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蒂姆·哈福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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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经济学.4试读：
前言
奇怪的演出1949年圣诞节前几周，伦敦经济学院。一场极负盛誉的讲座即将开始。这场讲座恰逢战后经济学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时刻，讲座的主人正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罗宾斯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正是这位经济学巨擘，一手将伦敦经济学院打造成了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领衔的剑桥相匹敌的大学，培养了诸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等多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今天的讲座不同以往，因为罗宾斯邀请了一位特殊的演讲嘉宾：一位身材矮小、性格腼腆、酷爱吸烟的新西兰人，也是一位刚刚与社会学荣誉学士学位擦肩而过的往届生。
但引人注目的并非这位先生，当然也不是他片刻不离的香烟，而是他带来的一件奇怪的东西——一套花里胡哨的装置，看起来像给鱼儿打造的游乐场。这套装置至少有6个有机玻璃箱，箱体之间用管子、堤坝和闸门连接，箱子里盛满了深粉色的水。整个装置看起来就像是科学怪才能设计出来的滴漏。所有人都在猜测它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学院里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聚集于此，1与其说是等着观看，不如说是等着嘲弄这场奇怪的演出。
这个备受关注的新西兰人正是35岁的奥尔本·威廉·菲利普斯（Alban William Phillips）。菲利普斯，1914年出生于新西兰乡村蒂雷洪阿的一座奶牛场，得益于他的父亲哈罗德（Harold），他们的奶牛场是周边最早装上抽水马桶，并使用水轮带动的发电机和电灯的，这使得菲利普斯兄弟姐妹几人能够挑灯夜读。每当该睡觉的时候，哈罗德喊一声“熄灯”，然后将一根杠杆插入卧室的卷扬机里，卷扬机拉动金属线，金属线带动链条，链条切断水轮和发电机之间的连接，灯就会熄灭，从而让孩子们安睡。
除此之外，哈罗德还教孩子们制作矿石收音机、西洋镜，还有许多玩具。孩子们的母亲伊迪丝（Edith）是位小学老师，也一直鼓励孩子们勤奋学习。于是，菲利普斯从小就养成了好钻研、勤动手的习惯。那时，菲利普斯所在的中学距离奶牛场有14公里远，他很快就厌烦了骑车上学，于是他找来了一辆大人们都觉得无法再修好的废旧卡车，动手把它修好了。从此，14岁的比尔就开车上学并顺路捎带同学，到了学校就小心地把车停在老师们看不到的地方。
菲利普斯一直都被大家寄予愿望，他在所有的考试中一路过关斩将，按理说，考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厄运降临了。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大萧条。大萧条的阴影延续了数年，并且蔓延到了蒂雷洪阿的奶牛场。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使得哈罗德和伊迪丝无力负担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就这样，菲利普斯成了水力发电站的一名电工学徒。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大萧条使得美国的工业产值几乎减半，人均收入下降了近三分之一，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平均在25%左右。为了给经济“止血”，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重税——这给向美国出口的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德国的大规模失业成了阿道夫·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崛起2的温床。全球各国都无法逃脱大萧条的魔爪。
大萧条不仅打破了一位积极进取的新西兰青年的大学梦，还给经济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引发经济学家们不断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会发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开始使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学说和政策建议，所有这些都直指“经济表现”这一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萧条催生了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家与微观经济学家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同。正如我之前在《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和《生活的逻辑》（The Logic of Life）中所说，微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个人和厂商的决策。最近，我在一个淫雨霏霏的日子里去了一次我们本地的人才市场，那儿有个死气沉沉的名字——“就业辅导中心分支机构”，到那里去求职的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大屏的手触终端上显示着错误连篇的广告，招聘公司给工作职位冠以各种响亮的名头，但工资是骗不了人的：“保安主管，牛津，每小时7.88~7.88英镑”“周末经理，牛津，每小时7.50英镑”“零售总监，牛津，高于全国最低工资”
微观经济学家如何理解这些令人沮丧的职位和看似无望的求职者之间的联系呢？他会想到激励、价格和生产率。那个愁眉苦脸的年轻母亲对雇主来说价值几何？如果工作意味着需要负担幼托费用或者失去部分低保，那么每小时7.5英镑的工资对她来说价值几何？那个身材瘦削、满脸雀斑、身着连帽衫的少年在学校里积累了多少“人力资本”呢？求职者们是理性的吗？行为经济学能指导他们更高效地找到工作吗？（根据在伦敦附近劳顿小城的人才市场所做的随机试验结3果，答案是“能”。）
宏观经济学家看待这一情境的视角则完全不同。与分析单个企业和求职者激励的角度不同，他研究的是概况：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衰退、平均工资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的情况？是什么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了冲击？是石油价格的上涨或是银行贷款能力的下降削弱了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还是由于人们的消费需求的下降？是什么造成了经济版图的结构性变迁？怎样才能扭转或是预防这些因素？以上问题看似抽象，但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点毋庸置疑。
在大萧条带来的伤痛中，宏观经济学的先驱们尝试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而不仅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汇总，努力寻求对经济衰退的解释。这些新一代经济学家们的共性在于，他们都认同经济会发生崩溃——但也能修复。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因其在《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对《凡尔赛和约》的强烈批判一举成名，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期间，他一直对英国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此外，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如组织建立美国国民账户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菲利普斯的导师詹姆斯·米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有感于所经历的大规模失业，他毅然放弃了古典文学研究，转投经济学门下，立志有所作为。这些人除了具有经济学天赋，还有一颗立志有所作为的决心。
凯恩斯在大萧条开始时就高调宣称，经济面临“结构性难题”——也就是说，一个技术性错误可能会使整台机器停止运行，但使用正确的工具并对症下药，很容易就能修好。换而言之，宏观经济学家修复大萧条笼罩下的经济的方法，与14岁的菲利普斯修补那辆旧卡车的方法如出一辙。其他人或许都放弃了，但年幼的菲利普斯认为他能找到症结并解决问题。他确实做到了。[1]经济学界的印第安纳·琼斯
目光转回蒂雷洪阿，电工学徒想去见见世面。《华尔街日报》曾把《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的作者史蒂夫·列维特（Steve Levitt）戏称为“经济学界的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但如果说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担此侠气十足的殊荣，那就只有菲利普斯了。从1935年离开新西兰到1946年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菲利普斯曾在金矿工作，曾经捕过猎，曾以演奏小提琴为生（自学成才），曾经沿西伯利亚大铁路骑行，也曾在日本被捕并被控间谍罪。最终，他定居伦敦，考上了伦敦经济学院。后来战争爆发，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并很快被派遣至地球另一端。
很快，菲利普斯就成了出色的工程师，负责改装能保护英国治下的新加坡免遭日本袭击的废旧飞机。新加坡被攻陷前几天，他负责执行最后一趟护航撤离任务，他们搭乘的是“帝国之星”号——那是一艘冷藏货船，额定载客量23人，但却搭载了2 000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和恐慌的孩子。护航任务最终暴露，日本飞机袭击货船，菲利普斯发挥了他的工程师天赋：他把机枪搬到甲板上，并进行了简单安装。之后的几小时，他一直待在甲板上顽强反击来袭的日机，一边还要躲避在身边爆炸的炸弹。
他英勇不凡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但却没能使他逃脱被关押于日本战俘营三年多的命运。菲利普斯后来回忆，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像他这样身材瘦小的人才能幸免，身材高大的人多数[2]被饿死了。（战争结束时，他的体重仅为7英石。）在战俘营里为了使大家保持乐观情绪，并且及时获得战俘营外的信息，他再次展示了他的工程师天赋，他造出了隐蔽的无线电设备，其中一套甚至小到可以藏在鞋跟里以避开狱卒的检查。要知道一旦被发现，他是会被折磨至死的。
此外，他还设计制造了浸液加热器，供狱友们每晚烹制热茶，鼓舞士气。狱卒一直没能搞懂为什么监狱里的灯每晚都会忽亮忽暗。
尽管菲利普斯本人一开始觉得战俘营生涯微不足道，但直至很多年后，最黑暗的时刻才真正到来：1945年夏天，菲利普斯和数千名狱友被转移至一座死亡集中营，在那里，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人将机枪架在集中营外墙上，枪口向内。在那里，他们还被逼着自掘坟墓。作家劳伦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d der Post）也是战俘之一。他在回忆录《新月之夜》（The Night of The New Moon）中描写了死亡集中营的情景，还讲述了与一位擅长利用工程学创造“幸免奇迹”的“新西兰青年军官”一起大胆冒险的经历：为了给小型收音机找零部件，凡·德·普司特和菲利普斯，还有一位叫唐纳森的军官一起闯入了集中营长官的办公室，收音机刚一修好，就播放了“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战争即将结束”的新闻。菲利普斯仪“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菲利普斯回到了伦敦，他的学业已经荒废了太久，于是他选择到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他开始学习社会学，课程中包含了一些基础性的经济学知识。当时，宏观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中，工程学风格的数学方程方兴未艾，而菲利普斯恰恰对这些很感兴趣。于是，他逃掉了社会学课程，全心埋头于伦敦郊区房东克罗伊敦太太的车库中，致力于将老师们在学校黑板上写下的方程应用到水力学上。
詹姆斯·米德曾是菲利普斯的老师。当前程似锦的菲利普斯选择放弃社会学，向他递交了一份将经济学微积分应用于水管设备的研究计划时，米德显然非常惊诧。然而，也正是得益于米德的帮助，菲利普斯才有机会让震撼人心的菲利普斯仪得以登上1949年末罗宾斯讲座的大雅之堂。要证明自己不是学术上的蠢材，而且还能对宏观经济学的美丽新世界有所贡献，这是菲利普斯的大好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
讲座开始了，菲利普斯烟不离手。他先是在一排有机玻璃管和有机玻璃槽后面弄来弄去，之后又打开了从报废的轰炸机上拆下的泵。粉红色的水涌入仪器最上方的槽中，之后慢慢流入下方的各个容器。泵不停地发出像厨房搅拌机一样的刺耳声响，这种背景音贯穿菲利普斯展示仪器功能的整个过程。
看到此情此景，与会的教授们都大吃一惊。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菲利普斯非同寻常的教育背景，可能就不会这么震惊了——通过函授课程学习微分方程；当学徒时学习水利工程；从小在农场学会的后来又在新加坡保卫战中升华的废物利用技能（那个泵可不是他从报废轰炸机上拆下来的唯一部件，就连仪器上的有机玻璃槽都是取材飞机的舷窗）——当然还有他的勇气。
菲利普斯的仪器运转良好。5分钟后，所有与会者的情绪都被菲利普斯的发明点燃了：这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首个计算机模型！
MONIAC液压计算机，全称国民收入模拟计算机，现在俗称“菲利普斯仪”，它能够利用水力学代替微分学批量求解方程。它只是台简易计算机，但又那么非同寻常。它能够在几分钟内同时解出9条方程，这是人工手算无法做到的。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数字计算机尚未应用于经济学模型的求解，这一工作仍然要依赖于一屋子的人工“计算机”——通常是女性加算草纸和机械计算器构成了一间数学打字间。电子计算机要向MONIAC一样求解经济模型还要等到多年以后。MONIAC Mark II是MONIAC的加强版，其复制品不仅广销剑桥、哈佛和一些积极进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甚至福特汽车公司也成了它的拥趸。
今天，高约2.1米、宽1.2~1.5米的MONIAC Mark II仍然让人印象深刻，只是已经颇为古老了。仪器中心是一根有机玻璃柱，被堤堰和闸门横断形成许多高约30厘米的隔间。柱子的界面上整齐地标注着“税后收入”“消费支出”和“国内支出”。其中，一个小型鱼缸大小的隔间上标着“投资基金”，一个用肉色塑料刻成的堤坝上标着“流动性偏好方程”，仪器的顶角处挂着两卷纸，随着与各只浮子相连的4支笔缓慢下移，记录经济起落的波动曲线就形成了。仪器的背面藏着几根像是（也可能就是）从废旧洗衣机上拆下来的塑料管子。仪器的底部放着一个标有“国民收入”的大水槽，槽中伸出一根细管与顶部相连，以便于“货币”的重新注入。
如果说MONIAC是菲利普斯精湛的工程学技能的结晶，那么他如有神助的灵感——可以将水力学用于求解复杂的方程组——则展示了他的天赋异禀。当然，水力计算机并不如后来的电子计算机那么稳定，每个方程必须经过处理才能输入MONIAC的流量控制系统，整套设备也必须置于方形的有机玻璃中，摆在整齐的白色架子上，一边放着温度计似的刻度尺。每条方程均被单独置于不同形状和角度的有机玻璃沟槽中，整齐地支撑着在黄铜轨道上自由移动的栓销。每个栓销都与一个浮子和闸门相连，因此，当水槽中的水平面升高，栓销就会上移，同时，根据沟槽形状的不同，栓销也会产生侧移，从而使得闸门打开或者关闭。根据当时人们对英国经济事实的认知，菲利普斯对方程进行了仔细校准，比如：人们会将收入中的多大比例用于储蓄，或者是经济中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总体反应。此外，菲利普斯还吃惊地发现，仪器的误差在2%以内——由于当时的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所限，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所需的精确度。
对于专家们来说，菲利普斯的仪器并不只是一台制作精巧的机器，它还包含着经济学上的创新。比如，当经济中的变化引起原均衡点向新均衡点移动时，这台仪器就显示了一段时间内将出现的波动，这些都体现在那4支笔所描绘的曲线里。对这些波动和转变的预测要远远领先于理论学者们，他们当时还只能忽略这些动力学过程，甚至直至今日也不能完全处理好这些问题。再比如，MONIAC能够处理浮动汇率问题。今天，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相互之间都采取浮动汇率，但在菲利普斯生活的年代，各国都试图把货币相互挂钩，或者是与黄金挂钩。
很快，伦敦经济学院向菲利普斯抛出了橄榄枝。他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晋升为教授，后来又在英国身居高位，这对于一个并未获得荣誉学位和任何经济学学位的人来说很不简单。
由于计算能力强大，设计精巧独特，MONIAC在当时广受青睐。仪器甚至先后在幽默杂志《笨拙》（Punch）以及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的小说《赚大钱》（Making Money）中受到赞扬。此外，MONIAC还成了很好的教学辅助工具：在伦敦经济学院，詹姆斯·米德曾把两台分别代表美国和英国的MONIAC连接在一起，将其中一台的“出口”管与另一台的“进口”管对接，用以建立国际贸易模型。当时，米德让学生成对扮演英国财政大臣和美联储主席，通过控制利率水平或其他变量从而增加各自国家的国民收入。得益于米德课程的未来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中，可能就包括美联储最成功的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最终——不可避免地——MONIAC计算机被时代淘汰了。一位剑桥大学的工程学教授艾伦·麦克罗比（Allan McRobie）修复了一台MONIAC，现在，仪器一切运转正常。在菲利普斯祖国的中央银行——新西兰中央银行，也还陈列着一台MONIAC计算机。直至1992年，伦敦经济学院都还在使用MONIAC作为教学工具，之后，学院把它捐献给了伦敦科学博物馆。在那里，它与为纪念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诞辰200周年而建的大型差分机相对陈列展出。宏观经济学仪器的修复
菲利普斯仪中大量水流的来回流动生动地模拟了宏观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中资金流量和存量的思考。宏观经济学家们凝神思考着不同类型支出的购买力：私人消费、政府支出、投资、进口产品购买。这些资金流量不仅会主动增加或者减少，还会像水流一样，因被堤坝拦截而改变方向，或者因人们的选择，特别是那些能够左右利率、税收，以及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政策制定者们的心血来潮而减少。
菲利普斯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但他也无法彻底解决应如何保持宏观经济长久平稳运行的难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被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的阴云笼罩了。这场经济危机并不如大萧条严重和持久，但并不妨碍我们将两者相比较。与大萧条一样，本次衰退也催生了许多措施的出台。我们再一次需要经济学家们对失调的经济抱有与菲利普斯对报废卡车相同的态度：坚信我们能修复它。
但是，要想修复经济，我们首先要了解经济，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本书不会声嘶力竭地呼唤措施出台，不会疾声厉色地列出严惩名单，也不会像其他畅销经济学读物一般，提供个人和商业生活的实用指导思想。（上述内容详见其他书籍——也可参见我已出版的几本书。）如果本书恰巧提供了你所需要的生活指南，那么对你而言，量化宽松将与量子物理一样有用。
反而言之，日常生活的经验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经济运行几乎毫无助益。尽管根据个人的家庭或企业管理经验可以推知整个现代经济管理方式的想法十分诱人，但是，这种想法将使我们误入歧途。如果保持经济体的平稳运行与保证个人账户的收支平衡一样简单，那我就完全没有必要写这本书，而读者也不会产生阅读兴趣。
在本书中，我将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地探求整个经济系统的细节。我希望能够与读者共同发现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此外，我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改进的方法。
最后，鉴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请别介意我毛遂自荐担任向导。[1] 印第安纳·琼斯：电影《夺宝奇兵》系列男主角，极具勇气和行动力，是美国荧屏经典的英雄形象。——编者注[2] 约合98磅，44公斤。——译者注第1章经济的使用指南“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犯的小错，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犯的大错。”——P. J.奥鲁尔克（P. J. O’Rourke），《吃掉有钱人》（Eat the Rich）等等——经济怎么成我的事儿了？
放松。我知道这事责任重大，不像圣诞节一样一年才过一次，经济可要天天关心。你如此勤奋，学习的热情又如此高涨，所以经济学当然是你的事。是吗？
当然，否则你怎么会买这本书呢？你准能行！但我从没学过经济学啊！
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许多手握世界经济重权的大人物——比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他们是学过的。伯南克不仅学过经济学，还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但也有许多世界经济的操控者们并非科班出身。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和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均主修历史。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法国总统奥朗德（Hollande），以及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曾是位化学家。怪不得世界经济一团糟！我可不会让经济学家去研发工业化学品或是在法庭上辩护！不过话说回来，律师和化学家又怎能掌管经济啊？
你对经济学家们还算客气。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事情之一就是，尽管经济学很有用，但要掌管经济，它还远远不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大家必须同时拥有许多超人的天赋……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身兼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数职。他必须能够在符号和文字间自由转换。他必须能够见微知著，并将抽象与具体熔于一炉。他必须研习前车之鉴，并引以为后事之师。人性和习俗中的一切都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干这行不是件容易事儿，但你得承认，这工作听起来还挺有趣的。好吧。那么——从哪开始？
我已经领你坐进驾驶室了，现在，咱们就从仪表盘开始吧。经济运行的速度如何？是在加速还是减速呢？
你很幸运，政府有一小拨统计员负责报告这些信息。这可不是谁都能享受的待遇。简单回顾下历史，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数据的搜集，但直到最近他们才格外渴望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想知道人们收入几何，以便准确征税。因此，历史上的数据搜集行为有很多：如屋大维（Caesar Augustus）的著名普查——“居里扭普查”，2 000年前，就是它导致马利亚和约瑟不得不因赋税而移居伯利恒；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 of 1086）是征服者威廉一世对新臣民的财产以及应课税价值的调查记录；17世纪60年代，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首次对英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计，佩蒂所得的结果是一年4 000万英镑，虽然该数据并不等同于一国财富或者金银储量，但还是被看作是最早的“国民收入账户”雏形。从客观上讲，这是很有益的认知进步，但就主观目的来讲，由于它是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u）为掠夺爱尔兰的国民收入来犒赏将士所带来的，也就没那么光彩了。
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或许再加上爆发战争的风险——才使得政府真正开始出于修复经济运行问题的目的而关心经济统计，不再是为了瓜分经济。（这并不是说政治家不再醉心于瓜分经济，而只是说透明性和民主性对这些不良欲望起到了约束作用。）大萧条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这场危机实在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较之以前负有更大的民主职责。比如，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为总统，是期望他能够终结经济危机。但是呢，人们不仅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如此严重和持久，甚至也很难弄清经济运行的细节。比如，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福利支出来缓解失业带来的影响，或者通过直接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创造就业来解决问题。但失业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当时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此罗斯福政府开始关注这些数字的搜集统计。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现代经济数据统计先驱中最著名的一位，后来他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建立了“国民收入账户”系统，该系统将经济中的全部收入或者全部产出相加（二者将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是一套富有逻辑一致性的框架。国民收入账户的核心是名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数据，简称GDP。它可以衡量经济中全部产出的总价值。比如，目前全世界GDP总计约为70万亿美元，所有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石油和风能、美发和巴西蜂蜡、大米和炸鸡翅，以及全世界的全部其他产出合计价值约为每年70万亿美元，也就是人均约1万美元，但事实上人均收入差异相当大。再等等。这只是钱而已。巴西蜂蜡的货币价值可能抵得上一个贫困家庭一周所需的食物。
你说得太对了。事实上，如果巴西蜂蜡质量够高，相比较的家庭又极端贫困，那么蜂蜡可能抵得上一个月的食物。当使用“价值”和“抵得过”的说法时，我并不是指美学价值，也不是指实用价值，更不是指这些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满足感。国内生产总值并不包括这些模糊的概念，因为不同个体对这些概念的主观理解可能不尽相同。我们能够进行客观度量的是，一个人愿意为某样东西支付的价格。如果一本《圣经》与一本《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或者本书的价格相当，那它们对GDP的贡献就是完全相同的。那不是多少有些不合适吗？如果让我来管理经济，那我要说，比起巴西蜂蜡，我更关心穷人生存所需的食物。
这想法值得表扬。确实，这是多少有些不合适，但它也有长处。如果你像西蒙·库兹涅茨一样，想用一个数字衡量经济的规模，那么，将所有东西用同一单位来衡量是简单易行的办法。不妨这样想，就像重量一样，你的大脑可能不到1 500克重，而一包糖一般重约500克。尽管对你而言大脑要比三包糖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重量是个没用的概念。但是对我而言，如果人民的福祉最重要，那应该关心的可远不止GDP增长率而已。
没错。我很喜欢一句名言：“GDP所衡量的国民收入水平不能代表一国的福利水平……对‘更高’增长目标的追求应该具体到什么更高和为什么更高。”这一简明扼要的阐述正是来自西蒙·库兹涅茨本人。他创造了GDP这一指标，但也从不认为应该用它衡量社会福利水平，任何人也不应该。
当然，或许你想更直接地衡量社会福利水平。没问题，不过有点困难。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的做法，以“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作为衡量指标：它是对个人收入、教育年限，以及预期寿命的加权平均。你也可以衡量贫困率或是收入不均等情况。你还可以衡量一国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其幸福程度。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但现在，我的想法很简单。你关心环境污染？很好，但你发现了吗？一般情况下，富裕国家的环境状况是否会比中等收入国家好一些？你希望人们获得良好的教育？这很好，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更能负担得起优质的教育体系呢？你希望人们实现温饱，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更容易出现饥饿呢？我可以继续举例，但我想你已经明白了。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增长——但除非是激进的改革派，否则可能必须承认，只有以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保障才能考虑其他方面。
既然在讨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问题，那么不妨对GDP和人均GDP进行区分。如果仅考虑GDP——也就是经济的总体规模——你就会发现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5年，它的GDP约为16万亿美元，高于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的中国（10万多亿美元）和日本（约5万亿美元）的GDP之和。全部欧盟经济体的GDP之和约在18万亿美元，其中，德国的GDP最高。再加上其他几个万亿级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和韩国——以上这些国家几乎构成了世界经济总产出的绝大部分。但还要考虑到卡塔尔和瑞士之类的国家，它们的GDP总量并不大，但人均GDP水平却非常高——远远高于诸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甚至是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人均GDP的几倍。
顺便一提，“人均”就是平均每人的意思。那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用“per capita”而不是“per person”来表达“平均每人”呢？
我想“person”一词让经济学家感到紧张。要知道，任何真正关心人民的人都不得不关注GDP，考虑下经济衰退下的人民吧。（顺便一提，经济衰退是指GDP连续多月走低的时期；经济萧条则是指GDP在经济衰退后连续多年走低或停滞不前。）成千上万人面临失业，或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并不喜欢的工作。失业对人们的伤害远不止收入降低这么简单，正在蓬勃发展的“幸福经济学”研究表明，失业正是最令人郁闷的境遇之一。就算没有幸福经济学，我也知道失业糟透了。
好吧——了解失业到底有多糟非常重要，同样，了解失业较之其他经济灾难，例如通胀有多糟糕也非常重要。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htur Okun）曾提出“痛苦指数”的概念，将失业率与通胀率相加，比如，如果两者均为5%，则痛苦指数就是10。但这只是奥肯的思想实验而已，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其所带来1的痛苦程度将4倍于通胀率的增长幅度。
你会发现，这些听起来很抽象的数字对于衡量经济问题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我们也可以脚踏实地地通过实验观察这些影响。比如，2012年夏天，一个来自波士顿东北大学的黎巴嫩籍的年轻博士兰德·吉亚德（Rand Ghayad）通过电脑程序生成并寄出了4 800份求职信，分别去申请分布于全美600个不同行业的不同职位。我知道就业市场很紧俏，但这也太荒唐了吧？
非常有趣。事实上，吉亚德只是为了进行一项研究，他毕业时恰逢经济衰退时期，而他没有找到工作。他寄出大量求职信是为了探究雇主会对怎样的求职者感兴趣。4 800份精心虚构的求职信内容大致相同，但在以下三项内容中有所不同：求职者是否曾有相关从业经验；求职者是否曾经常跳槽；求职者是否曾失业6个月以上。
结果不足为奇，近期的相关经验是求职者的加分项，而经常跳槽的经历则会减分。然而，长期失业的影响却令人吃惊。没有行业从业经验但失业时间短于14周的求职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要比具有相关从业经验但失业时间长于6个月的求职者高出3倍以上。显然，雇主宁愿录取没有相关经验的求职者，也不愿录取长期失业的求职者。这是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因为，一场经济衰退加上错过几次机会，就会使条件很好的求职者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甚至是永远失去。一场经济衰退会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可能留下长期伤痛。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韦希特尔（Till Marco von Wachter）的一项研究也能说明这点。他对在恶劣的就业环境中求职的特定群体进行研究——比如，那些在大裁员中失去工作，或是刚刚毕业的求职者。他发现，如果这些求职者在经济衰退而非经济振兴时期找工作，那么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可能都比较低。部分问题在于，人们会接受不太想从事的职业，这一点可以理解。他们将在不合适的岗位上积累技能、经验和人脉。在韦希特尔所观察的那次经济衰退结束10年后，经济衰退时期和振兴时期求职者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
经济衰退还会带来无形成本。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表示，经济衰退会带来道德问题：人们会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慈善捐款会减少；种族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偏执和狭隘思想会兴起；进而造成反民主势力的抬头。正如大萧条之后，希特勒出现，“二战”爆发，这显然就是一例。弗里德曼认为，即便是在小型经济衰退时期，相同的反民主势力也会悄然抬头。
这些问题都很严峻，应该引起重视。但仅仅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搞清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它为何会衰退，以及应该如何扭转颓势。好吧，我应该努力使经济摆脱衰退。那么，请告诉我，经济为何出现衰退？
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找到衰退的原因，比如国家遭遇剧烈动荡——战争或改革，或者尽管不那么戏剧化，但影响毫不逊色的主要出口品价格骤降，这些都可能造成经济的衰退。我们将在第6章继续讨论这些问题。有些时候，造成经济衰退的原因并不明确。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经济学家备感头疼。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经济史。20世纪70年代，忽略通货膨胀，日本经济曾在3年内增长超过了20%。或许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想想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它相当于每5个工作日产量就奇迹般地多出1天的产出。3年内就有这样的进步很不简单。但在1974年，延续3年的经济增长没能继续，日本经济事实上有所收缩。除去这一年，日本经济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了年均4%的增长。但在过去20年中，其增长率每年仅为1%。过去几十年，这一改变的效果是累加的：如果日本经济延续了年均4%的增长率，则其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将是现在的两倍。这令人难以置信。
显然，经济学家并不清楚应该如何阻止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如果我们清楚，经济衰退就不会出现了，而你也无须阅读本书了。但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有关如何理解、防范和治愈经济衰退的知识。本书前三分之二的内容就将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介绍。三分之二的篇幅！可真不少。你确定没有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吗？
世界上将有很多人告诉你，有。比如：把货币与黄金挂钩！永远保持收支平衡！保护制造业！打击官僚作风！诸如此类。你大可以忽略这些人，因为任何坚持认为掌管现代经济易如反掌的人都只是门外汉。
比如，我们来看看你可能听过的极具吸引力的简单办法，它们应该分别来自政界的左右两翼。首先，左翼顾问告诉你，应该雇用10万临时劳动力建设公共工程，比如挖掘排水沟。他说，这将提高就业，刺激经济。听起来很有道理——还有什么比雇用劳动力和增加就业更明显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呢？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啊。
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些工人从哪儿来？如果想要雇用10万人，不一定就有10万人正好坐在那儿等着你。你可能发现，你需要和私人企业争夺劳动力，人们可能会跳槽离开现在的岗位，因为你开出的条件更具吸引力。工资水平随之提高，对于那些就业者而言，这是件好事，但私人企业可能会选择用电脑代替呼叫中心的员工，用自动清扫器代替清洁工，用自动结账机代替超市收银员。或者，私人企业可能出现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都是因为你搅和了劳动力市场。
此外，雇用10万人的钱从哪儿来？或许你想提高税收，但纳税人口袋里能支配的钱就少了。或者，你想通过借贷，但这也将推高利率，促使人们多储蓄少消费。你还觉得这办法很有道理吗？
别误会。你的顾问的建议也可能会奏效，但也有可能带来的伤害比好处多。在听取建议之前，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经济如何运行。
为了避免你认为只有左翼的“常识”会适得其反，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信奉者——右翼顾问可能会给出的建议：通过削减税收刺激经济。同样，这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如果削减税收，人们口袋里留下的钱会更多，由于能够享受更多的劳动果实，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将更高涨。但同样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旦削减税收，公共支出将更多来自借贷。这些借贷从哪儿来？肯定会从别处来，或许就来自原来那些纳税人的口袋。因此，他们可能认为政府财政赤字将最终带来税收的增加，进而将减少消费。
同样，这个顾问的建议也可能会奏效。我认为，关于建议是否奏效的推理故事中存在种种曲折迂回。对经济的简单而常识式的认知尽管诱人却十分危险，因为，宏观经济学中，在任何肉眼所能观察到的显著变化的背后，几乎总存在着与其密切相关但又非常隐蔽的其他变化。
这一权威论断来自法国经济学家、作家、国会议员弗雷德西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50年，巴斯夏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书名很简单——《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看不见的。“在经济领域，一个举动，一种习性，一项制度，一部法律，其所带来的影响都很复杂。在这一系列影响中，最初的那个最为直接，与其起因同时出现，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其他影响将次第出现，那是我们看不到的。如果能够预期，将是幸事。”这是该书的卷首语。
此后，巴斯夏描述了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思想实验之一：意外失手打破一扇窗户是否如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将刺激经济。当然，打破的窗户会增加对玻璃安装工人的需求。巴斯夏写道，如果孩子打破一扇窗户，那么“玻璃安装工人会来，安装玻璃，收取6法郎费用，暗自高兴，并在心中称赞那个不小心的孩子。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我们看不见的是，本应以6法郎卖出一双新鞋的鞋匠没有得到这笔钱，因为这钱花在了换窗户上。鞋匠，或是小店店主，或是房东，或是本来可能赚到这笔钱的其他人，他们很容易被忽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不管是我们还是他们都永远不会发现，他们被替代了。甚至连那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不会发现：在他们心中，这6法郎并没有什么别的明确用途。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月月底，他们厨房架子上零钱罐子里的钱变少了，所以他们会少花一些。
但是——抱歉还要强调一遍——并不是说打破窗户一定不会刺激经济。它可能会刺激经济，但因果链条其实比单纯地考虑玻璃安装工人的收入将增加6法郎要长得多，复杂得多。好吧，我懂了。非常有趣。你把经济交给我来掌管我很荣幸，但是，就没有别人想干这工作了吗？
想逃可没那么容易。当然，宏观经济学是一门不用心就会麻烦缠身的学科。但诸如菲利普斯和凯恩斯这样的宏观经济学大家都是行动派：他们想要了解经济，是因为想要改变经济，或者说想要重新组装，使其更好地运行。我们不能刚刚踏上征程就放弃，不能看到前方目标的艰难复杂就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而且，如果仅仅掀开发动机盖，用锤子随便敲两下，我们也无法发现“结构性难题”。相反，我们必须努力探究经济如何运行以及经济偶尔运行不畅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经济看作一个系统，探求“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看得出来，你有点儿害怕。那就让我给你讲个激励人心的故事鼓舞士气吧。第2章保姆合作社的衰退“由于几周前我们决定以树叶作为法定货币，当然我们已经非常有钱了……但是，由于树叶俯拾即是，我们也面临着小小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就是说，我想现行的比率大概是，三个大型落叶林只能买一小点儿花生。所以，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树叶很快升值，我们将开始大量脱叶工作，并且将，呃，烧掉所有的树林。”——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我要讲述的激励人心的故事涉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一次经济衰退，它的产生完全归咎于美国政府的核心——国会。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吃惊呢？
我想最好还是先说明这点：这不是美国经济的一次普通衰退，而是一个叫作“国会山保姆合作社”的保姆圈子的衰退。这个合作社由互相帮忙照看婴儿的家长组成，成员大多是在国会工作人员——这正是合作社名称的由来。这个保姆合作社由大约200个家庭组成，因此，要记清谁欠谁几个晚上的照看任务需要烦琐的记录工作。因而，他们使用一种类似货币的票证，或称为“保姆券”来代替。合作社向每个成员家庭发放40张保姆券——这些票证的作用类似货币，每一张均代表半小时的保姆服务，在高峰时期则代表15分钟。成员家庭之间通过支付保姆券的方式获得保姆服务。如果退出合作社，则需要将所有保姆券还给组织委员会。（如果你曾听过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好打嘴仗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但这故事里有个重大转折，所以听过故事的人要自觉做好心理准备。）
要想了解问题的根源，不妨将自己想象成刚刚加入合作社的新成员。手握40张保姆券，你心想：“嗯，这只够高峰时段10个小时的保姆服务而已。可不算多。周末我想带另一半去吃个饭看场电影，这就要花掉5~6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周我们临时受邀出席某项重要活动，紧急需要保姆服务，保姆券不就不够了吗？这样一想，周末还是不要出门了。还是应该先照看几晚上孩子，攒些保姆券。”非常合情合理。
这想法太合情合理了，所有成员都是这么想的。这样一来，早入社成员的保姆券数量也不再遥遥领先。事实上，由于合作社在管理上存在缺陷，普通成员持有的保姆券不足40张。不仅是新成员更愿意待在家里照看孩子积攒保姆券——所有人都抱有相同的想法。但如果大家都选择不外出，谁又能获得看孩子的机会，赚取保姆券呢？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机会积攒保姆券，也都不愿意外出。合作社本来是想形成自我循环的永动圈，每对夫妇保姆券的支出将成为其他夫妇的收入。如果成员都几乎不支出，自然也就不会形成收入。
合作社以保姆圈的衰退告终——这场衰退恰恰能帮助我们看清经济衰退的本质。抛开战争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衰退不论，仅考虑那些没有明显病灶的衰退实例。经济中的要素数量并没有改变：厂商、办公楼和路桥的数量并没有骤降；金属和化石燃料的储量也并没有枯竭；劳动力也并没有出现生产或服务技能的集体失忆；企业家愿意雇用更多劳动力，生产更多产品，失业者也愿意走上岗位，赚钱和消费。但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就是无法正常运行。相似的，保姆合作社中的国会工作人员都希望保姆合作应蓬勃发展——也就是每个周末外出聚会和照看婴儿交替进行。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每个人都得待在家里，郁闷而沮丧地照看着自己的孩子。
合作社主要是由律师负责运营的（这可是在华盛顿），所以他们想通过硬性规定终结衰退。“他们认为，有些成员在逃避责任，外出次数过少，不爱社交，这一风气破坏了合作社的运营。”琼·斯温尼（Joan Sweeney）和理查德·斯温尼（Richard Sweeney）在其著名的论文中写道，该文于1977年发表于货币经济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货币，信贷和银行业务杂志》（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斯温尼夫妇中一人是财政部中层管理人员，专司货币研究；夫妇二人都是国会山保姆合作社成员。）“合作社开始强制推行每6个月必须外出的规定。我并非‘聚会动物’，但‘每年必须外出两次’也不难做到。如果强制合作社成员丰富社交生活是为了刺激保姆经济的发展，那当时的情况一定是非常糟糕了。”这就是鼓舞士气的故事？规定奏效了吗？
规定没能奏效。但最终，合作社委员会放弃了无效的强制手段，转而采用市场手法，这回终于奏效了。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多多印券。具体来说，多发给每个成员10个小时的保姆券，新成员在加入时也多获得10小时的保姆券，但在退出时则仅需偿还20小时。曾经很少且不断萎缩的货币供给现在变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神奇的是，衰退结束了！
这个故事之所以出名有很多原因。首先，它表明，即便是在简单经济中——仅由几百位想法相似的成年人和持有每个成员手机号码和地址的组织委员会组成，相互交易单一产品——都可能很难管理。其次，它表明，即便仅仅是个故事，通过精心选择，都能揭示经济运行的道理。
但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货币政策的改变——改变经济中的货币供给——简单直接地扭转了经济衰退。过程很简单：经济衰退了，中央政府凭空变出一堆货币（更准确地说，是纸币），经济衰退结束。当然经济衰退会结束了。如果能够印钞，大多数经济问题都能得以解决，不是吗？简直易如反掌。
你的想法很有趣。你是经济的掌门人。想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真的吗？
当然。你甚至根本不用印出来。你可以直接给中央银行打电话，比如美联储或者英格兰银行之类的，命令行长在中央银行电子账户货币总量的数字后面加几个零就行了。中央银行就是负责决策经济中货币数量的。好吧——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读关于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书呢？印钞不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我还以为本章开头引述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内容已经让你清醒了呢。在他小说中的虚拟经济里，人们将树叶作为法定货币。这种货币供给可够多的，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理解经济如何运行，首先要知道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基础——劳动力、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印钞是不能增加工厂或者工人的。但在保姆合作社的例子里，印钞确实解决了衰退问题。
确实，这也正是保姆合作社的故事诱人的地方。我所说的那些生产要素没有改变：有想要外出的家长，也有愿意在家照看孩子的家长。而要打破保姆贸易中存在的潜在约束，合作社委员会需要印制数量恰当的保姆券——要注意，保姆券从头到尾都只是用于记录谁照看了孩子，谁外出了的凭证而已。印钞确实奏效了，尽管这一事实非常明确，但也的确令人惊讶。下面我们就对此进行解释。
但首先，我得先谈谈克鲁格曼教授，正是他使得保姆合作社的故事扬名宇内。他曾写道，斯温尼夫妇的故事改变了他的人生。“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正是它帮助我在危机面前保持冷静，在衰退时期怀1有期望，打败一切宿命主义和悲观主义。”
我猜想，这则故事之所以对克鲁格曼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正如凯恩斯所提出的“结构性难题”比喻一般——它揭示了衰退并不是无法平息和无法避免的。它们不一定源于经济结构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或技术问题。衰退或许也有简单的技术原因，其解决办法或许也是简单的技术手段。斯温尼夫妇的故事是菲利普斯精神的有力证明：如果机器坏了，掀开引擎盖，找到病灶，加以修复，这就行了。我和克鲁格曼一样受到了鼓舞！这下放心了——这工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
啊哈。我说过的意外转折的时刻到啦。很不幸，这个故事比克鲁格曼教授复述的版本要复杂一点。在他的著作《现在终结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他没有提到故事的结局。唉，结局可不太好：合作社搞砸了货币改革。他们从保姆券存量太小且不断萎缩的情形矫枉过正到了存量正好——但不断增加的情形。斯温尼夫妇在其论文中写道：“没过多久，自然就出现了保姆券过多，成员们都想外出而不愿照看孩子的局面。”
之前是没有人愿意外出，现在变成了没有人愿意在家。结果都差不太多：保姆合作社再次出现衰退。由于印刷保姆券实验的失败，合作社委员会不愿意继续采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而是又一次采取了粗暴的行政手段。斯温尼夫妇在1977年的论文中硬生生地写道：“可以考虑组建一队人马，探究成员们为什么不想照看孩子。”还真是“谢谢”您。先给了我希望，再把它抢走。
别这么泄气嘛。我们还是可以乐观看待这个故事的。我们讨论的是由华盛顿的律师们掌管的合作社——他们可不懂货币政策的事。合作社其实是个简单的经济系统，组委会要做的其实只是发放恰当数量的保姆券而已。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实世界中的货币当局的职员都是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水平要高多了。（我想大家都同意一群华盛顿的律师有能力搞垮任何事物，区区一个保姆合作社的崩溃已经是万幸了。）
从另一方面看，当然，你可能会说，国会山保姆合作社较之拥有超过3亿人口、国际贸易数量庞大、金融部门错综复杂的21世纪的经济体要简单太多。即便是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可能也很难保证货币数量适宜。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保持乐观了，不是吗？即便很难保证细节的精准，主题仍然不变：原则上可以通过印钞刺激经济。
因此，我们应该弄清为什么印钞可以刺激经济。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价格黏性。什么黏性？
价格黏性。仔细想想，如果价格能够随供需双方的竞争力完全自由调整，则经济中的实际货币量就完全不起作用了。保姆合作社是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成员都渴望照看孩子积累保姆券，没有人愿意外出，那为什么人们愿意提供6小时保姆服务而仅获得3小时保姆券呢？归根结底，这其中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保姆券数量不够——而是他们持有的保姆券不够换取足够的保姆服务。如果人们愿意忽略保姆券的面值（30分钟的保姆服务），而一致认同每张保姆券可以换取1小时保姆服务，那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价格具有黏性。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价格黏性。想象你在玩大富翁，而银行这时没钱了。这本不该发生，银行可以没有私人房屋和旅馆，但不应该没有现金。如果常玩大富翁，确实有时可能出现银行没钱的情况，那么游戏就被迫结束了。如果提供无限供给，游戏就真的可以一直玩下去，而不仅是觉得可以一直玩下去而已了。大多数玩家会选择打欠条或者寻找更多筹码解决这一问题。你看，我变！变出新货币来，游戏就能继续了。
但还有个奇异的方法：玩家也可以同意将游戏中的资产重新标价，进而1英镑将价值2英镑，5英镑价值10英镑，500英镑价值1 000英镑。所有租金将减半，所有物业或私人房屋及旅馆的价格也将减半：购买滨海大道或者梅费尔区仅需200英镑，而不再是400英镑。但由于所有价值都同时发生改变，物业的真实价格其实并未改变。这就是“名义”上的改变。所有玩家都将其持有纸币的一半交给银行，但同时大家都没有变穷。
从逻辑上讲，这就相当于创造了更多货币，这是只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才会给出的建议。由于价格实际上无法平滑调整，有些时候中央银行需要印制更多钞票。为什么价格具有黏性？
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考虑如下情形：一家小复印店以18美元的时薪雇用了一位雇员已满6个月。生意还算不错，但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造成失业增加。其他小店铺现在都以14美元的时薪雇用员工从事与该复印店雇员相似的工作。复印店店主将把雇员的时薪2调整至14美元。这太缺德了。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曾与人合著过一篇论文，探讨公平感如何制约我们的行为，特别是价格和工资如何变化的问题。卡内曼及其同事向人们描述上述情形并发现83%的人认为店主的做法不公平。有趣的是，这正是我们渴望公正的表现。归根结底，在技能相似的情况下，复印店雇员的时薪为18美元，有些雇员时薪仅为14美元，可以说这是不公平的。雇主必须支付高于市场通行的薪水水平，这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不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些冷静的思考都在情感上都没有什么感召力。人们本能地认为是雇主将工资水平从每小时18美元降到了14美元，这说明雇主很自私，很贪婪。
这种情绪反应足以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理性的复印店主除非非常必要，否则不会选择削减工资。为了避免尴尬、保存面子，或者为了避免雇员离心、罢工或是捣乱，他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基本的人性会带来对削减工资本能的抗拒。但这种情绪会带来正反两方面效应。或许店主想要再雇用一名店员——如果以市场通行工资水平，两位雇员每小时需花费32美元，这比以每小时18美元雇用一位雇员要划算。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店主甚至很难以低于第一位雇员的工资，即14美元每小时雇用另一位雇员，因为给两位员工以不同的待遇水平无疑是在自找麻烦。可能更好的选择是把钱花在购买性能更优的复印机上。
上面的例子表明，一个看上去像是卡内曼这样的心理学家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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