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书坊·开卷闲话八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子聪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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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书坊·开卷闲话八编试读：

陈四益序

南京有个文化圈儿。这圈儿，不是什么组织，也不是什么流派，只是一些兴味相投的文化人，以文会友，谈人说事，自娱自乐。文化，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机关发个号令要它繁荣就能繁荣的；也不是贴点钱，弄几个项目，就能成就千秋伟业的。文化需要滋养。滋养，需要环境。文化人之间无拘无束，尽兴交流，常常就是最有趣也最能催发创造力的环境。不信你关注一下，凡是几位趣味相投的文化人自发地凑在一起，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虽只有清茶一杯，却常常妙语迭出，奇思屡见。但若正襟危坐，领导致辞，依序发言，照本宣科，例行鼓掌，虽有车马费分发，还可共进午餐或晚餐，大抵，会散了，事也就过了，留不下一丝痕迹。尽管主办单位会说如何成功，有关报刊会说如何重要，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拆穿，为主办者保留一份面子罢了。

文化圈儿虽不是也不能靠指令成立，但也要有热心人从中联络。这热心人既要懂得文化，喜爱文化，又要有不惮烦劳、不辞辛苦的精神。董宁文君就是这样的热心人。他对文化有极浓厚的素养，又有极广泛的兴趣。他很懂得文化人的闲散和趣味，从不勉强什么人，从不指令什么人，大凡琐碎的事情，大都由他承担，只是努力为大家的交流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他知道文化人的交流，能聚首交谈自是乐趣，但毕竟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更多的机会是得见其文，如见其人。所以他又联络同好，争取资助，办起了一个小小刊物，名曰《开卷》。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刊物，也没有堂皇的封面、精美的印刷，只是一本三十二开三十来页黑白两色的小薄本子。封面《开卷》二字，是集鲁迅的字。装帧与版式虽不华丽，却极为精致，煞是可人。更为有趣的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都渐渐聚集到这本小小的非正式的刊物上来，足见人气颇旺。我想，这同编者能容的气度、广阔的交往大有关系。渐渐地，因着董宁文，就有了《开卷》，又因着《开卷》，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但又不间断的文化圈。书来信往，人来人往，便每期有了记载这些文人文事的《开卷闲话》，捉刀的子聪便是董宁文君。这些《闲话》，日积月累，编辑成书，至今已是第八编了。

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趣味。文化人当了官，不免官趣压倒了文趣，便同文化人有了隔膜。当官而无官气的文化人不是没有，只是稀有罢了。至于本无文化或文化无多的文化官，同文化人就更难沟通了。所以，当官的大抵很少知道文化人所思所想，而痴迷于文化的文化人，也大抵很少去理会官员们的指令。

董宁文君的“闲话”，所记皆是与文人、书人、编辑、教授的种种交往，或书信、或交谈，谈书、谈人、谈文事、谈书事，大多实录。看似琐碎，但却真实，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词语，叫做“原生态”吧。这就为研究当代文学、当代出版，留下了一份当代文人、书人真实心态、观感、趣味、追求的珍贵史料。时间愈久，其价值愈显。

开卷有益，“闲话”不闲。希望《开卷》长存，《闲话》长留。

周实序

常想，今天，在中国，谁又能将这样一本只有一个印张的小刊编得如此有滋有味？没有。只有宁文。

常想，今天，在中国，谁又能把这样一本只有黑白两色的民刊办得如此多姿多彩，而且一办十多年？没有。只有宁文。

还想，他选用的这些稿子，如果投到别的刊物，也许大多不会用吧。

也许大多不会用。

太平，太淡，太随意。

结果，他用了，特色也就出来了。

还曾听人说，一个好作家如果当编辑，也可以是一个好编辑；而一个好编辑若想当作家，那就难说了。

事情也许真是这样，不过也许也有例外，如果你看看《开卷闲话》。

确实，宁文就是再好再美，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我很想说的是，他是难得的。

彭国梁序

二〇〇八年，蔡玉洗和董宁文共同主编了两本“中国最美的书”：一为《凤凰台上》，一为《我的开卷》。在《我的开卷》一书中，有我的一篇《饮水思源，情系〈开卷〉》。此文将我于二〇〇〇年九月与董宁文相识与《开卷》结缘一直到二〇〇八年“《开卷》百期庆典”在南京召开前夕，说了个八九不离十。这里再简单地回顾一下：我曾经的创作是以诗和散文等文学作品为主，且当时从事的工作也是一个文学杂志的主编。因为《开卷》杂志于二〇〇〇年九月邀请流沙河先生夫妇作“江南行”，成都的龚明德特邀我与他一道陪同前往，这样，我才有机会认识了董宁文、蔡玉洗、薛冰、徐雁、王稼句、范笑我、陈子善……也是从这次开始，我才开始对“读书界”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了非常的兴趣。套用一句颇为时髦的话便是：我开始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文学创作转向书话和文史类的写作。也还是这一次的江南之行，让我坚定了将我的近楼打造成一个书楼的设想。一九九九年，我在长沙的捞刀河畔砌了个四层的小楼，原本安排了三楼的两间做书房，从那次“江南行”归来之后，我便将二楼的一间和整个的一楼都做成了书房。从此，近楼成了真正的书楼，我也就慢慢地成了一条十足的书虫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董宁文到了长沙，屈尊小住在近楼。后来，董宁文在岳麓书社出版的《开卷闲话续编》中写道：“《开卷文丛》第二辑能在第一辑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得以面世，不由得让我想起今年（二〇〇四年）三月初在岳麓山下、橘子洲头与彭国梁、丁双平、杨云辉诸先生的愉快晤面，也就是那次短暂美好的晤谈之中，催生了这套书的问世。”继《开卷文丛》第二辑在岳麓书社出版之后，第三辑又顺利地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值得说明的是，此时岳麓书社的社长丁双平已调到了湖南教育出版社。也就是说，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开卷文丛》都是因为丁双平先生的慧眼识珠与情有独钟才得以顺利出版的。蒙董宁文兄不弃，将我的《书虫日记》纳入到了《开卷文丛》第三辑之中，且意外地受到了书友们的欢迎。此后，依然是董宁文兄厚爱的缘故，让我的《书虫日记》第二、三、四集连续地在他主持的《开卷文丛》和《开卷书坊》中出版，让我的喜怒哀乐与书虫岁月得以与众多的书友们分享。

现在全国的读书民刊已有二三十种之多，但从创刊号至今一本不缺的，在近楼之中，只有《开卷》。我在《饮水思源，情系〈开卷〉》中有这么一段：“《开卷》这本小小的杂志从二〇〇〇年

四月

今天是二〇一三年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便是二〇一四年。前不久，宁文兄又到了长沙，在我的新宅住了一晚。在我的印象中，宁文兄还是我在二〇〇〇年初次见到时一样的年轻，一样的随和，只是遇事更加淡定，见人更加从容了。现在，他的《开卷闲话》已出到第八编了，他要我也写上几句话。谁知我一写，就啰啰嗦嗦地写了这么多。总而言之，我和董宁文是感觉特别投缘的。投缘，几多难得。

唐吟方序

人到中年，已经过了贪读、滥读的年龄，何况家里还有一大堆旧书。偶尔想看一些新出的书，便问计于此道中人。十多年来，新书出得太多太快，看书人永远赶不上写书人。于是，干脆躲进斗室，翻旧书消磨时光。我读书不问时间，不赶时髦，不为名头，只为安顿自己的心灵。几十年来积习未改，说来奇怪，十多年前拿起董宁文编的《开卷》，一读就放不下，这样的闲书最高兴读，十几年的客子光阴就在《开卷》的一开一合中悄然过去。

固然是我和《开卷》意趣相投，闲闲读书，原没有压力与负担。吸引我的还有《开卷》上的文章，喜欢开卷文字里渗出来的那种味道。爱看老文艺家们晚年絮叨陈年旧事，人事一旦成为过去，转身变成历史，身处局外，也如历史中人，只有故事，无所谓悲喜。还爱看新旧作家们吵架，唇枪舌战，没有情面，看似微末，却都认真投入。石涛说得好：“果有此奇，不必问理。”也爱看后起作家们藉凭一星半点的文献作爬梳，把前辈们的人事弄得比当事人还清楚。有趣的是缺席比在场更有现场感，犹如北大学生敬慕的眼光，总喜欢停驻在过去学者的身上。让我不厌其烦贪看的是董宁文的《开卷闲话》，黄裳说过“金陵书事尽在掌握中”。毕竟是老作家，波澜起伏才摇一笔，就把开卷的好风光推送至无限。

老读书客走了，新读书客来了。来来去去，迎来送往，读书界的盛景慢慢展开。开卷声中，朝晖夕阴，守候在《开卷》旁的董宁文，手抄笔记，为读书界写下一卷又一卷《日知录》。我们该向这位谦恭勤劳的拾穗人致意，是他的记录，呈现了读书界十多年来的暖风清月。《开卷闲话八编》即将登场，我且作那喊山台上的唤春人，扯一嗓子：“读开卷闲话喽。”

是为序。唐吟方甲午二月初一于北京仰山楼头

二〇一二年

六月

6月5日，唐吟方从北京发来网信：“薛原兄写了一篇读扬之水《〈读书〉十年》的短文，传上，看是否可以揭载。文章有意思的地方是把扬文删去的地方补出来了，大概是许多读《十年》的读者所乐见的。”

同日，王雅军从上海发来网信：“拜读多期《开卷》，不少妙文，记人、述事，云淡风轻，款款而叙，并通文朋书友往来信息，甚为感念。起名‘开卷’确有深意，一不张扬，二有留白意。开卷并非一定有益，近与李福眠先生电话，他提到现在很多书并不值得读，又提及编过《先秦文》、《三国文》、《魏晋南北朝文》的丁福宝，把‘开卷有益’中的‘卷’拿掉，即意此。然《开卷》甚让人开怀得益。得悉您来过敝区图书馆，余工作处就在对面机关大院内也，可惜事先未知，失去咫尺一面的机会。该馆继开设上海作家名人手稿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风采展、巴金著作手稿版本展，最近又举办了全国文学博物馆馆藏精品联展，得《相约文学博物馆》明信片一套，内有巴金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冰心文学馆、曹雪芹纪念馆、曹禺故居纪念馆、傅斯年陈列馆、郭沫若故居、瞿秋白纪念馆、康有为故居纪念馆、中国现代文学馆、老舍纪念馆、李劼人故居博物馆、林语堂纪念馆、萧红纪念馆、姚雪垠文学馆、赵树理文学馆、茅盾故居、朱自清故居等等的实景图。联展内，许多前辈作家（如曹雪芹、鲁迅、老舍、冰心）的手迹叹为观止，连写字、信笺都很讲究的人，著文写书怎么会不讲究呢？这两年，我受约于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写辞典（尚未完），加上单位琐事缠身，未能多多联系，很有歉意。附上拙记三则，聊通音问并博一哂。”

6月12日，理洵从西安发来网信：“八年前偶然与钟叔河老先生有过一次通信，他寄来了一册您编的《开卷》，从此，就与《开卷》结缘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八年的光景。《开卷》是一本很好的读物，我们都喜欢看它，也期望着能在它的版面上看到自己的文字，都是大欢喜的事情。再给您寄一篇文章，是介绍一本方言辞典的，《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三千条》，作者王六是一位领导干部，沉潜多年，苦心孤诣，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单枪匹马，编撰成了这本对原生态的陕北方言文化极具保护意义的辞典，精神是令人感佩的，而他所作的工作，对于地方方言文化遗存的挖掘与研究，也很有社会意义，我愿意推介它。”

6月23日，子张（张欣）从杭州寄赠《吕剑书影录》（张期鹏编著，二〇一二年六月《凤鸣》增刊）签名本一册。张期鹏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为‘吕剑书影录’；第二辑为张欣老师评介吕剑先生诗文的文章；第三辑为吕剑先生的生平、著述介绍，同时附有一篇介绍吕剑家乡口镇的文章，算是比较完整了。读者从书中会看到，我所编撰的‘吕剑书影录’与张欣老师的文章，篇幅上几乎相当，仍用‘吕剑书影录’这个书名，是因为看起来比较醒目。张欣老师谦逊，不肯与我联合署名，只说把他的文章作为附录即可，因此就成了这个样子。”

书中所附《吕剑著作简目》如下：

一、《进入阵地》（三人诗合集）一九三八年自费印刷

二、《夜行诗草》（三人诗合集）一九三九年自费印刷

三、《诗与斗争》（诗论集）一九四八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四、《

十月

五、《草芽》（诗集）一九五〇年上海海燕书店

六、《英雄碑》（诗集）一九五一年华东人民出版社

七、《诗歌初集》（诗集）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

八、《溪流集》（诗集）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九、《喜歌与酒歌》（诗集）一九七九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十、《吕剑诗集》（诗集）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一、《一剑集》（散文随笔集）一九八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十二、《倾盖集》（九人旧体诗合集）一九八四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十三、《诗与诗人》（诗论集）一九八五年花城出版社

十四、《当代杂文选萃·吕剑之卷》一九八八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十五、《吕剑诗存》（诗集）一九九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六、《吕剑短诗选》（诗集）二〇〇四年香港银河出版社

十七、《双剑集》（散文随笔集）二〇〇五年岳麓书社

十八、《燕石集》（散文随笔集）二〇〇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十九、《吕剑诗钞》（诗集）二〇〇七年作家出版社

二十、《吕剑诗文别集》（诗文集）二〇〇九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一、《半分园吟草》（旧体诗集）出版时间未详 一剑阁自印

6月27日，九三老人蒋星煜从上海寄赠《山水对人性的折射——蒋星煜旅游散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三月

6月28日，李福眠从上海来信：开卷今年第六期《开卷》，《闲话》不佞之三首小札，均有误植。或我笔误，或电脑复视重听，或失之检校。四月十一日函：分号多错为冒号；“春灯补读未玩书”，应为“未完书”；“即可养身”应为“既可养身”。

五月

6月29日，方韶毅从温州发来网信：“《开卷》五、六期收到了，谢谢。见《开卷闲话》五月十五日条李福眠函‘寄者隐然’，若便请转告李先生，《瓯风》四集乃在下所赠。前几期我也曾寄赠，可能邮路不正常，失落了。”

6月30日，王振良从天津发来网信：最新两期《开卷》已妥收，感谢！小诗二首，敬请郢政。阅《开卷》，漫成二绝句兼呈宁文先生抉微发隐起文坛，人鬼蛇神聚简端。更为缥缃留隽语，小窗风景勿闲看。感君高谊遗书香，开卷闲翻兴味长。素纸足堪消静寂，还牵俚句入诗囊。

七月

7月1日，止止壶天发了一条新浪微博：“读董宁文先生寄赠的《开卷》第十三卷第六期朱航满文章《去看徐怀中》，勾起我许多美好回忆。徐先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创办者和第一任系主任，开创了军艺文学系独特的‘天才式教育模式’。我正是这一教育模式的得益者，通过听王蒙、李国文、谢冕等大家的课，我至少爱上了读书，并收获了一个笔名。”

7月2日，童银舫从浙江慈溪寄赠《梦田集》（宁波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五月版）签名本一册。童银舫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基本上是本世纪以来陆续写的。有几篇稍早些，编在第二辑‘人物追忆’中。大部分文字，曾先后编入《挥不去的乡愁》、《临田斋笔记》、《上林集》、《流响集》等本人文集中，小部分文字，属于首次结集。临田斋是我在老家养所路上的书房，二〇〇三年迁居中兴小区后，凡能利用的空间都做了书橱，新居就称作梦田书屋。”是书分为四辑，分别是山水游踪、人物追忆、书画藻鉴和书评序跋。

同日，收到夏春锦从浙江桐乡寄来的《梧桐影》（二〇一二年七月第一期，创刊号，桐乡市梧桐阅社）一册。

7月3日，林非从北京寄赠其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张中行卷》（太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版）一册，并附信：“收到贵刊两册，充满兴趣地读完，十分高兴，谢谢。从贵刊上说到的张中行，想到十六年前，我曾参加过编辑他的作品集，寄上一本供参阅。我已过了八十岁的年龄，精力大退，写得极少，但身体尚可，每日读不少书（重读占多半，觉叔本华这一看法极有道理），并听音乐（以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为最多）。”

7月4日下午，由江苏作家书画联谊会和永隆家居联合主办、正则轩珠宝协办的《金陵学人书画展》在南京永隆家居画廊开幕。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研讨会上，江苏省作协范小青、张王飞、王朔、储福金与参展的部分作者围绕学人书画的定位、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策展人蔡玉洗先生在展览前言中写道：“参展诸位先生皆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的学人，学有专攻，成就斐然。书画笔墨乃是他们问学之余的闲情偶寄，悦己娱友之逸趣。他们崇尚人文精神乃文章笔墨之灵魂，道德学养乃笔墨书画之根基。”此次参展的学人有丁芒、俞律、常国武、赵绍龙、陆华、沈乔生、叶庆瑞、汪政、陈剑、成汉飙、黄佳兴、孔祥东、兰兰等二十余人。

7月5日，文先国从江西进贤发来网信：二〇一二年第五期《开卷》，有成都张叹凤先生的一篇文章《负翁赠我的一幅墨宝》，说张中行先生一首七律诗。从张中行先生所书诗作中，我发现有很少见的负翁笔误。张中行所书诗作开头一句“海外徒闻大九洲”的“洲”字，明显是“州”的误写。张叹凤先生在文中注释说：“开首一句起兴，无疑来自李商隐，‘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整体均步拾唐韵。”张叹凤先生注释不错，但没有指出张中行先生这里把“九州”误作成“九洲”。查收入张中行先生《诗词读写丛话》的一九八九年《戊辰四九感怀》七律诗，“九州”并没有写成“九洲”。张中行先生是公认的汉语言文字大家，用字用词相当严谨。我有张中行先生的三十六本签名书，曾有意识地注意到张中行先生用字的问题，感觉很难挑出毛病，此番见其赠张叹凤诗书作品，竟有此笔误，况且张叹凤先生也十分清楚，然没有说，真有点惆怅。

7月10日，邵绡红从北京发来网信：“这一期《开卷》收到了，多谢你一直想到我。我这一年多没写什么，眼睛不好。我爸爸的文集第二辑总算可以出版了。二〇〇八年出过第一辑五卷。这次

八月

同日，张炳勋从浙江乐清来信：“顷奉贵刊今年第五期内载张叹凤先生《负翁赠我的一幅墨宝》，见此七律颈联‘难心高’对‘多为牛’，不合联律以至于斯，难以置信，幸附原迹方知误植。下半首应为‘育女生儿谁作马，刊书试砚自为牛。’‘作马’对‘为牛’亦绝妙，尊意以为何如？”

7月11日，李福眠从上海来信：两年前，徐雁二高足将拙集《天钥书屋散札》寄至沪上，请某编转我签名钤印。是编跳槽，整理收摊时，方“出土”被掷忘之拙集，遂转包旧书鬼克希兄，嘱我续作是道。溽暑难当，我赤膊南窗，致雁斋一函。

雁斋道兄：嘱为荣、郑二高足拙签之信息，从贵信息系发射，掷迟两年，弟方于旧书鬼处获悉。此谓养也。紫砂壶、文房清玩、金石书画诸艺品，皆需养之。潜移默化，教伊旧气十足，以赏心悦目。稼句厅案，上置一太湖石，清新稚嫩。未知其将石移于晒台，令其风吹雨打，残羹剩泔浇之，养之若百年之陈之养眼否？书籍亦如是。新书购得，养之橱中，或束之高阁。岁月不居，其丹黄灿然。五年十年廿年检阅，意趣别致。书虫淘旧书，此谓癖斯道理之一。拙集被掷养两年，此亦幸福指数也。夏初，弟致函吴门女史，请邀草根斧手，治印数方。溽暑难以急令。一俟斧成，即钤拙集寄上。两位高足，尚须再次待养。不一。

7月19日，收到闫晓云从杭州快递寄赠的由其主编的人文杂志《湖上》（中国艺术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七月版）夏刊（即创刊号）两册。杂志栏目有乘物、读画、文人眼中的文人、文人庭院、夏月、观书、行吟、琐汇等。该刊出品人李海波（林泉山人）在编者语中写道：自动议想在杭州出一本像样一点的人文杂志，到今日的《湖上》姗姗来迟，期间的转合，经历的波折，唯有局中人知道其中的艰辛。但，不管怎样，《湖上》终于还是来了。这是一个资讯爆炸或者说新闻无重点的时代，价值观一类的话题在信仰缺失与社会复杂的年代似乎总是那么的苍白与羸弱，但，即使这样，《湖上》人还是想蚍蜉撼树，虽属不自量力，起码也证明我们的存在。《湖上》的缘起是在于我们想做一项有益于社会的公益活动，每当三五好友相聚林泉山房言及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一些价值取向时，当中总不免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于是有一日突然觉得这火花难道不应该去照耀更多的行路人？多一分光总会多一份热和希望。《湖上》所关注的莫过于我们这群人所关注的话题，不关兴废，不谈风月，而只是做一些对古人、对过往的追溯与探源，不妨借一句王安石的诗而言：“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也许这就是《湖上》存在的必要之一吧。

7月21日，孙嘉瑞（梅娘）从北京来信：“我已垂垂老矣，文思迟顿，难以成章，将奋力所为，为《开卷》献丑，只是闭门家中不出，难与时代搭界，怕有陈旧之感。”

7月24日，李福眠从上海来信：七月廿三日早上，我持钥至十八楼大人之衙，取置桌已审签之大样。第十二版，刊陈漱渝《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胡适——纪念汪静之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一文。八〇后责编美眉，为文所配网索之照，非汪先生，乃淘书“好得弗得了”的希腊雕塑面孔之郑振铎先生。大人无知，文艺青年无畏。嘱改。是照见于《郑振铎文集》第二卷。少年之我，淘得首本文集，即为此书，故于是照素稔。后每见该卷，无论新旧，复收而多多益善。盖五湖四海之美眉，皆喜线条清晰之希腊雕塑面孔。一篇谈冯雪峰之文，亦配郑振铎先生是照。祭奠错像，隘目又见：去年第六期《尔雅》，卷首语重刊朱光先生《谈读书》所标“朱光潜像”，实乃面孔昭彰考订不苟之顾颉刚先生。《尔雅》偶尔不尔雅。今年第七期《长江文艺》之《鸳鸯蝴蝶派的半条命》，配标范烟桥之照，洵为吴门乡党、烟云供养之吴湖帆先生。张冠李戴。纸质媒体如此，平面媒体亦如是。岁月非渺。回忆、传记之谀墓文可信乎？希腊雕塑面孔时代之学人，典雅而沛书卷气。如《世说新语》：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当下姿色阶层，光头乱髯，墨镜文身，粗链肥肚，心臆公公。若干年后，文坛忆旧，其之玉照，将混淆于民国土匪、青皮、篾片、勾栏之列。八月

8月11日上午11时许，看望了大病初愈在家静养的黄裳先生。因前晚看书太迟，黄先生还躺在床上未起。因黄先生听力不济，我们笔谈了几句，获赠黄先生《猎人日记》（［俄］屠格涅夫著，黄裳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八月版）和《纸上蹁跹》（黄裳著，上海书店二〇一二年七月版）签名本各一册。另外，黄先生还为南京杨苡先生、陈汝勤先生各签一册嘱我转交。《猎人日记》乃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名作名译”系列丛书之一种。是书印有题为《为友人题初版〈猎人日记〉》代序如下：此书原有耿济之旧译，连载于《小说月报》中，后单行出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丰子恺译本，号称据俄文原著译出。开明出版社邀余重译此书，所据为加奈特夫人英译本也。丰译改题‘笔记’，余则仍耿译旧译‘日记’。时颇从事译事，有旧俄长篇小说两种及此书，而以此本中最惬意。友人见者亦多喜之。此册尚是初版，陆灏兄得之，颇干净，如新书。嘱题数语卷耑。辛卯四月廿七日黄裳记《纸上蹁跹》是黄裳先生关于中国京剧故事的一部作品。一九八五年译成英文，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书名Tales from Beijing Opera，书中有高马得先生绘制的水墨画四十八幅。二〇〇六年，美国Better Link Press重版此书。此书中文版以《彩色的花雨》为书名，一九八八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此次，黄裳先生将此书稿重新整理，改名《纸上蹁跹》交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作为“海上文库”之一种出版。并将英文版中四十八幅由高马得先生所作水墨画收入此书之中。黄裳先生在为此书所作序中这样写道：《猎人日记》书影作者儿童时代开始走进剧场，常常是睁大了眼睛站在舞台边上欣赏。从不懂到懂，从惊奇到赞叹，从看武戏到听唱工，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最初的印象总是不易忘记的。这里写出的一些故事片断，在很大程度上都还保留了那些洗磨不掉、最早但也最打动幼稚孩子的心的东西。虽幼稚但朴实，天真但恳挚，有爱憎但毫无装点；也许能使初次接触这一伟大奇瑰现实主义艺术的朋友们觉得亲切而不感到是一种唐突。

同日下午，韦泱在上海赠《百岁不老——罗洪作品精品集》（韦泱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六月

韦泱同时赠《欧阳文彬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八月版）签名本一套。文集分为小说卷一、小说卷二、评论卷、散文卷、杂俎卷，凡五本。欧阳文彬在文集的后记中写道：“我一生爱好写作。由于才疏学浅，没有写出什么值得留下的文字。但我生在伟大的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地下斗争和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以及‘文革’洗劫，活到了改革开放的盛世。我的各类作品多少带有各个特色时代的印记，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坎坷道路和心路历程。因此，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萌生了编文集的意愿。可我的视力已不能审读文稿和校样，全靠朋友们代劳。感谢韦泱、刘绪源、林耀琛、林伟平为我收集、编选、审读文稿所费的很多精力。”

8月15日，吴海发从无锡来信：不久前（日期为五月十五日），我应邀赴七房桥出席“钱穆钱伟长故居”开馆仪式，钱穆长子钱行、三女钱辉、小女钱易均从苏州、北京赶来出席仪式，钱伟长之子元凯也从讲学的湖南长沙赶来了（元凯住北京）。馆中有不少珍贵文物，有的是从台北素书楼复制的或者搬来的。钱穆先生苦学出身，一生舌耕与笔耕，桃李满天下，名家不少。他晚年撰文，希望国家统一，且是和平统一，但他不愿回大陆看看。他儿子、女儿先后当面劝说他，他不从。钱锺书也写信请他参加苏州建城纪念活动，他无回音。其原因，让与会者乱猜，并表示遗憾。作为钱穆侄辈的钱伟长多次回乡，写有自述，留下照片。上海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钱伟长文选》，多为钱伟长在上海大学时的演讲稿、讲话、文章，文集共五册，文风亲切有味，时有回顾海内外活动与见闻的文字，我翻读时兴趣盎然。《开卷》承您不忘见寄，深谢，已收到了今年第五、第六两期，第七、第八期尚未收到。第四期上朱航满先生的文章《去看杨绛》，好文章，读了不止一遍。杨先生知道钱穆故居开馆一定是会有感怀。朱航满此文引起我的回忆，一九九七年秋，我在北京访周振甫先生，事先约好，他陪我访杨绛先生，因为钱先生沉疴住在医院中，杨先生需做流汁食品，供钱先生鼻饲，心情不好，免了。周先生为我解释了挂在床头的钱先生写的诗幅。周先生还将自己写呈钱先生的律诗写给我读。朱航满的文章引起我回忆杨先生赐下的信，还有杨先生听力好的时候，她在电话中回答我《槐聚诗存》的请教，滔滔不绝，一个电话打上半小时、一小时是常有的。有的是只有杨先生独家知道的秘闻。举个例子说，《代拟无题七首》，其写作年代标为一九九一年。杨绛先生告诉我，其中第二首（风里孤蓬不自由）是一九三九年赴蓝田后写的，主题怀念杨绛。又如杨绛所谓拟写小说云云，二十年过去了，小说一直没有形成文稿。等等。杨先生听力不好以后，有问题，我先写信问她，我再打长途，听她回答。她第一句话是，你别说话，听我讲。还有，以后看我的书稿吧。我手头有事在做，简言之，为出书忙，合同已签过了，《付印题记》先后写了两则，今年二月份一则，八月份又一则。我还请了一位沪上的朋友写了篇序，一千五百余言，至感。

8月31日，韩三洲签赠《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书边人物琐记》（台湾秀威二〇一二年版）一册。作者在该书的后勒口写有如下自述：河南郑州人氏，退休医生，现居北京。平生所好就是与书打交道，除淘书、藏书、读书外，就是撰写读书笔记，先后在中国十多家媒体发表过数百篇杂文随笔与人物札记。曾被评为北京市藏书状元，并著有《动荡历史下的中国文人情怀》（台湾秀威二〇一一年

九月

9月2日，邵绡红从北京寄赠《邵洵美作品系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七月版）一套九本：《花一样的罪恶》（诗歌卷）、《贵族区》（小说卷）、《不能说谎的职业》（随笔卷）、《儒林新史》（回忆录）、《一个人的谈话》（艺文闲话卷）、《一朵朵玫瑰》（译作卷）、《自由谭》（编辑随笔卷）、《谈集邮》（邮话篇）和《时代讲话》（时评卷）。邵绡红在《自由谭》的扉页写了这样一段赠语：《一朵朵玫瑰》书影他说：“把编辑工作比作厨子，这个譬如完全错了。”“我们应当把作者比作厨子，他们还得去自办原料，各显身手，烧好了佳肴名菜，到编辑那里，编辑无非是当差的，一盘盘，一碗碗，搬到贵宾面前；至多也只能比作一位贤慧的主妇，事先点些特别的热菜，临时凑些现成的冷盘，再在桌子上排列得端端正正，叫客人都感觉到她治家有方而已。”宁文先生，你有此感受吗？

9月5日18时，报人、散文家、作家、藏书家、版本学家黄裳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日前，为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一书，并推出限量编号珍藏毛边本及相对应的编号藏书票。

这部诗集收入吴奔星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创作的新诗二百零九首，译诗十五首，诗论十一篇，大多是一九四九年后没有结集的，代表了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诗歌创作与理论主张的全貌。这些散佚于当时全国各地报纸杂志上的诗文，经吴奔星先生之子吴心海长达八年的收集与整理，成为迄今以来较为完备的吴奔星现代诗歌与诗论作品集。其中不少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超过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权威选本的《现代派诗选》所选的作者作品。尽管不少作品艺术性、思想性堪称上乘，但因种种原因一九四九年后未能结集出版，更没有获得认真研究。新诗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在该书的序言中表示：这样一份汇录丰富、编辑完整的吴奔星先生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珍贵成果，一定将为新诗历史的研究带来一种搜寻阅读的方便、一种新的刺激、启示和认知的冲击。

吴奔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现代诗歌理论的实践者与倡导者，被专家列为中国新诗史上影响最大的现代派的“重要诗人”之一。其新诗创作兼容东西方诗歌艺术之长，以自由体诗传达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形成了独特的诗风。诗作《晓望》、《都市是死海》、《小鸟辞》、《门里关着一个春天》，尤其是晚年的代表作《别》，都有广泛影响。

台湾现代派诗歌的鼻祖路易士认为其主编的《诗志》、吴奔星主编的《小雅》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是中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诗坛”的代表。闻一多先生抗战期间编选《现代诗钞》的时候，就因找不到吴奔星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主编的北平地区的唯一诗刊《小雅》，将其列入“待访录”。由此可见吴奔星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暮霭》与《春焰》是吴奔星早年创作并付印的两部诗集的名字，惜因“卢沟桥事变”爆发，部分诗篇不及装订就在日寇炮火中化为灰烬。这次诗选编辑出版时，除了收入《小雅》诗刊中发表的诗作外，还收录了历经劫难保留下来的《暮霭》与《春焰》手稿中的大部分诗篇。诗选命名为《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算是对过去记忆的复活，并以此纪念吴奔星先生不朽的诗魂！

此次选入的新诗《保卫南京》，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黎澍主编的《火线下（三日刊）》，距离侵华日军攻陷南京、造成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仅十一天。新诗史料专家认为，当时以“保卫南京”为题的新诗作品，目前能够确认的，只此一首，不但艺术价值很高，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9月11日刘凤桥从北京来信：“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吴先生今年生日前，又出版了《吴小如讲杜诗》一书，我买了五十本，今寄一本给您，想您也必欲得此好书一读也。另：吴小如书法馆十一后拟在北京开馆，如果兄有时间，欢迎您来看看，馆虽不大且偏，但自信还有些内容，欢迎兄来指导。弟办此馆，纯属个人行为，也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如果说有什么私心的话，就是对自己喜爱的人和事的一点坚守吧。吉林文史馆馆员陈复兴老先生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专门为书法馆写了序言一篇，一并寄给您看看，多提宝贵意见。”

9月11日上午11时许，“榆下燕归来，顾曲谭书，才华不数黄荛圃；纸上鹤飞去，多能富学，笔力堪追周会稽”，黄裳生前友人悼念先生的挽联挂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云瀚厅，黄裳先生的告别仪式在此举行。来自上海及北京、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文学界、出版界、藏书界、新闻界的李小林、赵蘅、陈子善、陆灏、王为松、毛尖、周立民、李国柔、李世文、刘绪源、范景中、范笑我、董宁文、茅子良、苏北等近百人赶来为黄裳先生送行。陈子善代表学生和朋友致词，中华书局编辑李世文宣读了诗人、作家邵燕祥写来的悼诗。黄裳女儿容洁在致辞中动情地说：“父亲一直以做老实人为座右铭，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作家的贡献就是把自己推心置腹的文字交给读者。”

同日，南京吴心海发来网信：“给老兄留了毛边《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就不寄了，最近想必是有机会见面的。出版社没有经验，毛边没有做任何处理。而现在的很多出版社，弄毛边，都精雕细刻，还有什么特别的毛边机，如同农家土菜也冠以‘精菜馆’。不过，没有经过处理，却和鲁迅对毛边的诠释：‘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削’，不谋而合了。就是寄送过程比较麻烦，容易损坏。先父日记，《万象》杂志从第八期开始连载，准备连载八期，反映尚佳。我已经把五十年代部分整理出来，有十六七万字，可成一本书的规模了。即便暂时无法出版，也可以在一些刊物上连载。”

9月21日，张叹凤从成都发来网信：顷见《开卷》八期“子聪闲话”内载文先国、张炳勋二位先生各自书信的文摘，对五期拙文《负翁赠我的一幅墨宝》有所反响并赐正，十分心悦，事实说明，中行老人虽然驾鹤西去了，但他的余响仍在，音容笑貌、楚墨钤香，仍能唤起同调。炳勋先生辨析手迹指出文录老人诗句“育女生儿难（谁）心高，刊书试砚多为牛”应为“谁心高”对“自为牛”，后句被我误识“多为牛”。指正甚是。文先国先生指出老人“大九洲”系“州”字之笔误，遗憾我文中未予指出云。感谢厚意。我想此字或系老人笔误，亦可能为老人有意为之，故作文未言及。我们知道，大凡书家都偶有异体字、另体字甚至生造字的书写爱好，况且中行老不是引用义山原诗文，他的“徒闻大九洲”，或也有世大人微之用意夸张，我们见过老人的都知道，老人有时是很俏皮很幽默的。他的世界毕竟不是义山时候了，大得多，五洲四海，故要加三点水，是不是呢？感谢《开卷》，给文友们一块自留地，在这儿，闲植栽种，念亲怀旧，抒发同仁，讨论掌故，没有名利场，没有柴胡气，更没有浮俗猥琐。也许，这正是吾人能够于此浮世生活并享受着的清新理由。

9月25日上午，正在南京杨苡先生家与从北京专程来看望杨先生的邵燕祥谢文秀夫妇闲聊，接到伍立杨从海南发来的手机短信：“杂文家舒展先生凌晨病逝。”当即将此噩耗告诉了舒展的好友邵燕祥先生，并回复：“正在南京与邵燕祥聊天，告之，他震惊，说没听到过他的老友舒展病危的消息。”伍立杨又复：“上午已火化，家属要求的。问邵先生好。”不久，邵燕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怀念老友舒展的文章。

9月28日，王圣思从上海发来网信：“《开卷》每期收到，却迟迟没有给你去函，抱歉！因今年是我父亲的百年诞辰，京沪两地在十月中下旬都要开纪念座谈会，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举办生平创作展览，所以我忙得团团转，寻找资料、扫描照片、校对书稿（北京将出版《辛笛研究文集》、上海出版《辛笛集》五卷本。尽管都是学者或学生挑大梁，但我还是要帮着校对清样）……所以常常忙到半夜才睡，精疲力竭，也就没及时回复你。还请原谅。”十月

10月9日下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与东方早报主办，上海图书公司承办的“黄裳先生追思会”在上海古籍书店六楼举行，黄裳先生的女儿容洁、翻译家姚以恩、老报人郑重、篆刻家茅子良、画家谢春彦、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文汇报资深编辑刘绪源、藏书家韦力以及吕浩、范笑我、顾村言等嘉宾及各地书友百余人出席了此次追思会。

曾为黄裳同事的郑重先生谈起作为记者的黄裳时说：“作为一名记者，黄裳先生有独特的眼光，在别人看着是‘花边’，但他可以做出很出彩的文章，是一名很有新闻敏感的记者。”他当时的文章都寓意着一个政治思想在里面，与当时的形势相关，但他能把政治淡化，融入背景中。《黄裳文集》的编者刘绪源称，先生有两个时间影响最大：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二是先生过世之后的这段时间。这与先生的文体有关，这是承袭自“五四”后期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代表的文风，较艰深，有内涵，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文章。在当今商业冲突、学院体制限制下，这样的文风几近湮灭，而黄裳先生仍在用一种“过去的文体”写作，尤显珍贵。

在追思会上，画家谢春彦带来了一幅为纪念黄裳而作的小型肖像画。并在肖像画上赋诗一首，记叙与黄裳先生交往的点滴过往。谢春彦说，黄裳先生很沉默，话很少，而他以前最怕触碰到黄裳先生的眼睛，觉得黄裳先生的眼睛中透露着几分智慧，几分狡黠，他想用这幅肖像画试图传递黄裳先生眼睛的神韵。陈子善说：“先生待人接物有自己的原则、想法，你不能强迫他做什么事，但是他高兴就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作家顾村言说：“大家坐在一起谈黄裳，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爱，黄裳先生是对老派文风的继承，更秉承了中国文人的真性情。”

文汇报编辑陆灏主持了追思会，并为书友带来了黄裳先生的著作和《爱黄裳》一书钤印本。巴金研讨会向与会者赠送了赶印出来的《点滴》丛刊纪念黄裳先生专号。

10月18日上午，“鉴湖影·江南书画六友展”在绍兴美术馆开幕。

江南六友中，周退密先生最为年长，已近百龄，早年是大学外语教授，曾参与编写《法汉辞典》。他出生于宁波近代资本家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兼有收藏家、学者、书法家、诗人、文史专家等身分，室名红豆宦，郑逸梅先生称之为“海上寓公”。其书法笔力酣畅，气息清平，诗情郁勃，具有传统文人之典型风范。江苏忆明珠先生年龄仅次于周老，亦是八旬开外的老人。忆老是文坛老作家，早年以新诗盛名，中年后转向文化随笔写作，自成一家。退休后寄兴于中国书画，以诗心输以笔墨，骄骄不群，与汪曾祺、贾平凹、冯骥才合称为文坛书画“四才子”，其作品清新明冶，意趣怡人。余则山阴季彬、海宁章耀、唐吟方、上虞景迪云四君都时届中年，季彬、章耀以国画名重，又痴迷于旧学，深知书画于技法之外，更应讲求格调、精神品格，故技道并重，着力于艺外求韵，季画敦厚，章画朴素，各具胜场。唐吟方、景迪云长期从事杂志编辑工作，是新闻出版界的资深编辑，发余兴于书画，艺文史兼修，勤于著述。唐吟方有《雀巢语屑》一书行世，效民国郑逸梅语体，搜罗当代艺术界逸闻轶事，迤逦成文，堪称当代“世说”，其书画并美，尤以雀巢简笔人物为人赞道；上虞才子景迪云亦作家亦诗人，上个世纪就以系列西湖文化随笔在江南文坛负佳誉，出版有《江南名人故居》、《西湖茶事艺文集》，其书安闲淡泊，意蕴绵绵。

10月20日，李福眠从上海来信：十月十八日，副导女士交我一文。展阅乃蒋蓝对口“文化警察”龚明德之《龚明德：有些事，一定要弄清楚》一文。我于集团照排中心，先将是文排成左竖题。退而观之，视觉效果欠佳，有拉长衫之感，遂嘱改为通栏横题，又似超中央一套之规格。“元芳，你怎么看？”啪！举棋择优为四栏细黑横题。一看二慢三通过，警察不会发声音。经此数次潜规穷折腾，符号不悦，赌气跳脚。打出大样，标题谑为《龚明德有些事，一定要弄清楚》。同仁帅哥靓妹见状：“哈哈哈哈哈，蛮搞笑格。”镇静。给大人送审时，我已用红笔于大样上“弄清楚”了。上函，我例举数刊张冠李戴、牌位错像之误。昨于办公室杂志堆，检得今年第九期《浙江作家》闲翻。《浙江作家》，每期夹一印有贤良方正乡党作家芳影之书签，以彰浙之光风霁月。是期芳影为钱锺书先生，照下标“俞平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犹如《管锥编》书影之图片说明“上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十

一月

11月10日，刘若琴从北京发来网信：“书已寄出——《向时间走去——绿原短诗新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本诗集题名《向时间走去》，取自绿原早年诗句。本集没有收入绿原长诗，只对曾发表的绿原中短诗作进行了选编，并收入诗人最后几年没有发表的部分诗作。为方便新读者阅读，本集按时间顺序分成几个篇章，每个篇章开头都有简要文字，介绍该历史阶段绿原诗作的社会影响。附录部分是几位学者对绿原诗作的印象与评论。”

11月11日，邵绡红从北京发来网信：“（《开卷》）第九、第十两期收到，谢谢。你在‘开卷闲话’里介绍了邵洵美作品系列，也把我录下的那段文字推荐给大家。那是他编的《论语》半月刊第一四四期的《与达祖书》里的。林达祖是帮助他编辑《论语》的一位朋友。此文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向时间走去——绿原短诗新编》书影

11月13日，王圣思从上海发来网信：《开卷》两期妥收，谢谢！尤其怀念黄裳先生的专辑编辑得很及时，文章内容丰富。今年

十

二月

编者吴思敬先生为《文集》作序，他高度评价了辛笛的现代诗创作实践体现了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交融，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的交融，诗人的人生智慧与诗歌智慧的交融，在中国现代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一编者王芳撰写了“辛笛诗歌研究综述”，从辛笛诗歌研究历史现状、辛笛诗歌的历史评价、辛笛诗歌艺术的探索、辛笛研究可拓展的几个方向等四个方面为辛笛诗歌研究作了梳理和述评。《文集》附录收录了辛笛诗歌创作“六十周年”（一九九三年）及“七十周年”（二〇〇三年）研讨会会议综述，以真实记录当年辛笛诗歌研究的历史状况。

旧体诗创作是辛笛诗歌创作不可忽视的亮丽风景线，此次尽管因为文集编辑体例的限制，也收录了两篇。

11月15日，吴昕孺在其博客贴出了题为《关于莫言，关于黄裳》的博文，其中关于黄裳这样写道：《开卷》第九期分两部分，后一部分是常规文章，前一部分则是已故作家黄裳的纪念小辑。黄裳于今年九月五日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他被不少粉丝誉为“当代散文大家”。我在报刊上接触过黄裳的一些作品，但始终没能很接受他。印象中，黄裳老先生用一种颇为古雅的文字写散文，这种风格不容易引人共鸣。在同类散文作家中，他清淡悠远不如孙犁，深幽宏阔不如张中行，生动流利不如董桥，唯坦荡似有过之。所以，他被那些喜欢掉书袋的读书人捧得很高，一般读者如我等，往往望而却步。严格地说来，孙犁、张中行、董桥可能都算不上“当代散文大家”，不是他们的文章不好（其中以张中行的散文最好），而是他们延续明清散文一路，对散文现代性的贡献并不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贻笑于大方之家。《开卷》第九、第十两期，我喜欢的文章是刘绪源的《悲怀中的印象——简说黄裳》、林伟光的《裳翁虽去书魂在》、何频的《画谭新钞》、理洵的《追寻古文化的足迹》、白水的《画说汪曾祺》和子聪的《开卷闲话》。纪念黄裳的多篇文章中，我之所以最喜欢刘绪源和林伟光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写得比较客观，对黄裳的定位比较准确。比如林伟光写的一段：“我们封裳翁的种种头衔，无非什么什么家，也不能说错，他的多方面成就，一大套数百万字的《黄裳文集》，也足够支撑起这些。不过，我想裳翁如果有所选择的话，他更愿意人们把他看作一个读书人，读书是他人生的主要内容，给他带来快乐，也带来了思考。其实，他的写作在某些层面上，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读书的延伸。”

11月16日，汪成法从合肥发来网信：昨往学校，收《开卷》新刊二册。第九期几成黄裳纪念专号，甚好。《点滴》之外，此或系仅有之专刊也。民刊或非正式出版物的优越性在此再次得到完美体现。九月因记错时间未能赶上送别黄裳先生，十月的追思会我提前赶往上海，终于正式表达了一个读者的敬意。文思蹇涩，没有纪念文字，只有以实际行动表示了。第九期《开卷闲话》记录“追思会”，显然编印愆期，想是为汇集文章吧。想想还是说一下：杨建民《黄裳先生题签本》用错“题签”一词了。这是今人行文常见语病，且不提了。唯所印“黄裳墨迹”分明写的“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作者文章反而写成陈与义词句，确实不该。黄裳所书出梁启超集宋人词句对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碧环；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网上搜得，未必准确，但大致不差。将来或者有编辑纪念文集之事，您也许有帮作者改正的机会，故琐琐奉闻，想能理解。

11月21日上午，由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委员会主办，东莞图书馆承办的第十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暨“图书馆与社会阅读”研讨会在东莞山庄举行，来自《温州读书报》的卢礼阳、鲁方平，《日记报》的自牧，《书脉周刊》的于晓明，《悦读时代》的徐玉福，《易读》的杨河源，《开卷》的董宁文，《清泉部落》的张阿泉，《包商时报》的冯传友，《书简》的王金魁，《园地》的安危，《今日阅读》的江少莉，《阅微》的李海燕，《厦门文艺》的曾纪鑫，以及徐雁、万志远、汪应泽、凌鼎年、黄文镝、彭国梁、杨栋、李传新、卢为峰、傅永强、刘瑞龙、李正祥、刘平、敬卿、王学春、薛燕、任文香、姜猛、王甜、舒凡、兰祁峰、宋林云、王振羽、常年华、龚联寿、沈文冲、冯春龙、张洋、武德运、刘宗武、王继训、李城外、薛原、闫进忠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读书年会的开幕式。黄裳墨迹

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出题为“第十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东莞召开”的报道：南都讯 记者赵大伟 见习记者陈若莹本月二十一日，第十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东莞召开，此次年会吸引了众多知名民间刊物的主办者参加，除历届年会的参与者《开卷》、《温州读书报》等报刊之外，还包括东莞市图书馆主办的《易读》、《悦读时代》，莞城图书馆主办的《尚书》、东莞市大朗镇图书馆主办的《朗读》等。《悦读时代》执行主编徐玉福认为：“民间读书年会没有会长和秘书长，但走到今天，已经办了十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此次读书会召开前，他整理了从第一届到第九届的读书会资料，汇编成民间读书年会特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前身是“自办读书报刊讨论会”，由《开卷》杂志主编蔡玉洗、董宁文在二〇〇三年创办，主要目的是为自办刊物的经验交流。十年来，民间读书年会持续发展，流沙河、来新夏、陈子善、止庵等知名学者都曾参加年会，进一步扩大了年会的影响力。会议中，南京都市文化报下属《书脉周刊》主编于晓明介绍了《书脉周刊》的发展历程，从创办之初的自娱自乐，到领取新闻出版局界内准入证后的不再担忧，直至如今与报纸嫁接，成为有正式刊号的出版物，更进一步，借助北京电视台的“书香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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