死洛阳，元九谪荆门。”孔生指孔戡，孔戡为人忠直，因犯颜直谏而遭人忌恨，在这一年的正月忧愤而死，诗人在《哭孔戡》诗中表达了悲痛与惋惜：“洛阳谁不死，戡死闻长安。我是知戡者，闻之涕泫然。”元九指元稹，元稹在这一年的三月因为得罪宦官刘士元而自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诗人和元稹是至交，曾赠诗曰：“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别元九后咏所怀》）孔戡和元稹俱是才德兼备之人，却不容见于现实政治，一个死别，一个生离，纷纷离开了长安城这个权力中心。志士沉沦，贤臣去国，无怪乎诗人“车马徒满眼”而“坐觉长安空”。长安的“绿树”、“红尘”对诗人而言都不过是“垢氛”而已，激发了诗人心中的不平和悲愤，以至于发出末两句的感慨：“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那四方奔走的高官权贵都是些什么人？“可怜”（即可惜）二字更是充满了讽刺。清代赵执信《览仕籍戏成》诗云“无复堪容位置处，渐多不识姓名人”，有其讽刺而无其悲愤。“何人”二字呼应起首“独上”，诗人的孤洁和世俗的“垢氛”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独上”，正因为“高盖者何人”，微斯人，吾谁与归？

诗人在《与元九书》中说：“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即本诗）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能令执政者扼腕，可见本诗的力量与影响，也足能证明诗人“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的风格特征。元和十年，诗人终因得罪权贵而被贬为江州司马，诗人在此诗中的悲慨不平正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孔燕妮）【原文】采地黄者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鉴赏】

白居易的这一首《采地黄者》，创作于元和八年（813），作者时年四十二岁。元和六年（811），白居易之母陈氏在长安去世，诗人因丁忧退居下邽金氏村（今属陕西渭南市），此时仍未返朝。“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诗的一开始，就为我们道出了一种生命的无力和无常。麦已播下，岂料春天无雨，禾已抽穗，偏逢秋季早霜。非不稼不穑，奈何天意如此！表面上来看，是农人们在侍弄着这些庄稼，但反过来看，这些农人们其实和他们手里的禾苗并没有大的区别，都是天意拨弄下的玩偶。

既然春旱秋霜，接下来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岁晏无口食”，到了年尾，不要说明年的种子，就是连口粮都没有了。无可奈何之下，也就只好去“田中采地黄”了。“采之将何用？”非为市贸也，不过是“持以易糇粮”罢了。“糇粮”，指干粮或粮食。地黄，是一种中草药。《本草纲目》卷十六引《别录》曰：“地黄，生咸阳川泽黄土地者佳。”又“弘景曰：‘咸阳，即长安也。生渭城者乃有子实如小麦。’”可知地黄亦算是陕西一带比较有名的特产。

虽是去采地黄，但这样一个春旱秋霜的年头，地黄的产量料也高不到哪去。果不其然，“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从早到晚采了一天，地黄也没有装满一筐。这样的艰辛，一点也不比种田差啊。“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朱门”，意指豪富人家。“白面郎”，盖指有钱有势人家的公子哥。杜甫《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赵彦材注云：“白面郎，盖言其富贵少年者耳。”（参看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二）“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这以下的几句是记述采地黄者与“白面郎”的对话。地黄本有药用，《神农本草经》等书就记载地黄可以“治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甚至说久服它可以“轻身不老”。而我国古代亦有用地黄饲喂牲畜的传统，《活兽慈舟》在论马的牧养法时就提到“常用地黄叶食之，益寿”，同时还记有许多用地黄治疗牛马肾黄、疥癞等病的药方。用这样的“神药”喂马，也难保马不会膘肥体壮了。鲍明远《咏史》诗：“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照地光”，形容马的神采出众。“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马的光彩照人令人遐想无限，思驰神飞，然而诗人笔锋一转，让我们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　现实中的农人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饥”二字，道出了农人断炊已久。马有残粟而人无余粮，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公平！农人甚至不敢去奢求富人们能够移马粮救人馁，而只能指望获得一些马口下的残羹剩饭，这背后隐藏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压迫！这结尾的一笔，不仅造成了章法上的跌宕，同时为我们揭示出了一幕沉重的“人不如马”的现实。在“天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农人们是如此的无助，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仅仅是一年的自然灾害就使得农人们如此窘迫，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唐以后整个社会经济的脆弱。

这首诗除去它的思想内容，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叙事节奏。这首作品的体裁虽然是诗，但它的叙事却很像散文。句句衔接，叙事细密，节奏舒缓，除了末尾一笔，几乎不作跳荡之姿。这种叙事方法，一方面兼顾到了这类诗的书写传统，另一方面也在读者心中造出一种独特的阅读感受。一句句的从春述说到秋，从晨叙说到暮，几乎均等地处理每一个细节，在这略显缓慢的节奏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农村生活日复一日的平淡和艰苦。我们似乎和这些农人们一起一步步地走过了四季，陪同他们一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与绝望。舒缓的节奏适合表达深沉的主题，这既是诗人的一次娓娓而谈，也是对于社会不公的重重一击。（刘竞飞）【原文】村居苦寒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惟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1)褐裘覆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注〕

(1)（shī）：粗绸，似布。【鉴赏】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至八年，白居易因母亲逝世，离开官场，回家居丧，退居于下渭村（今陕西渭南市境）老家。退居期间，他身体多病，生活困窘，曾得到元稹等友人的大力接济。这首诗，就作于这一期间的元和八年十二月。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当系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他们是多么痛苦呵！后一部分写自己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至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

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诗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贾文昭）【原文】新制布裘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鉴赏】

本诗约作于元和二年（807）到元和十年（815）之间。白居易一生的思想虽然复杂，但儒家的“兼济”之志始终是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这首《新制布裘》就是他这种济世思想的集中体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题目既是《新制布裘》，首句就从布裘写起。“桂布”，指桂林一带出产的棉布，清代的俞樾认为它是由木棉织成。《茶香室丛钞》“桂管布衫”条：“《玉泉子》云：‘夏侯孜为左拾遗，常着桂管布衫朝谒。文宗问：　孜衫何太粗涩？具言：　桂管产此，布厚可以御寒。他日上问宰相：“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骤贵。’按此即今之木棉布也，唐时已盛行。”但此说亦不过聊备一说而已。《粤西丛载》卷十九引《南越志》：“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玽，治出其核，纺如丝绵，染为斑布。”又引陈襄《文昌杂录》：“闽岭以南多木绵，土人竞植之，采其花为布，号吉贝。余后因读《南史·海南诸国传》，言林邑等国出古贝木，其华成对，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与苎不异。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正此种也。盖俗呼为吉耳。”又引《西事珥》：“吉贝有紫、白二种，亦有诸色相间者，夷人多衣之。”则吉贝是否为木棉，此“木棉”到底为何品种，“桂布”是否确由木棉织成，皆存疑问。所能知者，唯其只是一种较为普通的面料而已。“吴绵”，指江南一带产的丝绵。如果说“桂布”是用来做裘面的，“吴绵”则主要用来充里。“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起首的对句之后承一散句，一来说明布裘的样貌，二来说明保暖效果。“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朝拥夜盖，这布裘的用处倒真不少。“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一个“谁知”，略略透出了作者心中的一丝惊喜。“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还没等上文的惊喜演化成一种真正的喜悦，作者的心情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为什么呢？“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阮籍亦有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咏怀》）阮籍的中宵无眠多半是因为私人的境遇，而诗人白居易的中宵无寐却是由于他的“公心”。“兼济”一词，先秦时人既已使用。《庄子·列御寇》：“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而孟子则有“兼善”之说。《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了白居易的时候，“兼济”、“兼善”早已混用多时，而其思想内涵，亦已变成了儒家主导。所谓“仁者爱人”，“兼济”的意思，正是要将这种儒家之爱推广到整个天下。表面上它提倡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普遍性，但背后引申出来的，必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均等性。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儒家观念的影响，白居易才会产生这种“罪己”意识，由于一个人独享了温暖而夜不能寐。以布为裘，说明此时的白居易还远未达到豪富，差不多亦仅是一个稍享温饱的人而已。而稍享温饱即心怀不安，更显出了白居易心灵之高尚。“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到了诗的末尾，诗人的愿望终于冲口而出。而读者们一读到此句，多半会想到杜甫的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事实上，前人亦常将此二诗对比。宋黄彻《溪诗话》卷九：“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乐天《新制布裘》云……皆伊尹身任一夫不获之辜也。或谓：　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或又谓：　白氏之官稍达，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语在前，而长庆在后，达者宜急，卑者可缓也，前者唱导，后者和之耳。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其实，争论杜甫、白居易谁更贤，本身就无多大意义。每个人所处的境遇都不相同，每个人所要面对的事情也不相同，我们如何将他们的行为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虽说杜甫唱导在先，但倘无白居易这样后来的和者，他在历史上恐怕亦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的孤独者。就仁爱而论，我们本不必去为它分个孰高孰下，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它在心中存有。（刘竞飞）【原文】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鉴赏】

诗题《轻肥》，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声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彩的一笔！（霍松林）【原文】买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1)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注〕

(1)戋戋（jiān）：形容众多。《易经·贲卦》：“束帛戋戋。”旧注：束帛，指五匹帛；戋戋，委积貌。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戋戋，则用以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鉴赏】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前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后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癫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塞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株开了百把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竟相当于二十五匹帛，其昂贵何等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喻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不都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霍松林）【原文】有木诗八首（七）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标。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飖。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鉴赏】《有木诗》为组诗，共八首，分咏柳、樱桃、橘、杜梨、野葛、水柽、凌霄、丹桂八种树木，以木喻人，此诗是其中之一。

凌霄又名苕、紫葳，最早见于诗歌是在《诗经·小雅·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以凌霄花的花叶起兴，感慨荒年人民食不果腹，无以为生。顾况《行路难》中咏凌霄花“冬青树上挂凌霄，岁晏花凋树不凋”，以冬青作对比，强调凌霄花的“易凋”，已有寓托之意。《有木诗》更是寓言诗，是诗人感于形形色色的“佞臣”而写下的讽喻之作，诗序中言：“余读《汉书》列传，见佞顺媕娿，图身忘国……又见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动人之才，足以惑众媚主，莫不合于始而败于终也。因引风人、骚人之兴，赋《有木》八章，不独讽前人，欲儆后代尔！”《汉书》一言如同“汉皇重色思倾国”（《长恨歌》）之汉皇，是诗人用来遮饰的幌子，这些佞臣无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诗人作诗，目的既不在“讽前人”，也不在“儆后代”，而是“刺当时”。

诗首句点出所咏之对象凌霄，凌霄虽然“擢秀”发花，然而并非孤标特出，迥然独立，相反，它是依托树木，夤缘攀附而上，借此欣欣向荣，长成百尺之条。“百尺条”出自左思《咏史》“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径寸茎的柔苗凌驾于百尺条的青松之上来讽刺贤愚颠倒，在这里诗人反用其意，用百尺条来形容凌霄，正点出了诗序中所说凌霄花等足以惑众媚主的“动人之才”。“偶”字说明凌霄花攀附靠山不择善恶，趋炎附势，“遂”字说明凌霄花一朝得势，气焰冲天。凌霄花的根“附”在树上，花“寄”于树梢，却自鸣得意，以为根基坚固，“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卢照邻《长安古意》）。“偶依”而能“遂抽”，“遂抽”至于“百尺”，可谓无德；“托根”而能“开花”，“附”、“寄”而自谓得势，可谓无智，如此无德无智的小人，下场如何不言而喻。既然“附离权势”，又哪有不“随之覆亡”的？接下来的六句顺理成章，一朝大树摧倒，凌霄花纵然还能暂时“飘飖”，然而疾风一来，不到一日便已吹折零落，早晨还是鲜花绿叶，傍晚已经化为枯枝衰草。之前的“依”、“托”、“附”、“寄”和之后的“吹折”、“委地”相对比，更显得两者之间暂时的“独立”何其可笑，朝拂云而暮委地，身败名裂只在刹那之间，这是何等的警示！末尾两句卒章显志，诗人发出谆谆告诫：　立身者切切不可学习柔弱的凌霄花！

自此诗之后，后代诗人吟咏凌霄花，都脱不了以上的讽喻之意，梅尧臣《和王仲仪二首》咏凌霄花：“观此引蔓柔，必凭高树起。气类固未合，萦缠岂由己。仰见苍虬枝，上发彤霞蕊。层霄不易凌，樵斧谁家子。一日摧作新，此物当共委。”可谓《有木诗》的翻版。此外还有袁燮《咏凌霄花》：“侵寻纵上云霄去，究竟依凭未足多。”赵东阁《凌霄花为复上人作》：“老僧不作依附想，将谓青松自有花。”赵蕃《篱落间见凌霄偶书》：“凌霄何自名，缘木与俱生。底事因蓬附，故为亦蔓荣。”范浚《凌霄花》：“君看植凌霄，百尺蔓柔翠。新花郁煌煌，照日吐妍媚。风霜忽摇落，大木亦彫瘁。视尔托根生，枯茎无残蒂。先荣疾萧瑟，物理固艰恃。凌霄亟芳华，衰歇亦容易。”《有木诗》恰如其分地讽刺了诗序中所谓“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主题鲜明，褒贬明确，形象刻画简洁生动，语言明白如话，有浅易之利而无烦絮之弊，是诗人讽喻诗中的佳作，体现了诗人“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真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的诗歌理念。（孔燕妮）【原文】上阳白发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1)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注〕

(1)此句作者自注：“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吕向在开元十年（722）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鉴赏】

这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七首，是一首著名的政治讽喻诗。诗的标题下，作者注云：“愍怨旷也。”古时，称成年无夫之女为怨女，成年而无妻之男为旷夫。这里“怨旷”并举，实际写的只是怨女，是指被幽禁在宫廷中的可怜女子。原诗前另有一小序说：“天宝五载（746）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上阳，指当时东都洛阳的皇帝行宫上阳宫。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作为典型，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她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

开头八句，以简洁的素描，勾勒了上阳宫的环境和老宫女的身世。上阳宫已没有往日的豪华，再不见显赫的车马，更没有轻妙的歌舞，诗人看到的是绿衣监使严密监守下一闭多少春的宫门。上阳宫死一般地沉寂，简直像一座监狱，一座活坟墓。诗人以无限忧郁、哀叹的调子，弹出了全篇作品的主旋律。上阳女子由年仅十六的妙龄少女变成白发苍苍的六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四十四年。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都已春华秋草般地被摧折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人了。从“残此身”的“残”（余剩）字中，透露出一种十分悲苦之情。“忆昔”以下八句，转入对往事的追忆，重现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在被胁迫离家入宫时，那种与亲人告别的悲恸场面。据记载，唐天宝末年，朝廷专设所谓“花鸟使”，到民间专为皇帝密采美女。这个上阳女，被掠夺离开亲人时，连哭都不准哭。“皆云入内便承恩”，实际上只是哄骗之词，结果连君王的面也未得见，就被当时专宠、嫉妒的杨妃，瞒着皇帝把她暗地里打入冷宫。“秋夜长”、“春日迟”两节，以两个具体场景，极写上阳女子一生被幽禁的凄怨生活。作者先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写秋夜：秋风，暗雨，残灯，空房，长夜不寐，形影相吊。这里，环境的凄凉、冷落与主人公内心的寂寞、孤苦融合在一起，写景与抒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浓郁的悲剧气氛。接着以情景映衬的手法来写春日：春光里，绕梁燕子双双飞，宫中黄莺自在啼，衬托了这个宫女被遗弃，被监禁，不得自由，愁苦寂寞的心情。黄莺动人的鸣叫，本会引起人们的无限欣喜、高兴，可是却“愁厌闻”；梁燕成双作对地同飞同栖，会引起一个年轻女子的羡慕、向往，甚至嫉妒，可是对于这位老宫女，却再也惹动不起这种感情。这是十分委婉含蓄而又深刻细致的心理刻画。“梁燕双栖老休妒”的“休妒”二字，有着深沉的内容，在它的后面，分明包含了一个辛酸的过程。“休妒”，不是简单的不妒，而正说明年年妒，月月妒，直至今天才“休妒”。它包含了上阳宫女由希望到失望以至绝望的悲惨一生。这句话和前面的“宫莺百啭愁厌闻”，后面的“春往秋来不记年”相对照，正表现了上阳宫女在残酷折磨下对生活、对爱情、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和乐趣，心灰意懒，昏昏度日的麻木状态。她深锁宫中，既嫌“秋夜长”，又怨“春日迟”：天明盼着天黑，“日迟独坐天难暮”；天黑又盼着天明，“夜长无寐天不明”。青春在消亡，生命在无声中泯灭，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究竟流走多少年月，已经恍惚难记。百无聊赖之中，只有望月长叹：“惟向宫中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惟”字写出主人公的孤寂；“东西”二字指月亮的东升西落，写出主人公从月出东方一直望到月落西天，长年累月，彻夜不眠，在痛苦中熬煎。

出人意料的是，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寂寞苦闷的心情之后，诗中主人公却以貌似轻松的口吻，对自己发出了嘲笑。由于“年最老”，得到了“大家”（内宫对皇帝的习称）的恩典，从京都长安发旨到洛阳上阳宫，“遥赐”给“女尚书”的空衔。可是，以垂暮之年，担着一个所谓“尚书”的虚名，能抵偿一个人一生被幽禁的悲哀吗？这恰恰证明了“皇恩”的极端虚伪。接着，她对自己的妆束进行嘲讽：外面已是“时世宽装束”了，描眉也变成短而阔了，而她还是“小头鞋”，“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一副天宝末年的打扮，无怪她要自嘲道：“外人不见见应笑。”其中无疑是饱含着眼泪的。这也许不符合一般生活逻辑，然而却是生活的真实。同是悲哀，不一定都痛哭流涕；同是愤怒，不一定都横眉竖目。悲哀时可能笑，快乐时可能哭；有人倾诉苦难，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有人却把痛苦拿来消遣，愤世嫉俗。这里以貌似轻松的自我解嘲的口吻，表现主人公沉痛的感情，把她悲痛到无以复加的接近变态的心理刻画尽致。

诗的尾声部分，用感叹的情调和讽喻的语词，写出诗人的一片恻隐胸怀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的良苦用心。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易，具有民歌的风调。它采用“三三七”的句式和“顶针”等句法，音韵转换灵活，长短句式错落有致。诗中熔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炉，描述生动形象，很有感染力，在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堪称少有的佳作。（褚斌杰　王振汉）【原文】新丰折臂翁　戒边功也(1)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2)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3)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4)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5)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注〕

(1)“八十八”，敦煌本作“年八十”。按：　当以敦煌本为是。若老翁年八十八，由元和四年（809）上推八十八年，可知老翁大约生于开元十年（722）前后。鲜于仲通征南诏在天宝十载（751），李宓征南诏在天宝十三载（754），下文有言“是时翁年二十四”，与二者皆不符。若老翁年八十，则其二十四岁时正赶上李宓征云南之战。

(2)凭肩，有二意，一是指把胳膊搭到别人的肩膀上，二是指并肩，这里指前一种意思。

(3)原注：云南有万人冢，即鲜于仲通、李宓曾覆军之所。

(4)原注：开元初，突厥数寇边。时大武军牙将郝云岑出使，因引特勒、回鹘部落斩突厥默啜，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年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党。逾年始授郎将，云岑遂恸哭呕血而死。

(5)原注：天宝末，杨国忠为相，重结阁罗凤之役，募人讨之。前后二十余万众，去无返者。又捉人连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禄山得乘人心而盗天下。元和初，而折臂翁犹存，因备歌之。【鉴赏】

本诗是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名作之一，作于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在长安任左拾遗之时。《新乐府》原有小序，很清楚地阐明了“新乐府”的创作宗旨：“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很显然，“新乐府”的本质，其实是一组政治诗。为了能够清晰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白居易不仅采用了题下加注的方法——如本诗的题下即注为“戒边功也”，意在告诫统治者对待开边战争要谨慎——而且在诗歌的风格体制上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下面，我们就结合这首《新丰折臂翁》，来分析一下白居易“新乐府”诗的特点。“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首句的“新丰老翁八十八”即所谓的“首句标其目”。关于“首句标其目”的意思，各家有不同的解释。通行的解释是把“目”解释成“主题”，进而把这句话的意思阐释成“要求开头就要揭示主题”。有的则从写作学的角度，把这句话的意思概括为“文章开头就进入正题，要开门见山”。这第二种说法，实际是在第一种解释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种推论。但依笔者看来，这些说法其实都存在很大问题。试问，一篇文字，在我们还未读完之前，如何确定它的主题？倘无下文，一句“新丰老翁八十八”，或是一句“关关雎鸠”，我们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如果将此“目”解释成“主题”，能够标明它的，其实并不是首句，而是原诗题下的小注。故此，在理解此“目”时，决不可将其与现代写作学里的“主题”或“中心思想”进行简单的对应。依照笔者的见解，这个“目”主要还是指所吟咏（或记叙）的对象。清代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闲情偶寄·结构第一·立主脑》：“……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白居易所说的“目”其实有点类似于李渔所说的“一人一事”，从吟咏（或记叙）的角度来看，它是对象，从功能的角度看，它是对全文的限定，但不是“中心思想”。综观《新乐府》，诸如《西凉妓》、《杜陵叟》、《卖炭翁》及本诗等，无不是写一人，诸如《七德舞》、《法曲歌》、《捕蝗》等，无不是写一事。而首句所能交代的，无非亦只是此“一人”或“一事”而已。白居易说他这样做是袭《诗》三百之义。然《诗经》里的题目多为后人所加，并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诗经》里的诗题，也并不是完全取自首句。故白之强调“《诗》三百之义”，不过是要突出他的诗和儒家传统间的联系。至于他是不是完全遵从了《诗》的创作模式，倒并不是重点。《诗经》里的诗题是后立上去的，但白居易的诗却是题目先行。通过“首句标其目”，他使诗歌和诗题衔扣得更加紧密，做到了“不蔓不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