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德森,吴丕华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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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溪大垸我的家试读：
前言
一1988年7月，为了生计，我断然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孟家溪，去了两千多里之外的海南岛。最初还是相当的坦然，因为我当时想只去个三五年又有什么不得了，谁知道一走就是28年。其间我也多次回过家乡，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次回到家乡后便不由自主地想起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诗句。虽然没有发生过“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场景，但是对故乡的依恋却越来越深。我逐渐才弄明白，这就是我对家乡的情感，这就是我一个游子的“乡愁”！
时间到了2014年，我已迈进古稀之年，我毅然决然地从生意场上退了下来，回到家乡，这才有时间与发小、老学友相聚了。见面后，大家都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儿时发生的故事，这成为我们每次相聚时的一件乐事。有天，我的发小甘恢云先生对我说：“老邱，你的文笔还可以，可不可以写一本关于我们家乡孟家溪的书呢？”其实我也有与他同样的想法，但我也不能不量力而行呵。我说：“我没这个能力写出一本书来，不如去找李寿和。请他来写，这件事才能办得成。”过了没有多久，我特意去拜访了李寿和先生。他也是我们孟家溪镇上的老乡，比我小五六岁，他虽然是个国家一级作家，又是研究“三袁”的著名学者，但没有架子。我向他提出请他写关于孟家溪的书，他非常赞同我们的想法，只是目前他手头工作太多，暂时无暇顾及。他提出我们一起来组织孟溪老乡，写作一本有关孟家溪的散文集，“众人拾柴火焰高”，事情就不难办了。就这样，编写关于孟家溪的书的基本调子算是定下来了。
2015年4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约了李寿和、聂耀武、邱德林，回到孟家溪，会同我四弟邱德茂，在淤泥湖渔场乘快艇游览了美丽如画的淤泥湖，上坡到青龙村拜谒了王烈士墓。大家陶醉在家乡的青山绿水中，不亦乐乎，李寿和戏称我们是“还乡团”。我们在一起商讨定下来写孟家溪文集的基本框架：（1）书名暂定为《我们的家乡孟家溪》，孟家溪即整个孟溪大垸，地域涵盖孟家溪镇、甘家厂乡、章田寺乡及原黄山林场；（2）文体为纪实散文，暂不收录其他文体的文章；（3）文集的内容是写孟溪大垸的人和事，大体上是孟溪人写孟溪；（4）积极争取孟溪大垸一镇两乡党委和政府的支持，立即成立本文集的组委会和编委会。
不久，我们前往镇里拜会镇委书记林庭武，陈述了我们编纂散文集的心愿，得到了镇党委和镇政府的支持。7月16日在孟家溪镇政府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镇领导和本镇中小学及文化单位的领导外，还有全镇各村的支部书记，还特别邀请了前县委副书记陕大鑫同志、前县总工会主席张遵明同志、县文联副主席侯丽及文联所属部分协会的负责人、甘家厂乡和章田寺乡党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在孟家溪文教界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与会人员无不赞成编纂这本宣传孟家溪正能量的散文集，大家表示积极参与，并出谋划策，希望这本文集早日面世。在这个会议上宣布成立了组委会和编委会，并发出了《倡议书》。这次会议的成功，标志着编纂纪实散文集工作的正式启动，也标志着由发起人个人的行为发展成为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的集体行动。二
孟溪大垸，涵盖孟家溪镇、甘家厂乡、章田寺乡及原黄山林场。东西宽14公里，南北长31公里，总面积近350平方公里。
孟溪大垸风景优美，岗峦起伏，南端依傍黄山，站在黄山之巅，整个大垸便一览无余。虎渡、松东二水如同两条丝带飘舞在大垸的两旁。垸内大小湖泊，星罗棋布，23平方公里的淤泥湖，波光粼粼，港汊纵横，阡陌交汇，绿树成荫，如你置身孟溪大垸，会有一种身临仙境的感觉。
孟溪大垸物产丰富，素有“公安粮仓”之称，1986年时粮食总产量就达到12万吨，还盛产棉花、油料、水果、牲猪、鲜鱼、禽蛋等农副产品。
孟溪大垸除有地灵之优外，更有人杰之胜。孟溪大垸完全可以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各类人才灿若星河。明嘉靖朝户部尚书邹文盛，“公安派”领袖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兄弟，“三袁”之师呙校、呙文光、呙邦永祖孙，明布政司参议陕茂，监察御史陕嗣宗、肖毅中，布政使袁彭年。大革命时有邱宏锡、邱育才、邱才梅叔侄三人担任过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每年考入大学者以数十计，近十余年就要以百计了。成长为当代学者的不乏其人，甘永超、裴端卿已攀上了科技之巅；李寿和可称为研究“公安派”之大家，还有寓居美、英、日各国的学者多人，成为国内大专院校博士生导师、教授的也都卓著有声。更有令人称奇者，孟溪大垸也是将星闪耀之地，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队中有中将袁亮甫、易谨，少将王绍旦、陈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解放军部队中，有空军少将付绍银、陆军少将呙中安；南部战区司令、中将袁誉柏乃“三袁”后裔，原籍亦属孟溪。
孟溪大垸不仅景色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还有着光辉的革命斗争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六方面军就在此开展过武装斗争。刘煊、易潮善、魏玉阶等革命志士在此建立农会，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建立起党的地下组织。革命志士魏西建起孟家溪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点燃了孟家溪革命斗争的火种。他们带领孟溪的劳苦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土豪劣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殊死斗争，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孟溪大垸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孟溪大垸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伟大贡献。三
我们编写这部散文集，其内容既有历史的，更多的是现当代的。既有对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人物的颂扬，也有对社会底层人物形象的描述，还有对不齿于人类的反面人物的谴责，可以说是孟溪大垸内一幅幅人物众生相。推动社会前进的强者，将成为后世的学习榜样；那些十恶不赦的坏人，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文章中有对家乡景物的描写，也有对家乡风土人情的记载。通过健在的人的回顾，让后人记住发生在本土的历史故事，是一部为地方志提供参考，让世人了解孟溪，大有裨益的著作。
对于家乡厚重的历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色人物的褒贬，几十篇文章是无法全面涵盖的，文章所记述的内容，也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失真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本书的编辑人员均没有从事专业编辑工作的经历，尽管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在文章的取舍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本文集编辑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望各位读者、作者见谅。四
本文集从2015年5月发出倡议书之日起，到2018年成书发行，共历时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年时间极为短暂，但坚持工作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本书的组织者和编辑人员，确实付出了辛勤劳动。
曾任孟家溪区区长、区委书记的陕大鑫同志，被组委会聘为本书的顾问。按照惯例，这可以是一个顾而不问的闲职，但他却与众不同，不仅亲自撰写文章，而且组织了十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他还经常询问本文集工作的进展，使全体编辑人员深受鼓舞。
李寿和先生可以算是本书不是主编的主编，不论著书多忙，也要抽空为本文集谋划、撰稿、改稿，今年10月，在疾病缠身稍有好转之后，专程从深圳回到故乡，多次参与编辑会议，筹划文集的相关事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集的主编吴丕华先生，工作认真负责，遴选作品精益求精，收到作品至少都亲自审阅三次以上，核实史实，斟酌字句，其认真劲，令人钦佩。也正是有他的努力与认真，本文集才会得到较高的质量保证。
张遵明先生，是我们公安县公认的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兴趣广泛，文思敏捷，办事练达，热衷于社会活动。他非孟溪籍人，却对孟溪有深厚的感情，用他的话来说，孟溪是他的老师。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本书的编纂工作，除了撰写文章外，还毛遂自荐担任本书的校对。
其他诸如陈昌栋、张遵明、翁心诚、王书文、聂耀武、邱德山等诸位先生，彭霞女士，对本文集的成功出版发行都是功不可没的。还有一位长者，他就是出生于大门土地洞竹院子的邱宜煜老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虽旅居台湾近70年，仍难忘家乡，主动撰文抒发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并热切希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
对于书名，许多热心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经过慎重考量，将书名定为《孟溪大垸我的家》。第一辑共收录57名作者的100篇文章，48万余字。作者中有年逾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也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参与人群之广泛，正好凸显了孟溪人对家乡深切热爱之情。
本文集得以出版发行，全赖孟溪大垸乡人的共同努力。我谨代表本文集编委会，对撰稿人和提供老照片的朱业新等诸位先生，及为此辛勤工作过的乡人表示真诚、深切的感谢！也借此向未能录用稿件的撰稿人致以歉意。
本文集第一辑的出版还仅仅是个开端，孟溪大垸的人物和故事还远远没有写完。这是一个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是一个永远写不完的主题。望有志者继续更好地来完成这个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吧！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孟家溪的背影（代序）李寿和
人在他乡，才会真正感到家乡在心中的重量。如今旅居南海，心中则时时怀念着那个湘鄂边松东河、那个松东河畔的小镇孟家溪。因此当今夏第一部南游后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界的声音：ShenZhen——深圳大运会序曲》出版时，封页勒口上作者简介的第一句话就是：湖北公安县孟家溪人。
而秋后我这个刚刚在深圳写下“孟家溪”三个字的孟家溪游子，因公安县筹备三袁研究院事受请回乡小住，一个月中竟接二连三有四位孟家溪友人造访，不约而同地都是带着一部书稿或一篇文稿征求意见，内容又都与孟家溪有关。四人中两位是当年孟家溪区委书记，一位是公安县名医，还一位就是本书的编撰者邱德林君。
真是不来都不来，一来全都来。于是在今年这个夏秋，接连涌起的孟家溪乡情，就像进入了汛期的松东河，波澜滔滔。特别是邱德林君拿出的一部打印书稿，说是纪念其父百年诞辰的文集，请我看看并作序。我接过书稿还未及翻阅，就觉得眼前一亮，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人的背影——儿时在孟家溪南堤上看到的一个人的背影……
南堤上，是孟家溪人对一条堤街的称谓，那时那里常年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我曾寻声追索到堤坡边一家盖着子瓦的铁匠铺大门前，看见里面炉火熊熊，映衬着两个人的轮廓。其中一个人挥舞着一把大锤，另一人左手用铁钳夹着一块刚出炉的铁坯，右手握着一把小锤。大锤与小锤此起彼伏，叮叮当当落在红彤彤的铁坯上。
起先，我对那挥舞大锤人惊叹不已，他一锤下去，往往溅起一团飞扬的火花，明明那火花落在了他的膀子上，他全然不顾。后来，我发现那位握着小锤的人更令人敬畏，因为大锤是跟着他的小锤打的——小锤点到哪，大锤就打到哪；小锤慢，大锤慢；小锤快，大锤快。火花溅起时，他的胸部离火花更近，却更没把火花放在眼里，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块铁坯。儿时的我怯怯地不敢走进那个铁匠铺，只是远远地站在堤面上，脑海中留下了一个敬畏的背影，那就是孟家溪有名的邱铁匠。
儿时的孟家溪其实有很多看不厌的去处，比如上街的纸扎店、一步街的糖果店、河街的船码头、上街或是下街的铜匠摊，等等。不同的是，这些去处我是在近旁观看的，唯有邱氏铁匠铺是在远处眺望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远处的眺望，反而留下了一种神秘和悬念，因此也就记忆最深。直到过去了多少年后的今天，当我见到这本纪念他们的父亲——当年的邱铁匠的文稿时，那个远去的朦胧的背影，才渐渐清晰起来。
真没想到，当年的那个背影，原来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匠人和父亲，并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十多岁就只身从湖南老家金牛山来到湖北公安谋生，三十多岁定居孟家溪。然后白手起家、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声誉日盛，终于成为孟家溪一带家喻户晓的名匠人。同时，他又成为一位严慈的父亲，繁衍了孟家溪一个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品德、性格的邱氏家族。读罢这部文稿，我深感这是一部满载励志与亲情的家史，一部可以传承子孙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来我与邱氏家族是有渊源的，一是与邱氏老三即邱德林君是孟家溪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曾见证他历经磨难，而后成为一家大型矿务局职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二是与邱氏长媳聂桂枝女士是孟家溪小学任教时的同事，记得那个叫刚毅的长孙，应该算我的学生。而邱氏老大邱德森兄因是孟家溪少有的文化人，我们相识相熟得很早，算是老朋友。现在高兴地看到，邱氏在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孟家溪一个兴旺发达的家族。
可贵的是，邱氏不仅像一些富起来的家族一样，做了不少造福桑梓的善事，而且做了一般富了的家族没有做到的事——本书的编撰和出版。尤值一提的是，这本家史算是邱氏三代人共同写成。第二代人人能写，第三代不仅能写，而且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就是一篇精短的散文，足以和报刊上的作品媲美。比如一篇题为《琼丫头心中的爷爷》，把个严厉而又慈爱的祖父写得栩栩如生，可亲可爱，情趣盎然。
这种家族式文本的出现，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算是对族谱、地方志的一种补充。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这种文本也许会蔚然成风。没有文化的家族，再发达也不会持久。只有文化，只有有文化的家族，才能久盛而不衰。邱氏家族，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读这个文本时，自然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眼前也出现了我父亲的背影——那是好些年前的大年三十，父亲从20里外的章田寺匆匆赶回孟家溪一步街家中，匆匆吃了团年饭后又匆匆离家而去，赶往工作的粮站去值除夕的夜班，留下的是一个大步流星的背影。我的父辈也像邱氏父辈一样，是从湖南澧县白溪滩移民公安同心垸，最后在孟家溪定居的。不过我的父亲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他是在一户张氏杂货铺学徒然后掌柜，虽没有自己独立的商号，却也是孟家溪当年一位受人尊敬的“李先生”。什么时候我也为父亲写一本书呢？
唉，可惜我没有兄弟，悲矣！也就特别羡慕人家兄弟，特别是羡慕像邱氏这样和睦发达又有文化品位的兄弟。于是怀着羡慕之情写下这篇小文，是为序。2011年初冬于深圳前海湾畔
作者附记：
此文原本是2011年受公安县三木公司之邀，为其散文集《远去的背影》写的一篇小序。
事隔七八年后，三木公司又发起编纂了本书《孟溪大垸我的家》。本书出版之际，主编吴丕华先生忽发奇想，提议此文可借作本书代序，编委诸君亦附和之。先后两书同用一序，本人起初似觉不妥。当看过全书初稿并听到主编整体评点后，感到先后两书正好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是从孟溪一家的家族性内部版文本，走向孟溪一地的公益性公开版文本的延伸。而且两书又实为同一主题：《孟溪大垸我的家》何尝不是孟溪的“背影”？于是乎最终对主编的提议，余欣然从命也。欧阳若修 一篇
欧阳若修，生于1928年2月，章田寺乡杉木桥人。解放初期曾任教于孟家溪小学。1952年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故乡行欧阳若修
暮年归故里，衣胞杉木桥，六十年回首处，归棹阻我路迢迢。打开记忆闸，铺天万丈涛。钩沉儿时梦，昏鸦绕树梢。几点渔火，小荷绿水船篙。十数人家，耕织酒旗字号，南北一条街，泥泞棱石竞低高。“子曰诗云”，面东一隅私塾课读；“人手刀尺”，书声琅琅城隍庙。学嫁娘，踩高跷，少小无猜争嬉闹。皮影戏，花鼓敲，心灵无染畅欢笑。雨淋淋，风萧萧，举步维艰，薪珠米金，稚子岂知锅盖揭比泰山重，椿萱忍听遍荒野饥啼寒号！倭寇肆虐，刮民以逞，腥风血雨病树萧条。
荧屏转换大梦醒，往事知多少。凭指点，姻戚相偕漫步说从头。霞满天，夕辉照。星转物移，坎坷路成康庄道。茵茵绿野，萋萋芳草。雨露滋润三造稔，禾稻相迎尽折腰。鱼满塘，谷满仓，三五牛犊追逐相欢跳。东风送暖新居棋布，紫燕乔迁筑新巢；三袁联袂，车胤回归，翰院殿堂泥土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腾飞已经起跑，龙腾虎跃，新世纪把山河再造。星光灿烂露华浓，寻旧处处花枝俏。历数行踪，遍遍遭遭，相逢只余一老妪，故旧人全渺。
子而孙，孙而子，相见不相识，春花满眼称年少。频年消息长滞阻。朝发即至，梦里相会，一脚踏越万里遥。满堂欢笑满堂泪，哽咽泣声，期望寄尔曹。珍重费叮咛，张张稚脸，殷殷絮语：鹤发童颜心不老。
美梦成真，一唱雄鸡天报晓；依旧青山，风景这边独好。只求物阜年丰子孙贤，故乡情未了。好酬父老心，但愿人长久，青春做伴乐陶陶。驶向辉煌，明天更妖娆。行咏舜日尧天，坐拥花潮，温馨长相绕。1963年3月郭沫若（左）接见作者（右）陈昌栋 三篇
陈昌栋，1929年3月出生于公安县甘家厂乡，毕业于公安师范学校，终身从教于孟溪大垸，历任中小学教师、教导主任、正副校长等职。孟溪邹氏“三大家”纪略陈昌栋“三大家”是邹姓的繁支，历来是公安孟溪地区的望族。据《邹氏族谱》记载：“始祖邹玉祥，讳理，江西袁州路万载县籍，世居长安里户福市西街，元季避难荆楚，侨居公安，卜吉鹅坡（今邹郝垸——引者注）因家焉……”这说明邹氏家族是在元朝末年，为躲避战乱从江西万载县迁到公安来的，邹理公就是邹家来公安的开派之祖和开拓者。公安地处长江南岸，洞庭湖的边沿，境内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素有“水乡泽国，鱼米之乡”之称。邹家人迁来公安，在人烟稀少、河滩沼泽遍布的环境里，筚路蓝缕，开基创业，筑堤挽垸，围湖造田，修建庄园。他们占据了大量的湖滩港汊、外洲荒地，将其开垦为良田，因而拥有了大量的土地，除自家耕种外，还出租收课，逐渐成为富家大族，出现了不少大的庄院，孟溪大垸的“三大家”就是其中的代表。“三大家”最早指的是邹理公第十代孙邹养元为三个儿子庄俨、庄?、庄倬分家时各建的一座庄院。这时养元已有田地1800石（合市亩10800亩），三处庄院各有良田500石。庄院分别编为“天”“地”“人”三个字号。分家拈阄时，老大分得“天”字号，住牛车堆庄院（现章田寺乡公兴村六组）；老二分得“人”字号，住双土地附近的庄院（现章田寺乡双仁村二组）；老三分得“地”字号，住芙葭桥附近的庄院（现章田寺乡双仁村一组，即现在称“三大家”的地方）。以后“天”字号和“人”字号逐渐衰败，只有“地”字号的后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还有钱有势。“地”字号的后代邹崇汉（号星溪，养元公第五代孙）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一名（称解元）。星溪有三个儿子，名高元、高炜、高勋。分别居住三所大院，称南屋、中屋、北屋，当时人也称他们为“三大家”。后来南屋、北屋的后代相继破落，高炜居中屋，有三个儿子，为坤祜（字载轩）、均祜（字仲平）、墀祜（字石卿），又称“三大家”。仲平和石卿无子，载轩有子二人，一名永钶（字樾阶），一名永钿（字椒圃）。以后樾阶过继给仲平为嗣子，椒圃次子澧享过继给石卿为嗣孙，最后的“三大家”指的是沅享（字南仲，樾阶子）、澄享（字元伯，椒圃长子）、澧享（字荆源）三家。
明清两代，邹氏“三大家”大体上都处于兴盛时期，但到了清末民初，便日渐式微了。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一时期民主革命运动兴起，沉重地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宗法制度，其赖以维系的封建家族“三大家”自然也受到了冲击，风光不再。其次，当时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公安县内有钱有势的各大家族各自培植私人势力，互相倾轧，斗得不可开交。比如当时就有这样的口号：打倒甘、易、邱，铲除封建邹，政权握到手，乡丁都不留。在这种明争暗斗中，“三大家”元气大伤。再次，邹家的子孙后代，躺在祖先遗产和荫袭的“福窝”里坐享其成，嬉笑岁月，腐化堕落，不思进取，加之家族内讧，终致家道中落，门衰祚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氏“三大家”作为封建剥削阶级，成了被打倒被铲除的专政对象，土地财产被没收，庄院被拆毁，家族中的头面人物也远走他乡，至此“三大家”彻底消亡了。
邹氏“三大家”自江西迁徙公安，由农垦世家，发展为耕读之家，书香门第，仕宦之家，薪传十余代，代有闻人，现摘其要者简介如下。
邹文盛（1458—1536），字时鸣，号黄山，明代公安县长安里赴陂村（今章田寺乡双仁村）人，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保定知府、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福建右布政使司。明正德十一年（1516），贵州清平县苗族首领阿旁、阿革等兴兵反对官府，邹文盛以右副都御使，巡抚贵州，调集官兵镇压苗人起义，擒阿旁、阿革，受到朝廷嘉奖，增俸一等，其子荫袭为锦衣卫，世袭百户。后镇守云南。又奉命对芒部（今云南镇雄彝良、威信等地）陈聪领导的农民起义进行镇压。世宗即位，召回朝廷，先后任为户部左侍郎、右侍郎。嘉靖六年（1527），升任户部尚书。次年邹文盛告老还乡，住白莲庄，修建“倦还亭”，常与还乡的左布政使何珊公等诗酒唱和，过了八年，于1534年病故，享年78岁。死后谥庄简，御赐祭葬，葬于牛浪湖滨（今章庄铺南），墓前立有石人石马。著作有《琐围奏议》《黄山遗稿》等。长子廷泽官至铜仁知府，次子廷济历太子太保、后军都府左都督。父亲邹镰被朝廷封赠为尚书。
邹之有（生卒年不详），字怀白，文盛公五世孙。自幼练习曲章，晓畅时务。明万历末年，荫袭为锦衣卫，升指挥佥事，后提升为东司房掌卫事。管事仅两年时间，虽事情繁多，公能妥善处理。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处事公允。他还纠正了文选李彬和职方邹毓祚两人的冤案，免除了他俩的死刑。明崇祯初年，公安县原县城倾圮于江，邹之有上疏朝廷，奏请将县城迁到祝家岗（今花大堰西同和村）。数年后，公年渐老，朝廷恩赐太子太保，任军都督府左都督，后告老还乡，回乡11年，病故于家中。
邹美中（生卒年不详），字圣赞，号华亭，因其居住在“西林山”的南面，故又自称为“西林山人”。童年时，父亲去世，成为孤儿，但他能刻苦读书，继承父志。年方20岁，考中补廪秀才，30岁时，即无意科举考试，专心学习古文诗词，擅长考证之学。自建藏书楼，内储十三经二十二史，下到脞说丛谈类杂书，不下数万卷。自此闭门谢客，专心教导两个儿子崇泗、崇汉读书，使其都读书成名。他自己也酷爱读书，每天坐在二分竹屋中，手不释卷。对于音律学，他钻研尤深，曾编纂《古韵今韵表》。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他领修淤泥垸围堤。他拿出黄金800两，从邹家厂起，经陶家汊、实竹园、庄鼓台、藕子湖、七里庙、丁堤拐、何家潭、蔡家屋场，至白竹岗，随地高处筑堤。因工程浩大，功未竟而卒。后由其子崇汉于光绪九年（1883）继续加修，全堤告竣，名黄金堤。他还订立社约来训化乡里，使乡里的人能团结互助、相互扶持。他去世后，乡里人送他挽联“训俗型方，一乡善士；著书立说，尚友古人”以示赞颂。
邹崇汉（生卒年不详），字云章，号星溪，邹美中次子。性颖悟，在家中从哥哥崇泗读书，10岁就能写出超群不凡的文章，19岁冠童军，22岁考中补廪秀才。道光二十六年（1847）25岁时在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一名，人称解元。他不仅能写文章，更长于写诗。喜欢读屈原《离骚》、庾子山《哀江南赋》及古今之悲凉感慨的书，诵读至悲痛处，则痛哭流涕。他两次上京城考试，没有考中进士。恰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他忠于清廷，视太平军为贼，对战难时局怀有深忧。他在咸丰甲寅《感愤》诗里写道：“如此江山贼蔓延，四郊何日靖烽烟？男儿不具封侯骨，枉住人间三十年。”又在《冬夜书怀句》中写道：“落叶下庭柯，惊风戚戚过。一年又容易，万事忽蹉跎。岁晚心仍壮，忧深鬓早皤。拥炉看长剑，竟夕几摩挲。”由于他多愁善感，终于身染重病，英年早逝。他生前于光绪九年，领修黄金大堤，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
邹樾阶（1880—1950），名永钶，户部尚书文盛公十五代孙，章田寺双仁村人。从小天资聪颖，五岁即入私塾读书，对老师所授功课，当堂就能背诵，十多岁就能诗善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2）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22岁的邹樾阶与其父亲同赴省城应试，结果儿子樾阶金榜题名，父亲坤祜名落孙山，捷报传来，其父气冲斗牛，士林传为笑谈。宣统元年（1909）任湖北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初年，被军阀吴佩孚招聘为幕僚。后离军回乡，任公安县财委主任。晚年怀先辈遗风，潜心诗文，笑傲风月，著述颇多，但多散失，仅存诗联若干。1950年春病故于家中，终年70岁。
邹逸生（1900—1989），又名邹永章，章田寺双仁村人。自幼刻苦求学，1924年毕业于湖北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他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旧社会，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政府黑暗腐朽，劳动人民生活悲惨，切齿痛骂豪绅恶霸及种种邪恶势力，深切同情被压迫的劳苦群众。大革命时期，投身到公安县农民运动中，积极宣传民众。大革命失败，他受到追捕，离乡背井，辗转于武汉、四川等地任教员。他有一舅兄当时任国民党军队某部独立师师长，再三邀请他出任该师军用合作社主任，他宁愿过教书的清贫生活，坚持不就此职。后来，一表亲系陆军中将，介绍他到江苏省任某县县长，他说“我难得为五斗米而折腰”，其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他是公安县人民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49—1956年，历任公安县中学教务主任、副校长。1950年9月，兼任公安县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主席。1957年至1966年，任公安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是县一至六届人大代表、省第三届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十年，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满腔愤怒，多有抵制，虽年事已高，然劲骨犹存。1971年退休，当时任公安县政协常委。1989年8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90岁。
邹元伯（1903—1967），名澄享，世居公安县赴陂村傅家桥（今章田寺乡双仁村一组），系明户部尚书邹文盛十六世裔孙，人们皆称呼为元伯大少爷。1924年中学毕业后，即赴北京，就读中华大学，后返乡任公安县第五区区团长。1927年率部与湘鄂边区樊学赐、杨荣祥领导的农民武装发生战斗，杨荣祥父子遇难。邹元伯被国民党中央指派为石首、公安、华容三县联防指挥官并兼任石首县县长。1930年6月，红军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部联合进攻三县，邹元伯率部与红军在黄山头发生战斗，被红军击溃。红军乘胜追击到邹元伯的故居，将其房屋及藏书楼全部焚毁。1931年退役后，任公安县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公安县军民联合办事处主任，兼第四区行政区（荆州）动员委员会委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选为公安县参议员。1949年7月公安解放，邹元伯与其弟若泉、鲁泉兄弟三人及其部分家属先后去香港，后转徙台湾。邹元伯于1967年农历七月，病逝于台北，终年64岁。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先蓕，曾任国民党部队缉私艇长，晚年定居加拿大多伦多。次子先秘，曾任人民政府工程师，后与其子女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三子先穑，晚年随子女定居武汉市。
邹南仲（1903—1962），名沅享，清末举人邹樾阶长子，公安县孝廉乡（今甘家厂乡三根松村）人。年方20岁，去北京求学，毕业于北京中华大学。学成归里，不涉仕途，蛰居乡里，伏案读经，勤练书法，以继邹家世代书香家风。1938年在家乡创办公安县孝廉乡（沙口市）中心国民学校，修建木质砖瓦结构的校舍一栋（校舍尚存），并任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946年，任公安县中学校长，1948年，被聘任公安简易师范学校教师。1949年夏，公安解放后，只身去香港。1962年4月于香港病故。邹南仲育有二女，长女先琼（琼华），武昌成达女中毕业，后在武汉钢铁公司设计院工作；二女先繤（繤华），1948年公安简师毕业，1951年在公安参加教育工作，曾在南平小学任教直至退休，已病故。
邹永杰（1913—1969），字俊伯，章田寺双仁村人。幼年时善良慧敏，勤奋好学，四五岁时，即能背诵《千家诗》《千字文》，青少年时，即通读“四书五经”，善写古文诗词。193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在学校中受进步思想影响，倾向于民主革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辍学回家乡，与中共地下党员邱中恒、文裕富等交往甚密。1938年，经邱、文等人的介绍，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其家即为鄂西特委和公安县委机关活动之处。1940年11月，特委书记曾、县委书记徐少保、密加凡、张清华（女，又名何英）、张泽生等，先后在其家或办党训班，或召开重要会议，在他机智的掩护下，均安全、完满地完成了任务。他还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党务需要及抗日民众先锋队等工作的开展。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邹永杰应聘为公安县初级中学教师，次年又聘至公安简师任教。1946—1948年，回家以教私塾为生。1949年7月，公安解放，同年冬，邹永杰即投身于人民教育事业。1950春，分配在沙口市任教，1956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历任三届。1958年秋调公安县第七中学，1961年秋调孟溪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夫妻同遭批斗，其妻自杀身亡。1969年他也因病无人照料悲惨地离开人世，终年57岁。1985年在清查历史遗留问题中政府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邹先春，生于1924年4月，公安县胡家厂薛家岗人，祖父永纯公，是晚清秀才，父亲务农，家产颇丰。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后就读于闸口小学，一年后，考入公安县首创的报慈中学学习。日军犯境时，避难到四川，就读于重庆国立长寿十二中学，后又到重庆市合川国立四川水产学校学习。抗战胜利后，回家乡到湖北省大冶石灰窑省立大冶工业学校学习，1948年，高中毕业后，赴武汉中华大学学习一年，直到解放。1949年7月，公安解放，辍学在家。次年先去香港，后从香港转到台湾，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至退休。育有一子一女，成年后，都在美国和加拿大就业。年老与其家人从台湾地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定居，安度晚年。邹先春离别故乡五十多年，东奔西走，在漂泊的生活中，仍然写作不停，花了数十年的心血，编著成《飘落的一片枫叶》一书，出版问世。两岸沟通后，三次返乡省亲。桑榆晚年，他更是思念故乡。在89岁生日那天，他赋诗一首，寄托这种乡思乡愁：
落花流水本无情，老树枯藤徒自怜。
浮世功名闲云过，金乌残辉映孤城。
飘零人生何所似，一片斜阳陨西沉。
北国秀丽固然好，思乡窃诵游子吟。张世忠书红梅孟溪绽春蕾陈昌栋
1981年6月30日的《湖北日报》上，刊出了一篇以《红梅不屈服》为题的文章，作者魏西，这是一篇革命回忆录。文中写道：“……虽在孟家溪小学只工作了三个月，但这里的群众热情支持我工作的情景，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当时这篇文章，成为孟家溪小学师生及街道市民的热门话题，也勾起了有过亲身经历，现仍健在的老人如肖云章、刘元婆、袁天策等对往事的回忆。
魏西，又名彭维西、彭传华、彭铭西，是我党早期在公安发展的党员之一。1937年春，荆沙地下党支部派魏西来孟家溪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孟家溪镇位于湘鄂交界处松东河畔，北距县城南平15华里。镇上河街北端，办有一所小学——公安县第五初级小学。当时有四个班，学生一百多名，教师约七八人。先后有周骏泽（湖南人）、陈昌明、呙克寅、肖云章等在此任教。魏西来此进行革命活动，公开的身份是孟家溪小学教员。白天以上课作掩护，晚上开展组织发动工作。
一天晚上，刚从学校毕业在此任教的青年教师肖云章来到彭老师（即魏西）的住处谈心，从当前学校的教学工作，谈到人生处境，此时肖云章有点牢骚情绪，唉声叹气地说：“彭老师，当今世道浑浊，人心险恶，官场腐败，社会紊乱，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又无政治背景，生长在这样时代的青年人，深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从……”这时魏西见肖云章发出如此的言论，就给他倒了一杯“撑破罐”的茶，关上门，对他说：“人生的道路全由自己去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坎坷不平，但人们追求的理想世界总是存在的。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就是人们所理想的圣地。只要你坚定信念，下定决心，是会有光明前景的……”彭老师的这段话，打开了肖云章的心扉，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接着，魏西又拿出封面上写着《论语》的几本书给肖云章。肖云章不解地说：“《论语》？”魏西说：“古人不是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吗？你仔细地看吧！”肖云章打开封面一看，原来这些书是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和《中国共产党史（提纲）》等。两位青年教师会意地笑了，这一次，他俩畅谈到深夜。
4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离镇不远的乡下肖云章的家里，呈现出一片庄重神秘的气氛，原来是魏西秘密发展的党员今天要举行入党仪式。肖云章家较殷实，他的书房布置得较雅致，靠东边的墙壁上贴着用红纸做成的镰刀锤头党旗，下面摆着一张方桌。参加宣誓仪式的有镇上的工人袁策富、袁策贵两兄弟，蒋凤瑞、肖云章夫妇共五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大家都举着右手，跟着魏西读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服从组织，保守秘密……永不叛党……”新入党的同志是兴奋的，魏西同志为发展一批新党员更为高兴。接着，大家围坐在方桌旁，听魏西同志讲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革命路线，讲陕北延安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和今天大家在国统区入党的意义。还研究了怎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怎样团结群众和吸收新同志等。魏西同志领导的孟家溪镇党的地下工作，就这样秘密而谨慎地开展起来了。团结发展对象主要是工农群众、集镇上的店员和家庭贫寒的青年学生，结交的方式灵活多样，如“妇女会”、“十姨妈”、“十兄弟”等。当时镇上从事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有叶富恩、黄贵厚、袁年珍和刘元婆等。这些人常到学校聚会，魏西以闲谈的方式给他们上革命理论课，并把他们称为“人民抗日先锋救国团”。他常在夜深人静后给上级组织写汇报材料，把大家搜集的国统区地方上各种情况，如地方武装、土匪活动、官匪勾结、抓丁派款等整理成文字材料向上级汇报。
魏西同志在孟家溪工作期间，荆沙地下党支部书记杨茂新等多次到孟家溪检查工作，下达指示，充分肯定他的工作方法，并把他的工作经验向其他地区推广。
1937年春，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历史形势，战斗在公安的地下党支部决定派魏西去延安汇报工作，聆听指示。临行前，魏西邀约了孟家溪新发展的地下党成员在肖家梧桐树下话别，他郑重地说：“希望大家在工作中，既要隐蔽谨慎，又要机智勇敢，切不可盲目从事……”又说：“只要大家坚持到底，前途是有希望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此时，正值新谷登场，谷价低廉，同志们手头比较拮据，但应邀来的几位同志还是给他筹措了20元现洋作为路费，肖云章还送给他一口小皮箱，以便装行李物品。魏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战友，踏上了新的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魏西历任湖北省干部学校秘书长、省建设厅副厅长、武汉中医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74年离休，安度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曾经工作过的孟家溪，曾积极向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建议，以“扶助老革命根据地”名义给孟家溪小学拨款修建了教学大楼。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红梅不屈服》，就是对老人过去战斗历程其中也包括孟家溪那段经历的回顾。孟溪初绽春蕾的红梅，虽经风吹浪打，也终于盛开成了璀璨的鲜花。忠魂长眠“国殇园”——记抗战英烈陈安民陈昌栋
血火流光四十年，魂飞不到“国殇园”。
临祭恰值神州好，报与亚父当纸钱。
这是云南昆明冶金研究所设计部高级工程师陈雨田在1984年8月到腾冲县“国殇园”祭奠抗日阵亡叔父陈安民的一首悼诗。在七十多年前那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陈安民作为一名抗日军人转战南疆战场，为国捐躯，忠骨安葬于云南省腾冲县的“国殇园”。
陈安民是本县孟溪大垸甘家厂乡烟台村人，我与他是同乡。他于1916年8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陈绍列，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兄长陈儒嵩，幼读诗书，成年后教书为业。他七岁入私塾启蒙，在父兄严格的要求下，六年寒窗，熟读“四书”“五经”。同时对《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传》等史籍杂书也广泛涉猎。尤其对文天祥的《正气歌》推崇备至，背诵如流，书中的英雄人物、忠烈义士，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31年秋，陈安民考入湖南省常德中学，三年苦读，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后因家贫未能继续升学，便在湖南安乡县第四区模范小学任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民族抗日战争从此爆发，陈安民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笔从戎。
1938年春，陈安民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冈分校，在校期间勤操苦练，毕业时成绩优异，被分配到中央远征军第53军116师346团3营1连任防毒排排长。从此他踏上征途，戍守南疆，并先后参加了缅甸战役和滇西反攻腾冲等战役。
缅甸战役，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于1942年1月至5月在缅甸对中英盟军实施的进攻战役。日军企图占领缅甸，切断美英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屈服，并伺机进军印度，以保障东南亚地区日军翼侧的安全。参战日军约9．5万人。在日军强大攻势下，驻缅英军节节败退。在这紧急关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请求增援。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组建远征军十万余人入缅作战，陈安民随53军进入缅甸。此时援缅英军被日军困于缅甸中部的仁安羌城，远征军及时赶到奋力助战，突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线，为英军解围，救出英军七千余人，并掩护其撤退。在与日军的战斗中，陈安民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先后荣升为连长、中校营长。日军主力对远征军进行围追堵截。4月底，日军占领了缅甸的腊戍及曼德勒，切断滇缅路，中、英军队被迫向印度和中国境内撤退。同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境内全部要地，并侵占中国云南的腾冲、松山、龙陵等地，利用地形，构造工事，凭险据守。陈安民随远征军撤退至中缅边境的云南境内驻守，严阵以待。
1943年冬，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制订滇西反攻作战计划，将腾冲作为主要攻击目标。1944年5月，陈安民所在的53军奉命全部渡过乌江，随即强渡蛮里河，直接威胁日寇之战略要地，一举击溃了日军号称“龙兵团”的第56师团，进军腾冲。腾冲地处崇山峻岭，城垣坚固，日军以重兵据险防守，负隅顽抗。中国部队集中兵力五万余人，与日军激战月余，全歼腾冲守敌，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腾冲县城光复的同时，远征军又相继攻克了日军固守的据点松山和龙陵，取得了滇西反攻日军的重大胜利，打通了中国西南交通线，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作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外震惊。陈安民和他的战友们都荣获一枚“滇西反攻胜利纪念”的纪念章。此时日寇节节失利，狼狈逃窜。53军进驻腾冲后，陈安民奉命率少数武装出城搜索日寇残部，见有十余名日军女兵及通讯军官潜逃，他奋力追击，将其全部俘获。不料返回的途中，在距城南二公里处“大迭水”附近，被暗藏日兵施放冷枪击中胸膛，年仅28岁的陈安民，为保卫祖国的南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腾冲战役后，中国军队将为国捐躯的官兵集体安葬于腾冲县城南来凤山前，定名为“国殇园”，建有纪念碑亭和纪念堂，陈安民的遗骸也长眠于此。经历了七十多个春秋，这些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将士，像一株株挺拔的青松，屹立在祖国的南疆。
陈安民阵亡的消息传开后，全军官兵无不悲恸，布奠倾觞，饮泣哀悼，53军军长周福成发来唁电：“陈安民同志为国英勇牺牲，特电哀悼。”116师师长赵镇潘拍来唁电：“陈安民同志为国殉职，谨电寄托哀思。”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8月15日第三版刊载了陈安民英勇作战、壮烈殉职的事迹。噩耗传至故里，父老乡亲，机关学校，设灵堂，遥望南疆，沉痛哀悼。灵堂里挂满了挽联。其中清末举人邹樾阶的挽词是：
热泪洒炎荒，瘴雨蛮烟滞马革
噩耗传梓里，寒日冷月奠椒浆
邑中宿儒王葆岑的挽词是：
报国不辞难，五月渡泸甘灭踵
还家唯有梦，三军饮泣哭同袍
1986年，公安县志办曾先后与云南腾冲县图书馆联系，函索陈安民抗日阵亡的资料，撰写成文，载入《公安县志》和《孟溪志》的人物传记中。从此，这个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喋血疆场的铁骨忠魂得以名留青史，激励后人。
现在我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之际，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勿忘国耻。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袁美林 一篇
袁美林（1930—2016），孟溪国庆村人，简师学历，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任大至岗中学语文教师直至退休。大至岗有个“朱菩萨”袁美林“朱菩萨”，是公安县孟溪大垸大至岗方圆几十里群众对当地名老中医朱润清先生的美称，并成了他的代号，可见他在当时医界的名气之大。
朱润清先生出生于1888年，中等个子，眉清目秀，蓄着不长的胡须，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在20世纪3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给人看病跟其他郎中先生不一样，不是急急问这问那，匆匆写处方，而是显得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在诊脉的时候，两目垂帘，非常专注，要好一会时间；开处方时，像作文章，手握毛笔，慢慢思索，有时还小声吟咏，一个药单子要开好大一会，怪不得有人背地里称他“朱迂子”哩。
有一回，我的父亲患急病，俗称扯反弓筋——痉挛使得人朝后面弯过去，痛苦万状，非常危险。我一路小跑去请朱菩萨来救命。他来后对病人做了些处理后，仍然慢条斯理地开处方，我焦急地拿着他开的处方去抓药时，才看清他在处方上开头位置写有：“今查病原赋：寒邪入里发中风，头背腰麻起反弓。其脉紧弦牙紧闭，宜用舒筋加味松。”
我觉得新奇，一下就记下来了。之后，我再次有机会，看他给一位长期患痢疾的人看病，其处方的上头同样写了四句话：“湿入中焦发冷烧，下脓肿胀起肠焦。脉洪腹痛头身重，宜用排毒祛湿消。”
他见我对这些话感兴趣，就对我说：“你看我写的几句是有韵的，烧呀，焦呀，消呀……”我笑着点头说：“不错。”他表示很满意。
我从他开的这两个处方中的“病原赋”文字得出了一个“公式”：第一句说的是病因，第二句说的是病名，第三句说的是脉象和体征，第四句说的是用方。这说明朱先生诊病是非常认真、仔细、负责的。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将个体医生组成联合诊所。朱先生被选为公安县人民代表。
20世纪60年代，我的老伴任孟溪医院大至岗分院院长时，我才有机会跟朱先生有较多的接触，他很有兴致地背诵一些律诗、绝句与我分享，当时我对诗词尚未入门，他却把我当作知音了。据他的徒弟熊远怀医生介绍，朱先生是一位诗人，有一次，他跟友人交谈时口占一绝，很有意蕴。可惜我只记得尾句了：“医家也许胜诗家。”他曾说，医家，特别是中医的书比一般儒家、诗家的书还要多。因他爱好诗，有一回在穿袜子的时候默默推敲诗句入了神，竟把一双袜子穿在同一只脚上了！却又到处寻找另一只袜子，闹出了这个笑话。
朱先生是很幽默的人。有人故意问他：“朱医生，您知识丰富，请问大便为什么是黄色的？”
他竟认真答曰：“人吃五谷，须经谷道，五脏中的脾脏管谷道，脾与胃相表里，主运化。脾气散津，输布全身以养命，脾为后天之本，脾属土。土色黄，故便呈黄色。”
他这么一答，问者无二话了。
有一次，他带着徒弟出诊返回时，路过一较为富有的人家门前，被其家人请去看病。只见患者口吐白沫，人事不省，病状危重。他却从容地坐到病人床边，用手慢慢摸着病人的头和手脚等处。其徒弟暗暗焦急，也百思不解，就悄悄问朱先生：“师傅，怎么不赶快诊脉开方？”
朱先生却故作埋怨地说：“我平时给你讲的推拿法，你怎么就忘了？我这不是正在用推拿八法中的摩法吗？”
徒弟一头雾水，您几时给我讲过推拿八法？只好说：“哦，我确实忘了。”
过了一会，病人苏醒了，病家的饭也熟了，就留他师徒就餐。
饭后出门，朱先生才对徒弟说：“这个人患的是母猪疯病（即癫痫病），是很难治的，每次发病都有一定的过程。过一会儿就会自然苏醒，着急是没有用的，反而会增加病家的恐慌。你想，病家请我们进去看病，岂能推脱？只好一边观察，想法舒缓症状，也等待时间，等病人苏醒，我们才能离开。又正好到了晚饭时间，吃了饭，这不是都好吗？”
他徒弟这才懂得师傅朱菩萨不仅有诗人气质，而且医术功底深，应变能力也强啊！
1934年的一天，石首的白郎中路过孟溪大至岗，拜访当地名医朱润清先生，名医相逢，相见恨晚。正在交流医术时，孟溪大垸的邹樾阶举人因老伴患病，派人来接朱润清先生，白郎中也是邹家常客，来人认识，就说：“一举两得，就请二公到我家会诊吧。”
那天，大至岗绅士袁展之先生也在邹家，会诊吃饭以后，一主三宾，拟作方城之战。朱润清先生不爱打牌，以不会为辞，邹举人兴致很高，说：“不会，我派专人在旁指导。”
于是，娱乐开始。有一盘牌，邹举人吊东风，他上首袁展之也吊东风，白郎中摸到了一张东风，随手打出，邹举人高兴地把牌一倒说：“我和了！”袁展之也把牌一倒，说：“且让我先和吧。”邹举人见被人拦和了，只好摇头叹息，遂莞尔一笑说：“东风不与周郎便！”袁展之也道：“等闲识得东风面！”朱润清亮牌道：“我手上还有一张东风没打哩，这不是‘依然枉却一东风’吗？”而打出东风，放了“铳”的白郎中一时想不出一句适当的古诗，显得有点尴尬，邹举人到底来得快：“‘不信东风唤不回’，我替你说了吧！”大家哈哈大笑。
从这次打牌随口吟出东风诗，可以看出“朱菩萨”的确名气大，名人雅士爱和他交往，也可以看出他的书生气——真正不爱把时间耗在除了研究医学和诗词以外的其他杂玩上，同时也可看出他真的才思敏捷，在打牌中对古诗句脱口而出的本领，跟名动四方的邹举人等几乎不相上下了。朱润清手书邹永棂 二篇
邹永棂，于1932年出生于孟溪大垸甘家厂一个商人家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毕业于解放军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离休前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甘家厂闻人轶事邹永棂汪夫子
夫子汪宗洋的大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孟溪大垸，可以说无人不知。
汪先生系何家坛人。出生年大约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家境并不富有，但温饱有余，不愁生计。先生先是就读于湖北省立武昌师范学校，以后又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业是船政。适逢五四运动时期，据说先生也参加过学运。学成返乡，没有从事所学专业，也没有去从政，在乡里执教20年。我接触先生，是在他担任县立甘培乡小学校长时。那时，我读四、五年级，受教于先生两年。
先生身高约一米八，国字脸，留背头，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谈吐爽朗，语音洪亮，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俨然天成。他虽属文人，但由于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行止利落，不怒而威，又很像传说中武士模样。
先生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我从未见过他像那些追求时尚的人那样，西装革履，满身洋气。他夏天一袭夏布长衫，头戴宽边草帽，白袜青鞋；冬天一领官布棉袍，外加藏蓝色罩衫，仍然是白袜青鞋。偶尔也见到他着对襟短褂过膝短裤、长袜麻鞋，农夫打扮，朴素之至。
先生文采、书法，皆属一流。镇上村下，如有求为文的，比如贺词、祭文、挽联、碑铭、谱序等皆登门恳请；每逢春节，求写春联，或婚丧嫁娶求为主持，先生皆有求必应。既不摆架子，也不收润笔。平时为乡里排难解纷，被请管公说道，从不吃请或收受礼物。所以不论走到何处，都极其受人尊敬，让人仰慕，被推崇为乡贤。其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力远在一般读书人之上。
先生与吾家属通家之好，和祖、父两辈人都有过从往还。
不见先生有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约略喝一丁点儿酒。记得我童年时，有一年祖父请春客也请先生到家做客，席间饮酒，二钱五的小盅，也仅三盅而已。
先生在担任小学校长时，正是抗日战争胶着时期，时局危殆。办学条件，极端恶劣。我们的校址，是由先生出面租赁的甘家厂南头钟家么木匠（此人既是木匠，也是木材商）的一座木板楼。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师亦不能按时领到薪资。学校不好聘请靠薪俸为生的职业教师，于是请了一些原是受教于先生的在读学子，他们大多家境宽裕，领不领薪水于其生活无碍，做义工也都心安理得。本来按规定，校长是无须代课的，但为了节省经费，校长代了高年级的公民课（即政治课），课本内容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先生授课，多脱离课本，讲当时的时局时政。比如讲台儿庄会战，讲武汉失守；讲我军将士如何英勇报国拼死抗敌，日本侵略者如何野蛮残忍烧杀抢掠。断言日本终将败北，我国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慷慨陈词，起到了动员抗战的宣传鼓动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沙市、公安相继陷落，成为沦陷区。当时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全部撤退，稍微有些头脸的人以及相对富裕的人也都纷纷逃难而去。而汪夫子却留了下来，他为何未逃呢？第一，考虑全校师生的去向，他一走，学校必散无疑；第二，他觉得自身与党政军公了无干系，不过一教书匠而已，有何惧哉？
日军占领甘家厂后，要组织地方维持会，会长其人，需要在地方上有点威望、有些影响力，而有条件的人都已逃避，遍寻不得。当他们得知汪宗洋夫子尚蛰居家中，如获至宝，当即派人登门敦请。先生得知来人意图，二话不说，拒之门外。第二次来了个日本人，带了一名翻译，两个卫兵，强行登门求见。日本人通过翻译说：建立维持会，是为了在皇军庇护下让各行各业正常运转，让百姓安心，让百业兴旺；先生是有名望的教育家，又是地方耆宿，应该出来为地方负责，为公众办事。来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先生听罢，面带冷笑回答他们：我为公众办事，就是办教育；我只知道教书，从未参与政事，也不会干你们所说的事。来人听完先生的话，表情十分尴尬，想发作又不便立即发作，只好又通过翻译说出了软硬兼施的一番话：我们的意见表达得很清楚了，请你权衡利弊，认真考虑，我们于三日后听取回复。日本人走后，家人及乡亲们劝先生避难远走。先生考虑后说：倘若我出逃，家人必受牵连，甚至会殃及全村，还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果然，三日后日本派一少佐级军官携带翻译及卫士多名到村找先生要答复，先生只说了三个字：“我不干。”“为什么？”“干不了。”
日军少佐听罢，内心本来很窝火，但还是装出很有绅士派头，通过翻译宣传他们常说的那套话：我们来中国，是来寻求中日亲善，来帮助你们赶走西洋人，建立王道乐土，以后还要建立整个的大东亚共荣圈。
就在这三天里甘家厂及周边连续发生了几起日军暴行。一群从驻地窜出来找乐子的散兵，先是在一家杂货店抢烟酒，老板本想用一两瓶酒、几盒烟打发他们，哪知他们竟然将货架内的烟酒全部拿下装入大口袋。杂货店小本经营，损失过大，何以营生？于是主人揪住袋子不放，求他们留下一部分，就在互相撕扯中，其中一个日军拔出刺刀，对其咽喉连刺数刀，主人倒在血泊之中，日军提着装满烟酒的袋子扬长而去。还是这群日军，掳了数名妇女，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强暴。其中有一名尚未出嫁的姑娘，竟然被三个日军轮奸，受害人身心均被摧残，无颜苟活，于是跳湖自尽。这些暴行一夜之间，在四里八乡迅速传开。先生得知，义愤填膺，满腔怒火，无以发泄。于是在听完少佐的鬼话后，拍案而起，双目圆睁，怒指着那少佐的鼻子，斥他是强盗论道，自欺欺人。那少佐稍一愣，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摊在桌上，通过翻译对先生说：你能在上面签下大名，一切好商量，如若不签，哼哼，你会知道后果。先生乜斜着眼睛瞟了一下，见是一份“委任状”，眉头一皱，提笔就在其上写下16个铿锵有力的大字：“生做人杰，死为鬼雄，区区蟊贼，岂奈我何？”日寇通过翻译知其大意，目视卫兵一声大吼：带走！日寇将先生关押在原乡公所驻地，经过三天时间，用尽一切手段，强逼先生就范，但先生均不为所动。因为先生早已定下牺牲报国的决心，屡屡痛斥日本侵略者，使他们无可奈何。最后，鬼子竟然将先生残忍地枪杀于淤泥湖畔。时间是1941年深秋，大约是寒露、霜降时节，其时秋风瑟瑟，草枯叶黄，大地一片肃杀；细雨蒙蒙，日月不出，苍天为之动容。其年先生仅42岁，正是壮年有为之时。
先生就义前，曾赋诗明志，对抗日必胜充满信心：
风云变幻时势艰，国破家亡亦何堪，
区区东洋逞淫威，泱泱古国岂就范。
四亿神州共戮力，必复中华好河山；
儒生无能死疆场，一片丹心报轩辕！
噩耗传来，四里八乡的民众赶来悼念英魂，为先生举行了盛大葬礼。生前同仁陈吉甫先生曾有挽联悼先生：
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德冠故里，夫子典型千秋在
抗倭御侮，舍身报国，功盖同仁，文山风范万古存
先生的牺牲，为后世垂范，是我们故乡的光荣，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而今民族复兴，国家已迈入康庄大道，足可告慰英灵，安心长眠了。夫子大人，名垂千古，浩气永存！我钦羡，我敬仰，特作挽恩师词一首以志纪念：
民族俊秀汪夫子，辛勤耕耘，终身当园丁，种得桃李春满园，收获乡贤赞美声。
身逢乱世遭劫运，头悬国门，不幸亦有幸，男儿当遂报国愿，赢得中华骄子名。姚铜匠
姚铜匠在甘家厂开一爿铜匠店铺，尽人皆知。比他年纪大的或有身份的人都叫他姚铜匠，比他年小或无甚身份的人称他姚师傅，从未见人直呼其名。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据说姚铜匠是汉川人。抗战前，曾是汉阳兵工厂的锻工，也就是铁匠出身，属产业工人。武汉沦陷后，他只身流落甘家厂。未见其携带家室，不知是没有成家还是家人失散。其时，他大约30岁，正是血气方刚之年。中等身材，面庞黑中透红，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体魄健壮，一看就知道属于那种孔武有力之人。他为人忠厚，性格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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