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自清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春试读：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俏俏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着些心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的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牦，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所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吴稚晖先生文存》

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里，西滢先生曾说：

吴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见于各报各杂志的杂文，其次便是他的书函。我总觉得奇怪，现在什么人都出文存，文录，文集，演讲集，没有人——连孜孜为利的书贾都没有！想到把吴先生的文字收集起来。我的话也许提醒了什么人，……

那时我看了西滢先生的话，很觉合意，因为我也是爱读吴先生的文字的。但我同时想到收集吴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他的历史不算短，他的笔又健，写的又多，而报章，杂志又是极易散失的东西——这个月印行的，下个月也许就找不着了；特别是在中国！至于书函，大部分都在私人（他的朋友们）手里，那更难收集了！记得在《新教育》杂志上，有人引美国人的话：谁若能搜齐了杜威的作品，他便该得着博士的学位；我想搜集吴先生的作品，大约也有同样的艰难——虽然该得博士与否，我还不敢妄断。

这是五月底的事，不料到了七月（？）初，上海报登着封面广告，说是《吴稚晖先生文存》出版了，定价一元五角，照码七折，在医学书局发行。我看了报之后，且喜且惊！喜者，我们渴望吴先生有文存饱我们的眼福，现在居然如愿以偿！惊者，西滢先生的豫言竟于两个月间中了彩！——我不敢断言文存编者周云青先生就是被西滢先生提醒了的“什么人”，故只得小心地说。我那时住在白马湖，买书不便，不得先睹为快，真为着急！报纸上天天有封面广告，更令我不耐烦！但广告中文字忽然改变，将“定价——七折”云云改为“实洋一元零五分”，我想，这很滑稽，但又爽快，不能不说是带着些“吴老头儿”的味儿！后来好容易转了两个弯，才到手了一部，确乎是《吴稚晖先生文存》！这是蓝面儿的薄薄儿的两本东西。我于是转第一个念头，吴先生三四十年的文章，只剩了这区区两小册，还抵不上《胡适文存》的一半，这却是何道理？或者周先生的手眼太高，去取太严了吧？于是打开来看，全书是四号字印的，看来更是区区了：开首自然是一篇《序》；这篇《序》在抱着闷葫芦的我自然是不能放过的，且看他说：

云青既喜读先生文，时时搜集，先后得若干篇，尚不及十之一二也。一日，吾乡大律师钱季常先生……瞥见余案头置吴先生所著之《溥仪先生！》一首，且读且击节，读一小时而毕。……季常先生曰：“吴先生如此妙文，在无锡者，皆未能一见；即星期六会同志，皆吴先生之老友，见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盍付诸手民，以广流传！”云青即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尽付铅印，以冀世之爱读先生文……者，莫不先睹为快；非敢意为去取也。然先生著作日富，广登京沪各报，余小子益当穷搜博摭。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无锡后学周云青谨识。

序文实在重要不过，而且语妙天下，故不能割爱，逶逶迤迤引了这么长的一段！从这篇序里，我第一知道我的猜想不对；他既没“尽付铅印”，又说“非敢意为去取也”，可知决不会“太严”了！我第二知道自“钱大律师”乃至“后学”周先生诸公大约都是不常看报章杂志的，至少是不博览报章杂志的！你看“钱大律师”看了“一首”《溥仪先生！》要“一小时而毕”，可以想见他老先生读报的艰难！（他要将报章当古文读，自然便觉艰难！）他老先生说“见〔此文〕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真的，岂非奇事！《溥仪先生！》曾登《民国日报》，并非隐僻的记载呀！而周先生“时时搜集”的结果，终于只印成了这区区的薄薄的两本，也是不“常看”或“不博览”的确证的。好吧，事已如此，我们且看这两本的内容如何？兵在精而不在多；倒也不可小觑的！于是乎我看目录。

无论著书，编书，总该有个体例！古人是不写出来的，后人却总写出来，便是所谓“凡例”。写自然比不写好；许慎作《说文解字》时，若写下他的“凡例”来，王筠等人就不必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说文释例》一类书了！你看，我话说得太远了，真是小题大做！我的本旨，只是要说周先生编这部《文存》，不著“凡例”，累我多用脑筋，是大大的不方便！我既不能依赖“凡例”去估定这书的轻重，只得自己动手去找；幸而，不要紧，目录只有四页，可以一分钟“而毕”，尽可多翻几次。我翻了不知多少次，——对不起，我不能用数字告诉你——我的脑筋实在太笨，终于不曾发见出一条——唉！一条也好——“通例”来，“岂非奇事”！在我的笨脑筋里，编《文存》的体例不外“编年”，“分类”，“分体”三种；或只用“编年”，或用他二种之一为经，“编年”为纬，都可以的。但我将这几个方格儿画在周先生的目录上，竟没有一个合式！唉！倒楣极了！“苦矣”！“怎样办呢？”我没有法子，只好再去乞灵于序文；《序》中有曰，“先生……真近世……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我想或者周先生是以文章的好坏来编次的吧？但仔细一想（因为《文存》里大部分的文章是见过的，所以只要想，不要翻），觉得也不像，也不合式；我决不能枉口拔舌，诬栽人家！但是我立刻又找到了“尽付铅印”一句，大约周先生是“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照着在箧衍中叠着的顺序，“尽付铅印”的吧？我想这总该“不中不远”了，因为在我的笨脑筋里，另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能”了！但这不能算是“例”，奈何？唉！只好由他去吧。

周先生既没有“例”，这《文存》便真成了“断烂朝报”，我们读者毫不觉着有什么意义与趣味！我很怀疑，这样的《吴稚晖先生文存》，真有编纂的必要么？真有“莫不先睹为快”的必要么？其实就是放开体例不说，周先生所编也还有个大大的漏洞，就是真正的“挂一漏万”！吴先生三四十年来的文章，若只有这区区的薄薄的两册，那也不成其为吴先生了！虽然周先生也曾说，“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但吴先生的文章已可趸批，何必再切下来零买呢？我就不懂周先生何以要急急地“挂一漏万”地出版这部书，何不发一大愿，需以时日，作求全之计？若将一编和二三四编并出，我想或者不会糟到现在这样！因为材料多了，也许会想到了体例，还有，我每想到编吴先生《文存》，总有“患材多”之感；而周先生似乎倒“患材少”，所以南菁书院的几篇课艺也放了进去，已成书数年的《客座谈话》也抄了一部分进去！我想幸而泰东书局主人自己良心有愧；（看《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闲话》）不然，要和周先生打起版权官司来，倒是件麻烦的事？《客座谈话》既可抄，《上下古今谈》等又何尝不可抄，则吴先生文存之厚，可指日而待矣！而或者曰文存里所印的《客座谈话》，或者是存在周先生箧衍中的；泰东印行的全部，周先生或者还未知呢。这也许是合于实际的推测，但周先生真正这样不闻理乱么？

我写此文，只是想说明编《文存》的不易，给别人编《文存》，更是不易！一面也实在是佩服吴先生的文章，觉得让周先生这么一编，再加上那篇“有意为文”，半亨不亨的序，真是辱没了他老先生和他老先生的“如此妙文”！语有之，“点金成铁”，殆此之谓欤？我不敢说周先生是轻举妄动，但总佩服他的胆大！我希望总还有胆小的人，仔仔细细，谨谨慎慎地多破些工夫将吴先生的文章重行收集，拣择，编次一番，成为一部足以称为“吴稚晖先生文存”的《吴稚晖先生文存》，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再，此书出版后，曾见过两篇批评的文字，他们都是就吴先生的文章立论的，不曾说及编纂的人；我却以为这种书最要紧的还是编纂的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1925年10月11日

执政府大屠杀记

三月十八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死者四十馀人，伤者约二百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十九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翔实，可以参看。

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二千人；工人有两队，至多五十人；广东外交代表团一队，约十馀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一队，约二三十人；留日归国学生团一队，约二十人，其馀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三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馀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

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两百个卫队，分两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两个黄铜字，确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的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伏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决没有的。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其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

这时已听到劈劈拍拍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馀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但也不则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两分钟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

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述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四分钟；这其间有照相有报告，有一两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一分馀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纷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趑趄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决没有的！至于第一次纷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纷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其馀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是依命令动作的）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决不是卫队开枪的缘由，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挟弹与不上刺刀（故示镇静）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便于射击），都是表示他们“聚而歼旃”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证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那知迎头还有一枝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府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间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深长思了。

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轰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二十馀步，在第二次纷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糊其辞，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地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一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么？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的问：“开枪之前，有警告么？”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一两分钟时。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经纷散，放一排朝天枪（假定如此）后，第一次听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须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地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决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

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殷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懈弛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地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偃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决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是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时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她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偃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场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

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地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往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汩汩地流着血；他也同样地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的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线，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时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弹子，倒觉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那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她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闲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闲的人！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的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忿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那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就是海军部的西辕门和陆军部的东西辕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二百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衤夸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天《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政府”的面子都不顾了么；段棋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乘人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无善法以调停两间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屠杀后五日写完1926年3月23日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近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边，我所要用的话，有些已不能确忆；现在只略述大意，以资发凡。顾先生说，我们研究学问，不一定要向旧书堆里去找；我们若愿留意，可以在每日所闻所见里寻到许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无人注意这种材料，他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敦煌石室出来的物事，谁都当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摇头了。顾先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二节里，记这种“势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杨先生《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周刊》的时候，很谦虚地说，他最喜欢《周刊》上搜集的歌谣和民间故事，其馀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错，他是喜欢现代的东西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三节里，论学术平等，真是十分透彻；顾先生说：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

下面举了许多有力的例，来说明这条原则。我现在所要说的，大致仍不出顾先生的范围，但我想专注重“时代的古今”一种限制上。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读《论衡·谢短篇》，有一节很可以说明这层意思：“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依《论衡·举正》改），不颇博览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劝人博览，与本篇主旨无甚关涉；但他说知今与知古同样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实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广义的古，连他们所泥那一点儿古，其实也不曾能明白：这却是他的卓见。他骂他们是“陆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语。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现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还是一样！

你只看近年来国学的复兴，便可知道个中的消息。我并不来附和吴稚晖先生，要将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我只觉得复兴后的国学所走的“大路”，并不曾比旧日宽放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胡适之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辞里，说起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家，只在几部经书里打圈子，不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所以成功虽有，到底太狭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学（大意如此）。但这也是时代使然。那时是闭关时代，参考比较的资料不多，无以启发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补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会贯通的事业。现在的时代可不同了，我们受了“外国的影响”，已历有年所；外国的影响可以给我们许多好处，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使我们知道，不仅古代载籍及器物等，配做学术研究的材料，现代载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仅载籍及庄严的器物等配做学术的资料，就是一支山歌之微，一双弓鞋之细，也配的。这种平等的观念，中国从前虽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传统的空气压下去了；近来的复活，却全是外国的影响。不过所谓外国的影响，也就可怜得很！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这时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认了现代生活的价值，他们多或少从事于现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来的新的“文化科学”的，足以遮没了研究国学的人；于是乎兴了“国粹沦亡”之叹。但这种叹息，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不久国学就复兴了，而且仍是老样子——有几个“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实有几个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所谓老样子者：一，国学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于零！

本篇系就中国立论，我所谓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的研究，使它更为充足，完备；而且因为增多比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确的结论。不过“国学”这个名字，极为含混；似乎文化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可包罗在内——我想将来还是分别立名的好。我说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现在一般研究——实在应该说迷信！——国学的人，决不肯如此想。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得起正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了这么些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我不是说在这条老路上走的，一些没有进步；但是我们所要的是更长足的进步，是广开新路！即如我们所敬服的王静安先生，他早年的确是一个开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戏曲史》的序里说戏曲史这种学问，古人没有做过，是由他创始的。这种“创新”的精神（虽然并非以现代生活为材料），是值得珍贵的。而且他还研究西洋哲学呢。但他后来渐渐改变态度，似乎以为这种东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费多大的气力；他于是乎仍走上了那条“大路”，便是经史之学！自然，他的走上这条“大路”，决不算我们的损失；他根据了他的新材料，发明了许多新见解——所给与我们的已经很厚了。他虽不再开新路，但在老路旁，给我们栽了许多新鲜的树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确是值得珍贵的。假使我们只有少数学者如此，我们不但不觉得不好，而且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经史之学的专家，正和需要别的专家一样。但同时得承认，他们是有偏见的。他们的偏见若变成一般研究国学者的意见，如今日一样，那却是妨碍国学的长足的发展的；大家挤在一条路上，最是不经济！所以为一般研究者计，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二就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实在，我们现在不怕没有人研究那难研究的古史料，只怕没有人研究这较易研究的现代生活——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国学者轻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黄金世界在古代”一条根本信仰外，——这个信仰或自觉或不自觉——不外“难得”与“新异”两端。“物稀为贵”，敦煌石室的片纸只字失了就完了，从此不能再有，况发现也是偶然碰着机会，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东西是古代的，非我们所素习，使我们感着一种新鲜的异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国土感着异域的趣味一样。因此行市便大了。但这两端儿竟所关不巨，所关最巨者，厥惟那个根本信仰；此经史之学所以为正统也。但我们得知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无论传统的精神变化如何，我们的子孙必有人努力研究我们，和我们研究“先民”一样。他们所有的困难，也将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同小异。我们上古的先民，大概还不知道怎样研究自己，所以只有若干简陋的材料（恕我大胆，“六经”也在其中！）留给我们；中古近古的先民却又研究古人，远过于研究自己，所以也没有完备的材料，记载或解释他们自己生活的，留给我们。我们的困难便由此而生；我们现在所知于我们的先民的，实在是极少极少的！我们是没法的了，我们的子孙难道还有受这种困难的必要么！我们得给他们预备一条平坦的路，而这实在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谁都有求知欲不是？我们谁都要求满足不是？而且我们谁都愿意别人明白我们，愈多愈好。这就得了！试问若只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却没有人提纲挈领地告诉我们民国十五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术，文艺迁变之迹，我们能满足么？若只有人研究《诗经》，而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孟姜女歌曲的本末，我们能满足么？有人听见说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便肃然起敬（其实在正宗的国学家看来，这些也只是小道），听见说到皮黄或顾先生说的小戏，便鄙夷道，“这有什么道理”！是的，这有什么道理！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歡”省作“欢”，“觀”省作“观”，“權”省作“权”，“勸”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有时代性的。”我们且不管价值的时代性，我们只要知道，古史料只是古代生活的遗迹；现代生活是现代生活的自身，为甚反该被人鄙夷呢？我并不劝大家都来研究现代生活，我没有那么功利；我只说应该有些人来专门地或附带地研究现代生活，不要像现在这般寂寞便好了。因为我们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样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现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们将我们自己表白于异国人和后世人，不但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的快乐；这自然也非先懂得现代不可。至于将现代与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们所切望；但这种通学是不容易得的。“自知”诚哉是极难的；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当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难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会比局中的人强；与其让外国人或后世人研究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研究好。我们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和时代，但所了解的总一定比别人多；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活证，外国人不懂得用，后世人得不着用。所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比较地实在最为适宜；所以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也应该有些人负这个责任。至于研究的方法，不用说我是相信科学方法的。研究的途径，我也说了：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现在中国地质的研究颇有成绩，这种通常不算入国学之内，但我想若将国学一名变为广义，也未尝不可算入。这两种工作都须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现在从事的人似以乎都很少。——传统的和正宗的空气压得实在太厉害了！但现代这一块肥土，我们老是荒弃不耕，总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说，“国学”一名，本只限于历史，考古一方面，正和“埃及学”一样，原可不必勉强牵入现代的材料。但无论历史、考古等学问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赖现代的材料不可，而“国学”一名，意味也与“埃及学”绝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国家，故“埃及学”所涵，有一定的范围；中国是生存的国家，“中国学”所指，何能限定呢！话又说回来了，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你看英国有“英国学”否？日本有“日本学”否？据我所知，现存的国家没有一国有“国学”这个名称，除了中国是例外。但这只是“国学”这个笼统的名字存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学问应包含现代的材料，则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是现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现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经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现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1926年4月11日。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

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的结末说：

读斯篇者，当已能略察翻译事业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译时期至矣。从事于此者，宜思如何乃无愧古人也。

梁先生这篇文最初载在《改造》上，他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大约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期而言。这时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翻译的文书，日出不穷。梁先生的话，正是对此而发的。我们的新文化，不用说，全是“外国的影响”；而外国的影响又几乎全是从翻译的文书来的。翻译事业的重要，盖可想见。虽然西方文书的翻译，明末清末两个时期中均已有之，但译手之众，译籍之多，流行之广，和我们的时期相比，究竟差得太远了。在我们这时候，翻译的文书几乎成了知识的唯一的泉源；每一书出，均有人手一编之概。但近一二年来，情势却颇有变异。变异的原因：是一般的对于翻译的不信任，二是国学的盛兴。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不用我说的。我们所要的是质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没有用的，吃两个坏鸡子儿，不如吃一个好的；而吃三个坏的比吃两个坏的更坏！我们的翻译者，实在太不检点了！一般人乘着思潮转变的机会，利用“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情势，不量力，不选择，不研究，不慎重下笔，随便检起一本从未读过的书便译，随读随写，写了便算，写完便印。书到读者的手里，他们决不会逐句看懂，只好囫囵吞枣地念过，得些模糊影响的大意，便算受用。这样只是白糟踏了两方面的时间精力，于学问的前途是丝毫无补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对于翻译的抨击——无法辩解的抨击。翻译（除了极少数）的不足信任，渐渐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译的权威便坠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实在是翻译事业的致命伤！

国学的盛兴事实上虽影响了翻译事业；但据我想，这件事到底不会阻碍翻译事业的，若一般人不像现在这样不信任翻译。我愿意将翻译事业和国学运动看得同等重要，各由胜任的人负责做出；两者断乎不致相妨的。还有，在文学的范围里，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创作比如处女，翻译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远不如做处女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过好多讨论；我宁愿将两者平等看待，因为外国的影响如新鲜的滋养品，中国要有一个新的健壮的身体，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说，要了解西方文化，读原文书，岂不确实得多！翻译无论如何好，总比原文差；费力不讨好，何取乎此呢！根本办法还是设法普及外国文要紧！这话也未尝无理。但外国文的普及，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问。即如日本，外国文是比中国普及了，但他们的翻译事业仍旧是日新月盛——欧美新出的书，一年或几个月便会有译本出现。原来外国文的普及究竟没有本国文的普及容易；要图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还不能不靠翻译做捷径。中国连本国文的普及还早得很呢，更不用说外国文，翻译自更不可少。还有，翻译能够使外来的学问渐渐变成本国的；因为记载，说理，既都用本国文，术语也用本国文字缀成，这样，外来的思想自然便逐渐成至本国思想之一部。本国人对之，便有亲切之感，研究的会多起来，新的创造也便会来了。佛家哲学之在中国，就是一个显例。我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说；并非就一个人或一部人说——在他们，用外国文或本国文，与学问的创造是无关的。我只说，因翻译而得着许多确当的新术语和新文体，可使一般人有所凭借而乐于去治新学问，找新发现。但现在的翻译，还早得很呢？

翻译事业之所以衰败，我在上面已略说其因，其过全在翻译者。一般的翻译者，外国文程度实在太浅，他们还不能辨明字的用法，还不能辨明句的构造，就动手翻译名著。他们翻译文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并未了解；他们翻译哲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的思想系统，并未明白；他们翻译科学书，但他们对于科学并未有过详细的研究。但这样还算好的，他们有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他所要翻译的书！他们一面查字典，一面看，一面写；有些人字典也不用查，只凭着他们的天才去猜，只要上下文可以过去就得了，管他别的！无怪乎一些真内行看了吃惊，诧为创造的翻译！至于他们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东西，所加惠于一般读者的如何呢？我在上面也已约略说起；他们捧着译本猜完了一遍或两遍之后，那真实的受用，只有天知道罢了！这不独有愧从前翻译佛经的诸大师，就连“做汉魏六朝的八股”的严又陵先生那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也还差得远呢！这真令人兴“世风不古”之叹了！

现在该说清华学生了。我的题目要说得严密一些，应该说“旧制清华学生与英汉翻译事业”。所谓“旧制清华学生”包括归国的，留学的，及在校的高年级诸君而言。他们因为预备留美的关系，受过充分的英文训练；除教会学校外，别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是不如他们的。就一般情形论，他们看的英文书自然比较地多，他们写作英文的力量自然也比较地强。凭着这两个条件，我说他们比较地是最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即使不是仅有的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有相似的情势）。他们自然有许多事业，有许多使命，但振兴中国的翻译事业，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文化，他们也得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在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中，他们也得扮演几个重要的角色。况且现在又有了“翻译”（英译汉）的功课，他们将更能自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了。

他们所能做的，第一自然是翻译文书。必须有好好的几百部名著的名译本，中国的翻译界才可望有生气；一般人对于西方文化，才可望有正确的了解。但做这种工夫的费时较多，一时未必有多少名译出现；较简便的方法是“节要”，将若干种名著，节译或编述其要旨，汇为一书，以便一般人浏览。这种东西自不足语于高深，但也颇有用处，可以与译全书一法相辅而行。此外还有注释一法，选择精粹的材料，详加参考，为之解明。此法最宜用于文学。日本用后两种方法编成的书极多，皆属于广义的翻译名下。这些办法，都是我们现在所急需的，大可一试。还有，对于现在的翻译界要做一番澄清的工夫，批评的事也可做的。有一个时期曾经有人做过，现在似乎已消沉了。这可使得一般翻译者不敢随便动手；让他们取得太多的自由，实在是要不得的！

无论如何，最要紧的，翻译的取材，只能限于自己专攻的学科；要想兼差，侵入别人范围，是费力不讨好的（曾有此例，兹不举）。现在一般的翻译者正因太多能了，结果是一无所能；什么都能翻，什么都翻不好！而尤不可缺的是忠于所事的态度。看了梁先生所说的译经诸大师之慎重所事，真令人惕然警觉！翻译最好结一团体，系统地做去；由大家分任门类，审定各名著后先，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是大路。有些人爱走偏锋，随心所喜，专选有特别趣味的东西翻译，不成系统，那也一样有用。

清华学生从前似乎很少从事于这种事业的，我觉甚为可惜；我希望他们以后别再忘记了这一部分的责任。这与你们文化的前途是极有关系的！1926年6月4日，载《清华周刊》第25卷15号

悼何一公君

一公初病的一礼拜，有一天，他的同乡夏君匆匆地和我说：“一公病了；他请你给周刊帮忙。”那时我正要上课，不曾详问病情；以为总不过是寻常的病罢了。到了那礼拜六的傍晚，李健吾君因事找我，由他的稿子说到一公的病；我才知道一公的病很厉害，不过那两日已好些了。我和健吾约了晚饭后去看他。晚饭后我到医院去时，听差告诉我他已搬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总是病又厉害了才到协和去的！我于是想下一个礼拜六进城去看他；那里知道他到礼拜四便和我们撒手了！礼拜日的早上，我却去参加他的殡式，这真如做梦一般。

一公逝世的消息，是礼拜四那晚上，李惟果君在图书馆楼上告诉我的。那时我刚从一个宴会回来，正在图书馆检书；李君突然跑来和我说：“先生，你知道何鸿烈已死了？”我怔了一怔，觉得人间哀乐，真不可测，黯然而已。李君说他们这一级很不幸，周明群君之后，又弱了一个；而且两个都很不错！他说他们同级前回议纪念册事，大家说将这本纪念册“致献”于周明群君；并说这该是最后的可以“致献”的一个人了。谁知道还有何君呢？李君又说，一公初病时，他去看他，曾和他开玩笑道：“一公先生病了；几时死？我们好预备挽联与祭文。”一公也笑道：“好，你快预备吧。”这些也竟都成了谶语，真是梦想不到的。

一公的死，谁也梦想不到的！便是他自己病着时，也想不到的！举殡那一天，他的同乡叶君告诉我，他不曾有一句遗言；他们曾几次试探，他始终没有觉得似的。他，一个活泼泼的少年，哪里会想到他竟要和死神见面呢？他真是一个活泼的人，又是一个极和蔼的人。他的死，凡相识的都同声悼惜；我想他是会被人常常记着的。

一公最会谈话。前年暑假后，我初到清华，同学中第一个来和我谈话的是他，我第一个认识的同学也是他。这因他是温州人，而我在温州教过书，所以我一到他就来看我。那是一个晚上；我们足谈了两个钟头。所谈的题目，我已不能记起，大约牵连得很远的。我只记着他的话和他谈话的神气都是很有趣的。以后他还和我长谈过一两回。有一回，孙春台君到清华来画菊花，住了一礼拜。他和一公也是朋友。一公晚上常来找他谈话；我只记得有一回他谈到两点钟才回宿舍去。第二天春台告诉我，他谈的是戏剧与政治，他将来所要专攻的，也就是这两科，他爱好戏剧，我是早知道的；他有志于政治，我是这回才晓得的。但他平常谈话，实在是说到戏剧时多。

他的爱好戏剧，爱好文学，似乎过于政治；我总是这样想。这由同学给他的“莎士比亚”的评号可以证明。他对于戏剧真是热心。他编过几种剧本，但我没有细看过；我在前年本校国庆庆祝会中，看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