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学灯耀千秋：重庆“沙磁文化区”抗战纪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小余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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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学灯耀千秋：重庆“沙磁文化区”抗战纪实试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国家的重典，是民族的盛事。沙坪坝区编撰《沙坪学灯耀千秋》一书，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很有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为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的重庆市沙坪坝区，即当年的沙磁地区。这是一个有着近代经济基础、厚实文化底蕴和革命救亡传统的地方。近代以来，这里就开设了重庆最先使用机器生产的缫丝厂，办起了新式小学、中学，建有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到抗战之前，重庆大学已经落户于此。光一个磁器口镇，也已有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机构。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重庆工人运动的发源地。1936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一批磁器口的青年学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重庆救国会，成立了秘密学联，是全市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先锋。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沙坪坝成为与重庆城区联系最紧密、交通最方便的地方，更由于日机轰炸的原因，这里又成为战时最重要的“迁建区”。一大批国民政府的重要机关设在这里，一大批内迁的学府、医院、科研院所落脚这里，一大批在中国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等纷纷汇聚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叱咤风云，演绎出许多改变或推动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诞生了许多在学术上、艺术上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激荡磅礴的时代风云，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催生了独特的沙磁文化，形成了享誉后方的独特景观——“沙坪学灯”。那时，物资匮乏、电力紧张，一到夜晚，四处漆黑一片。独沙磁地区因“机关沓来，院校林立”，受到政府的特供，故茫茫夜色之中，这里却灯火通明，俨然成为战时重庆夜晚的一道风景，因而被誉为“沙坪学灯”，列入“陪都八景”之一。

八年之中，无数的民族精英汇聚在这里，与众多大后方军民一起，书写下可歌可泣、光照千秋的历史篇章。沙坪坝因此成为抗战大后方文化“四坝”之首，因此，人们又赋予“沙坪学灯”新的丰富的内涵：

—— 这里万千莘莘学子，不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冒着敌机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刻苦攻读以期学成报国；更有“ 一寸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爱国豪情，投笔从戎，奔赴前线，为抗战胜利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这里也是中共南方局驻扎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是领导大后方广大军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重要阵地。

—— 这里的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周恩来、郭沫若带领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与指导下，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 这里是战时陪都的“小重庆”，这里有“沙坪坝的热烈”“歌乐山的别致”。这里作为一张文化名片，成为战时万千内迁移民对陪都重庆的深刻印象，而且在还都之时难以割舍。

总之，“沙坪学灯”是“沙磁文化”的形象表达，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实践，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和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为沙坪坝磁器口所独有，而是属于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旗帜，是我们的先辈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70周年，和平与发展已是历史前进的主流。但战争并没有远去，霸权主义、军国主义的逆流仍然在兴风作浪，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今天的中国，正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沙坪学灯耀千秋——重庆“沙磁文化区”抗战纪实》一书，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细节，全面、客观、真实、生动地表述了当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坚韧不拔的奋斗、克尽艰辛的努力，也是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重要载体。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就要发扬抗战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就要表达中国人民有冲破一切罗网，争取民族振兴的坚强意志和充分的能力；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就要体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必须紧密团结、互助共赢、求同存异，才能战胜种种困难，到达胜利的彼岸；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是要正告那些心怀鬼胎的霸权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世界大势不可阻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沙坪坝的同志们告诉我，他们是把本书当作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一项活动来做的，就是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伟大号召，共同铭记“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显示的伟大真理。我深以为然。“沙坪学灯”是历史之灯，传递着先辈先贤的智慧，抗战英雄的精神。“沙坪学灯”更是未来之灯，鼓舞我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2015年9月9日中国正式接受日军投降纪念日（周勇，磁器口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党史专家、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沙磁·沙磁——历史长河中的绿洲锦绣河山

重庆沙磁地区（今属重庆市沙坪坝区），一块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可忘记的风水宝地。她钟灵毓秀、物华天宝、山川形胜、地灵人杰，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史上，作出了许多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历史贡献，从而光耀史册。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她更是大放异彩，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中心，催生“沙磁文化区”，孕育了“沙磁文化”。弹丸之地，矗立起“抗战建国、振兴中华”的丰碑，早已超越她的地理疆界，成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精神领地！“沙磁文化”也以爱国主义、救亡图存的坚强斗志，成为沙坪坝区的立区之本。

今天的重庆市沙坪坝区，是重庆市的主城核心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她北接北碚区，南与渝中主城区陆地相连，距离主城区仅10公里。东与江北区、渝北区隔嘉陵江相望，西与大渡口区、九龙坎区毗邻。辖区面积约396平方公里，下辖24个街镇，常住人口100万，是当今的长江上游科教文化名区。区内有各类高校18所，电大职大10所，中小学87所，常年在校生30余万人。有科研院所65所，科技工作者8万余人。教育、文化、科技顶尖级成果层出不穷，各类国家先进称号数不胜数。

今天的沙坪坝区以沙坪坝地区为中心，以歌乐山、中梁山为界，分为东部和西部。东部是政府所在地，是工商业繁荣的中心；西部是以33平方公里的重庆大学城为标志的教育中心，以37平方公里西永微电园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区，以10多平方公里的西永综合保税区和33平方公里西部物流园为代表的大型物流基地，是西部开放战略的桥头堡。

沙坪坝区交通、通信畅达。以水路看，嘉陵江从北至南贯穿全境达数十公里，南下距长江交汇口仅十余公里。从陆路看，境内有“渝新欧”欧亚大陆桥起点，“渝沪”“渝深”等铁路起点，国道、省道等路五条，与成渝、渝长、渝遂、上界、绕城等高速公路和地铁一号线互相衔接、互相补充，形成路网纵横，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所以“要读书到沙坪坝，要安家到沙坪坝，要治病到沙坪坝”的民谚脍炙人口，不胫而走。沙坪坝新区全景图磁器口全景（沙坪坝区文物管理局提供）嘉陵江《旅游》（专刊）封面嘉陵江流域全图天水伏羲庙神像

而历史上的沙磁地区却以磁器口为中心。磁器口在沙坪坝区东部，面对滔滔嘉陵，波光粼粼；背靠巍巍歌乐，松涛阵阵。在衔山抱水中有马鞍山（也称龙山），与左侧金碧山、右侧凤凰山形成“安”字形二层环抱。左边凤凰溪、右边清水溪两边环绕穿镇进入嘉陵江。“三山品峙，二水肘腋”，山水相依、层层辉映，正是古风水学中的藏风聚气、毓秀钟灵、宜居宜业的宝地。

磁器口虽是弹丸之地，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境内山水形胜，万万不可小觑。

先说这嘉陵江，她可是重庆的母亲河，国家发改委《旅游》专刊更把她定位为“中华西部神性母亲河”。

嘉陵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流域面广，以水清色碧闻名天下。《唐史》称，玄宗时专门派著名画师闫立本和吴道子描绘其流域美景，以解其对她的悬想和渴慕。两人亲临流域，从上游沿江顺水直到重庆长江口。回到长安，闫立本闭门作画，三月乃成；而吴道子仅用一日，一挥而就，玄宗览画，异常高兴，赞曰：“道子一日之力与立本三月之功，各有千秋，俱为神妙。”二人答谢，都说山水景色自然天成，非画工之力也！后来吴道子兴犹未尽，再度单身重游，实在是放不下沿江美景和那一江碧流！

嘉陵江阆中段曾名“渝江”，所以重庆在隋唐时名“渝州”，就是因水而得名。

其实嘉陵江发源地有东、西二支，西面起源远到甘肃省，相传是伏羲氏画八卦的地方；东面到湖北神农架北部。穿过巴山秦岭千山万壑，汇万涓而成巨流。到渠县、合川又汇渠水、涪江，波涛万顷，滚滚而灌入长江，浩浩东去！

那伏羲、神农都是华夏民族始祖级的人物，嘉陵江从他们栖居地而来，自然充满灵性，为流域全境留下无数的人文佳话，俨然一部中华文明史卷！

嘉陵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称其为“黑水”，因江水为墨碧色之故。在《水经注》中称“巴水”，因全流域都是巴人重要栖居地。据清《巴县志》:“嘉陵者，即强、涪、汉、白、宕五水合流之总称也。”嘉陵江自古以来都是中原入川的主要通道。公元前316年，秦军攻陷巴蜀，取得重要的物资供应与兵员补充基地，大量的军粮、物资沿江而上，运往秦地，成为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物质基础。巴寡妇清制丹砂带富乡邻，登上《史记》，成为登上历史（正史）的第二个重庆女人。丹砂是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所以秦王亲自接见、宴请巴清，赏赐无数。

而秦国连年开战，男丁损失过多，寡妇满国，成了社会问题。秦王动员秦女移民巴郡（重庆归秦后，立巴郡，郡治江洲，即今渝中）。不但解决了社会矛盾，还获得了大量勇锐彪悍的“巴师”，自然如虎添翼，百战百胜，一往无前。李白曾作《忆秦娥》一癸：“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有注家说是秦公主弄玉，因吹箫遇仙人指点，后随仙人而去，人去楼空，所以李白兴叹。后有史家考证，因当时大家对移民巴地嫁给巴人有疑虑，所以弄玉公主不得不带头。而她先有所好也很自然，终为国家大计，不能不忍痛割爱，也是情理之中。此事引动李白对自身遭际的共鸣，所以有此一叹！

汉代楚汉相争，汉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败楚军而得天下。项羽一代英雄，帐下谋士都不是平凡之辈，那么，哪里是“陈仓”，为什么能暗渡呢？

原来，嘉陵江东西二源，经千百年努力，在巴山秦岭的崇山峻岭中切割出无数沟壑，硬是把横挡的山脉冲开无数狭窄的通道。沿着这些通道，迂回曲折地形成无数只有当地土居人知道的暗道。这些暗道从陕南直达川北，由川北沿嘉陵江岸直通重庆，是著名的中原通巴蜀的“米仓古道”。古陈仓即今天陕西镇巴城固一带，到了那里就到了楚军侧背，因其猝不及防，当然容易攻破了。

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作《吴船录》一卷，详细记录他奉命出差，从京城卞梁出发，沿嘉陵江到渝州，过三峡到武汉的情况。每天从何处出发，夜宿何地，风景名胜，风物特产，民俗民风，乃至水路险易都有详细记载，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磁器口在嘉陵江入汇口上游约10公里，是最后一个天然良港，自然成了水陆交汇的枢纽。嘉陵江从井口、双碑始，在磁器口上游画一个大折湾，过险滩华拖嘴（其实应为铧头嘴，江中因折湾，使金碧山一处滩石插入江心，形状像一支农民耕地的铧头，故名）。折湾处水势湍急，巨浪拍岸，汹涌澎湃，是海难事故多发处。特别是洪水期，江水浩荡连天，因峡阻挡，水面形成巨大漩涡，足有篮球场那么大。为了警示船家，减少伤亡，磁器口望族、当地著名书法家吴筱松在岩山巨壁写下“架高来”三个大字，为船家导航。原来行险道有险法，船头顺着水流，直逼山岩，在即将撞岩之际，电光石火一瞬，被回流推进主航道，安然过峡。如果篙师胆怯，稍一摆舵回避，不是被水流冲上暗礁，就是被回流大力击翻，非船毁人亡不可！所以，这里连年失事，死人无数，磁器口地方和巴县府邀集地方善人义士，募资收埋浮尸，在河边一个石洞上方，现在还有斗大的石刻“收埋浮尸”。

过了铧头嘴，就是大码头。江面在这里陡然加宽，水势平缓。在主流冲击下形成缓平回流，船家到此，不需费力，只要顺水使船自然就流进码头停泊，实在是天然良港。所以，这里自古以来都是“樯桅林立，车马不绝”，是各类货物商品的积散地。“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来万盏明灯”，连山坡上墓联都有“日得千家血食，夜享万盏明灯”“瑞迫山林生竹策，祥邀水伯送河灯”之句。“架高来”石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先生题刻“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

磁器口作为水码头，历史悠久，第一次进入历史记载应当是《尚书·大禹膜》。大禹治水，在涂山（今重庆南岸涂山，现称南山）娶涂山氏女为妻，生下儿子启，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圣绩和千古美传。一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在歌乐山举行庆功典礼，歌乐山因此得名。现在歌乐山主峰上有民国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题刻“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

庆典会上，大家赞颂大禹的功劳，也赞颂涂女舍小家为大家的贤德，在清水溪入嘉陵江口上一处宜人宜居的地方暂时安置涂女和启母子俩，称“慈栖”，这恐怕是磁器口第一次得名。涂山氏和启成了登上历史记录最早的重庆地域土著居民。涂后母子跟磁器口有这样一段良缘，实在不可多得。启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夏朝的开国君主，那么磁器口是不是也是“龙兴之地”之一呢？有这个关系，抗战中磁器口嘉陵江两岸成为“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科研中心”“工业商业中心”，江水哺育出嘉陵江系列、歌乐山系列一大批诗词歌赋并传唱一时，精英云集至一时之盛，还养育出如丁肇中等世界文化名人，就顺理成章了吧！2014年1月6日，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重返抗战时期曾经居住、读书的重庆嘉陵江畔磁器口古镇。图为丁肇中博士与母校老师合影2014年1月6日，丁肇中先生参观“重庆抗战教育博物馆”有关歌乐山的诗歌抗战时期重庆沙磁文化区嘉陵江·歌乐山系列文学作品选目

再说歌乐山。

歌乐山是重庆的名山，本来是缙云山的一条支脉，从北碚沿嘉陵江岸逶迤南来，一路与嘉陵江相依相伴，拥着江水汇入长江，沿长江上游西去。歌乐山是这一支脉的主峰，山顶上有一座庙，叫“云顶寺”。歌乐山不算高，相对高度（从嘉陵江水面算起）四百来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从历史文化上讲，它绝对算得上“名山”。

在重庆的旅游指南类的读物或沙坪坝的区情简介材料中，把歌乐山称为“重庆主城区的肺叶”。“这里松柏苍翠，林壑幽美，歌乐山还以雾山仙境而闻名远近，这里一年的平均雾日竟达140天以上……山高云低烟弥漫，游人置身山顶，只见乱云飞渡、云涛奔涌。虽不比峨眉山的茫茫云海，但半山烟云半山松的景致倒也使人如临太虚。”

这些描述都是从自然景观着眼的，不排除有泛美夸饰的成分。旅游，景点就是卖点。但真正从自然景观上讲，歌乐山高峻不如泰山、华山，幽奇不似峨眉山、青城山，秀美不逮黄山、三峡。中国拥有云海雾海的名山也较多，歌乐山怕是排不上号的。

但从人文角度讲，歌乐山高耸入云，是中华文明的一座奇峰。歌乐山

从沙磁地区地质发展史上讲，它是我国第四纪造山运动地壳（地表）上升，发展成型的一个典型，“可以推知中上纪我国各地地盘上升之差别，正唯如此，故新开市附近洞穴地层化石之发现，有益于吾人对新生代后期地史之了解，弥为珍贵。”以上的话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负责人杨钟健先生给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并发表在当时地质学专门学术期刊《地质评论》五卷四期（1940年出版）上。林园官邸国民党主席林森在林园中的墓冢

这些评论从何而来呢？

原来，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办公机构虽然在渝中，但由于敌机轰炸、敌特干扰，国民政府在歌乐山建立郊区办公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官邸都在歌乐山上林园中，使这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实际指挥中心，一些影响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乃至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都在这里发生。

从歌乐山到青木关的成渝公路沿线，成为国民政府迁建区。这里云集了当时国内大多数最高层的国家机关、文化机构、科研院所，集中了当时国内顶尖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类名人，使歌乐山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山”和“国家医药卫生中心”，成为沙磁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时人称为“小陪都”。

国民政府对歌乐山高度重视，把它作为“抗战建国”重要基地来建设。从小龙坎沿成渝公路到金刚坡下，布置一支精锐步兵师担任警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推进歌乐山乡村建设运动，并担任歌乐山乡建社名誉董事长至逝世；而后埋在林园。蒋介石派自己的亲信，陆军大学毕业的范埏生任国民政府郊区办公室主任，并要求把歌乐山建成“地方自治模范区”；国民政府又组建专门的市级设计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外交家王正延担任，而副主任薛笃弼则是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设计委员会的其余三十多名成员，无不是政界要人或学界名人。蒋介石还亲自签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禁止斫伐山洞等地森林布告》，要求“军民人等”对歌乐山的树“不得有任意斫伐情事”。

为了保证这些国家重要机关和重量级人物的安全，有关部门在歌乐山各处挖防空洞以防不测，谁知竟然挖出个重大发现。工兵部队在歌乐山的天然洞穴中施工，准备改造成大型防空洞，作为地下指挥所。谁知在这些洞穴挖出大量古生物化石，如剑齿象、虎、豪猪、犀牛、鹿类、猴类、貘、熊猫等，有些树种化石和动物骨化石还保留有被咬噬的痕迹。国民政府赶紧派地质调查所展开科学考察。地质调查所多批次派专家要员展开科学考察。这一考，竟然解决了地质学家认识中国大陆第四纪新生代时期地质发育过程中的根本规律及大致过程的关键。他们把在中国广大范围内，如江浙、桂林、云南、四川、甘肃等多处考察中的资料综合统一，所有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均迎刃而解。对中国大陆地壳板块（即文中所说“地盘”）的发育过程、大致成形的时期、基本规律都形成了共识。甚至，还对著名考古专家卫聚贤、顾颉刚等人“中国人种发源于重庆以及三峡一带”的论点进行了慎重研讨。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但对其可能性则增加了分量。歌乐山的孕化，是否是中国大陆板块运动的一个典型标本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禁止斫伐山洞等地森林布告》《四川巴县新开市和尚坡洞穴地层之发现及其意义》《四川巴县歌乐山之洞穴层与底文》重庆人民政府文化局长、著名文学家艾芜先生批文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新都人。中共党员，著名作家。1931年参加左联，从事专业创作，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后历任重庆市文化局长

1950年，重庆解放之初，相关部门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重庆市人民政府，当时的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局长、著名文学家艾芜先生还下了个批文，要求复查，确定其价值。可惜，当时人民政府刚刚诞生，局面难危，情况复杂，百废待举，力不从心。而当时参加考察的人员中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台湾地区，有的到了国外，消息不能互通。再加上出土的大量化石标本已不见踪影，一说被运到台湾地区，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很可能毁于战乱，那就太可惜了。

2011年，重庆师范大学相关专业组织了一次复查，可惜长期淤泥深厚，学生们缺乏设备、工具，也缺乏经费和经验，除了确认70年前的考察结论基本正确外，没有太大的收获。今后有没有复查的机会？会不会有惊动世界的惊人成果呢？

从自然形成上讲，歌乐山是一个典型标本。从人文历史上讲，歌乐山也是一个“标本”。

歌乐山得名的来源，是因为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成功后，在歌乐山庆典歌乐，因此得名。这个说法历史上长期争议不休，就像“禹娶涂山”的“涂山”究竟在哪里一样，悬而未决，并且恐怕永远都不会“决”。尽管《尚书·大禹膜》《史记·大禹本纪》《华阳国志·巴志》都有明确指出，禹娶涂山是事实，《巴志》指出：“禹娶于涂，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史载：“禹娶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洞曰‘涂洞’，滩曰‘遮夫’，石曰‘呼归’，有庙存焉。”就是说，古江州（今重庆）涂山，不像其他地方只有个叫涂山的孤证。而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涂山（今南山）有涂洞（今老君洞），江边有涂女与大禹依依惜别的“遮夫滩”，还有涂女望夫归而歌“候人倚兮”的“呼归石”和生下儿子启的“诞子石”。这些地名现在还在重庆老地名中，只不过把“呼归石”讹成了“乌龟石”, “诞子石”讹成了“弹子石”。顾颉刚（1893—1980），字铭坚，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抗战时期在重庆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杂志》主编黄万波（1932— ）82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黄万波教授是中国著名古人类“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的发现者，在古人类研究领域造诣卓著，成绩斐然。黄万波教授先后发表学术论著百余篇（部），撰写的科普读物数十篇（部）。曾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竺可桢科学奖，自然科学一、三等奖，裴文中科学奖等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介山，又号卫大法师等，山西万泉人。现代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927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历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教育部编审、暨南大学教授等职，在沪曾创办国学刊物《说文月刊》。1951年由内地赴港，后任香港联合书院教授、港大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等职。1975年定居台湾地区，曾任辅仁大学教授等职

这段史论在历代史书上被各家引用，名家巨擘们纷纷发表专论，最有名的是元人贾元的论文，言之凿凿。原文如下：涂山碑记元·贾元《华阳国志》云：“渝郡涂山，禹后家也。”古庙废圮，元至正壬辰，郡守费著乃建庙。

尝考娶于涂山之说，一谓在此，一谓在九江当涂。《东汉郡志》云：“涂山在巴郡江州。”杜预考曰：“巴国也，有涂山禹庙。”又古《巴郡志》云：“山在县东五千二百步，岷江东圻，高七里，周三十里。”郦道元《水经注》云：“江州涂山有夏禹庙、涂后祠，九江当涂亦有之。”杜预所谓巴国江州乃今重庆巴县江州，非九江之江州也。《汉史》《蜀志》有稽，至今洞曰涂洞，村曰涂村，滩曰遮夫，石曰启母。复合《帝王世纪》《蜀本纪》《华阳国志》《元和志》等书参考之。禹乃汶山郡广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异，生禹于广柔石纽，隋改广柔为汶川，石纽在茂州，域隶石泉军。所生之地方百里，夷人共营之，不敢居牧，灵异可畏。禹为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大相远。导江之役，往来必经，过门不顾，为可凭信。先是禹大父曰昌意，为黄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之娶于蜀，又有自来。又谓蜀涂山肇自人皇，为蜀君，掌涂山之国，亦一征也。

至会诸侯于涂山，当以九江郡为是。《东汉郡志》云：“山在当涂。”杜预云：“在寿春东北，今有禹会村。”柳子厚有铭，苏子有诗。且于天下稍向中，会同于此宜矣。《通鉴外纪》亦云：“禹娶涂山之女，生子启，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如是，则娶而生子，生子而后南巡，南巡而后会诸侯，娶则在此，会则在彼，次第昭然。会稽乃至群臣之地，或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谓涂山，一曰栋山，一曰防山，纷纷不一。太平乃晋成帝世，当涂之民徙居于此，故亦名其县曰当涂。好事者援此以为说，而实非涂山。世次绵远，地名改易烦乱，传会不足征。况会稽、当涂，在禹时未入中国，禹安得娶于彼哉？今特辨而正之。庶祠庙之建，得其本真，而禹后受享于诞生之地，尤不可阙耳。

民国时期，除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刻外，还有《水利委员会还都纪念碑》认定这件事。

第二种说法是秦定巴渝后，派李冰为巴蜀太守。李冰父子除了在川西坝子修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外，还曾到重庆，驻节歌乐山，整治嘉陵江河道，成功后也学大禹在歌乐山庆典歌乐。这个说法其实也可信，因为秦国统一中国时，大量军需物资、军粮、兵员都靠嘉陵江与长江沟通。而通过考古证明，嘉陵江现在河道就是新生代地表成形时的故道，形成日久，泥沙淤塞、岸石崩落、江水下切等种种因素导致河道险峻、江水湍急，洪水枯水落差大，情况复杂，影响水路运输和两岸灌溉。秦王派治水大家李冰父子来处理，当然顺理成章。歌乐山森林公园中，有云顶寺，在秦汉时为“二郎庙”，就是纪念李冰父子的。

嘉陵江磁器口段历来是险道，除了有“架高来”可考外，还有巴县府正堂的告示碑，规定洪水、枯水不同情况，渡船准载人数，以确保安全。告示碑已毁坏，残碑尚存宝轮寺中。直到新中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重庆市政府才炸掉铧头嘴，以保证航道畅通。在炸滩前，给重庆第二炼钢厂（磁器口上游，从石井坡到双碑一带）运焦炭和大米的船，还常常出事，沉水的大米捞起买，一斤粮票可以买两斤米，叫“水湿米”。那时粮食紧张，全重庆主城的人纷纷赶到磁器口连夜排队，抢买“水湿米”，成为一道风景，一段灾荒年记忆。至今，李二郎除恶龙通水道的故事在磁器口还广为流传。《水利委员会还都纪念碑》（原文）

歌乐山秀丽的风景也不绝于书，在历代地方志上都有记载。特别是清乾隆《巴县志》，巴县知县王尔鉴将其纳入“巴渝十二景之一”，曰“歌乐灵音”。

到了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歌乐山成为重要迁建区和重庆市政府郊区办公处，一大批政府机关和各界要人、名人纷至沓来，使她耸起又一座人文高峰。

沙磁文化区的治所在古镇磁器口，磁器口是沙磁文化区的核心，所以不能不多说几句。

磁器口号称“千年古镇”，那她究竟从何时兴起的呢？为什么而得名呢？时下流传磁器口因宝轮寺兴起，而宝轮寺是宋咸平年间兴起的，所以磁器口大约也是从宋咸平年间兴起。之所以得名，一方面是明初，建文帝出逃，到宝轮寺隐居，所以得名“龙隐镇”。一说是明末清初，福建江家因湖广填四川到此，开窑烧瓷，所以叫瓷器口，因“瓷”与“磁”通，故叫磁器口。

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其实大错特错。《歌乐山赋》（王尔鉴）《周书·尉迟迥》

首先，是宝轮寺建筑年代不能确定，历代地方志说宝轮寺焚于兵火，“宋咸平年间复建”。那么是哪年原建呢？可惜宝轮寺多次被人为毁坏，文档碑刻等有关文字记录丧失殆尽，没有确切的资料来判定。但磁器口的老一辈代代相传为“尉迟恭修宝轮寺”，尉迟恭是唐代开国功臣，勇武战将，以战功登上“凌烟阁”的人物，民间声誉极高，也被老百姓当作门神，年年礼拜的角色。他一生攻城略地，毁的庙估计不少，但会不会修庙，史书无载。况且，他也没有到四川、重庆一带活动的记录，说他修庙，恐是误传。而且从宝轮寺残存的最古老的建筑遗物上看，其古朴程度不是隋唐风格，更具魏晋特点。而魏晋时期佛教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到处修庙的情况史书均有载。

北朝时期，西魏文帝的驸马叫尉迟迥，字薄居，罗代人，宫至尚书仆射兼大将军。当时四川为南朝梁武陵王萧纪割据，公元553年春，尉迟迥奉命平蜀，六月攻破成都，随后追杀萧纪于江州（重庆古名）下游不远的西陵峡口。西魏因其战功，晋升他为大都督，总督“益潼十八州诸军事”，并为益州刺史。尉迟迥文韬武略，恩威并用，很快安定了人心，使地方大治，百姓很敬重他。他为了安定地方，不但在政策上宽待老百姓，还到处建庙，以安定人心，祈求太平。后来因伺母病离任，“蜀人思之，立碑颂德”，尊其为“尉迟公”。那么，“尉迟恭建庙”，会不会是“尉迟公建庙”之误呢？

根据考古发现，磁器口江边九石岗河滩上曾发掘出多座汉代古墓，在附近松林坡有数十座汉代崖墓，是不是“尉迟公建庙”的注脚呢？

又有一说，宝轮寺称龙隐寺，是因为明代建文帝被其叔燕王朱棣（后为明成祖）赶下台，为避追杀逃难到此。因寺设场，所以，磁器口叫龙隐镇。这个说法恐怕也是附会的！

早在汉代史料上，磁器口地区因是水陆要冲，水路驿名“龙隐镇”，旱路驿名白崖场。宝轮寺最早的名字叫“白崖寺”，隋唐后才开始叫“龙隐寺”，但比明代早了上千年，跨唐、宋、元三代，所以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那么，“白崖场”和“白崖寺”又是不是原名呢？据分析，也不是！

原来3000多年前，殷商末期，商纣王残暴荒淫，失去人心。周武王替天行道，率天下诸侯兴兵伐纣。纣王虽然残暴，但军力强大，当时尚有70多万大军守卫京城，武王的部队寸步难行。正在焦急之中，来了三千“重庆崽儿”，三千巴人敢死队“前歌后舞”“歌舞凌敌”。他们以英勇无畏的气势和一往无前的精神，震慑纣王的军队，使其“倒戈相向”，京城失守，纣王自焚，周朝君临天下。因巴人功劳卓著，巴地被封为周天子的诸侯国——巴子国，国都在江州（重庆古名，今渝中半岛）。“又立市于龟亭白崖”，也就是说又建立了国家级贸易市场在龟亭白崖。“龟亭白崖”的具体位置也其说不一，一说在现磁器口。

因为歌乐山一条支脉从云顶寺主峰直插到嘉陵江边，像一条游龙，龙头矗立江岸。山头上有一硕大无朋的巨岩，耸峙江岸，数十里可见，当地人称“白崖”，说是因为颜色是白色。确实，硕大的巨石上不生树木，只有在石缝中有矮小草木。但如果它因此叫白崖，那么为什么为磁器口配套的集散地，处于成渝古道要冲的白市驿，没有任何颜色标记的因素，而叫“白市驿”呢？

原来，那块耸峙的巨岩，是当地的地标，因巴子国在当地“立市”称“巴市”，作为地标当然叫“巴岩”。因古音“巴”“白”同音，被讹为“白岩”了。而同样的道理，“巴市驿”是磁器口的配套转运站，叫“巴市驿”，久而生讹，也就成了“白市驿”。《华阳国志》在记述这段史实说：“（巴子国）又立市于龟亭白崖，今新市里是也。”《华阳国志》作于东晋，在东汉末期，这里就叫“白崖场”“白崖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磁器口江边还有个老地名叫“新市里”,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色地名取代，所以现在没有了。

白岩所在的山头，民国时称为“龙山”，或称“龙头山”。它其实是歌乐山支脉一条小山脉的头，山体沿嘉陵江岸过小龙坎平顶山、龙隐路、化龙桥，直到渝中鹅岭、枇杷山。这条小支脉在民间称“游龙山”，龙头在磁器口叫龙山，故磁器口小学（丁肇中母校）在清代叫“龙山义学”，是磁器口地方贤良以“斗息捐”的名义捐办的。民国时期改为“龙山小学”，因积极参与抗日活动被国民政府表彰为“龙山模范小学”。这条支脉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城市建设被推平了，只剩下断断续续几处残存的山头，完全没有从前的模样，故后来的人对龙山、龙隐就不知所云了。

综上所述，磁器口在5000多年前因大禹治水，“庆典歌乐”，安顿涂后母子，称“慈栖”，第一次走进历史。因巴子立市称“巴市”，第二次走进历史。秦代李冰父子治水，再一次走进历史。汉代因水陆交通成为枢纽，水路称“龙隐镇”，陆路叫“白岩场”。

宝轮寺古名叫“白岩寺”或“龙隐寺”，应当在南北朝时原建，因多次被毁，重建于宋咸平年间才改名宝轮寺，跟明建文帝不相关的可能性较大。

磁器口在历史上多次立功，在中华文明发展很多紧要关头，都可以看到磁器口的巨大贡献。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磁器口属刘汉政权，赵子龙将军守江州时，每月到巴市视察一次，“三国文化”在这里根深蒂固。

唐代，这里的民歌是《竹枝词》《杨柳枝》的母本之一，著名词人白居易、刘禹锡创《竹枝》，直接促成唐诗改体，衍变成宋词，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南宋时，抗元斗争，合川钓鱼城之役，保存南宋国运数十年，改变世界历史。而磁器口作为重要后援地，地位重要。后来，元兵占领全国，磁器口陷落，钓鱼城孤立无援，守将为保无辜百姓献城投降也许确有不得已之情。但磁器口与钓鱼城互为犄角，唇齿相依，也为抗元增色不少。宝轮寺

元明两代磁器口几度繁荣又几经战火，随时代风云变幻而起落。明末清初几乎被战火焚毁，政府实施“湖广填四川”，大量外地移民涌入磁器口，把各地的地方文化和富有地方特色的小产业带到这里，使她呈现出更加丰富生动的繁荣局面。此举为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又立新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清代磁器口地区属巴县西里，是里治所所在地，民间延续旧称为龙隐镇。清同治后，因地方太大，不便管理，政府进行区划调整，将西部划归白市驿镇，北部蔡家场划归北碚，改称“直里”，治所仍在龙隐镇，延续水陆两个机构的模式。这时的磁器口经过两百年休养生息，呈现出勃勃生机，景象异常繁荣。特别1890年重庆开埠，磁器口率先开始了现代工业的步伐，成为重庆现代工业的龙头和先导之一。

福建江氏家族在“湖广填四川时”逃到磁器口开办陶瓷业。从康熙以来陶瓷业一直发展壮大，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现代瓷器生产基地，是磁器口重要的支撑产业之一。

磁器口的缫丝工业发达，开埠后就有了现代机器生产的缫丝工业，产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特等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大踏步进入国际市场，在竞争中战胜日本缫丝业，成为世界著名品牌。

磁器口的制酱业，也是磁器口的支柱产业之一。早在1892年，张氏酱园传人张杰三来到磁器口，经过辛苦经营开办“张记聚森茂酱园”，迅速走红，产品远销西南各地。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私合营，一直长盛不衰。

磁器口的地方工商业非常发达，清代末期，重庆第一个百万富翁刘继陶（1893—1900）经营的“德义生”，把重庆地方特产远销东南亚，富甲一方，也为磁器口扬名海外出了力。

但真正让磁器口为中华民族再立大功的，却是“保路运动”和“重庆独立”。

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华民族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开始“新政”以图存，而修筑川汉铁路（由成都经重庆到武汉）就是新政之一。修川汉铁路激起川汉民众自强图存的强烈爱国热情，一时间各界民众纷纷起来，由大商家大绅士们组成股东会开工建设，一般民众也纷纷集资。实在没有钱的，以“捐工”的方式积极参与，他们无偿参加建设工作，不拿工钱只管吃住，把劳力和工资作为捐款，捐给川汉铁路。

正当广大川汉人民建铁路热情高涨的时候，清政府突然下令“铁路国有”，要收回川汉路建设权。这一下可就激怒了广大人民，激起川汉民众反抗强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初期是经济斗争，要求政府偿还民间资本。清政府委派四川总督赵尔丰与四川保路同志会谈判，赵尔丰在谈判中突然变脸，诱捕成都保路同志会谈判代表，开枪打死请愿群众。保路同志会向全川发出紧急呼吁，组成保路同志军，保路运动演变成反抗政府的革命运动。

清政府慌了手脚，赶快派钦差大臣端方到四川“处理川局”。端方带领湖北新军为护卫队，沿长江上溯，从武汉出发入川。当时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革命运动深入人心，革命党到处准备起事。端方心惊胆战，走一步，看三看，不敢贸然前进，到了重庆，驻足不前。

重庆的保路同志会其实是同盟会地下支部，是重庆地区革命党的指挥中心，早就有趁机夺取重庆的计划。端方带大队湖北新军驻在重庆，对重庆的革命运动来说是一个心腹之患。其实，端方卫队的首领也是革命党，卫队士兵中革命党人也不在少数。所以重庆革命党跟卫队首领暗中商议，想办法让端方带大队离开重庆继续西进。对此，卫队首领有点为难，因为军队的调动权不在他手里，希望重庆方面制造点事端，让端方感觉重庆不安全，找个理由劝端方离开重庆向成都进发。

这时正是革命紧张筹备阶段，指挥中心主要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朱之洪等隐蔽在重庆府中学堂（今重庆七中）内，还不宜暴露。这时，龙隐镇冷水场（今歌乐镇冷水场）的袍哥况春发奋不顾身率领数百袍哥，手持鸟铳大刀，鼓噪围攻重庆府衙门。重庆知府不知虚实，闭门坚守，一边向端方求救。端方卫队乘机提出早日开拔，离开是非之地的建议。端方果然中计，第二天一早率队离开重庆开赴内江。重庆的革命党得以从容准备。这时，成都龙泉驿一支新军在革命党人夏之时带领下起义，躲过清军主力追杀，从川北绕道进入重庆北碚，重庆革命党派朱之洪到磁器口与夏之时部队秘密联络，里应外合攻占重庆城。

当时，就全国形势讲，由于湖北新军一部分被端方带走，又长期困在路途上，造成湖北兵力空虚。湖北革命党人在时局发展下仓促起事，发动武昌起义，没想到居然夺取武昌，建立革命政权——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消息震动全国，清政府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夏之时部在磁器口公开征粮筹饷等，大张旗鼓向通远门进发。在小龙坎平顶山，又在民众欢送中，召开声势浩大的誓师会，并立革命军过境碑。重庆城内，革命党领袖杨沧白以重庆府中学堂山长（校长）、重庆府参议的身份，带领重庆府中学堂师生组织的学生军包围重庆府衙，挟持重庆知府钮传善等主要官员，要他们开门投降。钮传善见学生军个个身后带着自制炸弹，吓得全身发软，几乎不能走路。其实学生军的炸弹有限，能炸响的两个已经当场炸响，以张声势，其余多数不能炸响，甚至有用布包着橘子冒充炸弹的。但大势已去，难辨真假，钮传善只好宣布投降。革命军兵不血刃，占领重庆，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宣告重庆独立。全国的革命力量大受鼓舞，革命形势更是一往无前。此举让磁器口地区为辛亥革命再立新功。岁月峥嵘

历史的篇章终于翻到民国时期。

磁器口地区的神奇山水和厚重人文与时代风云互相激荡，与世界潮流互相呼应，激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第一步台阶，登上地域历史文化的顶峰。

中华文明，经过南北东西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其固定的格局兴盛于中国北方。尤其是周秦以来，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格局加上“尊王攘夷”, “要在中央，势在四方，圣人执要”的政治运作，北方俨然是中华正统，而南方不过是“蛮夷之地”。虽然有西都东都，南朝北朝的变迁，使南北之间互相渗透，但总的形势是“北方为要”。

在地域文化中，北方有“京洛文化”（西安洛阳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燕赵文化（河北、北京一带），齐鲁文化（山东儒家文化），长期占据在中华文明的巅峰和潮头，雄视中华、辐射世界。

可是，天道循环，世事变迁，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终于迎来了量变到质变的爆发瞬间。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宋，北方饱受战乱，“衣冠南渡”渐至形成规模。到了明代中晚期，不但有北京、南京的格局，北方民族的南侵，使“衣冠南渡”逐步形成潮流，文化中心南移的趋势大大加剧。而巴蜀之地因远离战乱中心，从“西南夷”变成了“天府之土”。

此时，从学术上讲，四川的学校、学术、学人声名鹊起，直追北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辞——《花间集》在蜀中形成。抗战时期，北方沦陷，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精英竞相南下，沙磁区竟成了中华文脉的栖身之所、复兴之地。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叫声中，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国家级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工业企业云集沙磁地区，使沙磁地区一跃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各方面的顶尖级人物及他们的学术思想成果集中到这个弹丸之地，竞相开放，在强烈的“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政治营养中，结出丰硕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之果，催生了“沙磁文化”这一朵人文积淀与时代风云互相融汇、互相结合的绚烂文化之花。

衣冠南渡，国民政府西迁，为什么落地沙磁呢？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国民政府到江南不久，江南又成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之下，国民政府又西迁。国民政府的首选在洛阳，甚至还到洛阳开始办公。后因种种原因，觉得洛阳不宜作为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专派胡庶华为首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数百人组成庞大的考察团，经过周密的考察，最后确定西迁的落址地在重庆。在一般人的认识中，成都一向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为什么不选在成都而在重庆呢？仅仅是因为重庆的地形有利于防守吗？

原来，自从清末重庆开埠以来，川中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也是历史趋势！

自古以来，巴蜀并列，在三皇五帝前，天下九囿，巴蜀同处一囿；禹贡九州，巴蜀同属梁州；直到秦代，巴郡与蜀郡依然并列。两地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汉武帝时，川督文翁在全国首创地方学校大力普及文化、培养人才，受到武帝支持，一时文风大盛，名人辈出。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刘备占领四川，建立刘汉政权，首都在成都，而重庆（时为巴郡、江州）是成都的属地，开始处于被领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

1890年，因为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次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使重庆成为英国特权下的通商口岸。有了涉外事务，清政府的川督不得不把工作重心向重庆转移。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重庆又成为日本开埠口岸。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使重庆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个据点。

同时，重庆的城市建设和民族工业也因此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川较早开始现代化进程。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休，“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者像走马灯一样变幻不定。1921年6月，刘湘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长，驻军重庆，把重庆作为四川省政府所在地。1926年北伐战争结束，刘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把办公署仍设重庆，并开始筹建重庆大学、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等，使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大踏步前进，四川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渐成必然之势。

有了这些条件，国民政府西迁落户重庆就成为时代的必然了。

衣冠南渡、国民政府西迁、重心东移三点聚焦使重庆成为抗战正面战场的中心。由于沙磁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积淀，使沙磁区顺理成章地成为战时首都的迁建区和国民政府郊区办公处。砥柱中流

沙磁地区成为“陪都中的陪都，重庆中的重庆”的标志是1938年2月6日，在当时重庆大学理学院召开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正式挂牌办公，使“理想中的沙磁文化区”成为现实。

1938年2月6日成立会上，推举胡庶华为沙磁文化区主任干事，张伯芩、高显鑑为副主任干事，罗家伦为委员。这些著名教育家也是名噪一时的社会贤达，以他们的声望和地位，使沙磁地区地位日显，更加吸引了一大批各界精英前来。许多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在这片土地上驰骋，许多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许多在学术上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文艺作品和科技成果在这里产生，使沙磁文化区突破了地理上的概念，成为大后方抗战的精神家园。“陪都新八景”之“沙坪学灯”，也从自然景观上升到精神境界，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点亮大后方爱国军民的心灯，闪耀在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天空。

一边是战争残酷，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无差别战略轰炸”，血雨腥风，使大后方伤亡惨重，物资匮乏，条件艰苦。

一边是意志坚定，为“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殊死奋斗，虽忍饥挨饿、朝不虑夕而奋斗不已。沙磁文化区艰苦卓绝的努力，也推动了战时外交，成为全世界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推动力。

沙磁文化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的“沙磁文化”，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具体内容是“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实践。表现形式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她的重要作用就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成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最充分的实践，成为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为保存中华文脉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的重要贡献是给后世留下宝贵的历史史料和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沙磁文化在民族危亡的惊涛骇浪中走进历史，成为振兴中华的中流砥柱。广义的沙磁文化是沙磁地区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史，是巴渝文化在沙磁地区的具体表现。狭义的沙磁文化是指1938年国民政府建立沙磁文化区以来，在这个地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指导下的“抗战建国、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沙磁地区的立区之本。高显鑑（1893—? ），生于广西桂林，历任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四川省土产改进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职。抗战时期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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