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天心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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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试读：
代序
阿城台湾的朱西甯先生今年过世，朱先生生前创作甚丰，语言好。朱先生人幽默，随口就是笑话。想起朱先生的笑话，就笑，就觉得朱先生还活着。朱先生有三个女儿，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
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在此说说朱天心。
与姐姐朱天文不同，朱天心是阳气的。阳气之难，难在纯阳。中国民间说的吕洞宾，即苦炼纯阳一功。可是见到朱天心，读到她的小说，乖乖，竟生来就是纯阳的，吕洞宾苦炼，不免有点可怜。
以阳来看朱天心，似乎于理不通，可我总觉得哪吒是女孩子，而哪吒是纯阳之子。不过以此以为朱天心有男性气质，就错了，女孩子也会玩得一头一脸的汗，赤子之心，无分男女。
朱天心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敏感并非是阴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我前两年得到天心的一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是一本反写的青春小说。读后有一种忧郁。我年轻时打过一阵铁，铁在烧着的炭中，先是深红，之后是橘黄，黄，淡黄，白，此时逼视之，白中开始发青，这青即是极端时反而忧郁。
朱天心此时开始有评家说的老灵魂的无奈，而在《古都》中，似乎是怀缅的游荡，其实是强悍的敏感，虽然密度大了些，但确是淋漓。
小说是叙述，这个说法不错，只是不错得好像什么也没说。与其说叙述，不如说小说是对设置的障碍的穿透，小说忌绕，绕过障碍，似乎聪明，似乎皆大欢喜，久了，就像抄小路可到大街，但一路上的深宅大院我们永远参不透。
天心的强悍，即在于不绕。以此一点，可以判断出何种小说只是聪明美丽，何种是具有穿透性的文学。一九九八年年底 客次意大利米兰导读刻舟求剑人朱天心小说印象王安忆
二〇〇二年在台北文化局，曾经与台湾女作家朱天心同台文学讲座，有听众提问朱天心，为什么在她的写作中，故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几乎难以寻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朱天心的回答是，好比古代寓言中的刻舟求剑，她一直等待在她的刻度上遇到一个故事。我就用这句成语作为我的题目，来谈对朱天心小说的印象。
我主要是以《古都》为描述的对象，在谈《古都》之前，先说一下《威尼斯之死》，算作引言。在《威尼斯之死》里，我看到一个写作者从一个空间移到另一个空间，寻找着能够让他从容写作的地方，就好像一个急着下蛋的母鸡，找着下蛋窝。他不知道这地方应该是怎样的，只知道这地方不是怎样的。他先是在旅居的威尼斯漫走，绕过那些著名的名胜，每一处名胜都已经在无数称颂中烂熟于心，要在匆匆中得一点新鲜的经验几乎无望，他用“践踏”两个字来形容威尼斯之行；接着是在本土东部的海滨隐居两年，时间且变得过奢，在这几近蛮荒的世界里，他的所得是写作一篇小说，却被慧眼窥见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投影。他回到台北，台北能够提供他思想与虚构的落脚地是不计其数的咖啡馆。第一个咖啡馆，突然涌现的“大哥大”（小说写于上世纪的一九九二年，“大哥大”开始风靡全球）打扰了他；第二家咖啡馆里，维多利亚式的装修把英国文学因素渗入了写作；第三家里上海籍遗老们的闲谈占领了他的故事舞台……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家咖啡馆：没有特别的风格，或者说拥有太多的风格，于是互相抵消，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叫作“威尼斯”。事情又回到了威尼斯，写作终于在这四不像的“威尼斯”艰难跋涉下去，每一种元素都是名不符实，就是这种变形给予了他新鲜的假象。这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难产的故事，用人们常说的“元小说”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是没有故事，只有故事的故事，它描述了故事产生的困境，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经验空间都已被占有，就是说“被践踏”，而且层层叠叠，压在人类活动的考古层下，都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无从触及直接的原始的感受。故事的资源竭尽，刻舟求剑人将向何方？
就像方才说的，《威尼斯之死》是故事的故事，那么我将《古都》当作那个企图讲述的故事。我在《古都》里辨认着故事的面貌，我以为故事的形态应是日常的生活，是以人们的通识为讲述方式。我首先辨认出故事中的人物，那个人有时叫“你”，有时叫“我”；时间假定在写作的一九九六年，事情是那个“你”或者“我”，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回忆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始的：“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于是，我们知道二十多年前的人和事都不复存在。大约和所有发展中的地区一样，个别性全湮灭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下，那种自然演变中细腻的过程，所留下的小小的日常状态的里程碑，涤荡而尽。历史如此疾速地前进，个人的记忆本来只是历史的局部，可现在反了过来，历史成为记忆的局部，周期之短促，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在这全球化大一统的主题底下，其实又隐匿着个别的情节，来自共同发展中的不同命运，这些命运改变着现代化整齐划一的外形，使之涣散了。比如“你”小时候在台北这东亚城市里的小小遭际，却在二十年后，猝然出现在地中海城市的开罗——一对意大利年轻夫妇带着馋嘴小孩买街边零食，“你”说：“原来他们迁徙到这儿来了。”“你”的回忆活动似乎也是生发在这两不相干的开罗行旅中。再比如，“你”坐在京都旅馆的餐间里，对着窗外的行人过客说一声：“回来啦。”而这个国家已经与你生长的地方断了往来，可是“你”或者“我”，却和闺中好友，移居美国的“A”相约在这国家的旧都见面。故事应当是在这里展开，“你”或者“我”来到京都，等待“A”来到，相聚和叙旧，回忆的活动将不再只是以思绪的方式呈现，而是具有了物质性的情节。等待“A”就好像等待戈多，无尽地延长着。不过，有了一个具体的等待对象，终究有了较为具体的细节，与“A”的往事历历再现，再说，等待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情节。就在这等待中，“你”或者“我”流连在这异乡城市，然而，奇异的是，一些在故乡遗失的场景竟不期然而出现，就像在开罗看见的那一家三口。你们高中时穿着校服坐过的红砖道；年轻时流行过的歌曲；那些地方用“你”的话说，就好像“你已经过门不入好多回了，但它总是在那儿，真叫人放心”。“A”终于没有来，这种约定犹如约向虚空茫然，居住在地球两端的人，在第三地见面，听起来就很玄。没有等到“A”，却也不尽然失望，有意外的获得，“你”或者“我”对这城市的地貌和建制有了新发现；这样说吧，“若把台北古城当作皇居御所，那基隆河便是鸭川，剑潭山是东山，整个台北盆地在地理位置上便与京都相仿佛了”。这就像一个台北的拷贝，应该反过来说，台北就像京都的拷贝，只是蓝图尚存活着，而拷贝已经颓圮了。那拷贝却是以别样的方式颓圮着，就是说，在它之上覆盖着华丽的废墟——全东亚最大的五星级酒店、繁华的嘉年华广场、一家连一家的婚纱摄影楼、“麦当劳佐丹奴三商巧福尼采精品”、“温蒂7-11米雪儿服饰HANG-TEN”……都是新型的建筑材料所建成，在本土的生态上遍地开花，就好像在台湾最后一片湿地上建起重工业园区，出自谁的手？是流亡海外三十年后归来的反抗人士的手笔。开发与草创的日子尚在眼前，转瞬却成了古城，在南方溽热的气候中，兴衰的周期难道就该如此急促？在小说进行的同时，有一条以不同字体时断时续呈现的叙写，到了终结时候，最后的一句，回到同一的字体，进入正文，陡然揭开了谜底，出自东晋《桃花源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那一句。
这才是真正的缘由吧，孤绝之地的命运。《威尼斯之死》里难产的蛋这时候终于分娩了，是一枚思想的蛋。过于沉重和急切的叙述欲望，使故事的蛋壳变得薄瘠。情节只在单纯的等待和等待不来之间，游走和遐想，人物戴着面具，只是思绪的化身，没有姓名，没有性格，没有达成关系，因而没有事件发生。只有存在的焦虑、疑惑、检讨、无奈，情绪呈现出戏剧的紧张度，可是依然被更强大的思想控制住了，那是强大到对历史作出判断，承担使命，连思绪这样自由的载体都无法演绎出形象和角色来。文字和结构兜也兜不住，将本来就脆弱的情节的壳撑变了形。在朱天心，现实迫人，危机重重，每一个现象底下都有着无限深的历史渊源，现象显得过于肤浅，不够用的。尤为糟糕的是，在这现象越积越厚的时代，我们怎样去辨别什么才是原始的第一手的现象？小说的织体是现象，现在，我们面对的现象发生问题了，用什么去编织你，我们的小说？在朱天心的刻度之下，是满涨的水，几乎漫出河床，激流涌动，舟船没有一息的停留，与水中剑相逢，只能求之偶遇。难免的，她多少会有故事虚无主义的观念。小说里的故事是模拟生活的现实，现实是有限的，因它多是由普通人创造，而知识和思想却无穷无尽，生生不止，远远超出现实可能提供的方式，可是，没有现实所制造的庸常的躯壳，思想无以寄身。这就像灵魂和肉身的关系，没有肉身，灵魂寄予何处？没有灵魂，肉身又是一具行尸。朱天心小说就很像是一场较劲，看谁能较过谁，这场较劲终是会留下踪迹，这大约就是朱天心的新小说。提纲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上海成稿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海威尼斯之死
嘿——别紧张，没有任何人死，没有任何事发生。
也没有托马斯·曼，没有维斯康蒂，甚至与真正的威尼斯也并无关系。
为什么说真正的威尼斯呢？
真正的威尼斯，就是你我所共知，那个在意大利东北角上，快要陆沉的水上城市，数年前，我以一笔在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堪称巨额的文学奖奖金，陪同我的老父老母参加一个十四日欧洲精华游的旅行团，曾践踏之，我用践踏而不用流浪或旅行，一来流浪一词已被我的一名女同业及其仿效者使用殆尽，二来我才在那里盘桓一日，连过夜也没有，扣除掉冗长的用餐所剩的四五个小时里，我把老父老母托孤给导游，奋力不停脚地依手上的地图尽可能踏遍每一条桥和小巷，无暇进入任何一家小铺观赏老师傅制作传统玻璃艺品，也舍不得驻足一家美丽过一家的路边咖啡座，我居然狠心地匆匆挤过奇花异果的市集，其向我大声叫卖的妇人一如狄西嘉电影里的，我甚至还高兴每一个观光客必去的圣马可教堂正逢数十年一度的大整修，如此我可以放心地不用进去，少说这又省了一个小时时间。
黄昏时，我心慌意乱地徘徊在可以清楚看到叹息桥的渡船口，无法分心去同情一下旧日得行经此桥赴刑场的死刑犯们，我痴痴遥望着夕阳下波光粼粼的亚得里亚海，海天交接处的小离岛丽都——每年的威尼斯影展举行之地，在我很长一段迷恋于大师电影的成长岁月，那几乎是我心目中无可取代的圣地——那一刻的它，仍然遥遥对我放着光，再没有一刻，它与我在这地球上距离得如此之近，我深感绝望地再次盘算时间，确定除了选择脱团或一场大大的混乱失控，我是来不及去来一场了。
如此，我拖着失意的脚步走过叹息桥畔仿佛死刑犯，同时不失现实感的买了五个便宜的仿古木雕刻的石膏质壁饰，回去可当小礼物送给平日负责催我稿子的编辑小女生。
这样的方式，你还认为适合叫它作旅行吗？
我以为用践踏二字来形容尚称文雅，实在我那样气急败坏、数小时内急行军地走过大半个威尼斯，只为了——我简直不知是为了向谁——宣称：我践踏，故我存在。其愚其可笑有若街角巷底随处可见的犬溺猫粪。
好了，这就是我与真正的威尼斯的唯一关联。
那么，难不成还有其他的威尼斯？
有的。
但这说来话长。
一切都得从我重返台北开始。
返台北前的两年，我以一笔某大报中篇小说得奖作的奖金，加上银行当时仅存的数万元，独自在东部海滨居住了两年，该处——你猜错了！不是孟东篱的盐寮，不是张贵兴的宜兰壮围，而是位于此二者的中点，北回铁路的某一小站，是朋友免费借住的房子，景气疯狂好时，你或可称它为度假别墅，但现在只就是一幢海边废墟，包括它邻近的几家一式一样的房子，大概从来房主都没来住过，其断梁断柱的破败如经过火灾或炮轰。
我才住半年就想走人了，大大违背我去前的立誓要在那里混迹终老，甚至娶个山妻，不，钱一点也没花完，不是我原先担心的经济问题，也不是我有所觉悟顿悟或等而下之的寂寞难耐什么的……我只是，无法消磨时光。
大概我缺乏前辈孟东篱的人生哲学吧，我没有自耕自食自己经营蜗居的打算和技艺，我也无法像梭罗观测瓦尔登湖生态的盎然兴致，我甚至不想打开我带去的和朋友好心从台北不断寄来的书本杂志期刊，我任它们如山的堆积，当不了枕头和柴薪，只觉得其中热烈描述或思考或争辩的文字摆在如此时空下仿佛出自一种动物叫作痴人。
如此，我的时间变得过多了。
往往一整个早上，我坐在门前的阳光地里，仔细把牙缝中的早餐残渣一一剔净仿佛草食动物在反刍，而后细腻温柔地挖挖耳朵、抠抠鼻孔，并及于身体的其他孔穴缝隙，几次忍住要舔舐爪子肉垫错觉自己是一只大懒猫咪……直到午前那班自强号呼啸而来，我愈来愈为之雀跃，如同旧日纵贯铁道旁的孤绝小镇的镇民，对日日往来、不屑一停的火车那样天真善意地挥手欢呼。
最后的那半年，愈发狂乱可笑（现在看来），几个台风登陆的停电夜晚，我反常地不睡觉，燃起蜡烛坐困终宵，多次的奇声异响使我误会有猛鬼或偷渡客入侵，因写就颇具斯蒂芬·金之风的惊悚小说；而后风平浪静的日子，传闻两公里外的大河入海处，被山洪又冲刷出一片含金成分的淤沙，引来不少（包括西部来的）业余淘金客，你能想象平日只有一些鹬类和奇形怪状的朽木以及一些从火车上被抛下的宝特瓶所点缀的河口沙滩上（多像一项平庸的装置艺术），忽然挤满几百上千人的情景吗？实在是十分的后现代。
但我不及嘲笑此情此景，只顾隐身其中，假装忙碌异常地淘金，实则窥听他们人模人样所发的人语，同时忍住想突然袭击他们的冲动，我所谓的袭击是好想跳在他们弯腰拱着的背上，然后迅速抢得先机地将之搏倒在地，就像小学时候冬天的下课时间，我们在走廊上边晒太阳边推打挤压的那种无聊却好玩透顶的游戏。
淘金热大约一星期就消退了，河口沙滩上的那些古奇怪木也被他们搬之一空，我面对着眼前空无一人、仍只有鹬类的河海沙滩，写生似的坐定，仅在一个半工作日就写好一篇小说，该篇小说在后来的一项小说奖决审的评审讨论过程中，被支持的甲先生赞叹为“一篇成功的讽刺台湾近年来金钱游戏的寓言小说”；不以为然的乙先生则直指出该篇完全抄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写实，并指称文中的大河根本就是《百年孤独》中、马孔多村外那条满布史前巨石的不知名河流；丙评审女士则坚持那条大河不必然是真正确实存在的一条河，而是每个人生命中那条使人可为之溯源而上的梦想、信念的大河；丁先生未投票给任何一篇，并慷慨痛斥一番他睽别十数年的台湾，如此庸俗腐化、如此堕落不堪；戊先生，我的好朋友，对每一篇作品皆诡辩一番，以我对他的了解，每一篇他大概只读首页和末页，但他毕竟投了我一票，显见没猜出是我写的。
那篇小说结果并未获奖，反倒是才结集出版的《瓜田散记》，经由出版社的推荐，得到该年度的评审奖（也就是那笔奖金供给了我与老父老母的欧洲之旅），每一个评审皆表示或肯定或敬佩或心向往之我一人独居海滨在当代的别具意义。
我并不清楚这番意义与肯定我的文学成绩在获奖中所分占的比例，但这确实使我不得不延后我重返台北的打算，你知道，开始有一些人老远从台北来看我，有旧识，有陌生人、大学生、杂志报纸记者、搞环保的，还有一些我无法归类的各式各样精神病患。大多时候，我都使他们满意而归，我介绍我的生活起居，包括那畦我晨间漫步的西瓜田，我带他们去看淘金热发生的河口，顺便赏鸟，最后帮他们抬一尊他们属意的奇木上火车。
某方面来说，我是老式的人，人家因为我的生活方式给我奖（如我的德国同业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说的，他们要求的是神、是英雄，而我写的是人），我不能这么快就当场摧毁他们的神话。
最终，我还是回台北了，一来基于前述原因，二来我的弟弟妹妹都刚好各自嫁娶暂时告一段落，尚独身又没有居处的我，找不出积极的理由不与老父老母同住彼此照顾。
这期间，我仍旧选择大隐于市的生活，尽管有一家股东们屡屡徘徊于撤资增资的报纸副刊和一家年营业额上亿的出版社同时找我去工作，我不需挣扎地选择了以专业写作为先。固然尚有退休金度日的父母可让我不致有无家可归或断炊之虞是主因，更重要的，从数年前我决定辞掉最后一个工作开始，我就这么相信着，一个创作者的盛年大约不出三十五到四十五岁，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我终于熬到这个年纪，怎么能甘心把自己盛年的精华就此白白给人，为人作嫁？！
你觉得我迷信而且言语荒唐？
这其实是有根据的，依我做的小小的调查统计，文学史上重要作者的重要作品，全都是在三十五到四十五这个年纪完成的，以后的岁月，不管他们继续努力或是懒怠不长进，成绩都差别不大，例如我被指责抄袭的对象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在三十六到三十七岁完成，而后的岁月未闻他松懈、自满，他仍维持创作不断，其间还顺便得了个诺贝尔奖，但二十五年后的长篇小说《爱在瘟疫蔓延时》却令人大为吃惊怎么一点进步也没有，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也见不出一丁点退步。
老实说，这个事实真令我懊丧。
但那毕竟是中年之后的事。
通常吸引我的结论是，那些作者在离开起码的学校教育和三十五岁之间，几乎全在鬼混，做做不重要的工作，书店小职员、小电报员、地方小报的记者……三不五时写些不成熟的作品，不结婚，不做其他人们在同年纪该做的事，美国的净在巴黎或远东鬼混，欧洲的混到苏俄或非洲去，拉丁美洲的混到西班牙，西班牙的混到墨西哥……
因为这些，你还会吃惊我为什么能在人人冲刺打拼的年纪，反其道而行地放心鬼混虚度吗？当然，较之大师们成为大师之前的生涯，我的显得过于道德和拘谨了，你知道，我像很多艺术创作者一样，坚信（甚至身体力行）道德的沦丧，往往是伟大的文学艺术的温床。
不管怎么样，这是我重返台北时的状态。
两年不见，我发现我的同业们一半在学佛参禅，一半在搞房地产股票，较之前者动机的复杂与多样，后者显得简单多了，我的一位前辈级女同业在获利上亿并确实体验财富带来的不同生活经验和社交圈后，得以出品一系列小说，痛陈台湾资本主义只知赚钱但不懂尊重文化（如花了台币千万买来的某朝古董是赝品；如竟有很多台湾人不懂正统英国午茶的茶器、点心及礼节；如国人只会丢人现眼地在纽约巴黎穷凶极恶地购物，而不舍在该地购屋作度假落脚处，以充分悠闲饱览博物馆和街头艺术表演……）。
当然也有不在此二大类、处境生活也与我相似的作者，被视为瑰宝和秀斗桑。
该同业的为何不参禅或玩钱的理由，我并不知道，至于我，上一辈老实本分的公务员父母，已错失过一次台湾经济起飞时的财富重分配，我呢，在瓜田的两年，又活活坐失那一波台湾的巨大、大概也是最后一次的大富翁游戏，参照马克思的话，“除了脚镣手铐，无可损失”。对我而言，的确起来革命，要比赚钱容易，且有希望得多。
至于参禅呢？很简单，我只觉得我“有”得还不够多，起码远不够多到需要花力气去舍，无论是金钱、知识、智慧、烦恼。
是哪个家伙的话呢？谢谢上帝，我是个无神论者。
于是，我开始慢慢享受我逐渐迈往创作的高峰期。
像很多古往今来的中外作者一样，我很习惯在咖啡馆里写作，别人的理由我不很清楚也不尽赞同，例如我听过的理由有，一名女同业抱怨家里有太多的零食、有太舒服的床、有太好玩的小孩；也有人极富骨气地说，只身在外，可避免一遇写作难关时，忍不住求救于四壁书柜上的列祖列宗们；也有较具积极意义地说，咖啡馆堪称为众生相的缩影，便于作者观察及偷窥窃听；也有的仅仅想仿效巴尔扎克的日饮咖啡十数杯才能有灵感……
我的理由却极其简单，每天朝九晚五地去咖啡馆写作，便于至今仍无法接受我以写作为业的老母不必向邻居解释我的职业。
这段期间，如我所期待的，我完成了不少作品，成书出版后所获的评论也都不错，几个书评家的意见虽不相同，但却一致肯定、甚至称许此书题材的丰富多样性。
我却暗自懊恼起来，因为并没有一篇是依照我的原意发展和结束的，甚至往往连整篇作品的基调都完全失控，简单说，我的写作风格竟然如此发展形成的：一家咖啡馆的气氛，往往操纵一篇小说的风格。
所以一切只怪我没找到一个适合的咖啡馆！
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其中一篇我原先打算以孟东篱前辈，佐以我那两年海滨生涯的稀有经历，来描写一名长年从事环保运动的人物对现阶段台湾的种种反省和思考。
这应该不难，起码以我的立场和所掌握的素材，但问题是，你相信吗？我进错了咖啡馆！
我进错了咖啡馆（这当然是我的后知之明），那其实是一家不错的大众化咖啡馆，日式管理的服务生态度殷勤有礼，消费额不高，咖啡可以无限续杯，因此你可以安心地工作一整天……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首先，是四下狂吠不已的大哥大，我想。这一两年不就是这样吗？以前是BB叩，现在是大哥大，其饲主清一色是连喝杯咖啡也显得忙碌异常的男人，腰间都狱卒似的挂着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这首先就使我的主人翁不肯听我安排的离乡出走并择台北而居，并执意以媒体记者为业。
然后呢，我实在不愿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咖啡馆，但出出入入的美丽台北女子，其精心雕琢，其fashion之感，确实使我忍不住替主人翁添了一位迷人的女伴，仿佛《圣经》说的上帝见那人独居不好。我的主人翁立即未加思索地热烈接受他的女伴，并急于在一个并不适当的场所向她求欢。他是这样一个个性的人颇令我感到意外，因此使我不得不中止两个工作日、借以冷却他们的恋情，并思索应该如何定位他的女伴，是不是该由他的女伴扮起思省的角色来补强他，不然岂不大失我写作此篇的本意？
继续工作的那天，咖啡馆里镇日放着死了快有十五年的猫王的老歌（大概是最近有几部以六〇年代为背景的电影卖座不错所带起的怀旧风吧），于是我的主人翁当场把我对六〇年代有的没有的知识、掏垃圾般的全数索去，于是他拥有了柏克莱的学位，于是他和他的女伴老像呼了麻似的不择地皆可出地交欢，幻想自己是彼时的“花的儿女”，他甚至因为对现实理想为何老是断裂的郁郁不解，而搬出卡尔·波普尔、马尔库塞以及另几名我并不熟悉也不大喜欢的学者（因此害我延搁了两天进度做翻书查证的工作，向他们寻求奥援或对话一番）。
文章终了（也就是副刊主编再三叮嘱我千万别超过两天可刊毕的第一万一千九百多字时），他不免媚俗地对听他演讲的大学生们再次宣称：“绝对、绝对，别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学生们的反应不难描摹，我却耿耿于怀地掷下笔，以为他这句话是专门对我发的，在他眼中，我仿佛是个无用不堪的老爸爸。
类此的例子，尚有不少，比方说，后来我换了一家咖啡馆，其布置是标准的英国风，厚重茶色的紫檀木地板和桌椅，铺着缀有比利时蕾丝边的桌布，四壁贴着繁复的玫瑰花藤蔓图案的壁纸，其上挂着一幅幅裱框似古董的手绘植物图鉴好像从林奈的植物书里裁拆下来的，英国骨瓷的餐具和地中海风的彩色手制玻璃水杯，墙角的大青花瓷缸种着冷温带的观叶植物，暖房似的窗玻璃外吊满养得肥绿的常春藤仿佛莎翁故居……
如此贵族、如此维多利亚时代气氛的咖啡馆，我异常顺利地（因为消费甚昂，我不得不缩短工作天数）完成一篇我也感到意外的小说，典雅含蓄地描述二男子的同性恋感情，大异于现下我的同业们处理此题材的赤裸裸。不久，有文学院的学生访问我时善意地发表意见，说她觉得此篇小说味道很像福斯特的《窗外有蓝天》和《墨利斯的情人》，闻言我才恍然大悟。
后来去一家有数十年历史的老上海开的咖啡馆，没想到其中也充斥着好多衣帽整齐考究的老人家，他们人手一支名贵的手杖，不看报时就以上海话大声交谈，才一两天我就学会了“铜钿”和“阿拉”的标准发音。不过真正吸引我的是他们熟练的用餐礼节和慷慨的消费——有几个熟面孔根本就把这里当作是他家的客厅，往往一个下午先后会见好几批客人——完全不像一般保守节俭的退休老人。
渐渐地，我听出了——起先没要听的，因为我一向觉得在咖啡馆写作时偷听邻座的谈话是极不道德的，但他们可能因为重听的缘故实在说得太大声了——好像他们的儿孙都不约而同分别在做着包娼包赌、包山包海的事业，他们日日充满忧心和愤懑地始终不离此话题，不管谈话的对象是彼此，还是他们从美国加拿大回来只会说英文的孙辈，还是帮他们家清扫或管家的中年妇人……
不久，我才发现他们口中的不肖儿孙是李登辉、宋楚瑜、郝柏村等国民党从政党员同志，谁叫他们谈政事如家事、呼大官如儿孙，原来他们是该年底即将被迫退职的老民意代表。
接下去，我想你猜着了，我束手无策地任由进行中的小说被那几人夺去做舞台，继续上演他们的荒谬剧。
你还会吃惊有人评此篇小说堪称成功地颠覆了白先勇乡愁式的遗老经典吗？
至此，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并无意嘲笑认真阅读小说的读者或评论者，实在是我忍不住要指出，在阅读者看来严密或唯一可能的小说结构，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其实是完全开放的、不可知的、充满无数变数和危险，甚至大多时候是无法尽如人（作者）意的——自然，我仍然相信也有一批为数颇众的作者，能进行颇具效率、意志百分之百贯穿全文的创作方式——
例如我们——OK，例如我自己（我不打算侵犯其他同业对创作这一活动的解释权），在小说进行中，一点点不足为人道的小因素都可能使它剧烈变动，好比我笔下的男女主角在小说中必须有一趟旅行，我正考虑要让他们很自然地去垦丁还是宜兰冬山河，当然后者可资发挥的余地要多得多，但是此刻咖啡馆里正放着一首天真白痴的老校园民歌，我一点也不喜欢，但不幸它携带了我太多的记忆，那些当兵时往返高速公路野鸡车上不停轰炸的“女孩，为什么哭泣，是否心中藏着不如意……”，以及与哭泣的女孩真正分手后，不想回台北、休假日独自一人跑到旗津闲荡的日子……于是我的男女主角不去冬山河了，当然更不去垦丁，他们去旗津！
而后，他们在旗津过了一段我甚娴熟，大约三千字的时光，我又面临难关了，我感觉不出他们想分手或继续下去或甚至结婚（我不愿意像我的有些同业那样乐于享受编派拨弄笔下主人翁的命运）。
如此搁笔了几天，参加了一个消基会办的座谈会，上某电台与主持人对谈青少年的生涯规划，带小外甥去木栅动物园参观蝴蝶馆与夜行动物馆，最重要的，看了一本我不觉得怎么好的日本同业村上春树所写的《挪威的森林》。当晚，很难得在家里的书桌上，我迫不及待地接续下去，我的女主角与男主角做了一次火辣辣的爱，她的大胆令我咋舌不已，你知道，他们体力甚佳地玩乐终宵不肯稍歇，足足花去我两千多字并竭尽所能为之描写两人交欢的种种细节，包括二人器官的长相及功能等等。
凡此种种，我并不希望因为我的诚实提供，而让你认为创作是一桩如此不科学、非理性甚至痴人痴语的事情，尽管在有些人看来（如弗洛伊德），作者和精神病患者基本上是属于同类型的人。
我更觉得创作是一个比精神病还神秘费解的大谜。前一刻，创作力还像热病似的牢牢附着你身无药可救，下一刻，它不明所以地弃你而去无影无踪，绝不因你的继续努力或引颈等待而再来临，翻翻那些艺术年鉴吧，多少该年还被允为当代最重要的作者、画家、剧作家……而后短则两三年长则数十年，往往连部烂作品都无法再产生。
若是我们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也许此时荣格说的就不显得那么难懂了，他说：“浮士德并非歌德所创作，而是歌德为浮士德创造出来。”
主张有所谓集体潜意识的荣格认为，作家的虚构幻觉并非是现实的替代物，而是源自一种人类自太古以来的原始经验，其他人们或因恐惧而避讳之，或用科学的盾牌与理智的甲冑来防御自己，作家却探险之、面对之，将之化成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经验，其中若有成功的转换成为当代意识观的话，他将是一位带领并塑造全人类潜意识的心灵生活者。
难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说：“每一个诗人皆挺身于魔鬼的宴会中。”
那么我们还会吃惊饱受心灵痛苦并曾接受心理治疗的里尔克说：“假使我的魔鬼远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将展翼离去。”
于是乎，毕加索说：“每一种创造在开始时都是一种破坏。”
埃德加·德加说：“每个画家在画画时，心里的感觉就跟一个罪犯在犯罪时一样。”
此二人的话就显得易懂多了，他们都不约而同指出，每一个创造，都意味着旧有秩序的即将瓦解。
尽管我并不以被视同为精神病患者为耻（有人认为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仿佛是人类心灵的雷达站，他们难以捕捉的原始生命力能较平常人预先感到既有社会秩序的松动倾塌），但我很愿意采信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对此二者的区分解释，他说，艺术作品好比一条河流，原始生命力好比河流中的水，而意识好比将河水导向某一个方向的河岸，艺术家借着意识所构筑的河堤，以特有的“形式”（如十四行诗、七言律诗、十万字小说或一块四开大的画布），将原始生命力导向我们前方有待开拓的领域；而精神病人好比“无岸之河”，意识的藩篱分崩离析，原始生命力或潜意识四处流窜，一发不能收拾，变成了一场“不醒之梦”。
纪德也说过类似的话，不朽的杰作由疯狂开始，由理智完成。
也该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了吧。
我认为，战胜原始生命力的是艺术家，落败者是精神病患者。是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惨烈。
于是，我不免开始忧心忡忡，害怕自己长泅于无岸之河，酣睡于不醒之梦。
我只得失魂落魄面对我的十四行诗、律诗绝句、一块画布，和一团陶土……
我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找一家合适的咖啡馆，深深迷信任何一家风格强烈诡异的咖啡馆会篡夺并就此决定该篇或该书的风格，你知道，这几年台北街头小巷的咖啡馆只会过多，而且为了凸显自己利于竞争，家家无不在布置、菜单、音乐上极尽风格化个性化之能事，于是乎，我曾经坐在一间四周摆满手制布偶，店主×妈妈系着雪白的围裙在烘制小姜饼小杏仁饼的小店，我望着铺了猫狗小熊图案的桌布上的奶白色粗陶杯碟，尽力忍住可不要像我的一名同业好友年过四十改行写童话。
有时候我仿佛身处花房，困于两株茂盛的川桐树下，无窗的那一整面墙壁倒挂各式干燥花叶并发着木乃伊的气息，我被迫饮着魔女打扮的店主女孩所建议的一种阿尔卑斯山植物草茶，才发现我现下最想写的一篇东西已被我一位女同业写去。你看过吗？去年在文学圈引起一阵讨论的小说，描写一个才二十五岁却老衰若僧尼的女子，隐居似的在某大厦顶端筑一间这个咖啡馆味道的小屋，成天晒晒药草、自制怪茶、看看落日和城市天际线，是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
也曾经在一家后现代风的咖啡馆出没，感觉特别冷的空调，露出五脏六腑似的管线的屋顶，服务生面容动作冷漠像机器人，我完全没有进度，觉得自己在做一个非常不合时宜、非常可怜的事。
如此情况一直拖到夏天快过完，也就是严重落后我口头承诺某出版社交书日期已差不多有半年时，我尝试在一家咖啡馆顺利地开始写作了。
该咖啡馆真的一点也不特别，它在一家大众化百货公司的三楼角落，要不是上厕所或打公共电话，几乎不可能发现它（我就是在一次该栋四楼餐厅的家庭聚餐、带小外甥上厕所时发现的），它店里不放音乐，其中一面墙壁是冰冷、泛着刀光的不锈钢质材，另两面是从地面到屋顶没有任何框棂和上色的透明玻璃，大概要没有惧高症的人才敢临窗望之；剩下的一面是南欧式的麦秆白粉墙，地板是朴实不夸张的橡木，与造型简单的座椅质料一致，可说整个店的风格有些混乱。
该店总共只有七八张桌子，除了用餐时刻，大部分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因此不会有因占用位子过久的不安。另外吸引我的就是，冰冷的玻璃窗抵消了温暖的木头地板，不锈钢锐利地凿碎了充满希腊罗马神话的麦秆白粉墙……我终于得以保持超然的再不被周遭环境所干扰。
最重要的，此店店名叫“威尼斯”，因此我非常顺利地为此篇小说定名为《威尼斯之死》（往往，我在文章结束后还无法定名，有一两次，甚至有点不敬业地拜托副刊编辑代为命名）。《威尼斯之死》……可以写些什么呢？
维斯康蒂的电影，托马斯·曼的小说，并无法给我任何一丁点的元素。
元素？
……你想知道我创作的业务机密吗？
对有些同业来说，创作始发的刹那，可能仿佛像在一个生产线的机器上放入确定的原料，经过一番严密品管的制造过程，生产出与预期中一点不差的产品，没有更坏，也没有更好：自然更有些同业他们的机器仿佛是一部令人艳羡的印钞机；对我而言，创作愈来愈像是在做一个化学实验，倒入我直觉所需的各种元素，而后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什么样的产品（黄金或大便），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想控制，有时尽管隐约感到危险，也无意避免，因为此中不可预料的不可知正就是最吸引我的啊。
至于元素本身，那就更难以说明了，例如，为什么选择了A而扬弃掉B，为什么苦苦寻觅C，为什么别人视若瑰宝的D（可能是某种专业的知识，或奇特稀有的生活经历，或独具慧眼的观察结论……）在此刻简直半点用处也没有；为什么会花十年、二十年，乃至一生，在等待E的出现，觉得缺了它便一切都无法进行……甚至有时具备了一切所需的元素，而独缺那么一个电光石火、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一个好天气、一种特定的心情、一种气味（想想看，炭火味儿或明星花露水所能携带的丰富记忆）……也许就是一般没有过创作经验的人所以为的“灵感”。
依我个人的经验，实验（写作）本身所需的时间短则一两日，长则半个月，而元素的采撷则短自翻查字典里的一个字，长到前述的数十年或甚至一生。大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最仿佛一个拾荒的人——打个岔儿，你读过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第一章吗？吉卜赛魔法师卖给男主人的一块超级大吸铁，宣称拖着它走过藏有金矿或宝藏处，便可将之吸出；男主人拖着它行过大街，果不其然吸到各种破铜烂铁，包括一副十六世纪的武士盔甲——
就是那样！我们这种创作方式的作者，正就是这个写照，老是若有所思、若有所求地拖着一个大吸铁，踽踽独行于城市和荒野，更行过漫长人生的每一路段和角落。
而所汲汲吸求到的珍宝往往之于其他大多数人简直如敝屣垃圾，我们所在意的东西是如此地不同，你还会奇怪我们为什么不事生产、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地热衷营生了吗？《威尼斯之死》，于是我又开始一场不醒之梦。
我决定，与数年前的自己展开一场对话，呈现在小说里的形式是，两个微近中年的老朋友（一在台北，一在威尼斯旅行）之间的通信，其使用的事实是，今天的我，与数年前曾一日之内践踏威尼斯的我，在做或轻松或严肃的通信对话。
小说进行得很顺利（尽管一天只有一千多字，比我平常的速度要迟缓多了），却迟迟望不到有结束的迹象，你知道，有时三五天可以写成一篇小说，却一点也不感觉顺利，与此篇的创作感觉正好相反。
不久，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有意的，首先，我很喜欢这家不会给我好的坏的影响的咖啡馆，我也很满意这里唯一的一位日班服务小姐，她每天穿着日本商社女职员的服装，拘谨有礼地递茶水外尽可能不打扰我（太平时代，我也许愿意尝试追求娶她为妻），最主要的，我发现自己深深掉入两位老友的通信里了，才在第二封信里，一位我久矣不想的少年时代好友，就突然出现在草稿本上，并把在威尼斯旅行的该角色（我称呼他为A好了）给活生生地抢走，由于他亦荒诞亦感伤的风格十分符合我的原意，我便放手任由他发挥，而加倍专心地处理小说叙事者B的想法。
随着小说的进行，我变得非常在意和期盼小说中A从威尼斯的来信。
通常我的实际工作时间不长而规律，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阅读我带去的书报杂志，有时被迫让一两个推不掉的访问打断，有时不好意思地发发呆，实际花在下笔的时间每天大概不超过两小时，然后一到自觉可以收工的时间，便到百货公司的附设超市买一些水果和牛奶回家；在家里的时候，不需任何努力的就可以把写稿的事完全丢开。我且无论在小说进行得多热烈，都一定周休二日，从不好奇小说的下一百字或马上可能急转直下的剧情发展。
但是期待A的来信，打破了我这几年已成固定的写作习惯。
我从秋天写到冬天，整个我最害怕的冬天，我都厚重衣装早出晚归到威尼斯报到，连农历年除夕都还写到他们不得不提早打烊的黄昏六点钟。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小说仍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我觉得他们这对老朋友一往一来这样漫漫地聊天实在很好、很令我羡慕，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结束它。而且我很珍惜借此仿佛又与少年时的好友联络上，而且在小说中他竟肯告诉我实话（这些年，我们虽都在台北，却一年见不到一两次，见面时也语多泛泛，我对他的圈子全无兴趣，他对我的也一样），老实说，我非常吃惊不在一起后的这些年他是如此的心境、如此的生活方式，我且很认真地阅读小说中他以A身份告诉我的在威尼斯的游历见闻，透过他一向怪异、无法与人相同的看法，我只觉得非常享受，甚至有种，有种，……幸福的感觉。
我不舍得结束它。
于是我想办法找各种有的没有的障碍物来阻挡自己。譬如小说中的B，一个事业忙碌有成的老雅痞，因为和A的通信，而使得他与自己现下的生活和心境悄悄裂了缝隙，他变得什么事都不想做，应付过紧张的午餐约会后，常常不交代行踪的找一家生意冷清的小咖啡馆，发发呆，等待他的朋友A寄自威尼斯的信。
他所身处的小咖啡馆，我很方便地就以威尼斯为场景做了两三百字的描述，唯舍弃掉格格不入的那一面不锈钢墙和那两爿临街的透明玻璃墙，于是，困难就来了，我必须为咖啡馆的南欧式麦秆白粉墙上挑一幅画悬挂，这或可呼应我前述中所谓的元素，一个适当的元素，可以引发一场精彩、剧变的实验过程和结果，哪怕在阅读者的眼里，只是区区闪过的一秒钟、一句话。
最可能的应该是保罗·克利的画，因为他的画作确实是我在很多咖啡馆和国外的旅馆住房中看过的，但……太寻常，似乎就意味着意义不在了；梵高的？前年的逝世一百周年已被炒作得过热过俗；达利的呢？我并无法为他的变形钟和大便做饶富趣味的延伸解释；克林姆？倒有些符合我想要的世纪末颓废感，但、过于准确就缺乏留白了；那么雷诺阿的露天舞会呢？我也见过别的咖啡馆挂过，其欢乐气氛颇可反衬出B的潦落心情，不过一意识到这种安排过于遵守写作ABC，便又将之取下。
那就干脆按照威尼斯咖啡馆里那面南欧式墙上挂的，十八世纪瓜尔迪所绘的《威尼斯咸水湖风光》吧，往往最简单最寻常的，反而涵义深远……
就在我苦苦找画的那几日，A擅自抽空去费里尼的家乡里米尼旅行数日，为此，我又重新找出一些费里尼的电影再仔细看过，以便读懂他寄自里米尼的信；我真怕他会心血来潮就近去拉芬那，那我岂不要搬出大学以后再没读过的但丁《神曲》来温故一番？
他去了佛罗伦萨！
我不情不愿地着手搜集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画册、建筑林园、宗教等资料。就在我细细阅读美第奇家族史并甚感趣味盎然时，A只在佛罗伦萨待了两天就率然离去，不谈画（想想看，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还有提香……）、不谈落满鸽粪的大卫像、也不去参观人人必去的佛罗伦萨大教堂（我本想借此谈谈此建筑的设计师Brunelleschi），他甚至不去城外那条《窗外有蓝天》拍摄背景的亚诺河边，以便有一段文章可做。他只去了老市集，盘桓半日，买了一个手工制的牛皮背包，除此之外，牢骚满腹地抱怨佛罗伦萨人看似优雅世故实则做作虚伪，很像日本京都人。
我观信默然，害怕他兴起又跑到西西里岛或比萨或拉斐尔的出生小城乌比诺……我不明白为何A的心绪始终如此郁郁不得解。
这时候，小说长度也远超过主编约稿时向我定下的字数。我仍然不知如何结束它，直到A又返回威尼斯，并又写了封寄自该处的信，信里头，A说：“我在旅行开始之际，曾想象自己是阿耳戈号上的那些少年英雄们，冒险犯难要去寻找金羊毛……”才看两句，我已隐隐感觉出隐藏其中十分巨大的忧伤，但我完全无力改变它、中止它——第一次，写作以来第一次，我不仅不害怕，而且是如此不愿意从这不醒之梦中醒来——信的末尾，A的叙述又回复温馨，拜托我，不，拜托文中的B，拜托我们代他栽种他旅途中采撷的花种，A琐碎地形容花种的来源……
至此，我已完全知道A要做什么了。
因此我中断了数日未去威尼斯咖啡馆，在家改改现在看来不再重要的小节，比如，毕竟我还是把南欧式墙上的画，给换挂成简简单单一幅毕加索的《堂吉诃德》，我还更动了一两封信的次序……百无聊赖得仿佛一名等待拂晓攻击的士兵在擦他的枪。
我不想面对那最终的一日。
……
最终的那日，已经夏天了。
咖啡馆附近人行道旁的构树，结着满树杨梅一样艳红的果实，引来一树快乐尖叫的绿绣眼，然而这几个元素如今都于我无益了。
随后叫我大吃一惊的是，威尼斯咖啡馆不一样了！进门迎上来的不是我快把她当作妻子的那女子，是一个白衬衫、紧身黑西裤、留着KTV服务生发型的年轻男子（令我直觉断言他是逃兵单躲来台北的），他递给我一份完全不相同的menu，我慌张地乱点一项，边打量周遭，墙壁地板桌椅都没有改变，连墙上的画都仍是那幅《威尼斯咸水湖风光》。
我才惊魂甫定，年轻男子捧上的是一副亚克力餐具，我无法置信地招之前来，询问他老板是否易人？他点头同意我，没多话。
用餐毕，我才发现自己多么想念以前用的白瓷盘、烟灰缸和造型美丽的水晶玻璃水杯。不待他收罄桌子、递上我的附餐热咖啡，我把草稿本取出，轻易地执行了A一意想做的事：他在威尼斯、成功地枪击了自己。
延宕数日，前后却只费了我五分钟、三百字。
闻讯后的B，坐在小小的、生意清淡、南欧式麦秆白粉墙上挂有毕加索《堂吉诃德》的小咖啡馆里等待着，等待窗外的暮色渐渐四合，等待冬天过去，等待他的朋友A寄自威尼斯的最后一封（也许存在）的信。
就这样，我把B弃在该处等待。画上句号。
我走在长满艳红果实的构树人行道上，不知手脚发抖的自己哀伤的到底是什么？
是A的自戕吗？
或是从此我失去了一家熟稔、工作效率甚佳的咖啡馆？
还是这才发现实际上遭我处决的并非A，而是真实生活中的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原来“生不如死”，小说中的A，毕竟是真正地死了，所以无法再与B有任何联系了，然而真实世界里和我一样同在这城市活得好好的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却早与我音信断绝，形同生死陌路？
我走在长满艳红果实的构树人行道上，五月梅雨季前的下午燠热难耐，迎面一群群刚放学的中学女生擦肩而过，个个皆健壮且汗臭，但我猜想她们之中有一人或许将来会是我的妻子，因为我是如此地孤独和寂寞。一九九二年七月拉曼查志士
严格地说，我开始有了为自己的死亡预作准备的念头，是从那一日开始的。
事情可能得从那一日的前夜说起。
为了次日中午必须缴的一篇根本不重要的短稿，循例，我的脑子不听使唤地管自开动起，无视于梦境的引诱，失眠到天亮。
几个小时后，赶着尚有早餐供应的时间，我到一家日式连锁咖啡馆上工，不花力气地把那篇不重要的短稿写毕，我这也才有暇感觉到，为了抵抗过冷的空调冷气，我已经喝下五六杯滚烫的续杯咖啡，咖啡仿佛被下了毒似的使我手脚末端麻痹起来，我只得在窄小的座位上暗暗地伸个懒腰，却发现嘴唇也麻得无法张开打呵欠，更怪异的是，那些个跟了我三十几年而我从来不觉其存在的内脏皮囊，也个个冻缩得如小拳头似的紧紧悬吊在体腔中……我望着殷殷前来倒咖啡的女孩儿，其围裙浆熨洁净如护士制服，几乎想向她求救。
我正焦急地琢磨该如何向这样一位陌生人——尽管这位笑容可掬的陌生人绝对不会拒绝我诸如“请多给我一个奶油球。”“Menu再给我一下。”“哪里可以打电话？”之类的请求——向一位陌生人求救的修辞……救命？请帮我叫一辆救护车？请扶我站起来？……
然而显然有人来不及了！我听到店里时刻播放的某电台正播着午间头条新闻：前王朝的末代王孙某，清晨被人发现死在医院体检病房，正值盛年，死因不明，死状安详……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来得及挣扎求援。
这令我当下立时决定拿了文稿和随身包就结账离去。
我在路边等待公车或计程车随便谁先来这样两三分钟都不肯晕倒，心里清楚明白只要愿意，随时就可缓缓倒下并沉沉地长酣，然后四周会陆续响起尖叫声、杂杂私语声，会有很多人头逆着光俯视着出现在我瞳孔放大中的视网膜上，就像所有电影处理这种场面所用的镜位画面一样。
这样的死法说什么都太庸俗了，尽管此时内脏的冰冷已往皮肉森森侵袭，我没有纵容自己就此倒下歇息，我勉力向不远处一家又老又小的诊所挪移着，脑子曝白了因此不知费时有多久，我告诉迎上前来、年纪和咖啡馆服务生一般大的五专打工小护士说：“我快要晕倒了，请帮忙。”
稍有意识时，我躺在一张窄窄的诊疗床上，“国语”与闽南语混杂的白发老医生声音好大好远好慢地在回答我满眼的困惑疑问：“心脏缺氧啦，现在给你打点滴，你躺一下再走，想打电话通知家人就拜托护士小姐，免熬夜，免吃刺激性的东西，心律不齐很严重喔。”
警告完，他去看下一个病人。
言简意赅完全被他说中，失眠、喝太多咖啡、心律不齐……奇怪我眼角为什么含着两滴非常非常冰冷的泪水？
我仍然觉得冷，但仅仅只是老旧日式建筑诊疗室里的清冷，不再是不过几分钟前生命现象逐渐流失中的死寂的麻冷，然而，我犹豫着，魂魄浮离于大气似的，仿佛觉得不必然必须选择回到这个躯体，我想念着那具几分钟前缓缓在路边倒下来的身体，倒的地方在麦当劳前的公车站牌群旁，因此一定有一些也在等车的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或爷孙们，眼尖的小孩一定最先发觉，然后妈妈们马上警觉地把孩子本能地拉开或庇翼在其翅膀底下，直觉认定那不是乞丐游民就是神经病要不鼠疫霍乱癫痫患者病发了……但会有较见过场面的爷爷们趋前探察，然后依我尚称公民化的衣装把我从前述的嫌疑名单除去，决定救助我。
他们望着我睁着但扩大了许多的瞳孔大声吼问：“你谁？要通知谁？电话号码？”并指派围观上来的某年轻妈妈：“你们负责打电话叫救护车！”
我谁？要通知谁？电话号码？……
我思索着寻常匆忙的早晨，亲人告诉我而我循例当场忘记的行踪，仿佛类似这样：“十点半会去老×的公司，中午得去××银对保，有没有什么费要缴？下午我会去……要不要帮你带……不然决定了到时再叩我……”
于是我放弃了搜索追忆他的行踪。
爷爷说：“没办法，看看他的包包吧。”
便在众目睽睽因此不需要避嫌下，翻开我的随身包，……让我想想，钞票铜板各若干、数条收银机发票、一两根干净未用的牙线、一张冲洗相片的收据单和同一家赠送的免费放大券，有，有一张名片，……是朋友昨天给的，伦敦一家超级便宜的小旅店址，一宿一餐只收费十六英镑，地址是45号Lupton Street，电话和传真是（071）4854075，尽管地址电话清清楚楚，这张名片当然无法提供与我有关的任何线索，爷爷只好掏我的贴身口袋，找出了一小包面纸，另一边的口袋，他命令围观者某协助抬动我的身躯，找出的，是餐纸一小叠，边角印着我刚刚待过的日式咖啡馆店名，有别于他们口袋中未印任何文字符号的麦当劳纸巾。
这时有人取出并展读我的一点也不重要的短稿，从我一点也不重要的笔名得不到任何可资说明我身份的讯息……
终于有一名心软胆小的年轻妈妈掩泣叫喊起来：“赶快谁来把他送医院吧！”
这是我最害怕的了……就这样，我可能会以无名植物人的身份在医院躺不知多久，当然更可能会以路倒无名尸在市立殡仪馆的冷藏库等候经年……
这一切，只因为我的资料不备吗？
从那一刻起，就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有了预为自己的死亡，或该说，为一种不可逆料的死亡状态做准备的念头。
也许你会觉得这再简单不过，只消日后随身携带一份证照或名片，或如同一些有严重心脏疾病患者片刻不离身的字条，上面写着拜托发现者把他送往哪家医院，并依条列电话号码优先通知哪几位亲人，更重要的是请取出他衣袋中小瓶内的硝化甘油药丸塞于舌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或该说，原本我的担心也许源本于此，但一发展下去，便早就远远超过于此了。
我试着以一两个例子解释一下。
并不很久以前，我曾在一个公共电话亭捡到一只皮夹，皮夹的式样明显仿冒某名牌的款式图案，但质料却差得很，因此我不存好奇地打开它，纯粹仅想找到皮夹主人的通讯地址，以便能日行一善地寄给他或她——在打开它之前，我尚且觉不出这个中性味道的皮夹的主人是男是女……
皮夹很厚，尽管钱钞好可怜的只有四百元，除了一张刘德华的彩照，煞有介事的大约有十来张卡，电话卡、某KTV的会员折扣卡、某连锁发廊的学生卡、某面包店的消费集点卡、等待抽奖揭晓的存根卡、电视游乐器卡带的会员交换卡、某家泡沫红茶店店长的名片、宣誓不抽烟的荣誉卡……
我大概才看到第三张，就已经能清楚勾描出皮夹主人：一个（在我看来）好生贫乏的十六七岁女学生……事实也的确如此，稍后我随便从一张游泳证上看到相去不多的资料，包括她所念的学校级别，便得以抽空把皮夹还给她。
再说另一个例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西班牙导演布纽尔的自传，我记得他说过他年过六十以后，便不愿再离乡出远门，只因为害怕客死异乡，害怕会像电影画面似的被摊开散落一地的行李证件、蝇蝇闪响的救护车警车、旅馆老板、地方警察、小镇记者、看热闹的……零乱，狼狈不堪。
最重要的，他大概害怕百口莫辩的就这样被辨识并认定，不管这辈子活得认不认真、复不复杂、值不值得。
相关的另一个但不关死亡的例子，某篇小说精彩描述一段婉约少妇的出轨情事，在一个与情人偶遇但应该可以偷情的成熟时机，少妇却却步了，拦阻她的当然不是道德，不是深情善待她的丈夫，不是煞风景的来不及避孕……而是，那日她仅仅只是一时兴起外出走走买菜，物质匮乏的年代，她着的底衫是已洗得破烂姜黄的家常棉布内衣……
若是你呢？
这么说好了，这些例子都加速使我坚信，如果死亡是猝不及防而至，有谁可以依照他的本意“虎死留皮”呢？
因此我竟打心底羡慕起那些慢性病患者，或走近人生尽头的老人如布纽尔，他们可以因死亡的指日可期，而有足够的时间缓缓预做准备——我说的当然不只是立遗嘱或精心安排自己的丧礼之类的，我是说，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决定，一生视若珍宝保存下来的日记、信件、相片或奇异的收藏癖好，该烧毁哪些又或该留下哪些——
例如曾经我应伤心欲绝的师母之请，去替猝逝的老师整理研究室的遗物，我在他堆积成山的周代城邦研究资料中，发现一本他记载着结婚三十年来与师母燕好的日期，其上并做着绝对是密码的复杂记号，大概说明他对该次表现的满意程度——我就不知道该为长者讳的烧毁它，或将之视若珍宝的交给师母。
其实不只销毁，甚至可以伪造或布置成我想要别人以为的那样，小自弄几张慈善捐款的收据，抄写一些可堪阅读甚至亲人愿意自费出版的随身札记，甚至，更细腻如我曾在报上医药保健版看到的，一名年过七十装置了人工阴茎的爷爷读者询问，他该不该在去大陆定居前将之取出，因为害怕日后火葬，子孙会从烧镕不去的奇怪零件中发现他的秘密。
所以，你该明了我所说的预作准备，早就超过避免成为无名植物人或无名尸的消极处置，而发展到非常主动出击甚至堪称精致的境界了。
我决定先从我的皮夹整塑起。
我把显得邋遢的牙线第一个丢掉，此外丢掉的还有几张别人给我而我基于礼貌收下却已不记得物主了的名片、几枚莫名其妙的彩色回纹针、一个某罐装饮料“再来一罐”的兑换拉环、一张图书礼券……总之都是些除了显示寒酸毫无他意的垃圾。
那么，什么才是别具意义、充满说明性、而又可以极其自然地出现在皮夹里的东西呢？
首先，我的工作无需印制名片，自然也没有什么服务证工作证之类的，我没有驾照，我没有加入任何严肃或休闲的会员组织，因此我没有会员证卡，我甚至没有任何信用卡！
——说起这个信用卡，实在是让人大感不平与不解的一桩事，你一定也有这样的经验，你在百货公司或大型商店餐厅消费付款时，店员常会问一句：“请问付现？还是刷卡？”
根据我的观察，尽管店员的语气通常很中性很单纯，但付现者总是嗫嚅以对，刷卡者则大声干脆地应答。这不很奇怪吗？刷卡者，简单说，不是欠债者吗？起码当下的意义是：我虽然可以有钱付费，但这一会儿或数十日内，透过银行信用担保体系，我可以欠你债不还。
而付现的人呢？现在就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人我不负。那为什么必须心虚？刷卡的，又在理直气壮什么？
难道，只因为后者的曾经被征信，被证明现在有、未来也有生产能力，遂而得以进入体制，所以可被信任不疑；而前者，不欠人的人，为什么会有挥之不去的心虚怯懦，难道只因为他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被视同如农业社会的以物易物，是如此的不文明不科学、不可预期，因此无法纳入工商社会暨其统治机制里，简单说，当你不是体制里一枚用途明确而必要的螺丝钉，他们对你的信任因此必得眼前为凭，而且一次的银货两讫，并无法保证下一次、下下次的交易信用……你是这样的不被信任，不被庞大逼人的体制信任并接纳，所以你心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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