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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1 06: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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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永玉,吴亚玲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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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民(下)

爱国爱民(下)试读:

前 言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劳动人民和各阶层的进步代表人物的立志勤学、爱国爱民、惩恶扬善、褒勤贬懒、精忠报国、孝亲尊师、诚实守信、谦虚礼貌、律己宽人等方面的伦理道德故事一代传一代,百世流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世界上最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瑰宝。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她不仅是一个流动的不断批判继承、不断改造创新的动态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同时,也是发展中的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心与主轴。所以,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实际是进行“中华根”“中华魂”的教育,她不仅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传统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传承、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弘扬也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为了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创造人类当代精神文明,推进世界伦理道德的发展与建设,树立新的荣辱观,我们编选了本丛书,本书共分三大部分,即:理论卷,故事卷和名言警句卷,并参考有关书籍做了分类。

各分册编排结构有综述,着重阐述本德目内涵、特征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然后,是所选取的内容集合。每个故事每条言论根据揭示德目的需要进行了再编写,力求以内容明伦理、明思想、明形象、明榜样,融思想性、知识性、教育性于一体。

本丛书筛选内容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要求:(1)坚持批判继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坚持抽象继承、演绎发展、立足当代、为我所用。(2)坚持系统整体的原则。注意各历史时期分布;注意各民族的进步人物;注意各层面人物;注意人物各侧面。做到:竖看历史五千年,纵向成条线;横看美德重实践,横向不漏面。(3)坚持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原则。在发掘美德资源时,特别挖掘古代人物故事、言论,注重寻找挖掘各阶层、各民族的传统公德、通德、同德;注重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发展性、普遍性、抽象性,不求全古代,不求全个体。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再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历史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综述论证等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编 者2006年6月

康有为与百日维新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1858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

康有为早年曾到过香港和上海,阅读到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书籍,由此初步明了当时的国际大势,通过比较,觉得按资本主义文明所建立的秩序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他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逐渐形成了政治上和思想是的维新体系。他写成了《大同书》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小康)世”;公产主义社会是“太平(大同)世”。大同之世是一个“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这部书反映了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空想。

1885年春,清政府和日本准备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拟将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二万万银两。正在北京会试进士的康有为探知了条约的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请求朝廷拒绝签约。为了扩大声势,来一次规模更大的请愿,康有为和梁启超串联十八省举人1000多人,到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开会,商议联合请愿的事情。会上,台湾省举人痛哭流涕,誓死不愿离开祖国的怀抱。康有为痛述民族所受奇耻大辱,要大家联合上书皇帝,挽救国家的危亡。到会举人义愤填膺,公推康有为执笔起草奏书。康有为不负众望,一天两夜,奋笔疾书了一篇长达14000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把辽东等割让给日本,那么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也会跟着来瓜分中国。所以必须拒绝签订屈辱的条约,惩办“主和卖国”的官僚和“丧师失地”的将帅。同时,还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变法,改革政治,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上皇帝书》写好后,由梁启超等人抄写数份,分送大家传阅。大家看了,情绪更加激昂,签名的举人有13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5月2日,各省举人排成一里多长的队伍,正式把《上皇帝书》送到清政府都察院。都察院官吏找借口拒绝呈递《上皇帝书》,光绪皇帝还是没有看到。“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在社会上却发生很大的政治影响,造成了维新变法的声势。“公车上书”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得到工部主事的官衔。于是他再把《上皇帝书》加以修饰润色,以个人名义呈送光绪皇帝。这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看到并很受赞赏。于是,他又第四次上书请求变法。

在这个时期,康有为除了不断向皇帝上书以外,还极力加强变法的舆论宣传和壮大维新力量。康有为在北京结识了一批倾向变法的青年官吏,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报纸《中外纪闻》;8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10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发行《强学报》;1898年4月,康有为集合在京举人又组织一个保国会,不少官吏、士绅、读书人纷纷参加。就这样,一个以北京、上海等地为中心的维新变法政治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社会大变革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1898年(农历戊戌年)春,光绪皇帝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颇为赞赏,于是让总理衙门传康有为来,当面申述变法的意见。荣禄、李鸿章等封建守旧顽固派乘机发难,刁难、指责康有为,反对变法,康有为应付自如,回答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把守旧顽固派弄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事后,光绪皇帝命令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康有为赶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方案。光绪皇帝看后,非常赞成,加快了变法的步伐。到6月,光绪皇帝乘慈禧太后移居颐和园期间,颁布了一个《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变法。接着召见康有为,详细讨论变法的步骤。二人谈的时间很长,很投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安排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工作。准许康有为的奏折可以直接送给他看,康有为实际上成了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政治顾问。不久,光绪皇帝又把康有为的好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安排在军机处。梁启超在皇帝亲自召见后,被委派专门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在这些维新派的大力协助下,光绪皇帝一连下了五六十项变法命令,修订法律、精减机构和冗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设立银行、鼓励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办各种工厂;设厂制造军火,训练新式海军;废除八股,开办各种学堂,翻译和出版书籍、刊物,派人到外国留学和考察,办理邮政,奖励新著作和新发明等。

但是,清王朝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手里。9月初,慈禧太后和掌握兵权的荣禄密谋,企图废黜光绪,取消新政。光绪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他们只有向掌握重兵并伪装拥护维新的袁世凯求援,召其进京保驾。阴险狠毒的袁世凯一面满口应允,一面暗中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宣布临朝听政。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遇害。康有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躲过毒手,逃亡到日本。至此,戊戌变法归于失败。这次变法仅仅实行了103天,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当时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

向警予——模范妇女领袖

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妇女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17岁那年,为了寻求改造中国的“真学问”向警予离开了家乡,来到长沙投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久,她和蔡畅一道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团”,会同蔡和森一起踏上了出国求学的万里征途。

几个月的勤工俭学生活,使向警予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22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回到了上海,参加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后来担任了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亲手起草了一系列关于妇女运动的文件,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就在这样极其险恶的形势中,向警予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到汉口市总工会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她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打倒蒋介石”的宣传活动中去。她编写各种通俗易懂、生动有力的宣传资料,举办短期宣传骨干训练班,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歌曲,呼喊口号。全市两百多支宣传队,走遍大街小巷,愤怒控诉蒋介石叛变的滔天罪行,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

1928年元月,由于叛徒告密,向警予不幸被捕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提审,她老是重复着一口咬定的“供词”,敌人毫无办法。

她严辞拒绝了老奸巨滑的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的劝降以后,提审员气急败坏地喊:“给我狠狠地打!”向警予说:“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露出这副凶相的。”

在刑室里,向警予闭住双眼,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一声不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这里也同样要战胜敌人。

在敌人的严刑毒打下,她挺着,挺着,挺着……

除了怒骂和痛斥,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5月1日,向警予被押往江岸区余记里刑场。她不顾宪兵殴打,阻止,向沿途民众演讲,高唱《国际歌》。刽子手用石块塞她的嘴,用皮带抽她的脸,她口流鲜血,仍然高呼口号,直到英勇就义。

杨儒不辱使命

杨儒,字子通。1892年任清政府驻俄公使。他威武不屈,不畏强暴,不受利诱,在谈判桌上挫败沙俄的阴谋,捍卫了国家主权。

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大肆侵华的时期。沙俄在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西北地区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又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三省。1896年,沙俄诱使李鸿章订立《中俄密约》,夺取了东北铁路筑路权;1898年,以助华抗德为名,沙俄强租旅大;1900年,又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17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这种形势下,杨儒负责与沙俄谈判交还东北三省问题。

正式谈判一开始,沙俄代表、财政大臣维特便要杨儒奏请朝廷批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俄在奉天(沈阳)派驻“总管”,中国的奉天将军所办理的公务,该总管应当清楚;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遣散,军火交出,炮台、火药局拆毁;俄军留驻奉天,他们的住房、粮食由清朝方面供给。杨儒当即严正指出:“章程不但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断唯允准!”经过六次交涉辨驳,维特不得不承认章程一事“姑且作罢”。第一回合,杨儒取得了胜利。

沙俄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沙俄又提出书面约款12条。杨儒一眼看出,新约款尽管字面有所删改,但侵略实事丝毫未改。针对沙俄的无理要求,他逐条批驳,使沙俄的伎俩无法得逞。沙俄代表懊丧地说:“看来只有交还东三省这一条未被批驳”。

三月中旬,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沙俄又将条款削去一些刺眼的字句,但妄图独占我国东北的实质并未改变。沙俄大臣声称:限15天画押,逾期则交还东三省一事就作罢。并再三威逼,以决裂之势胁迫杨儒立即签字画押。

面对强暴蛮横的沙俄代表,杨儒大义凛然地拒绝签约,要求继续谈判。沙俄代表借口公务繁忙,拒绝会见;送去的备忘录被原封退回;连递交光绪皇帝给沙皇的亲笔信,也被拒绝了!形势十分紧张。

在沙俄威逼胁迫之时,杨儒还受到国内亲俄势力和投降派的挟制。他们利用主持外交的权力,打电报让杨儒画押。逃亡在西安的清政府则无主见,要杨儒“自行定计,酌量画押。”在内外压力下,杨儒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画押签约就要丧权辱国,不画押签约就要得罪上司和朝廷。

沙俄逼迫签约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国内的爱国官员和爱国的绅士商人,纷纷致电杨儒,要他拒签条约;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拒签条约;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也劝杨儒不要轻率签约。读着这些义正辞严的电报,杨儒感到虽然自己身在国外,并不孤立,有千千万万爱国的人民在支持着他。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表示:绝不受沙俄的逼迫,除非朝廷作出明确的决定,否则决不签约。

签约的期限一天天迫近,杨儒忧心如焚。冒着风雪在彼得堡的沙俄财政部、外交部间奔波、交涉。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已使这个年届七旬的老人身心憔悴。一天,他回使馆时因雪滑摔倒,跌伤了左臂和右腿。

3月25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拖着病体、强忍伤痛去沙俄外交部,要求展缓时日,继续谈判。沙俄代表蛮横地说:“不愿画押,只有从此不提此事。”并限定次日早晨9点20分之前作答。杨儒无奈,只得转回使馆。路上,他再次滑跌坠地,不省人事。

3月26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刚刚苏醒的杨儒突然收了清政府的电报,命令杨儒不在沙俄条约上签字。原来,英、日、美、德等国不愿沙俄独吞东北,纷纷警告清政府不得签约;再加上国内爱国官员和各界人民的反对,清政府才下了不签约的命令。杨儒将电文送到沙俄外交部,沙俄代表接过电报,跌坐在椅子上,气得说不出话来。至此,沙俄企图长期独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

杨儒再次跌伤后就一病不起,因劳累过度,于1903 年3月5日逝世。爱国外交家杨儒不畏强暴,勇敢捍卫国家主权,因而名扬中外,永垂青史。

冯子材边关破敌

19世纪80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占领越南后,又策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援越抗法的战场上,有一位年近古稀的沙场老将,他足智多谋,身先士卒,英勇奋战,指挥清朝军队,连获“镇南关——谅山”大捷,为世人所瞩目。这位老将军就是冯子材。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1818年生于广东钦州,他原是行伍出身,1850年参加过刘八领导的广东天地会的反清起义,第二年接受了“招安”。从此,他成为清军中的一员骁将。屡建战功,被升任为广西提督。1882年,65岁的冯子材,因不满朝廷中一些佞臣嫉贤忌能,排斥异己的卑劣行径,就借口有病,辞职还乡,闲居在家。

这时,正值法国侵略者用武力胁迫越南沦为它的“保护国”后,又大肆挑起反华战争之时。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法国侵略者的挑衅一再妥协退让,在法国政府的软硬兼施下,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但法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分兵两路,一路由远东舰队在台湾海峡进行武力讹诈,一路由陆战队盘踞在谅山一带,向中国边境寻衅。1885年2月,法国直扑谅山和镇南关,清军前线统帅在主和派的示意下,仓惶逃走。法军乘机长驱直入,占领了谅山,并一度闯入镇南关。法军狂妄地在关前立柱,写道:“广西门户,已不复存在。”镇南关周围的人民,誓死抗战,他们也在关前立柱,写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以此表达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强决心。

闲居在家的冯子材,想到国难当头,而自己报国无门,不由得忧心似焚,整日抚摸佩刀,长嘘短叹。他多么希望重上沙场啊!

随着南部边境的形势日益恶化,当时的朝野上下,要求援越抗法的呼声不断高涨。清政府在朝廷中主战派的强烈要求和极力推荐下,重新启用冯子材,令其督率旧部,再上战场。冯子材虽年近7旬,但他接到朝廷任命后,毫不犹豫地挑起了保卫边疆的重担。

冯子材到广西就任后,立即被前线各军将领推举为“前敌主帅”。他整顿溃军、改编队伍;他亲自勘察阵地、布置防御;在隘口抢筑了一条长三里半的长墙;在岭顶上修建了炮台;他布置自己所率的“萃军”当中路,扼守长墙和山头要塞;布置其它各路军在中路的东、西方和后方,成犄角之势,以便互相策应。

法军见势,不敢正面强攻,便派出驻扣波的法军从侧翼偷袭,以求一逞。冯子材得到法军偷袭的密报后,毅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令一部清军去侧翼狙击,一部分“萃军”直捣法军据点扣波。从侧翼来犯的法军,遭到狙击清军的迎头痛击,当溃逃到驻地扣波时,又被早已埋伏的“萃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钻进了文渊城。几天后,冯子材主动出击,袭击了法军前哨据头文渊城,一度冲进城中心,摧毁了两座山头炮台。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提高了清军的士气,灭了法国侵略者的威风。

三月二十三日,盘踞在谅山的法军,在前线司令尼格里的指挥下,进攻镇南关,他兵分三路,两路攻东岭炮台,一路扑向长墙。他们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攻陷了东岭上三座炮台,关前隘长墙也危在旦夕。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激昂地向将士大呼:“如果再让敌寇闯进关内,我们有何面目回去见两广父老!”全体将士在主帅的激励下,个个争先冲出长墙,与敌人展开肉搏,誓与长墙共存亡,终于杀退敌人的进攻。第二天黎明,尼格里又分兵三路,每路二三千人,还配有上千门炮,炮火比前一天更加猛烈。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法军大队主力猛扑长墙,有的爬过了清军防守的壕沟,有的已冲上了长墙。在长墙上督战的冯子材,眼看形势十分危急,他当机立断,大喝一声,手执丈八长矛,冲出长墙,他的两个儿子紧随其后,冲入敌群。全军将士一看主帅身前士卒,也大开栅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群,同法军展开肉博。一千多名越南义勇军也投入了战斗。好一场天昏地暗的殊死搏斗,终于把法军压下山谷,全部夺回东岭上的三座炮台,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二十五日,冯子材发出了总攻击令,中国军队和越南义勇军个个争先奋勇,从长墙和各个山头、战壕、树林里冲出,海潮般地向山谷里的法军冲去,一场激战,法军被杀得溃不成军。尼格里只好下令撤退,留下一千多具尸体,夺路而逃。

冯子材决定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他率各路大军即日启程,一路上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夺关斩将,捷报频传。三月二十六日一举攻下文渊城;三月二十九日,又攻下法国侵略军盘踞在越南北部的军事基地谅山。在攻打谅山的战斗中,冯子材运用“正面明攻,奇兵暗袭”的巧妙战术,法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尼格里也身受重伤,退出谅山逃命。这就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著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在此同时,其他海陆战场都取得很大胜利,一时,法国在越南的侵略军,已处于草木皆兵,被动挨打的局面。法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引起巨大震动和恐慌,并导致当时法国内阁总理的倒台。

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冯子材的大军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法军,预期在一年之内,全部光复越南的大好河山。

但是,清政府对法宣战是被迫的,并没有打到底的决心。特别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为了维护其统治,宁愿与法国谋求妥协。就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候,清政府竟然下令前线停战,并限期四月七日撤退。

面对朝廷的荒唐决定,冯子材等前线的爱国将领无不义愤填膺。冯子材代表前线军民,数次致电朝廷,要求“诛和议之人”,废除条约向朝廷表达了前线将士矢志抗战到底的决心。可是,这只换回了朝廷的严旨斥责。这位壮心未已的老将军,只得挥泪班师。在冯子材的大军回国路上,中越人民竭力挽留,痛哭不已。

冯子材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中越人民的心中。

张子清实现父亲的遗愿

张子清(1902—1930),字涛,号寿山。湖南省益阳县桃江镇人。

张子清父亲张建良,在当时是位反帝爱国的将领。张将军十分敬佩历史上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崇尚富国强兵之道,并注意以此来影响少年时代的子清。每逢闲时在家,他总要把初谙世事的子清叫到身边,给他讲中华民族历史上忠臣名将的故事。一次,父亲给他讲解岳飞的《满江红》,讲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时,沉痛地插叙了八国联军洗劫北京,甲午海战蒙受耻辱的历史及国力日衰,外侮益盛的现实状况。讲到激昂处,父亲声泪俱下,挥笔写下了“富国强兵,雪耻灭仇”的条幅,教育子清立志振兴祖国,拯救人民。

1917年父亲因病去世,子清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他同家人一道把父亲安葬完以后,旋即从军,幻想在军中建树一番事业,实现父亲生前未实现的遗愿。

他怀揣父亲“富国强兵,雪耻灭仇”的条幅,冲杀奋斗了10来年,却一无建树。

1924年秋,正当他彷徨苦闷,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儿时挚友夏曦将他引向革命的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张子清在党的直接培养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自觉经受锻练,经受考验,迅速成长起来。他先后担任过营长、团长、师长等军事要职,成为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位亲密战友,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之一。

他曾亲自给士兵们上政治课、军事课,深入浅出的讲解革命道理和军事常识。他善于抓住部队整修之机,进行严格训练。他常对负责操练的部队干部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革命军队,它必须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队伍……这就需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精良的军事技术……这一切是需要艰苦的长期的培养的。”

他作为一位军事将领,十分珍视我军的有生力量。一次,他与毛泽东带兵沿湘赣边境南下,路遇顽敌。在激战中,他率领的三营与毛泽东失去联系,他只身率领三营,转战在湘赣地区,打击路遇顽敌,为兄弟部队解围,历时两个月,行程近千里,最后终于战胜重重困难,胜利回师井冈山。张子清凭着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凭着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当时弱小的红军保存了一个营的有生力量,这确实是对我党我军的一个杰出贡献。要知道,那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总共只有两个营的兵力!

张子清每当军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他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站在毛泽东军事路线一边,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形成,并付诸行动。

1928年,他与毛泽东率全团在大坑消灭了老对头肖家璧的靖卫团,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克了遂川县城。不久,又攻克了新城,击毙敌人79团警卫长王国政及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伪县长张开阳,生俘敌人百余,缴枪三百余支。此后又占领了茶陵,成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工农兵政府,开创了井冈山初创时期的繁荣局面。

张子清在迎接朱德部队会师井冈、阻击敌人围追堵截的战斗中,更是战功卓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以至光荣牺牲。

张子清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结束了,但是,他在富国强兵方面创下的业绩永远被后人铭记着。他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邓演达反蒋抗日

邓演达先生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的一个贫寒家庭。1931年8月17日被捕,同年11月29日凌晨五时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年仅36岁。

邓演达先生少年时耳濡目染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稍长即学习军事立志报国。早在广东小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又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反对迁都武汉,邓演达先生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阴谋,并指出同蒋介石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先生在武汉地区参加并领导了反对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的斗争。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因此邓先生为蒋所恨,把他当成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下令通缉。邓先生被迫离开武汉到了苏联,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民主宣言》,揭露了蒋已经成为新军阀,南京政府实为“土豪绅士地主剥削工农分子”的叛徒集团,并谴责蒋、汪反革命集团是“旧势力的化身”,“民众的仇敌”。表示要与他们坚决斗争到底。

1930年5月邓演达先生回到了上海,之后立即开始进行一系列旨在反对和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一方面揭露了“蒋汪之流”假借孙中山先生的名义去作祸国殃民的卑鄙勾当;同时着重指出蒋家王朝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坚决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农工政权,中国才有出路。另外,又通过秘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展分化、瓦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工作。邓先生还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之矛盾,准备武装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一系列的行动,已构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严重威胁。

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的告密,邓先生被捕入狱。就是在监狱里,还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充分的表现了邓演达先生反蒋倒蒋的信心和坚定的立场。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对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对内又围剿红军进行反共,这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在全国很快掀起了一个抗日反蒋的新高潮,形势迫使蒋介石下台,但他下台的目的却是为了重新上台,而邓演达先生又是蒋介石重新上台的最大障碍。因此促成了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决心。

邓演达先生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领袖之一,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周恩来同志赞扬他“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党中央负责同志也把他列为“一贯支持我们的党外秘密战友”。

拔哥“偷米”的故事

韦拔群(1893—1932年)是革命前辈、壮族人民的英雄,曾参加领导过著名的百色起义。

韦拔群于1893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根据当地壮族人民的传统习惯,把少年韦拔群称为“拔哥”。拔哥从小就聪明伶俐,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在家乡东里屯的小朋友中间颇受欢迎。

一个腊月将尽的清晨,东里屯住的几十户壮族人家,除三户地主豪绅张灯结彩,杀猪宰羊准备过年外,其余的都是冷火凋烟,一片死气沉沉。但是不太懂事的孩子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关心着过年的游戏,在拔哥家大瓦房旁边的柴草房里,穿着整齐的拔哥和一群衣衫褴褛、赤着脚板的小朋友们正热热闹闹地做陀螺。孩子们七嘴八舌的吵嚷声把躲在屋檐下的麻雀吓飞了,给死气沉沉的村庄增添了一点生气。不一会儿,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进来对她家小娃说:“打点野菜去,今早没米下锅了。这是什么年月,还有心思玩陀螺?”小娃娃听了,无可奈何地哭着走出门了。这时拔哥想起自己衣袋里有一块压岁的光洋,于是把它塞给了那老奶奶。小伙伴们的情绪大大低落下来了,不长时候,其他穷孩子的爹妈也登门叫走了孩子去打野菜,拾干柴,孩子们被训斥着领走了。

只剩下拔哥一个人了。他呆呆望着小伙伴们去的方向出神。刚才大人们那责骂声老在耳边回响。我没哪对不起小伙伴呀,干吗大人这样冷淡地对我呢?这是为什么呵?

他走出柴房,向村里凝视。快过了吃早饭的时辰,那几十家穷人的破烂柴房还是烟火萧疏,大概揭不开锅了。可是往自家望去,青砖大瓦房,里外粉刷一新,还飘来阵阵饭和肉的香味。他不理地想到:为什么全村只有我们三家高兴过年呀?为什么别的人家都断粮了?一年到头不都是他们在田里拼死拼活地做活吗?我家有钱,那么我家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呀?想着想着,他感到对自己家陌生起来了。

他默默地穿过村间小道,又看见东里屯的穷孩子们正顺着沟边挖野菜、捡柴禾。拔哥一口气跑了过去,又回到了伙伴中间,和他们一起挖野菜,还到河沟里学着捉小鱼。当大家坐在草地上休息时,拔哥既同情又疑惑地问大家:你们家里为什么到腊月底就没米了呢?”一个穷孩子回答道:“我们家没田,都种你们田主家的田,收了谷就都被田主要光了。”拔哥又气又急,我家也做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他难过地低下头,不敢看大家,觉得有欠于大家。难道自己吃的、穿的也都是这样得来的吗?天下竟有这种道理,这是为什么?他幼小的心灵想不出真正的道理,只觉得自己家是这样的富人可恶,穷孩子也应该过年。“我叫你们也有米过年!”拔哥叫过小伙伴凑起来小声说:“今晚你们带着米袋偷偷到我家牛栏边等我。牛栏上面二楼是谷仓,满是白米,到时候我就……”

夜幕降临后,拔哥家正在忙着盛宴招待来拜年的亲友。席间只有拔哥不吃不喝也不笑,只等别人不注意自己好溜出去偷米。好不容易客人们醉了,几个猜拳的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悄悄溜出来,跑到牛栏边,伙伴们早已在等待了。他跑上谷仓二楼,仓门上着锁。没有钥匙怎么办?米仓的楼板封合得滴水不漏。忽然一个念头上来:用烧红的火钳,他跑进厨房,借口帮佣人掏火,把火钳放进火里烧得通红,趁人不注意,他取出火钳,跑进牛栏,骑上牛背,把竹楼板烙了个洞。白米唰唰流下来了。小伙伴们每人装了满满一口袋,又惊又喜地背上米回家去了。拔哥堵住漏洞,走出牛栏。他家的客人散了,拔哥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回屋去了。第二天他看见好些家的茅屋飘起了炊烟,他笑了。

拔哥就是这样机智地“偷米”给了村里的穷人家。他长大以后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领导东兰县的农民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彻底背叛了封建地主家庭,投身于革命队伍。1929年他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又成为著名红军将领。韦拔群不幸在1932年的战斗中牺牲,献身于他的革命事业。

杨靖宇——抗日民族英雄

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人。

1939年冬,杨靖宇领导抗联第一路军在临江一带,冲破了敌人11个军营区的兵力包围,歼灭了几千日伪军,向东部山区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寇调动70万人的兵力来东北“讨伐”。杨靖宇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又将部队化整为零,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跟敌人进行游击战和麻雀战,敌人“围剿”了两个多月,还是找不到杨靖宇的踪影。

抗联战士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越练越坚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却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们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样,夹着尾巴,溜到敌人跟前乞求活命,然后又掉转头来,阴险地领着日伪军向我们根据地进攻。由杨靖宇亲自创办的粮仓和营地,全被叛徒告密出卖并引路捣毁了。杨靖宇患着重感冒,身体很不好,仍然像平常那样镇定、沉着,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们被敌人包围在这里也可能牺牲。但是,纵使我们这几个人都牺牲了,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有人来继承。革命,总是会胜利的!”

烤了一阵火,喝了几口汤,特别是听了杨靖宇火一般的语言,战士们的精神更足了,大家还不约而同地低声唱起一首悲壮的歌曲。

歌声停歇以后,杨靖宇站起来,搓着两手说:“暖和过来了,走,我们趁天黑翻过山去。”

到处是敌人讨伐队的岗哨,满山遍野是敌人燃起的篝火,杨靖宇等人在大雪中转了半夜也无法翻过一个山岭。

中午时分,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他们采取“拉网”、“篦梳”战术,一棵树一棵树地往前搜。杨靖宇和战友们边战边撤,又有几个战友受伤了。等到天黑,敌人不敢再追,杨靖宇就把大家叫到一起,果断地说:“看来情况更加紧急,我们最好分开走!”他叫四个受伤的战士往回走,去找可靠的老乡家住下养伤,并与大部队取得联系,自己带两个战士继续往前走,去找友邻部队进行联系,往回走比较安全,因为敌人的兵力都朝前集中了,可以找着空子钻出去。继续往前走,危险很大。杨靖宇毅然将危险的担子自己挑起来。

在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大森林里,杨靖宇带着两个警卫员跟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饥饿,寒冷,一刻不停地袭击着他们。饿了,剥一块树皮,挖一把草根充饥;渴了,抓一把雪粉吞下肚里。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英勇搏斗。

1940年2月23日早晨,杨靖宇边打边走,来到了濛江县的保安附近。5天前两个警卫员一个英勇牺牲了,一个负了重伤,隐蔽在树洞里。很不巧,就在这时,杨靖宇被敌人的一个坐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敌人扑了过来。他们见杨靖宇只有单身一人,就在四面八方拉开嗓门高喊:“杨靖宇投降吧,投降可以让你做东边总司令!”

杨靖宇不畏惧地双手拔出手枪,左右手同时对准敌人射击。敌人包围了他,并高喊:“投降吧,你跑不出去了!”“投降了给你当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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