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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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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史试读：

内容提要

第一章　贵族

社会上每一阶级都有它独特的主义和偏见，而且对它们珍护甚于一切。贵族以自己出身高贵而自豪，在这种高贵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独有的特权，小心翼翼地尽力维护这种特权。除了社会上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和享乐条件时以外，他们一向爱好的做法是，对一般社会采取远离的态度。在这种出身高贵的幻觉下，他们尽力防护自己不被“下层社会”玷污，直到由于挥霍无度不得不联合平民家族，这些家族由于积极从事工商贸易，已变得比他们更富有了。工商贸易的范围愈是扩大，英国贵族的没落趋势也就愈加明显；在我们几乎完全不依靠贸易而只仰给于土地物产的时代，正因为贵族拥有土地，他们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即使在工商贸易大大发展的时期，也要在很久以后，这种权力才开始显著地下降。

但是近代的文明已经使各个阶级的相对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财富就是权力，这已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而且这种权力，在它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威胁，要把贵族阶层幻想中所存在的一切尊荣吞并过来。到十八世纪末叶，这种权力已经开始占有很大的地位。它一天天地扩大，而且每年都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分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享有爵位的阶级惊惶失措，他们好像一只正在沉没的船上的水手一样，想用一切办法使自己免于被那个威胁要吞噬欧洲各国贵族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所淹没。在他们看来，对法国共和党人发动一次歼灭战，才是挽救他们自己的唯一出路，否则他们无法摆脱一个不可避免的厄运。于是，他们不惜用鲜血或资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主动投入了有产阶级的怀抱。凡是拥有军事财力的人们都被他们劝说来提供一臂之助，以期压倒民主革新的潮流；拿破仑煊赫一时、但是遍地腥膻、野心勃勃的政治历程一旦告终，人们就发现我们国家背上了大约八、九亿镑的债务，这副重担就是那一代和后几代人为了恢复正统和世袭特权所偿付的代价。这样，贵族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来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而有产阶级便成为他们希望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不难想象，中产阶级在支持没落的贵族统治方面既然是必不可少，他们决不会甘心长期处于政治特权之外；因此时隔不久，便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要从他们在危难时期曾经那么大力效劳的人们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在这以前，立法权几乎完全由贵族独揽，他们紧紧抓在手里，毫不放松。贵族院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私有物，在它和下院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多大的区别，因为下院是在贵族的恩赐下选出来的，在大多数的问题上，两院间保持着深挚的同情，它们恰当地认为彼此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可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产阶级的重要地位正日益上升，到了最后，那阵和风——它吹到上层阶级耳中就成了可怕的名称“改革”——变而为喧嚣扰攘的怒吼，仿佛要从根本上动摇贵族权力似的。

中产阶级自知单靠自己的力量还嫌不足，曾乞援于千百万劳动人民，这两个阶级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可以利用的场所都对当时流行的要求改革的声音彼呼此应。报刊上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演说词和论文，竭力主张实行更广泛的代表权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为了支持这项大声疾呼的要求，斯温上尉曾在几个重大城镇大显身手；这场毁灭性的斗争虽然使一部分参加者因违法行为而受到惩处，但这些行动毕竟加速了中产阶级统治的来临，到了最后，军队中的不满迹象使他们如愿以偿。在举国殷切期望与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选举法修正法案经过几次否决以后，终于在两院获得了通过，并经国王批准。这样，中产阶级的宪章就制定了。贵族利用中产阶级的支持来粉碎民主主义，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对一种终久将把他们压得粉碎的力量承担着义务。这样，享有特权的专制政权往往在刚跨过了一个墓穴后，却发现就在眼前咫尺之处还有一个墓穴。

然而，中产阶级之所以能顺利地赢得人民群众的合作，是由于曾向他们许诺过一些重大利益；而群众本身也在指望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他们极易被人诱离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中产阶级劝他们暂时放弃比较广泛的要求，以便最后能更有效地获得它们。中产阶级说，“支援我们来实现修正法案吧，我们一旦有了选举权，就会利用我们的权力来协助你们取得你们的权利。”每当工人阶级敢于对人民主权这个更广泛的问题提出意见时，这就是对他们所作的千篇一律的诺言。这个诺言比较容易令人相信，因为当时他们心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们推想，一个阶级是不会有意欺骗另一个阶级的；他们决没有料到会背信弃义，因为他们断难设想这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目的何在。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极大悬殊完全被忽视了；他们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混乱的概念，认为中产阶级议会可能有把握通过的有关调整税率和一些其他法案就是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因此，有人只要自称为改革家或自由主义者，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任意说几句含糊笼统的话，就会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其效力竟象他就要把他们引入人间天堂似的。政治改革、厉行节约、保持和平、教会改革、市政改革、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口号；这一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贫民阶级很少加以研究，但他们对盟友的诚意始终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以迷惘的眼光憧憬着未来生活的改善，至于改善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们从不费心去调查，因此也不理解。

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使改革家们在下院中赢得了巨大的多数，在这个多数党的身上，全国人民倾注着他们的希望。但是，为时不久，所有原来建筑在空中的那些宏伟壮丽的楼阁都无影无踪了。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的法案可以用国王的一篇演讲词作为例证，他竟建议通过一项严峻的高压法案来解救那个遭受苦难和创伤的国家。甚至奥康内尔那样一个辉格党的盟友，对女王演说中的一段也不得不用“血腥”一词来痛加抨击，并以同样率直的语气，谴责他的盟友们为“卑鄙、残酷、血腥的辉格党员”。然而，尽管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及其爱尔兰支持者们给予有力的抨击，法案仍然提到议会，并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此事正是发生在制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后一年。

辉格党关于厉行节约的主张，不久便在提出修正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项法案中有关济贫部分时得到了证实。法案起草人并不隐讳他们的意图。马尔萨斯的这些信徒明确表示，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贫民靠更粗粝的食物过活；为了证明这是他们的目的，布鲁厄姆勋爵竭力主张，凡是工资不多的各个劳动人民阶层应当及早积聚充足的资财，以便在晚年自维生计。对这种标新立异的主张抨击得最有力的，是那位不朽的威廉·科贝特，他用言语和文字给予猛烈的批判，对法案的每一条款，在原则上都投票反对。议会中另有一些人大力支持贫民事业，但在下院中的一切反对并未奏效，法案终于制定了。议会假借改革和自由的美名，废除了教区组织，使贫民救济事业听从三人小组的旨意，而该小组却完全不受纳税人的丝毫节制。

时隔不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于对爱尔兰教会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不名誉做法进行了改革。他们在尝试失败以后，引咎辞职，继任者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及其政党。这位尊敬的男爵享受尊荣不到几个月，辉格党重新上台，这时他们已抛弃了先前引以辞职的那个原则。由于害怕激起民众的公愤，政府和议会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事实很明显，改组后的下院只在不断地维护罪恶方面才是有力量的。这就是上当受骗的人民曾寄予满腔希望的议会啊。

不过，在那个腐败下院的议员中，也有几个人比绝大多数议员更多地表白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倾向。在这个小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约翰·阿瑟·罗巴克，与他携手合作的有约翰·坦普尔·利德、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汤普森上校、托马斯·韦克利、沙曼·克劳福德、约瑟夫·休姆、鲍林博士和丹尼尔·奥康内尔。这些人和另外几个议员形成了下院的极端派；在群众的问题上，他们确实往往敢于大胆发言，与辉格党人及其赞助者平淡无味的演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把代表选举制修正案列为经常讨论的议题，虽然从来没人提出任何体现他们宗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法案。他们中间有人在下院倡议选举权问题，有人倡议无记名投票法，有人倡议议会任期，而有人又倡议财产资格限制。

激进派最勇敢的行动是在现任女王登基后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会议开幕时采取的，但到这时，罗巴克等人已在普选中被剥夺了席位。当将那份致女王演说的答词提出来讨论时，韦克利先生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答词中增加一节，内容是向女王表明，该院一有机会，即开始考虑通过法案，使人民享有更大的代表权，例如扩大选举权，采取无记名投票法，缩短议会任期。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附议这个修正案。约翰·拉塞尔勋爵代表政府对修正案进行最坚决的反对。而且，就在这次会议上，这位尊贵的勋爵发表了他著名的最后宣言。罗伯特·皮尔爵士同样也表示决心，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奥康内尔吃里爬外，给政府投了赞同票。另有一事也值得一提：后来被封为男爵的亨利·沃德先生却投票赞同修正案。表决时，只有二十二名议员，包括点票员在内，赞同改革，绝大多数议员投票反对。

在这以前不久，一个团体在首都成立了，取的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名称——工人协会。它的会名虽然没有表明任何政治倾向，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为人民争取一份应得的代表权。协会对劳动阶级的势力显得非常珍视，因而不让本阶级以外的任何人对它的事务有发言权。凡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可以被接受为名誉会员，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协会企图利用集会、宴会和印发的演说词来引起全国对议会改革问题的注意。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最后宣言使议会中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在议会之外有了地位。他们常被邀请参加上述集会和宴会；在他们和协会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一个委员会被选派出来了，部分成员是议员，另一部分是协会会员，其任务是把他们的意见拟成一项法案，以备将来提交群众集会；法案包含六大要点。这六点是：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无记名投票法，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平均分配选举区域。他们将这项法案称作《人民宪章》。在为了发动这个新的运动而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几位激进派议员出席了，并支持了集会的决议。他们也许决没有想到，相当多的舆论竟会支持他们，因为正当这种舆论逐渐加强时，他们的激进情绪却在消沉下去。对这些人物过去的和现在的立场稍加观察，也许不无教益。将宪章递交协会秘书的正是奥康内尔，当时他曾大声说道：“洛维特，这是你们的宪章，为它进行鼓动吧，不达到全部目标，誓不罢休！”然而曾几何时，就是这个奥康内尔，竟又不遗余力地否定这个运动，继续不断地对它进行恶意的攻击，至死方休。鲍林博士后来接受了政府中一个安闲的官职，在这以前，他对先前所信奉的主义早已变得默不吭声了。以前曾一度激进的沃德先生接受了爱奥尼亚群岛总督职务，一变而为残暴凶狠的恶魔，仅次于那个遭到万世咒骂的海瑙。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已在现任的联合政府中充任阁员，他目前仍保持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是性质最温和的一种：他现在发表的一些优美细腻的演说与他以前曾在下院引起人们叫喊“安静！安静！”的激烈言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照。约翰·阿瑟·罗巴克几年来一直在谋求一官半职，虽仍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但在懊丧失意的压力下，几乎已脱离政治生涯。约翰·坦普尔·利德在政界很快地沦入默默无闻的地位，远离祖国前往一个更安适的地方。韦克利也从政界退隐了。沙曼·克劳福德——他们中间最坚定的一员——在上次大选中丧失了席位。汤普森上校晚年变得象布鲁厄姆那样反复无常，简直难以信任；约瑟夫·休姆的民主思想竟然表现为乐于发表长篇大论，抨击报刊，只因它们十分激烈地谴责大陆上暴君们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往日为人民群众而进行战斗的那些人物的现况。毫无疑问，粗略地观察一下上述情况，就足以教育人民，在通往提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道路上，他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发起宪章运动前不久，首都的协会已经派遣宣传员前往各地，目的是要按照它本身的模式，建立地方协会。从事这种准备工作的主要代表是亨利·赫瑟林顿。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也许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选了，因为他的名望足以吸引所有最重要的激进改革家前来参加。赫瑟林顿不是一个能用雄辩的口才来打动群众的杰出演说家。激发人们的热情所需的必要条件，他具备不多。对于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们来说，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稳健的论据不产生作用，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会被激烈的演说所感动；另一方面，对于有理智、有思想的人们，他却能适应。一般说来，正是后一类型的人们成为他的听众。他的使命不是发展新会员，而是巩固原有的会员。他每到一个城镇去访问，都会找到这样的会员。

在报刊拒贴印花的伟大斗争中，他曾大露头角，事实上几次被政府提起公诉，因而使他的名字在激进派成员中家喻户晓。他具有顽强不屈的勇气和坚定不移的毅力，不顾迫害，蔑视《印花税条例》为废纸一张，这使他赢得了声誉，将劳动阶级中为数可观的比较先进的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有时甚至数以百计。他的粗略而有力的逻辑使每个人树立了信心，而他不加渲染的基本上英国式的幽默，又为他的说理增添了令人愉快的情趣。他的集会多半在室内举行：事实上，从各种原因看来，任何其他地点都是不适宜的。他的任务执行得很好：协会的数目迅速增加了。当然，有时协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余人，但就是这么多人也逐渐发展为很大的团体，很有希望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不小的影响。在有些成立了协会的城镇中，议会议员们以尊重的态度答复它们的来信，有时还屈尊亲自参加它们的集会，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得支持。不错，多数会员并非选民，但也有许多会员属于选民阶级；关心这些会员，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以防万一会出现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的竞选局面。没有选举权的人，也不再被看作无足重轻只配受人鄙视的人了。这就是1838年工人协会的概况。

协会初创时虽然仅确定了有关民主政治的总原则，但宪章的各项细则一旦制定以后，宪章的样本立即被散发到全国各个激进团体。主要的原则既经同意，那么使它具体化的细则就不难获得普遍的赞同。长期以来，激迸派一直被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家的才能。在一些无可争辩的抽象原则方西，他们被认为是卓越的理论家和理论的支持者，但他们使这些原则具体化的能力却遭到了否定。宪章的诞生证明了这种否定的说法全无根据。不论人们对这些原则本身可能持有什么见解，但这个文献却可能为法律界最博学的人士增添光荣。不错，它没有夹杂着多少法律术语，也不含有那些使我国的法律如此含混、而且引起法学家们费力思考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但是，正因为它摆脱了这些，才能使它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从而提高了它的价值。

激进派又受到他们的反对者的指责，说他们对法律约束力的见解不够严正。宪章给违反条款者所规定的惩罚，足以表明这种谴责纯属无稽之谈，而且证实了它的创始人是极端重视公德的。这项法案获得了各地方协会的一致通过，但是说来奇怪，半激进派人士却开始抱怨说，大家本来可以同意的总原则受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则的约束，并以此作为遁词，置身于运动之外。这样，不论采取什么路线，左右为难的激进派自觉担当不起这样一项任务：讨好他们的反对者和半心半意的朋友。如果放弃那些细则，他们就被斥为单纯的理论家，做得太少。倘若采纳那些细则，他们又被斥为出力逾分。情况就是如此——将来也复如此——直到专制政权的最后丧钟敲响以后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但是激进改革家们所瞩目的不仅是政治问题。他们确实重视各项政治改革，因为它们有抽象的公正原则，同时也因为这是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激进派演说家按照这个意义进行论证，他们的言论往往产生极大的效力。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大规模的人民政治运动是否有过没有其社会根源的。人类的主要物质目标在于取得社会享受的手段。如果保证他们取得这些手段，他们对抽象的政治理论便不大关心。主要教育群众重视政治权利的，是重大的社会罪恶的存在。这条真理已经一再得到了证实。在比较繁荣的时期，政海中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波纹，但只要让这种繁荣由一个灾难时期所接替，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象大海怒涛那样猛烈地翻腾起伏，使政治机构的安宁受到威胁。群众注视着享有选举权的各个阶级，看到他们安享富裕舒适的生活，于是便把这种富裕的生活与他们贫穷的境遇进行对比。他们根据后果来追溯起因，难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宪章运动刚开始时，他们对于政权怎样被利用来造成他们的不利地位，在心中也许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他们也许更弄不清，取得了那个政权以后可使他们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那些社会措施的性质。社会穷困的起因就是工人协会力求解答的一个谜。他们会员证的下端印着下列引人注目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逃避自己分内的有益劳动，就会减少公共财富的积累，而把自己的重担压在别人的肩上。”

第二章　战役开始

作为宪章运动机构的工人协会一经组成，为实现宪章而进行的比较公开的鼓动工作现在也就开始了。伦敦协会以有几个才能相当卓越的人物而自豪：其中有些是实际事务家，另一些是作家，第三类是讲坛上的演说家。最有能力的作家和实干家无疑的是威廉·洛维特。这位先生原籍康沃尔，出身于极其贫贱的阶层。青年时代，他离乡背井，徒步来到首都，几乎是身无分文。到达伦敦后的一段时期，他与贫困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全靠各种朝不保夕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设法学会了细木工人手艺，并在这个行业中造就了高度熟练的技术。作为一个劳动人民，他的地位不久就大大地改善了。洛维特是协会的秘书，可以毫不夸张说，他是这个团体的命脉与灵魂。他有清晰、高超的智力和卓越的办事能力，不论进行什么尝试，必定会圆满地实现；虽然不算演说家，但在实际事务方面，为运动所作的贡献却超过了那些比他更有口才的人。

但是，比协会所有领导人更能在各郡产生影响的，首推亨利·文森特。这个青年出生于伦敦；但自幼就迁到赫尔河上的金斯敦，在那个使戈登堡的名字永垂不朽的行业中充当学徒。童年时代，文森特对政治已经特别感兴趣。十三岁时，他在赫尔河上的金斯敦的公众集会上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无疑地使许多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感到惊讶，从那时起，他不断致力于政治问题的研究，遇有机会，便就这些问题发表演说。

后来他迁回伦敦，当时加拿大的起义给他以发挥演说天才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他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了。当宪章成为一个公开宣传鼓动的问题时，他被协会派为代表，到各郡去参加一系列的示威运动。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正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就身材而言，他同他的助手洛维特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洛维特魁梧奇伟，而他却比中等身材还差一大截。但他风度翩翩，在台上更显得潇洒自如。凭他柔美圆润的嗓音、红润的脸色以及除偶尔露出怒容外的十分动人的表情，只要他当众露面，就会博得所有听众的倾心。在当代受人欢迎的演说家中，他的姿态也许是最潇洒、最优美的了。至于口才的流畅，他比得上所有的同辈演说家，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讲坛上和他媲美。他的罕见的模仿才能引得最严肃的听众也不禁哈哈大笑。他多才多艺，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欢乐，变化交替，几乎能在十几分钟内扮演十几个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之一。对妇女们来说，他那清秀的体型、喜悦的眼光、无与伦比的模仿才能、炽热奔放的热情、音乐般的圆润声调，尤其重要的，为提高妇女地位所作的呼吁，使他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物。民主派人士，不论男女，都把他看作英国民主政治的年轻的迪莫斯提尼。这是对他的描写最诱人的一面；但为了逼真地写实起见，我们不应当掩盖另一面。文森特有激发群众的一切才能；但要使群众奋发的情绪坚定下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种能力，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却不具备。以他的禀性，要想激起群众的热情，使他们积极地投入行动，并不困难；但要作出周密的论断，却非他力所能及，因此，我们应当坦率地表明不要求他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进行任何尝试。他有自知之明——这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难能可贵的天赋才能——因此能够机智而谨慎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从不贸然踏入危险的论理领域；如果他这样做，他无疑地会同一切论理法则大相径庭。而且，他的雄辩术其实也不见得多么高明。当人们倾听他在讲坛上演讲时，他仿佛已经登峰造极；构成他的才能的要素，是他的态度、声调、姿势和激昂情绪，而不是他的议论。当然，为了表示对他公道，我们应当承认他偶尔也会说出一两句妙语，但这也只是偶尔而已。他能使听众深信他的演说自始至终是雄辩术的杰作；但是当他的演说一旦形诸笔墨，美妙的幻影立即消失，魅力顿时化为乌有，而神秘的吸引力也随之无影无踪。他好像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演说家。

这就是协会派去激发群众潜在力量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在同等条件下所作的努力能比他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不论他在哪里出现，他都会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应。这段时期，文森特过着欢乐、兴奋而又十分忙乱的生活。他的活动主要局限在英格兰中部、西部和威尔士南部。有时他冒险到北方去，在那里，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并不显得十分出众。中部地区的北安普敦、莱斯特、诺丁汉、班伯里、考文垂和伯明翰；西部地区的切尔特南、巴思、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埃奇河下游的伍顿、斯特劳德等地——这些都是他发挥雄辩演说才能的主要场所；而在其中某些地方所发生的影响，甚至一位王侯也会啧啧称羡。在威尔士人民中间，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唤起了每个人的由衷同情。当他描述劳动阶级水深火热的苦难时，他的动人心魄的语调把那个敏感的民族的热情煽成一股烈火，事后任何深思熟虑也无法使它缓和下来。作为一个鼓动家，他获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以至在富有的阶层中，也有很多人完全出于好奇心，常来参加他的集会；他们一方面承认他的才能，另一方面却在诅咒他的原则，乞灵于迫害的手段来缩短他的政治生命。

正当伦敦协会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威尔士进行活动时，其他党派的组织工作也同样积极展开。政治性联盟成为一时风尚。在兰开夏、约克郡和柴郡的广大工业区，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不能提出一份热心于民主政治人士的名册。就基础而言，这些区域的联盟和工人协会略有不同。如前所述，工人协会是不让所有非劳动人民对它的事务享有发言权的。姑且不论这项规则的用意何在，它所依据的是一个有害的原则——阶级排他主义，这种原则，任何一个阶级施加于另一阶级，都是不公道的。民主政治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承认人就是人，而不问他的身外条件。然而，令人相当怀疑的是，确定上述规则的动机与其说为了提防上层阶级，不如说为了想把某些受其厌恶的人物排斥在会议以外，因为这些人物的声势是提倡上述规则的人们十分畏惧的。事实果若如此，那么再没有比他们所采择的途径更不明智的了。一个人属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阶，愿为贫民的事业进行鼓吹，却在他的道路上设下障碍，而又不能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就会被群众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迫害，他们必将聚集在不公道行为的受害者的周围。各协会也许认为某些人的鼓吹会损害民主事业，但正当的途径是指出这些人的错误所在，而不应当违反平等原则，企图箝制他们的言论，因为这种平等原则正是他们自己用口用笔大事提倡的。

人们断定，排斥别人的这一条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个名望卓著、行为怪僻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在爱尔兰境内久已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同时在英格兰劳动阶级中间也正开始发生影响。他能夸耀自己是一个爱尔兰王族的后裔。这种自夸怎么会有助于使他受人尊敬，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毫无疑问，要是有人配称为胆小怕事的懦夫而被人们耻笑的话，所有读过爱尔兰历史的读者必然会坦率地承认，爱尔兰的历代国王都有那个特性，而奥康纳的祖先尤其如此。

1831年，费格斯·奥康纳在爱尔兰人民的面前初露头角。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自由主义分子当选为下院议员。在联合王国境内，任何地方的竞选活动都不象爱尔兰那样以十分激烈的党派精神展开斗争。因此，每一方必须有极大的劲头，才能保证成功。奥康纳正好是一个适合于爱尔兰竞选斗争的人。拳击场上，谁也比不上这位竞选拳击家能够那么奋不顾身地使尽最大的气力，从人丛中打开一条出路；而且，他对盟友们的贡献还不仅限于他的拳脚。他以律师为业，又是一个具有中上辩才的爱尔兰人，他能在竞选坛上以相当大的说服力，为一位候选人的主张进行辩护。他就是以此为奥康内尔提供了必要的效劳，在一段时期内，赢得了奥康内尔的欢心和赏识。然而，倘若要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长期处于互相取长补短的和睦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奥康纳在爱尔兰享有很高的声望，1833年被选为在科克郡的议员，就足以证明这点。奥康内尔，作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势难容忍一个预料将会分割他的一部分势力的人，而奥康纳又不肯俯首贴耳地顺从一位上级。米尔顿借叛逆天使的口所说的话十分切合他的情况：“宁在地狱称霸，不在天堂称臣。”奥康纳在议会任议员期间，始终同他的领袖发生龃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争端的症结所在大抵是由于奥康纳的言行比较一致。奥康内尔为了使他的党派取得地位和政权，时常不惜牺牲原则，迁就辉格党员。在这种策略方面，奥康纳从不附和那位大鼓动家，却一贯地设法破坏他的计划。这种行动终于使二人分道扬镳，永远不再携手合作。

奥康内尔这样抛弃了他以前的盟友，不啻把他当作一个礼品赠给了英格兰的激进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激进派中一部分人虽然不对奥康纳表示十分欢迎；但另一部分人却欣然接受了他的效劳。他曾在下院占有席位，但在上届选举后，他的席位已被议会委员会借口资格不合而加以撤销。这件事有助于他博得激进派团体的好感。工业区是奥康纳所选定的阵地，希望在那里为自己争取一个优越的地位。对他那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他走遍那些地区，足迹所至之处，通过他的努力，一个个新的政治联合会便建立起来了。一旦时机成熟，所有这些政治联合会便拥护宪章。

由于舆论日益赞同根本性的改革，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经过了一次改组。这个团体的名称是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它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几名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成员，其首要人物是伯明翰自治市选区的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另外两位是芒茨兄弟，其中之一现已递补了阿特伍德先主为了安享悠闲岁月而退隐所遗留下来的职位。《伯明翰日报》的编辑道格拉斯先生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后来调任市参议会秘书的埃德蒙兹先生也予以赞助；但是该团体的主要代言人也许是约翰·柯林斯先生，一个工人。在宪章运动开创以前，该联合会已经同意有关提倡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议会每年改选等方案；但当它看到舆论的浪潮开始趋向于更加彻底的改革时，它就轻易地顺势投入那股滚滚的洪流，正式表示拥护宪章。

在巨大的改革运动中，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并不落后于南部的同胞。民众的思想多少已由奥古斯塔斯·博蒙特做好了准备。博蒙特是所有曾经登上公共讲坛的最勇敢、最坚定的激进分子之一。他时常对纽卡斯尔及其邻近地区的很多听众就当代一切主要问题发表演说。由于他所宣扬的十分激烈的主张符合正义，宪章是不可能不受欢迎的。人民倾向民主改革的热情无日不在高涨。这两个郡的激进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体，命名为北方政治联合会，拥有几千名会员。其中大部分人属于生产阶级，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社会的中层人士，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卡莱尔，民主派分子也开始团结起来。当地的居民是全国最穷的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以十分热烈的情绪，接受一项旨在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的运动。这个阶级拥有一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他们愿意给当地人民指出努力的方向。

苏格兰开始显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伯明翰政治联合会指派柯林斯前去探测激进派的意见，为此目的，他旅行了广泛的地区。在这次视察旅行中，他至少在二十所教堂内宣扬了政治主张，发现一切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愿。主要的政治家们仿佛已经做好实行改革的一切准备。细节方面的分歧意见已不再加以考虑了。和伯明翰的同胞们一样，他们将一切次要问题丢在一边，愿意集中力量，结成一个整体。但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宪章联合会才以惊人的速度兴起；现在，大不列颠各方面的激进分子好像已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大家同心协力，决心实现他们寄予希望的伟大目标。

各种政治联合会的组织仅是实现一个伟大的民众运动所必需的机构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份机关报来强调他们的要求，或记载他们的活动，那么即使把人民集合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激进派当前的急务是创办报刊，向公众提供有关共同事业各项问题的报道。

伦敦的工人协会已经有它的刊物。在规定对报纸征收四便士印花税的法律废止后，赫瑟林顿的《二便士快讯》改名为《伦敦快讯》，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停刊时止。它的编辑名叫博蒙特——大概是奥古斯塔斯·博蒙特的本家——他经营这份报纸，表现出相当的才干。这份报纸的各栏篇幅几乎全部报道政治改革，虽然有时也涉及一些社会疾苦问题。它的伟大目标是要把宪章制成法律，从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它的政策是所谓道义派的政策，否定用暴力来实行改革的一切概念。它经常竭力使读者们牢记，只有通过和平途径才能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它的文章多半含有温和的劝导语气，销路并不太广。这份报纸就是协会的机关报。另一份报纸在利兹自治市发行，名为《北极星报》。报馆老板是深得人望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已成为工业区职工们崇拜的偶像。从来没有一份报刊创办得比它更及时的了。他领会并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是，奥康纳所以能够顺利地创办《北极星报》，不仅依靠他本人的资财。他的朋友们认购的股份不少于八百镑，要是没有他们的及时援助，当时他是否敢于冒险一试，就难说了。这些朋友对该报的成功具有信心，而结果也证实了他们预测的合理，因为《北极星报》已迅速地跃居一切民主报刊的首位。它的编辑是威廉·希尔牧师，其人文笔犀利机敏，只是人缘不算很好。该报如此受人重视的原因并不在于编辑部。两种情况有助于它在群众中博得好评。一是奥康纳的声望，这种声望主要归功于他拥有一份报刊，从而能把他的一切活动记载下来，并在报上十分显著的地位报道他的言论和实际行动。一是人们认为《北极星报》对运动作出了最完整的报道。国内任何地区举行集会，哪怕是在穷乡僻壤，也不会不在该报各栏中有所报道，并用华丽的词藻，来激起读者心中的兴趣，并使演讲者由于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受到称赞而扬扬得意。即使他们以前从未登上讲坛，他们的演说也被说成是口若悬河，大逞雄辩，等等；并且受到有意吹捧，仿佛它们是适合在每日报刊专栏中发表的议会高谈阔论。这样，在远方的人看来，平凡庸碌之辈都成了富有政治智慧的预言家。读者不要误认为这些话是有意诽谤劳动阶级在这个伟大运动中所显示的真实才能；因为，不论那种才能如何言过其实，我们决不容许它遭到鄙视。

我们必须记住，大概在此以前，除了“统一工会”时期之外，工人阶级中即使文化较高的人也不大习惯于当众发表演说。讲坛一向几乎完全被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所霸占，很难想象，大半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劳动人民会在旦夕之间成为熟练的演说家。但是宪章运动初期确是显示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时代。它使最微贱的人们获得了在公众集会上发言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也许没有必要说明，这些演说以及发表演说的集会常被《北极星报》夸大得过了头，但是这种夸张恰恰就是它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以前从不习惯于看见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出现的人们因此殊荣而受宠若惊；虽然有时他们很难辨认出本人的肖像，然而，艺术家的过度着色不能说不是深得吾心。在我们中间，谁不是多少有些虚荣心的人呢？受到这样尊重的人们在为《北极星报》推广销路方面，和专职推销员同样得力，因此，它的销路一度几乎达到每星期五万份之多。使它凌驾于其他各报的另一原因，就是洋溢在它字里行间的那种精神。因此，与《伦敦快讯》提出的道义力量的观点不同，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学说。奥康纳在他的演说中已把公众的心理激发到如此程度，以致几乎无法使他们满足，于是，《北极星报》便竭力弥补群众意犹未足之处。每一个星期，人们以惊人的饥渴情绪阅读它的各个版面，每读一次，热情便高涨一次。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读者越读越想读，直到陷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凡是不带有暴力味道的文章，决无被广大群众贪婪地阅读的任何可能。

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运动中出现了另一期刊，刊名十分响亮，叫做《北方解放者》。经营者既有魄力又有才干；它最初的议题比《北极星报》或《伦敦快讯》的议题优越；它特别地代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民主主义者，它的销路几乎局限于这两个郡，虽然并不完全如此。

爱丁堡是一个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它在报刊这样一项重大事务方面决不甘落后。当时在苏格兰还没有一份民主的报纸，于是它就弥补了这个缺陷。一份以文笔出众、编排美观著称的期刊，在当地居民约翰·弗雷泽先生负责编辑工作之下创刊了；刊名为《真正苏格兰人》。它专门比较详细地记载苏格兰民主派的活动。在道义力量与暴力的问题方面，它与《伦敦快讯》如出一辙。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并不缺少机关报：他们不需要一份新的报刊。道格拉斯先生是《伯明翰日报》的编辑。既然发表有关民主主义的议论和文章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而且进行这种投机又有利可图，于是《伯明翰日报》经过轻而易举的改头换面，便从提倡温和改革的立场转变为公开承认拥护极端民主主义，并在伯明翰及其邻近地区产生了不少影响。

未隔多久，运动中又出现了另外三份激进的报刊。其中最先出版的也是最重要报刊名为《职工报》。它的编辑詹姆斯·布朗特尔·奥布赖恩，是一个才气横溢、出类拔萃的人。多年以来，他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通常署名为“布朗特尔”，在影响英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胜过任何其他知名的作家。

第二份报刊以《宪章》的名称问世，由威廉·卡彭特主编。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人，编有一本政治教科书，内容包含在论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方面最受欢迎的一些作家的文选。

第三份报刊代表科贝特政治学派，取名为《战士》。科贝特的几个儿子和其他的人主持该报的编辑部。该报在各版上对费格斯·奥康纳及其一派的所有首脑人物表示深刻的仇视，公开指责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不难想象，由于大部分公众的心里倾向于这一新兴的运动，才吸引了这几份报刊的所有人冒险把资金投入这项带有风险的事业。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他们很难指望获得任何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民主主义的敌人必然会用尽一切方法，来缩小它们的销路，摧毁它们的势力，但是当时的运动确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从“统一工会”时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广大的群众为了任何一项事业而团结在一起。民主主义的精神发展到如此高度，毫无疑问，人民的领袖们不久必将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并招惹他们的干涉，不然的话，就必须从重要的地位向后退却；站着不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格言必须是，不退则进，而他们选择的是进。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结果。

现在，宪章的鼓动工作正在十分认真地进行着。当时决定，为了发扬民气和促进共同事业，准备在所有重大中心地点，举行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各协会开始呈现出不可忽视的声势；每星期，大批人士参加了激进派的行列。工人协会、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和其他团体忙于派遣最有才干的宣传员，到远处去煽起正在复燃的民主火焰。

格拉斯哥是第一个比较著名的城市，它以一种壮观而引人注目的场面，来表示它的市民对新兴运动的热爱，而当时出现的情景，对目击者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工人们预先作了安排，在格林草坪上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格林草坪是格拉斯哥供人们呼吸新鲜空气的一片宽广的场地，在它的尽头，壮丽的克莱德河的汹涌波涛奔腾而去。1838年5月28日，工人们自己举行了这次声势壮大的示威行动，几乎完全不依靠任何其他阶级的协助。只有一两名中产阶级人士对这次行动给予支持，但是，这次示威做得比任何事情都周密，或也比任何事情博得有关各方的更大赞扬。整个安排证明了格拉斯哥的工人阶级处理自己事务的才能。伯明翰联合会决定给予一切可能的赞助，使这次示威行动受人重视并具有声势，因此指派阿特伍德、道格拉斯、埃德蒙兹、芒茨和柯林斯先生去协助格拉斯哥的民主主义者。

在11点钟以前，从各路来的几万名群众在格林草坪上集合，一到11点钟，游行队伍整队出发，前往城市东区去迎接事先约定在那里等候的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浩浩荡荡的人群，排成六列纵队，大踏步地前进，而在整个路线的各条街道上，又挤满了稠密的人群，他们都渴望参加这项旨在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行动。据估计，不少于二十万名健壮的劳动人民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显露了他们疲劳的脸容。即便从前为实现修正法案进行鼓动的时期，也没有这么庞大数目的人们走出工场和家庭来响应这个全国性的号召团结的呼声。天空中国荡着轻快的乐曲和群众热烈的呐喊。沿着整个游行路线，共有四个乐队，各自隔开相当的距离，二百多面大小不一、式样各异的旗帜，颜色十分美观，在微风中轻盈地招展，给那一天增添了一份欢乐气氛。一面来自斯特拉撒文的旗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好奇心和兴趣，因为当苏格兰人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而展开激烈而伟大的斗争时，这面旗帜曾在德拉姆克洛格战役中飘扬在刚强英勇的盟约军头上。游行队伍通过一个指定地点，需要一小时半的时间，而当阿特伍德先生及其同事们出现时，人民群众的热情再也高涨不过了。队伍回到草坪后，市议会议员特纳被选为主席，几名工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各项决议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接着，参加集会的广大群众向阿特伍德先生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表示感谢。后来，当热烈的欢呼、帽子的挥舞以及击鼓声停了下来，阿特伍德便对大会发育了。他首先非常有力而又富于感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疾苦，认为1832年的修正法案企图增进国家的利益，到头来却是彻底的失败。然后他阐明了由伯明翰政治联合会达成协议的行动计划。请愿书将由全国所有的民主主义者签名，据他估计，签名者将有二、三百万人。如果议会最初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意让步的话，这种请愿的做法将会不断地重复使用；如果他们对议会进行了一次公正的考验以后，仍遭拒绝，工人们则联合乐于赞同他们的意见的中产阶级人士，宣布一次庄严神圣的总罢工，停止一切劳动。任何人都不会动手做工，但是每一个人都将把他的勇气、才智和力量集中于促进人民的事业方面，直到胜利之神含笑赞赏他们所作的努力。埃德蒙兹、芒茨和道格拉斯先生以类似的口吻相继发言，给集会群众莫大的鼓舞。看来他们四人谁也不愿意轻易忽视他们所见到的阻碍在人民道路上一切障碍。“反对我们的是，”阿特伍德大声疾呼地说，“所有的贵族、十分之九的绅士、庞大的牧师队伍和一切养老金的领取者、无功受禄的冗员、以民脂民膏为生的吸血鬼。”但他似乎从未考虑到最大的障碍却是最近享有选举权的中产阶级。

墨菲先生和韦德医生以伦敦工人协会代表团的名义参加集会；后者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以十分乐观的论调发表讲话。“我们有足够的武力，”他在结束演说时大声说，“但那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实现我们的一切要求。”

演说结束后，集会的群众各自散去，秩序井然。市警察局长米勒上尉在这次反映公众舆论的集会上担任总指挥，他说他从未参加过比这次集会秩序更良好的集会了。这次大示威结束后，晚上举行了宴会，参加者约六百人。茶商莫依尔主持宴会；协助他的有阿特伍德、道格拉斯、芒茨、柯林斯、埃德蒙兹、韦德医生、墨菲、特纳和爱德华兹牧师等。宴会上洋溢着同样的热烈情绪。每一位演说者看来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表示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把这项伟大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好像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这项事业将能使人民群众摆脱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上的苦难。格林草坪上的示威集会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鼓舞力量，他们表示决心，要为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1838年6月27日，泰恩河和韦尔河两岸的居民决心用全国群众从未显示过的在道义力量和庞大人数方面的最壮大的阵容，来表明他们对新兴运动的赞助。集会经宣布将在纽卡斯尔的广场上举行，这是该市镇偏北的一片宽阔的公地。当天一清早，群众在各交通要道上排列成行，对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上午9时，在全欧洲最美观的礼拜堂前的一片空地——圣尼古拉斯广场上，开始挤满激奋的广大群众。各行各业的队伍从该市镇的各区向上述地点进发，然后，主要队伍从这个中心点开始游行。这些有组织的队伍排成六路纵队，在整个一长列游行队伍的左右两侧，围有无数群众。长长的行列延伸出去，当前队到达会场时，后队还在街道上缓步徐行，离讲坛尚有一英里半之遥。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至少有十四个乐队，而在整个路线大约每隔三十码处，十分雅致美观的旗帜迎风招展。许多旗帜上面，写着引自拜伦作品的表现爱国精神的诗句，例如下列一些：自由自由之神再一次召集大军，发抖吧，你们这些暴君！难道你们还讪笑这是虚张声势？到头来，你们会流血而不仅流泪。希望我仿佛听见一只小鸟在歌唱：人民将来会有更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天赋权利上帝将自由恩赐给人类，对芸芸众生都一视同仁。过去和现在我们应当为了过去幸福的日子而流泪，我们应当为了祖先所流的血而羞愧。辉格党一度令人敬慕的假仁假义的朋友，原来比最狠毒的敌人还要狠毒，他们以往宣扬全人类应有的自由，而今连人们的思想也用镣铐锁住。革命我曾见到一些民族，犹如负荷过重的牲畜，一脚踢开上层阶级，立刻卸掉了背上重负。另一面旗帜上，引用了彭斯著名的诗句：人世间的残酷无情，使无数苍生痛心。还有一面旗帜也引用了这位诗人的诗句：等级只是财富的印记，而最高贵的却是人民。

此外，还引用了考珀、戈德史密斯等人的名句，但大部分题词是自己创作的。

游行队伍尚未全部到达讲坛周围场地以前，格雷先生提请推选一位曾经积极参加历次民众集会的老练的民主主义战士道布尔德先生为大会主席。当时广场上呈现出进步事业的敌人称之为“真是可怕的景象”。参加集会的人数估计有八万，当他们到达场地时，表现出十分热烈的情绪。在再一次的欢呼声中，主席开始进行大会议程。他脸上喜悦的表情必然会在群众大会上博得好感，也许当天发表的一切演说都不象他的演说给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公道起见，我们不妨摘录其中一段。“直到亨利六世统治中期，普选一向是我国的习惯做法。那么，怎样丧失的呢？是在内战的混乱中把它丧失了的。人民不知道它的可贵，而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法律就被修改了。从那时直到现在，英国人一直身受那种奸诈行为造成的后果。祸患就逐渐地生出来了。那时候，国家富裕，老百姓丰衣足食，富足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几乎无捐无税；也有可能做到无捐无税，因为民选的议会关心人民的收益。但是一旦丧失了民选的议会，一切就变样了。贵族逐渐发觉人民过于富裕了，因此，他们便制定法律来纠正这个弊病。真的，他们确实制定了法规，把工资降低到一定的水平，生怕人民变得过分奢侈，但法定工资却表明了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即使根据这一类的法规，劳动人民每星期的收入依然多到够他买一头很好的肥羊，或买一堆上等的牛肉。那种日子好得很哪，可不是吗？现在劳动人民还能过那样的日子吗？那些家伙的心肠真是好啊，他们不但关心人民不该吃得过饱，而且不该穿得过于华丽，于是他们制定法律，规定劳动人民或手艺工人所穿的外套、长统袜、衬衣不准采用超过今天每码价值二十四先令的布料。现在这项法规已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事态就是这样变化的。贵族的权势和专横越发加强，人民的贫困便越发加深，最后，到了1770年前后，他们把英国榨得相当枯竭以后，就想方设法向美洲殖民地征收税款。可是，英勇的美国人民受不了这些；他们起来反抗，战事爆发了，爱国主义者一举成功，北美联邦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人们所称的英国国债现在已猛增到二亿五千万镑巨额；而这个庞大的数字全是为了填满贵族强盗的欲壑的啊。十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贪得无厌的贵族吓得手足无措了。他们对法国人民宣战，阻止他们建立一个贤明的政府。不义的战斗持续了二十年，结果使英国人民负担着八亿镑巨额债款和世界上无可比拟的重税。”

主席的演说非常适合集会群众的口味，他好不容易才把它结束；然后，他介绍一位工人詹姆斯·艾尔先生发言，后者在演说中发表了下列言论：“今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在自由之神的祭坛前顶礼膜拜，这使他感到骄傲。在他们头上，高悬着压迫者的利剑，但是倘若必要的话，他们也会拔出正义的利剑，而且，除非受尽屈辱的英国人民能使正义伸张，否则就永远不将剑收进鞘中。他向周围殷切地张望，想找到一位贵族的脸孔，以便向这位贵族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但可惜他却认不出这位勋爵或那位公爵。认不出！认不出！他们不敢面对纽卡斯尔人民的义愤。他接下去提到手里拿着的那份决议书中的一段；决议书宣称，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注意！不是一切合法的手段——而是足以得到普选权的一切手段。他不禁又间接提到了君主制度；这种制度直到如今只为它本身的利益来统治国家，但他在全体集会群众面前，并以会议的名义声明，如果这种制度不为千百万广大群众的利益来进行统治，它就决不应当再统治下去。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人们、孤儿寡妇们，以及后世子孙，要争取自由就得依靠一切手段——我们的后世子孙会找不到这样的手段吗？普天之下，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而压迫者将会发觉不论在任何地方，劳动人民都快要团结起来了。知识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他从人民的知识普及，以及人民现已团结起来等等方面，预见到全世界贵族的崩溃，而且为期不远了。他们有专制君主尼古拉斯的代表、花言巧语的暴君路易·菲利普的代表和兄弟暴君们的代表，来一同扶助一个小女孩登极，使她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其实，让她做点针线活，会更有用，也更合适；但是，人民不再会受他们炫丽的服饰欺骗了；他们将照顾自己，照顾家庭，因为如果说他们看到了王族的华饰的话，那么他们也会看到那个该死的巴士底监狱的。”

上面一段摘录也许是表明那个时期工人阶级演说天才的最佳的范例之一，可以断言，其中措词用语决不会使任何集会黯然失色。但是，我们看到人们在比较琐细的问题上枉费唇舌，这实在是可悲得很哪。今天，还有什么明智的人，会把君主制度看作是民间疾苦的根源呢？倘若明天废除了君主政体，而让劳资间的基本关系仍保持在现有的基础上，那么，你实际上就是毫无所获。我们对于君主制度固然不说一句好话，但是，为什么只抨击小害，而不触及大害呢？

费格斯·奥康纳在这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讲话，十分流畅自如。他照例许下了诺言：不把他们引向死亡，便把他们引向光荣。他又向大会表示，他是人民的义务辩护士。但他演词中最有风趣的是提到布鲁厄姆勋爵和新济贫法时的一段：“哈里·布鲁厄姆说，他们不再需要济贫法了，因为每个年轻人应当为他的晚年积蓄一笔准备金，可是，当他用嘴的这一边说出这句话时，他又把嘴歪到那一边说，他想把他每年的退休养老金从四千镑提到五千镑。但是，如果人民享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就不会长期支付他的官俸了。哈里会到国库去，他敲敲门，塞尔伯鲁斯却拒不开门，他问道：‘是谁？’于是，倒霉的哈里回答说：‘是个退职的财政大臣，来领他一个季度的官俸一千二百五十镑的’；但塞尔伯鲁斯说，‘你们这班家伙今天已来了十几个了，没有什么能给你们，’于是，哈里会哭哭啼啼地说，‘哎唷！这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叫我怎么办呢！’塞尔伯鲁斯就会对他说‘到你为人民所设的巴士底监狱去吧。’于是，当哈里勋爵和哈里夫人进了巴士底监狱以后，看守会对他们说‘靠右边的，是你的牢房，靠左边的，夫人，是你的牢房；我们这里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信徒，生怕你们会生男育女，因此，必须把你们隔离看管。’倘若看守亲眼看见了隔离的情景，也许会对哈里夫人略表怜惜，但对哈里勋爵是不会怜惜的。”

当奥康纳以这种口吻讲话时，群众简直无法控制他们欢迎他的讲话的阵阵笑声和欢呼声。乔·史密斯（一个马车工匠）、帕克（也是一个工人）先生、查尔顿先生、洛厄里先生等也向大会发表讲话。洛厄里发言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举行的这次惊人的示威游行，尽管事先有人曾向群众使用了各种劝诱手段，要他们不要前来参加这次大会。为了使群众在这个重大的时刻呆在家里，一切办法都用过了，但一切尝试都归于无效。在南希尔兹的库克森制碱厂里，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甚至由人民供给衣食的军队也竟敢装上刺刀，在群众面前列队前进；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英国人民也会武装自己的，而且有足够的步枪和足够的人力，与他们在泰恩河两岸较量较量，并把在那边营房里出入的士兵打得鸡飞狗走。”

奥康纳的讲话将要结束时，一队轻骑兵从邻近广场的营房里出来，在相距约一百步的地方列队巡行。当他第二次站起来向群众讲话时，一长列骑兵拖着一尊大炮向会场的一边推进，同时一纵队步兵向另一边徐徐逼进。群众都是赤手空拳的，因此，毫无理由可以作为调动这支武装部队的借口，这种耀武扬威的表演使集合在会场上的群众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愤慨情绪。军队的行动和大炮的出现充分地表明了纽卡斯尔广场将会变成第二个彼得卢。群众虽然手无寸铁，却对军队报以一阵表示鄙夷的呐喊声，这时奥康纳说：“他[奥康纳]对这种肆无忌惮、卑劣无耻的耀武扬威感到无比的愤慨，这是应当在下院提出来的，他唯一引为遗憾的是，广场上的人还没有条件用唯一适合它的语言来给予答复，就是以武力还击武力。昨天晚上，他的朋友洛厄里先生只消事前半小时发出通知，就能在南希尔兹集合一万人来听他[奥康纳]宣扬自由主义，因此，贵族臭小子们要当心些，不要刺激群众，使他们集合起来并也带上武器——他们将会发现穿黑外套的平民也有英勇的胆量和正义的武器，和穿红制服的军人一无二致。”

这些话使那些手无寸铁、但心情激动而又愤慨的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军队千方百计地找寻屠杀群众的借口。奥康纳发表演说时，一个军官策马前进，闯向人群。这一行动被一阵暴风雨般的嘘声和“滚开！滚开！”的喊声所制止，一个勇敢的小伙子面对这种蛮横卑劣的行为，怒不可遏，猛力地把马推开，一面大声嚷道，“滚蛋，你这混蛋，我们养活了你，你不知足，还要侮辱和践踏我们！”奥康纳提议向主席致谢，主席答话时盛赞群众的勇敢而又平和的态度。直到最后一刻，军事当局仍决心要动摇他们的这种态度，因为集会将散时，军队又包围了群众，向他们耀武扬威，企图激起他们的反抗。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通情达理，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军事当局的行动好像只会证实布朗特尔·奥布赖恩的一句话：人民群众在大量集合起来讨论他们的权利问题时，要是手中没有抵御压迫者袭击的武器，那是板不安全的。但当时却一切平安无事，集会群众心情舒畅地散去了。这样就结束了为拥护宪章而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就该区的总人口而言）示威游行。

继这次示威游行之后，又举行了一次，其规模同样盛大。队伍的编列与前相同，各行业派遣自己的执事人员，即使最贵族化的团体也不置身事外，马车制造商比任何其他行业受上层阶级的影响更深，因为他们更直接依靠那个阶级来维持生计，但他们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学徒高举着他们的旗帜，上面有这样稀奇古怪的题词：“老公鸡啼唱，小鸡雏学样。”

妇女们热心公益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在朝着民主主义目标前进的道路上，她们并不落后；她们成群结队地参加游行，殷切地倾听进行政治鼓动的激烈言论，与男子们相比，也毫无愧色。这次集会是为了推选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三位代表而举行的。就宪章公会提出的候选人的政治信仰而言，只有宪章运动最热心的赞助者才会同意他们的提名，但当他们的名字被提出时，群众的热情证明了他们对于这些提名是多么真诚地加以接受。被提名的三人是约翰·泰勒医生、乔治·朱利安·哈尼和罗伯特·洛厄里。泰勒医生的家族在艾尔郡，拥有一所住宅和相当多的家产。有一段时期，他曾住在格拉斯哥，主编一份报纸名为《格拉斯哥解放者》，但该报寿命很短，大概由于泰勒医生另有更急要的任务需要去照料。他曾当过相当长时间的海军军医，具有海员的那种率直、慷慨和勇敢的品质。他又曾在法国住过几年，和法国最热忱、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早期训练使他不屑计较个人的得失；他所接触的社会，加上他天生的大无畏精神，使他认为暴力革命才是取得胜利最简捷、最可靠的途径。当时，泰勒正在壮年，大约三十四岁；他的外貌露出一种俊逸的神韵，准会使人产生良好的印象。中等以上的身材，体格强壮结实与身高十分相称，一副聪明伶俐的面相，两只炯炯有神的、黑黝黝的大眼睛，头上飘拂着漆黑的头发，居中分出一条发路，长长的发鬈垂过他宽阔的肩膀，穿着一身松散的海军服，看起来，他象是一个典型的悠闲自在的人物，那种悠闲自在的态度在他的演说中和在他的外貌上同样显著。他决不是那种语言冗长乏味的演说家，那种演说家似乎主要以他们的讲话使人不感兴趣为快。一般地说，二十分钟，最多半小时，是他的演说所占时间的限度，但在那段时间内，他的话不断倾吐，象一条清澈潺湲的溪流，每一顿挫都恰到好处，他的语言显出他那口若悬河、雄辩滔滔的本领，而演讲的姿态确实富于感染力。他的嗓子略嫌过高，但发出的声调仿佛最美妙的音乐，十分悦耳动听；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演说家象约翰·泰勒医生那么得天独厚地将天赋口才和艺术技巧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丝毫没有煽动家们所使用的各种小手法。他从不想用花言巧语来博得群众的喝采，也从不自夸为人民所作的牺牲。每次只要他提到自己，他就象是不要人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名叫泰勒医生的人似的；在他看来，事业的荣誉远远超过他愿意使自己获得的荣誉。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率直、最忠实、最勇敢、最真诚、最无私的一位民主主义者。

至于乔治·朱利安·哈尼，我们就很难以这种无保留的赞赏来评论了，但一开始，为了表示对他公道，应当说明，我们任何时刻也决不象当时有些人那样，对他拥护民主主义事业的热情产生过怀疑。哈尼的仪态和他的同事一样落拓不羁，但他的做作过于露骨，逃不过朋友中一部分目光敏锐者的觉察，使其中很多人感到很不自在，同时又给敌对者提供了奚落的话柄。虚荣心是他的显著弱点。也许在当时，他多少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成年不久，那种年纪即使对于一个意志十分坚定而已崭露头角的人来说，也正是一生中非常危险的时期，而哈尼的意志却又不是十分坚定的。我们并不存心轻视他的才干，因为他确有不少才干，但许多具有相当才干的人最易犯的一种毛病，即以为自己比自己的实际才能还要伟大，这个缺点哈尼也是有的。我们目前评论的这个人物，可算没有泰勒医生的那种率直、豪爽、天真的风度；相反地，他那双深黑敏锐的眼睛在两道略微阴沉的浓眉的遮掩下，片刻不定地转动，目光不断地从这一对象扫向另一对象，好像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敢信任似的。他的唇边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复仇神气，表明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而实际经验正证实了这种印象是正确的。然而，不妨这样说，对于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们，谁也不如他显得那么热情而又忠实。哈尼在他的政治生涯的初期，立志要做英国革命的马拉，有一次确实因为妄自比拟而受到了指责。他的才干在执笔撰文时表现得最为出色；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从未达到第三流的水平。他会在大会上占用两小时时间，吞吞吐吐地发言，使所有爱听演说的人在倾听他的长篇大论时感到厌倦。在太平无事的时期，象他那样的演说家决不能赢得卓越的地位；但当时不是太平无事的时期——激烈的言论非常时兴，除此以外，群众是不感兴趣的。哈尼有充分的激烈言论来满足政治市场的需求，而且一直是任意地发表。有时他信口雌黄，尽说废话，但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漂亮空话却都是金玉良言。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家因为他信口雌黄便断言他是内奸，但这种假想却无根据。不少忠实可靠的青年人在得意时，也是象乔治·朱利安·哈尼那样愚蠢可笑的。

第三人和上述二人大不相同。洛厄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以裁缝为业。他下肢残废，足力又十分软弱，由于职业的性质，他受了很大的痛苦，而且还要在健康受损的不利条件下费力地干活。他的身材相当瘦小，面部带有几分敏慧而又和蔼可亲的表情，遇到突然令人兴奋的事时这种表情尤其显著，那时他的经常沉凝的眼光就变得明亮活泼起来。他的演讲才能不大容易形容，但肯定是在一般水平之上。他的演说缓慢稳重，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却充满了巨大的力量。他的嗓音并不十分清脆悦耳，但语调却很响亮、清晰而且相当好听。就论点的完整性和明确性来说，他胜过大多数的演说家。他不强求自己讲得头头是道，但几乎在他提出的所有意见中，都贯串着完全可靠的论据。虽然他在辩才方面从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也无法否认，他的言词很是动人、有力，而且有时不同凡响。一般地说，他的言论不象上述他的两位同事那么过激、那么决断，但世道的潮流往往使他失去自制力，有时他的话表明他不反对暴力政策的原则。可是，他具有相当大的、而且十分有益的行事谨慎的能力，他为自己划定一定界限，很少逾越。关于他的矜持克制能力，我们所能引证的，也许没有比下面这段话更能使人们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由于人们愤慨的情绪日益高涨，传说政府正在出动国民军。洛厄里在一次演说中提及此事，措词大意如下：“有人告诉我们，政府打算出动国民军，我又听说，青年人为了找寻替代办法，正在组织俱乐部。如果政府坚持这项决定，我的劝告是不要组织俱乐部，而是接受他们交下的武器——至于怎样使用，我让你们自己判断，自己斟酌决定。”演讲者的用意何在，不可能引起误解，然而，谁也不能断言他怂恿听众使用武力来反抗政府。

这些就是上述三人的情况。他们被定为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的适当人选，提交那天群众集会讨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讲话以后，群众一致同意提名，并批准了宪章协会以前的决定。

达勒姆郡对于正在迅猛发展的民主主义运动所寄予的热情一点也不落后于它的邻郡。森德兰是达勒姆郡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因为它是该郡最大的城镇，居民特别热中于民主主义事业，而且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优秀演说家。尤其是两位青年对于工人阶级的思想愿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詹姆斯·威廉斯和乔治·宾斯，彼此在鼓动工作方面保持着合作关系，例如一人在郡内各地举行的无数次群众集会上讲话时，另一人一般说来则从旁予以协助。两人的性情脾气截然不同；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也显出巨大的差别。威廉斯的脸部相当长，但在表情时，却显得略为缩短，这表明了他的狡黠性格，轻率迟纯的目光对此视而不见，但经验丰富的相面家却一望便知。威廉斯有相当充分的逻辑推理能力，但他的最稳妥、最清晰的论证往往搀杂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诡辩，有时使人难以辨别真伪。一般地说，他的发言严谨、迟缓而又审慎，宁愿支吾其词，而不愿说出将来听起来会引起麻烦的话，因而使自己受累。他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但几乎完全属于理智范畴。至于赋予一个真正演说家以力量的那种热情，他却很少；我们可以冒昧地作如下断言而不会犯不公正的错误：如果他在任何时候对一个主题产生激动，并把他心灵深处的感情激发出来，那么，一般地说，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理智仍然主宰一切，指示他应当流露出多少热情。

相反地，乔治·宾斯这个青年的热情则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有清晰卓越的理智，却没有他同事的那种狡黠性格以及马基雅维里式的品质。我们将他称为一个外表俊秀的人物，并不言过其实。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的词令直爽、透彻、流畅、典雅，而且华丽。他刚刚成年，象他那种性格的人，在那个年龄，每句话都洋溢着奔放的热情，而一切言论，显而易见都是天真单纯的；他从不研究如何以惯用的圆滑措词来迎合听众，而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人们看来，难以理解的是，天生的禀赋如何竟把甚至十分严谨的教养付诸东流，旦夕间把半世的心血结晶化为乌有。宾斯的父母是公谊会的信徒，他们待人往往十分善良，其方式也很独特，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小心翼翼，始终不懈。当然，作为公谊会教徒，他们信奉和平社会的原则，但他们的一切情力和关怀却不能使他们的儿子适应那个教派的冷酷无情的准则。他们经营布匹和服装生意，把这种行业的诀窍传授给他，但是，即使在利润方面铢两不遗的斤斤较量也不能磨灭乔治·宾斯内心的热情。他的灵魂深处蕴藏着精纯的本质。他父亲的买卖对他的情趣和爱好极不相宜，因此他刚刚成年，便离店而去，同威廉斯合作，从事比较接近他的性格的书报印刷与销售业。由于民主主义运动蒸蒸日上，具有民主倾向的出版物风靡一时，因此，这个青年演说家在传播民主主义知识方面发挥了他的特长。他往往告诉欣喜的听众，正如他所援引的诗人所说，这种知识是“我们可以凭它着力、直上青云的羽翼”。

威廉斯和宾斯使达勒姆郡经常处在宣传鼓动的状态中。每个星期，几乎没有一天不举行一两次集会。如果无法找到室内会场，便以宽广无边的苍穹来作屋顶，因此，多数集会是在露天举行的。约翰·柯林斯正从苏格兰前来，当时作出决定，借此机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户外示威游行。两个夜晚以前，柯林斯曾在纽卡斯尔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演，为在该镇猎场上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作准备。和纽卡斯尔一样，森德兰也有猎场，因此便决定在那个地点举行集会。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队伍携带乐队和旗帜在镇上列队游行；一面旗帜上的题词是：“工人是国家的真正贵族”；另一面旗帜上则写着：“英勇自由的人民的大同盟，这是一个宏伟崇高的事业，一个应当繁荣昌盛的事业，它最后一定胜利。”集会议程开始前，乐队合奏了那支爱国尚武的美妙古曲，“苏格兰人民跟着沃里斯血战沙场。”

詹姆斯·威廉斯先生担任了这次集会的主席，他在发表议论时说：“六、七年前，他们曾在此地集会，目的在于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所谓自由。他们同当时正在为其本身权利而奋斗的中产阶级携手合作——他们为这个阶级获得了政治自由，满以为它出于感激，将会协助社会上大多数的群众获得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被它欺骗了，被它卑鄙地抛弃了，他们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威信，再一次挺身而出，必将再一次获得胜利。他并不因为他们受骗而感到羞惭，也不因为人民上一次挺身而出而引以为憾，这种行动给他们博得了无尚的光荣，而给那些现已抛弃了正义事业和人类事业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耻辱。他坚信，目前正在进行的方案，将在十二个月的短暂期限内，使英国人民获得被那些不义的、反基督教的贵族们使用不法手段剥夺了的权利。”

读者看一看，威廉斯一下子就说起当时流行的时髦话来了：群众政治上的奴役地位应归咎于贵族。贵族反对他们的解放，确是事实，但现在同贵族勾结起来反对千百万人民，并在剥夺人民政治权利方面比它的盟友权力更大的那个强大的势力却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威廉斯本人承认，在群众的支持下为自己获得了政权，由于曾经保证群众取得同样的权力作为报答，才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自己获得了权力。后来他又谈到人民被贵族剥夺的权利，这种说法比无稽之谈还要荒谬。人民群众可能为之苦恼的任何无权状态都应该由下院负责，而下院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代表所组成的。

麦金尼先生刚刚开始发言，表示拥护第一项决议时，天空中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倾盆大雨接踵而到。既然再也没有人能在会上有效地发表讲话，当即宣告休会，退入会议室，继续讨论会务。我们从宾斯先生的演词中摘引了下面这段话，作为他热情的雄辩的演说中的一个实例：“一千八百年前，人们鼓吹、传授朴素崇高的平等原则，并按照这个原则行事，但那个原则早已被忘怀了，现在除了反基督教的目私自利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但人民有个法宝——一个永不使他们失望的法宝；他〔宾斯〕相信他们将会再一次——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利用这个法宝，并且为了自己的新生而团结起来。暴君们可能称人民为粗野的群氓，可能把自己刻毒的想象力所能编造的一切恶名任意加在他们身上，但是暴君们应当记住，他们将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席上和穷人见面，并肩受审。暴君们可能夸耀自己的纪律，但人们可以夸耀自己的人数和力量。暴君们可能炫耀自己的残酷行为，但他们——人民——将以自己的英勇行动来对抗；我们不是由于自私自利的关系而团结起来的，暴君们不妨夸耀他们有许多个韦林顿，但是我们有一个上帝。”

为了评价这些话和类似的言词在集会上所能产生的效果，我们必须听听宾斯先生的讲话。他常被十分喧嚣的喝采声所打断，当上面摘引的讲话结束时，其效果竟象使人们着了魔似的。集会的群众全体起立，向那位热情奔放、口若悬河的青年演说家致以最热烈的欢呼。柯林斯先生是个外地人，又是一向积极从事于群众组织活动的人，当然成为当天的主角。他说明了促使他参加鼓动工作的种种动机，告诉集会群众，从八岁直到他参加民主运动时止，他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他同样又说明，他是在看到包括八万至十万人口的两万个家庭被迫靠赈济过活以后才离乡背井的。当时，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于是就来到人民群众中间，想弄明白，他们究竟会不会自己同情自己，还是依靠别人来怜悯他们。柯林斯继续说：“议会体现了各个方面的利益，其中唯独没有人民的利益。教会、律师界、地产利益集团和资本家，所有这几方面的利益都欣欣向荣。杰克对托姆说，‘能不能帮我一点忙，通过这项有关地产界利益的法案？’‘当然可以，’托姆说，‘不过，你要帮我通过有关资本家利益的另一法案。’杰克照顾了托姆的请求，托姆也照顾了杰克的请求，他们上下其手，人民就遭殃了。倘若豺狼为羔羊制定法律，鸥鹭为河鱼制定法律，不用说，他们必将使羔羊和河鱼所处的地位最便于他们掠食。关门主义者说，人民没有选择适当代表的能力；这种议论来自心怀叵测的人，可是他们所选出的下院，今天不加思索地通过一项决议，明天就把它撤销了；但这是假话——他们不是有互济会和其他社团吗？社团的任何一个职员倘不尽职，人民中间就会发现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罢免他们的职务；但可悲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人们的知识正在日渐退化，如果他们现在不健全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每况愈下。他要为维护永恒不变的人权原则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假如有人将要得到一份产权，法官是否会说他太无知识，管不好这份产业呢？不会的！决不会的！不管他多么无知识，那份产业应当由他掌管，而他也就立刻有资格当一个立法者了。”

柯林斯结束了他的演说以后，宾斯走上前去说，在提出决议前，他要求他们表示一下是否愿意和伯明翰人采取同一行动，必要时，甚至置生死于不顾。演讲人从集会的群众方面得到的答复是一片欢呼声，接着，《全国请愿书》便一致通过了。于是，全体集会群众连同乐队，举着旗帜走出会场，送柯林斯上车！在广大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与乐队不断演奏的生气蓬勃的爱国乐曲声中，他向大家告别，前往利兹。一切事物呈现出欢乐的景象，森得兰人民对全民事业的迅速成功寄予莫大的希望。

大会之后，晚上又举行了晚会，由威廉斯先生担任主席，宾斯和洛厄里是主要演讲人。洛厄里讲词的结束语值得写入本书，因为这是表明他的雄辩才能的一个范例。“他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因为民主主义是上帝的政治法则。他拥护自由，因为它的神庙里有正义——它的宝座上有公理，它的祭坛上有和平。压迫者尽管咬牙切齿，大声咆哮，但宣布他们死亡的命令已经发出了；上帝已经说了，压迫者必将消灭，尽管他们刀枪林立，炮声隆隆，自由之神将对他们怒目逼视，而他们将在她面前惶恐觳觫，莫敢出声。正象古代圣坛前的守更火那样——它永不熄灭，它从北极山顶延伸到南极山顶，向整个人类传播欢乐、喜悦和幸福。”

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森德兰的集会受到了英格兰中部民主主义者的迅速响应。北安普敦是英格兰居于最中心位置的一个较大的城镇，那里的人们决定举行一次露天集会来表示他们对民主主义的同情，并邀请亨利·文森特前来参加。这次示威游行是在工人协会的主持下组织起来的，为了给它增添重要意义起见，特选定1838年8月1日奴隶解放纪念日为会期。“解放”一词在这里只应作狭义的解释，因为虽然他们一致同意以集会来庆祝解放，但被庆祝解放的那些人的当时处境还不如他们自己；他们即将举行集会，其目的在于谴责有钱阶级对他们的奴役，并表示决心要冲破把他们束缚在被奴役地位的枷锁。奴隶制有多种多样的状态，但任何一种制度，只要他的目的在于把一个人的劳力、生活和命运交给另一人任意支配，这种制度就应当列入那个万恶的名称范围以内。

为了使集会活动具有在他们看来是这次盛会应有的重要性，他们决定不惜花费任何合理的开支来引起公众对集会的注意。措词令人信服而且意味深长的告示，宣布游行队伍将在3时从集市广场出发，到了3时，广场上以及通往广场的各条街道便呈现出一片异常活跃的景象。这次特制的无数旗帜，上面描绘着象征自由主义的图案，在初夏的微风中轻盈地飘扬。工人协会会员胸前佩着三色花饰，排成了队伍，乐队奏出轻快活泼的乐曲，群众向前进发，步伐几乎和军队同样整齐。队伍穿过各条主要干道，一路上人们不断地参加进来，队伍一直走到赛马场，场内的大看台已保留下来，作为演讲人向集会发表演说的最适宜的场所。

不论在人才方面，或社会地位方面，这次的民主集会都不应当受到低估。集会群众的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但讲坛上也出现了少数中产阶级人士。为了适应一个旨在提高群众的权力和影响的集会起见，决定推举一位工人——皮鞋匠约瑟夫·赖特——主持集会，执行主席职务。这位主席引导讨论的特点在于他有简单明了而又论点鲜明的见解，他对议题也十分通晓。当时国内的统治者受到了他颇多的谴责。但是仿佛是为了证明环境的力量和人性的无常似的，恰恰就是这位主席，不久之后便加入了警察队，擢升到显要地位，一变而为他曾经十分激烈地谴责的政府中一个受宠幸的奴仆。凯特林的牧师约翰·詹金森是演讲人之一。他讲话有力、尖锐，而且扣人心弦；他的讲题取材于凯特林旗帜上的题词“公道无偏”，讲得娓娓动听。唯一神教派牧师J.C.米克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语气中把精辟的论断和豪迈刚正的雄辩融为一体。此外，还有一个来自乡间的农民伯德特，他给听众讲了几个生动泼辣、古色古香的英国幽默故事，使全场活跃起来，并受到大家衷心的欢迎。

但是那天最灿烂的明星当然首推亨利·文森特，人们以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他的雄辩演说，而他确实也没有使他们对于他那善于博得群众欢心的才能所寄予的希望落空。可是，正当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开始发言时，天空中阴霾密布。这正是滂沱大雨的先兆。一阵大雨有时甚至会使兴高采烈的集会群众情绪低落。当时，集会上也开始露出人心动摇的迹象，但文森特却有朋友在他头上张着一顶大伞，保护他完全不受寒风冷雨的袭击。他脸上浮现出十分乐观的笑容，用鼓舞人心的口吻大声说：“朋友们，坚守你们的岗位，一点小雨，不要害怕！”不论是由于自感惭愧，还是出于更高尚的动机，浮动不安的人群又默默地遵从了他的指示。只要文森特能在会上把讲演正常地进行下去，集会就不再有中断的危险了。他吸引了会上每个人的殷切注意力，他甚至于比往常还要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辉格党人受到了他的一些非常尖锐的批判，他揭露该党在野时的伪装爱国，适与他们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后的专制倾向形成了对照。这种对照使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从他们时而狂笑、时而欢呼表示赞赏他的讲演的情况可以得到证实；然而，文森特关于上述问题的说法也许不够公正坦率，因为，应当知道，不管中产阶级向人民可能许下什么诺言，约翰·拉塞尔勋爵和他的贵族朋友们对于民主主义就根本没有表示过赞同。不错，他们的演说中搀杂着一些有关人民权利和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一般意见，这种意见可以按当时情况的需要作出各种解释，但在他们看来，其含意仅是中产阶级要获得自由，以便与贵族一同对劳动群众实行专制罢了。然而，如前所述，模棱两可的词句当时极易使群众感到满意；至于那些词句究竟有什么特殊含意，他们很少去问个究竟，人们听了几句华而不实的笼统言词就很容易上当了啊。文森特的演讲结束后，集会一致通过了拥护宪章的决议。

这位演说家离开该地前，又举行了另外三次集会，其中一次是第二天晚上在协会会议室内举行的，当时他的语气极其乐观。从大众喜爱的作家作品中选用一言半语，这个方法谁也不象文森特那么运用自如。他借用这一言半语，穿插在他演讲的整个思路中，简直使人很难发觉这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虽然他也许会承认（正象他有时是这样做的），这句话是借用别人的说法，但他演讲时口才如此扣人心弦，以致使他往往不仅在强有力的表达才能方面，而且在言语本身的含义方面，博得了声誉。他曾致力于托马斯·佩因政治学说的研究，在上述那天晚上，他在说完那次演说精彩的结束语时，引用了那位共和主义作家的下列名句。“如果说上帝造成了贫富，此话不对，上帝造的是男女，并将大地留给他们来继承下去。”在运动中，谁也不能象他那样恰当地表达出这种思想感情，此外，他那绝妙的口才、表演的姿态、兴奋得意的神情屡屡赢得了听众十分热烈的赞赏。

第二次室内集会原定在该镇最宽敞的房间“撒拉森人头像”室内举行。布告已经贴出，但保守党某些有权势的人士开始活动，当委员会在举行演讲会那晚去领房间钥匙时，却遭到了婉辞拒绝。另找房间是不可能了，除了前往商业中心广场外，别无他法。在那里，不久就聚集了一大群人，这些人由于遭到罚站露天这样的小小迫害，因此在倾听他们喜爱的演说家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时，心情格外激动。那天晚上，文森特站起来发言，对听众产生了三重影响。他的面部表情确实威严，他的激昂演说比以往还要豪放。他对政府和地方官吏们大肆抨击，把他们比作世界上最荒唐的家伙。这种振奋人心的言论，恰好合乎公众的口味，而且由于他的演说中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听众就更觉得津津有味了。

第二天晚上，文森特在协会会议室发表了临别演讲，论述了各个阶级的不同教育。在演说中，上层阶级被他摹仿得维妙维肖。他说，在一次为庆祝女王登极而举行的公众大会上，他——一个卑贱的印刷工人——怎样把伦敦德里侯爵从主席台上撵了下来。他摹仿那位患有严重口吃的高贵勋爵结结巴巴地说话，使他本人的话音被听众一阵阵的狂笑声所淹没。这几次集会的收获是，协会的会员登记册上又增加了四百人。民主主义的浪潮滚滚向前，声势日益浩大，预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旧势力将被取而代之。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这种发展中有多少是可靠的实际，又有多少仅是过眼云烟；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各阶级都给予重视，这是无可否认的。报刊不得不注意民主主义运动的进展了。辉格党的《信使报》装出一副伤感的样子，托利党的《先驱报》一方面承认文森特口才的流利和思想的机智，另一方面则又不借用大量粗俗下流的言词对他进行辱骂，并尽力挪揄他所阐述和主张的原则。它把这几次的集会说成是由少数衣衫褴褛的鞋匠所组成的。该报这位杰出的编辑是个牧师。关于参加集会的人数，他决不应当有意撒谎，因为每次参加的人数都不可胜计，而且包括各阶层人士。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想基督纪元的初期。假如上述那位尊敬的牧师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对基督教的创始人和他那些可怜的迦利利渔民信徒们，将会怎样写法呢？呸！你们这帮贩卖渎圣假货的骗子！你们这帮对容易上当的老实人进行欺骗的伪君子！你们这帮惯说鬼话、专搞阴谋的江湖贩子！你们这帮背弃耶稣所教导的伟大神圣的正义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叛逆，居然伪善地、恬不知耻地冒认他为你们的主宰，而在你们一面奴颜婢膝地奉承不义的权势，一面又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之际，却又经常把他的教义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章　运动的进展

上述演说家发言的余音在北安普敦人民的耳际还未消失，伯明翰委员会就展开了规模更大的行动。伯明翰城区及其四郊拥有稠密的工业人口，在鼓动工作方面，它一向被认为几乎具有无限的力量。修正法案时期的各种协会已把这个城市提升到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城镇所能享有的重要地位，这个城市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它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它自己的下院议员来领导的。托马斯·阿特伍德是个不可轻视的人物，他在修正法案获得通过后曾经声称，如果上述法案没有变成法律，他一定会出动二十万人，向首都进发，要求制定这项法律。伯明翰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本区群众大会，集中地点就在以前多次举行群众示威运动的霍洛韦广场。他们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以便使大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在这方面，他们获得的成就是令人钦佩的。

虽然在群情激动的时候，我们应当原谅过分夸大的报道，但这一次无疑地是一个盛大规模的集会，参加的人数估计有二十万。早在上午9时，街道上就挤满了人群，呈现出一片活跃喧闹的景象。政治联合会会员预定10时在市政厅举行会议。那里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宏伟的大厦的各个大小角落留不下一点空地。这次大会选出了联合会的下届委员会。

在一片沸腾的欢呼中，政治联合会的阿特伍德先生、索尔特和埃德蒙兹先生，奥康纳先生，苏格兰的莫伊尔和珀迪先生，韦德医生，伦敦的文森特和赫瑟林顿先生，曼彻斯特的理查森先生，牛津的福尔克纳先生步入会议厅，这时群众对“辉格党骗子和托利党恶霸”发出同样喧嚣、同样强烈的嘲骂声。让我们在这里注视一下厅内展示的一面横幅，上面绘着三块面包，大小不一，但标价完全相同。英国的一块最小，法国的一块较大，俄国的一块最大。下面题着一行字：“这是谷物法的效果。”

埃德蒙兹先生宣布奥康纳先生受约克郡六个城镇（包括利兹和哈利法克斯在内）的委托来此参加集会。他的话引起了一片十分响亮的喝采声。道格拉斯先生提出联合会的财务报告，表明开支虽然很大，手里还有将近两百镑，可用作鼓动工作的经费。他又向集会群众宣布，一个由万人组成的代表团刚从沃尔索尔到达这里。这项声明引起了全体一致的热烈欢呼。委员会选出以后，各团体的游行队伍向霍洛韦广场行进。伯明翰支队从市政厅出发，柯林斯和皮尔斯先生被推举为领队，骑马前导。另外是沃尔弗汉普顿、沃尔索尔、达德利、赫尔佐温、沃里克和斯塔德利的六个支队。这些队伍从几条街道分别行进，前往那个引人注目的巨大中心会师，下午1时刚过，全部到达。霍洛韦广场上的一片空地是圆形剧场式的，讲坛的位置使大多数人可以清晰地看到演讲人，并从极远处听到他们的讲话。各行各业为整个庞大的队伍增添了美感，人们举着大小旗帜，旗上各种标语和图案缀成五光十色的画面。凡是可以清楚地俯瞰那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集会的一切有利位置，早就被人占住，因此，在游行队伍到达前，那里早已聚集着无数的观众了。咚咚的鼓声宣告同志们的来临，鼎沸的欢迎声响彻云霄。正在行进的群众川流不息地涌来，仿佛游行队伍是永无穷尽的。很难设想有什么场面会比聚集在这个有趣的场合的广大群众所形成的场面更为壮丽的了。

阿特伍德先生被推选为主席，他发表了一篇内容与前大致相同的演说。他自称是爱好和平的人，声明他永远不会同意使用暴力来实现人民的目标，但当他对这个问题讲得兴奋时，却说议会无法拒绝两百万人的要求，这个要求倘若不迅速照办，结果必将使两百万人增加到五百万人。他恫吓下院说，如果下院迟迟不承认他们的权利，广大的人民群众将对下院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假若人民的请愿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这位议员先生建议全国举行一星期总罢工，在此期间，全国没有一个锤子挥动，没有一个铁砧发响，也没有一个梭子转动；他对听众说，他虽然反对使用任何暴力，但如果人民受到了袭击，其后果一定会落到挑衅者的头上。他又对集会群众说，如果政府胆敢在他为实现和平目标而进行努力时将他逮捕，则一定会有十万人向政府进军，要求将他释放。

到了此刻，不管阿特伍德先生企图使他的追随者所得的印象是多么和平的情绪，据我们看来，他的忠告至少有一部分（如果实行的话）只会导致他表面上所反对的后果。而且，最后的那句预言，如果设想它有任何含义的话，也只能意味着暴力，因为如果他的十万名朋友，为了上述目的而集体出动，并遭到了拒绝，那就或是以武力解决，或是不体面地退却。在后一情况下，大踏步前进变成了大踏步后退，只会贻笑大方，同时也使我们联想起诗人诙谐的诗句：约克公爵老当益壮，万名勇士在他麾下，正向崇山峻岭进军，却从高山退到坡下。

而且，阿特伍德先生的停工计划，除了成为暴力革命以外，简直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结局。在短短一星期的时间内，有钱阶级不要劳工也完全可以过活，他们知道在那个期限结束后，劳动人民是一定会复工的。倘若不打算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赢得胜利，谁也不应当劝告人民停止工作。罢工必须胜利完成，不然就必须接着使用暴力，否则，整个行动必将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同时，罢工的目的也将受到无限期的延搁而不能实现。我们怀疑，阿特伍德先生是否准备接受他本人的劝告将要带来的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但这个劝告对听他讲话的广大群众毕竟产生了影响。他的呼吁获得了热情的反应。真的，任何一个君主对人民的统治，也不象阿特伍德先生对会场上广大群众似乎享有的统治那么绝对化了，奥康纳首先举手，表示倘若主席被捕，他愿做十万名进军者之一，要求将主席释放。

阿特伍德先生的同事斯科菲尔德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讲话的还有芒茨、道格拉斯、文森特、莫伊尔先生等。除主席外，那天最重要的主角首推费格斯·奥康纳，就措词的激烈而言，他是决心不落后于阿特伍德先生的。他建议，在写好请愿书准备递送时，应有五十万人在伦敦集合，陪同阿特伍德先生携带请愿书前往下院，并应通知下院，他们正在议会广场上静候答复；但实际上奥康纳的言论却远远超出了上述限度。关于他演说的要点，他所引用的下列穆尔的诗句是最好的说明：前进吧，高高举起我们的绿旗；每把利剑都刺透敌人的肉体。我们这边满是高洁情操和爱尔兰精神，他们那边只有教区牧师和罪行。

引用这一类不合时宜的诗句（其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这些诗句是专指爱尔兰人民而言的，但奥康纳所呼吁的听众几乎全部是英格兰人，而且他谈到的民间疾苦，并不是全国某一部分人民所特有，相反地，却涉及全体人民），一方面证明了他语无伦次，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他缺乏鉴赏力；同时这也使我们不能指望这位伟大而有权威的鼓动家将来会慎重行事。上述这种引句确实使容易激动的人们受到了一时的鼓舞，但对于实现任何真正有益的目的来说，再没有比它更不适宜的了。不难看出，这种失检的行为正为分裂活动打下了基础，对运动的顺利发展只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当时几位领导人物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厌恶的神色，集会刚刚结束，这种厌恶心理便溢于言表，说明在指导鼓动工作的政策方面，他们与奥康纳之间没有多少共鸣，然而在主席发表了意见以后，谁又会说奥康纳完全错误呢；他只是在阐明阿特伍德先生的劝告中似乎确有的含义，即使他的言论不能自圆其说，至少也是可以原谅的。不管奥康纳的言论多么激烈，在听他讲演的广大群众耳中，并不觉得讨厌，而在其他方面，他比在场的任何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使伯明翰听众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拜伦描写海盗的话——“他那普通的身材并不寓有巨人的骨架”——对他全不适用，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确是一个巨人。身长六英尺以上，体格结实健壮，虽然见解带有几分贵族色彩，他的外表，群众一看，就必然会对他肃然起敬。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尽管世界文明日益进步，优越的智力日益受到重视，一般地说，人们对于优越的体力仍怀有深深的敬意。奥康纳的脖子很短——短得使人看不出来，这是他体型上的唯一缺陷，即使这个缺陷也没有造成不良的印象，反而加强了（却没有削弱）公众对他铁一般的体格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持有的看法。

可是奥康纳不是单凭体力才使群众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尊敬的心情。他的额部宽阔厚实，颅相学家认为是知觉器官所在的各个部位都十分饱满；只是思考官能相当不足，尽管这些缺点存在，但仍足以证明他有优越的智力。有人说他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没有一个具有同等智力的人比他更反复无常的了。如果他的判断力的可靠性能同他的知觉的敏感性相媲美，他一定会在智力方面成为一个伟大人物，但他却缺少一个伟大人物应有的这种基本品质，因此，他的一生贯串着连续的错误和出尔反尔的行为，人们对此愈加思考，对他的评价也就愈低。在运动中，谁也不象奥康纳那么有把握取得声望，同时谁也不象他在享有盛名之后又必然将它丧失。人们要等到他开始讲话以后，才能完全感到他的影响的深远。但这大致还要视环境而定。如果举行一次户内集会，文森特比他要高明得多。在户外，奥康纳几乎是一个万众崇拜的偶像，因为他雷鸣般的声音会传入最为心不在焉的听众耳中，使最喧哗的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他在伯明翰集会上所遇到演说对手不在少数，但他每吐一字，声若洪钟，回声在天际震荡，甚至使古希腊的传令使者斯坦托也甘拜下风。相比之下，上述一些天才演说家当然望尘莫及了。他发言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兴奋激动的广大群众对他的尊重使其他人都黯然失色。在那个时代，最激烈的言论最受欢迎。奥康纳抓住了这个迎合人心的机会，利用他来为他本人造成一时的优势。阿特伍德先生提出了发动十万人进军，这就使他获得一个出发点，于是他立即表明在争取人望的竞赛中，能够多么轻易地将他那些尊敬的对手们远远抛在后头。可是伯明翰的领袖们暂时克制了对奥康纳的厌恶；所有的决议都获得了一致通过，乔治·弗雷德里克·芒茨、菲利普·亨利·芒茨、罗伯特·凯利·道格拉斯、托马斯·克拉顿·索尔特、乔治·埃德蒙兹、本杰明·哈德利、约翰·柯林斯和约翰·皮尔斯当选为下一年召开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以保证及时提出请愿书，并商定最妥善的方法来加强民主主义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丹尼尔·奥康内尔的密友托姆·斯蒂尔也参加了伯明翰集会，可是他只保证爱尔兰人民赞同宪章六点要求中的三点。

伯明翰集会结束不久，接着便在首都举行了激进派的示威游行，其目的是要使舆论对议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一切安排均由工人协会主持，他们力求大会具有某种权威气派。为此，他们向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执行官弗朗西斯·斯梅德利爵士递交一份由无数人签名的申请书，邀请那位官员担任集会召集人。弗朗西斯爵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申请书提出的要求，规定集会在9月17日中午举行，集会地点为议会广场。集会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了。但是，这次集会是否符合激进派人士的乐观愿望和期待，是很值得怀疑的。就人数而言，按首都的总人口计算，它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失败，参加者估计只有三万人。如果我们想起伯明翰曾有二十万人集会，那么，一看便知，这一次示威游行就相形见绌，无足轻重了。它清楚地表明了首都居民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少兴趣。英法两国的首都在争取民主制度的群众性斗争方面所显示的巨大差别是值得政治哲学家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深刻的课题。在法国，巴黎永远是重大的鼓动中心，给予各省区一般生气勃勃的推动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人民的一切进步运动中，巴黎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其他地区的行动都听从它的旨意。法国历次发生的革命证实了这种评论是正确的。相反地，不论什么时候伦敦采取行动，它必然是受到了外力的驱使；为它所作的努力指明方向的是地方各郡，因此，在建立正确健全的舆论方面，成为阻力的各种困难，看来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伦敦群众运动中的大多数领导人物，都是从地方各郡迁移来的，而不是在首都土生土长的；道地的伦敦佬很少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毫无疑问，如果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那就可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表演，而音乐、旗帜和一切装饰则可以使一个道地的伦敦佬心情激动，思想活跃。在上述情况的吸引下，几十万群众会走上街头，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追求热闹才聚集起来。伦敦市长就职典礼游行或王室出巡时的仪仗队都会使他们感到满意，和群众的政治示威游行不相上下。除了这一类新奇事物会使他们盛情的寄托发生变化以外，首都生长的人们几乎全神贯注地经营买卖。赚钱牟利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这个使人全神贯注的唯一目标，把那些深刻影响整个社会、而表面上似乎同每个人没有多大影响的一切事务，都置于人们的思考范围以外。工人协会没有采用这个唯一的方法，否则一定能举行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行动是很明智的。只凭一时的兴奋所形成的舆论不值得我们努力去促其实现。以实际理解力为基础的兴奋情绪可能有它的价值；如果缺乏那种理解力，它就比浮夸还要不如。

这次集会在参加人数方面的缺点，无疑地在人才和声势方面得到了补偿。下午1时，最高执行官就任主席，在他周围可以看到威斯敏斯特的下院议员利德先生，梅约的下院议员狄龙·布朗先生，汤普森上校，费格斯·奥康纳，韦德医生，W.J.福克斯牧师，讽刺谷物法的著名打油诗人埃比尼泽·埃利奥特，纽卡斯尔的洛厄里先生，曼彻斯特的理查森先生，爱丁堡的邓肯先生，卡马森的H.威廉斯先生以及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的其他许多人，巴黎的库利埃也来参加，使大会生色不少。

洛维特先生是第一项决议的提议人，他用一篇真正崇高而富有宏伟气魄的演说来强调它的必要性，并竭力要求对代表制进行彻底改革以伸张正义。在提到这一点时，他说：“全国请愿书已概括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鼓动其中一点时，到了紧要关头，又被人诱去鼓动另一点。六年来，他们一直听到关于局部解决的建议，但那几次的局部解决究竟解决了些什么呢？给爱尔兰的是一个卑鄙的高压法案，给英格兰的是几项专制措施，给加拿大的是剧烈的变革和专制统治，它们再也不要这样的局部解决了。”

赫瑟林顿是上述决议的附议者，埃比尼泽·埃利奥特也用一篇热烈的演说来给予支持。这位诗人提到有钱阶级时说：“他们不是每天在犯新的叛逆罪吗？他们最近不是不顾自己所发表的议会宣言，剥夺了你们接受贫民院救济的权利吗？感谢上帝！这个宣言已被载入永不磨灭的议会纪录，表明他们自己才是一向危害社会的一群最有破坏性的恶丐！在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最血腥的几页记载中，有一页记下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最初几个月中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在那几个月中，你们的压迫者在加拿大犯下的暴行使卡斯尔雷国王的统治相形见绌，韦林顿皇帝（真有一天称帝的话）的所作所为也黯然失色；为什么会犯下了这些暴行呢？因为加拿大下议院拒不缴税。如果说，加拿大下议院无权抗税，那么英国政府也无权勒索。我怀疑，在伦敦，拥有两万镑家产、而对每个被认为持有自己见解的工人并不怀着仇恨和恐惧心理的人，是否会有一百个。即便在美国，情况又何尝不然。美国的参议院代表那个国家的有钱贵族，如果可能的话，它极愿在这时使一个诈骗钱财的银行家成为美国的独裁者。但美国只有一个参议院，而你们却有两个，尽管没有一个是代表你们的，但都在给你们制定法律，因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换言之，都是游手好闲的有钱阶级。”

爱丁堡的约翰·弗雷泽先生也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篇热情乐观的演说。讲话的还有哈特韦尔、克利夫和道格拉斯先生。

洛厄里先生的发言有力，论调果断，不过多少带有一些谨小慎微的意味。他没有提议使用暴力，对他本人将采取的行动只字不提，但谈到当前形势时，他说：“北方的人们已充分地组织起来了。纽卡斯尔人敢于用武器来捍卫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就象在女王加冕那天，军队倘若袭击了群众大会就一定会得到教训那样。我们愿意试一下现有的一切道义手段，只要王权能造福人民，我们愿意试它一下；只要贵族们谦恭有礼，我们愿意保留贵族制度；但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要求彼此分享权利，不然，我们就准备反抗那个王权和那个贵族。泰恩河和韦尔河畔的人们不会发动战争，除非敌人首先动武，但是，一旦开战，他们就再也不会逡巡却步了。”洛厄里发现这些见解大受与会群众的赞赏，便又添上了更多类似的话，他最后这样说：“情况会比现在更糟吗？王权正在受到鄙视，贵族已经遭到唾弃，法律被认为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而教会也已堕落成为一个政治工具了。那些本当宣讲谦逊和睦的人却是最贪财的角色，而且在掌权以后是最残暴的角色。他们不是已经在爱尔兰看到，传布福音的牧师们已经把自己打扮成一手执刀、一手捧着圣经的牧师了吗？这些牧师把穷人的最后一个小钱都抢光了；事实上，不论在哪里，只要人们为了使群众获得政治权利，或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作出努力，他们总会发现牧师们会起来反对。他奉劝人们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他们有这种权利，而他们的统治者是不敢拒绝的。”

接着发言的是汤普森上校，他十分坚决地抨击内阁，断言把政权委托给人民才万无一失。

这位豪侠的上校问道，“统治者们干的那些祸国殃民的事，人民会干出一半来吗？人民没有为自己要求议会多数和支配权力，不象有钱阶级先前曾经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十分可恨地加以滥用。他们并不追求那些，他们只求在国家的议会中获得一份公平合理的权力。以前，他也是一个主张议会三年改选一次的人，但现在已改唱新调了，他将告诉他们原因何在。在新议会成立初期，内阁阁员们不是曾经表示愿意同激进分子团结起来，携手合作吗？到了议会经过选举，规定任期七年以后，他们不是又说：现在我们已经使你们在七年内对我们无可奈何了，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先前一直隐瞒着的秘密：我们一贯主张建立农业优势。一年有了五千万镑，还要什么改革。”豪侠的上校博得了沸腾的欢呼。

利德先生在讲话中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人民必须信赖自己，而且也只有信赖自己，他们所做的不是儿戏。他们所承担的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他们必须同历来对社会实行压迫的贵族中最富有、最强大、最精明的一个贵族展开斗争。他们在尽一切努力时必须记住，只有凭理智，凭论据，凭群众应有的道义力量，最后才能在一切事务中获得成功。同时，也只有抵制激烈的劝告，反对激烈的言论，拒不参加激烈的行动，他们才会找到保障以及最理想的致胜方法。他们应当回忆在爱尔兰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通过所谓合法鼓动，爱尔兰人究竟获得了多少成果。”（听众高呼“很少”或“没有什么”。）“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姑且承认这点，但也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他要他们考虑一下暴力行动在加拿大造成的不良后果。”（克利夫插话说：“是的，他们太性急了。”）“那么，倘若情况确实如此，他奉劝英国人民别太性急了。他可以断言，如果按照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组织活动的精神有效地进行鼓动的话，他们一定会获得一切。”

在埃利奥特和洛厄里已经发表了比较振奋人心的演说以后，利德的讲话给会上大部分听众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不久当那个精力旺盛有会必到的奥康纳一出场，群众就恢复了先前的情绪。奥康纳对他们说，他作为苏格兰和英格兰四、五十个城镇的代表来参加集会。他的演说自始至终带有爱尔兰人的独特风格：左右逢源，妙语横生，有时又犀利尖刻。下面这一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民被称为扒手。那么，他就要问，一个富扒手和一个穷扒手究竟有什么区别？噢！区别就在这里：穷人为了填满自己的肚子去扒富人的钱袋，而富人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去扒穷人的肚子。人民忍受压迫的时间太久了，态度也太驯服了。他〔奥康纳〕从来没有劝告人民使用暴力，因为他觉得，这样做的人，对他们自己的事业来说，是愚蠢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声反对暴力的人们却只有依靠暴力才能保全他们的权力。工人阶级处在什么地位？他们是大自然的儿女，他们所需要的不外乎大自然的物产。他们奉命遵守旧宪法。原来就是那个牛脂和风力时代的宪法。人民需要的是铁路时代的宪法和煤气时代的宪法，却不需要梅尔本勋爵和他那牛脂时代的宪法；同时也不需要梅尔本勋爵和他那发霉的法律；他们需要的是能反映出筑铁路天才、以蒸气作为动力、凭煤气来发光的宪法和法律。他们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按照他刚才所指出的方式向前发展的议会。他们要求有关立法的学说向前发展。人民只要向本届下院表示他们的决心，下院的改革就一定能实现。但是，象罗伯特·皮尔爵士和矮小的约翰·拉塞尔勋爵之流还会设法钻进去，那怕是从下院门上的钥匙眼里钻进去。另一方面，据说工人阶级是肮脏下流的家伙，在他们中间找不出六百五十八个配当下院议员的人。真是这样吗！他立刻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他将从今天的集会群众中挑出上述人数，把他挑出的最优秀的人才带到霍斯肥皂厂，然后，带他们到裁缝铺去换上一套新服装，再带他们到理发馆和香粉店，给他们抹上一些时兴的怪香料；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他立刻就把他们送进下院，这样，他们将成为下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六百五十八名议员了。他劝告群众要反对一切暴动、一切内战，但他仍愿面对下院宣称，由于他不愿在人民终日忍受饥寒交迫的时刻，看到人民再受压迫，看到宪法遭到践踏，因此，当宪法遭到违反时，如果无人表示愿意的话，他自己宁愿领导人民不是走向死亡就是走向光荣。”在演说的另一段中，奥康纳说：“他们在北方已尝到了一点暴力的滋味了。不久以前，首都的一部分警察被派到杜斯伯里去，但那座壮观的城镇的一些家伙们却把他们赶了回来。他的愿望是，尽可能长久地使用道义力量，甚至达到最大的限度，但他始终要他们记住，与其活着做奴隶活着，不如死了做自由人。一切称得上光荣的胜利都是凭暴力获得的，但他们不需要暴力，因为如果大家都同心协力地争取普选权，他们不久就会推倒那个腐败的堡垒。他希望而且相信，这个完全属于工人阶级的论断，经过实践以后会导致一个同盟的出现，而这个同盟又会造成一种道义力量，足以建立穷人的权力；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归于失败，每个人都应当拿起武器来捍卫他的论断给他指出的正义原则。”在演说过程中，奥康纳委婉地提到他已感到在伯明翰大会上曾经不适当地引用了穆尔诗句，因此，为了补救起见，他仿照原诗重编了几句：前进吧，高高举起你们的黑旗，把每支鹅毛笔蘸满墨水。我们这边有普选权，它是珍贵的权利，他们那边只有腐败和臭气。

我们不会相信，任何一位读者在细读了上述诗句以后，会错误地认为奥康纳具有最上乘的诗才，同时人们对他的演说的散漫凌乱的特点也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上述摘录中，我们可看出，他对任何特定的问题都缺乏精密的推理能力，但他却有把话题从一个论点突然转到另一论点的本领，而且手法十分巧妙，使听众感到高兴有趣，直到他的话讲完为止。当他发表狂热的演说时，他常被一阵阵的哗笑声和欢呼声打断，正象在伯明翰一样，他是绝大多数听众的偶像。

狄龙·布朗以四十万拥护宪章的爱尔兰人的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接着，曼彻斯特的R.J.理查森发言，他所提出的有关暴力的意见，足以同奥康纳的意见相媲美。他在发言中说：“兰开夏的人民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认真加以考虑了，他们读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论集》后，了解人民有请愿权；请愿无效的话，有抗议权；再无效的话，还有武装自己来保卫他们的自由的权利。上次议会会议期间，兰开夏的人民已将一份经二十五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议会，请求撤销济贫法修正法案。请愿书是怎样被处理的呢？噢，对了，它是被两位身穿长袍、头戴假发的先生带走的，从此就不再听到下文了。因此兰开夏的人民决计不再请愿，而将提出抗议。有些人说，他们不再提出抗议，而要武装自己；人民开始武装自己了，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了，他曾亲眼看见穷人的壁炉架上挂着的武器。但是全国请愿书来得非常及时，尽管如果它没有提出普选权的要求，人民是不会被说服同意签名的。请愿书倘若失败了，他很难设想会有什么后果。下一步无疑是把步枪装上子弹，他不相信任何政府或任何波旁王朝式的武装警察能有力量把他们镇压下去。掩盖真相，毫无用处，保密会把一切事情弄糟。兰开夏的人民作事，没有不公开的，也没有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

邓肯代表爱丁堡的激进分子发表了十分有力的讲话，表示他们意志坚定，决心拥护民主主义的崇高原则。在开会过程中，韦德医生、布赖顿的里夫先生、特罗布里奇的卡里尔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由于布伦特福德的莱顿先生的动议，克利夫、赫瑟林顿、洛维特、文森特、哈特韦尔、穆尔、罗杰斯和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一致被推选为出席将要举行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伦敦民主主义者代表。这样，首都激进分子的示威游行便宣告结束，这次集会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谈到这里，我们要打断一下，作点说明。推选代表时，虽没有引起公开的不满，但在一部分伦敦民主主义者中间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情绪。另一组织应运而生，命名为民主协会。这个团体的著名领袖是以前曾经提过而现在正在激进派人士中间大露头角的一个青年，即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在少年时代，曾因销售不贴印花的报纸被政府提起公诉，接着被判短期徒刑，这就给他造成了政治地位。他幼失怙恃，被迫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独自挣扎，贫困的生活和饱受凌辱的遭遇对他的政治品格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具有愤世嫉俗的情绪，这几乎从他的一切言谈话语和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他被选为协会秘书，为该团体撰写了各种不同内容的发言稿，都显示出他所特有的热情奔放的，甚至有点粗暴刻毒的口才。这些发言稿，由于它们热情的、激烈的、充满咒骂的口吻促起了人们的注意。一般地说，它们总在结尾劝告人民用暴动来赢得他们的权利。它们声称，只有依靠和通过那种可怕的手段，那些权利才能实现。这些文件往往在最后使用这样不祥的字句：“没有普选权，便是死亡。”这一派人和洛维特的道义力量派处在直接对抗的地位。他们自夸他们的会员录上有三千名正式登记的会员姓名，他们中间有些人事后对推选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受到工人协会的操纵啧有烦言，他们声称，工人协会会员不到四百人，却提出了七名会员当代表，只有第八名代表奥布赖恩，才是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的人。民主协会的主力存在于饥寒交迫的斯皮塔菲尔兹的织布工人中间，他们已被贫困推到绝望的境地，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因此，极易听信向他们保证能在最短期间结束他们苦难的演说家，而这样的演说家就是乔治·朱利安·哈尼。但是，如前所述，在议会广场举行的集会上并没有公开分裂的迹象——怨言仅限于会员特别会议的范围以内。

其他地区的骚动情绪虽日益高涨，但在鼓动工作的深入程度方面，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工业地区却超过了其他各地。尤其在兰开夏，职工阶级的心情一直处于持续的狂热状态，其特殊原因，我们将扼要地予以说明。在这些地区，人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一开始就怀着普遍的恐惧心理。在职工们看来，废止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号法案而代以新条例，这就取消了一向使他们同有钱阶级保持联系的纽带，打碎了同情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庞大的、监狱似的济贫院已在各地兴起，使穷人不禁想到即将来临的厄运。工资微薄，在多数情况下，不够维持勉强舒适的生活，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目前的苦难和未来的巴士底监狱，一旦有钱的压迫者不再需要他们效劳时，他们就会被禁闭在那个监狱中。

大约与此同时，警察制度正在积极推行。大城镇首先承担这支新兴的武装力量的重担，但后来又推广到较小城镇和村落。这对英国人民怀念旧时代的心情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他们从正在进行中的各种方案中，看出了旨在废除地方势力而使中央集权的趋势。

另外，当时工厂实行的制度悲惨已极，被害者受到的残酷折磨，简直无法忍受。当然，议会对工厂工人并非完全不给予保护，但它实际上颇成问题，比毫无保护好不了多少。工资那么低，千千万万的父母不得不把子女送进工厂，他们在那里被迫进行的工作，远非他们的体力所能忍受。那些可怜的小家伙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工厂蹒跚地走回自己阴暗凄凉的家。

这种种疾苦是群众中间不满情绪的丰富源泉，他们只需要有人登高一呼，为他们发泄他们炽热的怒火。不久，他们就找到了这种呼声。在职工阶级看来，当时有两个以大力揭露他们疾苦著称的人物，一个在约克郡，另一个在兰开夏和柴郡的北部。理查德·奥斯勒是他们在约克郡的支持者。这个富有同情心的朋友是在该郡拥有地产的乡绅桑希尔先生的管家。奥斯勒对新济贫法展开了一场十分坚决的斗争。在政治方面，他自称为托利党员。他厌恶“保守党”一词，认为这个名称表明不讲政治原则，换句话说，它只是一批朝三暮四、政治节操放荡不羁的大人先生们的称谓，而他所痛恨的正是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然而，他的托利主义实质上是这样的，即它的纲领中包含着密切注意穷人衣食方面的舒适；“圣坛、王位和农舍”是他最爱引用的座右铭，在谴责富人的极端自私以及他们对受苦阶级的冷酷无情方面，没有人比托利党员奥斯勒更为猛烈的了。但他抨击的主要对象还是自由主义学派那些枯燥无味的哲学家，他对他们痛加鞭斥，毫不留情。他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职工集会，每次都以滔滔不绝、热情奔放的语调向听众讲话。他往往在演说结束时一再提出劝告：“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武装起来！”由于他长期热心地为他们的事业进行辩护，他被称为“工厂子弟之王”。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各级工人中间，他的声望非常卓著，因为他们认定他是一个意志专一的人，而这个意志就是全人类的福利。他们看出，他的愿望是一切阶级的美满结合，他的措施是否能够生效，他们未必都有信心，但他们对他心意的真诚从来没有片刻的怀疑，他通常以“贤明的老国王”这个尊称而闻名。

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牧师在兰开夏掌握群众心理的力量也许更加强大。他是美以美会教派牧师，而且也是该教派最富有口才的传教士。这个教派对政府的奴颜婢膝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虽不存心开罪任何宗教派别，但是也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如果说英国有一个集团效忠并维护专制政体的原则，那个集团就是美以美联合会。斯蒂芬斯曾谴责工厂的法规对穷人的残酷压迫，因此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不久，他就被指定为迫害对象，其理由是，作为一个传布福音的牧师，他违背了自己的职责，干预并且参与了政治问题。倘若他一贯站在富人那一边进行干预，他就决不会得罪那个伪装正经的、伪善的教团。斯蒂芬斯当然被解除了牧师职务，但他的解职却提高了群众对他的敬意，因为他一向赞助他们的事业。时隔不久，工人阶级在阿什顿附近地区给他盖起了三座小教堂，在这些教堂内，他不再受到专制政权的枷锁的约束，可以自由自在地侃侃而谈了。

和奥斯勒一样，斯蒂芬斯在政治方面大体上是一个托利党员，但当拥护民主主义的热情逐渐高涨时，他暂且随着潮流前进，然而也只是限于一般情况。他特别注意向听众说明他不是一个激进派，然而正是由于激进派，他才能享有他的大部分声誉。他的工作场所并不限于专为他建造的那些房子，公共市场是他展开多次辛勤活动的所在，在那里，他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发表半宗教性、半政治性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在所有的演讲中，揭发职工们遭受的残酷不仁的待遇，并表示要用压迫者的血来报仇雪恨。他所作的努力也不完全限于兰开夏地区，他曾偕同其他有名望的演说家访问英格兰的极北地区和苏格兰，而且是他们中间最激烈的一个。我们认为只有举出斯蒂芬斯的雄辩演说的一些实例才算公道。1838年元旦，他在纽卡斯尔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向听众们这样说道：“人民不再能忍受这种生活了，他要说，大家不能坐视夫妻父子彼此分离，被投入牢狱，以粥汤来苟延残喘——不能坐视妻女穿上囚衣——不能这样——纽卡斯尔应当变成一片火海，而且将会变成一片火海；只有一种方法才会将它扑灭，就是用所有支持这项万恶法案的人们的鲜血。”“他[斯蒂芬斯先生]是一个不惜以烈火、鲜血、刀剑甚至死亡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如果济贫法委员们的口袋里带着一份不公道的、违反宪法的、不合法的羊皮纸文件，然后把它交给一个武装部队或任何部队挂在步枪上或刺刀上，在他们中间穿过，那就是一件大事，如果这个集会断定它违反了法律，违背了对君主的效忠——完全触犯了宪法和违背了良知，那就该采用一切合法手段给予抵制。对这件事加以考虑，展开议论，在纸上签名反对，然后前往市政厅口头申诉反对意见——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如果这样做无效，那么，问一问下一步该怎样做，也是合法的。在这以后，合法的办法是：每个男人拿起火铳、短剑、大刀、手枪或长矛，每个女人拿起剪刀，每个孩子拿起针袋和缝针盒（这时候，演说家的声音被淹没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大家要一手执着火把，一手执着利剑，谁敢拆散夫妻骨肉，就把谁置诸死地，一个也罢，全体也罢。”

同一月中，斯蒂芬斯在格拉斯哥的群众集会发表讲演，他在结束那篇雄辩滔滔的演说时说：“如果他们不肯改革这项法律，好吧，那就把它连根拔掉，而他们就得经历一次他们十分恐惧的革命。我们将摧毁他们为了触犯一切法律和上帝的圣经而建立起来的那些罪恶的堡垒。如果他们不愿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上帝的指示办事，使每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舒适的衣食——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他的妻子儿女——那么，我们发誓，凭着同胞的相互友爱——凭着为全人类造福的上帝——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维持生活的大地——凭着上帝给相亲相爱的世人所规划的天堂——凭着给那些触犯上帝的圣经、使同胞们（上帝在尘世的现身）沦入饥寒交迫、赤身露体、贫病死亡境地的人们所安排的地狱；我们已经凭着上帝、天堂、大地和地狱发誓，我们将从四面八方煽起一片可怕的毁灭性的火海，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它将使棉花大王的工厂和那些通过劫掠和屠杀而建立起来的、以几百万人的苦难为基础的宅第，一律化为灰烬，而上帝、我们的上帝、苏格兰的上帝创造人类则是为了要他们享受幸福的。”

在莱恩河畔阿什顿的一次布道会上，斯蒂芬斯充满盛情地、意味深长地说：“上帝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把你们塑造出来的吗？那么，你们的小孩也是按照你们的形象给塑造出来的——你们能仇视他们吗？是啊，这些小家伙是你们生下来的。他们是兄弟姐妹。他们一同在草地上舞蹈。他们一同编结花环。他们把鲜花插在头发上。他们编成花链，互相绕在颈上；编成花带，互相围在腰间。他们在你们膝下的地板上一同跳跃嬉戏，他们一同玩，一同睡，一同上学。他们逐渐长大成人。他们是兄弟姐妹，怎能彼此仇视呢？上帝以同一血肉塑造成世界上的各国人民。我们大家都是同胞，上帝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塑造我们，那样安排并组成我们的家庭，为的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只知道有友谊、兄弟情谊和博爱精神，而且也只表示友谊、兄弟情谊和博爱精神。所以，你们看，一切安排得多么英明。是谁首先违犯了这条法律的呢？就是那个杀害同胞兄弟的凯恩。上帝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呢？艾贝尔的血一流出来，就化成一道烟立刻升上天去，钻进了耶和华的鼻孔；这事的声音传上天去，钻进了上帝的耳朵，于是上帝降临人间。他走到凯恩身旁，对他说——凯恩，你的兄弟在哪里？我没有见到他；今天早晨，他在这里，晚上到哪里去了？你的兄弟在哪里呢？那边是他的房子，那边是他嘤嘤啜泣的妻子，那边是他哭哭啼啼的儿女，但是他在哪里呢？于是凯恩回答说，难道我是我兄弟的监护人吗？于是，上帝要他说明真相；直到今天，上帝要每个凶手都说明真相。上帝对每个凶手说，不管他是杀害了一个人的凶手，还是杀害了整个社会的凶手——上帝都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今天晚上，上帝就在阿什顿这样说。上帝对你们的官长们这样说，对屠杀了几百、即使不是几千人的每个工厂老板这样说。上帝对他们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上帝是要求给他答复的。”

在提到济贫法时，他大声说：“我将对全国每个人说，不要为了拥护那项法律而动刀，而要为了反抗那项法律而动刀；不要为了拥护那项法律而开枪，而要为了反抗它才开枪。哦，对了，我的拉塞尔勋爵，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感谢上帝，太晚了！你要把我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你要把我关押多久就关押多久，只要上帝和我这可怜的身体容许你这样做。你要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吧，但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怒火正在上升，它正在把你们的手指胀得发痛，就要从你们的指尖喷射出来，就要把你们的脑壳崩裂啦。你们父亲的怒火正在上升，你们母亲的奶水也正在不断地流着、流着、流着；你们正在开始成为有大丈夫气概的男子，你们开始做女英雄，你们开始变成英雄儿女了；为此让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已给人民灌输了一种新语言，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这时候，人丛中一个说道地的兰开夏方言的人大声喊出大意如此的话：——“对啦，一切都太晚了；今天早晨，我把一个到我家来偷听消息的暗探撵了出去；对他说，再来的话，要让他被人抬走。”）“噢，他到你家里来了吗？他到你家里来，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做得很对。如果任何暗探或警察拔起你的门栓，你就有权拿起你搁板上的手枪；如果他拉开你的门栓，你就有权拉开你枪上的扳机。暗探们，你们要当心些！拉塞尔勋爵，你也要当心些！别再派警察对着接线头的孩子们的腿开枪了；正如他们在伯里那样，开枪准确打中了接线头的孩子们的腿，因此，我们也要试一下，是否能准确地打中他们身上的更好目标。警察暗探们向他们的长官报告说，他们开的是朝天枪，却打中了一个男孩的腿。多么不高明的射击手呀！”

一般地说，上述这些就是斯蒂芬斯演说和讲道的内容。他的动作和手势始终适合他的语言。他会指着一家怪物似的庞大工厂大声说：“你们看一看那边一家烟囱高耸入云的工厂，那家工厂的每一块砖都是用妇女和儿童的鲜血砌起来的。”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如果穷人的权利遭到践踏，那就打倒王权，打倒贵族，打倒主教，打倒牧师，烧毁圣公会，打倒一切高官、尊称和显贵。”我们不需要多大想象力就可以看到，虽然斯蒂芬斯和奥斯勒都曾经声明他们在政治上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为旨在消灭富人对穷人的统治权的一切计划铺平道路。宪章正具备这项宗旨，穷人指望着它，将它看作是他们对未来幸福所抱的一切希望的指路明星。

曼彻斯特是兰开夏鼓动工作的重要中心，又是那个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城镇，因此决定在那里举行一次群众集会。由于与会人数众多和表示的决心坚强，预料它将对全国性的运动产生促进作用，并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各城镇的委员会为此认真展开工作，组织一次足以显示各自的人数和实力的示威游行。集会定在9月25日星期一举行，那一天，全区显得活跃繁忙，以便使这次大规模的集会无愧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事业。在曼彻斯特附近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城镇或村庄不对这个广大群众的集会作出它自己的贡献。广大群众潮水般地不断涌向那个即将显示他们坚决的爱国心的场所。虽然要到下午1时才宣布开会，但黎明时分集合起来的人群在街道两旁还是排列成行。早在上午9时，来自乡间的队伍便进入市区。这次集会的范围多广，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相当准确地推想出来，即整个游行队伍至少有二十个乐队在演奏，两百多面大小不一的旗帜在和风中飘扬，上面描绘着各式各样激进的标语和图案。在一面华美的旗帜上，是一幅描述彼铁卢大屠杀的绘画，题词是：“凶杀者必将自食其果！”另一面旗帜的设计虽不十分典雅，却是比较幽默的，上面写着：“多养肥猪，少养牧师！”第三面旗上出现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和交叉大腿骨，另有一只执剑的手，题词质问说：“啊，暴君们！你们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吗？”其他旗帜上的图案是阐明宪章的原则的；但大多数是威吓性的，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也许和最激烈的演说家所讲的话产生同样的效力；因为那些图案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出来的，一般地说，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复仇威吓，比演说家在热情奔放时偶尔说出的话，以及群众的欢呼激发出来的言词，尤为可怕。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上，人们的神情却很严肃。他们憔悴消瘦的脸容呈现着饱经忧患的痕迹，因而对压迫者罪行的愤怒是可以充分理解的。惨白多皱的脸颊、深陷的眼睛和伛偻羸弱的身躯，为那个迫使多数人为了少数人享乐而遭受奴役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永久的见证。群众源源不断地涌来，人数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批队伍虽早在上午10时已离开委员会的办公室，但直到下午1时以后，各团体才到达了会场。至少有两万人来自奥德姆和它的邻近地区。各队现在合成一个稠密紧凑的巨大人群，据《晨报》估计，至少有三十万人。为了方便起见，集会是在猎场中心的一片洼地上举行的，以便使最大多数的人们可以望见向他们讲演的人。旗帜被放在广场的高处，彼此相隔适当距离，因而呈现出一片非常美观活跃的景象。斯蒂芬斯和奥康纳同坐一辆大马车来到会场，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即便在工业区最易激动的群众中，这种欢呼也是难得听到的。当各位演说家登上宽敞的讲坛时，又博得了大声的喝采。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奥德姆的约翰·菲尔登被推选为主席。这里举一些他在开幕词中的讲话也许不能说是不适当的：“有人认为生命、自由和幸福应当是人民代表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同时人民的舒适和安全应当比积聚财富优先得到考虑，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在英国，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止我一个，而且根据其他各国政治家的情况来看，我的那种思想感情也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有史以来作为一个集体而存在的最明智的一批人——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者——所阐述的正是相同的意见，而在他们的论述和演说中所宣扬的也正是十分类似的学说。我竭力主张不应当把贫困当作行使选举权的障碍，至于认为人民愚昧无知，不应当让他们享受选举权一节，我颇想把英国工人和下院代表进行比较。倘若议会是由工人组成的，他们一定不会暂停执行国家的法律和宪法，而通过一项针对爱尔兰的高压法案。倘若议会是由穷人组成的，他们一定不会通过新的济贫法修正法案，而一定会首先保证使工人阶级获得公平合理的、有利可图的工资。倘若我们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下院，他们一定不会投票通过拨给伦敦警察的六万镑经费，然后又派他们到国内最偏僻的地区对居民进行骚扰。倘若我们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下院，他们一定不会头一天废除啤酒税，第二天经财政大臣一声吩咐，又撤销原议；他们一定不会延迟多久，就能使谷物法的废除得以实现。”

霍杰茨提议作出关于拥护宪章的决议。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彼铁卢大屠杀事件。广大群众对他提到这个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感触万端；真的，任何事物都不象彼铁卢的名称那样使兰开夏的群众情绪激动。斯蒂芬斯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对那项决议却表示附议，群众沸腾的欢呼使他在几分钟以后才能开始讲话。他发表了一篇具有个人特色的演说，向集会群众说，他们不是来说空话的，因为他们早已下定了决心，他们来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们的意志，显示他们的力量。继斯蒂芬斯之后，奥康纳发表了一篇老生常谈的演讲。他斥责辉格党的背信弃义，要求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举起手来，当时广大的人群显示出一致的决心。接着，向集会讲话的有布赖顿的菲顿先生，奥德姆的哈利德先生，伯明翰的道格拉斯、柯林斯和皮尔斯先生，纽卡斯尔的洛厄里先生，伦敦的达菲先生，此外，还有几位当地讲演人。惠勒先生提议由下列诸人担任这次集会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伯里的弗莱彻医生，阿什顿的斯蒂芬斯牧师，罗奇代尔的泰勒先生，曼彻斯特的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其余四人是奈廷格尔、理查森、科贝特和罗先生。所提的全部人员一致当选，于是提议人说：“他相信，在代表们进行这项成败莫测的任务过程中，群众将支持他们，同时保护他们。要是辉格党流氓们胆敢伤害他们而群众又甘心忍受那种干扰的话，则群众也就只配过他们现在的生活，成为适合于被人奴役的对象。”

集会后一半的时间虽然大雨如注，但对那一大群情绪热烈兴奋的人们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稠密的人群好像已绪成一个整体，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目标，任何事物都不会使他们放弃他们所选定的道路。集会的气氛十分平和，散会时人群疏散比任何一个宗教聚会散场更加秩序井然。这次规模巨大的集会，参加者十分普遍，全区的作坊和工厂一般都停工了。工厂老板清楚地看出了工人阶级的意愿，感到开工徒劳无益，因此颇识时务，顺从大众的意愿，当天停止一切劳动，但有关政治和社会救济的工作除外。菲尔登先生的莅临给集会造成的影响是民主主义者引为庆幸的事。这位先生以继承不朽的科贝特的原则和荣誉而闻名，由于他对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命运一贯地表示热情关注，他博得了应有的声望。从实力方面看，在反对新济贫法方面没有人比他的力量更大了；对于警察制度，他采取了同样坚决的反对立场；而使他最能赢得工人阶级衷心爱戴的，则是他采取的立场，即以一个有钱的工厂老板的身份，无条件地抨击工厂压迫制度。为了保障人民不受贪得无厌的棉纱垄断者的迫害，简直没有任何措施是他所不愿采取的。“十小时工作法”是他一贯提倡的目标，而且最后使那项法案在议会中顺利通过的也就是他。我自己对所有类似“十小时工作法”的法案所持的看法是，尽管它们本身都很有益，但仍不足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它们没有触及到人民疾苦的根源，而那些根源如果听其自然，则它们的影响必将继续存在，虽然暂时多少可以缓和一些。但我们对法案本身的看法不致使我们无视其人的品德，他背离了本阶级的大多数，卓然独立，敢于冒险用各种方法为人类中饱受苦难者的正义要求发出呼吁，而不惜开罪有钱有势的人。菲尔登同时还表明自己不仅是一个工厂改革家；他到处声明他提倡实行普选权。他不仅自称愿意保护人民，使他们不受压迫，而且由于为他们争取选举权，又表明他愿意使人民有保护自己的机会。在这方面，他证明自己比一个仅仅侈谈博爱，为了猎取一点声里而效颦慈善家的人略胜一筹。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不能产生多大影响；使他具有威力的，与其说是他的辩才，不如说是他的真心诚意。他始终诚挚认真，不屑追求一时的效果，本着他自己谦逊朴实的态度，勇敢地、踏实地去实现他的目标。今天，他已长眠地下；愿他的灵魂永远安息！阳光普照的人间，很难有约翰·菲尔登那样的好人了。

兰开夏的南部既已举行了规模巨大的集会，约克郡的西部决定它不能过分落后于邻郡，于是，选定皮普草地作为升起民主主义旗帜的场所。这个名胜地点位于利兹和哈德斯菲尔德之间的大道上，是占约克郡西部大半地区的一大群城镇的最近便的中心。集会定于10月15日举行。虽然它比不上兰开夏的集会，但也不失为一个声势壮大的集会！参加的人数估计有二十五万。象在克萨尔猎场上一样，这次也不缺少音乐和大小旗帜来给集会的进行增添生气。参加的乐队来自利兹、布雷福德、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杜斯伯里和一切距离会场近便的城镇；当乐队鱼贯进入草地时，各队的形象，连同它们的一切装饰配备，非常壮观。除了奥康纳和远道而来者外，当时在场的还有西赖丁的激进人士。奥康纳获得了无比光荣，因为他被推选为这次集会的代表，不是去出席富人的议会，而是去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那里，他将成为一个更显赫的人物。他登上讲坛时引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空中回荡着广大群众响彻云霄的回声，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会使他们欢呼的对象受到更大的鼓舞了。奥康纳对于群众的喧哗声已习以为常；即便表示不满的斥责声，在他耳中，也比冷漠的沉默好听得多；但这次在西赖丁举行的示威集会上，却没有斥责声，因为“一切都轻松愉快，仿佛婚礼的钟声。”

集会群众的热情，鼓动他发表了一篇十分有力的演说。任何人发言的语气都不象他那么富于变化。他的话有时几乎是一连串的慷慨激昂言词，狂热到了极点；有时也很沉着，完全是雄辩滔滔，会使以前从不习惯听他发言的人大吃一惊——人们从报刊上只知道他是专放大炮的煽动家奥康纳。但在西赖丁集会上的群众只发现他不大沉着；当时的各种情景适足以使一个乐观自信的人陷入激动状态；同时，他所受到的爱戴又使他重犯老毛病，只谈自己，而不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问题上。他的同伴一个是哈德斯菲尔德的商人劳伦斯·皮特基思利，另一个是工人威廉·赖德。前者是一个心地慈祥的人，多少带有科贝特政治学派的色彩；作为一个演说家，使他博得声望的，与其说是他的辩才，不如说是他的诚挚的情意。至于赖德，他根本不是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讲平淡坦率，和他本人的外貌一样；事实上，在他看来，演讲只应当视同儿戏。他属于极端暴力派，认为一切道义方式的鼓动行动，除了在组织民主力量方面有它的必要性以外，只是浪费光阴罢了。三个候选人都向集会群众发表了谈话，奥康纳的发言相当长，影响很大；在其他几个人向民众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后，广大群众各自分散，秩序井然，和那个时期一切集会所表现的情况一样。与此同时，许多较大城镇开始推选代表，不论那些代表是否已经在联合举行的集会上被推选出来了。另一方面，在其他城镇，同一代表会被各该选区选中好几次。人口稠密的大城镇——博尔顿推选了卡彭特尔和沃登为代表，普雷斯顿的民主主义者推选了理查德·马斯登。马斯登是一个从他本阶级最贫困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工人，由他来代表人民的疾苦，是很合适的。在全体当选人中，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心意比马斯登更真挚的了；他属于哈维和赖德的极端派，看来他为了实现他所向往的目标准备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作为一个工厂工人，他曾在贫困和压迫的环境中受尽苦难，只差一死而已，这就使他奋不顾身，而不考虑后果，但在理查德·马斯登的性格中却没有什么残忍的本质。他在私生活中决不会踩死一只小虫。谁要是凝视一下他那温和蔚蓝的眼睛，端详一下他那恬静开朗的脸容，谁就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至少在他的心中充满着最丰富的人情。如果这种人情味有时变得辛酸苦涩，那是由于他想起了本阶级遭受的深重苦难。他的谈吐慈蔼谦和；作为一个演讲者，他的言词具有深切伤感的特色，他的声音哀伤动人，和他的语言一样。当劳动群众的贫苦情景蕴蓄在他心头时，他的言论相应地变得激烈坚决，但是即便他仇视专制政体的最严厉的字句，也是用一种充满人类博爱的语调倾吐出来，而世上却没有任何力量能使这种语调变得生硬刺耳。多年的残酷悲惨的折磨迫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就是倘若要从苦海的漩涡中求得解脱，只有一条出路，而那条出路也只有通过一道鲜血汇成的河流才能达到。无疑的，要他为这个可怕的信念持续不断地呕心沥血，对于他的仁慈宽厚的天性来说，往往是很痛苦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个信念始终是主宰一切而且不可抗拒的，每天的实际经验看来只会把它格外牢固地确立在他心中。难道我们会因为他有这种心情而责怪他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应当至少先将自己置于他的地位。让我们设想自己由于工厂大老板一声冷酷无情的命令而被抛弃到社会上，失业赋闲，穷困无依，而原由只是因为我们抱着这个信念，即认为博爱的造物主没有注定人们要过痛苦悲惨的生活，而痛苦悲惨的生活只应归咎于他们同胞的不义行为。让我们进一步假想，我们亲爱的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孩子们依靠我们过活，而我们却根本无力供给他们的需要；这种现象不仅符合我们本身的情况，而且也符合我们阶级中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情况；我们看出，这种压迫和苦难非但没有逐渐减轻，却随着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而日益加深，除了这些事态发展以外，我们又注意到，压迫者顽固地下定决心要维持和延续那种可憎的灾害。我们设身处地考虑了这一切以后，不妨再老老实实地反躬自问，在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环境中，我们是否会比理查德·马斯登更文雅、更温和，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正直之心必将使我们作出否定的答复。

布雷德福的民主主义者推选了彼得·布西为代表。布西是该城镇一家啤酒店的主人，这家酒店是许多激进派人士爱去的地方。他是旧时英国常见的那种魁伟粗壮的店主的一个绝妙典型；他的态度粗野，这使他成为布雷德福民主主义者特别喜欢接近的人，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粗鲁反映他内心正直。我们虽然无意贬低布西的品格，但也得说明，这决不是鉴别一个人的唯一可靠标准。粗俗的态度可以矫揉造作，正如可以装作风流儒雅一样，而且有时前一做作还是比较恶劣的一种。布雷德福的这位代表的演说总含有要使用暴力的意味，他讲话勇敢大胆，时常受到奥康纳的赞赏。莱恩河畔阿什顿及其邻近地区也选出了它的代表。读者大概记得，这种事早已在克萨尔猎场上办过了，但当时斯蒂芬斯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会有机会提到），使他辞去了代表职务，于是就不得不另选一人来补缺。鼓动工作开始不久，一个青年登上了政治舞台，注定不久的将来要在运动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位先生的姓名是彼得·默里·麦克道尔。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人物，他的父母在社会上占有中等地位，培养他将来行医。他诞生在苏格兰西部的牛顿·斯图尔特，但年幼时就迁到兰开夏靠近伯里的一个叫做拉姆斯博顿的小镇，他在那里挂牌行医，业务相当发达。直到鼓动工作开始时，他的生活环境十分顺遂，大有出人头地的希望。除了体质强健以外，他另一个有利条件是青春正富，当时还不到二十四岁。麦克道尔个子相当矮小，但躯体垂直笔挺；相貌确很清秀；面部表情非常动人；口型小而圆正，没有抿紧嘴唇的任何难看模样；面孔略呈椭圆形；大而圆的眼睛，兴奋时炯炯有光；额角高度适中，十分丰满宽广浓黑的眉毛画得十分精细；头发稀疏，略近淡茶色（虽然官方的描述有一次说它是深黑色的），中间分开一条发路，细长好看的发鬈垂在耳后，他的整个形象十分诱人。这位医生的性情激烈暴躁，本质上虽然具有强大的反省能力，但感情却极易冲动，可以走到极端，同时，他又毫不缺乏勇气。他所以投入这个运动，是因为他对人民的福利怀有宽厚体恤的感情，同时对人民的正义事业抱着充分的信心，关于这点，我们没有理由加以怀疑，因为他抛弃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并把他的全部资财贡献给他所参与的事业，以便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他的朋友弗莱彻医生已经从事于这项事业，在伯里一次公众的集会上，弗莱彻医生初次将他介绍给群众。目击麦克道尔初次尝试作公开讲演的人们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抱多大希望。和许多其他青年演说家一样，他也有神经紧张的严重缺点，使他十分为难地把话继续讲下去。可是那些凭他初次尝试的失败来断定他最后结局的人们高兴地发现原来的忧虑没有根据，因为麦克道尔变成了运动中一个最有影响、最有风度的演说家。仅仅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在政治生活开始时所显示出的怯场情绪便消失了。他讲话不再期期艾艾，吐字清楚有力，和一位老练的演说家不相上下。斯蒂芬斯谢绝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荣誉时，由于他同麦克道尔关系密切，就把麦克道尔推荐给阿什顿人民，他们一致同意推选他为代表。谢菲尔德推选了一位工人威廉·吉尔；另一位工人迪根由新米尔斯推举出来；达勒姆郡由诺克斯任代表；贵族特别重视的马里莱本地区选举了它的代表鞋匠威廉·卡多，而斯塔福德郡辽阔而人口稠密的陶器产区选了一位老工人来代表他们的意愿，他名叫约翰·理查兹，被人们更亲热地称作“理查兹老爹”。英国最贫穷、最破旧的一个城镇威根，由芬奈担任代表。

中部城镇莱斯特推选了一位名叫斯马特的年老的长者，拉夫巴勒的民主主义者选派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激进派人士斯基文顿做他们的代表。鼓动工作甚至激起了上流社会的城镇布赖顿的民主热情，奥斯本在当地被选为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宣传鼓动史上声誉卓著的诺丁汉得到了韦德牧师医生的效劳。许多年来，这位可敬的医生一直是激进派特别赞赏的人物。他在行业统一联合会时期进行的积极活动，他对多尔切斯特工人流露的热情，他对任何有关工人阶级的事业一贯表示的兴趣，都使得他博得了他们的普遍信任和尊重。另外，他是英国教会的一个牧师，这个不寻常的情况无疑地更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奥德姆由米尔斯担任代表，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利物浦的民主主义者则把他们的信任委托给惠特尔和史密斯。雷丁的激进分子，人数向来不多，推选了一个名叫蒂特的代表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

英国西部也在进行推选工作。文森特已充分地激起了该地区的民主热情。布里斯托尔推选了朱利安·哈尼的同事、伦敦民主协会成员尼索姆为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过中年，多年来参与激进派运动。尼索姆没有多大才干，也没有多大广阔眼界，但他所发表的过激言论却是他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不讳言他对暴力革命的偏爱，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布里斯托尔人民的赏识。

贵族城市巴思的激进分子由当地一位公民米林充当代表，另一方面，在一次据说有来自索默塞特和威尔特郡各地的三万人参加的公众集会上，威廉·卡里尔当选为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的代表。

威尔士的民主主义者选出了两名出席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一人是名叫弗罗斯特的商店主兼治安官，他住在蒙默斯郡的新港，被选为威尔士南部的代表。文森特是第一个应邀前往该地区作公开讲演的人，他发现当地热情的人民对他乐于接待。威尔士人是一个几乎象爱尔兰人那样容易感情冲动的民族。厂史证实了这个民族在坚持独特的民族性方面所显示的侠义精神。甚至直到今天，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存在着，因为相当多的威尔士人拒不接受英语，而以十分坚强的忠诚坚持使用他们的本族语言。这种坚持民族性的精神往往被斥为器量狭隘的表现，与适用于整个世界的世界大同的精神背道而驰。再没有任何看法会比这种看法更不公正的了。毫无疑问，当体现人类相互友爱的世界大同的精神将所有的民族结成一个具有同一情感、同一愿望、同一利害关系的大家庭时，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时刻。但这种世界大同的精神必须是相互谅解而不是彼此征服的结果，因为仁爱的精神决不是暴力的产物。世界史是一部征战史，它表明了强权者以其残酷贪婪的魔掌，把许多民族合并为一个整体，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暴君们邪恶的私欲。威尔士是被武力征服的，甚至直到今天，这种不义的行动在爱尔兰人心中依然引起怨恨，并促使他们以虔诚的心情墨守一切足以使他们缅怀往日光荣的事物。

这个感情容易冲动的民族对文森特表示了十分热情的欢迎。文森特正好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激发群众一切强烈的情感，而且恰好这些群众的生活也并不佳。不久，一个人胸中燃起的星星之火，便蔓延到另一人胸中，仿佛要燃成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火似的。文森特访问新港时，约翰·弗罗斯特用一切足以表现威尔士人特性的殷勤款待来欢迎他，并以无愧于骑士时代的公正无私的精神来接受这个青年演说家所提倡的原则，而且他的全家和他一样，对这个事业表现得非常热心。作为一个商店主兼治安官，他的地位使他对穷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们把他看做摩西一类的人物，认为他必将引导他们进入上帝许给人类的那个自由富裕的希望之乡。

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的天性是民主的；不管你把他们放在什么环境中，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正义和人道主义一边。约翰·弗罗斯特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在他看来，正义不仅是一种情感，它凌驾在一切之上。一切以歪理为基础的努力都不可能战胜他在每一举动中所显示的强烈的正义感。因此，他拥护一个旨在提高群众生活的运动，是不足为奇的。他笃信宗教，而不是一个盲信者，他视上帝为万物之主，视人类为同胞手足，认为他们的权利应当同样受到尊重，同样不受侵害。一言以蔽之，约翰·弗罗斯特真心实意地热爱人民，而人民对他也报以热爱，给予信任，不论表面上曾经有过任何相反的迹象，但他却始终没有辜负这种信任。

韦尔什普尔的查尔斯·琼斯是北威尔士民主主义者选出的代表。琼斯的父母想叫他去当牧师，并按照这个目的对他进行教育；但正当他们将要达到目的时，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个运动，使他们的一切计划化成泡影。由于这种忤逆行为，他被家庭和亲友们完全抛弃，不得不依赖他同党人士的正义支持而生存下去。多么不幸的人呀！琼斯不是一个即席发言的演说家。他所发表的演说都在事前写就，强记在心。他的言论十分有力，饶有风趣，通俗而不流于庸俗。他的口才亲切而有说服力，声调非常动听。他的身材高大而有威仪，形象轮廓鲜明，深黑的眼睛闪烁有光，头发鬈曲乌黑；但脾气却暴躁易怒，甚至时常会使他得罪最知心的朋友。他的困难处境无疑地助长了这种暴躁脾气。

苏格兰在推选其额定代表的工作中并不落后。爱丁堡的民主主义者由上届爱尔兰议会一位议员的儿子W.维利尔斯·坦基充当代表，该议员对于旨在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立法机构的提案，是没有一次不投反对票的。梅尔先生被格拉斯哥的群众推选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伯恩斯地方的激进分子则指派基马尔诺克的休·克雷格·贝利为代表去申述他们的意见。伯恩斯先生被推为大工业城镇敦提的代表；邓肯、哈利和马修为邓弗姆林、佩斯利和苏格兰其他一些地方效劳。现在所要提到的只剩下一个人了，因为我们必须说得比较详尽些，所以本章就谈到这里为止。

第四章　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

在我们目前所述的这个时期内，有一位人物比运动中任何其他人物影响了更多的具有真正民主思想的人；而且除了奥康纳一人以外，也比别人博得了更为广泛的声誉。但这位人物不大习惯于讲坛上的活动和荣誉。人们主要是通过报刊才受到他的影响。我们提到的这位人物名叫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他正如他的姓名所示，出生于爱尔兰。许多年来，奥布赖恩的父亲是朗福德郡的一个营业发达的酒商兼烟草制品商。他的儿子奥布赖恩诞生于1805年，因此，在宪章运动开始时，大约三十三岁。奥布赖恩的天才早在幼年时已经显露出来了。不满十岁时，他已学会了几种外语，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由于都柏林城几家商号倒闭的影响，他的父亲经营失败，为了挽救他破败的家业，不久以后前往西印度群岛，但身罹疾病，终于逝世。现在，象拜伦一样，他就由他守寡的母亲独力抚养，母亲决意培植他从事一种学者职业。他天性好学，又能孜孜不倦地努力求知，以很快的速度精通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并且十分出色地掌握了数学和其他科学。他还显示出撰写诗和散文的巨大才能。著名女作家埃奇沃思的兄弟、已故的洛厄尔·埃奇沃思看出了这个青年学者的资质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由于他以进行教育实验为乐事，便向奥布赖恩的母亲说明他希望要她的儿子进埃奇沃思公立学校，这是一个实行导生①教学制的教育机构，埃奇沃思认为这种制度是帮助比较优秀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最好方法。奥布赖恩入校不久，就成为该校二十一名导生的负责人，凭此资格，担任了较高班级的教学工作。著名女作家埃奇沃思常来访问她兄弟所办的学校，有一次，曾把一本装潢精美的波普诗集赠给奥布赖恩，作为对他优异成绩的奖励。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有一次莅校参观，发现他才华出众、造诣精深，惊奇之余，赠给他一个银质铅笔盒，表示嘉许。由于同样原因，他后来又收到了其他知名人士的礼物。他在该校肄业几年以后，移居都柏林，进了都柏林大学，肄业期间，在学业方面获得了优等荣誉，离校前被授予文学士学位。不久以后，他进入了王家法学协会继续深造，然后转入伦敦格雷法学协会，在这两处研习律师业务，以便取得律师资格；但正当奥布赖恩向既定目标前进时，他结识了科贝特、亨特等主要改革家，从而被引上了政治舞台。从那时起，他注定要对我们所称的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制度展开一场不断的斗争。奥布赖恩和英国公众初次见面是通过亨特先生的介绍，据我们所知，此事发生在1830年伦敦举行的一次民众集会上。那一天，亨特先生向集会群众宣称，他很高兴地向他们介绍一位具有巨大才能而又完全同情人民的青年，他相信，这位青年一定会给他们的事业增加一份宝贵的力量；然后以他那粗率的态度，向奥布赖恩大声说，“上来，老朋友！自己说罢。”和许多将要投入公职生活的人们一样，当这位青年演说家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向集会群众讲话时，他勉强地克服了自己的怯场情绪，但从他第一次的尝试中就可以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奥布赖恩必将对工人阶级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报刊为反对贴印花而展开战斗以后，赫瑟林顿发觉倘能罗致奥布赖恩从事写作，必将有利于这项事业，于是他就担任了《穷人卫报》的主编，这是一份自称不顾法律干涉，为了使公理战胜强权而出版的报刊，通过它，奥布赖恩作为一个公众作家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公认和赞赏。他还撰写了许多有巨大影响的文章，投给《二便士快讯》、《人民保守党》、《破坏者》等报刊发表。这些报刊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必将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家牢记不忘。政府用尽一切方法来加以取缔；与其说由于考虑税收的问题，不如说由于害怕它们所阐述的学说会进一步发展。1836年，奥布赖恩出版了邦纳罗蒂所著《巴伯夫争取平等的密谋史》的译本，因而在民主主义文献方面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奥布赖恩认为，以前所有的法国革命史的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些破口谩骂之徒，他们一方面捧出一些最大的社会公敌供全世界人们赞赏，另一方面，又对人民的一些最善良、最人道、最开明的朋友的品格进行恶意的诽谤。他认为邦纳罗蒂的著作适足以更清楚地说明那个重大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他通晓法文，因而他可以把一部英译本搞得尽善尽美。译本卷首是译者的序言，对法国中上层社会的行为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书中某些部分附有详细的注释，澄清了原著者显得含糊之处，有时还校正了原著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指出，邦纳罗蒂撰写的这本历史著作甚至获得了保守派《评论季刊》的好评，读者就不会轻视奥布赖恩在史学界的声誉，或者低估他的写作才能了。这个译本出版不久，奥布赖恩前往巴黎游历，我们相信，部分原因是为了搜集资料，以便使他能够为罗伯斯庇尔写一本真实可靠的传记，因为据他设想，其人的品德遭到了最下流无耻的诋毁。正是诽谤者的恶意中伤，首先使奥布赖恩在思想上受到启发，认为罗伯斯庇尔在品德上，与历史学家有关他的品德的一切记载恰恰相反，于是他下定决心，尽可能地把这件事查清楚。奥布赖恩对这个问题是按下列方式自行推想的：“论述罗伯斯庇尔的品德的人正是属于这样一些阶级：它们所垄断和篡夺的权利恰恰命定要被罗伯斯庇尔消灭。这些阶级企图加在它们的受害者身上的种种罪行，恰恰就是它们自己犯下的罪行。正如它们的打算显然是要使自己免于声名狼藉一样，它们的利益就在于丑化它们对手的品德，因为如果它们对手的品德公诸于世，并与它们的种种罪行相对照，则必然对它们不利，使它们永受谴责。”因此，他认为，罗伯斯庇尔的德行越是真正高尚，当然他们就越要设法使他的品德扫地。时隔不久，一部《罗伯斯庇尔传记》出版了，它确是迄今问世的该类作品中的杰作之一。他在这部著作中竭力说明，书中的主人公非但不是一般所描写的那种人物，相反地，却是有史以来最开明、最仁慈、最有道德的改革家之一。一个公众作家可能采取的步骤再也没有比这更勇敢的了。它对一个几乎一致公认为牢不可破的看法一个表面看来千真万确的事实予以迎头痛击。现在只要我们扼要地列举一下罗伯斯庇尔的敌人所指控的恶劣的品质，那么，我们对这个为他进行辩护的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执笔，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当正确的概念了。

蒙加亚尔、蒙戈伊、德苏多阿等法国作家都曾指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愚昧、丑陋、狰狞、阴沉、恶毒、庸俗、淫荡、残酷、忌妒的家伙，新闻事业的敌视者，文学的摧残者，科学技术的蛮横破坏者，屠杀仇敌的罪犯，谋害友人的凶手，只因婚姻的贞操与他所嗜好的放荡生活不合才做独身主义者，一个诱奸他东道主的幼女的色中饿鬼，一个污秽不堪的衣冠禽兽，每天在疯狂淫荡中餍足了他色情和杀戮的欲壑以后，又与娼妓鬼混通宵”。对于一个在法国革命中曾有过那么卓越贡献的人来说，这确是一幅绝妙的人物素描。一个人必须要有百倍的勇气，才敢冒险承担为遭到这种攻击的人进行辩护的任务。但奥布赖恩却承担了这项任务，毫不顾虑这一举动必将激起人们的一切偏见；他提出了大量证据，足以动摇一切无偏见的人们对那批冒牌历史学家的真实性所抱的信心。他们说，罗伯斯庇尔天性残忍，在他生平很早时期的特殊事件中已显露出那种残忍的性格。奥布赖恩用相反的事例，证明了这种罪名的虚伪性，认为罗伯斯庇尔禀性仁慈宽厚，远在常人之上。关于愚昧和庸俗的罪名，他的反驳同样有力；他举出经法国某些第一流学者所审定的显示罗伯斯庇尔早年才华的作品，从而证明了罗伯斯庇尔不仅有巨大的独创性才能，而且他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本质上非常优美，非常典雅，同时他的一切行为也证明了他对正义和人道主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坚持不懈的同情者。奥布赖恩写这本书时，并不企图凭他的想象臆造的人物来欺骗世人，这一点不仅书中有大量事例足资证明，甚至那个竭力表扬法国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最严厉的敌人）的拉马丁也给他充分作证。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他著名的《吉伦特党人史》一书中向读者指出，罗伯斯庇尔也许是唯一从革命开始就看出革命结局的人。他又证实了罗伯斯庇尔的观点卓越而且全面，对罗伯斯庇尔的人道主义以及厌恶流血的心理，时常举出具体的事例；他向所有愿意阅读他的著作并进行比较的人们说明，如果罗伯斯庇尔准许伤害一条人命，那是由于严峻的紧急需要，他才迫不得已采取那种措施。

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开始前，作为一个公众作家，奥布赖恩所采取的方针是当时在政治家中极不趋时的一种。他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雄辩家。这并不是说他低估了政治改革的价值；相反地，他明白表示，只要一切立法权仍然掌握在压迫者的手中，人民为社会解放所作的努力必然都是徒劳无益的。但他同时又领会，并且竭力向读者阐明，除非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实际基础，否则即便拥有最大限量的政治权势，也毫无用处，决不会使他们突破社会疾苦的樊笼；他力图把我们具有根本性的巨大祸患追溯到两大可怕的根源：地主制和高利贷制以及它们千变万化的各种形态。我们可以说，迄至当时止，只存在着两种社会经济学派：一派主张所谓财产所有权，决不考虑各行各业的要求；另一派，例如罗伯特·欧文，则赞成把一切私有财产连根铲除，代之以集体所有制。当然，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寥寥无几的奥斯勒派，但他们为劳动人民所提的权利要求是属于慈善性质的，而不是基本的权利。奥布赖恩所负的使命要他在上面所说的前两派之间不偏不倚地前进，一方面否定前一派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表明后一派企图强使社会接受一种不成熟的、未经整理的理论，是十分荒谬的。但他不是单纯吹毛求疵的人，因为他竭力要使财产私有权和劳动阶级应享有的最完整的公正原则一致起来。他当时的各项计划远不如他在以后的年代中所提出的那么完整，但他所指出的原则已在他通过有力的文笔写出的许多著作中阐明了。虽然别人在宪章运动中负起了首创的责任，但给这项运动奠定基础的却是奥布赖恩的著作，当鼓动工作一获得相当的进展，他在这项工作中的巨大贡献就得到了一致公认。虽然他不为自己追求公众的注意，但现在群众对他却开始有意延揽，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那么长久地、热情地尽过力了。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召开一经决定，至少就有十三个选区邀请他担任它们的代表。最初他婉言谢绝了全部邀请。可是，对有些选区来说，谦词全不生效，因为它们坚持推选他为代表，甚至不顾他本人明白表示的意愿。这些选区中有伦敦、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诺里奇、利和怀特岛。这样坚决表示的信任克服了他的犹豫，使他接受代表的职务。在有关奥布赖恩的个人仪表和才能方面再说几句话，目前的介绍也就可以结束了。他的身材比一般中等身材要高得多，风度翩翩，不过略带几分渊博的学者那种佝偻的体态。他的相貌往往被人们评为清秀，虽然我们有时也曾听到相反的意见。评价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在看到他们的对象时评价者本人所表现的情绪。当不愉快的思想正使他心情激动时，他看起来确实并不十分和蔼可亲，但在愉快的感情影响下，奥布赖恩显得比任何人都有更大的魅力。他的天庭高大宽阔，表明他是一个智力超凡出众的人，而头部按颅相学被定为仁爱之源的那一部位显得特别发达。如果说，在宪章运动初期大露头角的民主派领袖中，他无疑是一个心地十分光明磊落的人，那也并不过分。在宪章运动阵营中，人们普遍称他为教师，这是奥康纳赠他的尊称。即使他的一些势不两立的敌人也证实了他有卓越的才智。《每周新闻》是一份漫无节制地对他恣意辱骂的报纸，但就在这同一报刊上却又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指掌间主意很多的人，所有其他宪章领袖加在一起都不如他。

作为一个演说家，奥布赖恩与众不同，有他的特殊风格。据我们所知，有人甚至说他根本缺少一个演说家的必要条件。再没有任何错误比这更可悲的了。不错，他的演说没有文森特那种口若悬河一泻千里的辩才，也没有奥康纳那种迅雷疾雨般的激昂慷慨的气魄，同时，也不具有洛厄里那种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特色；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却兼有三人的长处。当他讲一个道理时，他的深思熟虑令人惊叹。没有一个演说家能攀登到这样的高度，或象他那样用深刻强烈的热情来感动听众，同时，也没有一个雄辩家在动作的活泼和语调的灵活方面能胜过他。至于使用讽刺这一武器，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使所有他的同辈无法望其项背。他说趣话时毫不轻薄，而是庄重、实在——实在而又条理分明，而且尖锐已极。任何人都不能象他那么轻易地将论理、讽刺和雄辩溶为一体，或以那种可怕的威力将这三位一体的武器投向他的对手。而且，他永远是那么巧妙老练地使自己适应听众的理解力。一般他说，鉴定一个演说家应以他所产生的效果为断，这比根据其他标准更为正确，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奥布赖恩，他的辩才应当说是第一流的；因为在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且受到大量听众欢迎时，他的主要困难不在于激起听众对他意见的同情，而在于压制对他表示欢迎的喧嚣的喝采声。这里也需要提一下，在我们所述的这个时期，他留住听众听讲的时间要比任何其他公共演说家长得多。他在集会上经常占用的时间大概是三小时；有时他会说上四小时，甚至五小时，始终吸住听众的注意力，直到他讲完为止。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断言，具有这种才干的人决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演说家，相反地，不仅在言词方面，而且在思想方面，都是一位演说大师。

正当伦敦和英国中部、北部的民主主义者以不断加快的步伐强烈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时候，如前所述，西部的民主派人士也在不遗余力地加强这一呼声。为了实现这项彻底的议会改革，文森特无日不在集合数以千计的群众。布里斯托尔、巴思、切尔特南、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等地由于这位著名的演说家辛勤不懈的努力而经常处在兴奋激动的状态，因为他在各该地区的声望可算是无可限量。妇女对这个伟大运动的信仰好像比男子还要热烈。她们自行组成激进团体，好几百人登记参加。无疑地，在激起民主妇女的爱国心方面，文森特个人的魅力发挥了它的一份作用，因为，如前所述，他是女性一致宠爱的人物。巴思的民主妇女举行任何一次集会时，惯常都邀请文森特为贵宾。为了对他的效劳表示感谢起见，她们发起募捐，以捐款给他买了一只珍贵的金表。这个纪念品是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赠给他的，当时他以优美的言词来接受这一珍贵礼物，因而使自己更显得才华出众。为了证明那个时髦的、美丽的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城市的妇女在精神上受到了多大的鼓舞，我们只需列举下面的情景：当巴思居民们刚知道文森特即将莅临时，妇女们就占用了离城约莫一英里的鹿山公园，四千多名妇女聚集在那里欢迎他，同时还有一大批人由于无法入场，竟把所有的空地都济满了。在这次集会上发生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插曲。妇女们事前商定，除了受到优待的文森特以外，不让任何男人目睹会议的进行。可是，尽管有此禁令，一个男性出于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如果出于女性，也许还可以原谅），假扮女装，混进了公园。可是这个把戏很快就被拆穿，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会场，在群众尽情的嬉笑怒骂中，那个莽汉被拳脚交加地逐了出去。巴思的主要激进分子博尔威尔的夫人担任主席，文森特在会上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公园中的议程结束后，他又向外面无法入场的人群大声演讲，女听众们挥舞手绢或作其他动作，以示欢欣。

在巴思为了推选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参加的人数非常踊跃。估计聚集在一起的有一万五千人。除文森特和其他演说家外，威廉·内皮尔上校也光临参加，向集会的群众发表了关于拥护普选权的谈话。可是，在会议进行中，这位侠义的上校却被大大地触怒了。文森特在演说过程中提到了与人民为敌的各方面人士，指出人民被无赖们压得透不过气来。“约翰·拉塞尔勋爵是个无赖，哈里·布鲁厄姆勋爵是个无赖，韦林顿公爵是个无赖。”上校走上前去，大声说：“我否认那句话。韦林顿公爵不是一个无赖；他曾崇高地、英勇地、光荣地为祖国打过仗，他不是无赖。”文森特答道：“我说，谁否认我的选举权，谁就是无赖，管他是拉塞尔、韦林顿，还是内皮尔。”上校发表意见说，这位演说家当天所采用的言词预料将会有害于民主事业。除了这个小小的插曲以外，一切都在十分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西部各郡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是1838年9月30日在特罗尔公地上举行的，这是位于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之间的一个广场。两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从这两个城镇分别出发；来自前一地方的队伍绵延几达四分之三英里。队伍离开特罗布里奇以前，一个年轻的女子代表该城镇的未婚女子，把一条丝围巾赠给文森特先生，已婚妇女也向卡里尔先生表达了类似的敬意。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的两支队伍在公地上会师，彼此一见面就发出了震天价的热烈欢呼。据估计，当天表示效忠于人民事业的达三万人。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地区原来的人口比较稀少，就不会不对吸引如此众多的人们聚集起来的那股激奋情绪感到惊奇。事实是，文森特已完全把群众心理激励到白热化程度，而另外还有几个有才干的人仿效他的榜样，自愿担任公共演说家，把精力献给这个事业。其中有巴思的律师罗伯茨，他是当时高等法院院长尼古拉斯·廷德尔爵士的表弟。文森特初次访问巴思时，罗伯茨和他热烈握手，结成莫逆之交，在他的一切奋斗中，为他分担艰险，共享荣誉。特罗布里奇有一个名叫波茨的青年药剂师，他是一个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尽了他的一份力量，以青年人的热忱和勇气献身于这项事业。那个曾在议会广场的集会上大露头角的工人威廉·卡里尔是当地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也为运动的原则大事宣传。不管文森特在政治生涯的初期对道义力量有过什么看法，现在他的演说多少带有一种暴力倾向。他以十分鼓舞人心的论调谈到人民的胜利即将来临。他参加布里斯托尔民主主义者在布兰登山上举行的几次人数众多、热情高昂的集会。有一次，他骑着一匹纯白的战马前往会场，漫无节制地辱骂政府，预言政府不久即将垮台。特罗布里奇的公众中一部分所谓“忠诚”人士，对这种显然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感到恐慌。波茨对使用暴力的偏爱如此直率，甚至在他窗口陈列着一排惊心触目的枪弹，并且十分大胆地把它们标明为“送给托利党的卫生丸”。文森特在这个地区这么繁忙，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简直腾不出一天时间来为国内其他地区效劳。人们经常要求他出力，他尽力越多，要求也就越大越频繁。

正当格拉斯哥、纽卡斯尔、伯明翰、伦敦、曼彻斯特和皮普草地成为大规模群众性集会场所，其他地方也同样积极地传播宪章原则。纽卡斯尔周围的城镇和村庄效忠宪章运动的情绪，和这个著名城镇的民主主义者同样热烈。10月10日，海港小镇布莱斯出动了一千人，由阿克尔、赫伯恩、布朗、伯德、史密斯和洛厄里给他们讲话。出席集会的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并提出了效忠宪章的信誓。乌斯沃斯村也举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集会，聚集的群众倾听主席哈蒙德以及托马森、史密斯和德维尔的发言；会议结束时，他们组成了英格兰北部政治联合会分会。在泰恩河南岸的格林赛德村，二千名群众在露天集会，其中很多是妇女。一个壮观的乐队从文拉顿前来参加。主席福斯特和纽卡斯尔的代表团向集会致词。一切都在欢欣鼓舞的情绪中顺利进行，集会结束后，一个游行队伍一路护送纽卡斯尔代表团直到文拉顿，准备当晚在那里举行一次集会。后一集会原定在戏院中举行，但这个地方绝对容纳不下几千群众，于是，不得不把会场移到露天。萨莫赛德先生担任主席，奥尔德、史密斯、帕克、托马森、查尔顿和科伯恩先生向集会群众发表谈话。会议过程中，群众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热情，给这次集会增添了生气。在卡莱尔，全体群众表现了同样的情绪。8月间，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拥护宪章运动的公众集会，这个建筑物可以容纳一千人，简直被挤得水泄不通，同时还有几乎同等数目的人们留在户外，无法入场。讲演者有霍尔、汉森、巴恩斯、贝尔德、麦肯齐、巴尔和劳伦斯先生。在会上提出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宣布联合会拥有会员一千二百人。在苏格兰境内，阿伯丁、邓弗里斯、敦提和大多数东南部低地区的城镇，不论大小，都积极参加鼓动工作。阿伯丁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会上，邓肯先生发表了长篇演说，在演说过程中，对牧师们进行了绝妙的讽刺。“托利党员（邓肯说）都是宗教徒，他们谈了许多宗教方面的事情。他们需要更多的新礼拜堂，更多的笨伯来充当牧师，而且为了宣扬真理（这是个疑问）每个牧师可以向国库索取一份酬劳。托利党的牧师们是现代的法利赛人；他们祷告时间都很长，他们在街道的拐角做祷告，眼睛却贪婪地看着寡妇的住宅。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这样被糟蹋了。暴君资助教士，教士替暴君蒙蔽民众。我们付出一千二百万镑的代价来维持我们的舰队，而我们在全世界却没有一个敌人。在爱尔兰，我们竟需要二万五千把刺刀来捍卫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甘心忍受这种事态吗？”演讲者的问话得到的答复是一片沸腾的欢呼和“不，绝对不！”的喊声。邓弗里斯的集会是在科贝利山麓属于肖特里奇院长的一片旷地上举行的。山顶上招展着几面旗帜。坎贝尔、奈特和沃德罗普先生向聚集的几千名群众发表讲话，集会一致表示了拥护宪章原则的坚定意志。

9月25日，在重大商业城镇利物浦，有几千人在旧医院的院子里集会。整个会议期间，下着倾盆大雨，但古德费洛、罗宾逊、埃德蒙兹、奥康纳、默里、科贝特、科林斯、洛厄里先生等凭他们能言善辩的口才竭力使群众保持精神焕发，所有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接着当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众宴会，然后，演说家们给在场者讲话助兴，直到午夜12时，始终秩序井然，气氛和谐。

即便在地方政府所在城镇德文波特，民主精神也不消沉。集会是在一间可容二千人的房间内举行的，但群众十分踊跃，不得不将会场移到露天，《太阳日报》承认出席者有四千人，并对此表示惊讶。会上出现了十分热烈的情绪。谢菲尔德的民主主义者好像竭力仿效埃比尼泽·埃利奥特在议会广场上所表现的精神。9月25日，数达两万名的群众集合开会。那位著名的谷物法诗人担任主席，吉尔、布坎南和其他几位杰出的演说家向集会致词。整个议程在十分欢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9月30日，布赖顿的激进分子举行了一次显示他们力量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费格斯·奥康纳是这天的主角，集会群众表现了十分狂热的情绪。在考文垂，一次露天示威集会证实了人民拥护宪章的情感，同时，在北安普敦郡的朗巴克利、凯特林、达文特里、韦林巴勒以及若干村庄也都举行了集会，对当时如此普遍地掌握了公众心理的原则表示赞同。在凯特林这个小镇上，激进协会会员不下三百人。在东部，伊普斯威奇的民主主义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请愿书在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伯明翰的激进妇女自行组成联合会，在她们历次集会上表现了高度热情。在这个团体于9月初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女主席宣布已加入联合会的妇女有一千三百人。她又说明，好久以来，她已把饭前饭后的祷告中有关感谢上帝赐予佳肴美酒的一段祷词全部删除，因为现在很少有佳肴美酒出现在她的餐桌上了。这次集会经过表决，同意从会费中拨出十镑，捐给将来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同一团体一星期后举行的另一次集会上，柯林斯先生介绍了纽卡斯尔的詹姆斯·艾尔，后者以强烈的论调提到了新济贫法问题。他对集会的几百名群众说：“他对这项法令的各项条款极其仇视，因此不难向她们宣誓，正如他在别处宣誓一样，倘若执行这项法令的救济人员试图在任何时候把他弄得妻离子散，他们也只有等到从他冰冷僵硬的尸体上跨过去时才能执行。”这种感情博得了集会妇女们的热烈欢呼。

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决意试探一下基德明斯特群众热心公益的精神。因此，芒茨、道格拉斯等人参加了一次专为这个目的举行的公众集会。一座讲坛在露天搭了起来。集会规模盛大，但在代表团莅临以前，几个烂醉如泥的中产阶级流氓霸占了讲坛，引起了不少纠纷。这批“体面的”笨蛋不断地阻挠集会的进行。他们遭到了演讲者们的严厉谴责，但正如始料所及，这对他们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虽然集会群众是完全同情代表团的。伯明翰的政治联合会每星期继续举行集会。奥康纳时常是他们的座上客。他在一次集会上声明他不再是人民的领袖，而是阿特伍德和菲尔登的追随者了。他所得到的答复是，联合会不承认谁是领袖，而愿意和一切为共同事业诚实地、认真地工作的人们携手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区内，甚至在最小的村庄上，集会越来越多，许多农村也处在动荡的状态中。成千上万的男女加入了激进派队伍，他们对宪章运动的忠诚越来越深厚。

民主主义者集中力量来显示他们对人民宪章的拥护，但时隔不久，明显的分裂迹象便在阵营中开始暴露了。争执点在于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采用的手段的性质问题，因为关于目标本身是看不出会有什么分歧的。可是拥护宪章事业的，有两个不同的派别的倡导者。一派包括那些主张只有通过道义手段才能获得人民权利的人们。另一派则包括决心较强的人们，他们不能设想除了暴力以外，统治阶级会俯首帖耳地接受任何其他方式，而且他们在历次演说中，往往采用威胁性的言论。奥康纳被看作是后一派的领袖人物，因为他虽曾宣称，极愿在采取任何其他方式以前，尽量试用一切道义手段，但一般说来，他的言论具有如此强烈的暴力倾向，而他本人又如此惯于对他那一派最激烈的分子假以颜色，因此，他那一点关于使用道义力量的软弱无力的表白只能被看作是他残留的谨慎态度，一旦形势变得有利于采取比较大胆的政策，就会被抛弃的。前已提及，奥康纳在伯明翰的演说曾引起道义派改革家们的反感，当时只是加以隐忍，没有发作罢了。但是隐忍是难以持久的，因为暴力派的政策正日益明显的发展着。火并的时机终于来临了。警钟在伦敦、伯明翰和爱丁堡三处敲响了。在第一处，工人协会是向暴力派挑战的当事者；在第二处，政治联合会委员会承担了驳斥那条政策路线的任务；在第三处，人们企图通过一次公众集会将暴力政策的提倡者驳得哑口无言。但在世上所有的人们中，唯有奥康纳是道义派对手们不经过斗争而决不能制服的人，于是，按照他的决定，他将伯明翰的民主主义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声明愿意尽力维护他的政策。于是，便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会上，他煞费苦心地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最后根据他的演说提出了一项决议，而决议的结尾则写明对他表示信任。他的对手们也出席了集会，尽管他们有钱有势，毕竟不能同奥康纳进行较量，他所提出的决议终于以压倒的多数顺利地通过了。爱丁堡的道义派比较顺利。他们在卡尔顿山上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主要演讲人是曾在伦敦示威大会上热烈赞扬奥康纳的约翰·弗雷泽以及亚伯拉罕·邓肯和佩斯利的帕特里克·布鲁斯特牧师。他们虽都声称赞同和平鼓动方式，但对于他们的对手来说，其中有些人的言论决不是和平性质的。布鲁斯特进行了毫无节制的谩骂，表示要把宪章运动阵地上的奥斯勒分子和斯蒂芬斯分子一扫而光——“他不愿说奥康纳分子，因为他相信，费格斯·奥康纳尽管有种种缺点，毕竟不失为一个正直人士。”各项决议都获得了通过，但是事实相当明显，爱丁堡大多数激进分子却没有对这次集会表示应有的同情，因为在这个城市最初通过宪章的那次集会上，参加者有一万五千人，而这次只有五千人集会表示不同意奥康纳的暴力政策。奥康纳在《北极星》的专栏中以他独特的风格对攻击他的人们作了答复，一面恭维，一面又谴责。他对弗雷泽推崇备至，而对邓肯，则引用一件旧事来使邓肯就范，说他和邓肯初次见面时，曾问起后者的姓名，经人告诉名叫亚伯拉罕·邓肯以后，他就回答说，“谨防此人，因为他是不可信赖的。”他从亚伯拉罕的相貌方面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他并不自命对这门知识有过多少研究。布鲁斯特是三人中最聪明、最博学、最有声望的一个，而奥康纳却用一种极其简慢无礼的态度来对待。他向他们三人说，“弗雷泽，我热爱你；邓肯，我感谢你；布鲁斯特，我不了解你，”这样，他就把最后一人贬低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应当说明，不久以后，邓肯却在发表上述看法的同一《北极星报》的版面上，博得了十分热烈的赞扬。

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分裂现象更不幸的了。两派中的任何一方通过削弱和摧毁另一方的力量，间接地使共同敌人坐享渔翁之利。我们认为，一般说来，这种有关道义力量和暴力的争论，只是浪费时间。我们认为这两种力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政治事务中，无疑地尤其如此。一切政府必然是权力机构，在某种限度以内这种权力是道义力量，但超出限度以外，就是暴力。没有暴力的政府根本就不成其为政府。不妨设想，我们建立了一个最臻完善的政府，由它执行经过一致同意而制定的法律，严格地说，在此限度内，它所行使的权力是道义力量；但是除非有暴力保证法律的实施，否则，法律形同虚设，因为要是没有这种暴力，极少数的人就会不受约束，拒不服从在一致享有同等发言权下制定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正当利益必将屈服于少数人自私的、特殊的利益。因此，法律必须永远有一种力量作为后盾，其性质属于暴力，却以人民的道义主张作为基础，因为没有它，法律只是一纸死条文。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治理国家，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它必然只凭暴力来实行统治。一旦这多数人表明决心，要对政体进行改革，则篡夺了权力的阶级由于贪恋自己独占的权力而蔑视道义力量，这时决不会被动摇，除非它认识到这种道义力量有另一种比它本身更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我们查遍世界历史，也找不出一个实例，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独占性质的政府，经过推动，会放弃它篡夺的职权，除非它被暴力所推动，或是由于害怕暴力，才会如此。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篡夺了权力的阶级一定要在感到暴力即将来临的威胁以后，才会对公众的正义要求作出微小的让步。同时，不容否认，当人民尚未表示愿意为使用暴力而作出甚至最低限度的牺牲时，就侈谈使用暴力来反抗政府，这对群众运动非但无益，而且会使它遭到无限的耻辱，因为人民倘若不愿作出较小的牺牲，就决不会准备作出较大的生命牺牲。因此，在人民对政治和社会权利尚无正确认识以前，在任何情况下，必须避免使用一切暴力威胁。一旦他们有了正确的认识，如果压迫者对他们的要求拒不让步，他们就不需要多少劝告，人类自卫的法则必将告诉他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而他们也必将毫无保留地服从上述法则的意旨。道义派和暴力派改革家双方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然而，暂时还没有严重地减损宪章运动的力量。各派按照它自己的特定方式进行鼓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这种裂痕才会对激进派开始显著地产生削弱和危害的作用，但是这种削弱和危害的作用终于来临了。

第五章　全国请愿书

英国自从有了一部勉强称得上定型的宪法以后（尽管这个宪法很不象样，请愿就一直被认为是它的居民的合法权利。宪章运动的提倡者们，不论是道义派还是暴力派，都认为提出一份内容包含人民主要要求的请愿书是合理合法的事。为了遵照公众的愿望，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委员会负责请愿书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作为统一宪章运动派的第一份请愿书，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种感想下，我们特向读者介绍如下：

下列署名的受难同胞谨向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院诸公呈递请愿书，陈述如下：

在我们这些请愿人所居留的国土中，商人以善于创业著称，制造者技艺精巧，工人勤勤恳恳，更是有口皆碑。我们的国土美好，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工商业的资源极其丰富。优良的港湾不计其数。内陆交通便利无比。我们安享太平已有二十三年了。但是尽管我们具有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条件，又尽管我们都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却饱受公私灾祸的折磨。我们在苛捐杂税的重担下匍匐呻吟，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商人在破产的边缘上惶惶不可终日；工人正在忍饥挨饿。资金不能带来利润，劳力得不到报酬。工匠的家庭四壁萧然，当铺的库存却堆积如山。济贫院拥挤不堪，制造厂却门可罗雀。我们放眼观察，力图找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长期持续的苦难的根源。无论从自然界或从天命方面，我们都未能发现任何原因。上帝以仁爱对待世人，世人也没有辜负上帝的厚遇，只是统治者愚昧不堪，才使这种恩赐如同虚掷。一个强大王国的实力竟消耗于增进自私愚昧之徒的权力，而它的资源由于用于扩张他们的势力也被挥霍殆尽。局部利益有所增进，但是却以牺牲全国利益为代价。少数人为了自身的权利而统治国家，他们对多数人的权利却熟视无睹，甚至以傲慢粗暴的态度加以践踏。人民的朋友们对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曾寄予盲目乐观的期望，以为他们所忍受的种种苦难至少有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能被消除。他们认为该法案是达到高尚目的的一项明智措施，是改善立法的正当途径，同时在立法机构中，群众的意志终于会发挥效能。他们被欺骗了，而且是被人无耻地欺骗了。看起来那么美好的果实，待摘到手中却变成了一堆灰土。修正法案所实现的，无非是把权力从一个统治集团手里移交给另一个统治集团，而人民仍象以前一样无依无靠。我们只是从奴隶生活转变为初步有了一点自由，再加上前途仍然渺茫的令人厌烦的生活，这就使我们对自己的每况愈下的社会地位格外感到痛苦。我们敬向贵院十分谦恭地陈述，这种状况不容许再继续下去了。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地危害王室的稳定和王国的安宁；如果由于上帝的保佑，由于宪法和法律方面的种种措施，这种现象得以结束，我们就抱着充分决心，立即把它结束。我们敬告贵院：业主的资金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利润，工人的劳动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报酬。凡是造成食物涨价、金融紧缩的种种法令必须一律废除。征税必须以财产而不应以勤劳为准。多数人的福利既是唯一合法的目标，就应当是政府唯一研究的课题。我们要求把这种利益托付给人民掌管，这是这些改革和其他必要改革的先决条件，这是充分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唯一方式。每逢国家征募卫国战士或是号召捐献，任何人不得借口贫困或无知，拒绝或迁延这些号召。人民既被要求一概奉公守法，那么我们就要求在立法时毫不迟疑地听取人民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履行自由人的义务；我们必须享受自由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普遍选举权。为了避免发生富人的利诱和有权势者的威逼，必须实行秘密选举。为了充分实施我们的权利，在运用这项权利时必须不受任何约束。我们所要求的是实际利益，不是表面利益，因此，我们要求无记名投票。为了达到有益的结果，代表和人民之间必须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为了便于纠正错误、指导工作，立法和选举的权力机构应当经常保持联系。某些错误若能及时接受公众的纠正，原是相当轻微的，但倘若任其在长期的强迫容忍下因循成习，就可能产生非常不幸的恶果。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同时为了取得公众的信任，议会必须经常进行选举。因此，我们要求每年改选一次。我们有了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那么选择的范围就必须不受任何限制。现行法律强使我们选举那些无法了解或者不太同情我们困难的人为代表——那些已经退休、不再感受业务上烦扰的商人；那些对土地上发生的祸患和纠正方法都毫无所知的地主；或是那些追求议会荣誉，只为博取法庭上声望的律师。一个勤勤恳恳地执行职责的代表的工作是繁重的。代表们继续从事于无报酬的工作，这不公平，也不合理，又不妥当。我们要求将来选举贵院议员时，应以选民的意见作为唯一标准，对于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代表，在他为公众服务期间，应从国家税收中拨忖一笔合理、适当的酬金。迄至目前为止，有关怎样治理这样一个强大王国的问题，一直被互相倾轧的党派当作推行自私目的的试验品。我们已从个人的惨痛经历中体验到这种后果——欢乐无常，有如微光一闪，随即被漫长而黑暗的苦难岁月所吞没。人民自主的政府即使不能消除他们的一切疾苦，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出怨声。普遍选举必将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持久和平，惟有普遍选举才能办到这一点；我们坚信它也会带来繁荣。为此，敬请贵院十分慎重地考虑我们的请愿，作出最大努力，通过合乎宪法的各种方式，制定一项法律，对每个精神健全、未被宣判有罪的法定成年男子，给予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规定未来的议会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每届议会的任期无论如何不超过一年，取消议员资格的财产限制，议员在议会供职期间享有应得的酬报。“请愿人不胜感祷待命之至。”

显而易见，宪章的六点要求中，只有五点被收纳在请愿书中。这是否由于疏忽，不得而知。起草人也许认为代表人数的平均分配（即省略了的那一点要求）是普选权中的必要成分，因此认为没有另提的必要。这份请愿书受到了遍及大不列颠各地的宪章运动团体的承认。如前所述，阿特伍德曾指望有两、三百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虽然各民主主义派别一致认为请愿是正当合理的，但它们动机却各不相同。道义派改革家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一步骤会对议会产生相当压力。有些人十分乐观，甚至相信为了尊重舆论起见，请愿书中祈求的事项必然会立即获准。另一方面，暴力派人士对这种结果却不存丝毫幻想，他们参加签名，只是为了给议会再一次蔑视公众权利的机会，从而使人民完全信服，所有这种努力，对于实现他们的目标是多么徒劳无益。他们甚至宣称，这是他们愿意屈尊签署的最后一份请愿书；如果其中的要求仍遭到拒绝，那就别无他法，只有同腐败不堪的下院以及选举并支持下院的各阶级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另外还有一些人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虽不绝对相信议会会承认公众的要求，同时也不完全信服那些要求会被驳回，认为不妨尝试一下，至少不会有多大损害。奥布赖恩在他所有的演说和文章中，劝告人民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但他坦率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准备用更有力的方式来做后盾，他们的签名就决不会产生丝毫效果。由于这些不同的动机，激进分子各个派别决意参加签名。大家一致同意把请愿书连同签名单交给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以便对全文作一次适当的审查，然后重新交给阿特伍德和菲尔登，由他们递交下院。

在道义力量和暴力问题上所发生的不幸分裂，并没有妨碍整个团体为了支持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而把工作向前推进。伯明翰示威大会曾作出一项决议，发起全国性的募捐，其细则委托给当场派定的几位代表加以拟订，于是，这几位代表就照此办理了。大家商定，每一城镇划分成区，每区指派若干募捐员，向公众劝募。他们规定每一千人的认捐总额为两镑十先令，个人认捐的最低额则为六便士。183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定为在全国开始征募的日期。认捐总额达五镑时，应即存入伦敦的普雷斯科特—格拉特银行，记入乔治·弗雷德里克·芒茨、菲利普·亨利·芒茨和罗伯特·凯利·道格拉斯的帐户。大家一致认为，各代表的个人费用应由各该选区自行支付；但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各项开销，例如房租、邮电和宣传员的酬劳等等。日期确定以后不久，各区的工作委员会立即积极活动。然而，按照一定人口来规定捐额的决议难以执行，因为在有些地区，激进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而公众中可以指望认捐的，只有那一部分激进分子。在这项基金的劝募工作中出现了高度的热情。每天晚上，人们在完成本身劳动以后，便致力于促进这项工作，高高兴兴地接受各方面为响应他们的呼吁送来的不同数目的捐款。他们拨出相当大的款项，充作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经费，因此，某一财务人员在辞职时提出的报告表明，募款的总额超过了一千七百镑，除支付截至当时为止的一切开支外，还有余款约七百镑。由此不难看出，在上述时期内，群众的热情足以支持代表们在他们已承担责任予以提倡的事业中作出充分的努力。

在相当时期内，群众集会继续吸引住各阶级和各党派的注意力，却没有受到政府方面的干预。尤其是斯蒂芬斯，他每天不断地向拥挤的兴奋的听众高谈阔论，在讲话中使用了十分可怕的语言；对有产阶级说来是可怕的，但听他讲话的成千上万的受苦者却感到非常满意。他在描绘他们的悲惨境况时，甚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富人堆满食品的贮藏室和酒窖，他以十分清楚明白的措词向他的听众说，如果他们被剥夺了他们通过劳动理应享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福利物品，那么，从压迫者过剩的物资中夺回这些东西，决不是犯罪行为，而是完全符合道义原则的。他一再援引圣经来强调这个原则，举出圣经中第八诫为他的立场提供论证。他声称，第八诫“不可偷盗”，对所有的人同样有束缚力，同样有遵守的义务，并尽力证明，在掠夺行为中，富人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他们利用合法方式来抢劫穷人辛勤的果实。由此推论，他认为从这些阶级手中夺回剩余的不义之财，是一种合乎道义上公正原则的行动，不过借此收回应得的正当利益罢了。实际上，他认为，容忍富人继续保持他们以极不公道的手段，从陷于穷困的奴隶方面勒索来的财富，就是对上帝最严重的背叛和背弃人类的罪行表示认可。大多数报刊评介了这种激烈言论，认为政府对于容忍这些集会的继续进行，应当负责，这种针对政府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抨击一周复一周地反复提出，终于促使约翰·拉塞尔勋爵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1838年9月，勋爵阁下应邀参加利物浦市政当局的宴会，在讲话中提出了下列看法：“他不想在这样一次宴会上扯起政治问题；但有一个话题同他本人管辖的部门有关，是否可以容许他扼要地说几句话。他提到了当时正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公众集会。也许有人想要取缔这些集会；但这不是他本人的主张，也不是他们参与的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人民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冤苦可诉，那么他们凭自己的常识就能纠正过来，停止举行这些集会。政府应当害怕的，不是自由讨论，不是无约束地发表舆论。可怕的是，人们在压力的逼迫下秘密结合。这才是可怕之处，这才是危险所在，而不是自由讨论。”

这项声明被认为是政府意图的明确表示。一个政治家对于持续很久的社会骚动给予鼓励，再没有比这更直截了当的了。然而，报刊继续对政府进行谩骂，斥责他们懦弱无能，唆使人们危害治安。“光荣的第四等级”中有一部分人断言，他们对危害社会安宁所犯下的罪行，比扇动分子本身的罪行尤为严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若要进行干预，就不得不谴责自己以往的行动，因为他们也是凭借了完全相同的扇动方式才使自己擢升到权贵显要的地位。尽管如此，群众集会暂时仍不受阻挠地继续进行着，虽然挑拨政府提起公诉的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了。让我们在此暂停一下，以便就政府应负的责任说几句话。受迫害者往往容易责怪政府采取的一切侵犯人民自由的行动。在许多事例、即使不是绝大多数的事例中，严厉的谴责往往落到在一出戏中只充当配角的人们头上。至少就英国的情况而言，不管一个政府如何腐败，它只是一个比它本身更大的权威的代表。任何一个内阁，只要违背了下院的意志，就连一个星期也无法存在下去。同时下院如果不能获得选民——换言之，地主和资本家们——的许可也无法存在，而最后这批人才是一切法律和制度的原动力；事实上，他们是社会的唯一真正的统治者，他们通过直接表示或含蓄暗示，使政府确切地理解应当怎样做。议会、地方当局和报刊都是为这些阶级表达意志的工具，而报刊一定首先起来敲响警钟。因此，从上述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出，政府并非自愿出来干预，如果后来它放弃其决心，是在它不断受到它赖以生存的一种权势对它的敦促、吁求和威胁以后才这样做的。我们并不想吹捧历届的政府；它们再好也难免十分腐败和专制；但是，他们十之八九只是它们上面一种权势的傀儡，谁要是宣传与此相反的论调，谁就是掩盖真相，以蒙蔽社会的视听罢了。宪章运动一开始，报刊就发泄它的愤怒。最初，它还企图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气来掩盖它的怒火，但当公众活动的力量逐渐增强时，它就抛掉了那个假面具，把宪章的原则说成是必将导致一个抢夺成风的时代，并将把人类社会赖以结合的一切藩篱全部打破。上述这些看法是有其必要性的，这样才能使真正的改革家看出应当对付的究竟是哪一种权势，从而作好准备同压迫者展开斗争，而不要仅向他们的傀儡和附庸喋喋不休地进行舌战。

1838年秋季，群众集会开始采取令人可怕的特色。人们在白天一再地举行集会很为不便。他们的谋生之道给他们带来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自愿地蒙受时间上的损失。把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合在一起开会，正象在克萨尔猎场上那样，偶一为之，未尝不可；但这不是可以经常采取的尝试。群众日益殷切地希望倾吐他们对现行制度的怨恨，但要找到足以容纳大批这样的群众的场所，却不容易，而市政厅又几乎是一向不准借用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不久，一个计划便浮现在领导人物的脑际，使他们不再需要举行室内集会了。他们建议举行火炬集会，这对群众更加方便，既省时，又省钱。这种变通办法一经提出，即被采用，在短时期内，工厂区呈现出一系列这种壮观的群众示威景像，这也许是在前一时期的鼓动工作中从未见过的。博尔顿、斯托克波特、阿什顿、海德、斯特利布里奇、利和其他地方，不论大小，都成为这一类宏伟的集会的场所。在所有的集会上，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聚集在一起，宣誓要献身于共同的事业。这种景象所引起的激奋情绪简直难以想象。要想充分理解公众的热情，必须目睹当时的情景。群众不是单独前往会场，而是在每个出发点集中，到了规定时刻，从那里大批出发，形成一支队伍，穿过主要街道，沿途一看见他们崇拜的偶像，即预定要向他们发表讲演的人们，立即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回声响彻云霄。但在路过某些持敌对态度的报馆门口，或走过一家令人厌恶的官吏或老板的住宅时，则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嘲骂。在火炬的耀眼红光照射下，绘有各种触目惊心的图样的旗帜，形成一个令人望面生畏的庄严景象。有些旗帜上面绘着的骷髅正在露齿狞笑，象是一些狰狞的鬼怪，足以使许多崇拜财神的人联想起他们担心的末日即将来临。数以千计的工匠离开工厂后，来不及回家象平时那样盥洗整容，因此脸上汗渍斑斑，肮脏不堪，他们粗犷的外貌给当时的情景增添了光怪陆离的气氛。游行队伍往往很长，有时一队多至五万人；游行路线全程仿佛是一条火炬的长河，万丈光芒，把高空照耀得如同白昼，好像是一座陷于一片火海的大城市。集会本身的情景尤其令人恐惧。熊熊燃烧的火炬，不计其数，这种情景本身好像只会更有效地激起演讲者和听众们的热情。奥康纳、斯蒂芬斯和麦克道尔经常参加这一类火炬集会，他们几乎是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全然不考虑什么慎重不慎重的问题。扇动人们使用武力的言论成为后二人演说的主要内容。奥康纳几乎在每次演说中甚至都指出宪章将成为法律的日期，并往往在演说的结尾声称，如果宪章在9月29日米迦勒节未被承认，议会诸公节日的鹅宴就得推迟到30日。斯蒂芬斯毫不踌躇地宣称，统治阶级并不比杀人犯好一些，必须用他们的血来满足公众的正义要求。

大约在这个日期举行的其他火炬集会中，有一次集会地点是在海德镇，斯蒂芬斯牧师是当晚的演讲人。集会的日期是在11月14日晚上。参加游行队伍的不下一万五千人，由一支乐队前导，在闪耀的火炬光影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旗帜。一面旗上题着斯蒂芬斯心爱的词句：“为了妻子儿女，我们将血战到底！”

另一面旗帜引用了圣经，“没有刀的，让他卖掉衣服去买上一把。”第三面旗上题着，“阿什顿要求普遍选举，或者普遍复仇！”另一面旗上题的字是“别忘了彼铁卢的血腥罪行！”第五面旗上题着一句不祥的预言，“暴君们，相信吧，发抖吧！”无数象征自由的红帽子悬挂在竹竿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响亮的枪声，这说明参加集会的人们是带着武器的。游行队伍到达会场后，斯蒂芬斯开始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那天他已参加了好几处的集会，所有群众只有一条心，坚决要求他们的权利。他说，博尔顿的治安官们曾拜访军事当局，请求他们莅临公众集会。司令官担保，万一地方政府难于胜任的话，他们一定到场。“但是，”斯蒂芬斯说，“军营里我有一个朋友，他向我保证，如果士兵奉命出动，他们没有一个人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不妨把叙事暂停一下，插一句问话：斯蒂芬斯是否会那么糊涂，竟然相信军队表示决不使用武力来反对人民的一派胡言？如果他信以为真，他确实太糊涂了。我们今天有时也听到无数类似的话，但始终觉得应当以绝大的戒心来对待这些保证。我们也曾多次听到军队对我们说，人民一旦起义，士兵们将会调转身来，支援他们。很可能，在喜欢这样传话的人中，有些人完全相信他们自己所传的话，同样也有可能，在某些事例中，他们所说的话确有充分根据；但是更有可能，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毫无根据，而可能是受了别人的指使，来散布关于士兵表示同情的谣言，以便扇起不成熟的暴动。到那时，武装不够充足、纪律不够严明的人民，将在他们指望会得到同情和支援的那些地方遭到枪杀。总之一句话，如果人民深信受他们敌人雇用的人会来援助他们，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即使能有一利，却有百弊。实际上，人民决心发动革命，就决不应当依靠任何外援，决不应当冒险进行如此危险的尝试，除非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有了这种力量以后，军队必将调转身来向他们的主子进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几乎是无例外地倒向势力雄厚的一方），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力量，军队表示同情的一切诺言都应当被认为是十分可疑的，尽管不是绝对不可信。斯蒂芬斯继续说，该区的殡仪馆和其他团体正在调拨经费，购置武器。在提到工厂制度时，他说，霍华德制造厂的所有权状是用工人的鲜血写在该厂的每一块砖石上面的；当他重又提到暴力时，他劝听众各自准备一把大切肉刀，既能把咸肉切成薄片，又能在反对他们的人身上戳一个窟窿。当他的演说将要结束时，斯蒂芬斯问听众是否已作好准备，是否已有当了武器；对他的回话是两三响枪声。他又问，“就这么几响吗？”结果引起了一阵枪声。然而他还要对集会群众作进一步的测验，要求所有准备购置武器的人举起手来，当时举起的手象是一片树林，接着又是一阵响亮的枪声。在劝告听众置备枪炮、大刀、长矛和任何比舌剑唇枪更锋利的武器以后，他说，“我看一切都很好，祝大家晚安。”

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使斯蒂芬斯的这种言论非常迎合人心。的确，对艰苦备尝、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说来，英国语言中没有任何字眼算得上过分激烈或过分富于煽动性的了。有人若是建议应用道义力量，必将遭到嗤笑；只有十分坚决的呼吁才会得到同情的响应。而这种响应几乎无例外地，不仅表现为成千上万人雷鸣般的欢呼声，而且正象我们已谈到的，还表现为一阵阵的枪声和长矛的挥舞。这些武器被带到会场，作为一个预兆，表示受迫害的人民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已下定最大的决心，将采取最后手段。与此同时，中上层社会人士正在组织力量，来抵制人民的要求。政府对他们的计划给予鼓励，并且表示如果他们为了保护生命财产，自动组织团体的话，愿意向他们供应各种军需，于是一些团体就组织起来了。可是，一般地说，这些人士宁愿把他们的安全付托给训练有素的武装部队，而不愿自冒捍卫的危险。有鉴于政府的建议，R.G.甘米奇在北安普敦工人协会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请示协会秘书向内政大臣申请两千套武器和弹药等等，以便会员和他们的朋友们能够捍卫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而不受任何侵犯。在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中，上述决议经一致通过，其他许多宪章运动团体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也许不必赘言，这类信件虽有一部分及时收到了回音，但内政大臣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实例中对这类申请书作出满意的答复。他认为只有富人的生命财产才值得给予保护；但是我们曾见到，例如在纽卡斯尔的盛大集会上，当工人阶级和平地行使宪法权利时，军队却出面阻挠，危及他们的生命，而人民所得到的一切补偿仅是政府空洞的保证，说是地方当局不打算干涉群众的集会。这种严重侵犯人民的行为，迫使穷苦阶级相信，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使他们从压迫者手里夺回他们的权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规模巨大、人数众多的火炬集会所造成的事态使中上层社会人士一片惶恐，而集会向政府所提出的抗议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性质，因此，政府如果不给这些集会以决定性的打击，那就只好自认无力应付了。人们很难指望它会采取后一办法，因为这样就等于放弃了它的职权；没有一个政府愿意采取这一步骤，除非它已被逼到了最后关头，而政府并没有认为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了。因此，不久以后，女王的公告便出现在每个城镇的墙上，宣布火炬集会是违法的，参加者应受法律的制裁。如果说这项公告的出现引起了极大的骚动，那就不能使人们对当时群众心理状态获得一个正确的概念。群众的情绪已被激发到十分热烈的程度，以致他们现在象是发了狂似的，无数群众表示决心，要把公告踩在脚下，与政府进行对抗。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建议放弃火炬集会，认为如果坚持下去，可能使宪章运动蒙受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斯蒂芬斯的愤怒简直不可遏制。他斥责公告是对被压迫人民的侮辱，和宪法的精神显然有抵触，声明它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然而，从这时起，上述集会实际上已被放弃了，除先已公布者外，不另再举行了。但要指望政府到此罢休，是不可能的，公告发布后，紧接着就对斯蒂芬斯牧师签发了一张拘票，对他指控的罪状是：分别参加了三次非法大会，并使用了危害治安的言论。他遭到逮捕，并在曼彻斯特治安官面前受到讯问。群众早已存在的愤慨情绪加强到惊人的程度；消息一传到民间，就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普遍话题。在这一片辽阔而人烟稠密的地区内，所有工业城镇的街道上都挤满了男女老少。使劳动人民心情激动得好像只有两种感情：对地方当局怀着深切强烈的愤怒，同时对当局迫害的对象表示最深厚、最灼热的同情。没有任何人追问过斯蒂芬斯在从事鼓动工作的经历中，他的深谋远虑究竟如何；对群众说来，他一贯是他们的同情者，仅就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在他们眼中，他是谴责他们所遭受的各种迫害的大胆揭发者，是维护他们被剥夺的各项权利的坚定、真诚、雄辩的鼓吹者；如果说，他们以最深切的宗教虔诚来崇拜他，那也不太过分。预定对他讯问的那天，通往法庭的各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因为群众十分殷切地希望看一眼他们所热爱的人物，并了解他的命运。他一出现，马上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回声在街上震荡，好像要把每所房屋的基础都要撼动似的。在所有这些热情所倾注的人心中，在人民群众一阵阵喧嚣的打动下，究竟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按人之常情来判断，如果说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时刻——不妨进一步说，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那也不会错。情绪激昂的群众对他表示爱戴固然可喜，有时却也孕育着不可忽视的后果。斯蒂芬斯已把群众的情绪集中在他身上，但谁又能预言这种情绪将会把群众或他本人引向何处？谁掌握了广大同胞的同情，谁就承担了一个重大而可怕的责任；在广大群众的欢呼使人感到喜悦的同时，一种懔然生畏的心情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使人醒悟，从而遏制住潮涌似的欢乐情绪。

对斯蒂芬斯的讯问开始时，治安官庭上鸦雀无声。许多证人被传到法庭，为起诉人作证，他们提出证词，占了相当长的时间，紧接着，考验被告的尊严和胆略的时刻便来临了。法庭询问被告，是否有意见要在法庭上陈述，以便就他被控的罪状进行答辩。这时，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斯蒂芬斯应当采取的正当途径呢？他有幸成为第一个由于参加新兴的运动而被政府利用法律来进行报复的对象。他应当维护的，不仅限于他个人的尊严，还有那个事业的尊严。按我们的意见，坚定而审慎的沉默最足以赢得这两种尊严。但斯蒂芬斯却不作此想，因为他立即发表了一篇冗长凌乱的演说，而且措词和口气都非常拙劣，这篇演说既不清晰，又无重点，只会使他的案件陷入更大的混乱。不错，他对他以前公开发表的见解至今没有表示畏缩，但他为了争取治安官们对他产生好感而进行的尝试本身却好像有点示弱——虽然也许不怎么明显。他知道，或者说他应当知道，摆在治安官面前的一大堆证据足以使他们有充分理由，根据法律和惯例，决定将他提交审判，不管他可能作出任何答辩，也不会使他们采取相反的做法。因此，他当时的举动至少是不明智的，而在善于思考的人们看来，他丧失了他本来可能保持的尊严。他应当等到有机会使他能向上级法庭陈述意见，到那时，他的材料已能搜集完毕并整理就绪了。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途径，表明他自己并不比一个单纯的空谈家高明多少。正如人们可能料到的，斯蒂芬斯经决定提交审讯，但准暂行保释，本人交保释金一千镑，两位保证人各交五百镑，以保证将来巡回法庭传讯时出庭候审。在这一大群情绪激昂的群众心中，当然存在着各色各样的揣恻。喧嚣扰攘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致有时在讯问的过程中，治安官们显得十分惊慌失措，比斯蒂芬斯还要有失体统。他们在万分恐怖中，甚至央求旁听席上的奥康纳凭他的威望设法消弭当时的骚乱。奥康纳答复说，这种委托未免离奇；但他对治安官们为了自身缘故指定他为维护秩序，无疑地引以自豪，于是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走到窗口。他一出现，群众立刻报以一阵阵的欢呼。他挥手示意安静，说来也怪，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些怒气冲冲的群众的愤慨情绪镇定下来了。一刹那间，广大的群众变得象谨小慎微的人那样冷静，于是他试图向他们讲话，劝导他们不要用鲁莽的行为来玷污他们光荣的事业，保证他们所尊敬的对象会得到公平的处理。可是，要静止只是暂时的，不久，和先前不相上下的愤慨情绪又表现出来了。当天晚上，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就白天的事件向聚集的群众发表谈话。他以十分鼓舞人心的论调向他们保证，人民不久即将战胜他们的压迫者。至于斯蒂芬斯，他以热情洋溢的口吻表示他对前者的热爱和尊敬。然而谈到了审判的可能结局。他说，奥斯勒曾预测斯蒂芬斯将被流放出国，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斯蒂芬斯所犯的不是应予流放的罪行，然而暴君们如果竟敢滥用职权，将他流放出国，那么，他的（斯蒂芬斯的）上了镣铐的肢体，除非跨过他的（奥康纳的）尸体，否则决不能登上放逐罪犯的船。不消说，这项声明引起了会上雷鸣般的喝采声。不难想象，群众的热情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很难断言，这两个偶像究竟哪一个更得人心——是斯蒂芬斯呢，还是奥康纳？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由于斯蒂芬斯的被捕而激起的群情激愤的局面并不局限于曼彻斯特的邻近地区，全国各地高举宪章运动旗帜的民主主义者也都参与其间。在整个约克郡内，工人阶级的情绪非常激昂。在英国中部，这种轰动虽不那么普遍，却也十分深刻。在西部，各地举行了规模巨大的民众集会，会上通过决议，对政府的举动大加谴责。在布里斯托尔，文森特在布兰登山麓向民众发表讲演，提出了一项向斯蒂芬斯表示同情的决议案，严厉地谴责他的迫害者，决议案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经表决通过。在下星期六的《北极星报》上所刊载的，几乎完全是这类决议。这位牧师先生比先前更有声望了。无数信札来自远近各地，向他表示同情，保证提供援助，并热情地邀请他到写信人的家里作私人访问。每个城镇、每个村庄，凡是他的见解曾经渗入的地方，无不成立委员会，给他声援；全国性的募捐虽然还在进行中，但同时又另行发起一项基金，款数日见增加，因此，在他受审期宣布以前，单为斯蒂芬斯基金所募得的捐款就将近两千镑，而且几乎完全是工人阶级捐助的。斯蒂芬斯每星期继续采用演说和讲道方式向群众发表谈话，但多半以后者为限。他的谈话在《北极星报》上都有报道，嗣后以单行本刊行，题名为《政治布道坛》。这些讲道集被抢购一空，在许多城镇上，每逢星期日，一群群的居民聚集在一起，让别人给他们朗诵。当他们听人朗读斯蒂芬斯那热情奔放的呼吁时，他们对他所表示的同情，也就增加了公众对他的审判结局所产生的好奇心。

中产阶级的工厂主发觉人民群众对普选运动的认真态度，就费尽心机地诱使人民放弃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知道，如果理解正确的话，人民宪章意味着社会垄断时代的告终，于是他们就摇身一变，自己成为反垄断主义者了。可是，引起这些“人民之友”注意的垄断权只有一种——地主的垄断权。他们把谷物法说成是工人阶级遭受社会苦难的唯一重大根源，而废除这项法律则是结束他们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他们竭力怂恿说，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应当同他们联合，一同要求把谷物法废除，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应当优先于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他们不反对宪章，反对宪章的决不是他们，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从理论上说，宪章的条款尽善尽美，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在下院，对宪章表示同情者寥寥可数，目前决无成功的希望；而主张废除谷物法者在议会中却占有多数，如果再加上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作为后盾，他们不久将拥有无限的权威。可是这种诱饵并不象这些先生们所预料的那么轻易奏效。他们所依赖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业区；而在这些地区内已出现强烈而坚决反对他们的舆论。职工阶级由于受尽了凌辱而产生的愤懑情绪，使宪章运动领袖们能够挫败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们所作的几乎一切的努力。最初，他们曾鼓足勇气向公众呼吁同情，但不久就发觉他们所能博得的同情极其有限。宪章运动团体中的各派人士在拒绝同谷物法联盟携手合作这一点上，彼此所持的理由大不相同。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由于他们对工厂老板们在社会上的种种专横霸道的做法十分痛恨，因而使他们相信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措施不可能对他们的利益带来很大好处。工人协会一派人则采取了不同立场。他们也承认谷物法有取消的必要，同时却坚决认为，只要议会仍维持现状，废除上述法律的一切尝试决无成功希望；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将进行大量的鼓动工作，与为了实现宪章所费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宪章一旦到手，其给果将不仅是废除谷物法，而且会废除以社会的不公道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同时，他们还强调，中产阶级是在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要为他们自己夺取政权的决心以后，才想到要废除谷物法的。如果他们真想实现他们自称为心目中的目标，他们不难完成自己的愿望，因为下院绝大多数议员是中产阶级及其附庸们选出来的；他们宣称，他们以十分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阶级的人士，因为后者企图悄悄地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较大的目标引开，以便使它集中于比较次要的目标。可是此外还有一派，人数最多，他们坚决认为在社会的现行制度下，自由贸易非但无益，而且会给生产阶级造成损害。这一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詹姆斯·勃朗特尔·奥布莱恩，追随他的有费格斯·奥康纳和运动中的多数最有权威的人士。奥布赖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他对地主阶级没有什么同情，把他们看作是世代相传的社会公敌。但另有一个阶级，他认为颇为可怕，就是那个庞大的有钱阶级，它已擢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权力也正在扩大。他认为，这个阶级是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数很多的一批人。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承认，自由贸易的必然趋势是使商品越发便宜。奥布赖恩断言，这就会使高利贷者、税收中饱者、牧师和其他一切享有固定收入者以同等金额换取更多的商品，这与商品跌价的情况适成正比例，于是，按照这种比例，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就随着提高了。因此，奥布赖恩认为，既然这一方面的人没有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而能象上述情况那样换取较大部分的财富，那么，他们只有牺牲别人才能做到，而被牺牲的必然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劳动阶级，奥布赖恩又考虑到私人借贷双方的利害关系，指出在限制贸易制度下，由于物价昂贵，币值必然低落，债务才会成立，而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由于物价低落，币值必然增高，这种债务必可偿清。因此，他不反对这样的自由贸易原则；但他主张，为了使自由贸易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同时必须在公私借贷方面作一次公平合理的调整，所有的政府官吏的收入必须削减，否则，不事生产的阶级将对生产者进行掠夺，而所掠夺的部分就是他们一切消耗品价值中的差额。如上所述，拥有极大一部分势力的宪章运动领袖们多半同意这种观点，因此自由贸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奥康纳、奥布赖恩等人就同他们在讲坛上针锋相对地辩论，证明他们的主张空洞虚假，坚决地引导舆论来反对他们。奥布赖恩不仅发表演说抨击他们，还在《职工报》上，凭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几篇极其有力的文章，揭露他们阴谋中的利己主义，并把他得天独厚的那些善于说理、斗智、痛骂的才能全部用来批判他们。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案制定以后，许多人可能认为奥布赖恩的观点是虚伪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的以后的章节中另有评述的机会。

宪章运动者反对自由贸易派，结果把那派的鼓动家逼得走投无路。在他们举行的公众大会上，宪章运动者所要求的，仅是就他们相互间的分歧进行辩论。可是同宪章运动者进行辩论，却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同地主们进行辩论，他们不会反对，因为地主阶级所持的立场，并不是那么站得住的；但是每当一个宪章运动者露面，在共同感兴趣的条件下，就一个问题同他们进行争辩，他们就显得十分慌张，象有一颗炸弹落在他们中间似的；为了抵制争辩，他们规定所有他们举办的集会一律凭券入场，借此拒绝宪章运动者参加他们的集会活动。如果个别宪章运动者偶尔进入会场，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这帮和平鼓动家的爪牙们多半采取暴力来对付他。可是，即便他们戒备十分森严，有时宪章运动者也会得到他们的入场券，投票反对他们。这种策略，我们决不赞同。如果一个特别团体为了讨论或提倡某个问题而开会，我们不应当违反他们的意旨去妨碍他们，正如不应当打扰一个家庭宁静的私生活一样。我们认为，只有当我们向公众作了公正而公开的呼吁以后，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主张人人有权自由发表意见，倘有必要，甚至使用暴力来维护这种权利。

第六章　全国代表大会

1838—1839年整个冬季，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非但没有松懈，而且正在大踏步前进。宪章运动者的一个计划如果遭到失败，另一计划立即被采纳，以便促使他们的目标早日实现。政府当局通过禁止火炬集会和逮捕工业区一些最负声望的人物等措施，给予这个运动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如此，宪章运动的各个团体中仍充满了十分活跃的气氛。白天的户外集会和晚间的室内集会经常举行，而发表的演说丝毫也没有减少惯常的劲头。各委员会格外勤奋地开展工作。代表大会的基金和自卫基金这两个委员会各自努力，使最热心的宪章运动者也感到满意。现在人们正盼望着这个大会的召开，因为在扩大议会代表名额尚未实现时，它将为社会上处于政治奴役地位的人们表达他们的感情、思想和意见。2月4日，代表们聚集在首都开会；第一次会议是在鸡距街的不列颠咖啡馆举行的；但两天后，他们迁往舰队街靶子场，那里已布置好一个宽敞的房间，供他们使用。代表们一到伦敦，民主主义者就在白喷泉大厦的大厅设公宴招待。当天的演讲者有奥康纳、弗罗斯特和许多其他领导人物。奥康纳的体质虽然强壮似铁，但由于在鼓动工作中过分操劳，现在显得非常虚弱；他惯有的红润脸色已变成苍白，满面病容，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会垮下去；但这位精力旺盛的民主主义提倡者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却很快就恢复了他原有的活力。我在这里谈一件有关弗罗斯特先生的事，这并不离题。如前所述，这位先生在运动初期已经同人民群众携手合作，一起向政府提出过要求。结果，约翰·拉塞尔勋爵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责备他身为治安官，不应当做出那样的事。弗罗斯特先生给勋爵的复信十分得体，否认勋爵有权干涉他（弗罗斯特）的政见。他这封颇有气魄的复信引来了该大臣一封词藻华丽、满纸牢骚的书信，要弗罗斯特放心，他绝对无意对弗施加任何压力。简单地说吧，约翰勋爵后来却完全自食前言了。在上述宴会上，弗罗斯特先生曾顺便提到了这次通信，他说，如果政府把他的名字从治安官名册上勾销，人民立刻会使他官复原职。该大臣一见到报上刊登的这篇演说词，立即写信询问这位治安官，报上关于他的演说的报道是否正确。在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弗罗斯特先生立刻被免去了治安官职务。由于各代表发表了雄辩滔滔、生气勃勃的演说，白喷泉大厦的集会显示出十分热烈的气氛。从前面几章谈过的情况看，我们不难想象，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开会之时，它并不是一次十分和衷共济的集体。苏格兰、伦敦和伯明翰的大部分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是属于道义派的。然而，绝大多数代表或多或少地则坚持暴力主义。埃尔郡的代表贝利·克雷格被推为主席，威廉·洛维特担任秘书。在纯属仪式的事项安排停当以后，会议成员中间的分歧迹象随即出现。科贝特一派人士认为这次集会只应当是一次请愿大会，全民请愿书呈递以后，他们的使命就结束了。可是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恰恰相反。道义派和暴力派人士都一致认为，人民群众期望从他们手里得到更多的收获。既然保证已经提出，而且希望也已经唤起，所以倘若请愿书中发出的呼吁遭到拒绝，则除了采取某些最后措施，就别无他法了。因此，科贝特的议案遭到了否决，因为会议认为它与一个公开宣称为了争取人民权利的目标而召集的大会极不相称。这个决定作出以后，科贝特派在全宪章代表大会上就不能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

正当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力图阻挠代表大会采取任何形式的最后措施时，另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则企图以飞快的速度将会议向前推进；后一集团是朱利安·哈尼一派。这些人假装相信（其中有些人确实相信）人民已作好准备，要把他们的权利立即夺到手中。他们谴责会上大多数代表懦弱无能，因为他们不能立即采取主动来掀起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为了给这次大会推动一下，比较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召开了一次公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哈尼、赖德和马斯登上台讲演，以毫无保留的言词提到了人民已准备就绪，而代表大会的行动仍逡巡不前；当时通过一项决议，大意说，代表大会如果克尽厥职，则普选权可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期内见诸实施。为了协助他们散布这种观点，极端暴力派创办了一个刊物，题名为《伦敦民主主义者》，由朱利安·哈尼担任主要撰稿人。这个刊物经营得宜，立论令人信服，文章的一般主旨都在于促进革命，撰稿人自称他们相信革命已迫在眉睫了。哈尼曾在史密斯菲尔德参加一次露天群众集会，在讲坛上出现时，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爱国志士的派头，戴着一项象征自由的红帽子。他声称他已准备随时起来战斗，他严厉谴责那些自己无所作为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人，因为他们给群众的热情泼了冷水，并破坏了群众为解放运动所作的努力。

哈尼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行动，并没有被代表大会忽视。W.维利埃斯·桑基提出一项动议，指责那些援用法国革命词句、佩戴法国标记从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代表。哈尼的举动特别受到批判，许多代表对他所采取愚蠢作法表示愤怒；但多数代表反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步骤，于是这项动议略加讨论后即被取消了。

于是代表大会开始进行比讨论这些枝节问题更为有益的工作。他们指派宣传员前往全国各地，向群众集会发表讲话，目的是要在人民权利的问题上进一步启发群众。代表大会的大部分经费是专门用于这个有益目的的。他们中间几个最杰出的演说家被派到全国去；可是错误却在于几乎把他们全部都派往早已开展了鼓动工作的地而是，不派些风到区开气一不通的地方去辟新的领域，因为在这些地方群众对自身的权利犹茫然无知，好像这些权利从来不存在似的。

代表大会的极端派虽然没有从这个会议得到多大鼓励，但多数代表对提倡暴力政策比对任何其他方式更感兴趣，这从他们在各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可以得到证实。他们采取这条途径，多少是由于受了工人阶级（特别是制造工业区的工人阶级）所表示的大量不满情绪的影响，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是一种令人心酸的苦难，而目前既无减轻苦难的希望，所以也就无法使它缓和。这种苦难的情景，常常是作为讨论的题目。有一次，普雷斯顿的代表马斯登曾提到这种情景，在报上刊登的一篇演说中，把它揭发了出来，结果轰动一时，使各地读者不禁毛骨悚然。为了揭露工厂制度的恶果，他举出自己的家庭情况来作例证，说他的妻子儿女已经活不下去了。他的妻子有一个需要哺乳的婴儿，而她却腹中空空。由于经常忍饥挨饿，人变得十分消瘦，当婴儿寻求母亲理应供给的天然养料时，结果吮出的竟不是奶汁，而是母亲的鲜血。他所述的情况后来经马斯登夫人亲自向本书作者证实了。她的丈夫是一个禀性仁慈的人，现在却一心想用尽各种方法来结束造成这种可怕后果的制度，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如果目睹了这种社会罪恶，竟然不气得发疯，这才是天大的怪事呢。

代表大会上各派之间的分歧多少继续吸引着这个团体的注意力。最后发生了一件事，终于导致了队伍的分裂。1839年3月11日，在掷骰场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十分踊跃，由弗罗斯特、奥康纳、哈尼等人发表讲话。弗罗斯特担任主席。当时发表的演说大多措词十分激烈。所有讲演人都力劝群众为迫在眉睫的斗争作好准备，听众以热烈的欢呼表示赞同演讲人的意见。这些演说稿印出以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部分怀有敌意的报刊以责难的口吻提到这些演说，不久以后，索尔特、哈德利和道格拉斯申请辞去代表职务。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感情。他们的同情者赞同他们采取的步骤，但这些同情者却寥若晨星。绝大多数宪章运动者对他们大加谴责，几乎全国各地都给他们戴上了“叛徒”的帽子。伯明翰的民主主义者立即推选布朗、鲍威尔和唐纳森来补他们的缺；但是，不消说，由于这三人退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久便从伯明翰政治联合会的不断削弱中表现出来了。5月初，科贝特、韦德、马修斯和罗杰斯也退出了代表大会。其他代表补选出来了，但每退出一个人都造成了宪章运动派力量的削弱，使他们的队伍日渐缩小。尽管如此，群众的激昂情绪，尤其在较大的城镇中，仍然保持下去，而所有群众集会的参加者还是十分踊跃。

代表大会终于发觉它本身的处境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来使事态发生激变了。代表中最有影响、最孚众望的亨利·文森特已被新港地方当局逮捕，不久以后很可能还会发生逮捕事件，而代表大会的队伍也将进一步缩小。于是，为了测验民意，秘书洛维特草拟了一些方案，以备拿到公众集会上供大家讨论。这种公众集会经决定在降灵节后的星期一同时举行，并且商定，除了一个委员会留守在会场外，其余的代表都分散到全国各地，以便他们能参加尽可能多的群众集会。由于群众的振奋情绪日益加强，代表大会终于执行了阿特伍德在鼓动工作初期所提的建议，决定从伦敦迁往伯明翰。大家认为，这一步骤必将使代表大会声势大增，因为在它周围会有热心全民事业的众多的群众。于是，代表大会在5月13日迁往伯明翰。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提交给选民的是这样一些方案：如果理智的群众下定决心争取他们的权利并贯彻始终的话，是不会不成功的。方案的要点是：到银行挤兑；拒买一切课税商品；排他交易；武装自己；全面罢工。这些方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朱利安·哈尼指责拒买课税商品的办法带有欺骗的意味。R.J.理查森在答复中谴责他说，今天他们总算见到了毫无克制的言论为害的一个实例，这应当教育他们在其他方面重视克制。在哈尼看来，除了极端措施以外，任何其他措施都是不值得重视的。他只想用最简捷的方法奔向目标，却很少停下来估计一下需要付出的代价。代表大会既已决定把最后措施提交给人民，那么，在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前，它提出道义方式并测验一下人民究竟愿意作出多少牺牲，这是十分恰当的。对于那些猎取勇敢名声的人们来说，只要能唱高调如“死亡”、“光荣”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不难如愿以偿；但任何一个团体也无权在国内组织暴动，除非它充分相信人民已准备就绪，胜利已经在握；同时对这种准备状态的信心应当建立在更可靠的例证上，而不仅限于看到人民群众去参加公众集会以及在情绪激动时对十分激烈的、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家发出欢呼。至少在我们国内，准备牺牲生命的人民群众决不会反对牺牲他们较小的欲望；如果他们对后一种牺牲尚未作好准备，那就可以十分可靠地推想，他们对前一种牺牲也没有作好什么准备。到银行挤兑，拒买课税商品以及排他交易，如果普遍实施的话，会证实人民的决心；但它们还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因为它们一方面固然可以击中敌人的要害，另一方面也可以便人民掌握一些手段，在必要时，人民就能够用这些手段来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罢工，以及在敌人袭击时采取自由人的正当自卫手段。可是，另有一派人，自命为人民领袖，除了走极端以外，好像对什么也不满意似的。他们不能或者不屑推论因果关系，因此，便不能或者不愿承认，在人民能够反抗统治者以前，必需有某种准备。这些人往往是大言不惭的空谈家，用大声威吓和胡言乱语来弥补他们在情理和才智方面的不足。这一类人在讲到激昂慷慨时，就好像真的是由于受苦受难而产生出来的情绪一样，他们往往容易博得公众的信任，在这方面，他们胜过了一些才能远比他们卓越的人，但这些才能卓越的人却有充分的良知和才智，不愿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或由于愚蠢的行为而把人民当作牺牲品。

如上所述，代表大会在决定提出最后措施后，首先测验一下人民道义上的决心，这个做法是恰当的；但是如果大会通过广泛地传播政治和社会知识使人民群众对将来实际运用这些措施作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把这些措施提交给他们，那就更为妥当了。在建议采取最后措施以前，必须对它们是否会被采纳，始终要有相当可靠的估计，否则这种尝试只是浪费时间、虚掷精力罢了。直到当时为止，为了启发民智而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就某些地区而言，公众集会的确相当频繁；但还要做比召开公众集会更多的事情。少发表一些讲坛演说，多传播一些书本知识，这样会使人民群众获益更大，而这一事实好像被绝大多数的领导人所忽视，在他们看来，只有演讲仿佛才是把群众的思想提高到理想水平的最必要的条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群众一直没有从讲坛或报刊方面受过任何教育。因此，在其他环境中，最后措施尽管合乎理想，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些措施甚至不该提出来讨论；因为这些措施非但决无普遍采纳的希望，而且可以断言，时机一到，这些措施及其建议者都会被大家所抛弃，除了比较少数最真诚热心的人们以外，而这些人也必将由于群众的愚昧无知和苟安心理而被牺牲掉。然而代表大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微妙的。人们一旦越出审慎的界限，往往为了避免丢失面子，不得不采取一条不是最明智的途径。这就是代表大会的处境。有些人一方面向民众大开包票，另一方面对统治者大肆恫吓，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维持自己的威信罢了。可是，他们下定决心，多少还得慎重行事，于是，就把各处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当作一种手段，借以探讨人民群众对维护自己的权利究竟作了多少准备。

正如预期的情况一样，在所有重要的鼓动中心举行了许多次集会。代表大会预料地方当局对这些集会很可能进行干预。对宪章运动者的打击显然正在酝酿中，因为大批的伦敦警察已奉调进驻伯明翰，而当时该镇本身还没有类似的力量。治安官们已表示要取缔在该镇的斗牛场和其他地方举行公众集会。在警察开到以前，所有集会都没有发生骚乱，但这支力量一出现，就受到了在场群众的痛骂。在大会为了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而暂行体会以前，只是由于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泰勒医生和代表大会中其他几位杰出代表的影响，才避免了冲突。

5月16日，在代表大会举行的会议上，奥康纳提到了携带武器前往公众集会的情况，他斥责这种行动，因为约翰·拉塞尔在下院已声明它为非法了。他建议由他的朋友奥布赖恩就这个问题草拟一项决议，提交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然后作为一项建议提交给参加即将举行的公众集会的人民群众。据此，奥布赖恩第二天提出了一系列决议如下：

第一，和平、法律和秩序仍然是本代表大会奉行的座右铭，只要压迫者也以和平、法律和秩序的精神来对待人民；倘若我们的敌人用战争来代替和平，或企图用非法的暴行来镇压我们合法的、有秩序的鼓动活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的神圣职责是以武力还击武力，以无可非议的杀人行动来还击暗杀。

第二，根据上项决议，代表大会在贯彻当前运动的一些伟大的、正义的目标时，只采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同样由于不愿使敌人获得任何借口来诋毁我们的动机，或用武力来对付人民，我们建议，凡参加即将来临的在各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宪章运动者们避免随身携带棍棒、长矛、枪支或任何其他进攻性武器。我们向他们建议，前往会场时，保持冷静，遵守秩序，不带武器。同样地，凡炫耀这一类武器，或由于愚蠢或恶意的行为而构成危害治安罪者，也将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

第三，我们特别要求上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司仪们和其他可能负责筹备事项的执事们，使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来实现上述决议中所包含的建议。我们还建议，在公众集会举行前，上述执事人员无论如何必须同地方当局进行协商。“第四，万一中上层社会的压迫者们唆使地方当局违反王国现行法律，用武力袭击人民群众，则人民由于这种阴险毒辣的教唆而蒙受的任何损害，应由上述压迫者们以其生命财产负责赔偿。”

在上述决议获得通过、其他事项也已办完以后，代表大会宣告体会至7月1日。在这段时期所举行的示威集会应以克萨尔猎场上的一次最为壮观。参加这类规模巨大的集会的人数究竟有多少，难于正确地查明。《北极星报》估计人数有五十万。虽然这是个地域辽阔、人口稠密的地区，上述数字也是很不可靠的；然而，在这个地点所举行的集会中，这无疑是最盛大的一次。我们应当记得，《晨报》曾把以前一次集会的参加人数估计为三十万。在威姆斯上校的指挥下，军队莅临会场，但在整个集会期间保持了极其严格的秩序。次要的一次集会也许是在皮普草地上举行的约克郡西赖丁区的公众集会，有二十万人参加，由代表大会的奥康纳、奥布赖恩、詹姆斯·泰勒、米尔斯、皮特基思利和布西向他们发表讲话；另外还有迪肯森、桑顿、维弗斯、怀特、艾什顿、阿伦、霍伊、克雷布特里先生和其他许多当地演说家。郡长哈伍德伯爵曾被邀请出任这次集会的召集人，但是伯爵阁下谢绝不就，反而张贴布告，警告群众不要参加这种非法的集会，同时告诫酒商不要到会场上销售啤酒或烈酒。同时还派遣了由义勇骑兵、雇佣兵、正规军和特警联合组成的部队到现场示威。但一切平安无事地结束了。在这次集会上，以前曾宣称代表大会成员中正直无私的代表人数不到八人的威廉·赖德，辞去了西赖丁区代表的职务。散会前，集会群众对治安官禁止在会场上销售酒类饮料，通过了一项表示感谢的决议。这次的主要演讲人所发表的言论虽没有使他们同法律发生抵触，但其中大部分是大胆陈词、引人注目的。奥康纳在提到人民和统治者的相互关系时说：“根据我国宪法，女王和工人一样也有违法的可能。但根据我的看法，女王违反宪法的行为，比人民违反法律的行为所犯的罪行还要严重。治安官们是否在考虑用暴力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公众集会呢？至少我个人认为他们正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我们今天受到了袭击，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不管是生是死还是取得胜利，我都下定决心，今晚我已不再需要任何栖身之地了。我极愿接受维弗斯先生的原则，遵守法律，不让暴君们有任何可乘之机来分头袭击我们，但是他们如果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我主张就以进攻对付进攻。”

奥布赖恩的演说充满着重要内容，论述了各阶级的情况。他在演说将要结束时说：“下届大选时，我们必须有宪章运动者来作我们的代表，他们经过举手方式选出以后，我们还须坚决要求有与选举委员所承认的结果效力相等的正式选举。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以女王诏令为根据依法选出的议会，而且不久就可以向暴君们证明，一个由九百万或一千万人民提名的议会和一个由三、四十万垄断者选出的议会究竟有什么区别。人民的议会将在伯明翰召开，到那时，也许有必要发动五十万选民前去保护他们执行立法职责，当他们这样集合起来以后，我会告诉你们打算做些什么，但现在可不能说，一定要等到那时候。在我的力量还不比法律和宪法强大以前，我不愿往前再走一步了。单就伦敦一地而言，靠你们养活的，就有一大批地主、公债持有人、两百万奴仆和外妾，以及十万娼妓。你们为什么不设立一些机构，使这些人有正当的生活呢？普选立即会使你们掌握补救的办法。自从实现和平以来，国债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自从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以来，房地租已从四百万镑涨到四千万镑。今天票面一百镑的公债券的价值相当于1815年的三倍。那么目睹了这一切现状以后，难道我们最后不应当向这些卖国贼和强盗们说，‘你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要得寸进尺了。’全国请愿书将是不许他们再向前进的一个通知，最短期间内还要提出一个剥夺他们权利的办法。现在，我在结束讲话时真诚地呼吁你们同全国代表大会通力合作，尤其应当避免不成熟的、局部性的暴动。至于我本人，今后不论身在何处，遭遇如何——我知道逮捕我的拘票已经签发了——只要一息尚存，我将永远鼓吹这项原则：人民只应由人民自己实行统治。”

有些人也许感到很难同意奥布赖恩关于和平时期以来的国债几乎增加一倍的说法，但国债的增长幅度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表现在票面金额上，而是表现在劳动产品的贬值方面，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那一套骗人的货币制度，才使国家债权人控制着这么多的工业产品。

在利物浦，一个约有一万五千个人参加的公众集会在皇后广场上举行，代表大会的弗莱彻博士莅临参加，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有些人组成一伙，企图捣乱会场，但未得逞。有一个人提议修正决议，因无附议而告失败。几位工人在集会上讲话，全场气氛好起来了；但是，下面将会看到，这次人数虽多，却不能同参加工业区各个公众集会的人数相比。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丝毫不比以前逊色。在猎场上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参加者不下十万人。游行队伍和乐队来自周围二十英里的地方。一百多面旗帜沿着游行路线迎风招展。艾尔、查尔顿、库克、布莱基、德维尔、科伯恩先生等等是当地的演讲人，代表大会的邓肯、哈尼、诺克斯、洛厄里和泰勒医生也莅临参加。邓肯说：“我希望，现在混在群众中间的雇佣刽子手们，专制政府的卑鄙走狗们，那些从伦敦派来的下贱警探们，你们要动动脑筋，回去如实地汇报，就告诉约翰勋爵——如同我对他当面说的一样——他不应当再蔑视全国人民的权利了；你们还要告诉他，这不仅是一个讲话的工人发出的声音，响应它的是成千上万人表示赞同的欢呼声。现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困苦不堪，以致即使血战沙场痛苦地丧生，他们也不感到可怕了。目前预言将来情况如何，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也不妨预先说一句，下一次你们这么多人再在这里集会时，那就要通过迥然不同的决议了，你们的行动将是全国人民围结一致的行动，大家抱着同一个庄严的决心，如果不能看到这个国家获得自由，便在使一切同归于尽的烈火中死亡。”

洛厄里说：“他主张和平、法律和秩序：但他决不同压迫制度和不公正的原则和平共处。他将同那个抢劫穷人的工资、弄得他们家徒四壁的制度展开斗争。凡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法律，他不承认它是法律。凡是对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付给一万镑报酬，而对工人每周只付给十先令的秩序，他也决不称之为秩序。这是无秩序，是抢劫。他们的敌人说，他们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呀。这是什么话！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生产的，要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那就一定有人卑鄙无耻地抢劫了他们。”

在上述集会上，军队并没有象第一次示威集会时那样出来干预，一切都极其和谐地结束了。

在卡莱尔附近的群众在沙地上集会，参加者达一万人。汉森、鲍曼先生等发表演说，拥护决议，此外，还有泰勒医生、朱利安·哈尼、邓肯和诺克斯，他们都博得了热烈的欢呼。

达勒姆郡北部的人们在森德兰的猎场上集会。来自周围较远地方的各个团体在各该领袖的前导下进入会场。一队接着一队的热心的群众蜂拥来到镇上，情绪十分激昂。大部分人是辛勤劳苦的矿工，他们表现出十分坚决的意志。虽然官方出了布告，特警宣誓就职，并且还发生了其他的敌对迹象，但参加者仍不下五万人。詹姆斯·威廉斯担任主席；除了许多当地演讲人外，邓肯和诺克斯也向这个规模巨大的集会致词。

在伦敦，人数相当多的宪章运动者在肯宁顿公地集会，由激进派书商詹姆斯·沃森担任主席。演讲人有沃尔、卡梅伦、勒布隆、阿克利和穆尔等等。

在巴思，这个地区的宪章运动者在一片空地上集会。参加者约有六千人；这个数字比较小，因为地方政府采取了措施，使用了各式各样的威吓手段。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吏所实行的恐怖政策十分可怕，因此，群众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开会场所；甚至在找到场所以后，还不得不保一点密，生怕房主受到威吓，从而撤回原议。这一天贴了布告，派出了特警和正规军，但是宪章运动者的行动十分审慎。巴特利特、博尔韦尔、梅特卡夫和扬先生，还有代表大会的尼索姆和米林先生也向聚集的几千名群众发表讲话，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后，宪章运动者步行入城，遇到了一队轻骑兵，他们向骑兵欢呼致意，骑兵也挥手答礼。威尔士人对宪章事业所表示的拥护一点也不落后于英格兰人。各团体聚集在蒙默斯郡的布莱克伍德开会，因该地是蒙默斯郡和格拉摩根郡之间的中心点。大批群众从邻近的城镇和村庄蜂拥而至，总数约四五十万人。工人琼斯担任主席。好几位演说家用威尔士语向集会群众讲话。主要演讲人是他们的代表罗斯特，群众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十分真诚的尊敬和爱戴。他现在已经全国闻名，曾应邀参加过在英格兰举行的好几次示威集会了。可是由于文森特遭到拘禁，他不得不留在威尔士，他天性仁慈，愿意留在那里，为文森特的案件奔走。上述两郡的人们曾敦请郡长召开集会，但象其他许多官吏一样，他拒不接受。

在赫尔，维多利亚公寓被热烈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二百二十户居民虽曾申请借用市政厅，但遭到了市长的拒绝。代表大会的伯恩斯和哈特韦尔是主要演讲人。

普里斯顿的宪章运动者携带乐器和旗帜，在主要街道上列队游行后，在一片称为果园的空地上集合开会。哈顿、斯塔格、伯德和墨菲向群众讲话，讲话的还有代表大会的理查兹。

在北安普敦，宪章运动者聚集在集市广场——英国最好的广场之一——来表明他们对民主主义的忠诚。集会主席是约翰·罗宾斯，一个热情的劳动者，他在开幕词中提到了特警的应征、雇佣兵的调动以及地方当局的其他愚蠢行为。凯特林的莱瑟兰（《卑鄙的压迫者，别再昏睡罢》一书的作者）、埃尔默、威尔莫特、贝利、约瑟夫·琼斯和罗伯逊先生分别向听众讲话，此外尚有代表大会成员柯林斯和琼斯先生，前者被指定为该郡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了西赖丁区的示威集会以外，布雷德福的群众携带着无数面旗帜，列队前往鹿头猎场。其中有一面旗帜特别引人注目，上面绘有罗马皇帝马尔库斯正在一个婴孩身上实验无痛死亡法的景象。集会声势浩大，情绪十分热烈。布西是主要演讲人，谢菲尔德的民主主义者曾向卡特勒主教提出申请，但他拒绝召开公众集会，于是，他们便召集群众在天堂广场上开会，参加者带着乐器和旗帜，人数达一万五千人。此外还有一个庞大的队伍来自罗瑟勒姆。代表大会的奥康纳、布西、米尔斯和泰勒医生原已约定前来，但临时因事不得已缺席。沃尔斯顿霍姆担任主席，吉尔、福登、巴克、查特顿、劳森、林加德和特纳先生在会上讲了话。吉尔宣读了奥康纳的来信，信中说他不能前来参加集会，是由于西赖丁区的治安官们颁布公告，严禁示威集会，所以他必须留在当地为群众出谋划策。吉尔用下列精辟的语言提到了即将在农村建立警察部队的问题：“他认为，建立农村警察部队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侮辱。如果他们准备忍受，那就完全听便；至于他本人，他将尽自己的责任，对它反抗到底。如果全国都同他意见一致，全体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这个万恶的计划，而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头颅也一定会被放到勋爵阁下亲自说过应当放置某些人头颅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告诉他们，约翰勋爵曾写过一本有关我国宪法的书，在书中曾说明，凡是阴谋损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人们，他们的头颅应当钉在圣殿门口。现在，他认为，建立农村警察队的目的在于摧残人民的自由权利，因此，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头颅应当立即钉在那里。”

在南希尔兹的菜市场上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有一万五千人。朱利安·哈尼原已约定前来参加，但因火车误点，不能及时到达。由于哈尼缺席，伯恩和格雷向群众发表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

在利这个小镇上，集会的群众达一万人，不过这一次集会是自发的，只是因为有人发现泰勒医生、沃登和芬尼先生正在镇上散步，于是召集了大会。这几位先生向群众发表讲话，所激起的情绪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在彭里思、科克茅斯、威格顿、多尔斯顿、卡莱尔等地，朱利安·哈尼在盛大热烈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在上述各地的某些地方，女宪章运动者将纪念品赠送给他，以示敬意。

在格拉斯哥的格林草地上，举行了一次晚间集会。《真苏格兰人报》估计人数达十三万。天气虽不宜人，广大群众却挺立不动，表现出十分热烈的情绪。格拉斯哥代表莫伊尔担任主席。当地的演讲人有吉莱斯皮、麦凯、汉密尔顿、佩特森、罗杰斯、安德鲁、罗斯先生等等；此外，还有以代表大会代表身份参加的柯林斯、弗罗斯特、理查森、奥布赖恩、泰勒医生、布西和洛厄里先生。弗罗斯特向群众说：“我给威尔士同胞们的忠告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们的忠告。威尔士人决心恪守法律，我劝他们坚持这种看法：谁触犯了法律，谁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代表大会的成员们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而且也不会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政府企图逮捕他们，我们就一定要逮捕几个国家要人，作为人质来保证代表大会的安全。如果你们的敌人做出了詹姆斯二世所做的事，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决不让那些触犯法律的人逍遥法外。”

集会群众对这些意见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欢呼。

理查森谈到去银行挤兑的措施时说：“他不劝他们到银行去挤兑，也不劝他们在国内制造任何恐慌；但要劝他们密切注意他们在储蓄银行里的存款。劝人到银行去挤兑是非法的；劝人在金钱问题上使政府为难，也是非法的；但劝他们留心自己的钱财，却是完全合理合法、正正当当的。他要向他们说，不要到储蓄银行去，因为他们取到了存款，而曼彻斯特的群众很可能一文也取不出来；但是你们要让我们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已做好了准备，那时我们就一起去。我们只要求大家同时起步。如果政府没有人民的现款来作保障，陆军将被裁汰，海军的舰艇也将闲置在船坞里。他们是否会相信，当他们把十二先令存入银行时，那十二先令会给陆军购买一支步枪，或者一先令会给步枪购买子弹？他不劝他们从政府那里撤回这种援助，但他也不认为他们会如此愚蠢，竟把一根棍子借给别人来打他们。”

集会群众领会了理查森演词中的讽刺意味，他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热烈鼓掌，表示赞赏。

奥布赖恩谈到宪章运动者在下届选举中应采取的策略，他说：“除非人民准备做些切实有效的事，否则，他对他们的大声欢呼和鼓掌丝毫也不表示赞赏。目前的下院并不代表他们；它代表的是靠利润和高利贷为生的人。它还代表着一大帮卑鄙龌龊的律师、主教和牧师、当铺老板和股票投机商人。它代表着对全国人民福利毫不关心的人。股票投机商对社会的灾害很感兴趣，正象当铺老板对私人的灾祸很感兴趣一样。下院还代表着军官们，而事实上，伦敦差不多两千家妓院的老板都是有选举权的，谁也不敢说，在女王许可而召开的公众集会上经他们（人民）选出的代表，不应当是国家的真正代表。不管怎么说，选代表是他们分内之事，不管辉格党或托利党怎样作法，他们照样要参加选举。他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说明，这两派敌人彼此是怎样评价对方的。辉格党说，托利党犯了伪证罪，不仅如此，丹尼尔·奥康内尔还说，托利党每个人都犯了伪证罪，而且是最难饶恕的伪证罪，他能提出他们的罪证。这就是下院一派的特征。这批无赖不敢抵赖这个罪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事实；但他们却反唇相讥说，辉格党犯了更严重的伪证罪，正危害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辉格党曾抨击私有财产制，他们的攻击将从一种私有财产转移到另一种；因此，托利党说，你们辉格党不仅是伪证犯，而且是叛逆。辉格党从未说过，托利党因为犯了伪证罪不应当享有选举权，但对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人民却拒不给予选举权。辉格党使伪证犯享有选举权，托利党同样也愿意使叛逆兼伪证犯享有选举权。他说，当他们（人民）投票选出了三、四百名代表以后，他们（代表）就可以在曼彻斯特或伯明翰召开会议，等他们到达那里，如果他（奥康内尔）不向他们指出新的请愿方式，那才怪呢。他需要健壮干练的志士做他们的后盾，拥护维多利亚女王作他们合法的立宪君主，一反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所作所为。政府从来没有向他泄露它的任何秘密，他也不会把他的秘密——新的请愿方式泄露给政府，直到他感到自己的处境使他对政府是否知道他的秘密，已经无关紧要时止。代表大会所主持的各地公众集会是完全合法的。他从来没有劝人民犯法，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法律有任何重视，而是因为他非常看重自己身上的这把骨头，同时也珍惜工人们的生命。英国古代的宪法规定，选票应当清点，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应当予以宣布正式当选。不过，选票一词现在还可以作”人头“解释，因此，他确信按人头来计算选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他相信最后一定会本着公正平等的原则，把它们全部点清。他为他们草拟的计划是一个稳妥的计划，具有许多优点。当他们的代表们开会时，如果感到自己的力量还嫌薄弱，他们会继续请愿。他们的权力一旦凌驾在法律之上，他们是否犯法就无关紧要了。”

上述一节仅仅是奥布赖恩演说内容的一个简略的概要，当他讲演时，他对集会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怎么渲染也不嫌过分。他讲的几乎每一句话，不是引起一阵大笑，便是博得一阵欢呼，或者兼而有之，这要看他讲话的内容和他表达的方式而定。

泰勒医生说：“关于他们坚决主张的一些原则，不需要他再发表意见了。至于他们刚才听到宣读的决议，他始终认为排他交易是迫使敌人屈膝的一个妙策。如果他们在街道两旁的店门上用粉笔做个记号，把每个不愿协助他们获得自由的店主标出来，他们很快就会使这些店主相信，工人阶级是适宜于行使选举权的。当钱币不再发出悦耳的乐声——这是店主们唯一爱听的音乐——钱柜变得空空如也的时候，店主们就会被迫承认人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遵照这个计划办事，立刻将它付诸实施，那么，只靠这个办法，宪章一定能够实现，他们的委员会只要开设一家店铺，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前后左右的大量竞争者都奉行宪章运动的原则了。”

泰勒医生的全篇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

布西说：“各个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同情；这完全是一个英镑、先令和便士的问题。金币是店主们的上帝；如果说要使一个英国人的头脑开窍，必须通过他的肚子，那么，他相信，要使一个中产阶级人士的头脑开窍，就必须通过他的钱袋。现在是他们应当挺身而出、参加斗争的时候了。如果他们拒不参加，他所能说的话只有一句：待朋友好，总比待敌人好更为可靠，他劝他们应当永远求助于那些愿意帮助他们获得自己权利的人们。”

洛厄里说：“他问他们，是否已经做好履行诺言的准备？诺言不能空许。谁也不应当用嘴许下他不能用手实行的诺言。因此，他们不能让代表大会戴上傻瓜大会的帽子，而应当证明代表们都是那些抛妻别子、身带大刀、上山造反的好汉们的后代。他们不畏惧；他们有真理，有正义，他们说话可能不合语法，却能指出谁是伪君子——能证明他们的敌人触犯了十诫，并违反了上帝的博爱精神。他们也许会质问这些敌人，你们从人民身上榨取的千百万镑究竟干什么用了？他们也许会问那些侈谈人民愚昧无知的牧师们，你们为什么准许十三、四岁的少年对有关他们永久利益的事务有投票权，而不准二十一岁的青年对制订那些被用来统治他们的法律享有发言权？他要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向人民颁发上天堂的证书，而不颁发在尘世生活的证书？你们一方面说上帝将对人们进行清算，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太愚昧无知，不配享有选举权，说他们分不清是非，这些话岂不是明目张胆地亵渎上帝和嘲弄宗教吗？”

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所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实例。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发了布告宣布集会为非法，但这种做法却无效果；集会照常举行，既无视政府布告，也不考虑统治阶级采取种种方式炫耀武力。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少数地方，而且发生在大不列颠境内响应民主主义呼声的每个城镇和每个村庄。然而，尽管群众集会继续进行，未受任何阻挠——除上面谈过的阻挠外——但伯明翰地方政府采取的行动在性质上却比较严重。有两位领导人，名叫布朗和富塞尔——前者是代表大会的成员——曾在斗牛场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后来就由于向群众发表了这类演说而遭到逮捕，并受治安官讯问。他们的被捕恰好发生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之前，其目的大概是为了以儆效尤。我们比较容易作这样的猜测，原因是指控布朗的证据大部分涉及两个月前他曾出席致词的集会。而且，这部分证据是比较严重的，至于涉及后一时期的集会的证据，其性质却是比较次要的。治安官们当时好像决心要对伯明翰的各次集会进行打击。有一些治安官是背叛宪章运动的叛徒；事实上，叛徒无例外地以最狠毒的手段来对付先前的同志。布朗和富塞尔都被提交审判；虽然他们都是工人，但对布朗却要求交保释金八百镑，对富塞尔要求交四百镑，才准保释。富塞尔立即交保，但布朗的保释金一时难以筹措，就被龙骑兵押送沃里克，当时聚集在法院外面静候法庭作出决定的成千上万群众对他致以热烈的欢呼。大约与此同时，斯蒂芬斯经特别邀请，正在伦敦讲道。他在樱草丘和肯宁顿公地上向广大听众发表讲话，他谴责国内统治者继续执行济贫法，语气仍象以前那样严厉、坚定。

各地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己告结束，于是，7月1日，星期一，代表大会在伯明翰如期复会。这个团体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关于它本身迁回伦敦的问题。莫伊尔提出动议，强调迁回的必要。奥康纳提出一项修正案，表示感谢伯明翰居民给代表大会的招待，同时声明他们将继续在该市开会。然后，大会提出全国自卫基金问题，进行讨论。奥康纳宣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已在纽卡斯尔、卡莱尔、爱丁堡、南希尔兹、谢菲尔德、曼斯菲尔德、诺丁汉、拉夫巴勒等重要城镇的公众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又说，他曾在《北极星报》报社内发起募捐，他本人带头捐了二十镑。他接着说，他们应当告诉人民，他们有权拥有武器，他还叙述了在曼斯菲尔德治安官们面前进行的一次审判，当时他也在场，目睹几个店主因使用波特兰公爵所提供的武器从事操练和演习而被提起公诉，治安官们对该案的决定是袒护被告的。他又谈到了伯明翰的情况，向代表大会报告，就在那一天，有三百名特警应征服役。这引起了代表们对人民群众继续在斗牛场举行集会是否适当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洛维特、尼索姆、克雷格，奥康纳等人发表了意见，最后一致同意，为了不让治安官们对他们的行动有任何干预的借口，他们最好在街上列队游行，然后到市郊举行集会。

这时候，有十三人因在新城从事操练和演习而遭到逮捕，向代表大会申请援助，当时大会任命了一个十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处理这项申请。据公布，在新港、庞蒂普尔以及邻近地区已募得了自卫基金五十镑。默瑟尔提德维尔一地就捐助了一百镑。这是威尔士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运动的证明，因为他们虽是最穷苦的人民，但上述款数几乎全部是他们捐助的。

星期二，莫伊尔提出了关于将代表大会迁回伦敦的动议，他竭力主张迁返的理由是，当时政府正处于紧急状态。他认为，代表大会应当驻在现场，相机利用政府可能陷入的任何困境。他引证了《太阳日报》的报道，表明最近从6月20日至6月26日这一期间，已从国内输出银条49，090盎斯、银市247，344盎斯、金币11，750盎斯、金条6，570盎斯。据他推想，英格兰银行是否能将每一镑钱中的十八便士兑成金币，很成疑问。他说，这就是他希望会议迁回伦敦的理由。迪根表示附议。后来奥康纳提出一项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与他星期一反对莫伊尔动议的演说相对照，使人难以理解。当时他曾说，由于每晚都发生事件，因此他们必须留在伯明翰，而代表大会为了抗议危险和防止危险，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比留在发生危险的地方更为适当。现在，他却提出动议，说代表大会应在下星期一迁回伦敦。弗莱彻、克雷格和皮特基思利先生支持莫伊尔；泰勒医生和卡多支持修正案。十三人投票赞同修正案，十人赞同原动议。布西提出动议，说代表大会应留在伯明翰，直到收到全国响应宣言的答复以后。这项动议遭到否决——弗莱彻、理查兹、奥康纳、卡多等人发言表示反对。洛维特说，莫伊尔竭力主张靠近英格兰银行，他却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他们只要向选民说明他们希望将纸币换成金市，他们就能做到。他们的命令一定会得到服从，就象从伦敦发出的一样；而且，他认为，如果迁往伦敦，这正足以表明他们优柔寡断的性格，并表明他们在采取计划以前，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审议。毫无疑问，要是先前有迁到伯明翰的必要，那么目前就有再留更长时间的必要。最后商定，下星期三，代表大会应在伦敦开会。然后代表们报告了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他们所作的报告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对运动及其参加者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摘要介绍一下这些报告。

克雷格报告说，埃尔郡的群众极愿遵循代表大会一切合乎宪法的命令。迪根报告，莱斯特、诺丁汉、德比和阿什菲尔德的萨顿等地的公众集会出乎人们意外，全体一致通过了代表大会的宣言。弗莱彻博士说，克萨尔猎场和利物浦的群众集会保证支持代表大会。卡多说，他曾到康沃尔郡，那里的民众对政治简直茫无所知；矿工们每星期只能挣得五先令，大家对宣言都表赞同，决心使它实现。又说，彭赞斯的群众正向储蓄银行提取存款。该镇象赶集时那样热闹。两个牧师站在银行门口的石级上，竭力劝他们不要提款；但这只使人们更加急于把钱拿到手。他们只能领到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他确信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使康沃尔发生银行挤兑的大风潮。迪安报告，在奇切斯特的一次露天大会上，群众十分殷切地希望采取最后措施。尼索姆报告，他曾参加巴思和斯特劳德附近的群众大会，此外，在布里斯托尔和切尔特南，以及威尔特郡、索默塞特郡和莱斯特郡，也参加了集会，各地群众都盼望他们采取最后措施，而且不愿久等下去了。弗罗斯特说，巴思一名警察领到一柄短剑，有人问他何用；向他讲明原因以后，他就说，他不愿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同胞，这个人目前仍在警察队中服役，这可以作为治安官对同胞们表示同情的一个佐证。

奥康纳说，他曾参加了三次群众集会，一次在克萨尔猎场，一次在皮普草地，另一次在伯明翰；三次大会的参加人数达一百万以上，他们决心实行普选，可能的话，用道义方式，要不然，就用暴力。他认为他们已进入鼓动的最后阶段：第一阶段制造舆论；第二阶段是组织舆论；第三阶段是指导舆论。他们已制造了舆论，舆论的组织工作也已大致完成，但他还不主张指导舆论，直到他们能够不可抗拒地进行指导的时候。他坚信，他们目前能够采取比先前更大胆的立场了。他们现在已处于十分有利的支配地位，因此，可以向辉格党说，你们必须给我们普选权，不然，我们就要夺取了。这就是人民实际上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指望不久会得到答复。

泰勒医生曾在卡莱尔、纽卡斯尔，彭里思、利等地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唐纳逊报告，他曾参加斯托布里奇、赖伊惠斯特和达德利的群众集会。群众希望派一些宣传人员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决心不再长期忍受那样艰苦的生活了，只等代表大会发令指导他们应该怎样行动。马斯登说，他们在新城简直无法举行群众集会，该市布满了军警，协会秘书已被逮捕，如果他们仍然呼吁“和平，和平”，宪章运动事业到头来必定彻底毁灭。在兰开斯特、伯恩利、乔利以及他所访问的其他地方，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全部获得了肯定的答复。莫伊尔说，他曾参加二三十次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群众都愿遵循代表大会的一切符合法律和宪法的措施。哈特韦尔宣称，在赫尔和斯卡巴勒的邻近地区，激进事业的力量一天天地大大增强。伯恩斯说，哈特韦尔忘记谈到他们甚至发现警察也参加了激进协会，并积极从事募捐工作。理查兹说，他曾参加柴郡的几次群众集会，当地群众下定最大的决心，要对压迫者大事报复，如果他们的疾苦不能迅速得到减轻的话。柯林斯报告说，他曾在格里诺克、班诺克本、阿洛厄、邓费尔姆林、蒙特罗斯、敦提、珀思、爱丁堡等地参加各种群众集会，除邓费尔姆林外，他一生从未见过那种热情的表现。这些就是代表们提出的主要报告，第二天，代表大会就根据这些报告开始讨论最后措施。

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项动议是由卡多提出而获得奥康纳附议的，动议要求推举一个委员会，研究把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兑成金币的最有效方法，为此推定莫伊尔、詹姆斯·泰勒、布西、卡多和弗莱彻担任委员。接着，泰勒医生动议，草拟一份致全国人民书，立刻发布，要求人民群众向银行取回存款，挤兑金市，开始实行排他交易，拒买一切课税商品，尽快地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武装权。奥康纳也是这项动议的附议人。他认为，他们举行会议，不仅为了作好呈递请愿书的工作，而是为了实际宪章，他相信，他们如果不实行神圣的休假，就永远不会获得普选权。代表大会是目前全国唯一符合宪法的权力机构。他认为他们不要过分突然地把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加在人民身上。现在代表大会已在国内取得了重要地位，不应当为了取得局部胜利而去冒遭到全面失败的危险。克雷格没有接到他的选民们关于强烈要求实行最后措施的指示。布西提议，代表大会应向公众提出建议，必须遵照1839年7月15日宣言行事，这个宣言是卡多附议赞同的，他认为到银行去挤兑的措施就足以导致全国休假。弗莱彻医生认为，全国休假是贯彻他们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而到银行去挤兑的措施正足以促使它实现。麦克道尔医生说，阿什顿的群众已采纳武装自己的计划。他希望神圣月计划尽快地得到采纳，由于7月份一向是发动革命和实行改革著称的月份，他就提议决定以7月为神圣月，因为在他们面前，展示着一片丰收的美好景象。沃登支持布西的决议，因为他认为，全国性的休假无异是全国性的起义。柯林斯竭力支持原动议。保释出来的布朗因为能够亲自到场支持布西的动议而感到高兴。洛维特赞同泰勒医生的动议。同时，他又不得不接受布西等人的意见，即认为全国休假或神圣月将是解除人民苦难的唯一有效办法；但是，他虽然接受上述意见，却仍想试探一下下院对阿特伍德有关宪章的动议的态度。他认为，在提议采取象神圣月这样一种庄严隆重的行动以前，必须先给民众作好准备，才能命令他们停止工作。他认为最好推选一个有十人或十二人组成的委员会，给实行神圣月提供一个尽可能妥善的计划。他又认为，实现全国性休假的重要办法是，挑出几个行业，这儿个行业一停工，就会影响其他行业停工，并应筹募一笔临时基金来维持工人的生活。这将对舆论进行一次有效的测验；因为如果大家不愿每星期捐助一先令或六便士以供这时的需要，那么，他很怀疑他们自己是否会停止工作。因此，他认为泰勒医生的动意应予通过，然后推选一个委员会来贯彻他所指出的目标。弗莱彻医生建议，应当号召群众支持决议中所列的各项措施，如果宪章不能在7月20日获得通过，就得全体停工。弗罗斯特赞同实行神圣月，但他认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劝说英格兰人民照此行动的准备工作。理查兹说，仅仅因为提到去银行挤兑，就已经使斯塔福德郡北部和柴郡南部的群众提取存款了。宣言已在陶器产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在那里，排他交易是一个非常得力的武器。只要代表大会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实行神圣月，但宁愿先作几星期的准备工作。尼索姆和马斯登坚决主张规定日期。莫伊尔认为由于宪章尚未被下院否决，停工的时机尚未成熟。他虽愿推荐到银行挤兑的措施，但是反对定下某天某日为神圣月的开始日期，因为看来这样做并不妥当。洛维特说，下院对宪章一案将在本月12日进行表决，因此8月1日也许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时期。泰勒医生提议，他们应当注意本月12日对宪章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然后才能在13日召开会议，确定神圣月的开始日期。哈特韦尔的选民们赞成去银行挤兑的措施，但在确知12日对宪章怎样处理以前，关于神圣月的问题，选民们没有发出关于赞同确定日期的指示。伍德豪斯认为，在实行全国性休假前，如果实行排他交易、去银行挤兑和拒买一切课税商品等措施的话，也是同样有利的。泰勒医生愿在他本人的动议上增加一句：“如果宪章不能在7月13日前成为国家法律，代表大会的成员将在13日开会，以便确定神圣月应从何日开始。”迪安曾奉本区选民们的指示，要他赞成立即确定全国性休假的开始日，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正处在饥寒交迫之中。阿什顿及其邻近地区的工厂主们曾扬言，他们或者采取降低工人工资、每周开工三、四天的措施，或者便将工厂关闭一个月。他确信，倘不确定日期，群众将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皮特基思利要他们记住，群众如果发动斗争但没有准备坚持到底，那就只会把自己身上的枷锁钉得更牢。他们的职责是，为了事业的安全和发展，应当在最重要的方面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倘能慎重行事，他们则有一切有利的机会，因为政府正在一天天地衰落下去，而人民的威风正在逐步上升；他们推行任何措施即便是早了几天，也有可能使他们倒退二十年。弗莱彻医生说，在他们参加的各地群众集会上，群众对宣言中所包含的各点，都不象他们对前往银行挤兑和实行全国性的神圣休假等措施那么重视。柯林斯说，他们如果采纳一部分最后措施，就足于证明他们准备在必要时，实行其他部分，这要比他们急躁地确定一个日期，致使他们的事业蒙受损害，更能博得群众的信任。斯马特坚决认为，他们不应当对这个问题作出轻率的决定；泰勒医生经过修正的动议得到了他热诚的、彻底的赞同。斯托的选民们愿意通过遵守休假或采纳代表大会指令采取的任何最后措施来支持代表大会；他进一步说明，许多疾病津贴组织和秘密团体，凡在储蓄银行和其他银行有存款的，都已开始提款了。迪根与他的选民们的意见一样，主张把休假问题暂行搁置，他并就宣言中的其他部分的内容提出建议，供全国采纳。斯托克波特的矿工们授权麦克道尔医生说，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准备捍卫代表大会，服从它的命令；而且他们还准备手里拿着东西来贯彻这些命令。布西撤销了他的修正案，泰勒医生的动议获得一致通过。

粗略地看一下上述辩论的概况，人们对于代表大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急躁愚蠢行动，不能不感到惊讶。从上述报告可以明显看出，不论拥护宪章的热情多么高涨，但并没有接受神圣月的普遍倾向。在许多地区出现了坚决反对的意见。在其他一些地区，关于给予代表大会支持的问题，只有一般性的决议。第三部分人愿意罢工，但先决条件是关于罢工的决议要能得到普遍的采纳。大部分重要地区对它并无赞同的诚意，而在大多数地区，有关罢工的决议则是公众集会在群情激昂的影响下，气氛十分热烈时才被采纳的。这些集会并不足以测验参加者在冷静审慎时的意见。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成员看来已觉察到这一点；只因缺乏足够勇气，唯恐被人看作懦弱而遭到嘲笑，所以即便他们对神圣月是否可行也不无怀疑，却自相矛盾地投票赞同一项动议，其后半节实际上束缚了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不再进一步考虑确定一个日期是否适当，而实际上却确定了罢工的开始日期，如果7月12日宪章不能在下院顺利通过的话。尽管在大会成员中间和他们的选民中间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代表大会却没有一个成员反对泰勒医生经过修正后的动议，虽然这项动议实际上使它们都受到了神圣月的约束。某些成员缺乏应有的反省能力，确实令人十分吃惊。举例来说，一个成员竭力强调罢工的必要性，只因雇主们正在扬言要把工厂关闭一个月。其实，罢工恰恰就是雇主们所想望的事。我们不难想象，当敌人读到了伯恩斯的那篇演说，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因为伯恩斯在演说中提醒他的同事哈特韦尔在他报告中忘记提到赫尔的警察已参加协会并积极从事募捐工作。其实，在政府当局发现了情况以后，没有任何一名警察会被准许收集捐款达一星期之久的，除非这个家伙是政府当局的耳目，给他们提供有关事态发展的情报。聪明有余而经验不足的人们，在情绪激昂的时候是多么容易受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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