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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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二）试读：
内容简介
对于战争，或许其他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看关于战争的文章是有用的，但是一个问题，要去探究它的为什么，应该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的最微小的元素。战争，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本性，为利益而争夺的本性。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争夺别人的利益时，就会形成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有着共同利益就代表了团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一个种族，多个种族，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军事联盟，比如二战时候的德意日。其实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利益、生存空间的争夺。
第一章
朝鲜战争60年：苏联空军曾参战各方保密50年
辽南小城旅顺口，现为大连市的一个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都与其有着密切联系。旅顺至今仍是个保密意识很强的地区。在沿海开放城市大连，国家只允许旅顺口区部分开放。而这里最大的秘密，莫过于已尘封半个世纪的苏联空军参加抗美援朝的历史真相。
60年前的朝鲜战争中，在鸭绿江与清川江之间的“米格走廊”曾使美国空军望而生畏，以往人们只知道这条“米格走廊”的主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其实在“米格走廊”上还有苏联空军的身影。
202座墓碑意味着什么？
旅顺苏军烈士陵园的1600余座造型各异的墓碑中，有一个202座墓碑组成的巨大方阵引起了关注。墓碑的主人都是苏军飞行员，牺牲时间都在1950年至1953年之间。202名飞行员，至少相当于5个团的兵力。即使是训练充满危险，也不至于在三年时间内有这么多飞行员遇难，除非是因为战争。而同一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局部战争要数朝鲜战争。
但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书上一直这样记载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苏达成协议，由中国出地面部队打击侵略者，苏联出空军进行空中支援。但就在志愿军部队开赴朝鲜战场前夕，苏方突然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18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照样出兵抗美援朝。
连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上将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也持同样观点。而彭德怀元帅在《彭德怀自述》中对此情节却只字未提。“轻量级”战胜“重量级”的秘密
据统计，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及其盟国投入了强大的空中力量，各型作战飞机1200余架，当时中国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比例是6：1；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多的达3000小时，志愿军飞行员飞行时间最多不足100小时，比例是30：1；美军飞行员大都经过二战洗礼，战斗出动平均在300次以上，而志愿军飞行员刚刚放单飞，从未参加过战斗，比例是300：0。有人把朝鲜战争中的中美空战形象地比喻为：“重量级拳击手与轻量级拳击手不公平的较量。”
然而，中美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大发神威，击落击伤美机425架，其中击落330架，被击落231架，取得了1：1.3的赫赫战果，“轻量级”打败了“重量级”。
志愿军空军是1951年1月21日与美机交火的，交火不久，也就是当年11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便大发感叹：“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事实是，苏联空军不仅在培训志愿军空军方面贡献突出，在帮助志愿军“雏鹰”打击美国“秃鹫”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中、苏、美达成空前默契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国际斗争中，特别是冷战时期，中、苏、美三大国在许多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但在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这一问题上，却心照不宣地严守机密，而且一守就是好几十年。从目前收集到的史料来看，这一默契的核心是避免秘密泄露引起苏、美直接对抗，从而引发世界大战。
1950年10月5日，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朝鲜危机时，一致同意：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苏、美在朝鲜直接冲突，即使苏联被迫放弃北朝鲜。
一个月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和中方一再督促，斯大林在要求高度保密和苏军飞行员必须在苏联领土以外地区投入战争的前提下，终于下达了出兵命令。195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第64防空集团军军长罗波夫率一个只有32架飞机的缺编团队悄悄飞抵丹东浪头机场。为了防止暴露身份，苏军制定了多项保密措施，如将苏军飞机上的徽记抹掉，代之以中国军队的“八一”标记；飞行员穿上中国空军服装；禁止飞行员到美军控制区和海上作战，因为一旦迫降，极有可能被美军俘获；不准和中国人一起照相，也不准互送私人照片；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在电台中讲俄语——每人发一张卡片，上面用俄语字母拼写了一些必要的中国话、朝鲜话。（此项命令因不适合作战需要，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为便于指挥，中朝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即空联司）。空联司请罗波夫中将参加，并由他统一指挥作战，却被罗波夫拒绝。
尽管苏联空军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保密，但美国很快就从各方汇集而来的情报中获悉事实真相。令人吃惊的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美苏空战，美国也是避而不谈。后来成为宇航员的约翰·格兰说：他清楚地知道在同俄国人作战，而当局不仅知道米格飞机里有苏联人，而且还知道苏联飞行员所受到的种种限制。
事实上，当时美国也是力不从心，它在欧洲仅有150架作战飞机，不足一个师的兵力，要想具备与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力量，至少要有2-3年的准备时间。“老大哥”为何“出尔反尔”
一开始，苏联不同意介入朝鲜战争，后来，又派出强大的空军，怎么解释？朝鲜战争爆发，使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严重挑战。作为“老大哥”，苏联真的能袖手旁观吗？
据新近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纪事》《百万大军在朝鲜》等专著披露，苏联空军参战，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苏联远东空军基地遭到美军轰炸。1950年10月8日，海参崴附近的苏哈亚列卡空军基地被美军喷气式战斗机轰炸。实际上，这种空袭自8月份以来就开始了，只不过轰炸是沿苏联边界进行的。美国最初否认空袭事件，但11天后又以“意外事件”赔礼道歉。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苏联还能坐得住？
二是斯大林有言在先。1950年10月8日晚，周恩来从北京乘飞机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这表明，苏联并未把话说死，而是做了两手准备，可进可退，进退自如。
三是斯大林不愿坐视美国在远东扩张势力。二战中，苏联损失惨重，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急需一段和平时期休养生息，积聚国力。但美国把战火燃到自己的家门口，实在是欺人太甚。因此，斯大林决定秘密出兵，给美国一个“响亮的耳光”，教训教训他。
美国人最早揭开这个重大机密
世界上没有“永不公开的秘密”，美国人最早披露了“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这一重大机密。1988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智囊人物赫伯特透露：“我们必须保守住这个秘密。当时一旦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我们与苏联发动一场战争。”
1992年6月，俄罗斯也开始公开谈论这一敏感话题。叶利钦在给美国参议院战俘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信件中称：“我们认为，有1309架美国飞机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有262名美国飞行员得救。”信中叶利钦没有具体说明，这些飞行员是被苏联空军击落的，还是中、苏、朝空军共同击落的。
朝鲜战争专家布拉塞认真阅读苏军档案后发现，朝鲜战争空战中，苏军飞行员出动架次约占70%，“他们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北朝鲜没有空军力量，苏联的帮助绝对是压倒一切的。”
中国的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直到2000年2月，一级战斗英雄、前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才写道，“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大机群作战，特别是与F-86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协同其完成作战任务……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苏联飞行员战果知多少？
1999年，俄国防部战史研究所编纂的有关解密文件表明，苏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都进入了中国和北朝鲜领土内，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飞行员。苏联空军最精锐的近卫军一、二、三师都在中国轮过战。最早的年份是1952年，兵力达2.6万人。
2000年，苏联退役飞行员克拉马伦可（年近8旬）用亲身经历谈了那桩一直被掩盖的秘密。他说，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大约2000名苏联飞行员进入中国，然后秘密潜入北朝鲜，打击美军飞机。
目前，在世界军事史和朝鲜战争史中，苏联空军参战之事已被接受，但还有不少空白，苏联空军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朝鲜空战中的战绩，尚无一个公认的结论。苏军飞行员牺牲人数也是一个谜团。
1995年，俄《红星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喷气式飞机之战的王牌飞行员》一文，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真正的喷气式飞机之战，是50年代初在朝鲜展开的。一方是美国同其盟国的飞行员，另一方是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飞行员。第一个喷气式王牌飞行员，是苏军上尉沙巴诺夫。从参战到1951年5月20日，他驾驶喷气式飞机击落6架敌机，其中有5架喷气式飞机。从1951年6月17日至1952年2月2日，苏佳金大尉战斗飞行49次，参加空战66次，击落敌机22架，这是朝鲜战争中的最高纪录……
仅文章中提供的战绩，加起来就达171架之多。苏联空军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据军方人士透露，朝鲜战争中，有230—250架左右的苏联飞机被击落。
经典战例
鸭绿江上全是击落的美机
苏美空军之间最激烈的空战发生在1951年4月12日星期四。
当天，美军出动了72架B-29轰炸机对安东鸭绿江铁桥及其附近目标实施战略轰炸，另外还派出32架F-80流星战斗机负责护航。苏联空军紧急出动了3个飞行团、整整60架飞机参战。苏联王牌飞行员科拉马连科回忆说，他所在的大队最先发现了12架B-29轰炸机，“这玩意真大，我们的飞机与它们相比，简直就像苍蝇一样”，但“机动灵活的苍蝇”此刻却主宰着这些“空中堡垒”的生死。米格-15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37毫米机炮的战机，射速高，穿透力强，可打穿B-29厚重的装甲。而且，苏联飞行员利用米格-15无与伦比的爬升和俯冲性能，像阵阵狂风一样从侧面和后面向B-29发起攻击。
空战持续了40分钟，苏军击落16架B-29轰炸机和十多架F-80战斗机，而自己毫无损失，参战的苏联飞行员科拉马连科说：“1951年4月12日绝对是苏联空军最得意之日，那天放眼望去，鸭绿江的天空上都是美军飞行员的降落伞在漂动。”而这一天则被美军称为“美国空军的黑暗星期四”。
日军两处千人冢被发现 揭示硫磺岛战役之残酷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10月22日报道，日本一个调查小组近日在硫磺岛上发现了两处埋有上千日本兵的集体坟场，再次勾起了人们对于二战后期美日军队在这座方圆不到21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进行惨烈争夺的回忆。
这个调查行动是由日本政府于本月初发起的，调查人员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与记录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提供的文献资料，在两处被当时的驻硫磺岛美军标志为“敌军坟场”的地点进行了挖掘。后来，他们果真发现了51具日军遗体残骸。
据估计，其中一处坟场里可能埋有2000多具日本士兵遗体。虽然清理工作已经展开，但是要想最终确定被埋日本士兵的数量可能还需数月时间。22日当天，调查小组已经将这一最新发现向日本首相菅直人做了汇报。
硫磺岛是太平洋上一座由火山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火山岛，其地形结构复杂，沟壑纵横，悬崖峭壁临海高耸。虽是弹丸之地，却处战略要冲。它正好介于日本首都东京与美军占领的塞班岛之间，距两地各约1200公里。二战后期，美军以塞班岛为基地频频对东京发动空袭，但因硫磺岛的预警作用，美军的空袭一直效果不佳，而且驻硫磺岛的日军战斗机还不断升空拦截，冲散美国机群。为了向日本本土发起总攻，美军必须夺取硫磺岛，而为了东京的安全，日军也必须死守硫磺岛。
1945年1月，美军在控制了菲律宾以后开始对硫磺岛实施轰炸。2月16日，硫磺岛战役打响，美军出动舰艇200多艘次、飞机400多架次，对硫磺岛日军3个机场和滩头阵地进行炮击和轰炸。19日，美军开始从硫磺岛东南部登陆，遭遇日军顽强抵抗。3月26日，美军终于完全控制了该岛，为此双方伤亡惨重。2.3万名日本守军里中只有1083人生还。美军则有6812人死亡，1.9万人负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上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此次战役也因此获称“太平洋战争的绞肉机”。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在硫磺岛上搜寻阵亡战士遗体，但时至今日仍有约1.2万名日本士兵“死不见尸”。
中国空军入朝第一课：激战半小时未击落一架美机
这次空战的规模很大，敌我双方共投入各种飞机100多架。在战斗中方子翼注意到，敌人的俯冲轰炸机动作非常灵活——确定目标就俯冲，投完弹就逃走；而敌人的B-29则是平稳进入、平稳投弹后平稳退出。虽然我方战斗机在敌人轰炸机周围盘旋，景象颇为壮观，但结果却是没有见到一架敌机当场被击落。而江桥紧靠新义州的一节桥梁却被敌人破坏。
1950年11月7日晚，时任刚成立不久的我空军第四师师长的方子翼接到紧急电话，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打来的，内容是要他带上指挥班子中的精干人员，于8日清晨6时赶到沈阳报到，但没有通知任何具体细节。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方子翼就已经成为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参加革命，长征途中身经百战；在新疆学习飞行期间，由于学习刻苦、成绩突出，成为工农红军中第一位单独驾驶飞机上天的人；返回延安后，由朱德总司令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航空总队队长。我空军诞生后，方子翼奉刘亚楼司令员之命，在许世友司令员的帮助下，以25天的时间建立起我空军第五航空学校。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的侵略加剧，我空军的建设步伐也随之加快。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方子翼马不停蹄地筹建我空军第四混成旅第十一飞行团、第三航空驱逐旅、第四航空师，并担任领导职务。就在接到电话前的几小时，方子翼刚刚送前来视察空四师辽阳驻地的刘亚楼回沈阳。接到电话后，方子翼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刘司令员要让自己去组建新的部队。虽然觉得有些累，可有命令就要服从，方子翼赶快让指挥所所长王云挑选了精干的作战参谋、通信参谋、领航员、标图员各一名，并让大家带上两部电话机和一部报话机。一行于8日2时乘吉普车出发，天不亮就赶到了沈阳市我军交际处。方子翼一见到刘司令员立刻就直截了当地问：“您又要把我调到哪里？去干什么？”刘司令员愣了一下，随后面露笑容地说：“不是要把你调到哪里，去干什么，而是叫你去学指挥飞机作战。”
接着，刘亚楼进行了细致的说明：“朝鲜战争很紧张，美军出动大量飞机，不仅对志愿军部队进行狂轰滥炸，而且对平壤、新安州、新义州、老义州等城镇以及交通干线、交通枢纽进行大规模轰炸。现在对安东江桥也进行了试探性轰炸。苏联方面对这个情况很重视，其远东空军司令员克拉索夫斯基昨日已经飞抵沈阳，今天要到安东去现场观察、研究形势，我要陪同前往。另外，苏联派驻我东北地区的空军部队已经升格扩大，以一五一师为基础，升格为六十四军，别洛夫升任军长晋为少将……目前，别洛夫在安东开设了一个前方指挥所，那里可以现地观察情况、指挥空战。我和别洛夫说好了，让你到他的前敌指挥所去学习指挥空战。这是一个最实际的学习机会，明白吗？”
刘亚楼一口气说了很多新情况，而且说的非常详细，方子翼对自己错怪了司令员感到不好意思，同时对司令员给了自己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感到高兴，于是连忙说：“明白、明白！”
方子翼一行在交际处吃过饭，急忙赶到沈阳火车站。不一会儿，苏联的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也来会合。大家一起登上一趟轻油专车，向安东进发。在那里，王连生司令员接待了他们。
9日清晨，方子翼陪同刘亚楼来到浪头镇苏空军六十四军前敌指挥所。一行刚刚进入房内，还没有完成寒暄，指挥所所长就向克拉索夫斯基报告说：雷达发现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上空都有低速度的机群北上。别洛夫命令驻鞍山、辽阳的空军部队各准备12架战机到安东地区迎敌。
大约9时左右，从鸭绿江口飞来一大群敌人的飞机，属于螺旋桨式的单发俯冲轰炸机，个头不大，远望去就像一团蜜蜂。它们到达约1500米的高度，双机一组径直向江桥俯冲下来。敌机一接近江桥，采取先发射火箭后投弹的方式，投弹后立刻掉头超低空向黄海飞走。可惜，我方迎击的米格-15没能及时赶到，高射炮的射击也没有奏效，让它们都逃掉了。
这一群敌机飞走后，3000米的高度上，从新义州方向又飞来一群B-29，拖着长长的黑烟，分为5个四机菱形编队，大摇大摆地朝江桥飞来，投弹后也向黄海逃去。在场的我方人员都注意到：在B-29编队的上方还有许多小型喷气机负责掩护。当敌人的B-29轰炸江桥时，米格-15终于赶到。
在整个敌机轰炸的过程中，我方部署在新义州边界、安东市及江桥周围的高射炮像春节的鞭炮一样响个不停，而天空中飞机引擎的轰鸣、机关炮的怒吼以及炸弹爆炸的巨响连成一片，让人觉得什么都快听不见了。
这次空战的规模很大，敌我双方共投入各种飞机100多架。在战斗中方子翼注意到，敌人的俯冲轰炸机动作非常灵活——确定目标就俯冲，投完弹就逃走；而敌人的B-29则是平稳进入、平稳投弹后平稳退出。虽然我方战斗机在敌人轰炸机周围盘旋，景象颇为壮观，但结果却是没有见到一架敌机当场被击落。而江桥紧靠新义州的一节桥梁却被敌人破坏。
整个空战期间，别洛夫拿着话筒在室外目视指挥。30分钟后战斗结束，方子翼确有些余兴未尽的感觉。下午，刘亚楼叮嘱了方子翼几句后，和克拉索夫斯基返回沈阳去了。这次“参观”使方子翼触动很大，马上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别洛夫的指挥所开始了认真的调研、学习生活。
方子翼在安东学习了半个月，紧跟在别洛夫身边，努力掌握空战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别洛夫每天起得很早，起床后先检查询问各师的作战实力、准备程度。在敌机活动时间内，他及时命令部队进入等级值班的兵力，在准确把握敌情活动的同时适时命令己方飞机起飞，飞抵战区后则实施对空指挥。晚上发电报告诉各部队当天作战中发生的问题，根据敌情活动特点提醒部队注意事项。此外，还不定期地向苏联远东军区发报报告战场上的新情况。对这些细节，方子翼全都一一记在心中。
经过这次短暂而受益颇多的学习后，11月24日，方子翼返回辽阳，投入到紧张的空军建设中。在以后的我空军入朝作战中，方子翼率领年轻的空四师，迅速用现代化的战略战术武装自己，结合我军顽强拼搏的特点，成为第一支参加抗美援朝空战的空军部队，又成为第一支取得战果的空军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诸如最先取得战果，参加轮战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等无数永载史册的纪录，同时为我空军今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享有“皇军之花”美誉的日本关东军罪恶史
日本关东军罪恶史
日本关东军是支很特别的军队，这支部队盘踞在中国东北达40年之久，没打过几次像样的战争，却在日本享有“皇军之花”的美誉。关东军为什么叫关东军？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会驻扎在中国的土地上？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关东军最初是“铁路警察”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将自己在东北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按规定，日本被允许在南满铁路沿线每公里驻扎15名士兵，美其名曰“防止土匪破坏铁路”。这支部队总共大约有15000人，虽然在名义上是“铁路警察”，实际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要说土匪，就是中国的正规军也不是其对手。这就是关东军的雏形，只不过最开始时叫铁路守备队。
黑土地上的一群鬼影
关东军从成立开始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清廷退位后，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满清遗老梦想着在祖地复辟祖业。这与日本政府想把东北割裂出中国的企图不谋而合。于是，关东军开始了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带有侵略意图的阴谋活动。
在善耆的幕后运作下，蒙古叛匪巴布扎布招募起一支军队，这支部队的钱粮武器都是关东军提供的。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向日本提出抗议。关东军向外公开发表声明说：此事与关东军无关。可是不久，关东军就露出了狐狸尾巴。这支部队进犯奉天，被张作霖的部队打得无处可逃，巴布扎布只好带着残部躲到了满铁附属地去。这种情形下，关东军再也无法伪装，只好出兵，保护着巴布扎布逃出奉天。
关东军可以说是中国黑土地上的一群鬼影，这支部队里盛产阴谋家，像本庄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都是在关东军里起家的。从1919年成立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不断地制造阴谋制造事端。像策动“满蒙独立”、挑起“宽城子事件”、“万宝山事件”、“南岭事件”，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等等，关东军扮演的都是主谋的角色。
在侵占东北后，关东军又将侵略的黑手伸向了关内。“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关东军派人“保护”汤玉麟在沈阳的亲属和财物，随之宣布由汤玉麟主持热河政权，为其五个伪省政权之一。伪满洲国成立后，又宣布汤为伪参议府副议长、热河省长兼热河军管区司令官。与此同时，关东军还指使汤昔日盟兄、伪满政权的张景惠、张海鹏派人前去“问候”。但汤玉麟采取骑墙策略，静观事态发展。既不答应，也不拒绝。
汤玉麟的敷衍令关东军非常不满，马上调兵遣将，做好入侵热河的准备。1933年1月3日，关东军挑起了“山海关事件”。关东军故伎重演，先是宣称一个日本士兵被来自长城上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接着，关东军一列装甲列车冲过铁路隧道，从车中涌出大量步兵，把内装炸药的铁皮罐头，分别投掷到日本宪兵队和日本岗哨所在地。“爆炸案”发生后，关东军贼喊捉贼，诬蔑是中国军队所为，遂提出无耻要求，其中竟有一条是要中国守军退出山海关。遭到拒绝后，关东军发动进攻，占领了山海关，拉开了进攻热河的序幕。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热河主战场指挥官张作相还未弄清楚情况，便遭到日军的进攻。张作相仓促应战，屡屡失利。汤玉麟更是心无斗志，在关东军的闪电追击之下，溃不成军。而关东军则所向披靡，24日占开鲁，25日下朝阳，3月2日，陷赤峰、凌源。3月3日下午，关东军一部乘汽车向汤玉麟老巢——承德进击。汤玉麟闻讯后，惊慌失措，承德城内一片混乱。主将心中怯意已起，部队更无斗志，于是不战而败，汤玉麟弃城而走，退入察哈尔。关东军以128人先遣队轻松地袭占了热河首府——承德。
1919年，关东军正式成立，首任司令立花小一郎，司令部设在旅顺，直属于日本天皇指挥。
这支部队为什么叫关东军呢？
关东是个地理概念，指的是中国山海关以东，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也就是东三省，即后来伪满洲国所统治的范围。但关东军所指的关东，范围并没有如此宽泛。关东军的关东指的是旅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大连等当年日本的租借地。
日本的征兵制度和中国不同，中国的征兵往往来自全国各地，但日本不是。日本的一个师团从士兵到军官往往来自一个地方，乡土观念很重。所以这支部队除了正规番号外，还有别名。这个别名多以地域或者部队长官的名字命名。像八路军在平型关所歼灭的日军，人们都知道那是板垣师团的一部，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支部队其实还叫广岛师团，因为它的士兵几乎都来自广岛。事实上，这支部队的番号是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只是因为师团长是板垣征四郎，人们又叫它板垣师团。关东军虽然是从日本国内调过来的，但由于它常驻中国关东地区，因此得名关东军。这就有些意思了，日本的军队却以中国的地名命名，这在整个的侵华日军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四岁的小女孩就这样被毒死
为了镇压东北人的反抗，关东军在东北各地设立了惨无人道的矫正院，只要被怀疑有罪都被关进矫正院。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大批的中国人在矫正院里死去。
早在20年代，日本国内法西斯分子就提出用细菌武器征服中国的设想。关东军是把这一设想变为现实的积极实施者。1935年，根据天皇的密令，由细菌战争的积极鼓吹者石井四郎主持成立对外号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秘密部队，即臭名昭著的“第731部队”。
石井四郎原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后投效于日本陆军。不久被派往德国研究细菌武器，回国后就成为细菌战的积极鼓吹者。在他看来，中国人多地广，光靠军队费时费力，还不如用微生物制造细菌武器，既省钱、杀伤力又大，是战争的可靠武器。他的这些谬论，得到关东军的大力支持。
731部队成立后在东北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使用人体实验，大量残杀中国人民，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
据关东军被俘人员交代，为了试验一种新式毒气的效果，关东军曾将中国的母女二人关在一间透明的玻璃房里。小女孩只有四岁左右，就在毒气渗入的一瞬间，小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脑袋，瞪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向四周张望，好像在问，这里怎么了？母亲惊叫一声，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好像这样就能使孩子免受毒气的残害。然而，剧烈的毒气很快将母女俩毒死。母亲在临死前的痉挛之中，还死命抱着孩子不放。
除了毒气试验，731部队还实行了“真空环境实验”。这是为了测量在真空中人体抵抗限度的试验。原731部队一名队员是这样揭露的：“有一次，我看见在一个实验室里，关着一个中国青年。他赤身裸体地站在里面，抽气机开动后，室内逐渐变成了真空，缺氧使他难以忍受，他用双手抓着前胸，血顺着伤痕迅速流了出来。他挣扎着……16毫米摄影机自动摄下了全部情景。”“野外活人细菌实验”是731部队的又一项重要罪恶实验。1943年夏的一天，在一个秘密实验场，731部队的人把中国受害者押入坦克和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以观察达到什么程度可以把人烧死。1943年末，在安达靶场，有10个人被并排绑在每相隔5米的柱子上。然后在距离50米以外的地方，借助电流爆炸一颗开花弹，使被实验的人在被炸伤的同时，受炭疽热菌的传染。不几天，这些人全部感染死去。
老一辈的东北人都还记得，1945年春天，关东军以569部队的名义，强迫群众捕田鼠30万只。许多学校的学生不得不停止上课，终日在野外捕捉田鼠。正当天真的孩子们在田野上欢笑着捉田鼠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这些田鼠是用来培养鼠疫菌苗杀他们的！
揭秘抗美援朝战场美军战俘的神秘生活
志愿军中的“国际大学校”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国际法，对“联合国军”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管理，执行宽待俘虏政策，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及时治疗他们的伤病，使战俘们深受感动和教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而志愿军“联合国军”战俘营则被人誉为“国际大学校”。
战俘们带来的故事
由于受美国军方的欺骗宣传，“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军官兵不了解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每当战斗失败，来不及逃跑的美军官兵总是东躲西藏，生怕被志愿军俘获。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中的三所里战斗结束后，志愿军部队从深山和草丛中俘获了很多美军官兵。他们丢盔弃甲，几天没有吃喝，形容憔悴，狼狈不堪。由于翻译力量不足，志愿军战士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说明志愿军不杀俘虏，并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吃；对受伤的俘虏，则给他们进行包扎。志愿军官兵的实际行动，逐渐消除了俘虏们的恐惧心理。但是，还是有个别美军士兵躲藏在山岩缝隙中，不敢出来。有一个美军伤兵，每天在山上趴着向下窥探，想看看志愿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发现志愿军扫地打水，什么活都干；吃饭穿衣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想下山向志愿军要点吃的，但这时已经力不从心，爬不动了。在其奄奄一息的时候，被志愿军战士发现，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下山，给他喂水喂食疗伤。他苏醒过来后，百感交集，伸出四个指头指指肚子，意思都四天没有吃饭了，并且对志愿军战士救了他的命连连表示感谢。后来，通过一些被释放的俘虏传递，越来越多的美军官兵知道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很少有人害怕被俘了。
1951年1月间，美军连吃败仗，丢下许多伤员、尸体和军用物资，向朝鲜南部逃去。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官兵越来越多，前线临时战俘收容所人满为患，一时间副食供应非常紧张，香烟更是极为紧缺。一个被俘的美军军官忍不住烟瘾，就鼓起勇气问一位志愿军青年干部：“您会说英语吗？”恰巧这个青年干部是翻译，就回答说：“你有什么事情，说吧！”那个美军战俘立即将手腕上所带的金表取下，要求换几支香烟抽。这位志愿军翻译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刚放下武器，对我们志愿军的政策不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志愿军宽待俘虏，不会要你们的私人财物。你把表收起来吧，香烟我可以给你一些。”美军军官听了先是非常惊讶，然后特别激动，连连称谢。这件事很快在战俘中传开了，战俘们认识到：志愿军官兵廉洁、公正，严格执行政策。
由于大部分美军战俘亲身体验到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深为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所感动，也都愿意主动配合战俘管理所的工作。美军“王牌部队”海军陆战第一师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在第二次战役中于长津湖地区被志愿军俘虏。1951年圣诞节即将来临时，美联社亚洲总分社在板门店的几个编辑记者得知诺尔还活着，而且在战俘营过得不错，便想通过活跃在板门店、同我方有联系的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给诺尔送去一架照相机作为圣诞礼物，并让他拍一些志愿军战俘营的新闻照片。魏宁顿和贝却迪认为，如果诺尔拍些新闻照片在西方发表，将是对美方污蔑志愿军“虐杀战俘”的有力揭露和驳斥。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赞同和帮助。此事很快被上报并得到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领导李克农、乔冠华的批准。不久，一批由诺尔拍摄的志愿军战俘营中战俘生活活动的照片被转到美联社亚洲总分社，该社挑选出7张战俘们在战俘营欢度圣诞节的照片发往美国，美国各大报刊竞相在显著位置刊登，立即在全美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诺尔随着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新闻科的报道组，拍摄了大量关于战俘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在西方报刊上刊出后，看到自己家人的战俘亲属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战俘们的亲属对诺尔大加赞赏，对志愿军的宽待政策无限感激。诺尔也因此声名大噪，在美国简直成了传奇人物。有的战俘同伴提醒诺尔：“你拍那么多照片登在报纸上，就不怕回去后联邦调查局找你麻烦，说你替共产党搞宣传？”诺尔理直气壮地说：“我拍摄的都是真的！为了真理与和平，我怕什么？”
战俘们的自述“联合国军”战俘在被俘后，特别关心自己的生命能否有保障，伤员如何处理，何时能回国，能否与家人通信等等。由于志愿军切实实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对战俘们的心理影响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战俘都写出了他们被俘和在战俘营的感受。
美军士兵柯尔勒于1951年被志愿军俘虏，他记述了被俘的经过和受到志愿军宽大对待的感想：“我小心翼翼地爬着，右腿阵阵剧痛，我受伤了。我停下靠在一个受伤的同伴身旁。一位志愿军走过来，取走了我的枪。我又冷又怕，不停地发抖。我和另一个伤兵战俘被送上山顶，一位志愿军战士过来和我们握手，并给我们看一本英文小册子，上面说宽待俘虏，并保障战俘的私人财物。志愿军又俘获了更多的美军战俘，多得令我吃惊。我们7个受伤的战俘同其他人分开，我们和志愿军伤员一起乘汽车到了一个村庄的临时医院。很快，医生、护士就来给我们包扎伤口。我们享用了热气腾腾的早饭——米饭、猪肉、蔬菜。这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了。特别令我吃惊的是，志愿军并不把我们当敌人看待。这些中国人都非常温和。我打算多弄明白一些关于新中国的事。”“临时医院给我发了一身中国式的冬衣，因为我们自己的衣服抵御不了朝鲜的寒冬。医院院长每天都来看我们。他常给我们带来烟草，有时还带来点心。我们非常喜欢他。临时医院的伙食很好。我们吃大米饭，有时有面包。我们还吃了鸡肉和油饼。在离前线并不太远的地方，这是多么好的食物啊！”“当我离开医院时，我很难过。我舍不得那些真切照顾过我的人们。但是至少我已经明白了一件事：中国人民终归不是我的敌人。中国人民从未计划过侵略，也从未希望过战争，只是需要建设美好的国家，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我抱有一个希望，我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他们政府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
在战俘中，有的美军、英军官兵参加过二战，当过日本或纳粹德国的俘虏。在被志愿军俘虏后，他们亲身体验了两种战俘经历的不同之处，感受极为深刻。美军战俘狄克森自述道：“在二次大战中，我们部队被派到菲律宾的巴丹岛。日本军队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放下武器投降。日本人把我们押送到奥丹奈尔营，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许多人患痢疾、疟疾，没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兵就用脚踢，有的人被开枪打死，有的被刺刀刺死。我后面有个上校，走不动了，躺在路边，我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上校刺死的惨景。我们走了6天后，被关进监狱，每10人一组。日本人说：如果有1人逃走，另9人就要被枪毙或砍头。后来的确有人逃跑，小组的人都被处决了。在监狱里，我们每天吃两顿稀粥，加一点盐，得不到任何医疗。每天有50到100人因生活条件恶劣而丧命。两年以后，日本人将我们约2000名俘虏送到日本新瀉一个煤厂做苦工。有些人累倒了，日本兵抓着就打。我们晚上就挤在仓库的稻草上，相互靠体温取暖。一次，一个日本军官训话说我们是行尸走肉，我前面有个俘虏动了一下，这个日本军官就将他踢倒在地，拿出军刀将他活活砍死。我在日本人手里过了3年半的地狱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我才得到解放，回到美国的家中。”“我是1951年1月1日被志愿军俘虏的。志愿军作战英勇，我们的部队被包围了，唯一的道路就是投降。志愿军和蔼地用英语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志愿军战士把我们带到温暖的屋子里休息，给我们热的食品。我们到达后方俘虏营时，领到了新的棉大衣和毯子。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个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偏僻山村，也遭到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在我们自己的飞机炸成的废墟上，志愿军建起了新房子给我们住。我们的环境不断改善，吃的东西越来越好。有猪肉、牛肉、鸡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热烘烘的。我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医疗条件也很好，有一所医院，病号需要时可以住院治疗。管理俘虏营的人员都非常和蔼，工作很辛苦。”“我在两次被俘中，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一种是残暴、侮辱和虐待战俘，二战中日本人就是这样；另一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宽待，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我们被俘人员所做的。”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战俘们即将被遣返。英军战俘亚当这样写道：“我就要和你们告别了，因此我留下这些话。我，亚当，军号5501200，已经当了2年零3个月的俘虏。这些日子虽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却过得很快乐。这里的生活就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的生活，任何巨大的困难都通过我们与志愿军的协商而获得解决。他们从未违背自己的诺言。我在3年前离开了家人到距祖国海岸16000哩远的地方参加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我将要尽一切办法制止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儿子身上发生。我将要离开志愿军和第一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我将要离开许多可能永远再难见到的朋友，但是我带回家的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就是中国人民与英国俘虏间的亲密的友谊的记忆。你们给我们的宽待将永远地为我们所记忆着，并且将永远存在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心里。”
特殊的“国际学校”
志愿军的战俘营，全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设在朝鲜北部的碧潼。俘管处共收管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俘虏5000多人，主要是美国俘虏，有3000多人；次之为英国俘虏，将近1000人；另外还有土耳其、菲律宾、法国、哥伦比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俘虏。
俘管处是1951年4月24日正式成立的，由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央公任主任。王央公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38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在部队长期从事敌军工作，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有丰富的敌军工作经验。他熟谙英语，但平时并不用英语同俘虏谈话。一次，王央公在战俘大会上破例地直接用英语发表讲话，他说：“同学们！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促使你们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听着王央公的发言，战俘们极为惊讶，他们不仅对这位战俘营的最高领导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分惊讶，而且对他幽默的语言，特别是对他称战俘为“同学”而感到新奇。王央公进一步说：“我之所以称呼你们为同学，是因为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接着，王央公从鸦片战争讲到八国联军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从志愿军抗美援朝说到宽待俘虏的政策，阐述了中、朝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和必胜的道理，战俘们听后不断鼓掌，频频点头。从此，战俘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战俘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尊重和敬佩之意，都称呼他为“王将军”。
随着俘管机构的逐步完善，一些规章制度也陆续建立了起来。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俘虏自办食堂。俘虏自己选举产生了“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还特地从国内运来了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俘虏，则从国内运来了活牛羊。俘虏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下同）、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俘虏的伙食一般相当于我志愿军团职以上干部的中、小灶伙食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被服标准是：冬春季每人1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1件灰色的棉大衣；每人1条棉被、1条毛毯。夏秋季每人2套单衣、2件衬衣，还有毛巾、牙刷、牙膏、肥皂、鞋袜等日常生活用品。
与此同时，俘管处大力加强医药卫生机构，增加医护人员，从而挽救了不少重伤重病俘虏的生命，一些轻伤病战俘也得到了及时治疗。各俘管团、队均竭力创造条件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让战俘们活跃生活，锻炼身体。除了俘管团的文艺工作队经常演出之外，俘虏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各俘管团、大队、中队都建有俱乐部、电影院、图书阅览室，经常举办各种项目的体育比赛。战俘中有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也有信奉伊斯兰教、佛教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圣经、做祷告、礼拜等宗教活动。每逢圣诞节、开斋节等重大的宗教节日时，俘管团、队都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物资供应和便利条件。对此，战俘们极为感动。特别是志愿军俘管领导还千方百计地疏通渠道，让战俘们同其亲属通信联系，令战俘们倍感亲切，终生难忘。
在战俘营，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犬，没有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之外，没有荷枪实弹的大批军警到处巡查监视。这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一名黑人俘虏感慨地说：“我有生以来，只有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才真正享受到平等。”美国俘虏弗兰特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称为“世界第一等战俘营”。
战俘营是在被美国飞机轰炸过的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建成以后，我方在停战谈判时将战俘营所在地点通知了美方，并且在营地设置了两块长12米、宽6米，漆成红色的木板，一块写有英文字母“POW”（战俘营），另一块用朝文写上“战俘营”，作为醒目的标志。但是，美国飞机仍多次前来轰炸、扫射、袭扰，造成俘虏伤亡。直到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机出现在朝鲜北部的天空时，美军飞机的猖狂行径才有所收敛，志愿军战俘营的安全和运输供应才有了保障。
从志愿军战俘营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有国际知名人士、外国新闻记者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来访。他们先后参观了战俘营中俘虏的住处、食堂、俱乐部、阅览室、运动场、医院、卫生所等，广泛地同俘虏们进行交谈或座谈。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著名的妇女领袖、英国的莫尼卡·费尔顿夫人于1952年9月间来到战俘营住了几天，深入参观访问，仔细了解战俘营的情况。她在同英、美等国俘虏座谈后，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9月24日，费尔顿夫人离开碧潼时，对给她送行的英、美战俘们说：“我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实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你们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证明。我要将在战俘营看到的一切，告诉英、美等国人民，让他们知道你们安全、快乐地生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国际大学校里。”
朝鲜战争60年：学者称中国被苏联朝鲜逼迫出兵
转眼已是60年。
1950年6月25日4时40分，朝鲜战争爆发。
刚成立的新中国起初不愿直接卷入，但随着战局的变化，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咄咄逼人，在斯大林、金日成的催促、恳求下，毛泽东力排众议，做出了组建志愿军参战的决定。
中国到底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在近年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显现。
斯大林态度突变
二战后，以三八线为界，朝鲜半岛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南北双方领导人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1948年，苏军单方面率先撤出朝鲜。此后，李承晚政权曾不断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但直到美军于1949年6月撤出南朝鲜，斯大林也一直不支持金日成的“武装统一计划”。
突变发生在1950年初。1950年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1月17日，在朝鲜外务省的一次小范围午宴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与苏联外交官谈道：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令人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什特科夫汇报后，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准备帮助朝鲜。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准备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打开绿灯。而此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斯大林对自己支持“武装统一”的决定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竟然对其中国客人——毛泽东，只字未提。
得知斯大林赞成他的武装统一计划，金随即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增加到10个师。对此，莫斯科完全满足他的要求。
苏联“变卦”的利益考量
那么，在1950年1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促使斯大林突然变卦？
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基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新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
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而正是在1950年1月，经艰难谈判，斯大林在莫斯科“被迫”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版本的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议定：中国将收回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这预示着，苏联远东舰队此后将不能自由使用位于中国的不冻港。
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假设战争胜利，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而半岛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假设战争失利，苏联仍能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留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斯大林变卦的关键点是：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要维持原有的中苏友好条约，但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对苏联人拍了桌子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东亚地区的部分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就成了斯大林的主要考量。
金日成请求中国帮助
而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
早在1949年4月底，金日成就曾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提出至少要等中国内战结束再说，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不过，出于种种考量，中方答应了朝鲜同志的一个要求，即允许四野三个师的朝鲜族官兵回国。
1950年5月，金日成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以便向中国“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
5月13日，金日成飞抵北京，当晚便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但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报告看，首次会谈并不顺利，以至毛泽东与金正日的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晚便中断了。
简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才从金日成的口中得知，斯大林已批准了金的“计划”，中断会谈，是中共连夜要求莫斯科予以“证实”。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
而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自然不便再提反对意见。
金日成“恳请”毛泽东出兵始末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打响第一仗，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变化过程。
随着战局发展，随着北朝鲜从喜到忧，苏联的方针和策略迅速从开始的积极支持朝鲜军事进攻，到后来决定避免过多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不赞成，到后来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
美国很快介入这场战争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南下进展十分顺利，但与斯大林和金日成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直接介入这场战争。而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由于对朝鲜战争的情况不明，缺乏应有的思想和军事准备，全国工作重心并未因战争爆发而立即转移。
尽管战前不支持金日成挥军南下，但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至9月29日，朝鲜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
金日成一面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提供军事援助。”
面对危难局势，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把出兵责任，推给了战前并不知情的毛泽东。
毛泽东最终决定出兵
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议决定，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在10月2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并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彭德怀在接到通知后，还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就立即乘机赴京。由于天气恶劣，彭德怀于4日下午4时才赶到中南海，而会议已于3时开始。
中共公开史料还显示，4日下午彭德怀赶到中南海，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便没有发言。5日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去谈话，毛嘱彭统率志愿军，这才有了彭德怀在10月5日会议上赞成出兵、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了金日成。
但此时，斯大林却在出动空军支援中朝陆军的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最终同意苏联空军延后出兵参战），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毛泽东说：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10月19日，志愿军主力部队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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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万志愿军战士捐躯朝鲜
60年前，240万中华优秀儿女，开赴朝鲜战场，支援了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创造了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在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纪念前夕，记者对志愿军烈士人数、安葬地等进行了寻踪。
183108名战士付出生命
9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其中山西牺牲了5488人。
据志愿军老兵曹家麟介绍，牺牲的志愿军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近七成伤员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是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铮铮铁骨
牺牲的级别最高指挥员：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感染美军细菌弹牺牲
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1952年，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阵亡的首名烈士：志愿军40军班长石宝山抱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天，40军在温井地区与南朝鲜军第1师一部和第6师一个加强营遭遇，当二十多名敌人扑向360团3连3班阵地时，班长石宝山抱起两根爆破筒，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一个在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英雄。
鸦片战争清军用妇女便器迎敌其实是遵循明代遗法
1840年6月，英国40余艘船舰和4000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共17000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至古稀之年的湖南提督杨芳，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他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为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为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战死，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主持了一段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也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主持军务的一个多月中，实际上并没有与英军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上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的过程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并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名重一时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二战时日军曾诱骗朝鲜劳工吃人肉
韩国政府5日发布调查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日本军队强征至南太平洋的朝鲜人劳工因日军欺骗他们吃人肉而反抗，惨遭集体屠杀。
韩国“对日抗争时期强征受害调查及国外强征牺牲者支援委员会”2006年开始调查这一事件，5日发布《马绍尔群岛朝鲜人抵抗事件和日军镇压真相调查报告》。
报告说，日军1942年以修建机场等军事设施为由，从朝鲜半岛掳走800至1000名劳工前往马绍尔群岛米利环礁。日本当时对朝鲜半岛施行殖民统治。
这处环礁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军事重地，由于人口激增、美军封锁等原因，1944年以后出现食品短缺的状况。
生还劳工回忆，1945年初，日本军人开始给劳工提供“鲸鱼肉”。一些劳工发现同伴不断消失，寻找后发现他们的尸体，但一些皮肉已被割掉。他们怀疑，所谓“鲸鱼肉”就是劳工的肉，日本人不但拿来给自己充饥，还诱骗劳工食用。
报告说，1945年2月28日，将近120名朝鲜人劳工杀死7名日本人监工。次日清晨，15名全副武装的日军用机关枪杀害百余名劳工，只有少数十几人爬到树上藏身，躲过一劫并在后来揭露日军野蛮行径。
报告总结说，正是日本人诱骗劳工吃人肉引发后者起义，从而导致日军屠杀。“尽管我们难以完全证明事件真相，”一名委员会成员说，“但综合生还者证词和一些证据看，‘日军食人事件’看起来确有其事。”
龙湾之战：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武力对决
孔老夫子曾教导我们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凡事都要务求名正言顺，这才是成功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否则，你便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和支持，相反还会有人出来反对你。
偏偏这个陈友谅自以为手里有了枪杆子就什么都可以做了，须知才干如曹操者，人家打拼了一辈子，到底才敢奢望着做个“周文王”；而且，曹操的儿子曹丕这个“周武王”也是通过正儿八经的禅让仪式得来的，最后旧主子也算是得到了善终——可他姓陈的倒干脆，直接把旧主子杀了完事，这与迷信暴力的项羽当初杀害“义帝”是如出一辙。
话说沔阳（湖北省仙桃市）人陈友谅是和倪文俊一样，本都是渔家子出身，传统四大行“士农工商”，他家全占不上，自然是最下等了。还不仅如此，陈友谅的祖上本姓谢，只是后来被招赘到了陈家（像朱重七似的），后代才因此不得不改姓陈。在今日的农村里，赘婿的后代究竟要姓什么，夫妻双方尤其是赘婿与丈人的争执还很厉害，大家仍然相当看重孩子的姓氏（归属）的问题，仿佛这就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脸面。像我认识的有一户人家，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结果两个孩子竟各随一姓。“赘婿”在古代向来也是很让人瞧不起的，想当初秦王朝的时候，赘婿在政策上还是受歧视的，要多承担很多社会义务。因此，论“苦大仇深”，陈友谅家确实和“黄金家族”的朱重八家有得一比。
也许正是因为出身实在太过低贱，陈友谅要改变命运的愿望可能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因为没有尊严的人才更渴望得到尊严。所幸的是，这陈友谅小时候居然还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使得他能够略通文义，也算是获得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能力。果然，他后来没有再成为像父辈那样的打渔人，而是成为了县里的一员小吏；小吏由于社会接触面广，一般都比较精明强干，比如“汉兴三杰”之一的萧何原本也是县里的小吏①。
不过，不入官流的小吏对于他陈友谅而言，是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他的人生志向要比这远大得很：他是定要做那打上灵霄宝殿的“齐天大圣”的，不然也得在政府军里混个高官显爵以荣耀乡里——革命还是反动，只是人生的一场赌博而已！在这里，没有主义，也没有什么信仰，有的只是对“押宝”的慎重考量。
曾经就有一位会看风水的老先生，他在看过老陈家的祖坟之后，便说：“你家法当贵！”友谅心下为之窃喜不已，奋斗的底气也更足了。
①萧何、曹参等人原本都是县里的小吏，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世能力也都比刘邦要高，但之所以把刘邦推为起义首领，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万一起义失败，政府第一个要镇压的对象正是他刘邦。
徐寿辉等人起来造反之后，当时已经三十出头的陈友谅也认为自己彻底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前往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友谅同志起初是倪文俊手下的一位小小的簿掾，是专门佐掌文书、钱粮之类这些杂务的。不过以他的才干而论，让他干这些没出息的事情显然是屈才了。不久，友谅同志便获得了几次主动表现的机会，他凭着自己的功劳最后被提拔为了倪丞相手下的一位领兵元帅（相当于师长、旅长级别的）。
一般而言，但凡领兵的将军都可以分为有脑子和没脑子两种类型，也就是说有无野心和政治抱负。显然友谅同志是跟大唐的终结者朱温同志是一路的，他们都是有脑子、有野心的政治狂人。况且，友谅同志就算是仗着自己多读过几年书，也是不会甘心居于这些泥腿子、江湖草莽之下的。
至正十七年九月，友谅同志的机会终于来了。也许先前他曾是倪丞相最信任的人，并且得到过丞相的不少恩惠，也许丞相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甚至更为猜忌、刻薄——但这都已经不再重要，不管怎么样，友谅同志一贯的野心都只会让他以一种行为标准来审视一切，只会让他做出一个选择，那就是努力争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最终，通过一番权衡，他选择了背叛倪丞相，尽管这非常冒险，但收益却极其诱人。有的书上还说他本是因为和丞相的小妾有私情，为防止奸情败露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事实上这简直是对于友谅同志智商的莫大侮辱！
当友谅同志在成功地袭杀了叛乱的倪丞相之后，便又顺理成章地接管了丞相的一应枪杆子，此时友谅同志的腰杆也就挺起来了，他“自称宣慰使，寻称平章政事”，此时他实际上已经基本掌握了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慢慢的，徐皇帝就被他完全架空了。
想来在倪丞相失败的基础上，友谅同志的手段也应该更高明一些，他不应该太露骨。不过陈平章读的书毕竟有限，眼光、见识也毕竟有限，偏又非常自负，所以说白了他也不过只是一个爱耍诈的政治流氓而已。他最终残忍地处死了自己的主子，然后代而取之，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也是大失人心之举，首先就在自己的内部制造了强烈的不和谐氛围。
还没跟敌人较量，自己就先失了一招。殊不知对于那些心生怨气、不满的部下们，光靠威压、利诱显然是不够的，做领导的关键还得有人格的魅力！想当初田横在被汉军打败之后，他的仅剩的五百部下竟宁死也不投降，偏要为主子殉葬。这凭的是什么？正是领导田横的人格魅力。
另外，当项羽诛杀了义帝后，也为刘邦讨伐他提供了口实；再加刘邦一宣传，项羽就更被妖魔化了。
陈平章的失策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徐皇帝死后，割据四川的明玉珍就不买他姓陈的账，明玉珍自立为陇蜀王，成了公孙述、刘备式的人物。相反，明玉珍还追尊老徐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试想，如果能够得到四川方面的鼎立支持，那么他陈平章雄霸江南、雄霸天下的底气、实力也就更足了，可惜他太过于猴急了。
自打友谅同志成了炙手可热的“陈平章”之后，他就开始派兵四出征战，以扩大地盘，他也可以乘机扩展、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
至正十八年的正月，陈平章开始发兵进攻长江下游的重镇安庆。当时，元守将余阙依安庆西南面的小孤山为屏障，令水军驻守此地，以抵御陈部的进攻。不过陈部既人多势众，且猛将如云，他们很快就攻破了小孤山，并进围安庆；经过一番不分昼夜的猛攻，安庆城破，余阙被杀。
从此，陈部已开始与下游的朱部接壤和对抗，也因此才有了常遇春第一次的主动挑衅。因为，陈部对于人家下游的朱部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他们没有任何敌意，朱同志也会感到沉重无比的压迫感的。
赵匡胤尚且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何况是身边睡着一头狼。
这年四月，陈部又攻占了龙兴路（今南昌一带），接着陈平章又分遣部将王奉国等破瑞州，康泰等攻邵武，他本人则领兵破吉安，又遣他将克抚州。八月，进克建昌路；九月，克赣州；十一月，进破汀州，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福建。次年二月，王奉国又克信州。三月，陈平章又遣兵克复了西北的门户襄阳。
文化人苏轼常说“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又有句古话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人生的奋斗就如登山，而贪婪骄纵则如山崩一样，可以瞬间将人带入万劫不复之地。再如有的人都可能会像越王勾践和秦始皇那样：“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尔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陈平章自恃功高，他挟徐皇帝以令众人，也变得骄纵起来，于是有些同志开始看不惯了，遂人怀二心。
平章大人自然看在眼里，他对于属下们尤其是徐皇帝的那几个老死党更加防范和猜忌。就在这个时候，他杀了赵普胜，但以老赵的为人和感情倾向而言，平章大人杀他也许并不是没有道理。
当时，陈平章本人在龙兴歇脚和办公，他就跟当初曹操在邺城另起炉灶（封公建国）一样，完全把在许都的汉献帝君臣给撇到了一边去，而且也不容易被他人掣肘。就在这时，徐皇帝竟突然要求迁都到龙兴来，也不知他究竟打得是什么算盘。但陈平章当然不愿意：你若来了，我这里办事可就不方便了。
可是这个老徐偏固执，也许他是不想让陈平章晾在一边，竟自己送上门来了。可能他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不想让人整天供着，也想找点事情做，毕竟自己天生又不是什么“富贵闲人”。
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皇帝不顾陈平章的多次阻拒，乃自率兵卫前往龙兴。就在他们一行人到达了江州（今九江）时，陈平章伪装出迎，而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徐皇帝一行既入，遂闭门伏发，尽杀了老徐所率部属。从此这老徐也就成了光杆司令，完全成了他平章掌握中的傀儡。
不得不说，这个陈平章有点太直接、太霸道了，使得竟是流氓手段，不如人家朱同志后来那么含蓄、委婉，还整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水到渠成一般。
接着，陈平章便自称为“汉王”，立王府于江州城西门外，并设官置属，所有事权尽归于己。接下来，他要干的事情就是扫清长江下游、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做准备了，这也是陈同志的野心一步步膨胀的必然结果。
以当时陈同志所掌握的地盘而论，总有今天的三、四个省，它大致包括了湖北、湖南、江西的绝大部分，以及安徽、福建的一小部分；而朱同志的地盘大约也就有一个省，它大致包括浙江的大半，江苏、安徽的一小部分。所以不难看出，陈部当时所掌握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都是朱部的三四倍，其相应的战争潜力也是朱部难以抗衡的，“当是时，（长）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
而且，老陈的野心也最大，他急于向下游拓展，因此使得朱同志不得不赶紧腾出手来对付他。
不过，尽管陈部非常强大，可它也有一个相当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像朱同志说的，老陈不懂得“养威”、“伺时”的道理，他不晓得应该加固自己的根本再伺机进取，也不晓得用兵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否则，一旦他在前线有所失利，后方势必就会出现不稳；且军队肆意征伐，得不到良好的休整，容易疲敝，战斗力也因此不能保证。
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重质”与“重量”的问题，重质就是首先强调应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问题（高筑墙、广积粮），而重量的结果必然是陷于盲目扩张。显然，朱部与陈部之间的较量，就分明地体现着“质”与“量”的较量。
一个是高屋建瓴，占了天时（主动权）、地利，一个则处于逆水仰攻、两线受困的危局②，却占尽了人和。一个是咄咄逼人，一个则是当仁不让，可以说，双方势均力敌、棋逢对手，将要上演的必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之战……
②虽说得上是两线作战，但情形却远没有那么严重，东线的张士诚太不积极。相比之下，太平军之所以速亡于清军之手，其中军事上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两线受困严重，而忠王李秀成不重视加强上游的防守。
对于如何接收、安置降兵（俘兵）的问题，总是战争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使自己的力量得到成倍得加强，做得不好，势必就会为未来的作战增加阻力。
解放军可以说是这一工作做得顶好的队伍了，很多国民党的被俘、投降士兵经过短暂的改编就成了解放军的生力军；反观国民党军队，却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也正缘于此，本来装备奇差（小米加步枪）、兵员最初不过一百三十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居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打败了装备良好（飞机加坦克）、兵员最初达四百三十余万的国民党军。这不得不说乃是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
历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杀降不祥”，不但杀戮有背上天好生之德，而且如此一来敌人就不敢再投降了，且必要拼命顽抗——这分明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当然，“杀降不祥”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纷争而言的，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杀降是可耻的和罪恶的，可是如战国时期的白起屠杀赵军与苏德战争时期德军大量杀害苏军降兵，便都是极端的权宜之计。
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害算计；只有你把降兵的思想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追随着你。
话说至正二十年的五月，陈友谅部大举进攻安庆下游的池州，结果被徐达等所击败。
本来，自从杀了赵普胜，陈友谅即有窥池州之意。朱同志对于陈部的意图是了然于胸的，所以他赶紧把常遇春同志也调到了池州，以加强那里的守卫工作。不然，长江防线一旦有失，应天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
在敌人还没有来进攻之前，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朱老大便派人前往池州，告知徐、常等同志道：“陈友谅的部队朝夕之间就可到达池州城下，你们应该以五千人守城，另派万人埋伏于九华山下。待到敌人兵临城下时，你们城上可以扬旗鸣鼓、大造声势，而后伏兵杀出，断敌后路，那么敌兵必破！”
徐、常照此办理。当敌人果真杀来时，其锋芒甚锐，他们直趋池州城下。城上扬旗鸣鼓，而后朱部伏兵悉起，缘山而出，循江而下，绝敌归路。这时，城中又出兵夹击慌乱中的敌人，结果陈部大败，被斩首万余级，生擒三千余人。
对于三千战俘，直性子的常遇春于是向徐同志建议说：“这些人可都是咱们的劲敌，不杀了他们恐怕将成后患。若是让咱们主公知道了此事，他必是要不杀这些人的。”这话里分明就隐含着一点责怪朱老大妇人之仁的意思，其实老常是没能体会到朱老大的良苦用心。
徐同志不敢擅自做主，只得快马向上面请示。朱老大得信后，赶紧派人来传话道：“务必赶紧告知诸将：而今咱们与陈部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万不可纵杀以绝人望！被生擒的这三千敌精锐可以全部释放，以备将来之用。”
可是，由于这常同志性子太急，他欲图先斩后奏。等到使者来传话的时候，那些降兵已经被杀得只剩下三百人了。朱老大得知此事后，那是相当得不高兴：你常遇春这不是要砸我老朱的饭碗嘛！
不过下不为例，朱老大就饶过了常遇春这一次。而且，他也是考虑到前方压力实在太大，也难怪常同志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对于池州之败，陈友谅那边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派来使声言道：“此战非我意，乃巡边者偶战耳。”那意思就是，这次冲突本不是我陈友谅的意思，我老陈可绝没有吞并下游的意思。
老陈很诡诈，他这分明是想麻痹对方，以图出其不意，还报这一箭之仇。大战之前，他姓陈的要刻意沉寂一段时间，再制造一下和谐的气氛。
闰五月，不甘失败的陈友谅果然亲率舟师绕过池州，直攻太平。当时的太平守将是枢密院判花云及朱老大的养子朱文逊，由于兵力单薄（三千人），结果朱文逊很快战死。
即使是这样，但有猛将花云坐镇，陈友谅部猛攻了三天愣是没能破城。这时，陈家军中才有人才有人想到了登城的好主意：由于他们的战船非常高大，所以当一些巨舟停泊在太平城西南时，那船尾已经快赶上城头那么高了。陈家军就凭借着战船的优势由西南方向登城而入，结果太平很快就陷落了。
花云虽勇猛，但无奈只虎难搏群狼，最终他不幸力尽被擒。敌人捆得他很紧，只听他口里大骂道：“你们这些该死的玩意儿！今日紧密这般对待老子，来日我家主公一定会将你们这帮贼奴碎尸万段的！”
骂着骂着，困兽之斗的花云“奋跃大呼而起”，居然一使劲竟把捆绑自己的绳子都给挣断了。于是他趁机夺过了敌人的一把刀，然后又一连砍翻了五六人，才终又被人制伏。这时敌人彻底怒了，于是就把花云吊在了大船的桅杆上，然后被敌人用箭射死。至死，花云嘴里都是骂声不绝，足见其心有不甘。
当时院判王鼎、知府许瑗等也一同被陈家军俘获，他们同样抗骂不屈，皆死之。
这里就需要仔细介绍一下英烈花云同志了，也借此缅怀一下。花云是常遇春的怀远同乡，这二位倒确实挺相似的。他从小死了父亲，后随母亲改嫁到一户姓张的人家，他天生异禀，“体长大，面铁色，骁勇绝人”。
他很早就投奔了朱老大，因此立下的功劳也不少。想当初在攻打滁州的时候，花同志一马当先，杀得敌人不敢靠近；当敌人把朱老大团团围住的时候，又是花同志横冲直撞地解了围。渡江以后，朱老大觉得他“材勇重厚，可属以事”，是位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才命他经常护卫左右，就类似曹操帐下的典韦、许褚。
克集庆时，花同志得兵千人，被升为总管。后来，他又随军从征镇江、丹阳、丹徒、金坛诸县，皆有战功。在过马驮沙，有强贼数百人拦着道儿挑衅，结果花同志且行且斗，擒杀甚众，他也因此功被授为前部先锋。后来，他又率军驻防于常州附近。太平设立行枢密院后，花同志则被授为院判，升安远大将军。
后来，他又随军攻克常熟，收编了部众上万人。有一年七月，他奉命带着三千人马赶往宁国，当时有不少强盗团伙蟠结山泽，他们营垒相望，以至路途有所阻塞。花同志见此情形，乃操戈前行，遇敌即斗，或经其营垒，辄击之，最终斩首数百级，而身未尝中一矢、被一创——大有李世民当年的风采①。他们一行人经榛莽泥淖中，八日始达宁国，不久后花同志便又被调到了太平驻防。
当他死难时，只有三十九岁，正当“四十如虎”之年。当多年以后，花同志的儿子经过千辛万苦被带到朱老大面前时，老朱感念之余，便将此儿抱在自己的膝上，叹道：“此花云子，将种也！”
①不能不说，李世民是个神人。他经常孤身杀入敌阵，可是却从来没有受过伤，他的一位堂弟想学习他的风采，结果竟不幸战死。李世民痛挽兄弟之余，不免埋怨自己做了一个不好的表率。
介绍完了武的，还有一位文的值得一说，这位同志就是一同不幸就义的太平知府许瑗。
许知府字栗夫，饶之乐平人（在今江西），他打小读书聪敏强记，是块学习的好料子。元至正年间，他两次以《易经》之学应举乡试，皆为第一。可惜会试不第，遂放浪于吴越之间，每次喝醉都要借着酒劲说些有志气的话，自负天下人中还没有自己的知音。
就在朱老大打下婺州的时候，许同志见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于是前往婺州谒见了朱老大，他借此机会对朱老大进言道：“方今元祚垂尽，四方鼎沸，豪杰材勇之士，势不能独安。夫有雄略者，乃可驭雄才；有奇识者，然后能知奇士。阁下欲扫除僣乱、平定天下，非收揽英雄难以成功！”他是劝说朱老大多多收揽英雄豪杰，风虎云龙，众星捧月，以成就一番功业。
朱老大应和道：“而今今四方纷扰，民困涂炭，咱思英贤有如饥渴一般。确如先生所言，方今当广揽群议，博收众策，共成康济之功。”朱老大早已明白群策群力才是成功之根本的道理。
许同志见朱老大果然不凡，于是赞叹道：“如此，实，实帝王之道，天下不难定也。”
对于许同志的恭维、认同，朱老大是非常高兴的，他也觉得这许同志确实有料。于是他就把许同志留在了自己的帐中作参谋，以“参预谋议”。
后来，朱老大考虑到太平乃建康股肱之郡，地位非常重要，需要派个得力的人到那里去做地方大员，所以他才任命了许同志为太平知府。事实证明，朱老大还是有些眼力的。
在攻破太平之后，陈友谅打算直下应天，以伺机捣毁朱家军的老巢。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办。
在进犯太平的时候，徐皇帝也被一同胁迫了来。在打下太平之后，陈友谅开始志得意满起来，他对于完全取代徐皇帝也有些急不可耐了。于是，陈友谅终于迈出了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最大胆、最无厘头的一步。
这一天，陈家军的水师停泊在了采石附近。有人去把徐皇帝招呼了来，说是汉王那边要跟他说点事；待到徐皇帝坐定之后，“汉王陈”一边装着跟徐大帅哥亲切地交流思想，一边竟偷偷命“壮士持铁槌自后击碎其首”——居然缺德地让人拿铁槌硬生生地把徐皇帝的头给击碎了！徐大帅哥自然一下子就彻底玩完了，可怜他再想走街串巷去卖布也是不能够了……
徐皇帝既然已死，“汉王陈”遂以采石矶上的五通庙为行殿，他先命人将庙中的神像都请到了门外，然后自己便在庙举行了简短的登基大典。他定国号为“汉”，改元“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当时，群下们只得跟着在江岸草草地跪拜行礼，突然老天竟变了脸！
当时正是盛夏时节，天热多雨，可巧就让陈友谅这帮衰人给赶上了——大雨不期而至，很多人的冠服都被淋得透湿，大伙都惶惶张张的，连一些必要的规矩、仪节都省了——在不少人看来，这也许正是上天的暗示：这陈友谅分明就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这一年陈皇帝整四十周岁。而第二年的时候，朱同志才被小明王正式册封为吴国公，到了他四十周的时候，他也摇身一变成了朱皇帝。
陈皇帝在完成了登基仪式之后，便派人到张士诚处知会，并请求老张能够在东线配合一下。老张在心里只是一笑了之，不过最后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而已；他的算盘其实打得很精，这个后面会专门说到。
眼看战争的巨大阴云就要遮盖到应天上空，坐镇应天的不少人都慌了。很多人都建议朱老大先把太平夺回来，然后从侧后牵制一下进攻应天的汉军。可是朱老大却说：“不可！太平乃是咱们新近筑成的堡垒，濠堑深固，敌人若只是从陆地来攻，必不能破！偏他们有巨舰的优势，这才让他们把咱的城池攻破。而今他们既占据了上流，顺势来侵寇应天，其舟师十倍于我，仓促之间实难应敌。”从陆路攻太平没有胜算，从水路更没有。
又有的人劝说朱老大应该带领主力人马亲往收复太平，或许短时间可以凑效。但朱老大心知自己又不是啥神仙，而且敌人也不可能坐视不理，于是他说道：“此计也行不通。敌人知咱出兵，必以偏师击咱，以拖延、迟滞咱的行动！咱若主动向他挑战，他们必是不会轻易与咱交锋的，而半日之间他们的水师就可直趋应天城下。咱们的步骑兵若想回救，没一整天的工夫是回不来的。就算可以及时赶回，百里趋战，兵士疲敝，此为兵法所忌，非良策也。”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一回连朱老大心里都有些着急了。于是大家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认为应该放弃应天固守他城，以保存实力；有的则说钟山有帝王之气，可以退据到钟山上以期自保。更有一部分人，被陈家军的巨大声势给吓倒了，居然主张献城纳款，不如投降算了。
如果龙盘虎踞的应天都弃而不守，那还有何屏障可以依恃，且应天是人心凝聚所在，显然此路是行不通的；退据钟山那分明是找死，敌人单单把你围困几日，山上缺吃少喝的，那下场自然就跟不守街亭、窝在山上的马谡一样。
是爷们儿的当然更不肯主动投降，连人家张九四都是那种见了棺材也不落泪的死撑的主儿，何况是意志如铁、坚忍不拔如朱老大。不过，投降的言论一出，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人心、军心，也让紧张的形势更加令人窒息。
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才是真正考验一个组织、一个人的时候，锦上添花者并无可贵，可贵的是能够有人雪中送炭，能够助人一臂之力。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浪淘沙，是到了真英雄出场的时候了。
就在朱老大愁眉不展、众人叽叽歪歪的紧要关头，一个面容清瘦却神采奕奕、沉默寡言却凛然刚毅的老头镇定地站了出来，此人正是最被人看好的刘基刘半仙儿，今年他正好是知天命之年。
朱老大见状，心知这憋闷了半晌的刘半仙儿一定会有密计相授，于是便单独将老刘召入了内室。朱老大屏退众人，他要小心地聆听一下老刘的意见、主张，从先前老刘所陈的“时务十八策”中，朱老大已知这老刘果是人中龙凤、名不虚传的。“敢问先生，计将安出？”当一个人处于危难之际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很谦恭，可一旦得志就可能会变了模样。
老刘也不再客套，于是他向朱老大力陈数策：
首先，宣示拼死抗击敌人的决心——“主降及奔者，可斩也。”那些主张投降和逃跑的人，都应该杀掉，起码也应该严厉地惩戒一番，以整肃军心。
其次，“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毫不吝惜地把平时所积攒的财物都拿出来，让军民都得些甜头，这样大家才肯戮力同心，才可鼓舞士气、获得民众鼎立支持。
再次，便是拒敌的具体军事策略，即“诱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强敌犯境，若是一味只知固阵据守，双方实力悬殊，将难以御敌；“以逸待劳，何患不克”，不如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逸待劳，伺机将敌人邀而歼之。“好，好！如此甚好！就依先生之见！”听完之后，朱老大索性拍案而起。“主公尽可放宽心，今贼势骄矣，用计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千万不要怕挑战，要敢于争取主动以后发制人。
老刘就是老刘，果然是高人一筹！刘半仙儿坚决抗敌的勇气和具体而微的应敌方略，都大大地坚定了朱老大抗击陈家军的决心。其他的都好过，斟酌着办就是了，只是这“诱敌深入”之计还需从长计议。
待到朱老大与刘半仙儿携手与密室中走出时，朱老大便从容地顾谓众人道：“咱今已有一计，足以破敌……”
众人虽将信将疑，不过也只得死马当活马医了，究竟刘半仙能否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看广告，看疗效！“来信了，来信了！老康给咱来信了。”当一封老相识的来信交到陈皇帝手上时，他显得很是兴奋。
这送信的人陈皇帝也很熟悉，这位老人曾经是给他老陈家打杂的，如今是“老康”家的门房，所以陈皇帝见了他，自然也感到非常亲切，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且能够让故人看到今日飞黄腾达的自己，也算是人生一大美事，胜似衣锦还乡。
那么这个“老康”究竟又是谁个呢？他就是在朱老大攻打应天时投降的那个水寨元帅、后来的营田使康茂才。老康早年与陈皇帝还算有些交情，所以他今番来信表示有与陈皇帝里应外合对付朱老大的意思，那陈皇帝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了：“哈哈！咱的大事可成矣”。
有人或许会疑问了：陈皇帝也算是个精明人，难道他不会怀疑老康的诚意吗？他就不怕这其中有诈吗？不会！因为他不是不会怀疑老康，而是他绝不会怀疑已成为皇帝的自己——他老陈还就不相信：为了荣华富贵，那些老相识们会不对自己趋之若鹜？不会上杆子来巴结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但凡要做点让人有成就感、出人头地的事情，就不能缺少了自信；在漫长的奋斗、坚持之路中，没有自信，人就无法看到希望，也就无法说服自己苦撑下去。然而，若是自信过了头，就成了自负，就成了一种盲目相信自己的非理性主义。
当朱老大跟众人说已有破敌之计的时候，他想到的关键人物正是这个“老康”。
于是，朱老大就命人把已提升为指挥的康茂才给招了来，然后跟他说道：“咱有事托付你，你可能帮咱做到吗？”“但凭主公吩咐就是，卑职敢不以死效命！”“好！近来想必你也已经听闻了，那陈友谅将要挥兵寇略咱应天，咱想着要他赶快来才好，且这事还非你出马不可！咱早听闻你与那陈友谅有旧……”
老康听到这里，立马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这事你丫咋知道的？我好像跟谁都没有提过啊？幸好自己不是那种一山望着一山高的主儿，不然岂不就先栽在你朱某人手上。“不敢隐瞒主公，确有此事！不过卑职与那陈伪主早已多年不曾来往了！”
朱老大接着说下去：“这个没关系。如今你只须装着背叛咱，派个可靠的人到他陈友谅那里递上书信，就约定和他来个里应外合，如此他必然要心动的。不等准备就绪，就要派兵来攻的。”“诺！”老康马上想起一人：“卑职家中有一老门房，他曾在陈伪主家中做帮工，陈伪主一向对他颇为信任，且此人一向忠厚谨慎，若是将此事托付于此人，他必不会泄露出去的。”“如此甚好，不过你只教他去送信就好，其他的事休要提起。”“还是主公想得周到，若有此人到陈伪主那里跑一趟，卑职是一万个放心的，主公也且放宽心，那陈伪主必不会怀疑咱的！”
就在将此事交代完老康时，朱老大还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就想征求一下身边的李善长的主意，看看老李是否还有什么可以完善和补充的地方，或者能挑出什么破绽。“回主公，计策自然是好计策。只是在下有些不解，您前些日子还以寇来为忧，奈何今日又如此主动招敌来攻呢？”看来这个老李的水平果然不如老刘，他兴许还没有看透那陈皇帝的野心。“他今不来，明不来，后日则必来！若他来时，东边的张寇也一同来，这可如何是好？招引陈寇来攻之计，就须行在今日，一旦拖延些时日，久则患深。假使先破了陈寇，则张寇必胆落心惊，也令咱腾出手来防备他了！”
朱老大是要将主动权抓在手里，老李这下才算明白过来。于是那位老门房便带着老康书信乘着一艘小船出发了，没一天工夫他就来到了陈皇帝的大营中。
陈皇帝见到了老门房，便问他道：“咦——，乖乖，你咋来了？”“是康茂才康相公让俺来的。”“哪个康茂才？老康？哦，就是他了。他有什么要紧话要你转达的吗？”“回陛下，康相公有一封书信让俺交给您！”
陈皇帝接过书信，马上拆开看了，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又问老门房道：“老康他今人在何处？”“见守江东桥①。”“江东桥何如也？”“只是一座木桥而已。”
这一来，陈皇帝一颗悬着的心是彻底落了地，这是老天有眼啊！让他可以先灭了朱重八这个难缠的对手，如此天下全功已收七八分矣。老陈夜里睡着觉都能乐醒，想想美好的未来，怎不令人欢欣鼓舞。
①在今南京江东门附近，此桥处历来为滨江要隘，抗战时期曾被炸毁。
且说陈皇帝把那老门房好吃好喝地款待了一番，待到给老人送行时，他便叮嘱道：“你回去之后就转告你家康相公，我大军到时，就以呼‘老康’为号，且记！”
老人答应而去，回来之后，自然少不得又将此行的始末都回报了朱老大。
只听朱老大自信地说道：“敌人这回算是落在咱们的箭靶上了，射得中射不中就全在诸位的本领了。”于是他赶紧派李善长去撤掉那座木质的江东桥，而改换成铁石材料的，几千人忙活了一个通宵，这桥就算是修成了。
正巧，这时候有一位富民带着家小从陈皇帝那边逃了过来，他跟朱老大反映说：“陈伪主曾问及过新河口道路的事情。”看来陈皇帝对于新河口有兴趣，于是朱老大又命人在新河口一带跨水筑了虎口城，并且还加派了重兵把守。
此时，徐达、常遇春等都已率部分主力赶回应天，朱老大布置任务道：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徐达军于南门外集结，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领舟师出龙江关外。
朱老大本人则坐镇于紧靠长江边的庐龙山，他命人拿着黄旗埋伏在山的东边，红旗在山的西边，并且告诫大家说：敌人来的时候就举红旗，见举黄旗的时候伏兵就一起杀出。
这时的朱家军已处于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他们严师以待陈家军的到来。很快，陈家军的水师就一路东下来至大胜港，他们发现杨璟的军队正布防在那里；另外，大胜港的水道非常狭窄，陈家军的战船又都是特大号的，所以只能容得三艘舰只并行入港。
陈皇帝见大胜港从水路不容易突破，无法发挥自家的战船优势，所以他赶紧命令船队退出长江，改为直向江东桥前进，以期尽快与老康会合。尤其是他听说江东桥不过一木桥，船队可以从那里把桥撞坏，直接冲过去。
很快，船队就到达了江东桥，四周居然一片死寂，看不见什么人影。“老康——，老——康——，老康！”靠，咋没人回应。“老——康——，康茂才！你个死相的，死哪去了？”陈皇帝让人对了一阵暗号后，见没人回应，心里开始有些发虚了。“报——，陛下！这江东桥不是木桥，而是新改建的铁石桥，看来咱们是上了人家的当了。”这时一位亲信将军来报，陈皇帝闻听此言，更加惊疑了。
又喊了一会“老康”，见还是无人应答，陈皇帝这才不得不失败地相信那个老门房可能是个“托儿”——但老康这小子指定是个“托儿”。只是这姓朱的为什么要骗自己呢？难道是他嫌死得慢不成，想求速死吧……
不管怎么说，十几万大军既然已经来了，就绝没有空手而还的道理。于是陈皇帝就传令自己的弟弟“五王”，让他率舟千余驶向地势较为开阔的龙湾，到那里之后先派出万人登岸立栅，以图先在这一带站稳脚跟。“五王”的队伍气势雄壮得很，锋芒正盛，他们还就不相信他姓朱的能一口吃个胖子。
其实，从当时当地的形势判断，朱老大事先已经料定龙湾必是陈家军要做跳板并不惜以主力争夺的要害，所以他才在这一带布置了重兵进行埋伏。可惜陈皇帝还被蒙在鼓里，康茂才的事情只是闹得他有点不快，并没能引起他的高度警觉。
当时正值盛夏，骄阳如火，朱老大身着紫茸甲，正躲在一大伞盖下指挥着诸将。他眼见士兵们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于是就命人撤去了自己的伞盖，要与大家同甘共苦才是。
突然，朱老大对大家说道：“天要下雨了，大家先吃饭吧，待会儿下了雨再攻打敌人不迟！”
话说当时天上无云，根本没有要下雨的征兆，所以大家都很怀疑老大的话。可是不一会，黑黑的云头就从东北方向上来了，很快大雨便倾盆而下。众人无不惊服：咱家主公真不是凡人啊！
于是红旗举起，朱老大命令部队前往攻打陈家军立于龙湾的营栅，诸军无不奋勇争先。正在大战之际，陈皇帝又亲率大军赶来参战，双方刚开始全面接战，雨恰好就停了。
于是朱老大命人把鼓敲响，山西边的人听到鼓声便将黄旗挥舞起来。接着，冯国胜、常遇春的伏兵迅速杀出，徐达的部队也很快赶来，张德胜、朱虎的水师也一同前来。眼看四面八方全是朱家军，他们内外合击，一下子就把陈家军给打蒙了。
估计当时双方军队的数量差不多，可谓旗鼓相当，只是由于龙湾地区地势狭窄，陈家军又大多处于战船上，大兵无法展开，所以才吃了大亏。
打了没一会儿，陈家军的阵脚就开始大乱，于是败局一发而不可收拾。已经登陆的陈家军不得不赶快回到船上准备撤退，偏巧此时潮水消退，很多大船都被迫搁浅，一时动弹不得。结果一战下来，陈家军被杀的、淹死的不计其数，仅仅被俘的就达两万多人。而且还缴获了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可谓是大获全胜。
陈家军的将领张志雄、梁铉、俞国兴、刘世衍等不得不举手投降，陈皇帝本人则不得不改乘一条小船侥幸逃脱。他的旗舰最终也被朱家军缴获，当有人把康茂才的那封书信搜回来拿给朱老大看时，他禁不住笑道：“这姓陈的愚蠢到这种地步，真是太可笑了！”
话说那张志雄本是赵普胜的部将，其人善战，被称为“长张”。老赵被杀之后，他对陈皇帝很不满，所以龙湾之战无斗志。等到他投降之后，又赶紧向朱老大汇报了一个镇压哦情况：“姓陈的这次率军东来，是把安庆的主力军都抽调来了。俺们今天的这帮降兵，本都是驻守安庆的。如今姓陈的既吃了败仗，那安庆就空虚了，主公尽可以派人去取。”
于是朱老大一面派出徐达、冯国胜、张德胜等率军追击败逃的陈家军，一面又派出一位姓余的元帅领兵去取安庆。
张德胜部在慈湖一带追上了陈家军残部，他们纵火又烧毁了不少敌人的战船。到达采石之后，双方展开激战，最后张德胜本人不幸战死。看来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陈皇帝那边猛将本来就不少，困兽犹斗啊！
这时冯国胜率领援军赶来，陈皇帝与其手下大将张定边坐镇于一名曰“黑旋风”的巨舰上，振作精神准备应战，结果又吃了一回败仗。
陈家军被驱赶得昼夜不得安息，有如惊弓之鸟一般，实在狼狈到了极点。也许正因为此战留下的抹不去的巨大阴影，所以才导致后来陈皇帝不敢再轻易打应天的主意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太平也不要了，陈皇帝收集太平的残兵，于是一块向西逃窜而去。
当徐达率水师主力追至池州后，眼看将要进入敌人的势力范围，因此不得不领兵而还。另一路，余元帅则于不久后成功地拿下了安庆。
至此，整个龙湾之战才算正式拉下了帷幕，它严重地打击了陈友谅的嚣张气焰，也使得应天的局势转危为安。
第二章
简氏称中国将在长兴岛造船厂建造4至6艘航母
最近一期简氏防务周刊（2010年9月15日出版）登载该刊驻亚太国防工业记者乔恩-格莱维特（Jon Grevatt）的综合分析报告，这篇长达6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国防工业在各方面的进展。报告提到，中国国防工业在航空和造船方面取得的进展最为突出。文章还说，大多数防务分析家相信，至少10年后，中国防务将崛起为一个“世界级的防务工业基地”。
文章首先说，随着中国准备在2011年1月份公布第12个五规划发展纲要，该国防务工业已经到达了一个潜在的关键发展时期，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大规模成功重组，已经为（防务工业的）增长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但是，该国要实现未来十年左右的军事目标，依然需要一个大的跨越式进步。
简氏提到，通过防务预算以及其他经济刺激等方式获得的资金投入直接推动了防务工业的现代化项目，此举意在提升工业化水平以及自主性，但是，由于西方持续的制裁等原因，中国防务工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中国的大量军事工业公司中主要有10家国有集团，它们拥有成百上千家子公司，总共雇佣有至少200万工人。2009年，国有的防务企业上缴的税收估计接近8000亿元人民币（1180亿美元），利润约有600亿元人民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AVIC）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利润达将100亿，利税1910亿元。简氏评论说，中国取得进步的这种雄心可以用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2009年10月份的60周年国庆庆典上的话来总结，当时他引用2006-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的话说，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是按照“三步走”规划进行，即“在2010年前打下坚实的基础，2020年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简氏文章继而提到中国防务工业企业的改革，文章说，最初的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苏联模式战略和中央计划体制转变，进行研发院所和管理流程方面的重新整合，提高军民技术之间的融合。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太铭（Tai Ming Cheung）对此评论说，前期的改革主要是为脱离出先前的困境，这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此后，中国防务工业还进行了重组优化，简氏特别提到了中航工业，称该集团在资产的投入和剥离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措施，2009年出售了数个车辆生产企业，还实现了该集团的首次海外并购，并购了奥地利未来先进复合材料股份公司（FACC）。文章还列举了一些中国防务公司为加强发展在上市募集资金以及股份制改造方面的例子。
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防务工业取得的几项“关键能力”。文章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旗下大约400，000员工，他们在前进中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研发并生产了一系列军用飞机平台，这些平台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公司的产品能够超越。近些年，中航成飞出品了歼-10多功能战斗机、FC-1/JF-17轻型战斗机，沈飞出产了歼-11A和歼-11B战斗机，其他飞机还包括空警-2000大型预警机以及一系列无人飞行器。歼-10被认为是满足解放军空军战斗需要的主力机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150架歼-10交付部队，逐渐替代了老旧的歼-7型战斗机，最终的部署数量将超过300架，而这要中国第五代战斗机J-XX的研发进度。
简氏同时也提到了中国航空工业面临的一些问题。文章举出几个实例，今年3月份，法国决定不允许本国公司的火控雷达和其他精密电子设备供给巴基斯坦的JF-17战机；7月份，俄罗斯暂停签署100台俄制RD-93型JF-17战机用发动机的合同。
简氏还对中国造船工业做简要评析。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CSSC）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CSIC）分别拥有100，000名和250，000名员工，拥有60个子公司，近些年采用了模块化造船技术，还将建造大量的现代化舰艇，包括下一代潜艇、022侯北级隐身导弹艇和航空母舰。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2009年4月份曾强调中国将发展新一代武器，包括大型水面作战舰只、超音速巡航飞机、长航时潜艇等。简氏说，吴将军的讲话并没有提到航母，但是有关解放军的评论家表示，上述舰艇将构成解放军海军现代化的关键部分。还有报道称，中国船舶工业旗下的江南造船公司将在长兴岛造船厂建造4-6艘航母。
简氏同时提到，俄罗斯的技术和设计影响到大多数中国海军平台，包括航母和新型094“晋”级战略核潜艇，094型核潜艇正在由中国船舶重工旗下的渤海船舶重工建造。中国从韩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商业伙伴获得了一些技术，这些技术促进了中国海军舰艇推进系统的进步。
简氏继而分析中国军品的出口，称出口是仅次于供应解放军之后的第二优先策略，不仅可以获得利润，还可以扩大本国影响力。简氏称，中国推进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军品出口，这反映了一种较为宽泛意义上的外交政策——强化与产油气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也被视为战略之地，而中国的防务工业在这一政策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们不仅能够提供军事系统，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商业技术支持，还可以提供优惠信贷。例如，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航工业、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船舶工业都与伊斯兰堡建立了联系，支持巴基斯坦获得中国设计的系统以及帮助巴基斯坦提升国有防务工业的现代化水平，涉及的具体武器系统包括JF-17战斗机、“哈立德”主站坦克和“剑”级F-22P型导弹护卫舰。近些年，中国还注重与泰国和印尼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以折扣价格向这两个国家出口导弹技术。简氏还分析称，与中国有防务出口协议的非洲国家中，大多拥有丰富的油气和煤炭储量。中国的出口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尤其是随着未来一些年中国军事技术继续获得提升，与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建立紧密关系的益处就越发显而易见了。
简氏文章提到，中航技公司副总裁杨鹰曾在2008年对简氏说：“当我们最初设想JF-17时，我们想将它向全世界出口，尤其是非洲和亚洲国家，我们知道我们的很多客户也会看F-16或苏霍伊飞机，但我们也清楚我们的JF-17具备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比其他飞机更廉价，我们认为它的成本是F-16的三分之一。”
简氏同时提到，在一些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尚需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简氏分析称，中国获得和研发技术的努力面临四个有所重叠的战略：旋翼机工程的许可生产和仿制；对现有旋翼技术的升级和现代化，并研发自主的系统；将先进的商业技术整合到现有的军事平台中；通过高水平的投资等激励措施，改善自主研发机制。从短期来看，莫斯科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方，中俄两国正在商谈一些合作项目，值得关注的有基于米-26平台的重型直升机研发，但是俄罗斯对中国可能的“逆向工程”有所忧虑。俄罗斯不情愿向中国提供RD-93航空发动机的原因与此类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院亚洲军事专家毕胜戈（Bitzinger）说，中国已经把俄罗斯“吸干”了，过去20年来，俄罗斯没有真正向研发工作注入资金，因此，它们越来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得出手。
简氏继续说，中国深入获得技术的途径还有商业联系与自主研发两条路，迄今为止，商业联系是绕开长期遭遇西方武器禁运的较为成功的方式，英国法国的一些技术可以用于军用侦察系统、航空发动机、导航系统、防空导弹以及直升机的发展。张太铭研究员评论说，通过商业技术途径，中国也许可以在此基础上获得70-80%的军用平台，但20-30%的特殊关键军事部件（比如发动机和航电系统）将难以赖此获得。简氏接着分析说，在上述限制条件下，自主研发就显得更加关键了。
简氏在文末提到，大多数分析家相信，以现有的发展节奏，随着中国逐渐升级和拓展现有的国外和本国装备系统，至少10年以后，中国的防务企业就将崛起为一个“世界级的防务工业基地”。
破解二战胜利的方程式
拂去岁月的尘埃，二战时期反法西斯经典漫画依旧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时空的转换，一幅幅作品给人带来的惊异与震动竟仍是那么强烈，你眼睛落定一幅画，便似是唤醒一段陈旧的历史。特别是一幅题为《胜利》的漫画，题材“出奇制胜”，65年前蜚声于欧洲，后来流传于世界多个国家。《胜利》漫画，背景深远。我们掀开史册会发现，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特别是“雅尔塔会议”在二战时的重要意义。罗斯福、丘吉尔及斯大林“三巨头”曾发毒誓：“三大盟国军事努力由此空前密切协调；纳粹德国之死的命运已注定！”三次会议一系列决定，有利于以同盟国的联合力量击败德日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1945年8月15日，有史以来最惨烈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以美苏中英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而宣告结束。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阿道夫·霍夫曼斯特，就创作了这幅漫画，为这场伟大的胜利而喝彩。
上世纪40年代，“战争”与“和平”漫画，在美英法和东欧国家报章唱响主旋律。相当多的漫画家用辛辣的笔触揭露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尔及东条英机等战争贩子之流的丑恶形象。而正面肯定盟国领袖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战争中“功绩”的优秀作品却格外鲜见，而霍夫曼斯特却从这几位领袖的生活习性中，以“抽烟”的角度机趣地尽情发挥。你看看他们的身份：雪茄即说明是丘吉尔，长烟嘴表示罗斯福，烟斗就是铁腕斯大林了。是啊，雪茄+长烟嘴+烟斗=V，犹如破解纳粹灭亡、人民胜利的一个方程式，某个层面讴歌着英美苏联合力量之伟大和领袖们的战时风采。
表现人物天生的、具体的和独特的标志性特征，有助于揭示其性格的实质。从这幅漫画来看，这点非常鲜明。“三巨头”嗜烟路人皆知：丘吉尔用食指和中指发明了V形手势，象征着胜利，英国人只要看到首相两指间仍夹着雪茄，便会信心满满；罗斯福咬着烟嘴以露齿向上翘的笑容，是其著名肖像特征；斯大林喜爱掰开香烟从中取出烟丝，再装入大烟斗中然后抽吸、思索……嗜烟，成为领袖们同一的“个性化”特质，这也是他们可以支配的强大力量。透过画家“机智”的表现，人们仿佛看到漫画背后的形象是那么地栩栩如生，他们坐论世界态势时的音容笑貌几乎清晰可见。据说有历史学家的一种解释有点意思：二战的胜利基本是一群不健康的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战胜了一个相当健康的人——希特勒（因为其根本远离香烟）。这有点搞笑了。但伟大的卫国战争无疑造就了诸多英雄豪杰，霍夫曼斯特试图通过漫画来表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这似乎非常有效。在他看来，三位领袖的社会活动正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通过“动人”的形象塑造，记载和展示二战“英雄”另一个功绩——香烟“四两拨千斤”，影响世界大格局。“三巨头”早已离去了；霍夫曼斯特在发表这幅漫画的时候大约43岁，后来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上世纪50年代还来过中国，据说从未放下画笔，但1973年也因病离去了。今日他的遗作虽已很难寻读，但《胜利》的“号角”相信一定会长久在我们耳边回响。
新几内亚日军投降后23天吃掉了反对吃俘虏的战友
“岂能有这样的旨意——让人们流血而死，让人们死如禽兽，还说什么，这就是荣誉。”今年春天于北京、上海举办的“原一男纪录片回顾展”，为中国观众了解二战日军退伍人员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希望自己“永远激进、永远自由”的原一男，生于日本战败的那一年，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有着切身感受：“我制作苦涩的电影。我讨厌主流社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蜜糖逐渐开始多得有些令人反胃，这些“苦涩的电影”大受主流社会的欢迎，拿奖拿到手软，原一男因此成为小川绅介之后最具国际声望的日本纪录片大师。“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日本史学家田中雄喜发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吃人不是随机和小规模地发生，而是“令人震惊的”团体性事件，饥饿的日军觉得吃俘虏要强于吃自己人。原一男最重要的作品《前进！神军》（1987）表明，新几内亚战役中外援断绝、濒临绝境的日军相当“挑食”，因为觉得“黑猪”（原住民）长得不好看，他们更愿意吃“白猪”（白人战俘）。尤为恶劣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第23天，日军为掩盖罪行和补充“军粮”，竟然将独立工兵第36联队两名反对吃人肉的士兵枪决后吃掉。
1982年，作为36联队少数幸存者之一，62岁的奥崎谦三觉得必须为那两个被吃掉的战友讨一个说法。作为与“皇军”价值观势不两立的“神军”，奥崎谦三一个人开着写满反战标语和“神军”字样的宣传车四处寻访当事人，要求他们站出来说明真相和道歉。为防止奥崎谦三与右翼分子发生冲突，警方将其列为重点保护对象。要说奥崎谦三独自奋战似乎也不尽然，至少原一男的镜头一直跟随着他。而且，战争带来的巨创，使得日本左翼、反战的力量非常强大，否则，这部电影不可能冲破右翼分子的阻力，公映后屡获大奖。
看望或走访别人，奥崎谦三总是备有一份薄礼，好话说尽、鞠躬如仪，比全日航的空姐还要温柔和讲礼数；若有人喜欢吃罚酒，他也会无条件满足对方。60多岁的人身手如此敏捷，态度转变比电灯开关还快。有个刚出院的老兵装疯卖傻，当即被打得小便困难，送往医院。观众仿佛亲眼目睹一颗子弹忍无可忍冲出枪膛的全部过程，这样的原汁原味，显然比设计出来的枪林弹雨还要震撼。快要被内心隐秘的暴力冲动弄疯的原一男，利用拍摄这些突如其来的激烈场面，“发泄内心深处的暴力冲动”。按他的说法，凭借拍电影来制服内心的野兽，他才能活到今天。
奥崎谦三乐意使用暴力并承担一切后果：1956年4月5日，杀害不良地产商，被判刑十年；1969年1月2日，以实际行动追究天皇战争责任：自制弹弓射击天皇，被判刑一年半；1981年，因涉嫌谋杀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捕，后无罪开释。
下令枪杀士兵的前中队长古清水拒绝悔罪，奥崎谦三信奉天惩，用枪击伤古清水的儿子，在影片公映的1987年，被判入狱十二年，轰动岛国，影片也创下连映26周的票房纪录。日本传统强调纪律、集体，看到奥崎谦三辱骂、挑衅警察的画面，青少年观众无不跺脚、欢呼。
不堪回首的战争，让奥崎谦三片刻不得安宁：1989年，天皇去世，奥崎谦三拒绝大赦；1993年皇太子完婚，再次拒绝大赦。只有呆在监狱里，他才能感觉到自由，不受“必须要做些什么”的强迫。1997年获释后，77岁的奥崎谦三挥不动拳头，竟悍然牺牲色相，出演雷死人不偿命的《神的爱奴》，“灌肠、食粪、大便、SM的场面足以让正常人士作呕”，并特意选在2001年的愚人节上映。你们喜欢看电影，太好了，看看战争把一个“皇军”糟蹋成了什么样子！
记得日本著名女诗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年）的反战诗歌《你不要死去》：“你不要死去，天皇不会亲自参加战役。皇恩浩荡，岂能有这样的旨意——让人们流血而死，让人们死如禽兽，还说什么，这就是荣誉。”奥崎谦三以自虐的姿态完成了一名神军对令人反胃、噩梦连连的战争的最后一击。
宋庆龄在沪促抗日救亡 慰问前线官兵营救七君子
壹 赴前线慰问官兵
1932年1月28日午夜，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随后又进攻吴淞和江湾。十九路军抵制蒋介石的命令奋起反抗，开始了彪炳青史的淞沪抗战。宋庆龄对此给予极高评价：“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
1月30日，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带着满卡车的物品，在大雪纷飞中赴市郊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她热情地邀军长蔡廷锴合影，并褒扬该军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退的耻辱。2月6日，宋庆龄再次偕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到真如犒军，巡视战地。2月12日，宋庆龄又前往吴淞，她不顾敌机在上空盘旋，毅然到前沿阵地向官兵致意，并手持战利品——日军炮弹在残垣旁留影。这极大地鼓舞了十九路军的士气。
因为国民党当局没有发给棉衣，并拖欠军饷，十九路军官兵在数九严寒仅穿单薄衣裤。宋庆龄从前线归来，立即发动各界紧急提供御寒衣物，几天内三万套棉衣、丝棉背心分批送到阵地。另外，她还与何香凝、杨杏佛等借用上海交通大学部分校舍创办了一所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赴病房看望伤员。
与此同时，宋庆龄作为国际反帝同盟的领导成员，还曾呼吁各国著名人士主持正义，谴责日本侵华。这产生很大反响，如高尔基于3月2日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其中说：“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由于上海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持一个多月的顽强抵抗，给了来犯之敌沉重打击。但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抵抗政策，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宋庆龄并没有气馁，她认为这将“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
翌年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于上海，宋庆龄担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妥协并反对一切障碍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的种种罪恶”，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等要求。
贰 全力营救七君子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四十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
当时，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冯雪峰抵沪仅数日，就拜访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一起研究“全救会”的相关工作；随后，他应宋庆龄的要求，专门为她安排了一位地下党员做交通联络工作。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全救会”迅速成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感到坐立不安，对沈钧儒等实行严密监视；而日本驻沪领事寺崎则一再施压，声称“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因而，国民党当局在11月23日凌晨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全救会”七位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他们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宋庆龄闻讯立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关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领袖的被捕，我以这个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特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在冯雪峰、潘汉年等的支持下，宋庆龄带领“全救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一些政界、军界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
然而，国民党当局仍于翌年4月初对“七君子”提起公诉。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宋庆龄认为斗争已到关键时刻，必须采取新的策略，于是她和何香凝等十六人向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呈文具状提出：“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7月5日，宋庆龄不顾胃病发作，带领胡子婴、胡愈之等十一人来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表示如果爱国有罪，就要求陪“七君子”坐牢。江苏高等法院的官僚没料到被尊为“国母”的宋庆龄会“自请入狱”，一下子狼狈不堪，理屈词穷。
在全国人民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于7月31日释放“七君子”。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促进了抗日浪潮高涨，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叁 冷静看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发动“兵谏”，在西安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并联名通电全国，西安事变爆发。
宋庆龄获悉蒋介石被扣留，最初反应是兴奋，并拍手称快。当晚，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孔祥熙赶来，想请她在一份拟好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她断然拒绝，美国记者斯诺的《复始之旅》提及：“‘张学良做得对’，宋庆龄告诉我，她是这样对孔祥熙说的，‘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的，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宋庆龄作了冷静思考和分析后，第二天就清醒意识到大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搁置政见争议。胡子婴在《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中说：“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胡子婴对宋庆龄深感敬佩，表示愿同赴西安，并陪她去请何香凝（因病难以出行）；由于孙科多方设法搞不到飞机，两人未能成行。1993年，在上海宋庆龄故居曾发现一份用英文撰写的《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其中说：“在一份电文中，张学良称，他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我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此件左上角标“立即发”字样，由宋庆龄签署，是她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原始记录。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乱作一团，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阴谋扩大内战，企图调军队进攻西安。中共中央认为必须使事变朝有利抗日大局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于12月19日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按中共中央指示，努力开展工作。宋庆龄接受宋美龄之托，找到潘汉年，说明宋子文要见他；潘汉年把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赴西安的消息告诉宋庆龄，请她劝说宋子文、宋美龄尽快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协商。潘汉年与宋庆龄晤谈后，很快赶往南京秘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说明中共中央主张，商定由同蒋介石、张学良关系都很好的外籍顾问端纳陪宋氏兄妹去西安。
宋庆龄的斡旋对促成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西安之行有重要影响。据蒋介石《西安半月记》透露，他“曾再三叮嘱子文，劝妻子万万不可到西安来”。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说：“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肆 为抗战四处奔波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疯狂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悲壮惨烈属罕见。硝烟中，宋庆龄不辞辛劳四处奔波。
炮声隆隆的日子里，宋庆龄多次发表演讲，产生很大社会影响。有一次，宋庆龄来到上海南洋女中，用近一个小时向师生介绍形势，号召为抗日出钱出力；在她的鼓励下，师生们深入社区开展募捐活动，短短数日仅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带居民就赶做出千余件丝棉背心。9月9日《中山日报》报道，广东佛山有位老太捐出全部积蓄，并致函宋庆龄：“我虽妇人，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兹特将数十年所积之国币一千元汇呈政府，以作抗战救国之用……”
同时，宋庆龄热忱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的工作。她为“文协”的《救亡日报》写过不少文章，如10月15日发表《中国当前的急务》，具体阐述粉碎日本侵略阴谋的主张。当“文协”救护组发起募集物品和慰问品时，她在百忙中抽空参加，为之筹到490余元。后“文协”救护组派救护队赴前线，她又出钱雇两辆卡车接送伤员，并冒着危险乘车到阵地慰问将士。
宋庆龄还积极寻求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8月，宋庆龄在美国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表示：“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10月3日，宋庆龄发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的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0月20日，宋庆龄在上海美商广播电台用英语向美国发表演讲说，“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这些都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曼·罗兰等曾联名吁请各国共同抵制日货，全力援助中国人民。
11月12日，上海沦陷。宋庆龄无所畏惧地留在“孤岛”，直到40天后接受中共中央意见，移居香港。翌年6月，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更广泛地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从道义上和物资上支持抗战。
中日军舰曾在春晓油田对峙十个小时
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继续升级，日本石垣简易法院昨天（20日）批准延押中方船长十天，我国政府快速启动包括停止中日省部级以上官员交流在内的强烈反制措施。目前各方都在关注事态发展。
我国军事专家提议称，我军应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军事训练：“过去，美国人就曾将钓鱼岛当成靶场。中国海空力量在中国海域打靶，天经地义。”
有网民指出，日本方面的表现，已经不容坐视忍耐。“日本大巡逻船冲撞中国小渔船、逮捕中方船长，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如果容忍日方得寸进尺长期实际占领行为，中国可能将会永远失去钓鱼岛。”，“中国舰船应赴钓鱼岛宣示维护主权。我们到那里不是为了找事，也不是目前就想彻底解决问题，而是要有和日方对等的表现。”
事实上，海上国力较量惊心动魄，中日舰船在东海角力已非新鲜事。
中日军舰在春晓油田进行惊心动魄的对决
据科技日报报道，解放军东海舰队某护卫舰大队，在地处敏感海域训练、巡逻时，经常遇上外国军舰和战机，更发生过长达十个小时的对峙。
报道称，我军一个舰艇大队两艘舰一次在执行东海油气田巡逻任务时，对方有42架飞机飞临上空侦照。解放军舰长一面下令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指挥战舰迎面顶上。整整十个小时，对方迂回运动，花样百出，我方两舰舰长相互进行战术配合，中方战舰始终将对方逼在中国海域之外，对方最后无功而返。
他们地处前沿一线，离最近敌占岛仅25海里，面对军事威胁，他们天天战备。天天打，日日练，官兵的攻防套路练得炉火纯青。一次出海训练时，战斗警报发出后，官兵们迅速跑到自己战位上就位，大队长于之义走到炮管前一看，炮管里塞着塑料布，弹药箱还是“铁将军”把门。战斗操演成了“跑龙套”？于大队长当即命令舰长停止训练，认真整改。他说：“别人可以喊‘练为战’，我们必须是‘练即战’，我们在最前沿，训练场就是战场，训练就是战斗，练不精、打不赢，只有死路一条！”
针对海上复杂情况，该大队还编写了《应急情况100个怎么办》，对各种突发情况制定了应急对策，并把部队拉到海上，反复进行特情演练，把“讲政治”内化成了一种素质和能力，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
网友亲历我军舰队巡逻
有网友在西陆军事论坛发帖讲述目睹我军舰队巡逻的情形：
9月9日，中午11点半，大家在吃饭休息的时候，惊喜的看到了我们中国海军的巡逻舰队，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灰白的军舰上是那么的醒目，那么的亲切（我们平台也挂着国旗，可惜挂得太矮了，为了直升飞机飞行的安全没有正规的旗杆），只能是向小日本巡逻机示威用！
由于我们很多人都在舷边休息，很远就看见了军舰，匆匆忙忙拿上相机就拍上了，心情无比的激动！巡逻编队的军舰一共5艘（还有2艘没有过来），3艘军舰缓缓的围绕着平台航行，就像母亲在爱抚受到惊吓的娃娃！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激动！
祖国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们很多人都顾不上吃饭，跟随着军舰航行的方向跟随着，一直目视着编队离开。（事后有休息说，平台的电报房收到了军舰的问候）。
以前看过类似的文章和影视作品，但是我现在才深深体会到祖国的强大和威慑力！感到了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要好好工作，为祖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章
曾经的反日游行：天安门前高举“同胞快醒”
1919年11月29日，北京34所学校男女学生3万余人于天安门前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暴行，抗议日舰侵扰福州。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力争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并散发传单百余种、共7.8万张。大队行经总商会时，又派代表入内，要求北京商界立行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福建人民亦愤起反日。日帝为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蓄意制造事端。11月12日，日驻闽领事馆捏造：日商货物被截，日人受到威胁。16日，日本领事馆组成了六七十人的“敢死队”，由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亲自率领，携带武器及棍棒等，分二路寻衅闹事，袭击并殴打过往的中国平民，中国巡警前去劝阻也惨遭毒手，沿街砸抢中国商店、餐馆等，造成学生黄玉苍、巡警史孝亮等十余人重伤，轻伤数十人，财产损失三千余元。对于日本暴徒的残暴行径，中国警民奋起抗敌，当场抓获江口善海等凶犯，并缴获刀枪等凶器。
然而福建当局惧怕日帝，竟将凶犯送交日本领享馆。事后日方贼喊捉贼，反诬事件为中国学生截夺日商货物而引起冲突，并从日本调来军舰，以武力进行威胁。
对于日帝的强盗行径，中国人民群情激愤。上海、北京等各界群众数十万人，举行集会、游行等，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北京政府在人民督促下，于11月22日向日方发出抗议照会。日本政府也不得已派出松冈洋右等人，会同中方到福建调查。经一年调查、交涉，在确凿事实面前，确认肇事者在日方，日本不得已撤换驻闽总领事。
事件结果是，1920年11月，中日双方最后达成协议：①中日双方互备文道歉；②日方给负伤者抚恤；③日方赔偿财产损失；④待侦查明确时依法惩治凶犯。中国外交取得胜利。
中国最大空军公墓留遗憾抗战烈士七成无姓名
目前国内唯一健在的原“飞虎队”（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飞行员，87岁的龙启明，向重庆南山空军坟献花。
2005年8月的一天，香港荷李活道古玩街。一个北京人走进一家古董店，他看中了店中一份名叫“重庆区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的图纸，讨价还价后，这份公墓图和空军烈士戴荣矩的一批遗物被人买走。
遗物的珍贵让买家兴奋地在香港刊物发文说：“这样完整反映一个抗日烈士家庭真实情况文献十分罕见。”
几天后，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拍卖会上，这批被命名为“戴氏遗物”再度出现，底价两万。
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总经理彭震尧对此印象深刻。昨日，彭震尧说，拍卖那天刚好是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前一天。“通知了重庆方面，但最后好像这份遗物还是没有卖掉。”
至此，戴氏遗物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2010年9月13日中午，重庆社科院研究院邓平站在新建起的南山空军坟中，据推算，242个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飞行员长眠在这里。
重庆抗战纪念馆馆长助理钱锋说，重庆空军坟内埋葬烈士的数量，是以当年发生在重庆或附近地区空战牺牲的人数推断出来的。
邓平对这个数字的意见是，“当时，陪都在这，一般能运来的都会运到这里埋葬，人数大概在180人到200多人之间”。“多数碑是无字碑，因为缺少了那份公墓次序图。”邓平说，没有图纸，一切成谜。
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牺牲
市长批示和农民立碑
9月13号上午，杭州至重庆的航班上，浙江人王诚严看一份重庆本地报纸。报纸上有一个版的内容是：纪念重庆璧山空战70周年。
发生于1940年的璧山空战中，中国空军力量近乎瓦解，陪都重庆从此陷入被动挨炸的境地。
飞机即将在江北机场降落，王诚严朝窗外看，飞机下的山麓郁郁葱葱，长江沿山而去，在山麓的背阴处，他看到“一个巨大的飞机形状”的空地。
葱郁的山麓叫做南山，王诚严看到的那个飞机形状的空地便是重庆空军坟。抗战期间，两百多位飞行员埋葬于此。
设计者将空军坟设计成一架巨大的飞机，机头中央是一座十多米高的机翼加螺旋桨的雕塑，刻着孙中山的字“志在冲天”。
当天中午，邓平站在重庆空军坟“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石碑前怅然若失。
碎石铺就的小路上，整齐镶嵌着168块青石制成的墓碑，所有墓碑都面向外界进入重庆的唯一航线。
但有名有姓的墓碑只有55块。邓平说，这是因为研究空军坟的史料极度缺乏。
记者发现，临近排列的墓碑，墓主的生卒年月几乎一样，这些飞行员同生同死，最小只有18岁。“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牺牲，这种情况在中国空军抗战中极为普遍。”邓平说。
此前，这个重庆社科院研究员一直在策划一个内地、台湾、香港三地的璧山空战70周年祭，但由于缺乏资助，最终流产。
照片上都是很英俊的年轻人
9月14日中午，重庆南山空军坟附近的农家乐空坝上，60岁的田现德边喝茶边摇着蒲扇，回忆他小时候印象中的空军坟。
那个时候，他喜欢躲在高大的墓碑之后，然后突然冲出来吓隔壁家的小孩子，空军坟的碑面都是一个斜面，和中国普通的墓碑不同，人站立着可以很自然地看到碑上飞行员的姓名，“不需要弯腰。”
曾经，公墓下有一个大的探照灯，每天晚上点亮。有人说，是怕鬼出来，所以现在那个地名叫天灯堡。
怕记者看不懂，老田抢过笔一笔一画地画给记者看，他画得很认真，很用力。墓的左边是照片，右边是简历……照片上都是很英俊的年轻人。
文革开始，老田看见，很多农民跑去把墓地的石板拆来修猪圈，棺材板当柴火烧，墓地逐渐荒芜。从那个时候起，老田说，他再没见到墓地中很漂亮很挺拔的柳杉，蒿草开始疯长。“以前的空军坟早就不在了，现在的空军坟是重建的。”老田说。
2005年，邓平第一次来到荒废的空军坟。几乎没有路，他拨开蒿草丛，一个黑乎乎的穴洞朝他“扑来”。夕阳下，洞口四周点点黄花。
同年5月，重庆市政府收到一个叫王立喜的市民来信，希望市政府修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南山空军坟。
王立喜的父亲死于日军对重庆大轰炸。
当年6月13日，时任重庆市市长的王鸿举批示，两个字——“立办”。
3天后，拿着“立办”批示的王立喜跑到一处残破不全的空军坟前，长跪不起。他说：“还是早点修了吧，如果美国友人来看望昔日战友，看到这样破败的场景会如何想。”
官方终于注意到空军坟，民间修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个月后，空军坟附近的4个农民自发捐款，立了一块1米高的大理石纪念碑，碑身刻上“抗战英烈永垂千秋”。
农民立碑的动机很简单。一个叫谢德华的农民说，每年清明前后，都有人来瞻仰空军坟，但连个路标也找不到。
这件事很快成了新闻热点，一个当地记者兴奋地写下，“这个中国最大的抗日空军实葬墓地拒绝主动消失。”
2008年，重庆市政府投资1300万元，整修空军坟和烈士纪念园。
2010年9月13日，空军坟的纪念碑上，一道夕阳逐渐从东向西扫过石碑上的金属铭记牌。铭牌上刻着：南山，1938年，重庆大轰炸开始的时候，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光。
不断中断的线索
15年前，邓平在重庆社科院邓小平研究中心工作。
当年，中美开始联合寻找抗战中驼峰空运中牺牲的美军飞行员遗骸，“遗骸外交”的词语频见报端。
不久，在云南片马小镇，在高黎贡山一侧，一架参与驼峰空运的飞机残骸被发现。“当时这个事很火，连央视都在说。我很早就知道重庆有个空军坟，我就想，美军飞行员会不会也葬在这里？”本来就研究国际政治的邓平知道，如果在南山空军坟中能发现美军飞行员遗体，那么，重庆空军坟也将成为当年中美外交的热点。
寻找美军飞行员成了邓平1995年调研南山空军坟的初衷。
实地考察空军坟后，他更加确信“空军坟”是重庆抗战时期埋葬飞行员的公墓。连夜，他打一份报告给社科院领导。“当时领导比较支持，单位还批了几千块钱，我开始到处做调研，南京档案馆我也去查过一些资料。”他说。
深入调研后的邓平发现，寻找空军坟秘密的道路并不平坦。墓地埋了多少人？埋葬在这里的人名叫什么？第一个葬在空军坟中的军人是谁？是否有美军飞行员埋葬于此……很多基本的问题没有弄清。“本身讲空军抗战史的材料就少，一般是绝密档案。另外，时间过得太快，一些当事人不断去世。”有一年，邓平偶然看到重庆南岸区文史资料上记载空军坟埋葬的人数，于是去拜访作者。
作者年岁有点大了，第一天去拜访，人家不在。第二天快到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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