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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2 16: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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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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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

宋氏家族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宋氏家族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排版:汪淼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7-08-01ISBN:9787508662374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帷幕拉开

如今的上海不再弥漫着从前那种神秘的东方气息。我本来满怀期待,想好好感受从前的氛围,但现实让我震惊不已。驱车从南京路出发,首先要路过旧时英租界的跑马场,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然后再穿过几条马路,两边满是树冠高大的法国梧桐,繁茂的枝叶形成长长的甬道,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洒落在路面上;最后来到两边树木交叉成拱顶的霞飞路。霞飞路位于以前的法租界中心区,现在称为淮海中路。我乘坐的那辆由上海某个人民工厂(这种工厂现在已遍布整个上海)制造出来的小轿车,最终在一小栋砖体别墅前停了下来。别墅前面的木门十分高大,从旁边门牌上的汉字可以看出,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之后,大门小心翼翼地闪出一条缝,一个满面倦容的年轻人从里面探出头来。这是一位解放军士兵,身穿佩有鲜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装。看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大胡子圆眼睛的外国人,他脸上茫然的神色立刻一扫而光。20年战争培养出的战斗精神立刻显露出来,他此时已是充满警惕。“是的,”他用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轻声细语不太情愿地说道,“宋庆龄副主席曾在这里住过。”这一点门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不允许我进去,因为这栋别墅里目前住着一位党的高级干部。

在我的印象里,这栋别墅里建造的人工园林精巧雅致,我仿佛能听到以前的人们玩棒球时的击打声,以及1920年曾在这里住过的那位个子不高的孙逸仙博士的笑声。我向这个士兵提出,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不做全面细致的参观,只到里面随便转转。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摇了摇手,摆出一个“白鹤亮翅”的姿势,而这个姿势是老年人每天早晨在外滩打太极拳时经常出现的。

失望之余,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试图看一看院子里印象中的那些花草树木、整洁的山墙和能够旋转的窗户,听一听透过树叶从后院住所传来的佣人们的说话声。那个士兵抬高肩膀,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所寻找的是已消失了的半个世纪前的景物,这一点即便说出来他也不会明白。

除了故事开始的这个地方,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拥有668家妓院、被喻为“罪恶渊薮”的旧上海,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大班们曾在旧时的英国俱乐部,也是著名的酒吧Long Bar(长吧)里面饮酒品茗。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曾把里面的长腿桌椅锯短,供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军官使用。而现在,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所商船船员疗养院。

一天晚上,我出去寻找这个城市那些昔日的幽灵。当然,他们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他们还阴魂不散的话,那也只能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城区才能找到他们,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上城墙围着的那片地方,四周出奇地静谧。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是半个世纪之前,要想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大街小巷一度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时不时还能听到有人大声地清嗓吐痰。乞丐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道路两边的阴沟里,像一只只受伤的蜘蛛猴。那时候只需不多的“现金”,就能找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玩上个把小时,或者雇凶用剜肉尖刀将某个人肩膀的大筋挑断,让他一辈子再也举不起任何东西。

然而,那些古老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幽灵也无影无踪。即便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那些地方,现在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健康卫生,充满了吸引力,不再危机四伏。不妨说一下,我曾经去过法国的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美国的奥马哈,相比之下,上海人显得更为友好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之间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也已销声匿迹。

现如今的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友好了呢?在靠近云南省边界——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些中国村庄里的贫苦的农民总是非常友善,质朴而又幽默。但这一点对上海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当苏联和美国争抢登陆月球第一人的荣誉时,中国人则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将会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他们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那么,再没有哪个城市比这个曾被称为“地球上最为罪恶深重的地方”更适合这一代新人。因为这里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性格对宋氏家族的影响巨大,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演变过程。

19世纪初,在宋氏家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座旧中国的城市还只是一个位于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小村庄。“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风的时候,船夫们便沿着岸边的纤道,把一艘艘货船拖往上游。在这儿,方圆数英里内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却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 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

当时,外国人的贸易还仅限于南部港口城市广州。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到了19世纪初,英国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织品的价值远高于其出口中国的商品的价值。中国人对英国生产的那些昂贵商品的需求量很少,如羊毛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等。有了对印度实现商业征服的经验,英国商人们坚信,除了广州之外,只要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他们就能在中国打开另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英国人用来撬开这些港口大门的杠杆,就是鸦片。

那时候鸦片主要产自印度和中东地区,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一些地道的英国人,如大鸦片商威廉·渣甸,从印度种植者手中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生鸦片,然后再以10倍的价格经由香港转售中国内地。

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人成功地获得了进口茶叶所需的资金。但是,随着茶叶消费数量的不断增加,走私鸦片的数量也需要相应的提高。由于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商船必须把货物运到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在那里卸下货物之后,再用合法船只把鸦片送到广州港。后来,很多清政府官员也参与到这项违禁贸易中来,运送鸦片的船只便直接驶进广州港,并且肆无忌惮地将鸦片存放在位于江边的库房里。

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参与鸦片贸易。一些老牌公司,如波士顿的帕金斯商行和拉塞尔商行等用快速帆船运输鸦片,数量巨大。英美两国输送的鸦片数量,1821年是每年5 000箱,到1837年已经达到每年39 000箱。英国增加的鸦片数量又一次平衡了其在茶丝进口中产生的贸易逆差,阻止了白银外流。但是,这对中国并非幸事。尽管政府禁止,不断增加的鸦片消费量还是导致了社会灾难。上至贵族地主一,下至士兵娼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些政府官员甚至难抵诱惑而参与鸦片贸易,使得腐败问题在官场中持续扩散。最终的结果是,白银流向发生逆转,中国的白银开始快速流入英国,其数额之庞大,令人惊骇。

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也同样危如累卵。1838年12月,广州的地方官把一个鸦片走私商钉在库房门前的绞刑架上示众,洋鬼子冲出来,把绞刑架砸了个稀巴烂。这起事件导致近万名中国人奋起示威。那些西方人只好向一个名叫伍浩官(本名:伍秉鉴)的大商人求助。伍浩官是鸦片贸易的中方头目,他出钱买通了地方官府,从此开创了鸦片贸易的新模式。

当时地方政府规定,所有英国商船船长必须签署一份协定,保证永不挟带鸦片来华。美国人开始秘密运输英国鸦片,或者授意英国船只悬挂美国星条旗进出广州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而英国领事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作为报复,地方政府下令断绝英国人的一切物资供应。1839年10月1日,英国对华宣战。

长久以来,英国鸦片商一直竭力鼓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一支以配有32门火炮的“涅墨西斯”号明轮船为首的英国舰队开到中国,轻松打败了清政府的海军。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不但支付了巨额赔款,还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即英国在华侨民的一切事务均不受中国司法管辖。

根据条约,新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上海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英国人大批进入之前,那里不过是一块又脏又乱的租借地。马德拉斯炮兵部队的乔治·巴富尔上尉是第一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翻译、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办事员。巴富尔把基地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因为那里最适合船舶停靠。

巴富尔说:“我们的海军可以开到那里。看到舰队,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实力如何。如有必要,还可以当即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的厉害。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整个长江。”

上海不仅位于长江农产品运输的咽喉之地,还通过运河、湖泊与有“丝绸之都”美誉的苏州相连,沿京杭大运河还可直达北京。中外各种贸易品在此都可自由进出,畅通无阻。

刚开始,外国人移居此地的速度并不快。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商人在精明的中国买办陪同下来到这里。通过协商,美国与清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给美国人单独划出一块租界,并给予其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位名叫吴利国(本名:亨利·沃尔科特)的美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升起星条旗。由于先来此地的英国人连旗杆都没有竖起来,因此,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外国国旗。醒过神来的巴富尔领事急忙在苏州河南岸挂起联合王国国旗,并把领事馆建在了那里。后来,美国请求英国帮助处理租界内的治安和其他事宜,最终导致两块租界合二为一,变成公共租界。法国人则置身其外,在江边建立了自己的租界。

最初来这里的美国人大都是满腔热情的传教士,商人则几乎没有。他们当中大多是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清教徒,拥有《圣经·新约》里描述的种种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用基督精神稍加点化,即可崛起于亚洲民族之林,其前途不可限量。”

曾经的纤道上建起了一排货栈,或者可以叫作“洋行”,即今天的商铺。楼上是大班及其助手们的办公室。这些人极能吃苦耐劳,他们远道来到亚洲,首要目的是中饱私囊,然后才去顾及公司及国家利益。他们都没有携带女眷。彼时的上海,还不是淑女们能待的地方。

大班们在那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模仿英国的乡下绅士,日子过得十分悠闲。他们日上三竿时才起床,饱餐之后,再到洋行里查看一下由他们本国业务经理保管的账目。之后稍事休息,再配着英国麦酒和荷兰杜松子酒吃一顿丰盛的中式午餐。午饭后,他们往往会跟三五好友一起来到阳台,一边品着威士忌和雪茄,一边看江边装卸货物的场景,直到晚饭时刻。晚宴的特色酒菜包括西班牙雪莉酒、法国红葡萄酒和苏特恩白葡萄酒,以及精心烹饪的中国鸡鱼、进口烤牛肉和羊羔肉,再配上印度咖喱、各式点心、奶酪、香槟、咖啡和雪茄。他们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

上海逐渐繁荣起来。强盗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奸商四处横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人越货及尔虞我诈之辈层出不穷。当时有一句话说,区别罪犯和资本家的唯一方法,是看他们的钱袋有多大。对怡和洋行的渣甸和合伙人马地臣来说,颠地洋行(又称宝顺洋行)的兰斯洛特·颠地及其合伙人比尔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威胁的对手。这两家洋行都使用快速帆船到加尔各答或香港提取邮件,然后向北疾驰,赶在那些慢吞吞的英国邮轮之前回到上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那些新出现的潜在对手提前一两天获知欧洲最新的商业情报,然后果断出手,大赚一笔。当时知名的美国洋行有旗昌洋行、琼记洋行、魏特摩洋行、同孚洋行和森和洋行。它们之中,老牌鸦片商旗昌洋行的实力最强,其后台是声名显赫的美国三大商业家族:罗斯福家族、德拉诺家族和福布斯家族。

如果说英美两国的发展前景光辉灿烂,那么对清政府来说,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英国取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表明,自1644年以来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作为少数民族,清政府统治者一直未能完全征服中国南部。阴谋、反叛层出不穷,反清的秘密会社遍布南方乡村。清政府利用残酷的镇压抑制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表明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已经腐化殆尽、极度虚弱。反清力量联合起来推翻帝国的统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清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它集中力量抵抗外来侵略,国内就会发生暴动;如果它全力镇压内乱,就不得不打开国门,满足外来势力的各种要求。国内的各个秘密会社和西方各国都抓住了这一点。西方各国希望清政府的统治失去平衡,但又不至于垮台。各种秘密会社则通过不断袭击传教士,在清政府和西方各国之间制造麻烦。每一次袭击事件都会促使西方各国给清政府施加新的压力。

讽刺的是,正是具有残忍基督精神的《圣经·旧约》把整个事件推上巅峰,煽起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大暴动,即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南方,一位失意的秀才因为科举不第,转而信奉基督教以寻求安慰。他自称是耶稣的亲弟弟,是众人的救世主。他成立了拜上帝会(自称是基督徒),奋起反抗清政府。他们的目标是恢复汉人统治,实现土地公有。同时,他们还坚决禁止卖淫、吸毒、酗酒、通奸、赌博、裹足、买卖奴隶以及虐待妇女。他们的观念非常前卫一。支由饥民和劳工组成的基督教大军挥师北上,建立了太平天国。《圣经·旧约》中宣扬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复仇方式,并不符合秉承《圣经·新约》教旨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本意。加上又听说耶稣在中国可能还有个亲弟弟,有些传教士心里不太高兴。

太平军和清政府打了14年,战争覆盖20个省,致使2 000万人丧命。战争后期,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试图从洋人手里夺回上海。他们只占领了中国人居住的那片地方,两年后,他们被法国人给赶了出去,最后又遭到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所率领的华尔洋枪队的痛击。

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华尔一直碌碌无为。他不甘心在长江上当水手,想做一些靠劫掠发财的勾当。后来清政府出钱,委派他组建一支洋枪队,帮助剿杀太平军。华尔把他的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实际上却斩获甚微。华尔并没有给太平军构成真正的威胁,并且没过多久,在一次战斗中他就被打死了。他的继任者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人物,即查理·乔治·戈登。

戈登是一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战斗英雄,他留着大胡子,锐气十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戈登被派到中国,1860年10月随同八国联军一起攻进北京,烧毁了宏伟壮观的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做出一系列新的让步。随后,晋升少校的戈登被委派接管华尔的常胜军,负责“保卫”上海。戈登是个意志坚定的奇才,这对太平军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戈登没有像阿喀琉斯那样待在帐篷里生闷气,而是一次次对起义者发起漂亮的袭击。(“戈登”这个名字成了当时英国新闻界的一个热词,他们给他起了个诨名:中国戈登。)他采用突然袭击、大炮强攻、炸药猛炸和现代化步枪进攻等方式,对付那些仅靠弓箭、矛枪、便盆和铜锣作战的太平军,取得了一连串辉煌战果。太平军变得士气低落,在战斗中失去主动权。他们之前从未见过西方人如何打仗。后来,一支清军包围了南京城,那位耶稣的弟弟为了免受凌迟之苦,选择了自杀,太平天国随之覆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发起的暴力反抗已结束。它是另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运动的发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将革命运动推至巅峰。从此以后,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中国人民与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之间的斗争将同时展开。上海在这两种冲突之间获益匪浅。

就是在这种充斥着腐败、革命、虚伪和贪婪的背景之下,宋氏一家开始了他们的家族传奇。

自波吉亚家族以来,很少有哪个家族能对人类命运起到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在将近一个世纪中,诸多影响亚洲历史甚或世界历史的事件中,宋氏家族的成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宋家人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如“中华民国国父”孙文之妻宋庆龄,蒋介石之妻宋美龄,其他的家庭成员则分别担任过民国时期的行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或财政部部长。这些人积累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宋家长子宋子文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故事甚至引出了一句名言:“从前有三个姐妹,一个爱财,一个爱权,一个爱国。”宋霭龄因其狡诈的敛财手段而恶名在外,不过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她还掌控着整个家族的命运。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她是个男人,也许整个中国都是她的了。”蒋宋美龄是历史上最负盛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她影响了两代美国人,很多年来美国人都称她为“全球十大最著名的女性”。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她不但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决策,还通过这些决策影响了整个世界局势。她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背后的实际掌权人物。姐妹中的第三人宋庆龄一生忠于其夫孙文的革命理想,后来当上了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她们的父亲宋查理因为资助孙文的革命事业而闻名于世。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作为一个生活在宗法制度中的家长,宋查理所做的一切可谓无人能比。他教导出来的孩子个个学识出众,三个女儿举止优雅、能力非凡,分别与民国时期军界、金融界和政界的顶尖人物结为夫妻。宋查理本人也是当时中国最为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宋查理出身寒门,却创立了一个超级家族。他的长子,哈佛出身的宋子文曾资助蒋介石一步步夺得政权。“二战”期间,宋子文还巧妙地说服罗斯福总统拨出巨款,帮助“他们的”中国——蒋介石和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与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

宋氏家族让《时代周刊》公司的老板亨利·卢斯十分倾倒,他通过旗下的报纸杂志人为地放大了宋家的声誉。卢斯本是在华传教士之子,手握大权的宋家人代表着他那业已消逝的世界留下的一抹痕迹,是他在想象中虚构的浪漫中国形象的一个象征。他给美国人戴上了一副变色眼镜,让他们通过这副眼镜来了解亚洲事务。众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为宋家的魔力所折服,其中包括一些传奇性的人物,如飞虎队的陈纳德,以及一些新闻记者,如白修德和约瑟夫·艾尔索普。此外还包括华盛顿的一些著名说客,如罗斯福总统的朋友,有着“软木塞”之称的汤米·科科伦。就在罗斯福总统戏称“让蒋夫人尽情地来‘勾引’我吧”的同时,另一些主张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的人则几乎被宋家人整垮,其中包括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外交官谢伟思和约翰·帕顿·戴维斯。

本书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此外,还记述了苏联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的故事,以及年轻的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的悲剧性罗曼史,讲到了鲍罗廷的亲密盟友、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还有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这位从科罗拉多矿区的废渣里爬出来的人物,后来成了世人眼里并不看好的事业的拥护者。

要写宋氏家族的成员其实格外困难。在荒野之中,一些动物因为具有某种有效的伪装,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像童话里的柴郡猫一样,宋氏家族的成员只有在他们自己想露面的时候,你才能见到。他们看似无处不在,实则深藏不露。他们有讨人喜爱的外表,让人眼花缭乱,交口称赞。这样的公众形象一旦建立起来,人们就更不可能通过观察他们的实际活动来记录他们真实的习惯和个性,或者其他在普通人身上可以轻易辨别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无论穷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含蓄、内敛,甚至深藏不露。在所有中国人当中,宋家算是最西方化的了。即便如此,他们外在的开放和平易近人也只不过是后天养成的一种仪态,而不是脱胎换骨的转变。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随从们也无法穿透这层面具。他们的公众形象被一大堆政论家们过分夸大并大肆宣扬。众所周知,从20世纪40—60年代这近30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政权每年都要花费数亿美元来维护自身在美国的形象,并借此来保证其政权的延续性。与此同时,这个政权还大力压制各种负面影响。比如,蒋介石的前妻曾写过一本批判性的蒋介石传记,据说台湾当局花了100多万美元来购买这本书稿。毫无疑问,书稿后来被销毁了。

多年来,我发现几乎无人敢夸口说他深谙宋氏家族。真正了解这个家族的都是蒋介石政权内部的人,而这些人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沉默。宋家权势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可以严惩任何做出轻率之举的人。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方人,如陈纳德,服侍蒋夫人数十年,却始终小心翼翼,拒绝回答与宋家有关的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前程全靠他们的庇护人宋家的持续成功。只有像项美丽(本名:艾米丽·哈恩)和亨利·卢斯这样自称与其关系非同一般的人的那些带有倾向性的看法,才能得到认可,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他像白修德、谢伟思和约瑟夫·史迪威等经常谴责宋氏家族的人则遭到排挤。上述三人当中,只有白修德免遭身败名裂的厄运。谁抨击宋家人,谁就会被贴上同情共产党的标签,这已经成为惯例。

有关孙文和蒋介石的传记已经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几本还对两人做出过温和的批评。另有两本关于宋氏三姐妹的传记,写得跟《圣徒传》差不多,明显吹嘘过头了。除此之外,赛珍珠还根据三姐妹的故事写过一本虚构的儿童读物。这些书都避而不谈这个家族历史中相对阴暗的一面。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本有关整个宋氏家族的传记作品,在审视他们做出的积极贡献的同时,第一次把他们长期不为人知且更为邪恶的行为一并揭露出来。只有把整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放在一起详加研究,才有可能弄清在通往权力宝座的征途中,他们是如何既相互扶持又相互牵制,以及他们家族与上海黑帮之间的长期勾结与深刻依赖的关系。

这样的传记此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过,是因为宋家人不想看到此类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之前,如果任何一名新闻记者对宋家人表现出“不正常”的兴趣,特别是对蒋家人持有哪怕些许不谨慎的态度,都足以危及他的饭碗。《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遇到的种种麻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中我希望能以较为公正的态度重述一下他的遭遇再举一个例子。,杰出的新闻记者斯坦利·卡诺多年来一直担任《时代周刊》在香港的驻地记者。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老板亨利·卢斯到台湾出差。当时他们正坐着一辆高档轿车赶往豪华的金钰饭店(该饭店是宋家的房产,在饭店顶上可以鸟瞰整个台北市),这时候卢斯发现运送行李的汽车没有跟上来。他皱了下眉头,没好气地说:“我想他们把我们的行李给弄丢了。”卡诺向来不会装腔作势他顺口说了一句,:“他们丢的可不止这一个。”听了他的话,卢斯并没有感到好笑,但这句俏皮话破坏了卢斯对他的兴趣——如果想在卢斯手下谋职,就必须让他觉得你有吸引力。卡诺告诉我:“一年后我就离开了,《时代周刊》。”

由于种种原因,在本书中,我把那些一看便知来源的“观察”和“洞见”,如克莱尔·布思·卢斯、项美丽和陈香梅等宋氏家族的盟友们对宋家人的评价都剔除在外。她们对宋家的评价早已广为人知。1940年出版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主要记述的是项美丽担任《纽约客》杂志驻上海记者时,与宋霭龄相识后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三姐妹幼年时期的一些居家琐事,以及宋美龄的婚礼盛况。这些描述的党派倾向过于明显,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与之相反,我没有局限于仅通过某些朋友或敌人的描述来解开宋家的秘密,而是另辟蹊径。如同帕尔修斯避免直视美杜莎的眼睛一样,我也转换角度,以当时的时代为镜,并从与他们密切接触过的人的生活中去寻找素材。如此一来,他们那漂亮的外表就不再让人眼花缭乱了。

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宣传者们对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夺权过程中的阴谋手段略去不提,许多肮脏的故事细节被掩盖或者直接抹去,剩下的只是对青年时代的蒋介石那虚情假意的吹捧,这使得我们直接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各种行为及其动机变得尤为困难。不过,最近一些中国学者发表文章,揭露了蒋介石早年的一些密友的生活情况。我小心谨慎地把这些素材拼到一起,向大家展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蒋介石和这些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并根据这些线索重新勾勒出一个巨大政治阴谋的大致轮廓、运作手段及主谋人物。蒋介石于1926年冬季之后便与臭名昭著的上海青帮开始公开来往一事,多年前就已被外界广为知晓。不过,人们只是隐约感觉到,早在那之前他们就已经搭上了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他的人生却不甚了解。现在,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找出在1910年前蒋介石的青年时代就把他与青帮联系到一起的那根“神线”,以及青帮头子是如何借助蒋介石(蒋介石也利用了他们)把联合政府从孙文的手中夺走。过去在传说中才有的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具体情况。至于蒋介石是如何接掌了大权,以前的官方版本从来就没说明白过,现在终于可以弄清楚了。

运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揭开宋氏家族中其他人的秘密。由于宋氏家族的成功是依靠家族之外的幕后人物,因此,只有弄清这些幕后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透彻理解宋家的全部故事。虽然他们并非宋家成员,但必须视他们为家族的盟友。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青帮老大杜月笙,以及听命于他的一帮手下。杜月笙本人则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家族的一员。

在此,我得说明一下,我绝算不上是什么中国通,仅仅是个过路者而已。路过现场时,有人对我说了一句令人颇为沮丧的话:往事已随风而去,当下紧随其后,而未来则吉凶未卜。缓过神来,我禁不住想知道到底谁该为此负责。虽然似乎有无数个答案,而其中一些更耐人寻味的可能选择却让我兴趣盎然。每发现一点与他们的外在表现不甚相符的地方,我对宋氏家族的兴趣就增加一分。有一天在新加坡,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份古怪的文件。那是一份英国殖民政府文件的副本,内容是蒋委员长在旧上海巡捕房的犯罪记录,上面除列举了蒋介石参与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谋杀活动外,还有对他持枪抢劫的起诉。这些事情外人几乎毫不知情。美国人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永远不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谈论宋氏家族,尤其是蒋家这一支的任何事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防止人们知道某些可怕的家族秘密,就像不想让人知道阁楼上大门紧锁的房间里,罗切斯特太太正戴着哗啦哗啦乱响的锁链等待着被大火烧死一样。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是美国成年人构建的中国神话的一部分。

本书首先要说的是,这个家族其实并不姓宋。第一章年少离家

有关宋查理的神奇传说是20世纪所有虚构故事中的一篇杰作。其始作俑者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根据为数不多的几条线索,添枝加叶,编造了最初的故事。继而,西方记者们又拾起他们的牙慧,大肆渲染一番,然后通过各类报纸、杂志散播开来。在世人眼里,这只不过是一个博人眼球的东方传说而已,与许多其他的故事一样,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根据传闻,宋查理出生于中国南方海南岛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75年,9岁的宋查理被过继给他的舅舅,随后被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舅舅开的茶丝店里当学徒。他渴望接受美式教育,以期将来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天,他偷偷离开茶丝店,来到波士顿港,登上了一艘名为“科尔法克斯”号的轮船。幸运的是,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位信奉上帝的基督徒,他很喜欢这个小家伙,便留下他在船上做船员,还教给他一些宗教教义。“科尔法克斯”号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市之后,琼斯船长把这个对他满怀感激之情的孩子带到当地一座监理会教堂接受洗礼。为了感谢船长的收留,这个年轻人在受洗后,取教名为查理·宋。教会里的一班会众对此举颇为感动,便又开始张罗查理上学的事。最后,应会众的请求,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大英雄朱利安·卡尔将军收养了查理。卡尔将军很喜欢查理,供他读完三一学院(即现在的杜克大学)后,又送他到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按照教会的宏伟计划,待到时机成熟,查理将会以监理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回到上海后,查理靠印发《圣经》发了大财,随后,他利用这些钱资助孙文的革命活动。查理一生育有6个子女,他们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这些传说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其他大多是无稽之谈。那艘名为“科尔法克斯”的轮船从来没有在波士顿港停泊过,历任船长中也没有一个叫查理·琼斯的人。卡尔“将军”服役期间的最高军衔不过是个二等兵。查理的父母也并非贫苦农民,并且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查理去了美国。此外,他们的家族姓氏实际上是“韩”,而不是“宋”……上述几例仅仅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情节中的一部分而已。

事情的真相更有趣。有关查理身世之谜的第一批线索源自他于1881年给他父母写的几封信。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之所以写这些信,是因为他的父母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亚洲。20世纪30年代末,新闻记者布雅各在书写父亲的传记时,无意间发现了这批信件。布雅各的父亲步惠廉是一位传教士,也是宋查理的生前挚友。这些信出自一位刚学英语不久的孩子之手,通篇文字佶屈聱牙,十分难懂。信中提到的种种情形,对于当时尚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布雅各来说,简直就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在信中,查理写道,他的父亲住在位于“中国东南方广州州的孟寿县”(原文如此)。乍看之下,确实让人费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广州州”,指的应该就是广东省,中国南方的大港口城市广州即位于该省。然而,没有一张广东省地图上标有“孟寿县”这个地名。

至于父亲的名字,查理用英语写成“Hann Hong Jos’k”。他不知道如何把中国人的姓名按照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于是便依据海南当地的方言发音直拼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页信纸的底部,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如果按照当时汉语的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他父亲的名字应该写成“Han Hung-i”(韩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的家族姓氏应该是“韩”,而不是“宋”。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孩子姓宋,父亲怎么会姓韩呢?在父亲名字旁边,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翻译成英语,应该写成“Han Chiao-shun”(韩教准)。很显然,查理有两个名字。因为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缘何改成宋姓,人们也就无法厘清这其中的种种矛盾,更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随后,这些信件被束之高阁,逐渐被人遗忘。若干年来,查理的宋姓来源之谜也就一直没有解开。

1945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一位研究人员发现了另一份让人困惑的资料:宋查理在一艘美国缉私船上的服役记录。如果当时这两批资料能够凑到一起,查理的姓氏之谜应该早就破解了。遗憾的是,那位海岸警卫队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保存在布雅各手里的那些年代久远的信件。

当我把一块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资料碎片如七巧板般拼到一起,答案立即跃然纸上。原来,查理的真实姓氏是他在海岸警卫队服役期间,由于发音问题,被人弄错了。这完完全全是在无意之中造成的错误。于是,宋查理便成了这个孩子在美国的化名。身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其姓氏竟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如果说宋查理实际上根本不姓宋,那么他的子女们也就不该姓宋了。蒋介石夫人的闺名应该是韩美龄,而不是宋美龄。这一发现是一个极好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在审读任何与宋氏家族有关的资料时,都应该小心谨慎。事实证明,这种谨慎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通过研究查理留下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以及从其他地方一点一滴淘选出来的零星资料,我们可以重新勾勒出他早年大致的生活情形。

查理确实出生在广东省,该省的版图现在仍包括位于中国南海、形如一滴水的海南岛。该岛大约有爱尔兰的一半大小,当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群山连绵,雨林遍布,只是在沿海一带,偶有几座村落和零星种植在低洼处的小片稻田。在岛上高峰入云的内陆地带,居住着苗族和黎族山民。他们占据着这片中国南部边疆的大部分高地地区,耕作着时欠时丰的小块土地来养家糊口,还种植鸦片以供闲时消遣。在地势低平的地区,居住着相比而言更为勤劳、来自大陆地区的汉族人。在过去近1 000年的时间里,或是为了躲避瘟疫和饥荒,或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这些汉族人渡过不算太深的海峡来到这里。滨海村庄的沙滩上,到处都是棕榈树和黑松林,村子里住着很多朝廷缉拿的要犯。他们当中许多都是各类反清秘密会社的成员,当初为了避难,才坐着咯吱咯吱乱响的舢板沿着海边一路逃到这里。即便在最虔诚的外国传教士眼里,海南也是一个是非之地,不能按照常规行事。这里匪盗成群,他们常从敞开的门窗潜入室内,肆意夺财害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口在逐年减少。

除了传教士,常常还会有一两个年轻的英国海关工作人员被派来长驻此地。海关关卡设在正对着琼州海峡的海口港,那里直面大海,常年海风肆虐,谨慎的走私者都驾着走私船另找停靠的地方。当时,最好的停泊点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最知名的应属位于一处开阔海湾(即现在的清澜港)、堪称走私者天堂的文昌。当地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喉音,他们说“文昌”两字时,听起来有点像是“孟庆”,又像英语中“一只鞋”的发音。即便是略通汉语的人也不难看出,在信中,查理是把“文昌”误拼成了“孟寿”。事实上,再仔细看一下地图和相关地理资料,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船只进出频繁的文昌城是查理家乡唯一可能的所在地。文昌是闻名遐迩的海南舢板的主要进出港,这种船只从事贸易的路线,与查理信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靠近海岸的地方,舢板一排排连在一起,船民们以船为家,长年累月居住在船上。像中国的大部分海港一样,刺鼻的鱼酱味、猪油味,腐臭的粪便味,与新锯开的湿乎乎的柚木散发出的香气混杂在一起,终日弥漫在港口上空。以当地标准来看,韩氏一族远非贫苦之家。查理的父亲无疑还是一位富裕的商人,一位造船场主,一位秘密会社里的资深长老。此外,他还从事走私活动。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查理的父亲拥有若干艘大型远洋货船。他的贸易船队定期从靠近广州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出发,一路南下,直到安南的河内,最远可达苏门答腊。整个航程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写于1881年的一封信中,查理这样写道:“他们的船队从澳门开往河内,要走6天的水路。”)

查理的先祖居住在远在中国北方的山西省。那里距离大海数百英里,群山环抱,气候干旱,土地贫瘠。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社会动乱频发。跟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查理的先祖也被迫南迁至广东,后来又渡海来到海南岛避难。查理的先辈中有一些还是客家人。远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中国北方被来自中亚的部族占领,他们便迁移到了南方。“客家”的词义即为“做客的人”,专门用来称呼那些客居他乡的北方人。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现如今他们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这种观念却依然保留。在海南这片世人眼里的流放之地,查理的先祖们隐居于住在文昌港口的船民之中,开始了舒心惬意的新生活。

在美国国务院一份几乎被人忘记的档案里,提到宋查理的大儿子宋子文曾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艘海南舢板模型,其中的内容证实了上述大部分事实。宋子文在赠送船模时随附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敬悉您喜爱帆船,今特请我国驻华盛顿大使转赠精美海

南远洋舢板船模一具。此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

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世居于此。

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

出海贸易,最远可达印度。

这种大型海南舢板是一种三桅帆船,非常适合航海。其造型也与众不同,整体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可以在海洋里破浪前行。船上配有小型火炮,用来防御海盗骚扰。船头画着一双大眼睛,目光向上,看着远方。这双眼睛,再加上张开后如同公鸡鸡冠般的红色船帆,使得这种船看起来像一只大眼睛的公鸡,它也因而得了一个外号: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都会离开海南,开始一年一度传统的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驾船载着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和厦门等地。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便会满载中国商品向南驶往暹罗、马来亚联合邦和爪哇。进入南部海洋之后,如果遇到单独航行的船只,或者某个毫无防备的海边小城,船上的水手们就会冲上去大肆掠夺一番。驾驶游艇航行的人至今仍尽量避开这片海域。春季到来之后,船队便会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逮着机会就抢上一票。然后,等夏季的西南季风再次刮起的时候,船队就会掉头向北,返回家乡。

那时候,小孩坐船跟着大人们出海是家常便饭,宋查理小时候肯定跟随他的叔伯或兄弟们到越南一带跑过几次短途贸易。根据查理后来的回忆,1875年他满9岁的时候,父亲决定让他跟着一位略年长些的兄弟去爪哇,到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学手艺。这次旅行开始时一如往常,风平浪静,谁料想前后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把查理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年8月,一支“大眼鸡”船队带着查理驶离港口,穿过琼州海峡,前往广州。早期的照片显示,那时候的查理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材结实,看起来像一根柚木。双目炯炯有神,像一只正学说话的八哥。那时候他的发型还是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规定,前面剃得圆润光滑,背后拖着一条又长又重的辫子。

中国南部沿海一带,青山连绵不断,众多海岬与大小岛屿犬牙相错。沿途最适合停泊船只的地方挤满了广东本地的船只。这些船的船头也都画着一双大眼睛,不过目光是向下注视,似乎是在寻找鱼群,这跟那些眼睛盯着远处地平线的海南商船完全不同。8月末,乘着最后一段时间的西南顺风,这支海南船队抵达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那里的滨海地区到处都是伊比利亚式的平房和低矮的货栈,天主教堂也随处可见。4个月后,随着东北季风的到来,已经销售完货物的商人们通常会购置新货上船,然后呈不规则编队从澳门向南进发。“大眼鸡”船队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河内,第二个是西贡,然后穿过暹罗湾来到马来亚。每一处港口都有外出经商的海外华人的定居点。再往南,在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等地,则有大量住在农村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的开锡矿,有的开商铺,有的人则从内陆地区往海边贩卖各种原料。

海南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网络由潮州帮联结在一起。潮州帮是中国势力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其最初的成员是从广州北面约170英里的汕头逃难出来的船民。潮州帮一直坚定地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有组织的抵抗被瓦解之后,帮会成员四散奔逃,远走高飞。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他们虽然散居各地,但从事秘密活动的习惯却保留下来。如同海上的吉普赛人一样,潮州帮成员将他们的方言和与众不同的行事方式作为秘密联系的纽带。正是他们这种置于中国传统家族关系之上的联系纽带,使得潮州帮的商业圈比任何一支海外华人的势力都要强大,联系也更紧密。当时,潮州帮控制着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鸦片运输,同时他们在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英属租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由秘密帮会发展成具有排外性的行会,这些行会又慢慢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势力和财富的大财团与同业联盟。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在阴森恐怖的摩鹿加群岛深处,潜伏着凶恶的中国海盗,他们走私黄金,贩卖毒品,恐吓妇女,而西方人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当时潮州帮的形象。直到现在,担任这片地区大银行老板的潮州帮首脑们仍然操控着从印度支那的金三角经由泰国曼谷到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毒品交易中心的国际毒品贸易。西方禁毒机构对此只能装作视而不见。

就像一个盒子套另一个盒子似的,有许多人全家都加入了潮州帮。除帮会生意之外,他们的家族自己也有独立的走私网络。由于帮会生意不容外人插足,所以为了生存下去,那些从其他地方逃难或流放至此地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融入帮会之中。即便是从山西移居此地、拥有强大客家宗族势力的韩氏家族,要想全面操控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并发展海上贸易,也必须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潮州帮联系到一起。韩氏家族成员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韩家定居海南之后的几百年间,只有通过与帮会成员联姻,使得双方产生相互依附的关系,才能把家族的商业网扩展到东南亚一带。他们的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

查理的哥哥要去住在东印度群岛的一位韩氏本家那里当学徒,查理也在那里的一位亲戚家做了三年雇工。到了1878年初,这个心怀不满的孩子找了个机会离开了那里。那时的查理已经12岁了,他遇到了一位远房亲戚,他称其为“舅舅”,不过查理从未提起过他的名字。舅舅是一位移民,很久以前就跟着建铁路的人一起到了美国。

19世纪后半叶,为了躲避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战乱,成千上万的南方人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是苦力出身,而是技术熟练又有自己抱负的工人。他们自己出钱买船票,并且还有足够的钱财以供定居美国之后的花销。在美国,铁路工头雇用他们与欧洲移民一起干体力活。相比而言,这些“来自‘天朝’的中国人”工作起来更卖力,而且很少抱怨。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劳工在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就达到了80%,铁路铺设的速度也突飞猛进。随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都开始雇用中国劳工,最苦最累的活都安排中国人去干。比如,把工人装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上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上开凿路基。中国劳工的薪水比白种人劳工要少1/3,且食宿自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于1865年给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没有他们(指中国人),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宏大国家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查理遇到的这位舅舅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搬到了新英格兰。他很有商业头脑,又吃苦耐劳,不久就攒够了钱,自己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店铺,专营各种中国货。这一次,他衣锦还乡,回老家小住了几日,正准备返回波士顿,途中在爪哇换船时赶巧遇到了查理。他建议查理跟他一起走,坐船绕过半个地球到那个中国人称为“福山”的神奇国度。这个建议对于比他更为务实的查理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就像伏尔泰笔下的赣第德和潘格洛斯一样,查理跟着舅舅一起出发了。多年后在给父亲的信中,查理写道:“我在东印度群岛与哥哥分开了。”

从爪哇赴美,需要从位于爪哇岛西端的阿涅尔港坐船。运输茶叶的船只在那里最后一次补给淡水和食物之后,便会快速西下,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前往伦敦或波士顿。很显然,查理和那位舅舅应该是在1878年的春天乘船赶赴美国,因为他们到达波士顿的时间是当年初夏。

1878年的波士顿已经不再依靠海运和与中国进行贸易来获取财富,虽然如此,海边遍布红砖瓦房的波士顿港依然错落地停泊着各种大型船只。内战已经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以前积累的财富现在大都投到铁路建设、面粉加工和制鞋等行业。新兴工业的兴起引起了劳资纠纷,退伍军人和欧洲移民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受内战余波的影响,经济逐渐萧条。1873年,经济大衰退的浪潮导致一万余家公司倒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无法容忍工人罢工,他们的对策就是从西部各州招收华工,查理的舅舅趁此机会来到了波士顿。

当时在波士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住在查理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他们都是公派赴美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富家子弟,其中有两个幸运儿,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用西方人惯用的方法,写成B. C. Wen和S. C. New)。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来自上海,他俩有一种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两人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等几乎一模一样,就像彼此的镜子一样,即便是姓名的拼法也很相似。因为这种特点,他们得到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先生的垂青。他俩终生都保持这种古怪的习性。回到上海后,他俩娶了两姐妹为妻,还一起保媒,让查理娶了他们的妻妹,从而三人结成连襟。此外,他们都获得了差不多一样的财富和官位,还一起致力于在中国出版第一批西方教材。他们俩对中国现代史及宋氏家族的崛起产生了间接却又深远的影响。

温秉忠和牛尚周是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这个中国教育代表团由一个名叫容闳的广东人组织成立。容闳是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他就下定决心,今后要通过选派有潜质的中国幼童到西方各个学院和大学留学的方式为祖国的变革做出贡献。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来自上海的温秉忠和牛尚周加入了官派留学生的行列。

在1878年的冬季,他俩经常到查理工作的店铺,一边喝茶一边探讨如何利用西方模式改造中国。

他们逐渐对查理产生好感,便督促他去学个有前途的专业。后来,他俩又怂恿查理去向舅舅提一下想上学的想法。查理的舅舅是个极为现实的人,只关心日常实务,听说查理要去寻求更好的前程,而不是准备接他的班,他非常恼火,断然拒绝了查理的要求。于是查理开始酝酿出走计划。

1879年1月,即距离查理离开东印度群岛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最后一次向舅舅提出上学的请求,还是没有成功。

再次遭到拒绝的查理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步行来到政府船只专用码头,偷偷登上了“阿尔伯特·加勒廷”号缉私船。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他确定自己想做点事。就像中国船上的那一双双眼睛一样,有的俯视着海里的鱼群,有的则充满期待地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

当天晚上,那艘缉私船便出海巡逻。这艘船远离海岸,来到深海停靠点之后,查理才被人发现。他立即被带到船长那里。

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时年39岁,是个机智灵敏、敬仰上帝的挪威裔美国人。他的老家位于遍布岛屿的博肯峡湾附近的斯塔万格市,是西方最古老的航海区之一。身为造船匠的后代,他从小在船上长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海上度过的。1861年4月,即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他移民美国,并加入了联邦军。战争结束后,他满怀信心,以税务署缉私官的身份重返海上。他所在的船只停靠的母港是位于南塔基特海峡玛莎葡萄园岛上的埃德加城,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区,住在那里的都是有清教信仰的船长和船主。

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到任不久,就开始追求马萨诸塞州航海领域的头面人物利特尔顿·温彭尼的女儿。温彭尼一家一直参加埃德加城监理会教堂的唱诗班,于是加布里埃尔森也成了那里的虔诚信徒,并于1867年11月17日和温彭尼小姐在该教堂结为伉俪。

多年来,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因其指挥坚决果断、办事公正无私,且体恤下属而被世人奉为楷模。

落到他手里,查理真的是撞了大运。

加布里埃尔森内心极为自命不凡,他坚信这些“中国佬”的为人处世生来就不对。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强大的监理会里做事积极、信仰坚定且言行一致的教会兄弟,他肯定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纠正这些错误。这个孩子无疑是他舅舅店里的奴隶,南北战争已经让黑人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加布里埃尔森也绝不会把这个有前途的年轻人送回波士顿那堪称罪恶牢笼的中国城继续接受舅舅的血汗压榨。他们的谈话内容虽然没有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查到这件事的结局。加布里埃尔森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查理回答说叫“教准”。这两个字在美国人听来,就像是“周孙”或者“查理孙”。1879年1月8日,加布里埃尔森在船员名册里写上了“查理孙”这个名字,同时还注明查理已满16岁,达到了法定服役年龄。实际上查理当时只有14岁,可以想象,船长一定是认为有必要隐瞒查理的实际年龄才这么写的。

这是迄今为止能查到的查理第一次用“孙”作为自己姓氏的记录。后来查理学会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后,他又把自己的姓氏拼成“松”,这也许是他自己觉得这个发音更合适一些。再后来,在他回国后不久,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再次修改这个姓的拼写方式,以便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于是又改成了“宋”。这个字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宋朝的“宋”的标准写法。

有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相助,查理顺利当上了“阿尔伯特·加勒廷”号上的服务生,成为美国财政局税务署下面一个领工资的船员。

查理不仅换了个新名字,剪去了辫子,还从船上仓库里领了一套崭新的、专为美国政府船员制作的航海服。有了这个身份,再加上有他的船员同事们和强大的税务署做后盾,查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便能够乘坐“阿尔伯特·加勒廷”号自由进出波士顿港。当时拍摄的一幅照片显示,身着船员服、理过头发的查理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个中国人。

加布里埃尔森和查理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阿尔伯特·加勒廷”号抵达埃德加城后,船长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数月来,他坚持用基督精神教导这个年轻的异教徒。在船上待上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会上岸与家人相聚数日,周末则可以去监理会教堂做礼拜。加布里埃尔森给查理买了一件苏格兰羊毛粗花呢西装,胸前有4个扣子。这是查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西装,每逢礼拜天上午,查理都会穿上这身西装,再配上白色硬领衬衣和黑色领结,去教堂做礼拜。在一封充满温馨回忆的信中,查理写道:从教堂回来之后,他会陪着加布里埃尔森夫人的侄子、时年8岁的哈里·温彭尼一起在船长家的院子里玩。

1880年1月,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查理便又续签了一次服役期。然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4个月后,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被调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

有两个月的时间,查理一直闷闷不乐。他给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写信,恳求他帮一下忙。船长恳切地给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领导写信,安排这个中国小孩退出了现役。

查理迫不及待地赶到波士顿港口,坐上第一班发往威尔明顿的轮船,向南行驶,去跟自己的恩人团聚。

轮船抵达威尔明顿后,查理立即去寻找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的新船。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现在是一艘被财政部官方称为“二级明轮船”的船长,船的名字是“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这艘美国税务署下属的汽船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机帆两用船,产生于帆船时代末期,具有帆船的船头、香槟色的船尾横木,残留的桅杆却又短又粗。这是一艘蒸汽船,船上不配船帆,完全依靠明轮驱动。正是依靠这个特点,它才能在追赶那些驾驶帆船进行走私活动的走私犯时占据优势。

查理没费多大劲儿便找到了停靠在海关码头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加布里埃尔森再次收留了这个孩子。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安排查理在船上当服务生,但他还是在船上的餐厅里给他安排了个位子,并在花名册上登记下来。

有一段时间,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从威尔明顿出发,一路经过卡斯维尔要塞灯塔、炸锅浅滩灯塔船和鲍尔德山灯塔,然后向北到达博迪斯岛。他们巡航的任务,一是搭救遇难船只,二是缉拿走私人员。

在“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上的船员眼中,查理是个怪物。1880年,在美国南方,中国人并不多,且大部分都被带到新奥尔良的棉田里干活,填补那些获得自由的黑奴留出的空缺。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已经开始经营店铺和洗衣房。这些人大都散布在靠近南部的几个州,从没人到过北卡罗来纳州这边。查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时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谎称17岁。如果想让他接受教育,走好人生第一步,那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幸运的是,加布里埃尔森在当地教堂的朋友们对此很有兴趣。其中一位是罗杰·摩尔上校,他是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老兵,也是前街监理会教堂里的头面人物,主管男子读经班。与很多邻居不同的一点是,摩尔知道中国的地理位置,也了解监理会传教士们在中国想要达到的目的。19世纪后半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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