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志清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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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诗传试读：

我很少为人写序作跋。这几年写得更少。主要因为自己实在写不好这类文字，且年近八十，精力大不如前，又还有一些研究计划未完成，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所以早在几年前，已将论文答辩一类事都谢绝了。虽然如此，志清的《王维诗传》即将付梓，来电话要我作序，我还是愉快地答应了。

是对王维诗歌的共同爱好，将我与志清联系到了一起。我五十年代在北大中文系念书时，就对王维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陆续出版了《王维集校注》《王维新论》《王维论稿》《新译王维诗文集》《王维孟浩然诗选》等书；2002年初，志清将他新出版的专著《纵横论王维》寄赠给我，这以后我们即联系不断，或书信往还，或电话交流，2008年，志清又出版了《纵横论王维》的修订增补本，2015年，出版了《王维诗选》，志清在王维研究上突飞猛进，不仅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还出版了研究专著，在王维研究上做出了不少贡献；记得自2006年至今，我与志清共见了三次面，每次都相谈甚欢，特别是2014年，他在南通大学主持中国王维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前往，在会上得到他的热情接待，至今印象深刻。

我很欣赏志清的性格，爽朗率真，虽然年龄也不小了，却很有朝气，学问也做得生龙活虎的。志清的研究，不是学院派的那种，他似乎不愿在文献整理上使力，而多哲学美学或阐释学的解读。他的文章，思想活跃，语言活泼，敢于说真话，提出新问题，他的《王维诗传》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

在《王维诗传》中，志清提出了不少新见，也颠覆了不少旧说。非常值得赞赏的是，他严肃的研究态度与扎实的考辨功力。虽然是传记类的文字，虽然值传记类作品虚构风大盛之时，但志清却不虚构，更不戏说，立足于诗之文本，重在对诗之文本的细读，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志清认为：“诗化的人生，人生的诗化，王维本身，就是一首魅力四射而惊艳千古的诗。”因此，志清基本上靠王维的诗来说话，靠王维的经历来发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立体多面的王维，具有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和文化心理的真实。

我在1990年出版的《王维新论》中曾说过，在社会安定的时代，随着劳动者文化素养的日益提高，王维的诗歌“或许还会赢得更多的读者”；2009年，我对王维诗歌的发行量做过一些统计，在当年召开的王维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曾说过，近几年王维诗的发行量大增，现在看来这种现象有增无已，如《王维集校注》前后已重印七次，自2012年至2015年，每年都重印一次，又如志清的《王维诗选》，曾在商务印书馆2015年销售前十名里排第二，2016年又第二次印刷。这些都是王维所赐，说明王维诗的魅力，同时又与王维研究者的努力分不开。像《王维诗选》的畅销，就说明志清的研究受到比较广泛的好评。相信他的这部《王维诗传》，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是为序。陈铁民2016.6.24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前言一

造物主真是太偏爱王维了，什么美誉都让他一人囊括：一代文宗，山水诗巨人，文人画之祖，音乐超人，园林巧匠，造诣高深的佛禅大师，儒雅风流、性情懿美而极具生存智慧的世间高人……

王维的天才创造与深远影响，主要还是在诗上。

如果从诗的纯粹性上比，唐代最杰出的三大诗星的排列顺序应该是：王维、李白、杜甫。王维主韵，李白主意，杜甫主法。

诗是诗人情感的历史，心灵的历史，是一种有痛痒可感、有脉动可触摸的历史。古人写诗，大多有“纪”的成分与意图，即便是王维，也是“纪”的写法，纪行、纪实、纪事、纪心。王维的不少诗，简约到不能再简约，然结合其身世经历来细玩，也还是能清晰寻见其“纪史”的影迹的。以“纪”而论，王维偏于精神，李白偏于情感，杜甫偏于思想。

因此，王维的诗最难编年。

因此，读王维的诗需要精神上的知遇与把握。二

王维，旷古罕见，真可谓不可无一而不能有二也。

王维一生，早岁丧父，三十丧妻，膝下无子，“人生四悲”他得其三矣。然其孝顺悌睦，感情极其专一，丧妻不娶而三十年孤居，守母孝而哀毁骨立，堪为道德高人矣。他平交王侯，风光拾遗，三度出使，官至四品。他的一生也有险象环生的时候，二十遭贬，十余年赋闲，六十前后竟两番险遭杀头之祸。可他亦仕亦隐，无可无不可，洵为千古罕见之大智慧者也。“王维的灵魂是天蓝色的，他好像同一切自然之美，结不解之缘。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素有宗教涵养的人物，他的上帝不是严父而是慈母。”吴经熊：《唐诗四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而且，“王维始终是这样的温文尔雅，从容不迫，无论宠辱，无论穷达，无论忙闲，没有因为被出济州而销蚀，没有因为得宠于明相张九龄而变异，甚至也没有因为陷贼被诬而扭曲。他既不孤僻，又不狂热；他既非放荡不羁的野马，又非墨守成规的驯驴；他长期官居要职，却没有丝毫踌躇满志的骄横腐气；他仕宦如鱼得水，却没有任何官场狡诈；他仁人爱物，却不在口头上自我标榜；他虔诚耽佛向善，却不在诗中大讲佛禅义理；他道根深甚，又非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他处世宽厚和善，却不会谦恭做秀和矫揉虚伪……”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8页。诗化的人生，人生的诗化，王维本身，就是一首魅力四射而惊艳千古的诗。

按理说，诗传中的王维，应该是个立体多面的王维，应该具有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和文化心理的真实。而笔者只想充当个王维诗歌的导读者，引导读者读诗，按照诗人的生平经历读其原诗，而不想通过虚构和想象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选择、安排和表现，以至于“让他的历史人物从口中说出‘故事性’的言论和对话来使这些人物戏剧化”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此诗传特别想做到的是，一切都主要由其诗来言说，进而佐以史证，进而成为“诗传”性质的“史传”，进而让读者认识一个诗性而又真实的王维。三

明万历年间的礼部主事屠隆，博学多才，王世贞说其诗天造之极，文尤瑰奇横逸。他在《鸿苞集》卷十七说：“人但知李青莲仙才，而不知王右丞、李长吉、白香山皆仙才也。青莲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元冲，长吉仙才而奇丽，香山仙才而闲澹。独俊秀者人易赏识耳。”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1页。此谓：王维也是仙才，与李白同样都是仙才，只是李白易识而王维难识也。

王维确实不易识。我们至今仍然难以真正认识他，有很多的问题至今没有圆满的解答，有的问题甚至于至今无人问津。

我的研究是偏于诗性审美的一种，坚持文学研究的诗性精神，坚持学术研究的情性参与的自觉，在研究的过程中强调主体审美激情、悟性和灵视的积极介入，追求与诗人性情的相接与沟通王志清：《文学批评性情参与的学理依据》，《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第190-194页。。我的王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的近现代哲学、美学，“在解读、描述王维及其作品的同时，不断地与哲学、美学上的一些理论相互印证、发明，从而使这样的解读、描述即呈现出极为独特的研究风貌”。吴相洲：《王维诗歌的独特解读——读王志清〈纵横论王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24-26页；另见《王维研究》（第4辑），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416页。

然而，进入《王维诗传》的写作，我则发现，我的研究思路发生了变化，即特别重视文本细读，而从文本中获得“以诗证史”的历史真实，进而作“以史证诗”验证，力图在“诗史互证”中实现与古人“同情”的客观真实。笔者原先对“诗史互证”的诠释方法并不以为然，以为诗与史乃两种思维。而《王维诗传》的写作，我则立足于诗之文本，而在诗与史两边游走，交界模糊，一方面以诗为史料而补证史乘，一方面则以史为鉴而通解诗意，诗史互为发生，也互为验证。

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的改变，让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看到了不少我原先没能看到的景观，也解决了此前研究中没有涉及或者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说我也颠覆了不少的己见与他见而提出了一些新说。

我有了一种超越自我的沾沾自喜。四《王维诗传》写作最本初的出发点，主要还是想让尽可能多的人爱上王维，爱上王维的诗，而使王维与其诗获得应有的公正待遇，而不至于让人读低甚至读歪。《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林黛玉教香菱写诗，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王维：“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林黛玉为什么首先要教人读王维？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林黛玉推崇王维，也就是曹雪芹的美学趣尚，这是曹雪芹在借林黛玉之口说话。顾随先生曾经比较王维与杜甫说：“摩诘不使力，老杜使力；王即使力，出之亦为易；杜即不使力，出之亦艰难。”《顾随诗词讲记》，叶嘉莹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顾随乃著名古代文学学者叶嘉莹教授所非常敬仰的恩师，他还有一句名言：“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顾随：《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页。顾随先生认为读诗要“参”，即提倡参入其间的琢磨领悟。读王维的诗，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其诗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空幻不实的，都是美不胜收的。读王维似乎更需要“参”。也就是说，对王维的这种镜花水月之空幻美的阅读，需要改变我们的阅读思维，尤其需要一种妙悟感受，即以一种“非理知思辨”的妙悟，而以期进入“悦神”层次的审美愉悦。而这种“悦神”愉悦，“是感性的，并停留、徘徊在感性之中，然而同时却又超越了感性。将来或者可以从心理学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说明；现在从哲学说，它便正是由于感性的超升和理性向感性的深沉积淀而造成的对人生哲理的直接感受”《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缘，我走向了王维。二十余年来，我已经在各种学刊发表王维研究文章40余篇；2000年出版专著《纵横论王维》，2008年修订再版；2014年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做成《王维诗选》。

写罢《王维诗选》后，自感留有不少遗憾，留有许多不尽之言，或者说激生出许多新见，我于是迅即投入到《王维诗传》的写作。

自从进入写作角色后，时有一种柳暗花明的转机，且有一种类似禅悦的大欢喜。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愉悦中，活在盛唐，与王维同行，在王维的精神里行走，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幸福感，都是一种享受的快意。

我又来到了王维景观的新景区。或者说是，我进入了王维研究的深水区。我仍然以西西弗斯的沉勇与坚韧，蹀躞而奋行。尽管我感到，王维是走不近的。

呵，走不近的王维。一解褐之前

王维，旷世奇才，盛唐盛世所特有的“这一个”。

王维取名“维·摩诘”，应该绝非偶然。

王维一生中最为惊艳的生命时光，似在其解褐前。这种当红与荣耀，成为当时及后代文士追风逐雅而永远心仪的人生之梦。

王维十五岁自山西蒲州走出来，独身一人走入长安城，迅速地融入这个超级繁华的大都市，全面接受了长安对他的特别眷顾与热情塑造。

王维，世称其人清贵，以超逸之品而发超逸之音，而成为诸王驸马豪右贵势的座上客，让他们待其如师友。

约摸六七年时光，长安造就了一个王维，王维也深刻影响了一个长安。1若有谶验的“维·摩诘”

公元701年，是中国诗坛最值得炫耀的年份，差不多都是在春天，诞生了两个超级天才诗人，他们就是王维与李白。

王维出世了，非常平淡，非常平静，似乎没有任何异常征象，至少是没有什么异常征象的记载，没有像李白那样从出生开始就被“仙化”，而有“仙化”的记录。

李白，字太白，小名长庚。这个非常神乎的名字，最先的文字诠释，也许出于李阳冰之手吧。李阳冰乃李白的族叔。李白晚年穷极潦倒时，投靠了这个时任当涂令的族叔。不久李白辞世，李阳冰将李白诗文编成《草堂集》十卷，其序中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李阳冰也是个才华杰出者，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就骄傲地赞曰：“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鲁连擅谈笑，季布折公卿。”诗中特别盛赞其族叔的篆书与词章，“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掞天庭。”可是，这么有才的族叔，也没见过像李白这样的天纵之才。也许是为了诠释这个超人何以这样不可思议，李阳冰序在李白降生上大写了一笔，不仅“认同”了“长庚入梦”说，并以老子（伯阳）、寤生（郑庄公）的降生传说来佐证，意思是大凡超人降生都不同于常人。李阳冰序，强化了白乃“长庚入梦”而生之说。中唐的范传正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也写道：“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合撰《新唐书·李白传》中也说：“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后来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李白》更是照抄前人曰：“白字太白，山东人。母梦长庚星而诞，因以命之。”

言其“母梦长庚星而诞”，即是说李白乃太白金星下凡也，至少说其乃“太白之精”者也。从“太白星说”到“谪仙人说”，再到“入水捉月说”，最终“骑鲸升天，归于星位”，李白的神仙化，构成了一个传说的整体系统，其“仙化”人生充满了离奇的浪漫色彩。

王维其名，也肯定有故事，肯定有来头，只是没有记录，或者记录没有被发现、没有被“炒”而已。然而王维的名字，从来就没引起过什么特别的注意。我们遍寻文献史料，或官修或野史，终不见有一鳞半爪的记载。今人比丘明复编的《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说王维出生时，其母崔氏梦见维摩诘走入室内，故为其取名摩诘。就是说，维母梦维摩诘而诞维。这与白母梦长庚星而诞白同。此说也属推见，没有任何出处。

王维，字摩诘，其名字合而为“维摩诘”。神通广大的维摩诘长者，乃是深受释尊所敬重的大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维摩诘，意译为洁净无垢、没有染污的人。维摩诘原为古印度毗舍离的万贯富翁，其虔诚修行，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得圣果而成就为诸大菩萨之代表。文殊菩萨曾与维摩诘菩萨互斗机锋，论说佛法。其义理深奥，妙语连珠，听呆所有在场菩萨与罗汉。《维摩诘经》是禅宗公认的一部“不可思议解脱经”，是对中国佛学界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专说般若智慧。王维取名“维摩诘”绝非偶然，虽然名字只是个符号。王维本来就与李白一样而不是凡人，其名与其超凡善根及智度或明或暗地有所关契照应。也许真是一名成谶，印验了王维的一生，其出世时起就已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居家修行，如在家菩萨维摩诘，而后世则奉他为诗佛。

初盛唐，是个祥瑞崇拜的时代，甚至以祥瑞迎合朝代改元。所谓祥瑞，就是上天降示。而大凡解释具有超人特质的人，也以神仙祥瑞以发明或对应。譬如文章写得好而被朝廷录用为大官的人是文曲星下凡。而如王维，乃艺术全才，顶级诗家，想必不是一般人也，就像人们从李白名字里读出了仙的关系一样，我们则从王维名字里读出了佛的关系，深感其中有玄机，虽无实证之史料而不能作出定解，却宁可信之。顾随先生对王维诗深得于心，他比较杜甫说：“姚鼐谓王摩诘有三十二相（《今体诗钞》）。佛有三十二相，乃凡心凡眼所不能看出的。”（顾随：《驼庵诗话》）所谓“三十二相”，佛陀所具有的庄严德相，由长劫修习善行而感得。其他修行人可具有某些庄严特征，但只有佛陀及真正意义上的转轮圣王（即金轮王、银轮王、铁轮王和铜轮王这四轮王）才能具足三十二种胜相。顾氏认同古人的说法，王维诗如世尊如来多变的妙相，其所以举重若轻，了无痕迹，臻于化境，且变化多端，而不像老杜显得吃力相，即在于王维的佛性。其实，这也正是王维佛陀转世说的委婉说法。

王维的生卒年，一直是学术界的公案。20世纪以来，关于王维的生年主要说法有四种：701年说；692年说；694年或695年说；699年说。日本学者入谷仙介即持699年（圣历二年）说，并提出了“兄生弟后”的疑问，引发学术界的一系列争论。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则认为：“王维一生的确切日期引起了许多学术争论。他生于699年或701年，卒于759年或761年。几种主要的传纪资料相互矛盾，不过699至761的日期似乎最有根据。”两唐书本传皆说王维享年61岁。《新唐书》说其“上元初卒，年六十一”；《旧唐书》说其“乾元二年（759）七月卒”。清赵殿成的《右丞年谱》成于乾隆元年（1736），采信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说，并根据王维卒年61岁推算，得出其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赵殿成毕其一生之力而研究王维，据说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还在梦中见到王维。赵殿成非常严谨，仅是修改《王右丞集笺注》就用了八年时间。赵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王维研究的权威学者陈贻焮和陈铁民二先生均沿用此说。陈铁民曾有《王维生年新探》等专论而考辩，坚信赵说不误，而其所做年谱中关于王维的生卒年，依据赵殿成本，可谓比较权威的一种。我们亦采信赵、陈《王维年谱》，定王维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上元二年（761）。

王维的籍贯，也有争议。姚合（779-855）所编《极玄集》说王维为河东人。张彦远（815-907）《历代名画记》说其为太原人。《旧唐书》说王维祖籍“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王维出生于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幼年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其弟王缙官至宰相，两唐书中对宰相都有特别详细的记载，王维的家谱也主要因此而得以保存。《旧唐书》说王缙是河中人；《新唐书》说王缙本是太原祁人，后来客居河中。因此，我们说王维为“河东人”也不无道理。蒲州，又称“河东”或“河中”。唐武德元年（618）于桑泉县置蒲州，故治在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三年后移治原蒲州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名河东郡，乾元三年（760）升为河中府。所谓河东郡辖域，主要为黄河以东偏北、霍山以南、太岳以西的地区，约相当于今之运城与临汾，其核心地区即在晋西南运城一带。唐后“河东”之名也历久不废。可以基本肯定，王维少年是在蒲州度过的，就像李白少年是在蜀中江油度过的一样。

应该说，蒲州对于王维的影响是深刻的。蒲州，或曰“中州”，是华夏腹地，蒲州故城相传为尧、舜帝故都，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核心区域，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天下之中”。蒲州地处今山西省之南端，位居晋秦豫交汇处，黄河中游那个近乎直角的拐弯处，与陕西、河南两省隔黄河而相望，北与临汾毗连，东与晋城接壤，同邻省的渭南和三门峡一起构成黄河中游“金三角”。蒲州的地面，即昔日“中都”地域。蒲州以“扼陕洛之要枢”、“居两京之间”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连接长安、洛阳两都的中介，是唐朝的发祥地和北方的边防重镇，又作为连经首都长安和朝廷重地太原的要地。蒲州的士族与唐代政治关系密切，与李唐王朝中央政权的兴衰休戚相关，有唐一代蒲州先后出现了许多进入中央政治权力核心层的贤相名吏，河东裴氏一族就出现了17位宰相。《新唐书·后妃传》：“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王维与杨玉环也是老乡。据陈寅恪考证：“蒲州为当日之中都河中府，去长安三百二十四里，洛阳五百五十里，为东西两京交通所常经繁盛殷阗之都会也。”蒲州的文化非常发达，佛教、道教也非常发达，堪称河东道的文化与宗教中心。《蒲州府志·蒲州府城图》里对其昔日盛况则有详细的描绘：蒲州的行政机构健全齐备，如学宫、典史、贡院、廖阳宫、钟楼、鼓楼、都司署、协镇府、道署、府治、县治等；祭祀场所也名目繁多，如祭天有玉皇阁，祭地有先农庙，祭舜有薰风台、虞帝庙，祭禹有禹王庙，祭文有文庙，祭武有关帝庙；拜佛修禅的则有普救寺、万固寺、栖岩寺，礼道有五老峰、真武庙，祭河有河渎神祠、西海神庙等。作为公元八世纪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唐蒲州人口密度高，人口增长一直呈上升趋势，到天宝末年达到最高峰。王维家迁居蒲州，显然，是为了积极靠拢中央政权及官方文化，寻求更好的发展。事实上，王维及其兄弟良好素质的形成以及日后仕途或艺术上的超群发展，确证了其父选迁蒲州的英明。

隋唐虽然否定了按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及等额推荐的察举制，实行分科考试、差额录取的科举制，但依然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唐代的“五姓七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贵族。这“五姓七家”是：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又称之为“五姓七望”。“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联姻，傲慢地限于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初唐堂堂宰相薛元超曾叹曰：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尚且如此仰望“五姓七家”。据说文宗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也曾碰了一鼻子的灰。文宗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文宗有点自讨没趣地说：“民间修婚姻，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据说高宗时宰相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之望族，为其子向崔氏求婚，而遭拒绝。王维的父母联姻，太原王与博陵崔结姻，即是大姓加大姓，非常显赫。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其母崔姓，乃“五姓七家”之一的博陵崔。而太原王氏，奉2500多年前的周灵王太子晋为始祖，也曾封侯拜相，出将入相，有其“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的显赫。王维的高祖王儒贤，官赵州司马；曾祖王知节，官扬州司马；祖父王胄，官协律郎；其父王处廉，官汾州司马。虽然其祖官职皆不高，只是从五品下到正六品下的官，但毕竟是大姓贵族。王维“出生在帝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中”。“从社会声望方面看，王维的家庭背景是盛唐重要诗人中最高的”（宇文所安语）。应该说，王维的幼年乃至其一生，最有优越性的就是他贵族大姓的门第。此语似乎是套借过来的。欧洲谚语说：一代只能出个富人，三代才能成就个贵族。意思是说，贵族，不只是富有而显贵，更需具有良好的教养，生成高贵的气质与优雅的行举。贵族门第出身，决定了王维与他的兄弟们必然会受到极其良好的传统教育，亦必然会经受与其家庭背景相称的严格训练。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得知，王维有四弟缙、繟、纮、紞，均才艺过人，在官场或文坛而有不俗表现，其大弟王缙官至宰相。天宝年间著名书法家窦臮《述书赋》中赋赞王维曰：“诗入国风，笔超神迹。李将军世称高绝，渊微已过；薛少保时许美润，英粹含极。”其兄窦蒙为《述书赋》注曰：“右丞王维，字摩诘，琅琊人，诗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胜于李思训。弟太原少尹缙，文笔泉薮，善草隶书，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时，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曰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预焉。幼弟紞，有两兄之风，闺门之内，友爱之极。”中唐朱景玄撰《唐朝名画录》，在“妙品上八人”中列入王维，说其“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绝当时，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则盛赞王维“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于史、子、苍、雅、纬候、钤决、内学、外家之说，苞并总统，无所不窥”。这个明代学者诗人，王维研究的先驱者，从王维诗中读出其博大深厚的超凡学养。我们从王维的全才、超人、全面发展的素质上也可以推断，其童年时代，一定是用过狠功的，其刻苦与精研的程度，是绝不在骆李杜韩之下的。冯贽《云仙杂记》，是五代时一部记录异闻的古小说集，记录名士、隐者和乡绅、显贵之流的逸闻轶事，其中说王维苦吟以至走入醋瓮，想必也不全是杜撰也。

我们开篇就从王摩诘的名号说起，意在阐释这个旷世奇才所以为旷世奇才的不解之谜。就像世人不能解释仙才李白而将其仙化一样，我们也宁可相信王维并非凡人。然而，即便王维具有超人禀赋而天生丽质，却不可或缺其贵族家庭的后天教养之功，虽然关于王维的神童少年只有“九岁知属词”（《新唐书》）一句记载。2孤身走长安《旧唐书》本传：“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王维游长安而深受王公贵族之热捧，靠的是其超人的诗画才艺，更是其非凡的气质风度。

同样是谋发展，作为同龄人，王维于京城已平交王侯时，而一生奢望平交王侯的李白尚隐身山野。

开元三年（715），王维十五岁，独自一人离家而去长安发展，真可谓艺高人胆大也。蒲州距长安三四百里地，王维一路上赏景赋诗，不知不觉间，已是长安在望。

在距长安五六十里处，横亘着一座四方锥形的墓冢，引起了王维极大的兴趣。那墓冢如突兀拔起的山岭，陵南紧靠骊山，陵北面临渭水，这就是王维曾在古书中读到过的秦始皇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曾经不可一世的始皇，竟也尸骨横陈于幽暗却壮丽的地宫里，王维面对这长满野草的庞然古墓，沉浸于冥思遥想之中，不由地感慨莫名，五律诗冲口而出：

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

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丈夫哀。《过秦皇墓》是王维诗集里的第一首诗，此前的诗或者已经失传，或者是因为稚嫩而不屑收入。从此诗可见，王维自小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诗律严谨，技巧纯熟，受到过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诗人少年老成，感深喟重，而非一般性的对秦始皇的批判，更多的是包含了对人生对历史对荣华富贵对功名权势的思考。诗下原注为“时年十五”。《文苑英华》作时年二十。王维集中注明写作年纪的诗只有十首，题下标明写作时间的，均为其少作，最早的是十五岁，最晚的是二十一岁。二十一岁以后的诗不再注明年纪。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

这种特别注明年龄的做法，非常耐人寻味，给人以很多的猜想。宇文所安就认为：“他的教养和背景使他足以胜任文学侍臣一职”，“他的诗集显示他完全可以熟练运用所有流行于当代的诗歌风格”，“王维在八世纪四十年代被称许为‘诗名冠代’，他的诗歌技巧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宇文所安还比较王维与李白的不同，说李白：“他十分博学，却未受过修辞训练；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任何形式训练和控制的痕迹，而这种训练和控制可谓王维的第二天性。对李白而言，这是一种自由，使他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写作。”

王维带着亲人的期待，抱负着对前途的巨大希望，离乡背井走向京城，来到了一个异常繁华而陌生的地方。“秦中自古帝王州”（杜甫《秋兴》之六）。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这里立都，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长安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在古代地缘政治角逐中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而且该地区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就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长安都城是什么模样的呢？唐太宗《帝京篇十首》开篇即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诗中呈现出来的是秦川函谷的雄奇地貌与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洋溢着诗人主宰天下的豪迈情怀，充满了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与英雄主义崇高感。初唐诗人袁朗的《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为长安写照，诗的开篇描写关中的雄强形胜，进而写宫城佳构与都市繁荣。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皇城推向宫殿，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之场面。而“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繁华而生动的市井生活画卷。诗人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长安的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

诚如骆宾王所言：“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帝京篇》）。王维走入皇城长安，走入大唐帝国政治与生活的中心舞台，深受震撼而深为感动，他抖落干净身上外省走来的尘土，很快地就融入上流社会，几乎全方位地接受了长安的洗礼。然而，要能够在长安立足，而且是凭才艺立足，谈何容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所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著名诗人中如骆宾王、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不能不算是才艺超群者吧，可是，却难以有近身高族而显山露水的机会，甚至还难免人格蒙辱，而有程度不等的心灵伤害。杜甫曾经以“高人”盛赞王维，而以“飞扬跋扈”来戏谑李白，从二者的气质风度看，杜甫的评价是极其精准的。王李二者，洵属两个极端。我们虽然不能将李白为权贵所弃置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其性格风度，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王维的性格风度在其与上层社会的交际中则受益甚多。王维闻名于京都，走红于当下，成为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乃至整个上层社会追捧的明星，在京城高层社交圈子里如鱼得水，这除了他非凡的艺术才华外，还有他特别高贵而儒雅的仪表风神。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称王维“立性高致”。冯贽《云仙杂记》说王维“性好温洁，地不容浮尘”。风姿气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品质和灵性，以及他的精神面貌与文化品位。自古评价王维与王维的诗，均少不了一个“雅”字，如儒雅、尔雅、大雅、闲雅、幽雅、冲雅、精雅、隽雅、秀雅、典雅、淡雅、清雅、浑雅、温雅、疏雅、安雅、醇雅、高雅，还有雅逸、雅正、雅意、雅词、雅调、雅驯等等。虽然这些“雅”字评语，有不少是指向其诗的，实际上也触及其人儒雅风流的气质风度。王维《德政碑》里写人道：“明眸白皙，玉润珠耀，美秀备于仪形，风流发于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圆也，速若发括。量包群有，思入无间。”王维取人，也多用雅的审美自觉，非常推崇那种温良恭俭让的气质风度，即所谓的“清范何风流，高文有风雅。”（《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韵》）可以肯定地说，王维的风流儒雅，也是他立足长安、交好权贵的重要条件。

王维十五岁就走出家门，到二十二岁贬出济州，这七八年的时间都是在京城长安度过的。这是王维博得盛名而名动京师的七八年，是大为诸贵所钦瞩而深受热捧的七八年，是红极一时而风流倜傥的七八年。

皇都长安，不仅使王维迅速地都市化了，而且迅速地使他成为都市诗人的典型与核心。

日本学者丸山茂有一篇《王维的自我意识》的文章，开头就这么写道：

有这样一个背影：一个人坐在奢华的椅子上，从放在扶手上的左袖中，露出像女人一样白皙的手腕，纤细的手指轻轻地伸展着，这就是《晚笑堂画传》中的“王摩诘”像。这位熟知王维诗和“为人”的画家富于智慧，他通过描绘背影，把王维的真实面貌留给读者想象。王维的面貌，因看这幅画的人的资质、素养、年龄等不同而千变万化。《晚笑堂画传》的作者是康乾画家上官周，福建长汀人，善画山水、人物。其《晚笑堂画传》刻画了古代120位著名历史人物，功夫老到，各具神态，其中还有李白、杜甫等唐代著名诗人的画像。日本学者非常欣赏其为王维造像的智慧，他在描述此画意时，突出了画中人物的那只白皙的、纤细的、像女人一样的手，而且认为，这就是画家将“王维的真实面貌”留给了读者。而丸山茂又说：“王维的面貌，因看这幅画的人的资质、素养、年龄等不同而千变万化。”似乎话中有话，似乎其“想象”中的“王维的面貌”，也不同于此画。《晚笑堂画传》中的“王摩诘”，应该说是一幅名画，是一幅画王维而比较有影响的画，但未必是一幅能够将“王维的真实面貌”留给读者的画。这是王维吗？这就是王维风流倜傥的气质与风度吗？这样形象的王维也能倾倒长安而为盛唐王孙贵族“无不拂席迎之”吗？真不敢苟同也！故而，我们只能这样解释：这是清人笔下的王维，要么就是垂暮时的王维，而肯定不是风华正茂而魅力四射的王维，也绝不是盛唐画家笔下的王维。看来这位清代画家并不“熟知王维诗和‘为人’”也！

王维秉性温良，处世谦恭，生活简朴，持论公允而不偏不倚，具有深受儒家经义熏陶而合规中矩的娴雅一面。随着阅历的深厚，王维也世事更加洞明，其道家虚静和佛家空净的外表也更加彰显，即便是内中不平而哀怨萦怀，也表现得从容安详，醇厚端庄。他对现实政治具有合乎时代要求的基本认同，而对世俗生活方式又持有个性鲜明的独特理解；他既不为平交王侯而踌躇满志，也不为久不升迁而伤心懊恼；他既不是汉儒的那种恪守经典而绝对信仰的思想方法，也不是魏晋人的那种孤傲任情而乖戾怪诞的处世方式。纵观王维一生，真鲜有出言不逊而金刚怒目的行止，却也不像画中王维那样孱弱阴柔，比女性化还要女性化。此画夸张了王维的阴柔面，给人的感觉简直是弱不禁风，甚至气息奄奄，而绝不符合盛唐的时代精神与美学取向。

因此，我们敢肯定，大为诸贵所钦瞩的王维，其形象神态绝非上官所写照的那种。王维十五岁走出家门，走入皇都长安，王维被长安迅速地都市化了，王维也以其卓绝才艺与高雅风度迅速地征服了长安。3少年游侠的风光

少年游侠，乃初盛唐的一种社会风气，成为王孙公子富豪子弟们逞权比势、竞豪显奢的一种生活方式。游侠中有不少“富二代”“权三代”，他们乃国戚勋臣之后人，或乃巨富名宿之子弟，权势灼手而轻财好施。游侠中也不乏有少年英杰之辈，而以游侠的方式结纳豪杰，行侠仗义，以博取声名与功业。这类少年游侠题材诗中很有代表性的，如王翰《饮马长城窟行》：“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又如崔颢《游侠篇》：“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再譬如刘济《出塞曲》：“将军在重围，音信绝不通。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一朝随召募，百战争王公。”这些诗歌，生动刻画了少年游侠豪气干云、逍遥恣肆的英武形象，热情歌颂了重诺守信、救急振弱的侠义精神，也表现出少年有为者保家卫国、马上建功的崇高理想。

开元初期的整个社会处于战争狂热之中，时代弥漫着尚武尚勇尚建功的精神气息。十五六岁时的王维，也是个勇决任气的少年有为者，定然也是这种少年游侠的理想状态，定然也加入了这些少年游侠者中，他的《少年行》（四首）其实就是他侠义风骨的自我写照，诗中听得见这位热血青年的脉动心跳，充满了飞动厉扬的飒爽英气。此四诗属于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列于乐府杂曲歌辞《结客少年场行》后，其卷六六引《乐府解题》云此“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四绝句中的任何一首都可单独来欣赏，而四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四首绝句，属于组诗写法，仿佛电视连续剧一般，迤逦而来。豪饮、征战、攻伐、庆功，一首一侧重，完整地塑造了少年游侠的精神面貌。四绝句以酒起，也以酒收，完成了对于游侠少年形象的完整塑造，把个游侠少年写得威风八面而神勇超凡。游侠少年的那种出生入死、为国而战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其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必胜信念，具有强烈的鼓舞人心的正能量。诗中那种功名唾手可得的自信，那种“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气侠风，大类“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诩。四首诗中，又以第一首最脍炙人口：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相逢论交、使酒豪饮，非常精准地勾勒出少年游侠的性格特点与豪迈气质，表现出时代青年重义轻财、奋发有为的襟抱和才情，活现出激昂风发的豪气英迈的精神面貌。林庚《中国文学简史》说：“在盛唐解放的高潮中，王维主要的成就，正是那些少年心情的、富有生命力的、对于新鲜事物敏感的多方面的歌唱，那也就是当时诗歌的主流。”此中的“少年心情”，与林先生所定义的“少年精神”同，都是一个时代的美学取向，是盛唐盛世的诗歌气象，而不是实指少年。我们不能因为其题为《少年行》，便判定其一定是写于少年，或者就是写的少年，甚至诗中的那个“少年”就是王维自身。王维的作品编年，一般都将此组诗定在早期。“意气二字，是少年人行状。”（黄生《增订唐诗摘钞》卷四）陈铁民先生认为此诗“疑作于早年，具体时间不详”（《王维集校注》）。此说比较委婉，留有余地。细读此诗，玩绎诗意，我们以为，此诗写于王维少年时，或者说，我们宁可认为写于王维少年时。整个诗篇豪气逼人，青春浪漫，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王维少年游侠的行迹与心路历程，反映了青少年时期王维的那种过于理想化的精神状态，那种飒爽超迈的精神面貌，以及其建功马上的人生价值取向。《洛阳女儿行》自注为写于“十六岁”，一作“十八岁”。王维早期的诗，似乎都有将年龄提前的嫌疑，这也许与其弟王缙的编辑有关，意在说明其兄早慧。此诗充分反映了王维早年就具有高超的诗歌驾驭能力，其技巧之成熟，其思想之深邃，也是很惊人的。古人叹曰：人道是“王摩诘七言古未为深造，然《洛阳女儿行》一首，殊是当家。”（宋徵璧《抱真堂诗话》）王维青年时期擅歌行，多古体，似乎年龄越大诗也越短小，以绝句为主，且以五绝取胜。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属踵事增华的写法，铺丽摛文，写洛阳女婚礼与日常生活之排场，末二句则联想到越女西施：“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纵然西施天生如玉丽质，然出身寒微而无人爱怜，而有江头洗纱的委屈。沈德潜评曰：“结意况君子不遇也”（《唐诗别裁》卷五）。然亦况自身不遇也。王维时处繁华京城，为王公大臣座上宾，风光无限，也荣耀无比，何来西施之怨？殊不知，王维游京城有其不凡抱负，而不是想来做个供皇族欣赏的职业艺人的，故而绝不满足于献艺公子王孙的红极一时。王维借洛阳女儿说事，是因其宏愿未遂，而生怀才不遇的感慨。其诗以“哀而不伤”而自喻况，让古人比作“三百篇”也。

这些写作于王维十八九岁的诗歌，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王维早期活动与思想的信息，又譬如王维的《李陵咏》。诗题下原注：“是年十九。”李陵事件，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家和国，军人和文人，背叛和守节。李陵的命运也连接着若干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利、司马迁、苏武。八百多年前，李陵兵败，太史公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而遭受宫刑之灾；八百年后，王维又凭血性之勇而继续为李陵辩护，也是为太史公辩护。继续做这种“辩护”，王维用意何在？这很有研究的意义。此诗的感情色彩极强，以诗来演绎一个历史的悲剧，寄予一种特有的同情，表现一种特定的情绪，表达了一种渴望理解而终被误解的深深无奈。故而，古人评曰：“子长（司马迁）尚不能理，子卿（苏武）安能相理乎？写出无可奈何，足令鬼神饮泣。”（黄周星《唐诗快》卷四）此诗为深深的无奈情绪所笼罩，着重表现“引领望子卿”的李陵徒有对汉室的忠贞而却无人理解的痛苦，对其“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的遭遇深表同情，这正成为我们研究王维早期思想的生动材料。诗人对李陵的人品与才能，竭尽赞美之能事。尤其是他饱含崇敬和同情之心，把美丽撕碎给人看，真可谓感泣鬼神。诗的字里行间，尽写李陵的无奈，暗接太史公的无奈，是否也就是诗人王维的无奈呢？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郑敏在《诗人与矛盾》中说：“凡是诗，都是诗人的感性和知性的经历的记载。”无论如何，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性王维，一个具有正义感与是非心的真实王维。《桃源行》题下原注：“时年十九。”这也就是明白地告诉读者，写作这首诗时王维才十九岁。此诗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唐诗中最早以桃源为题咏的。此后，韩愈、刘禹锡、武元衡、王安石等都写过此类题材的诗，命意谋篇，各不相同，“争出新意，各相雄长”（宋人评语）。清人王士祯评曰：“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带经堂诗话》卷二）翁方纲也极口推崇道：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石洲诗话》）才十九岁的王维，就有如此不凡出手，让人惊叹不已也。王维早期的诗，多乐府歌行，或者说集中写作了一批乐府诗，还有如《老将行》《燕支行》《早春行》等，也许与其太乐丞的工作有关。以《桃源行》观，这首三十二句的七言歌行，充分发挥了古体诗的长处，又吸收了今体诗格律而“运律入古”，形式灵活，骈散相间，自由转韵，节律流畅，语言浅近而华美，带有清新活泼的民歌风味。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不是其艺术上的精湛，而是十九岁的王维为什么要取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从诗之描写内容看，王维《桃源行》对《桃花源记》有所改造，诗化叙事，简略去那些纯粹交代事件的细节，将陶渊明所描绘的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描写成了一个带有虚无缥缈色彩的神仙境界。“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二句很有意味，表现出桃源中人的深刻“变化”。桃源中人不仅身份变了，由凡人变成了“仙人”，而且其思想变了，由原先之被动性的“避地”到如今之主动性的“不还”。这种变化，正是王维此诗的高明处，是其思想的深刻处，是诗的主题的光彩处，强调环境对人的改造，也渴望有好的环境，反映了诗人非常理想化的美政理想。

王维这么年轻就到长安寻求发展，虽然类似于当下的“北漂”，但他在京城的日子却很风光，很潇洒，也很滋润。而做一个职业文人，在长安过一辈子清客生活，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背井离乡，孤身在外，寄人篱下，时间一长，其思乡之情便时常来袭，而每到节日时，这种思乡念亲之情尤甚，其《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诗人体感深切的佳节思乡的情感倾吐。其诗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诗题下原注：“时年十七。”这不仅告诉读者，十七岁的王维，已经离开故乡离开家人的时间不短了，而且告诉读者，他在京城也不太顺心、不太安心。诗情全由“独”引发，以“独”领起，也在“独”上落实。首句一“独”字管带二“异”字，直接破题，直切主题，不经任何迂回，迅即形成高潮。三四句之“续”，曲折有致，转出新意，再起高潮。作者不直接言说是自己忆念家人，而以“遥想”来呈现所忆念者的形象；不写自身的异客处境，而以“登高”与“插茱萸”写对方的欢会情景。诗用“遥想”以设想对方，好像遗憾的不是自己，反倒是兄弟，是兄弟欢会因为没有自己的参加而遗憾，诗意萦纡，诗情曲婉，忆念愈烈，乡愁难熬矣。沈德潜叹曰：“忆山东兄弟即《陟岵》诗意，谁谓唐人不近三百篇耶？”（《唐诗别裁》卷十九）虽然是思乡的诗，但不仅让我们听到了诗人孤独不安的灵魂诉说，而且多少已经让人读出了诗人来自生活压迫的忧患，诗歌笼上一层薄薄的阴影。诗人小小年纪，远离亲人，无依无靠，凭着不凡才艺而混迹花花世界，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这首思乡诗虽然不是乐府，却具有很强的乐府元素，其音乐旋律与情感表现，特别适合传唱。王维与李白杜甫的一个鲜明的差别就是，其诗中飘浮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宫廷气息，特别是他的早期诗歌，这也明证“他的诗歌技巧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因此，他写此类的诗，非常的得心应手。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诗写出了这种情味。王维写于此时期的《赋得清如玉壶冰》，是一首应试诗，原注：“京兆府试，时年十九。”何为“赋得体”？就是摘取古人之成句为题所写的诗，题目冠以“赋得”二字。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多采用此种作法。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故实》云：“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南朝的鲍照有一首《代白头吟》的诗，开头二句连用两个比喻：“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二句直译为：正直得像琴上朱弦，来不得一丝弯曲；清白得如冰存玉壶，容不得半点污垢。诗写君臣朋友夫妇之情也难常保的寒心，确证自己的正直高洁，廉洁自守。王维“赋得”诗题用鲍照“清如玉壶冰”句，五言排律共十二句。考试似乎没有限韵的要求，此诗用“鱼”韵。诗之开篇的第一句即点题，接着围绕题目来生发主题，通过比喻与反衬来描绘藏冰玉壶的物性，大赞冰清玉洁的高洁情操，最后的“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二句导向鲍照的诗意与题旨，感叹真情难有，表现出对世间“玉壶冰”样真情的渴望。这种起承转合的写法，成为后世赋得体诗的一种类似八股式的模式。王维凭此应试之诗而夺魁。这首赋得体诗虽然算不得王维的代表作，也肯定不是千古名作，但出于十九岁少年之手，出自拘限甚严的考场，而以试帖诗的规定来衡量，确可作为其“诗歌技巧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的实证，也充分表现出其驾控此类诗歌的杰出才华。

开元五年（717）七月，十九岁的王维，赴京兆府试，凭此赋得诗而高中解元，亦即京兆府举人考试中的第一名。根据唐制规定，士人赴进士试，需先向府州求举，经府州考试合格，方可解送尚书省而受吏部试。因此，千万别小看这个京兆府试的不起眼的解元！也就是说，王维因此而获得了京城会试的资格。而京兆府考区，应该是当时全国最强考生集中的考区。在京兆府录取的十名举人中，即使再不济也多半会考上进士的，而王维是这个考区的第一名。

少年游侠的王维小试锋芒而大获成功，然主要不是靠游侠成就也。王维所展露出来的是他那无人可及的禀赋才情，而赢得了长安的喝彩，成为长安城里炙手可热的都市诗人。二初官太乐

王维长大成人了。

长安三两年的时光雕塑，使王维出脱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翩翩美少年。王维的身上以及其诗画中，散发出一种雍容高雅的迷人气息，尤其在上层社会极有人缘而左右逢源。

幸运女神将特别的眷顾给了特异才艺的王维，让其刚过“弱冠之年”便进士及第而大魁天下，一步登上大唐皇宫殿前阶上的巨石鳌头。

王维不久也便走上仕途而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也许是因为王维有其“大为诸贵之所钦瞩”而平交王侯的殊荣，其登第与其解褐，总让人作浪漫想，杜撰出合乎“常理”的美丽故事。

王维为官太乐丞的日子里，却是有些蹊跷的不解之谜的。1往来尽成“车笠交”

王维二十一岁登第而解褐，实现了他少年游侠京城的入仕之梦。

据说，王维高中乃至为官，都有贵人相助。

不过，王维在京城的上层皇族中人缘特好，这倒是事实。除了“诸王”特别眷顾他外，其他的皇族子弟也与之交厚。譬如李遵，他乃唐太祖景帝七世孙，肃宗“蜀郡灵武元从功臣”，封郑国公加太子少保。王维陷贼而入狱，旋自狱中出，即受到李遵派来车马而隆重迎请的待遇，大有为其压惊之意。王维非常感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李遵，即《与工部李侍郎书》。王维在书中说到自己与李遵的关系：“维自结发，即枉眷顾，侍郎素风，维知之矣。宿昔贵公子，常下交布衣，尽礼髦士，绝甘分少，致礼以饭。汲汲于当世之士，常如不及，故夙著问望，为孟尝平原之俦。”从此表述看，王维与李遵乃莫逆之交也，其自初成年时就得到李遵的爱重，二者笃交少说也有二十余年矣。李遵不仅没有因为王维陷贼而疏远他，反倒存有一种特别的同情与尊重。

京城的世族子弟中，与王维有“车笠交”的也不少。“车笠交”典出自《太平御览》引晋周处《风土记》，以乘车的人和戴斗笠的人结交，比喻不分贵贱贫富的友谊；也比喻不因贵贱的变化而改变深厚友情的朋友。以王维与韦氏兄弟之交观。韦氏兄弟，即韦陟、韦斌，其父韦安石，乃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宰相。韦陟生于697年，略长王维，“与弟斌俱秀敏异常童”，十岁即授职温王府东阁祭酒、朝散大夫。而王维时尚未解褐，只是个独闯京都而寄人篱下的“北漂”。《旧唐书·韦陟传》载：“开元初，丁父忧，居丧过礼。自此杜门不出八年，与弟斌相劝励，探讨典坟，不舍昼夜，文华当代，俱有盛名。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广平宋公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广平宋公乃开元贤相宋璟，唐开元十七年（729）拜尚书右丞相，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宋相欣赏韦陟但与才名之士王维等人游处，即不滥交。王维约715年入长安，韦陟其父韦安石714年去世，韦王之交，正是其丁忧期间。韦陟其人极其高傲简慢，很少有人让他放在眼里的。且韦陟高调从事，生活奢侈，衣着讲究，车马华美，其与人通信所用信纸也是特制的五色彩笺，而其签名“陟”字形状极像五朵飞云。因韦陟曾承袭“郇国公”之爵位，时人便称之为“郇公五云体”。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与王维成为至交。韦陟深为张九龄赏识而擢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与孙逖、梁涉“并司书命，时号得才”。韦陟与王维，交于“结发”，而情谊维系终身，福祸彼此，休戚相关。天宝五载（746），李林甫构陷刑部尚书韦斌，贬其为巴陵太守，其兄韦陟“以亲累”。《新唐书》本传载：“李林甫恶其名高，恐逼己，出为襄阳太守，徙河南采访使。”王维赠诗《奉寄韦太守陟》云：

荒城自萧索，万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闻归鸿。

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临此岁方晏，顾景咏悲翁。

故人不可见，寂寞平陵东。　　　　　　　　　　

陟出为襄阳太守，而襄阳亦非边地，王维知南选时经过此地，而有“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的流连忘返。但是，如今好友分别而有此行，诗人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而将韦陟所去之地写得肃杀荒凉，其诗之所有景致物象皆着秋之“萧索”色。诗中可见二人之交厚，否则不会因韦陟贬出京城而让王维有“万里山河空”的失落，而有“寂寞平陵东”的怅恨的。韦陟乃王维的诗友，也许他对诗才超群者也特别爱重。安史之乱后，韦陟辅弼有功，深为肃宗欣赏。据说他因疏救杜甫而入相之事泡汤。至德二年（757），杜甫因上疏为房琯辩护，触怒肃宗，罢左拾遗，推交三司审讯，由韦陟、颜真卿等三人主审。韦陟冒死上书解救杜甫而忤肃宗之意，肃宗由是疏之。韦陟生未能入相，死后则由代宗皇帝追赠为尚书左仆射，是谓文官居荣街之极致也。

王维与韦斌的关系乃“车笠”加“患难”之交。韦斌与兄韦陟齐名，然性格则与其兄迥异。史称其“容止严厉，有大臣体”，即很有大臣风范。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陷洛阳，斌为贼所得，迫授黄门侍郎，忧愤而卒。王维在乾元元年所撰《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中提到，安史之乱中他与韦斌同时陷贼，而在危难关头仍得到韦斌的悉心照顾。碑铭文最后说：“维稚弱之契，晚年弥笃。”意思是，我与他自幼就意气投合，而越到晚年关系越好。因此，我之为其撰写碑铭，乃“吾实知之能言者”。

韦氏兄弟，出生华族，才艺出众，非清要显达而绝不交，然却特别爱重王维。尤其非常难得的是，韦氏兄弟与王维，不仅一时胶漆，且能终身结好。可见王维在社会高层中的人缘。世代显贵的韦氏家族中，韦陟的堂弟韦抗也曾经辟举王维。据说开元十四年（726）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当时刑部尚书韦抗知选事，辟举他到朝廷任职。《新唐书》卷122载：韦抗“所辟举，如王维、王缙、崔殷等，皆一时选云”。但是，天不作美，韦尚书死于当年，否则，王维会有个更好的仕途发展。也有人说其举荐成功，王维在秘书省做了个校书郎。

也许真是鼎助王维的贵人太多了，这在唐人中就有了些美丽的传说，唐人小说《集异记》中还编造了一个岐王助王维得“解头”的故事。

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使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集异记》里的这则故事，后见于《唐才子传》《唐诗纪事》等史籍。我们以为，公主助王维而得解头的故事，也许是受公主助李白而得授翰林的启发。李白的忘年交魏颢记云：“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李翰林集序》）。那个神通广大的“持盈法师”，乃玄宗的亲妹妹玉真公主。既然李白可因其而得入“翰林”，王维何以不能因其而取得“解头”呢？然李白得公主之助为实，而王维得公主之助则为虚。虽然这个故事今人多持怀疑态度，然而世人却不时地借此说事。胡适也说过：“这个时代的君主提倡文学，文学遂成了利禄的途径，如《高适传》中说：‘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集异记》说王维少年时曾因岐王的介绍，到贵公主宅里，夹在伶人中，独奏他的新曲《郁轮袍》，因此借公主的势力得登第。此说是否可信，我们不敢断定。但当时确有这种风气。”日本学者入谷仙介在《王维研究》中也全文引用这段故事，他分析说：“暂且不考虑它的真伪，我以为不论对了解当时的科举状况，还是了解青年王维的风貌，都有丰富的暗示意味。”他又推测说：“京兆府解头在当时的长安是备受公众瞩目的热门话题。十九岁的多才多艺的美少年、社交界红人王维，一举取得了这个头衔，为笔记传闻作者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于是解头的事被载入野史，及第诗也广传于世。”因此，“王维在这样的圈子里无疑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文艺天赋，关于这点虽然没有可信的资料，但是，上文所引的《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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