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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如何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试读：
探路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如何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21世纪经济报道 著版权信息探路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如何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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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营商环境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程度与治理水平的关键。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营商环境多达5次，是近几年来提及频次最高的一次。各地春节开工后，也纷纷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首先研究的议题。
营商环境究竟如何接轨国际？这是摆在大多数地方主政者面前的棘手问题，因为国内并未有成熟的先例可循。
在此等背景下，本报将推出一系列的城市营商环境调研报道，关注各个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势、特色及需要补足的短板。一、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放管结合并重、宽进就要严管“减税降费和简政、公平监管，是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激发市场活力的两个重要的关键举措。”3月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并答记者问时如是说。
在外界看来，李克强所说的“简政与公平监管”实质上就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一项判断的依据是，李克强关于“简政与公平监管”的表述与数日前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容一致。
李克强在回应今年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提问时表示，改善营商环境，还是要放管结合并重，宽进就要严管，公平的准入、公正的监管，形成一种放和管结合、有效的制度性安排。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营商环境要以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
3月15日，受访专家表示，今后营商环境的重点是“放管结合并重”，即一方面放在简政上，对标发达国家标准简审批优服务；一方面放在改变监管模式上，变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监管，降低门槛以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营商环境改革对症开药方
近年来，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效。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提及，通过“放管服”改革，当前开办企业拿营业执照的时间，经过几年努力，已经从22天降到了8.5天。
一项来自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也显示，2018年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46位，比上一年上升了32个位次，比2013年上升了50个位次。
3月15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在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去一年来，地方在‘互联网+监管’的改革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效，这提高了国家营商的排名。”
3月15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之所以在2018年实现快速上升，与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力推营商环境改革也有很大关系。
以营商环境改革先行地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推出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二十条”措施。广州开发区也率先在全国首推了政务服务“秒批”清单。
如今，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实现了企业设立登记由8个工作日缩减至最多2日办结，变更登记（除简易登记事项外）由5个工作日缩减至全部登记事项当场办结、营业执照立等可取。广州开发区在涉及公安、人社、交通、民政等14个部门的223项政务服务事项中，只要材料齐全、形式规范、内容真实合法，交材料后5-10分钟即可办好。
白明特别强调，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营商环境成绩并不能代表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也是总理希望继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的重要原因。
在答记者问时，李克强特别提及，他到基层调研，有不少企业反映，拿到营业执照以后还需要很多证，即所谓准入不准营。在此次参加两会过程中，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来希望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给企业好的营商环境、公平的营商环境。
实际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症下药开出了“药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要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使企业更便捷拿到营业执照并尽快正常运营，坚决克服“准入不准营”的现象。严管是宽进的基本条件
李克强还在答记者问时提出，要放管结合并重，宽进就要严管，公平的准入、公正的监管，形成一种放和管结合、有效的制度性安排。
汪玉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放管结合并重”与“宽进就要严管”实际上传递出为配合营商环境改革，中国的监管制度也正在朝有效监管变化。“过去我们的监管方式比较简单化，几乎是入口管理，靠事前审批导致企业、社会进入市场的门槛很高，但现在，国家要降低门槛，过去的监管方式就要适时改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他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公正监管是公平竞争的保障。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加快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在汪玉凯看来，市场监管一直是近几年简政放权改革后民众比较关注的问题，在关注并加强简政放权的过程中，一定不能造成市场和社会的真空。如果监管不到位，那些坑蒙拐骗、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恶意拖欠款项的行为确实有可能肆意妄为。
白明也持同样的观点，严管是宽进的一个基本条件，事中全程监督，事后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惩戒，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宽进成为可能，否则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监管的目的是让规则公开透明，让被监管者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既不能让遵纪守法的老实人吃亏，也不能让违法乱纪者有空可钻。”他说。
在受访专家看来，“严管”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宽进”，加强监管一定要服务于刺激和激发市场活力。
汪玉凯认为，中国的市场主体结构比较复杂，不同的主体在市场竞争过程中门槛完全不一样，如果建立不了一个有效的市场监管制度和框架，监管的有效性和效率都会大打折扣，那就无法刺激和激发市场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国家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经营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平等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法律法规。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出，对于各级政府来讲，如何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是一个考验。今年要通过“好差评”，对政务服务、政策落实形成社会监督、社会推动的倒逼机制，最终优化营商环境。“如果监管门槛过高，再优质的企业效率也会变低。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一定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放管结合并重一定是大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作者：李振发布时间：2019-03-16营商环境再优化：“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
分析人士认为，“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表达了总理的一种愿望，即希望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准入门槛、增加市场活力。“不能让繁琐证明来回折腾企业和群众”，“政府部门做好服务是本分，服务不好是失职”，“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不断“语出金句”，引得大会堂上响起阵阵掌声。台下就座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水栖算得上是鼓掌最卖力的一个。
在会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林水栖表示，“总理的话虽然很短，但句句说到了企业家们的心坎里，意义重大。”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政府要坚决把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审批事项应减尽减，确需审批的要简化流程和环节，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周林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意味着希望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准入门槛、增加市场活力。“营商环境”位列建言数量第二
实际上，近年来国家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专门部署，要求推动出台更多优化营商环境的“硬举措”，在精简事项、简化流程、降低费用等方面加大力度。
当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旋即邀请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进行解读。
黄守宏称，今年中国政府网联合20家网络媒体平台第五次开展了“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征集活动，共收到了33万多条建言。他在对建言进行分类后发现，“营商环境”与“办事服务”分列建言数量第二、第三位。
作为长期关注“放管服”改革的专家，周林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表达了总理希望政府不要对市场进行过多干预、将更多精力投向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上的愿望，来进一步增加市场活力。
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就是一项重大举措。诸如，李克强总理提出，今年要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使更多事项不见面办理，确需到现场办的要“一窗受理、限时办结”，“最多跑一次”。
但周林生还提出，从另一个角度讲，“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表明当前政府在提供更好、更快捷、更便利的营商环境上还存在短板，在经济管理制度上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空间。
李克强总理也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了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当前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
周林生认为，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就要把市场的公开透明、公平竞争问题解决好，降低市场准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更好发挥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营商环境”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TCL总裁李东生在此次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上的关键词。他表示，今年两会他将继续为实体经济发展进行呼吁，作为民营企业代表，他希望接下来政府能够营造使各种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让这个环境更加完善。关注改革，更关注落地
黄守宏指出，尽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大举措，但受政府工作报告结构所限，这些举措分布在不同地方。“概括起来讲，我们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即简政、减税、降费、融资。”黄守宏说。
林水栖对此颇为认同。他认为，无论从自身还是从他接触的多数企业家处都能感受到，政府要优化营商环境，一个关键就是为企业减税、降费，企业才能真正享有获得感。
他曾对企业成本做过调研，在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订单中，物流成本高达25%-40%，能否降低物流成本已成为农产品电商企业能否真正享有“获得感”的关键。他认为，只要有效降低行政审批，简化审批环节手续，完全可以提升配送效率。
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蔡仲光则提出，要优化营商环境，必须优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因直接领导地方的中小企业协会，他与广大的民营、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接触。如何能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是蔡仲光这些年一直关注的焦点。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国家批准成立的地方民营银行仅有17家，经济大省广东也仅有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和梅州客商银行。“当前的这些银行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中小企业庞大的群体和广泛的分布。”蔡仲光建议，国家应大力引导和推动利用民间资金建立民营银行。
受访的多位企业家代表还表示，营商环境的改善，并不仅仅只意味着政策的推出，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政策落地，服务到需要服务的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CEO刘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的“玻璃天花板”问题依然存在，根源就在于针对民营企业的顶层设计没有一个明确的条例或规则制度。“这样，政策落地就成了难题。”
在周林生看来，“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既能为企业创造一定的空间，激发市场活力，又能反过来给政府一定的压力，倒逼政府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带来双赢。企业受益的同时，政府也是受益方。”周林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果审批项目从一个月缩减到3天，相信更能调动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政府税收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作者：李振，杜弘禹发布时间：2019-03-06多地频发“红包”支持民企发展民企负责人称最关键是公平竞争
发真金白银的“红包”，成为地方政府支持民企发展最常见的手段之一。
近一段时间来，各地方政府针对民企发展密集出台了一揽子举措，聚焦在减税降费、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企参与混改、纾解民企融资困境等重点领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通过直接向受困民营企业“输血”的方式来支撑其“渡过难关”，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选择。而在具体实施方式上，不少地方政府将支持民营企业补贴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人才引进等要求相结合。
比如，11月15日，山东省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5条措施”中，就明确提出为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对成功创建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企业，省财政给予每个符合条件的企业1000万-3000万元的经费支持。“奖补政策的标准非常关键，不然亦会导致另一种不公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小微企业民企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民企的降费与补贴政策在推动民企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特别是处理好上下游配套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
同时他表示，和短期的支持资金相比，他更期待的是进一步降税。这位企业负责人拿出一本打印着企业资金进出的储蓄簿，上面的资金划扣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降税对我们来说是更长期的利好”。
受访专家表示，在当前民营企业经营受困的情况下，通过降费、补贴等方式支撑其发展“无可厚非”，也是地方政府在现有“营改增”的税收制度下能够推行并实施的具体举措。“但从根本上来说，降费与补贴只是暂时性的政策，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掣肘民企发展的融资、成本与产权保护等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做更多的尝试与探索。”降费、补贴“红包”不断
各地方正在快马加鞭地出台系列针对民企的新支持政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降费补贴成为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支撑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一定程度地降低民企经营所需的电力、物流、租金等关键生产要素成本价格，来减少当前民企生产经营所肩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向民企资金补贴的方式，对满足条件的民企进行“输血”式支撑。
深圳11月19日出台了《深圳市工商业用电降成本暂行办法》，预计未来3年内补贴工商业电价约125亿元，实现工商业平均用电成本下降10%。据深圳市经贸信息委预估，此次降电价将为深圳超过1.5万家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近期同样“降费”的涉及到物流运输领域。10月29日，浙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若干意见》，其中对物流运输成本给出了一系列“降费”举措，提出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省属及市、县（市）属国有全资可控股的高速公路路段，对使用浙江省货车非现金支付卡的合法装载货运车辆试行通行费八五折；并鼓励其他高速公路路段业主同步试行通行费八五折优惠。
除了主动“降费”之外，不少地方政府近期出台的政策则更多地是聚焦在财政补贴领域，比如福建和山东两省。在山东，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企业创新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则可以获得补助3000万元；而在福建，全省有近千家企业近200亿元研发投入获得补助，其中绝大多数为民企。
当然，领取财政补贴“红包”的关键是要符合地方产业发展导向。如山东省是根据开展“瞪羚、独角兽企业培育行动”，对认定创新型企业分档给予奖励和融资支持。福建厦门市则是对民企的研发投入费用的基础部分给予10%补助，增量部分给予12%的补助，以此来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高新技术。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民营企业经营受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降费与补贴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也是在当前“营改增”税收体系下，地方政府主动有所作为的重要体现。
除了补贴降费，另一个更为直接的“输血”是组建上市公司纾困基金，比如山东将设百亿元纾困基金，首期规模约40亿元；上海设立百亿规模上市公司纾困基金等等。“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降费与补贴新政也仅是暂时性的政策。”金祥荣告诉记者，地方上出台的降费补贴政策属于短期政策，不少政策在出台的同时，也伴有“有效时限”。生态是关键
短期政策终究不能完全解决长期问题。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相较于地方政府频频推出的降费补贴新政，民企则更加关注降费、补贴制度的平等性，以及市场的公平性等关键“生态”要素的创建。“应该兼顾市场公平原则的维护。”上述民企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表示，应该更多地让市场成为民企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
金祥荣也表示，民企在融资难、融资贵等关键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短期才出现的，而是长期的难题，这是由民企的“制度地位”所决定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民企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平等问题，主要包括相关市场准入的放开、金融市场上国企所具有的隐形担保对民企构成的“挤出效应”等。“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的中小企业而言，无法提供传统的融资抵押。”徐奇渊告诉记者，当前中小创新型企业成为民企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推动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除了降费补贴之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来维护这类企业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
此外，不少具有创新与发展实力的民营企业则更多地是关注留住人才、知识产权保护、行业交流渠道以及企业信用等关键领域。
一位从事大数据服务行业的民企创始人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方面，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力度明显还不够，目前很多都需要民企自己去争取，缺少真正方便高效的支持平台；二是行业间交流渠道的不畅，导致涉及人才培训、行业标准、行业规则和上下游产业链的打通等问题无法得到持续有效地推进；三是信用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特别是推动部分国企和地方政府建立诚信机制等领域。“这些都是目前民企发展真正面临的关键创建要素。”该民企创始人认为，相较于降费补贴等新政，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更加至关重要。
他也明确提出，最终应该让市场成为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如果企业家总是需要政府给予扶持、关照，那反而未必是健康的模式。”徐奇渊总结说。作者：卢常乐发布时间：2018-11-20地方竞相出台营商环境“升级版”“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指日可待
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内多地城市“不约而同”地对外发布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政内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2月11日包括上海、成都和江苏昆山等大小城市皆在节后工作首日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新举措。此外，浙江省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也在同一天里宣布，浙江“最多跑一次”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从内容上来看，各地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新政在涉及企业办事流程所花时间、效率和费用等方面都设置了明确的改善目标。特别是上海在此次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2.0版”中，对涉及到开办企业、施工许可办理与获得电力等25个方面的内容，在办理环节、办理时间等方面均明确了数量指标。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多地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新政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正成为不少地区深入推进业务流程改革的重点内容，在此次多地发布的新政内容中，皆对涉企事项网上可办率予以明确的量化目标，着重推进“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制度的创建。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我国多地传统意义上的营商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政府管理与政务服务方面的创新，运用当前国内信息技术运用的优势进行整合，以推动整体营商环境的全面升级与提升，从而进一步优化提升国内营商环境，达到吸引更多投资的发展目的。上海率先推出“2.0版本”
记者观察注意到，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包括上海、成都、昆山在内的国内多地纷纷出台了针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政内容，其中上海更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优化营商环境2.0版本”，成为新一轮政府服务制度改革的新亮点、新标识。
在四川成都，2月11日成都召开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年动员大会，规划将成都打造成为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进城市。2019年的目标是，成都营商环境短板与弱项得到明显改善，部分领域营商环境指标达到国际公认的先进水平。
在江苏昆山，当地政府通过《营商环境白皮书》对外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的23条新举措，涵盖了开办企业、不动产登记和信息共享等10个方面的内容。例如，昆山的新政要求企业开办要从3个工作日提速到1个工作日、不动产登记从5个工作日提速到3个工作日、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从50个工作日提速到30个工作日。
同一天，除了成都和昆山出台新政外，上海也将春节后首个工作日的重心聚焦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在2月11日召开的上海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更是将此次上海发布的25条新政内容定义为“优化营商环境2.0版”。
上海升级版的新政内容中，对企业办理频率较高的政务服务，新政在办理环节、办理时间等方面均给出了明确的数量指标。上海市表示，要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力争上海营商环境全面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与成都和昆山等地的新政相比，此次上海发布的新政25条内容，明显具有更高的目标指向性。
李强在上述会上指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是上海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先手棋，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一招。要通过营商环境的“进”，带动实现经济运行的“稳”，持续吸引一流人才、高端项目、优秀企业，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主任刘澄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当前公开的新政内容来看，各地新政内容都基本聚焦在推进业务流程的优化上，重点在于提升涉企事项的办理效率等方面，这对当前阶段稳就业、稳投资等经济发展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前通过降低税费，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来减少企业经营的时间成本。”刘澄告诉记者，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因素下，其将有助于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降低了企业营商的时间成本，扩大市场准入的领域，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市场活力。“互联网+政务服务”
在此次集中发布的多地优化营商环境新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发现多地都将“互联网+政务服务”作为此项制度改革的重点予以推进。
具体来看，昆山发布的23条新政中，将“互联网+政务”的网上办结率设定为达到98%以上；同样，在成都发布的“1+10”行动方案中，将所有涉企事项网上可办率目标提高至95%以上，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
而在上海，2019年更是将重点打响“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品牌。着重要求深入推进业务流程革命性优化再造，实现政府部门公共数据100%归集、按需100%共享，目标要让面向企业和市民的所有政务服务“进一网、能通办”。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多，在国际市场上，传统地方上的营商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与方法，更多地服务企业与社会，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竞争优势。“近年来，国内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以互联网虚拟技术与政务服务相结合为重点推动管理制度的创新，将有益于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构建新的营商环境竞争优势。”曾刚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上海发布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重点的优化营商环境2.0版本，在全国范围内皆具有一定的改革引领性意义。
事实上，当前通过政务服务“触网”已经是多地提升营商环境的大势所趋。
同样在2月11日，浙江省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主办的“最多跑一次”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这意味着“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和“不见面审批”等功能都将通过互联网渠道得以实现，为全国政务服务改革起到创新表率作用。“从国家的层面来看，面对当前的国际竞争环境，过去地区之间参与经济竞争，进而开拓国际市场的发展路径已经发生改变，当下如何推动内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更加关键。”曾刚进一步指出，体现在政务服务上，这就要求政府管理改变工作方式，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打通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与“信息孤岛”，实现信息的归集、共享和管理创新，才能够在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下构建新的制度优势，吸引来更多的企业投资。作者：卢常乐发布时间：2019-02-13专访林毅夫团队：东北经济破局得从产业基础出发
8月21日，林毅夫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为吉林转型升级开出新药方，发布了30多万字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报告发布后，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议。
8月31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回应核心质疑。付才辉认为，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东北经济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另外，他从多个方面分析他对吉林GDP增长率回“8”冲“10”有信心的几大原因。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21世纪》：目前外界质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发展轻工业的产业建议质疑；二是认为报告只谈了产业政策，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你怎么看？
付才辉：我浏览了一下各方对《吉林报告》争议的焦点，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上。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复得很多了。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的，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反对者大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赶超思维，认为轻工业太低端。
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的确，我们的报告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
我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在发展中解决的，而不是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诚如大家所言，东北确实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但这些问题全国也都存在，并非东北独有。
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的体制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我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引用了吉林大学赵儒默教授的观点：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方面是“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体制固化”。“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的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制度究竟是不是第一位的，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报告开篇在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时，就交待了这一理论问题。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其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点认识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是基本没有的，其理论经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条件作为暗含的前提。
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吉林报告》所运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来源，当然就不会认为制度是第一位的了。作为制度环境一部分的营商环境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和对先行者外部性进行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战略，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权，营商环境就会差。
过去实施赶超战略。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这时，就要深化改革，取消各种扭曲。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下，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吉林省有不少地方通过这种改革方式破茧重生。比如我走访过的通化市，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当年的通钢事件是改革的反面例子，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通化利用其中药材的优势，确定实施“医药城”发展战略，现在已经赫赫有名。五大产业集群可推动吉林经济增长率反弹《21世纪》：报告中提到，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这在目前东北经济形势下，是否太过于乐观？
付才辉：作为林老师的学生，我套用他的话：我不是乐观，我是客观。尽管近期吉林省以及其所在的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势头不及全国，但它们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向好的。
吉林省1996年人均GDP为5178元，位列全国第13位；2015年人均GDP为51086元，位列第12位。因此，可以看到，相对于全国所有兄弟省市而言，至少吉林省并没有如舆论所说的那样“衰退”。吉林省近20年来的相对发展速度超过17个省份，低于13个省份。
更重要的是，目前吉林省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增长空间，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只有天津市的47.32%。
只要吉林省能够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利用好后发优势，就完全能够实现其经济增长潜力。与吉林省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湖北省与重庆市就实现了高增长。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相当，但2016年湖北省的GDP增长率为8.1%，重庆市的GDP增长率为10.7%，而吉林省只有6.9%。这说明，即便是以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湖北省和重庆市作为参照系，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因此，吉林省的经济增长率完全有潜力回“8”冲“10”。
然而，经济增长的潜力不等于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转型升级，挖掘潜力。然而，遗憾的是，吉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与东北地区一样，即，没有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这妨碍了对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挖掘。
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目前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浙江是40.27%，而吉林省只有区区5.73%。这说明吉林省目前的制造业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非常弱，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正好可以补上这个短板，是破除目前东北劳动力外流的根本之策。
轻纺业尤其是需要民营企业去大发展的，目前吉林的民企数量并不多。那些认为吉林目前由于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而不太适合发展轻纺业进而不适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观点，我觉得是本末倒置。吉林恰恰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针对吉林省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很多产业还是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的问题，我们在报告中专门有章节阐述打造五大产业集群。
只有在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才能激活民间商业氛围，在一个由少数大型国企主导的地方，别指望商业氛围和营商环境能有多好。历史上的赶超战略导致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缺失。东北的轻纺产业集群和农业加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轻工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近年来，吉林省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好，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医药以及纺织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的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最近超过一汽的产值。我们不能说汽车工业对吉林省不重要，而是要说明吉林的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步入良性。
除了补轻工业的短板之外，吉林省还必须淋漓尽致地扬长。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是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以及长期沉淀的技术与人力资本。首先，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的长板产业。因此，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是吉林省首选的两个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其次，受益于吉林省历史的积累，汽车产业、石化能源、装备制造业成为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再次，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支柱性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长板产业。
因此，基于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我们认为，可以用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谱系来统领吉林省未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
吉林省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恶补轻纺产业集群的短板，按照不同类型的产业狠抓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联合发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一手培育本地企业一手抓招商引资，填满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那么吉林省经济增长率重回两位数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21世纪》：东北似乎对外来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吸引力不足，你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是什么？
付才辉：我想到了“卢卡斯之谜”。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奖得主卢卡斯发现，在现实中，资本是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因此，我认为，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投资回报率提高，才是吸引外来投资的根本。
我去年冬天调研通化的时候，很多山东的药企在通化大手笔投资，令我印象深刻，改变了东北营商环境差刻板印象。2016年，通化市全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通化市就是吉林省通过向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群转型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作者：周慧发布时间：2017-09-01马云：做好营商环境的基础是政企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和依法办事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懂什么是真正的营商环境，参与营商环境的打造，现在需要官员尊重经济尊重经济的规律。“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价值，企业不是完美的，政府也不是完美，政府如何支持不完美的企业，创造好的营商环境？”4月23日，在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甘肃敦煌主办的“2019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亮提问马云。
马云表示，营商环境目前对中国经济环境极其关键，很多政府部门的人自己没做过企业，大家一腔热血想为企业做的事情，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是简单的税收土地政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懂什么是真正的营商环境，参与营商环境的打造，现在需要官员尊重经济、尊重经济的规律。
马云说，企业是一个组织，人是有问题，有人的组织也是有问题，所以很多企业也是会有问题，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是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目前我们都必须尊重对方的行业，敬畏对方，很多领导来听取我们的经验和汇报，我们汇报了5分钟，他们讲了50分钟。
马云还说，也有政府动则张口指导企业怎么运营，企业运营也是很艰难，（企业和政府）大家应该互相尊重、支持。真正的营商环境的基础是互相的学习，真正的营商环境是完善的法治环境，政府和企业必须依法办事，只有在依法办事的法治环境下，营商环境才能好起来。
他同时表示，（政府邀请企业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各发言五分钟，3分钟自吹自擂，2分钟拍马屁，希望大家讲真话，讲实话。作者：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时间：2019-04-23二、北上广深营商环境北上广深齐练开放“内功”推动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外商到北京投资，备案事项办理时限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上海的外企可同等享受该市的各项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广州将实现外商投资企业准入一体化，不涉及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企直接登记注册；深圳则允许在前海设立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今年以来，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不约而同地在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上频频“出招”，且力度颇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念正逐步成为共识，并加快落地实践。
加大营商环境改革旨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要求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多位专家分析，我国新一轮的扩大对外开放以更深入、更系统和更高水平为方向，并且服务业开放成为重点，这要求营商环境必须能配套支撑，而从发展基础和城市地位出发，一线城市确应先行先试、率先突破、探索经验。一线城市发力营商环境改革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开放更多发展空间，以强化外资吸引能力，以及提高包括投资审批在内的行政服务效率、简政放权，降低经营成本，以优化外资发展环境，成为各一线城市的政策主线。
北京9月16日发布的《关于率先行动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具体包括将对外商投资旅游类项目探索试行分级下放核准事权等诸多改革举措。
广州9月6日发布的《关于优化市场准入环境的若干意见》则提出，营造更加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包括将实现外商投资企业准入一体化等。
深圳4月2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升利用外资质量若干措施》强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升利用外资质量。
上海亦在4月份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加强吸引外资。
深圳明确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包括在经营性电子商务、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等领域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北京则提出深化外资企业“一窗受理”改革，并将外企备案事项办理时限缩至3个工作日，提升便利化水平。
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商事制度改革的推进，亦更宏观更深入地对营商环境优化起重要促进。前不久广东出台的十大“降成本”措施就提出，2017-2020年将为制造业企业直接降低成本2600亿元左右。
这显示，中央及国务院有关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部署迅速落地，地方也正加速探索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我国的开放除‘打开国门’外，现在还必须要做好门内外的功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分析，过去开放政策的漏洞在于外资引进后的发展问题，导致外资利用质量较低，甚至逃离。此番改革即希望通过优化投资和市场环境，尤其是在国际化、法制化方面与国际的接轨，提供更优质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吸引更多外资。同时，这也有利于激活存量外资活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则认为，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正逐步从依靠优惠政策吸引，过渡到制度和模式创新上。“需要构建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规则和制度，包括政府也要加快向服务型转变。”推动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的要求，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多位受访专家分析，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在我国开放格局中均占据重要的门户地位，国际化程度高，利于率先接轨国际，探索改革。另一方面，北上广深发达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丰富的资源条件，也都有利于加快改革和提高改革成功率。同时，这些城市的纠错功能也相对较强。
白明还指出，北上广深已具备一定探索基础，比如保税区、高新区和自贸区等，诸多探索内容与此番整体改革的方向一致。因此，未来这些城市的探索重点之一在于，要加快改革政策系统化集成创新，打造更全面对外开放。
这一观点事实上也体现在各地的改革思路之中。比如，北京提出，加强政策集成创新，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投资；上海强调，要加强上海自贸区改革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联动，不断放大政策集成效应。
另一方面，服务业成为各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重点。比如，上海提出，要在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在金融、电信、互联网等专业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争取更多的扩大开放措施先行先试。此外，北京、深圳等亦明确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
同时，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来看，对服务业的准入限制的放宽亦是被放在突出位置。
申明浩指出，当前全球产业正处于服务业开放的重要时期，但我国因为过去没有开放到位，服务业一直难像制造业一样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缺失，当前甚至反过来构成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约。“这是迫切需要扭转的局面，但仅依靠自身很难发展，必须通过加大开放，像制造业一样，先融入全球价值链，再慢慢发展起来。”申明浩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申明浩进一步分析，服务业发展对营商环境的要求比制造业更高。有别于制造业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侧重，服务业引进和发展更强调金融、市场和人才等制度，甚至是创新创业氛围等软环境的配套支撑，思路和模式上需要及时转换。
国务院和商务部此前也曾多次表态，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重点扩大服务业开放。作者：杜弘禹发布时间：2017-04-142019机遇之城京沪港广深排前五厦门和宁波等最宜商2019年机遇之城在哪里？
3月20日上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机遇之城2019》报告称，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构成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共同推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协同发展。
报告认为，在宜商环境方面，香港、厦门和宁波排名前三，小而美的城市如何做好营商环境，或有一定参考意义。其中，香港劳动力市场发展较为成熟、法制体系健全，人均劳动纠纷案件最少。机遇之城各有领先优势
综合排名中，排在前十位的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武汉、厦门、南京。
报告主要从智力资本和创新、技术成熟度、区域重要城市、经济影响力、宜商环境等10个维度对38座中国行政与经济中心城市进行考察。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特大城市，在国际城市群中具有代表中国的形象，香港的规模体量虽然远远小于北京和上海，但由于其国际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位列第三毫无悬念，广州、深圳在总积分上几乎不分伯仲，排在第四第五位。
普华永道中国战略咨询部合伙人金军表示，京沪港穗深虽然规模、地位及发展历史各有不同，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作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它们将引领三大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未来，高水平开放和城市群协同将共同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报告认为，大湾区的智力资本雄厚。广州市高等教育基础良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仅次于武汉。香港就业人口文化程度较高，境内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在世界排名前列的高校。澳门的教学体系与国际接轨，境内有澳门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深圳、珠海近几年的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在中小学教师变动率排名上这两座城市分别为第二和第四。
普华永道中国广州主管合伙人何国辉认为，粤港澳具有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基础条件，大湾区的统筹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人才和资本的交流，提升城市治理以及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未来在香港、广州、深圳三大核心城市的带动下，发展潜力无限。
报告认为，目前京津冀小城市的成本水平相对较低，保定、石家庄的成本水平在38个城市中排名靠前，良好的政策引导将为产业转移和城市圈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近几年来，城市化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都市圈的形成，其中领先的就是京津冀、长三角及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大都市圈的发展从城市角度来看是聚集效应，在城市中通过此效应能使资源更加集中，资源得到更高效率的配置，从而提高生产率。
报告认为，机遇之城的第二梯队分别是杭州、成都、武汉、厦门和南京，其中厦门在2019年的指标表现突出。
金军介绍，近六年每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不同城市在一定维度上都有领先的部分，优点有不同的体现。比如，珠海在交通和城市规划维度位列第一，海口在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维度排在第一位，突显了国际旅游岛的身份地位。中部地区的长沙和武汉在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方面都进入了前五，这也是说明中部城市的进步和未来科技发展的新机会。香港、厦门和宁波最宜商
宜商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也是今年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宜商环境方面，香港、厦门和宁波排名前三。
报告负责人解释，“宜商环境”从多个方面对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观察，包括创业便利性、人均劳动纠纷数、物流效率、资本市场参与度、财政收支平衡度和外贸依存度六个变量。
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香港的市场主体活跃、法制体系健全，其营商环境优势得到了世界公认。在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连续多年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前五名，远高于内地的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宜商环境方面，厦门是小而美的城市的典型。”金军说，厦门、宁波在这一维度分列第二、三位，仅次于香港，主要源于在创业便利性、物流效率和外贸依存度几个变量中较高的排名。
在创业便利性方面，深圳、杭州的表现非常突出。深圳紧随港澳、超过上海，位列第三名。澳门、香港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较为成熟、法制体系健全，人均劳动纠纷案件最少，分别排在第一、二位。
报告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城市逐渐建立了适应市场化发展需要的劳动雇佣机制，经济活跃度最高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劳动纠纷案件较多。其他欠发达城市工作机会有限、法制环境不完善，可能导致劳动纠纷数量反而比一线城市更低。报告认为，内地城市在建立健全完备的劳动力市场法律环境方面，还有着很大的发展提升空间。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秦前红表示，法律有一个稳健的运作机制，针对民营企业的冤假错案改判具有示范意义，但希望不要是运动式的推进，要给民企一个稳定的和可持续性的政策法律预期。作者：周慧、赵炜发布时间：2019-03-21上海多区密集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聚焦深化放管服改革
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在“两会”后的市政府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上海市市长应勇再次强调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应勇指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18年将努力让上海拥有一个行政审批最少、收费最少、效率最高、透明度最高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营商环境的新高地。
至此，围绕这一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上海向全市发出了营商环境再优化的总动员，以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指向，争创城市发展的新优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浦东、杨浦、宝山、闵行、虹口、嘉定等多个区相继出台了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措施。
受访人士表示，近期频频出台的新举措体现出上海正全力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努力把优化营商环境视为关乎上海未来打造全球卓越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