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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4 01: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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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朔,陈天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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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

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试读:

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秦朔 陈天翔 著中信出版集团Peter Ma is one of the truly extraordinary entrepreneurs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knowing and admiring over the course of my career. Peter founded Ping An and then built it into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is is a remarkable story of of ingenuity, perseverance and leadership which is all the more compelling because it is also a story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Henry M. PaulsonFormer US Secretary of Treasury and Former Chairman and CEO,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Peter(马明哲先生)是我专业生涯中曾有幸合作且令我敬慕的一位杰出企业家。他从一无所有创建了平安,并成功地将其建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之一。平安的成长故事是一个不断创新、坚韧不拔和展现超群领导力的壮举,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缩影。亨利·保尔森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高盛集团前董事长兼CEO推荐序一创新不止 平安长青前中国保监会主席 吴定富四十年来,我国保险业主动置身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行业全体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深刻变革和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道路。保险业已经成为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优化金融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以及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我有幸见证、亲身参与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深感欣慰和骄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平安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在诸多领域勇于创新,为行业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探索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堪称行业改革排头兵。秦朔先生等创作的新书《无止之境》首次系统、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平安自成立至今30多年的发展历程,再现了众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很多故事读来备感亲切,历历在目,非常精彩。我与中国平安结缘于20多年前,我当时任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平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勇于挑战,敢为人先”,这一点至今未变。平安用30年的时间,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性产险公司,成长为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科技型综合金融集团,这从不同角度,可以给出多种解读。我曾多次带队到平安调研,我以为平安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其科学高效的公司治理、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和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近年来,我很高兴地看到平安与时俱进,开创性地推动“金融+科技”“金融+生态”的发展模式。中国平安堪称中国保险业改革创新的一面旗帜。我相信只要创新不止,平安一定能够基业长青。中国平安的发展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生动写照。平安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未来,希望能够出现更多的“中国平安”,为中国保险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推荐序二生命力源于不断的自我革新汇丰控股集团主席 杜嘉祺(Mark Tucker)作为平安的老朋友,我与其创始人Peter(马明哲先生)既是业务伙伴,也是莫逆之交。在亚洲工作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现代保险业从萌芽到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以及平安从默默无闻的小产险公司到全球优秀金融集团的历程。秦朔博士等创作的著作,为我们观察平安提供了一个全景且独特的视角。感谢秦博士邀请作序,我很愿意谈点自己的看法。企业持续增长的生命力,来源于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自我革新、自我提升。1986年,我加入保诚;1988年,平安成立。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逐渐关注这家年轻的、迅速成长的保险公司。2010年,我转战友邦,平安已跻身中国三大综合金融集团之一、世界500强。除了保险,平安在银行、投资领域亦蓬勃发展。2017年,我来到汇丰,平安已是全球最大保险集团、前五大金融集团,其科技业务方兴未艾。如今平安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领域跑在国际前列。三个十年,三次大跨越,三次战略升级,不断改变人们对平安原有的印象,让平安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种速度和量级的蜕变,必定经历了大大小小、伤筋动骨的磨难和变革,其中的甘苦旁人不容易体会到。这需要远见和魄力。变革要成功,首先要能提前看到大趋势、大机遇,并在大环境改变之前颠覆自己。我曾和Peter聊过,是什么促使平安不断挑战新的边界。Peter回答,是“危机感”,平安从诞生之日起,就时刻处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强烈的危机感中。这令我印象深刻。中文的“危机”是“危险”和“机遇”的结合。一家公司,不满足现状,保持警觉,主动变革,于危险中捕捉机遇,会不断激发强大的生命力。世界上成功的企业概莫如是,包括保诚、友邦、汇丰等。自我革新是一种蜕变,艰辛且痛苦,不仅需要远见,还需要准确快速的学习能力和优秀的执行能力。在中国金融业,平安第一家引进现代精算体系,学习了保诚;第一家引进寿险营销体制,学习了友邦;第一家建成综合金融集中后援平台并成为全亚洲最大,学习了汇丰……更重要的是,平安的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每次学习都有所超越,超越自己,超越行业。平安依靠集中后援平台和科技,将全球车险理赔速度,从平均十余天,提速到万元以下的案例三天赔付,再缩至一天赔付,现在是1小时内完成,令人称奇。这背后必有坚强、坚毅的执行力和推动力。我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从足球的角度看,听说有人将平安团队比成“德国战车”,称其为“平安战车”,很有趣,这应该是平安不断壮大却能保持强大执行力的关键。如今的平安已不是学习者、引进者。十余年来,科技产业渗透金融业已是事实,而Peter及其团队以对科技的前瞻思想和深刻洞察,带领这家金融公司反向进军科技界,科技赋能金融、生态赋能金融,成果有目共睹,走出了与国际大型金融集团不同的道路。平安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金融科技、医疗科技、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努力和收获,让人相信,这家公司的持续蜕变之路不会停息,生命力无远弗届。Peter有句话我也非常认同,“想得到,做得到,做到最好”。平安的确是这么做的。推荐序三最好的正在来临麦肯锡全球总裁 施南德(Kevin Sneader)自1978年邓小平先生宣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了非凡的转变,年均经济增速几近10%。这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有超过8.5亿人脱离贫困,中产阶层数量居全球首位。深圳是中国改革的典范。1978年,深圳是个落后的渔村,人口仅5万左右。1980年,深圳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现在,这座城市已成为拥有1300万常住人口的大型金融和科技中心。昔日的池塘、灰蒙蒙的建筑和为数不多的公路,现已被熠熠生辉的高楼和飞驰的高铁取代。如果将深圳视为一个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4020亿美元)将在全球排第29位。平安的故事同样令人瞩目。1988年,平安作为中国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平安和其创始人Peter很好地体现了深圳的创业文化和拼搏精神。从创立之初,Peter便希望平安不只是一家保险公司,而是发展为多元化的金融集团。他完全做到了:今天,平安已然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集团,在保险业务保持领先的同时,平安逐步进入银行、消费金融、不动产、证券、信托和资产管理等领域,成为中国三大综合金融集团之一。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平安度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经历了迅猛发展的新兴市场所通常必须面对的曲折坎坷。Peter致力于建立一家伟大且基业长青的企业,而我亲眼见证了他这种专注是如何帮助平安度过危机并持续向前发展的。Peter领导力的特征之一,是能够带领平安持续自我颠覆,与时俱进变革组织和运作模式。他具备极强的危机感知能力和机遇识别能力,面对重大抉择和改变时毫不犹豫,即便周围人都没能意识到变革的需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样做的理由将显而易见。这种战略前瞻性和自我调适能力是平安成功的关键。新兴金融科技和快速变化的消费行为是金融机构将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平安已在这场竞赛中遥遥领先,成为赔付管理、风险评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领域公认的领导者。事实上,许多麦肯锡的客户都参观过平安,学习平安的科技应用能力。这也是Peter本人的特点:他清楚地了解掌握科技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将技术应用到业务中,服务好公司和客户,无论是通过手机客户端处理轻微事故的赔付,抑或提升疾病预测能力,都是如此。我一直钦佩Peter的领导力、视野、活力和富有前瞻性的见解。他的这些特征,在几次会面中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是在一个会上,当时Peter是发言嘉宾。就在与会者落座、准备一如往常地听取嘉宾以趣事和建议开场时,Peter开口第一句就表示“在座恐怕很少人能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真是直率而犀利。随后他敦促大家抛开畏怯心理,着眼长远和大局,并且以身示范,用一腔热情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折服了众人。当然,他说的都是对的,这是他的优势。第二次见到Peter,是在平安金融中心董事会议室举行的一次小型高管会议上。我们刚落座,他就掷地有声地说道:“你们都要改变,否则一切将迅速走向完结,你们的公司就完蛋了。”他用这句话宣布会议的开始。可以肯定地说,到会议结束时,所有人对于改变的必要性,以及Peter认为需要发生的变化都已深信不疑。这本书中,通过作者的观察,我们得以再次了解Peter的商业见解和管理哲学。对此,我表示感激。过去32年,平安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我和麦肯锡也有幸参与了这一历程。对于未来,我相信——最好的正在来临。推荐序四使命驱动,持续创新——我所熟知的中国平安知名经济学家,春华资本集团主席 胡祖六在我的专业生涯中,曾有幸与许多世界级的优秀企业长期深入地合作,其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但多年来与中国平安集团的合作一直是让我感触最深,无比殊荣的经验。自高盛投资平安起,我就一直非常密切地关注跟踪平安的成长,并参与了汇丰银行战略入股、香港H股上市发行、收购深圳城市商业银行、收购深圳发展银行等,见证并参与了平安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重要里程碑事件。平安的成长之路,就像任何一个伟大企业的故事一样,并非平平坦坦、一帆风顺,而是历经过许多迷茫彷徨、崎岖坎坷、曲折艰险。但是,平安从无到有、由小变大、自弱而强,一步一个脚印,始终抱有信念、坚毅前行,终于取得了今天令人惊叹称羡的市场地位与股东价值。今天,在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大保险金融集团中,平安资产名列第一,收入和市值名列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平安是这个名单上最年轻的企业,其余多数都是国际上久负盛名的百年老店。许多国内外金融专家、政府监管官员和投资机构常问我,平安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它究竟厉害在哪里?它的商业模式或者运营管理有什么特别的奥秘?我相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秦朔先生的力作中找到丰富的线索和具有启发性的答案。而在十年前,我曾提供过于简单化、公式化的回答: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即是平安的成功秘诀。现在,还请读者恕我继续延用俗套,来解读平安的非凡成长故事。先说天时(timing)。平安创立于198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一个特殊时点。当时,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决心把中国从一个极端落后贫困的国家变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在平安挂牌成立后的岁月里,国家的整体氛围、环境非常有利于创业创新。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引下,平安这样一个本有发展冲动基因的年轻企业先行先试,能够不断冲破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多陈旧制度、政策与观念的藩篱,从而享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不难设想,如果是处于一个闭关锁国、政治动乱的年代,平安和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民营企业一样,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破土而出,或者早在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就夭折了。生逢中国改革开放盛世,受惠于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宏观红利,以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中产消费阶层浪潮的强大推引,是平安核心保险与相关金融业务成长期撞上的天时鸿运。任何商学院研究企业史的专家都不能忽视“时机”这一因素。再说地利(geography)。在众人惊叹巴菲特这样一位投资天才所取得的超人业绩时,巴菲特说他其实要感谢上帝,让他生长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倘若他生长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不管他天资如何超群绝伦,也就成不了现在的巴菲特了。其实,巴菲特不是在故作谦逊。他只是提醒人们关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因素对于企业和企业家命运的重要性。如果平安是一家在经济发展没那么快、经营环境没那么好的国家经营的公司,那么平安也成不了现在的平安。幸运的是,平安成立于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时期的中国,而且恰恰诞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深圳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争朝夕,苦干务实的蛇口精神激励熏陶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企业平安,在其身上打下了不甘现状、勇于进取的文化烙印。直到今天,深圳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整体营商环境在国内仍然首屈一指。可以说,平安从出生伊始,在其整个成长期充分享受了国家与所在城市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那么,人的作用呢?毫无疑问,在既定的时机与地理条件下,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外部而言,深圳地方政府历来对于平安非常支持和宽容。仅举一例。在协助平安酝酿策划收购深圳城市商业银行与深圳发展银行项目时,我当时认为地方政府的态度是成败关键。但出乎意料的是,与深圳政府的沟通竟是整个交易过程中最顺利的环节。深圳主管领导在这个项目上所展现的开明见识与决策效率让我刮目相看。平安在起步维艰的创业期及后续发展的关键时点上,有幸得到了一些有长远眼光、叱咤风云、敢于担当的改革型领导者,如袁庚等的支持。平安也非常善于并有效地利用了外部的人才和专业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麦肯锡、高盛、摩根士丹利与汇丰等的技术援助和专业支持。但是,最具决定性的是平安逐步建立的内部文化机制和人才队伍。平安对高管团队绩效考核、薪酬激励和任免机制是中国金融产业最市场化和与国际最佳惯例最接轨的。因此,平安能够持续不断地从国内外吸引一流的管理人才,从高盛、麦肯锡、友邦、花旗银行等机构吸引了一批人才。之前,平安往往需要重金聘请友邦集团的现任或退休高管来平安任职,而现在平安已经开始向外输出人才,比如前联席CEO李源祥先生,反被友邦集团聘为新任CEO。建立了一支优秀的专业管理团队,是平安取得今天行业与市场领军地位的重要原因。平安领导团队的灵魂人物自然是马明哲先生。作为企业创办人,马先生的个人气质、能力秉性与价值观对于平安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他有高远的战略见识、狂热的工作激情、开阔的全球视野、求贤若渴的胸怀,尤其是他有孩童般的好奇心,善于不断学习新知识。我每次访问平安,最愉快的就是与他讨论宏观大势、市场动态、行业趋势以及最前沿科技,如大数据、AI(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编辑、精准医疗、神经科学等对于保险、银行、证劵、理财、资产与风险管理的影响,未来金融行业格局在颠覆性技术和全球竞争压力下如何变化,市场上将冒出哪些新的挑战和机会等话题。一晃,从创办公司之日起,马明哲先生执掌平安已经32个春秋,而平安已经成长为全球金融业的一个巨人。但在马先生的眼中,平安还只是一个稚嫩的初创公司,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未来尚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潜力。因此,我认为,马明哲不会真正退休。我相信,明天,就像今天和昨天一样,他将继续以创业者的身份,带领着平安人不忘初心、使命驱动、持续创新、奋勇前行、永不停息。2020年4月于硅谷第一章从蛇口出发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北岛《回答》-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历史千回百转,今天波澜壮阔,未来浩浩荡荡。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创造者。在广袤的中国市场上,有无数充满创业精神和创新气概的企业与企业家,他们的每一分努力、每一次超越,都如涓涓细流,汇入江海,让复兴的航船离现代化的彼岸越来越近。2020年,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开启。整整200年前,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2.9%,那是在自给自足的年代里,一个单一经济体所能占世界经济的最大比重。但在工业革命加速了全球融合、进入以市场为主导的时代之后,封闭的中国逐渐落后,甚至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复兴真正启动。在这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中,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企业家精神得到了空前绽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9.5%,远超世界经济同期2.9%的增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由1.8%上升到16%。2019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突破4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未来30年中国将朝着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新目标迈进。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国梦”。100多年前,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就意识到,“商富[1]即国富”,“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2]“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然而,山河破碎,国无宁日,“以商立国”只是工商界的奢望。改革开放后,中国终于踏上“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发展快车道,几十年间跨过了发达经济体一两百年走过的道路。中国企业也从学人之先到创己之新,正在跻身全球引领者的行列。“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对中国企业的新期待。经世济民,济世及人,商之义大哉!平安为什么?2019年7月22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在销售收入最高的500家公司中,有129家来自中国,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计算中国台湾地区的公司,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公司也达到119家,与美国旗鼓相当。自1995年《财富》开始发布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世界500强开始,中国元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凸显。如果聚焦500强的前50强,中国占10家;前30强,中国占7家。这7家公司分别是:中石化(第2)、中石油(第4)、国家电网(第5)、中国建筑(第21)、鸿海精密(第23,富士康母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第26)、中国平安(第29)。事实上,这7家公司在2018年世界500强中均已进入前30强,是连续两年入围。在中国的这7家世界30强公司中,中国平安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它成立于1988年,是7家公司中最年轻的;除了鸿海精密,它是唯一一家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深圳的企业;它的名称冠以“中国”字头,但又不是央企,而是一家从地方性的股份制企业发展起来的混合所有制的现代公司,是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非国有企业;它的主要领导人从企业创立就没有改变过,一直是马明哲;中国平安自2004年上市以来的这15年,业绩十分强劲,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复合增长率超过23%,基本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内含价值复合增长率、股息分配复合增长率、总资产复合增长率均在25%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大蓝筹。根据该公司年报,2019年全年营收达1.17万亿元,平均每天实现营收32亿元;期内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接近1500亿元,平均每天实现净利润接近4.1亿元。截至2019年末,集团总资产达8.22万亿元,集团个人客户数首次突破2亿。粗略统计,每800个中国人中有一个是平安人,每7个中国人中有一个是平安的客户。更令人惊讶的是,平安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只是一家金融公司,它正向着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的目标进军。平安的科技板块旗下有11家互联网科技公司,2019年的市场总估值已达到700多亿美元,倘若它们整合为一家公司,在中国互联网公司中的市值仅次于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与字节跳动(今日头条和抖音的母公司)和美团点评相当。平安服务的互联网用户已接近6亿人。在全世界,一家金融公司利用新技术提升服务绩效,这并不鲜见。比如,平安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观测数据+移动终端”的作业模式,可以将农业保险的查勘效率提升40倍。平安产险运用自主研发的AI(人工智能)图片定损技术和精准客户画像技术,针对安全驾驶行为良好的车主推出了“信任赔”服务,通过后台的零人工作业模式,可将案均赔付完成时间缩短至168秒。但是,平安的科技发展愿景远不止于此。通过持续的高投入,平安已经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服务等方面掌握了多项领先的核心技术,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为全球“50家聪明公司”之一。在一些世界级的对话系统技术挑战赛、文本理解大赛、机器阅读理解竞赛、深度学习推理竞赛中,平安旗下的科技公司和研究院均获得过第一。在这些竞赛中,平安的对手包括美国的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科大讯飞等。正是基于技术的突破,平安明确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金融+科技”的双坐标,并且已经构建起了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五大生态圈。在平安,科技不只是工具和手段,科技本身就是目的。这样的科技探索,大大超越了金融的业务边界,在全球金融业里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中,平安是最具创新精神的一家。通过“金融+科技”“金融+生态”的努力,它也是全球金融企业中,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级科技巨头的一家。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形成循环。凡此种种,让我们有足够理由对这样一家年收入过万亿元,同时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的企业加以研究。这不只是一个企业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成长故事。2018年5月27日下午,在庆祝创立30周年的司庆中,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发言。他在结尾时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发全体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大家为之而奋斗。那么,什么是平安的“中国梦”?20年前,我在《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一书中曾写道,“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崛起的背后,一定是以几家全世界最杰出、最优秀的企业作为支撑,平安必定是其中的核心企业之一”。让我们铭记初心、感恩奋进,共同实现平安的“中国梦”!平安从不止步的驱动力何在?马明哲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的钥匙。我们找到了这本1999年面世的大16开的册子——《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完善平安企业文化》。“民族的强大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人民才能扬眉吐气;一个国家的强大归根到底来自民族企业的强大,民族企业直接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人民生活创造物质,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在这本册子中,马明哲援引了当时《财富》世界500强的一些例子,提出衡量企业实力的标准是“价值”。据当事人回忆,该书的核心理念、企业文化内涵,是马明哲亲自设计,并和写作团队一起几易其稿完成的。当初的基本思路是,在信息时代,一切非物化因素构成的实力比以往更加重要,这些因素包括:企业经营管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企业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价值和市值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价值创造必须依靠专业,等等。其间,平安还请了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寻找国际参照标准,加深理解。该书推出后,平安内部专门召开推进会。马明哲一边演示PPT(演示文稿),一边充满激情地宣讲。他说,公司价值有财务价值和内在价值两种,前者反映在各种财务表现上,后者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优秀企业文化、强势品牌、核心技能、发展潜力、未来趋势把握。后者可以归纳为企业整体经营能力、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透明度、品牌价值四个维度,以及对股东、客户、员工、社会的四大责任。“平安‘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是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价值最大化’的路径是兼顾包括四大责任在内的平衡可持续发展。”马明哲说到这里,PPT上出现了由上至下的六个层次: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企业实力—民族企业价值—公司价值最大化—个人价值基于公司价值—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从最高层次的“国家繁荣富强”向下逐步落实到“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驱动公司方方面面的发展。21年前的这个场景定格在历史中,也一次次在平安后来的发展中再现。在很长时间里,平安的标识上都有“专业、价值”这四个字,后来才改为“保险、银行、投资”,最后再定位为“金融、科技”。伟大公司必有伟大愿景,伟大的领导人总是善于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同时他还能带领大家把故事变成现实,最终让整个组织对愿景深信不疑。马明哲说,其实平安1988年创业时并没有想那么远,第一年收入是500万元保费,当时想的下一个目标是5000万元保费。但随着业务发展,他很快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提供了做大做强的绝佳机会,于是逐步抬升目标。1989年,平安就有了发展银行、证券、信托、资产管理,背靠深圳走向全国的想法。“好比一个人一开始挑80斤水,第一个目标是150斤,然后是两三百斤,最后才是千斤重担。大概在创业十年后,平安形成了‘要做中国崛起过程中,全世界最杰出、最优秀的核心企业之一’的长期目标,并和国家富强、人民扬眉吐气关联在一起。”回顾平安成长之路,几乎十年一次蝶变。第一个十年的特征是搭建体制机制平台,探索现代保险道路;第二个十年的特征是专注保险经营发展,探索综合金融模式;第三个十年的特征是强化综合金融实践,探索“金融+科技”;从2018年开始的第四个十年,开启“金融+生态”的新格局。马明哲胸怀宏愿,但为人非常低调。他除了一年两次因业绩发布会在媒体聚光灯下露面,极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业界偶然能看到一些他演讲的PPT,逻辑严谨,一丝不苟。在平安内部,从高管到一线员工,只要听过他的主题演讲,无不被其远见和热情所感染。有平安高管告诉我们:“最初听马总主题演讲,总觉得在‘画大饼’,但一段时间后目标真就实现了,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例外。有些时候项目失败了,但并没有放弃目标,通过继续探索,目标最终又实现了。慢慢地,大家对他提出的目标就深信不疑了。”马明哲在平安30周年司庆上说,平安第四个十年的最新目标是——深化“金融+科技”,探索“金融+生态”,“成为世界前十大市值的科技公司、前十大市值的公司、全球领先的个人金融科技生活的服务集团”。“科技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全球前十大市值排行榜里,已经几乎不见传统金融企业的身影,前七大均为科技公司。20年前,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中有7家来自金融行业,3家来自钢铁石油行业。现在要进前十名很不容易,但我相信,给平安10年时间,我们一定能做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世界30强到世界10强,企业家的雄心引领企业迈向无止之境。平安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为何始终生生不息?它是如何成为中国企业的佼佼者之一和世界金融业创新标杆的?它的成长之路对更多企业有何借鉴?这是我们将在本书中探究的核心命题。而这一切,要从40多年前中国主动拥抱世界,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说起。在这场中国的“新航海运动”中,蛇口有幸成为探索的旗,深圳有幸成为领航的帆。出发之地位于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的蛇口,现在属于南山区。它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隔海相望,占地10.85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前,这里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不要说没有一个干净的公共厕所,就连干净的洗脸水都不能正常供给。时代大潮造就了新蛇口。1978年6月,受交通部委派,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香港调查。10月9日,交通部党组向党中央呈报了袁庚起草的报告,提出充分利用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的优势,“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三天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请示。袁庚也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的工作。1979年1月31日,交通部负责人彭德清和袁庚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做了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外向型工业区的汇报,这一天成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生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工业区。机会来了!1979年7月2日,在“改革开放第一炮”震耳欲聋的开山炮声中,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招商局是民族工商业的先驱,1872年在“以商务立富强之基”的洋务运动中成立。这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三天前呈上的《试办招商轮船折》的奏折,同意“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创设轮船招商局,执行“分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依照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开展轮运业务活动。招商局创立时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启事,说明设局宗旨。“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李鸿章提出,创办招商局“乃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冀为中土开风气”,“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国家)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在招商局身上,家国情怀与生俱来。如同清政府驻欧洲四国公使薛福成所说的,“国运即商运”,“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招商局创立百年之后,袁庚在蛇口创造了它的第二次辉煌。袁庚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闯禁区,全面改革,缔造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改革试管”。时势造英雄。袁庚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相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若改革成功,对全国来说很有意义,但若是失败,也无伤大局。试验遇到挫折也无关宗旨,中央放心让我们探索,先行一步,我们也比较有胆量去进行各种富有挑战性的试验。”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招商局始终肩负富强自立、民族复兴的重任,既谋“商情”更筹“国计”,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矢志前行。这一基因也传承到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生于蛇口、脱胎于招商局工业区的企业身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被刷在大街小巷的口号,源于袁庚本人。其实袁庚写的一共有六句,其余四句为“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考虑到社会接受程度,这四句没有宣传,只保留了开头两句。这两句能够传开,也有一段特别的插曲。1984年1月下旬,袁庚接到通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将视察蛇口。几天后确认,邓小平抵达深圳的时间为1月26日。曾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后曾长期担任中国平安监事会主席的顾立基是邓小平视察蛇口时的亲历者。他祖籍浙江,在上海出生长大,198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蛇口工作,1984年时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袁庚给他的任务就是紧紧跟着小平同志,“他说了什么话都要一字不漏地记下来”。顾立基的笔记,后来经人誊写保存在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里。作为工业区一级的领导,袁庚并不知道首长的车队路线。他让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连夜赶工做出来,竖在从深圳到蛇口的必经之路上。牌子又高又大,十分醒目。袁庚后来说,这个口号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在香港受到的启发。他到香港招商局主持工作后,找银行贷款买楼,看中了港岛干诺道上一栋24层的大厦,以6180万港元成交。买卖谈成后,袁庚邀请对方一起吃午饭,对方不肯去酒楼,只简单吃了几碗河粉、面条,同时要袁庚下午2点一定准时到律师楼办相关手续,交付2000万港元订金。当时香港已经实行了双休日制度,周五下午3点各大银行停止营业,如果不在此前把支票交到自家账上,会损失三天的活期利息,将近3万港元。袁庚深受触动,多次提及这堂“香港第一课”。“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香港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真正把时间当作了金钱。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们提出这个口号,酒是旧的,但瓶是新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争分夺秒创造效益。”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袁庚又提到了这句口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旁边提示说:“就是我们进来的路上看到的。”邓小平说了一句:“对!”“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几天后,在广州,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1984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赫然在目。1984年初在广东、福建的视察,让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效应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回到北京后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984年3月26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回首往事,顾立基说:“国家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袁庚是有功劳的,通过蛇口的实践和小平同志的视察,很多人对经济特区的质疑被打破了。”蛇口按照国际惯例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最早更新了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最早建立了全新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这片体制改革的沃土,也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公司的摇篮——蛇口是万科创立后的第一站,华为诞生在蛇口的一个三室一厅里,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更是孕育在蛇口工业区的母体中。在袁庚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最后几年,他还力排众议,让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深化股份化改革,进一步跳出传统体制,为它们走向全国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市场化、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和以人为本的优秀公司。来自深圳的平安、华为、万科、腾讯、中集等,其精神血脉都有同一个原点,那就是蛇口。蛇口赋予了它们一些共同的特质:财富不聚敛于个人,不是私人企业,也不是产权不明晰的传统国企,而是率先探索建立现代治理结构的新兴股份制公司;企业文化都有明显的移民特征和开放特征;起于蛇口,但放眼全国乃至全球,敢于和世界最佳标杆对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忧患意识;公司创始人充满企业家精神,对创办一家基业长青的大公司的兴趣远胜过积累个人财富的欲望;追求卓越,矢志创新,超越自我,永不满足;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专业化经营,注重承担社会责任,走光明正大的正道。这些打着蛇口烙印的公司的成功,既有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拜蛇口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文化所赐。2016年1月31日凌晨,袁庚在蛇口去世,享年99岁。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一天,恰好是蛇口工业区成立37周年的纪念日。斯人已去,精神长存。原《蛇口通讯报》总编辑韩耀根说,“蛇口精神”远非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么简单,真正的“蛇口精神”是“敢想、敢言、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五敢精神”。马明哲其人在深圳市档案局汇编的《深圳市大事记》中,关于平安的诞生,是这样记载的:“1988年5月27日,全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在我市蛇口开业。”“第一家”的字样,表明平安从一开始就有些与众不同。1988年是平安诞生之年,这一年,来自台湾的郭台铭在深圳成立了富士康精密组件厂。稍早几个月,1987年底,任正非等5人筹资2.1万元人民币在蛇口创立了华为,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1988年,马明哲33岁,郭台铭38岁,任正非44岁。马明哲的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干部,吉林蛟河人,祖籍山东龙口,随“四野”一路南下,直至解放海南岛;之后转业到广东省公安厅,再到湛江地区公安系统担任领导职务,曾任公安局局长。马明哲的外祖父是马来西亚华侨,祖籍广东汕头澄海,早年移居海外经商,在东南亚一带打拼了数十年。汕头市委统战部有关资料记载,从1938年开始,这位经商成功的老人就捐资家乡修学、架桥修路,被誉为乐善好施的潮商侨领之一。因有不错的家境以及开放的家庭氛围,马明哲的母亲早年曾在南洋大学接受教育,并在父亲鼓励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参加了解放军。她身上有传统潮汕人持家教子的浓厚气质,孩童时代的马明哲就有自己的小提琴,家中书香四溢琴声不断。1983年夏天,28岁的马明哲从粤西的湛江赶到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报到。他瘦瘦高高的,之前在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当通讯员,再之前在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当工人。他有冲劲、愿干事、能干事,湛江一位老领导对他说,与其待在相对封闭的粤西,不如趁年轻到开放的蛇口闯一闯,那里可以让年轻人挑担子。马明哲就这样到了蛇口。当时蛇口在全国开人事制度改革之先河,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建立起人才自由招聘制度、劳动合同制和干部聘任制。社会上曾有传言,“马明哲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实为误传。马明哲的父亲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去世。马明哲身上既有父亲坚毅不服输的军人本色,又有母亲热爱学习、善于内省的性格。而他日后表现出的敢闯、敢干、敢负责、敢担当的精神,则与年少时的“孩子王”气质颇有关联。马明哲念到初一,“文革”开始了,父母被下放,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有过当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由于母亲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家庭受到不小的冲击,即使他成绩优秀,也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马明哲从小就喜欢动手,摆弄一下这个,拆装一下那个。现在很多人吃惊于平安开创了如此之多的新业务,几乎每个新业务都是马明哲提出来做的,而且他总是把商业模式和流程在纸上先画出来。我们曾问他,为什么能想出那么多主意?他说:“我从小就爱拆爱装,所以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新东西,就好像有具体的形状,想得会比较透,知道怎么操作。比如,这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又是什么,内在结构是怎样的。就像小时候用零件拼玩具,拼装完成的时候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以平安的平台、机制和文化为依托,马明哲源源不断地进行创意试验,“制造”了一批优秀公司。他多次说,他最喜欢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一旦完成了突破,兴奋度就会下降,又要找寻下一个机会。在蛇口,马明哲遇到了袁庚这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人。坊间有“马明哲是袁庚的司机”一说,在平安内部,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误传,特别是早期的蛇口工业区的人。顾立基在袁庚身边工作过很长时间,他说,不是说司机这个职业有什么不光彩,而是事实并非如此。马明哲曾和同事开玩笑,如果大家认为从司机做到董事长是“草根逆袭”,那他很愿意给大家当一个奋斗榜样。袁庚去世时,马明哲悲痛万分,撰文怀念,中间还插了一句,“一直有传言说,我曾是袁董的司机,可惜我无此荣幸”。袁庚之于马明哲,是精神上的引领者,是创新探索的引路人。袁庚生前不止一次说,蛇口精神最好的继承者是平安。马明哲说:“袁老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大,主要有三点:第一,他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学习能力令人佩服,他永远追求而不满足,即使已经有很高成就,也不故步自封;第二,他胸怀宽广,能听取不同意见,对新人、新事物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非常包容;第三,在平安遇到挫折时,他无私地站出来支持平安,保护平安的新机制、新道路。”正是在袁庚的支持下,平安得以创立。本书作者和马明哲相识多年,也对平安众多高管进行过采访。在这里,我们也谈谈和他以及和其他平安高管接触过程中的一些感受。一是热爱事业,超级勤奋,生活简单,不断学习。建构一个组织的文化,最见效的方法是以身作则(set an example),优秀公司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企业家本人的延伸。马明哲是那种在手术后的病床上,都想着如何改进寿险业务效率的企业家。他身上的气质构成了公司的文化内核。2019年9月,网上有一篇刷屏文章——《马化腾凌晨4点看产品 马云一年飞行1000小时》。在勤奋程度上,和比他年轻许多的互联网巨头掌门人相比,马明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他现在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2点,早上7点半起床,每天只要在公司就有6到8个会议的安排,每周还会面试10到20个管理岗位的候选人。对他来说,工作和生活完全不分,甚至离开工作就找不到生活的乐趣。由于习惯了工作节奏,他回到家休息反而有些不适应,后来他才意识到,家和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才慢慢“降低要求”。平安集团原联席CEO李源祥(2020年3月起出任友邦保险全球CEO兼总裁),有一次和马明哲去北京参加监管部门召开的会议,事关一项新政策的制定。“这个政策比较重要,马总也要做一个简短的发言,阐述公司的想法。在很多企业,这种发言稿都由秘书写好,董事长看一看、改一改、读一读就行了。但他不是这样,而是和我从晚上11点多讨论到凌晨2点,一边讨论,一边自己把发言要点一句一句敲进电脑。”李源祥说,他见过很多大企业家,像马明哲这样事无巨细,对工作精雕细刻的很少。“他平时开会或见重要客人,一定会提前和高管们讨论要点是什么,并先归纳好。按理说人都有惰性,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经验丰富,久经沙场,开会时临场发挥发挥就好了,但马总永远不会这样,永远都要认真准备。”“他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自己,非常有韧性。”这是平安集团总经理兼联席CEO谢永林的感受。他说马明哲多年来一直有个习惯,就是每晚睡觉前,把当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每周都会在固定时间,把一周的重要事情过一遍;每年的最后一天,一定会做全年的个人总结。马明哲多年的“战友”、现任平安集团监事会主席孙建一说,马总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单。一天开12小时的会,可能中午只吃两块三明治或一个汉堡包。“我们都说他既不会玩,也不会吃。除了必要的应酬,很多时候他就吃快餐。他也不太会点菜,不太会喝酒,一喝就容易醉。他酒量不是很好,但对别人敬酒很少推辞。平安回归A股上市庆祝酒宴上,他多喝了几杯,话多了一些,边喝边说:‘我这辈子不想做别的事,只想把平安做好,让这个民族企业和国际公司一样好,甚至比它们还要好。’”马明哲的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他和高管说话,往往一句话刚说完就走,只留下转身离去的背影,因为他脑子里又跳出了下一件事。孙建一问过马明哲累不累,他说累。孙建一劝他,有些事该放就放,不必都亲自参加。他说:“我习惯了,不参与好像觉得差点什么东西。”有了邮件系统、移动办公工具后,很多高管会在凌晨2点多收到马明哲的邮件,过问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有时会担心他的身体是否吃得消,问他为什么那么晚还不睡觉,他说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怕睡醒忘了,就重新爬起来发邮件。”马明哲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极强。平安初创时,他经常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出差,路上总抱着一本英语词典背单词。通过自学,马明哲可以用英语和外籍高管顺畅沟通。只是在最近几年,他意识到在英语上花了太多时间,机会成本太高,所以在对外交流中转为依靠翻译。多年前,黑莓手机刚刚兴起,他看到国外大公司高管都在用,就给每位高管配了一个,方便邮件联系。孙建一说:“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凡是见到有意思的东西,他都要去琢磨,去学习。他不是金融科班出身,是半路出家,但他真是这方面的顶级专家,在综合金融方面研究得头头是道。”平安集团副董事长任汇川认为,马明哲身上有四个特征,是他能“掌控”住平安的直接因素:好奇心、智力、EQ(情商)、韧性。“谁做得优秀,他就要去看去学。每个人的学习精力都是有限的,于是他和平安就利用顾问公司来帮助提升学习速度,国际上知名的顾问公司可以给他很多有价值的、最新的信息,让他很快掌握最新趋势。”马明哲对自己永不满足。他的口头禅就是“昨天的马明哲绝对领导不了今天的平安”。为此,他对每个业务板块,尤其是对互联网等可能颠覆现有商业模式的新事物,全力学习,亲自参与。二是对战略和创新充满兴趣,不怕失败,集梦想家和实践者于一身。马明哲不爱交际,不爱扎堆,一个原因是为了把时间空出来,想战略的事情,想5年、10年甚至15年后的东西。他最热衷的就是给平安集团以及各个子公司做规划,勾勒未来的路径和模式。平安内部有种说法,“平安的发展跟不上马明哲的思路”。行业里的说法则是,“如果你想知道未来金融业的趋势是什么,去看下马明哲在干什么”。而且马明哲的规划不是纸上谈兵,有清晰的流程、严肃的考核、严格的执行。孙建一说:“平安的每个业务板块,马总都带领大家做中期的五年战略发展规划,而且还要每年更新。五年规划之下,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每年的具体计划。未来五年你在行业的地位是什么样的,要通过什么路径去实现目标,必须想得很细。”不少平安高管告诉我们,马明哲对每笔投入、产出的要求都很高,很在乎创造出来的价值高不高。他认为,只有在平安股东价值、客户价值、员工价值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平安的商业模式、业务模式才能长久地实施下去。如果看到原来设定的经营模式很难走通,他会马上纠错。他叫停过数家公司,哪怕是他自己想出来和曾经看好的。作为梦想家,马明哲和乔布斯、任正非、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一样,深信科技发展能够为人类创造福音。他对自己描绘出来的未来坚定不移,为愿景所驱使,为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感到快乐。只要平安进入一个新领域,他必定第一个“跳进去”。同时,马明哲又是不折不扣的实践家。平安现在有30多家子公司,他总是说,有喜也有忧,实践出真知,有经验要及时总结,在十字路口发现走错了,就要赶快调整。平安集团董秘兼品牌总监盛瑞生说,马明哲的内心超级强大,敢于尝试,也不怕承认失败。“马总全情投入,但做到一定阶段,一定会总结、复盘,到底这件事情的方向有没有走错。他经常说,‘不怕花错钱,只怕走错路’。如果觉得这件事值得做,那就花大钱去做。只要走的路是对的,就不用怕花钱,暂时亏了,以后可以再赚回来。但如果方向没把握准,未来再要转变方向的话,那么成本就会大很多,甚至对整个公司来说是毁灭性的。如果承认失败,马总总是将失败的原因归到自己身上,不给具体执行者过大的压力。”马明哲有很多奇思怪想。有段时间,他花了相当多时间研究中医。中医讲究“望闻问切”,看舌苔便是“望”中的重要一环,他就提出:“假如AI读了十万张舌头的片子,是否可以根据中医理论,读懂某个人的身体表征情况?”三是强烈的个性和精神驱动力。马明哲数十年如一日超常工作状态背后的动力何在?孙建一说:“我一直认为,马明哲是用自己的灵魂入股了平安。除了平安,他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他把工作当成了最大乐趣,视工作为生命。”顾立基说,马明哲是个普通人,喜怒哀乐都有,但平安能走到今天,和他的性格高度相关。“他个性非常要强,也很强势,但强势的个性并不是专断独行,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他为人也很公平,所以大家心服口服。‘平衡’也是他非常注重的,也是难度最大的。”谢永林、任汇川等人,长期和马明哲近距离工作,所以在他们眼里,马明哲肯定不是“神”。“但在他的意识里,早就把身家性命、个人荣辱等一切都绑定在了平安的成败上。他的精神世界,排除了一切其他东西,就是集中精力做好平安这一件事。他的‘神秘感’并不是特意营造出来的,而是的的确确一心一意放在工作上,心无旁骛。他喜欢看本质,本质之后的本质。”任汇川说。马明哲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成功欲很强,不服输,非常喜欢赢。谢永林说:“马明哲始终保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志存高远,另一方面则是危机感的驱使。他总是担心,有某种潜在的力量会颠覆平安。于是他要主动变革,无休止地创新。”四是注重制度和团队建设,个人保持低调。马明哲对我们说,他希望外界能把更多关注度,放在平安集团和各子公司的管理团队上。他说,平安这些管理者,基本上个个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并且是跟随平安在市场上千锤百炼打拼出来的,他们是平安的栋梁和未来。早在2009年我们就问过他,关于低调的问题。他当时说:“宣传个人看起来效果最好、成本最低,但将个人的荣辱兴衰与企业发展绑起来,是对企业的不负责任。从平安像个婴儿开始,我就看着他成长,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我的责任是不断完善和加强平安的团队、文化、制度,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平台,无论我个人未来何时退出,平安都会像一艘有自驱力的航空母舰,勇往直前。人就是人,是人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一家公司如果和具体的个人牢牢绑死,长期而言,一定不是好公司。平安要成为‘百年老店’,永续经营,就不能依赖于某个人的品牌和作用,而要靠整个团队的力量。”顾立基说:“平安那么大的体量,还能每年以这么快的速度增长,毫无疑问是因为平安有一大批被马总感召起来的追随者,全力以赴地工作。他们对马明哲和平安的认同,超出了‘打工者’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愿景,在事业上合伙、合作。”我们多次问过马明哲关于平安和他本人“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问题,他回答说,平安还没到谈成功的时候,只是永远处于追求成功的过程之中,因此他个人也谈不上成功。如果有可以分享的心得,那就是“帮助他人成功”。自己要刻苦学习、锐于思考、勤于动手,同时要认识到,“成功绝不是某个人的成功,只有积极地帮助同事、下属成功,你才能成功”。动念新保险公司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平安创立之初的岁月。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后,到蛇口洽谈业务的外资企业多了起来。1985年初,作为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调配一组组长,马明哲被派去接待联合国劳工署的一个考察团。在对蛇口工业区实行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方式做了一番了解后,劳工署一位副署长提出异议说:“按照国际惯例,这笔钱应该由独立的实体来管理。”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蛇口工业区建立初期,一些安全生产事故造成工人受伤,从而生活失去保障,这就需要工业区想办法加以解决。为提高工人保障水平,1981年工业区要求区内的工厂为每个工人缴纳养老、医疗、雇主责任险等费用,缴纳比例为劳务费的20%,由此建立起类似“资金库”的保障制度。这也是全国最早的社保基金的雏形。这一制度很快得到区内企业的赞成和拥护,这部分费用由工业区劳动人事处(后来是劳动服务公司)代收。经过几年累积,资金库中的资金已经不少了。副署长的意见得到了工业区的重视。1985年,招商局社会保险公司挂牌成立,全权接管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的社保相关职能,并参考了香港劳动保险的一些经验。这年刚好是马明哲的而立之年,他被调到社会保险公司担任经理助理,1986年升任副经理。1985年前后的蛇口工业区,劳动服务公司和社会保险公司要为区内上百家企业提供服务,不管是外商独资企业还是中外合资企业,只要在工业区范围内,用工都必须缴一笔保险金。保险金由劳动服务公司收缴,保险金的投资则由社会保险公司负责,通过资金运作让保险金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公司汇聚了工业区内的大量统筹资金,相当一部分将来要用于支付职工退休金,但把钱只是放在银行里,肯定是要贬值的。有这样担忧的人,并非只有马明哲一个,但大家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在将大多数资金存入银行吃利息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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