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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4 08: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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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桂平,张杰,林锋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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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精神录

中国企业家精神录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写作打造个人IP成就企业品牌作者:陈志红排版:咪奥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8-01ISBN: 9787115465528本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章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根”与“魂”

几年前,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 Think访谈时,曾经做出了一个大胆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

关于地球毁灭,霍金肯定地指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资源耗尽。而资源耗尽的原因,则根源于人类天性中的基因遗传密码:一是自私,二是贪婪。

霍金说:“人类已经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我们已经历了多次事关生死的事件。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不要以为霍金在危言耸听,事实上,澳大利亚著名微生物教授弗兰克·芬纳宣称更加悲观:“人类将在100年内灭绝。”比这个更悲观的是牛顿在1704年手稿上的记录,认为这个世界将于2060年结束。更加不容乐观的是,科学家发现2030年前后太阳会进入一个休眠期,到时候地球上会出现一个迷你冰河期,而这将是距离最近、对人类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请注意,科学家不是在讲故事,除了和外星人接触、移民外星球,有点脑洞大开,其他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人类对于地球资源的掠夺,的确是太过于无休无止,而人类的自私和贪婪也的确太过于无穷无尽了!

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目前正对全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最大威胁的全球变暖。这是人类在过去一二百年间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

全球变暖的危害显而易见:一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科学家预测,如果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架继续融化,到2100年,海平面将比现在高出6米。这将淹没许多印尼的热带岛屿和低洼地区,以及迈阿密、纽约市的曼哈顿和孟加拉国。在21世纪,蒙大拿州国家公园的冰川已经严重削减。另外,喜马拉雅冰川是恒河水的主要来源。恒河为5亿人提供饮用水和灌溉水,据说现在每年水量以37米的速度减少。二是干旱和炎热。2003年,横扫欧洲的致命热浪害死了约3.5万人。在最近的50到100年中,酷热热浪的发生频率比往常高出了两到四倍。据预测,在未来40年中,还会有高过100倍的情况出现。酷热带来干旱,随着气候变暖,专家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降水量可能继续减少,估计那时的情况会很可怕。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到2020年,0.75亿至2.5亿的非洲人可能会遭遇水资源短缺,而非洲大陆的农业产量将下降50%。专家预测,持续的热浪会导致火灾发生的频率增多,还会有相关疾病出现,地球的平均气温也会升高。三是暴风雨和水灾。在短短30年里,四级到五级强烈飓风的发生频率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905年到2005年,飓风发生的频率稳固上升。1905年到1930年间,平均每年约有3.5次飓风;1931年到1994年间,平均每年约有5.1次;而1995年到2005年间,平均每年就有8.4次飓风了。四是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声称,新生的或复发的病毒正在迅速传播中,它们会生存在跟以往不同的国家中,一些热带疾病也可能在寒冷的地方发生。比如蚊子就使加拿大人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每年大约有15万人死于跟气候变化相关的疾病,气温变暖增加了烟雾的生成,例如在中国人们就倍受雾霾的困扰,呼吸系统发病人数大幅增加。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气候变暖,是人类对地球资源疯狂掠夺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自然所给出的最直接反应,是对人类的惩戒和警告!

面对这种惩戒和警告,我们欣喜地看到,人类已经团结起来,世界气候大会已经多次召开,各个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都制定了目标,给出了承诺。

但我们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回归它的源头,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比当初更好的方法,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呢?

在最本质的源头上,霍金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人类遗传基因中的“自私”和“贪婪”两大基因,造成了今天乃至未来的恶劣局面。人类自身必须对此负责。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大可不必为此就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毕竟,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集体面对危机,人类从诞生以来的几千几万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面对这样的危机。从远古时代的大洪水,到后来所历经的无数次的饥饿、灾荒、瘟疫,还有永远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我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可怕幽灵——战争。人类从来都是在忧患与苦难中蹒跚前行,而人类从来都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没有停止过欢乐和歌唱,在苦难的土壤里孕育出了最美丽的花朵:音乐、舞蹈、诗歌、绘画、建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接力棒一样地延续着,人类文明的大厦一砖一瓦汇成了今天的璀璨!

所以,人类绝不仅仅只有自私和贪婪的基因,人类还有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一面,有着温暖的、积极的、令我们可以自豪和骄傲的基因。只不过,西方文明是建立在批判的理性思维基础上,因此习惯从阴暗面也就是反面去看问题;而东方文明是建立在肯定的感性思维基础上,习惯从光明面也就是正面去看问题。西方人看到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东方人则看到了人性中的另一面。以中华民族的先民为例,从炎黄二帝、尧舜禹汤一直到文武周公,到最后集大成者的孔子,对此明确表述定义为“和”与“仁”。这也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理念支撑。

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和平。实际上“和”是一个动态的词语,有着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和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以及社会上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和合,并不是否认自我的存在,而是求同存异,最大程度上达成一致。中华民族的图腾“龙”,据说角像鹿,头如驼,眼睛如兔,颈如蛇,腹似蜃,鳞如鲤,爪似鹰,掌如虎,耳像牛。这样一个只能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秘动物,根本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恐龙,认为中华民族以恐龙作为图腾给人以残暴、凶猛,崇尚武力的错觉,事实上,中华民族以这么一个并不存在的动物作为图腾,恰恰展示了一种“和合”的核心理念,忠实地记载了在炎黄、蚩尤等部落融合之初,各个民族的图腾保留一点特色,最后集合成了“龙”。“龙”就是和合的象征。

第二个层次是和谐。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产生了“敬天”的观念。敬天,不是指将天地鬼神的观念凌驾于人之上,而是通过对“天”创造万物德泽的确认,进一步发现人的自我价值。“敬天”方能“爱人”。每个个体的生命当然都很珍贵,但更珍贵的是能够学习“天”,去无私地爱更多的人,爱所有人,爱所有天地创生的生命。“天人合一”是我们祖先对自己和自然所能达到的和谐关系的最好描述,也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

第三个层次是和平。和平,是指各个国家和地区、各个民族的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文明能够共生共存,互相交流借鉴,一起发展,而不是彼此冲突,争斗不休,一起毁灭。这一理想的境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自己的八十岁寿辰上用十六个字给予了描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古代,中国人就已经提出了大同思想。《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同样,“仁”也不是一个静态的词语,而是有着丰富的不同层次内容。

仁,《说文解字》作“从人,从二”。从人,从二,都是人人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于众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人与人是一个互相连接的整体,必须将个人放在整体中去考量和定义。

仁的第一个层次是爱自己。一个人必须首先自爱,懂得对自我生命的尊敬。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护,很难想象他会去爱护别人。当然爱自己不是一味纵容,而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所谓的“诚意正心”“慎独”都是作为一个君子对自己的基本规范。而成为“君子”是“仁”在你的身上生发的第一步,只有先从内在生根发芽,然后才能扩充出来,泽及你之外的其他人。

仁的第二个层次是爱人。爱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的家族亲戚。二是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关系,爱自己的同学、朋友,从左邻右舍到乡里乡亲,最后扩充到整个国家,乃至于天下。

仁的第三个层次是爱万物。不但爱人,还要爱惜天地宇宙所创造的一切。一花一草,皆有生命;山川河流,皆为有情。要将众生的苦楚看作自己的苦楚;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看成自己遭受的损失,与整个的天地宇宙同命运、共呼吸,这样的仁才算是达到了最高层次和境界。

总之,“和”与“仁”的基因,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延续了几千年,从而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从古代绵延到现在唯一存在的、活着的文明。

也正因如此,在“和”与“仁”的土壤里,一切文化无不被打上了印记。

农耕文化不用说了,整个文化的体系就是建立在“和”与“仁”的根脉上;就连处于弱势,一向不被重视的商业文化,也是以此为根,壮大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史,离不开这两个字:

一是“和”。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国古代商人深知“和”的重要性。和为什么能生财?就因为贸易必定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这是公平交易的前提。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就会因为不公和愤怒而演变成冲突,最后升级成为战争。

因此,中国古代商人的第一个精神就是“贵和”。

二是“义”。中国古代商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以义取利、义利并举、见利思义。这一点或许让人奇怪,为什么商人第一重视的不是利,而是义呢?商人当然要追逐利润,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但是如果人人都只追求利润,就会形成“争利”,就会为了利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手段都用出来,尔虞我诈,甚至造假售假,就会造成整体商业环境的混乱、无序乃至失衡。“义利之辨”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从孔子高足子贡开始,义利就被联系在一起,从此密不可分。义有两层意思:一是公共,二是合宜。公共利益就是天下人的利益,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合宜就是利润的追逐不能无休无止,更不能竭泽而渔,而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限度,以维护整体的商业环境。在古代,陶朱公提出了“什一之利”,就是十分利润只取一分。后来,子贡继承了孔子思想“以义取利”,再后来演变成“见利思义”等,那种对不法商人批评“见利忘义”,恰恰说明了商人群体对“义”的尊重。这一传统延续到今天,很多老字号如“同仁堂”“全聚德”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遭遇西方商业文化的入侵,战争的频繁发生和中国的一次次战败,让中国文化被迫发生了变化,农耕文化的重心和根基发生了动摇,商业文化被日益重视,商人精神也得以在时代嬗变中,焕发出了最旺盛的生命活力,当然也继续继承了传统文化精髓。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来,商人精神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担当!

敢于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来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但是进入近代以来,士大夫已经不能救国救民,这一振兴国家、与外国列强进行“商战”的重任落在了商人身上,实业报国、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振兴工商,提高经济实力来提高国力,对抗列强,商人在这一时期以“儒魂商才”作为自我驱动的动力,展示了惊人的活力、创造力和生命力。商人精神也因为注入了“担当”这一核心理念,而变得从来没有过的旺盛和强健,从个人追逐的蝇头小利到家国之利,商人的自我价值第一次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真正意义上得到了确认。从建立自我、实现自我开始,向着无我的境界昂首阔步挺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性质的商业活动一度绝迹,但是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以近乎运动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商业精神,这就是“家国情怀”。这同样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萌发了新的生机。“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人此前只是在理想里描述的境界,开始在现实中描绘蓝图了。“共同富裕”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新追求,中国商业文化以崭新的姿态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如今已经将近40年。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从农耕文化向商业文化过渡转型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开始真正走向全球,为登上世界舞台中心而努力的一个新奋斗过程。中国商人又一次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历史推动者的角色,商人精神再结硕果:

一是敢拼敢赢。从南方沿海地区开始蓬勃起来的商人精神,带来了“爱拼才会赢”的不屈不挠的进取基因。中国商人从来都不惮于环境的险恶,不害怕任何竞争对手,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水分和阳光,就要萌芽。古代的十大商帮、近现代的华商、改革开放后的“走出去”一代又一代商人,无不用行动和成就生动地诠释了“敢拼敢赢”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是诚信。中国古代商人就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后来商跟儒创造性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儒商,儒商对“信”的追求成为一个鲜明特色。“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信,是商人的声誉,甚至超过了生命。中国的家族企业虽然都通过血缘来维持财富的传递,但是真正支撑不倒的不是血缘,而是诚信。诚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创新。有人回首改革开放近40年,发现中国人最擅长的是模仿,是跟风,是“山寨”,由此认为中国人不善于创新。他们忘记了,是中国人率先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不管是在农耕技术方面,还是在航海贸易方面,中国人都领先于世界。中国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差,只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和”与“仁”的内在稳定和趋于保守,使得我们更多侧重于防御,侧重于内向而不是攻击性、外向性的,因此在近代以来才被西方领先,中国陷入被动落后。这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因此说中国人不善于创新。实际上我们40年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赶超和国家的“和平崛起”,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国模式都是创新。

中国商人普遍被认为善于模仿,其实德鲁克早就指出,“创造性模仿”也是一种创新。何况对商人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自己是否模仿与原创,而只是要追求利润,并且中国商人还有一个注重不同的追求,就是利他主义。和西方人的“利己”主义不同,中国商人是追求“利他”的,这是儒家伦理对中国商人精神的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目前,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请进来”之后,已经开始大规模 “走出去”,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有企业,纷纷“出海”,开启了全球化征程。中国正在尝试扮演起领导全球化的新角色,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除了雄厚的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五千年文化底蕴。

当然了,这个机会对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但也是必须做出改变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要有更多的自信,也要有更大的担当,中国企业家精神将因时而变、顺势而变,但是变中又有不变。变的是形式和内容,不变的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

这个“根”和“魂”,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岁月里,所积累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养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以仁爱和平为核心的“义利观”;就是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仁人志士所共同怀有的“家国情怀”;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诞生,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波澜壮阔进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这是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肯定,更是期许。中国企业家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定的步伐,奋力迈向世界舞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提供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主动担当,为青山绿水的美丽中国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贡献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企业家群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为这样伟大的初心和使命奉献力量,是无上的光荣,更是必须担当的责任!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企业家群体将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信党的话,跟党走,以“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的姿态继续前进,中国企业家精神必将再结硕果!这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心声,也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誓言!第一部分历史篇第一章先秦时期——群星闪耀的时代商人精神的源起

在中国传统社会,做生意的人们喜欢在自己的店铺里贴上一副对联:“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用意有二:一是表明自己的职业,二是表明自己的志向。可以说,正是对联上的这两人塑造了最早的商人精神。

陶朱,指的是陶朱公,也就是范蠡。他是楚国人,一生中广为人知的,是帮助越王勾践,密谋积蓄二十年的力量,最终复仇吴国成功,一举逆袭,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最后一位霸主。成功之后,范蠡没有选择享受荣华富贵,而是急流勇退,抽身而去。不但自己隐去,而且据说还和西施泛舟五湖,从此过起了逍遥悠闲的生活。当然,事实上范蠡并没有在五湖待多久,而是去了齐国,在齐国的海滨隐姓埋名,更名鸱夷子皮,并且以此为商号,做起了生意。鸱夷子皮,通俗来说,就是酒囊饭袋的意思,是范蠡对自己的一个自嘲,表明他从此远离政治,不再过问国家大事了。他将自己的余生定位成为一个生意人,他选择了和家人在海边从事耕种和渔牧。虽然这看起来只是平淡无奇的事业,但是范蠡不愧是一代奇才,他将帮助越王勾践壮大国家的办法运用到了个人经营上。蓄养五牡,即母马、母羊、母猪、母犬和母牛,在近海地方从事鱼类养殖,仅仅依靠动物的天然繁衍能力,他的财富数量年年翻番,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积累了令人惊讶的财富。

而范蠡最为人称道的,还不在于他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在于他能够“舍”。他帮助越王勾践复仇成功,本来可以安享富贵,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已经足够,可是他选择了放弃;在齐国的时候,他的经商才能引起了田常的注意,推荐他做齐国的相国,可是将相印送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一家人连夜离开了,将全部的经营积蓄分散给了穷苦百姓,只留下一点贵重之物。从齐国来到鲁国的定陶之后,范蠡又一次更名换姓,自称陶朱公,他在定陶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华,利用定陶“天下之中”的位置,吞吐天下货物,很快又积累千金。同样,没过几年,他又一次将这些财富分散给了周围的穷苦百姓。

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范蠡对于财富的态度: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创造财富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体现;而如何使用财富,则是一个人的人生智慧体现。范蠡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甚至是五千年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几个人之一。关于他的智慧,《史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陶朱公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了监狱。陶朱公一家开始商量营救之计。陶朱公的想法是,让小儿子拿着一大笔钱到楚国去展开营救。但是他的计划遭到了大儿子的坚决反对。大儿子说:“我是家里的长子,这么重大的事情,必须由我去做。如果不让我去而让最小的弟弟去,那么我就一头撞死算了。”看他吵嚷得这么凶,陶朱公的妻子就劝说丈夫:“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如果不让老大去,就是救回来老二,老大也会自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让老大去办吧,你只要告诉他怎么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的。”陶朱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叫来老大告诉他:“你到了楚国,将一千两黄金交给一个叫庄生的人,然后扭头就走。剩下事情就不用你管了。记住,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老大到了楚国,找到庄生,放下一千两黄金就走。可是他还不放心,又偷偷用多带去的钱打点其他上层官员。结果庄生去告诉楚王,天象示警,必须大赦天下,楚王对庄生言听计从,立即同意了。消息一传到陶朱公大儿子耳中,他认为弟弟有救了,如果这样,还给庄生一千两黄金干什么呢?于是又去找庄生,婉转地说明来意,庄生立即将一千两黄金原封不动还给他。结果他刚出门,庄生又去找楚王,说外面流传,大富豪陶朱公的儿子犯了罪,所以楚王要格外开恩,大赦天下。楚王一听十分生气,于是命令先杀了陶朱公二儿子,然后再大赦天下。结果,陶朱公的大儿子只能悲哀地带着弟弟尸首返回定陶。

故事的重点在于陶朱公见到儿子尸体后的反应。一家人无不号啕痛哭,只有陶朱公不动声色地说:“我早知道是这样,每天都在等着这个结果啊!”随后他告诉众人:“我之所以要派最小的儿子去,就因为最小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富贵之乡,锦衣玉食惯了,根本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一千两黄金,对他来说只是平常。但老大不一样,他从小跟着我劳动,吃了很多苦,才积累了今天的家业,知道一饭一钱来之不易,所以,他会心疼那一千两黄金。就是因为他心疼钱,所以坏了事。”

这个见之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从陶朱公范蠡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启示:一是自我价值可以通过创造财富来实现。范蠡就是通过创造财富而实现了“天下三徙”,所止之处必成名。二是财富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能够证明和展示、实现自我价值的,取决于你如何使用财富。财富如果只是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这是一种认识和价值体现,将财富用于社会和扶危济困上面,像陶朱公范蠡那样三散千金,这又是另一种认识和价值体现。三是财富说到底是服务于人的,是被使用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服务的人越多,施与的范围越广,就越能发挥财富的巨大作用。陶朱公相传是老子的再传弟子,是一位道家信徒,因此他信奉“为而不有”“功成身退”的天道,他创造财富,如同天创生万物;他积累财富然后散给百姓,如同大地成就万物而不占有。他能聚财,更能散财,而后者正是他被千秋尊崇的地方,被公推为“商圣”。

陶朱公的思想,有一个直接的继承者,就是他的学生猗顿。猗顿本来只是鲁国的一名穷苦儒生,后来仰慕陶朱公而投奔门下,陶朱公不但传授给他经营之术,而且给他指明了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盐池,也就是中华商业文化孕育诞生的地方。盐池的盐在古代写作“卤”,从事盐业经营的人,叫作“卤人”,后来演变成为“贾人”,就是最早的商人。

猗顿来到盐池之后,利用当地丰美的水草很快发展起了畜牧业。而陶朱公真正让他来这里的目的,还是从事盐池的开发与盐业的运输贸易。猗顿不仅自己很快就赚了大钱,十年时间就成为巨富,声名直追陶朱公,被誉为“富甲天下”,而且他更是身体力行模仿陶朱公,将陶朱公的“散财”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对于普通百姓,扶危济困,悯孤怜贫。据说有次大旱,两年颗粒未收,他就把自己积存的谷物都拿出来,除了借给当地百姓外,还办了“济贫店”“舍饭店”。现在山西临猗县城(原名猗氏城)以南十公里的王寮村西南巷,人们还叫它范(饭)家巷。而除了舍饭这类的小事情,猗顿更干了一件大事情: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他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运输方式,代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市)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条运河当时未能使用,到后魏时改成永丰渠。专家分析,其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总之猗顿不惜人力物力,做了件大好事。

和许多因为拥有巨富而被人嫉恨乃至唾骂的人不同,猗顿当时就被称为“急公奉饷,上利于国……下济于民”。身后更是赢得百姓一致追思感念,立碑纪念,被称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罕见推崇陶朱公、猗顿是“富而好德”,是经商致富者的典范。

正因为富甲天下而又能造福一方,像他们这样的经商行为才被称为“事业”。

说完了陶朱公,我们再来说一说对联中另外一个人——端木子贡。

端木子贡,就是端木赐,孔子门下的高徒。端木子贡是卫国人,在其拜孔子为师之前,就已经在从事商业经营。我们猜测其当时从事的是贩运贸易,或者经营玉器加工买卖一类的生意,总之都是大生意。子贡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了。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商人,因为卫国是君子之国,他的外公蘧伯玉就是一位闻名列国的君子。子贡一心想成为外公那样的君子,却又放弃不下自己的经商才能。

正当子贡犹豫的时候,孔子周游列国来到了卫国。子贡被外公引荐给孔子后,被孔子的思想深深折服,于是拜在孔子门下当了学生。

子贡最初只是跟随孔子学习君子之道,主要学习的是口才之学,也就是辩论之术。但是子贡很快发现,孔子的君子之道好是好,就是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而每一次遇到问题,都要靠子贡出马才能够顺利解决。理想再美好也离不开现实支撑,现实就是办什么事情都需要钱。于是子贡又悄悄地搞起了货殖之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去打听当地的行情,然后根据行情做出自己的判断,进行货物的买卖。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对于子贡的经商行为,孔子并不明确反对,但是孔子告诉子贡,一定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虽然是说自己的,但很明显,是说给子贡听的。子贡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能做成事情,达到目的,获得利益,不择手段的情况一定是会有的。孔子告诫他,“利”的前提必须是有“义”加以约束,也就是说,你获得的利如果过度了,是暴利,甚至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那么一定不可以取。只有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利,才是真正的财富。因此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哪怕是当一个拿鞭子的人,什么叫作拿鞭子的人?一种是给天子或者诸侯出行拿鞭子敲响、驱赶行人避让的;一种是市场里的门吏,拿着皮鞭维护秩序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用正当的手法求得富贵,孔子也愿意,可是这能做到吗?显然很难。但正因为难,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后来子贡就牢牢记住老师的话,将义利结合、义利并举运用到了极致,成为儒商始祖。

子贡的商业经营活动贯穿一生,他从小经商,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冒险,跑到越国和吴国交战的战场上去发战争财。后来被孔子教化以后,他开始追求一种更有价值、更为宏大和丰富、精彩的人生,为了帮助孔子宣传仁道而从事经营活动。当孔子为了救鲁国而安排子贡出马,子贡立即去游说晋国、吴国、越国、齐国的君主或者掌权大臣。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豪华的车子,拉着满满一车的财货,施展自己的辩论之术,在嘴唇一张一合之间,五个国家的命运全部改变了,存鲁、乱齐、灭吴、强晋、霸越。他虽然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但是他的力量却强大到足以影响和改变各个诸侯国的上层政局。最根本的是,他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从利害分析去打动人心,从而成就奇功。

子贡在孔子去世后守丧六年,即使是在守丧的时候,他也不忘记展示一下自己的商业才能:利用当地的树木,雕刻成孔子像来出售给前来瞻仰、吊唁孔子的人,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费用,居然也赚了不少钱。

离开鲁国后,子贡选择了齐国,在齐国开始重新经商。他很快又成功了,以富商大贾的身份周游列国,和各国君主把酒言欢,称兄道弟。只不过,这时候的子贡已经不再讲利害,而是满口的仁义,言必称孔子。正是他的影响和传播,才将孔子的声名和仁道传播到了列国之间。而第一次,子贡的道德超过了他的经商才能,“儒商”得到了认可。

子贡终老齐国,他的后人端木叔将家财散尽,被誉为“德过其祖矣”!

纵观子贡的一生,以商人始,以商人终。他是一个完美的商人典范。他虽然跟陶朱公范蠡的人生不止一次有过交集:在越国,在鲁国的定陶,他们甚至一度还成为商业竞争的对手,以子贡退出定陶而告终。不过,子贡显然并没有受陶朱公影响太深,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类商人。

子贡身上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儒魂商才。子贡跟随孔子,最大的收获,就是孔子为他植入了一个儒者的灵魂。同样由商人而成圣,陶朱公是以散财而成圣,子贡则是以将儒与商创造性结合成为儒商而成为一代祖师。陶朱公讲的是天道,子贡讲的是人道。陶朱公的“事业”是改造社会,子贡的理想则在于改造整个的天下。陶朱公是指向自己的内心,子贡则影响和改造天下人的人心,难度无疑更大了一些。

二是义利合一。这是子贡创造的儒商对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最大贡献。之前,陶朱公和子贡在自己的商业生涯里,一定都考虑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从事经商的意义是什么?陶朱公受道家思想影响,对此的回答是仿效天道,创造财富,建立事功,但是并不居功。“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子贡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此的回答是以义取利、以利弘义,通过利的强大的现实力量来推动义的实行,提升人性。和陶朱公虚无缥缈的天道思想比较起来,显然建立在人道基础上的子贡的商业哲学,更容易实践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流传开来。

三是由家及国。陶朱公的商业经营之术是用于“富家”,也就是以家族为单位创造财富,虽然最后超出了家族范围而成为社会事业,影响所及,也只是限于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但子贡的商业经营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是通过财富的驱动而带动仁义的发扬,有点类似管仲的“仓廪实,知礼仪”。这和孔子对管仲的推崇是分不开的。子贡选择在齐国经商,固然因为有好的商业环境,也有向管仲致敬之意。

总之,陶朱公和端木子贡,一南一北,一道一儒,恰如双峰对峙,同时雄起,为中国商人注入了活泼泼的精神和魂魄。从他们开始,中国商人开始有了通过经商致富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有了安身立命于商道,而不需要再投身儒家、道家或者后来的佛家,商道足以承载他们的人生追求,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商人这一独立于士、农、工的崭新职业开始出现,并且从个体发展到群体崛起,最终列入了四民之列!商人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继陶朱公和端木子贡之后,下一个商人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者是白圭。

白圭这个人,不像陶朱公和子贡那样在历史上充满了传奇性,但是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的一生经营商业、研究商业,后来以商业教育作为自己人生的终点。他是一个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职业商人,并且对后世商人做出了基本素质上的要求和规范。

白圭是东周洛阳人,他从事商业经营的主要根据地在魏国,时间是魏文侯时候。当时魏国有一位经济大家,叫李悝,也叫李克。魏文侯对魏国进行经济改革,主要就是根据李悝的建议进行的。李悝主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尽地力”,鼓励老百姓进行精耕细作,在丰收年景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多余的粮食;在饥荒年景的时候,再以平价卖出。这样取有余以补不足做法的好处就是保证了农民和田地的稳定产出。

可是,李悝这样的做法,白圭却公开表示了不同意。因为李悝重视农耕,必然就压抑了商人的活动。白圭作为商人,遵从的是另外一套法则——乐观时变。什么意思呢?就是白圭认为李悝通过国家调控控制市场价格波动的做法太笨了,因为这么做只能保证百姓的基本温饱,并不能增加百姓的财富。要增加财富,就要通过观察市场来做出判断、然后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展开经营,获得利润。白圭的做法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当粮食丰收的时候,我就用丝漆去作为交换;当每年春天丝茧下来的时候,就用粮食去作为交换。因为市场的物价是受供需所决定的,供给多的时候,价格自然便宜,就大量收购;供给少的时候,价格自然贵,就卖出去,这样贱买贵卖,就成为商业经营最基本的生财之道。

这个经营策略,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然而时机的选择与判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需要注意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信息。对市场的判断必须建立在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上,对市场信息要有天然的敏感性,而且反应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信息是瞬息万变的,受多种因素影响。

一个好的商人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感知和预测市场信息的能力。白圭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星象预测,就是根据星象知道年景是旱是涝,从而对一年的粮食丰收还是歉收有一个大致预测,以此制定策略。

二是素质。商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以前没有人说过这个问题。的确,谁都羡慕陶朱公、子贡,希望拜在他们门下,获得致富秘诀的传授。但是,也的确,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商人,否则就没有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了。有的人天生适合读书,有的人天生适合务农,还有是天生的手艺人,当然也有天生的商人,具备过人的计算能力和经营才华。这样的人往往容易成为大商人。但是如果只是成为一个中等以上的商人呢,需要具备什么素质?白圭总结出了四个方面:

第一,智。智是什么?是选择和判断的能力。你要对市场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和判断,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应该在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退出。不该动的时候就韬光养晦,一动起来就要雷霆万钧。

第二,勇。有人说商人又不是军人,不需要上阵杀敌,需要什么勇气?白圭指出,勇就是迅猛地采取行动的能力,要像苍鹰搏击猎物那样扑向市场,要将市场机遇牢牢地捕捉住,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患得患失,那么再好的市场机遇也捉不住,就必然会遭受损失,功亏一篑。

第三,仁。这是从儒家思想提炼出来的,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当时影响已经非常普遍。仁,就是要有仁爱之心,要守住义的底线。如果不懂得体恤百姓的疾苦,只知道一味赚钱,甚至昧着良心大发战争财、饥荒财,只知道聚敛而不懂得散财,这样的商人财富来也快去也快,根本保不住。

第四,强。也就是说,能够坚守自己的经营策略。经商有短暂的市场行为,也有长远的打算。如果因为目前市场的变化不定而轻易改变长远的策略,不停地变幻战略,这样同样会遭受失败。同样,经商要坚守底线,因为这是财富可以保全和传承的根本,否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以上几个方面,讲的都是白圭教人们怎么赚钱。但白圭还有一点,就是教人们应该“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作为商人,当然比普通的农民有钱,忍不住就会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锦衣玉食,或者穷奢极欲。但这是都是败坏的行为,往小里说是败家,往大里说是败坏社会风气。白圭自己就以亲身实践反对了这些行为,他经商的时候,生活是非常俭朴的,“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他在外出的时候,和他的伙伴甚至奴仆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吃同样的饭菜,同甘共苦。

勤劳、俭朴,这样的品质不但是中国商人,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品质。

白圭身后,被《史记》《汉书》称为“天下治生祖”,被宋真宗封为“商圣”。

作为中华商业文化史上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物,白圭的出现有着重要意义:

他是商业这门学问的开创者。正如春秋时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一样,白圭无疑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理想抱负的,就是要创立一门商学,开创商家一派。他和孔子一样公开讲学,孔子有六艺之教,他有四学之教。他的弟子当时一定有很多,被尊为商人的祖师也名副其实。

他是职业商人群体的代言人。白圭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以商谋生,以商立业,以商安身立命。个人的价值不需要再去通过从政出仕,走传统士大夫的路线,而是通过经营致富就可以实现。商人有了独立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独立的品格和精神,有了自己的行为规范。

他赋予了商业之学开放和包容的襟怀气度。有人说白圭曾经拜鬼谷子为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问极杂,从兵家到儒家、道家、法家,无所不涉,他将这些学问中的长处都拿了过来,为己所用,最终熔铸为一炉,创立了商学。

他第一个提出要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发挥主体作用,而人只是根据市场规律来经营致富。他反对管仲、李悝等人所提出的国家调控政策,认为那样做只能做到“国富”,却不能实现“民富”。他主张激发百姓的创造财富欲望,让百姓都成为经营致富的高手,则国家自然就强大了。

他制定了商人的行为规范,对商人的素质养成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之前没有过的,而在他之后,商人就从自发的、个体的、零乱的行为,上升为自觉的、群体的、有序的行为,商人的正面形象得到了大幅提升。

他赋予了商人以勤劳、俭朴、节欲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品质,才能确保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断地自我完善、提升,最终实现超越。

总之,即使今天看来,白圭的理论、实践和他的教诲,依然足资借鉴!商人精神的变异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当因为白圭出现,商人群体开始有了独立品格和精神,开始向着正面和积极发展,却出现了变异。

这个变异的出现,是因为吕不韦。

在吕不韦的时代,经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很多人通过经商已经致富。吕不韦就是出身于一个经商世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本领,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成功的大商人,他却还不甘心,一直在寻求更大的致富机会。这就是人的本性在作怪,趋利避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家族财富积累到千金以后,就有了足够的资本;而资本是要逐利的。

因此,吕不韦才带着雄厚的资本来到了邯郸,见到了秦国的质子异人后,大为欣喜,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此奇货可居也!”

奇货,就是天下少有的珠宝。能够见到一个落魄的王孙,而一眼看出其身上潜藏的商业价值,不愧是大商人,也不愧是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色。

于是,吕不韦立即开始在秦王孙身上进行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秦王孙回国去登上王位,成为秦国的君主。这在今天来说,就是风险投资。吕不韦颇擅谋略,也具有常人所不及的勇气,为未来的秦王经营、包装、行贿、设间,亲自冒着性命危险,前往秦国游说;又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已经身怀有孕的赵姬,送给了未来的秦王。

他成功了。秦王孙真的回了国,不久即了位,成为新的国君。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回报。作为报答,秦王封他做了相国,这和一个富商大贾的身份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吕不韦还有一笔意外的收获,不久后秦王去世,很有可能是他亲生骨肉的孩子继承了王位,就是嬴政。

吕不韦从一开始预期的巨大回报实现了,从一个商人而当上了丞相,被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嬴政即位后,尊他为“仲父”。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能够折腾到他这个地步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这时候的吕不韦,有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就是要“经营天下”。为此他先加强国内的经济实力,出兵消灭了巴国和蜀国,又组织修建郑国渠,加强水利灌溉。当国内布局完毕后,他又出兵消灭了周王室,真正意义上宣告周王室统治的终结,为夺取天下扫平了最后一个障碍。

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行动连连,他还在思想上做了准备,主持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这本书将所有的思想都统一进来,被称为“杂家”。但吕不韦的意思,就是要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以此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点。他为书宣传也是别具一格,以千金作为噱头,将书稿内容悬挂城门,谁能修改一字,给予一千金奖赏。自然无人敢领赏。

最终,有了吕不韦的铺垫和准备,秦王嬴政亲政以后,不出几年横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政权——秦。

一个商人,在商业、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声名,这一点,吕不韦堪称古今第一人!他已经超越了陶朱公和子贡、白圭!

只可惜,站上了人生荣耀巅峰的吕不韦,注定了要以一个悲剧的姿态滑落!他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里,被一杯毒酒赐死。和他以前的大商人:管仲、子贡、陶朱、猗顿、白圭等比较起来,吕不韦是第一个以悲剧形式,结束自己的一生的。他的死,无疑对后人也是一个警示。

从他以后,在中国漫漫数千年的历史上,只要有哪一个商人,步吕不韦的后尘,则固然可以大富大贵,名动一时,也一定免不了一朝大厦倾倒,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条不归路。

所以说,吕不韦其实是变异了商人精神,制造出了一条“吕氏迷途”!

吕不韦对商人精神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商业与政治的错误联姻。吕不韦是个聪明人,意识到金钱的力量虽然大,但是还不如权力的力量大。资本要最大逐利化,就要和权力进行联姻。他选择了投资秦王孙,就是选择了投资政治。他太过聪明了,轻而易举就突破了商人的底线,忘记了子贡的第一个教导,“以义取利”。

当一个商人,眼睛只盯着钱,而忘记了“见利思义”,就是误入歧途的开始。

吕不韦将白圭的四个字教导“智”“勇”“强”都发挥到了极致,他足够聪明,也有足够的行动力,即使遭遇一时挫折,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更改和放弃战略。可是他唯独少了一个字“仁”,而这恰恰是致命的。

最后,他在成功以后,忘记了陶朱公的教导“功成身退”“功成不居”。

吕不韦的商业与政治联姻,是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崛起,拥有了雄厚资本之后的一个必然选择。商人虽然在社会上具有了独立地位,也有了独立精神,但对商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最大的反制力量并不来自于外部,而来自金钱本身!这是陶朱公、子贡、白圭等人一再教导的!对商人来说,创造财富固然不易,更难的还是如何摆脱财富的反噬!

商业与政治的联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商业文化,叫作“官商文化”或者“政商文化”,其不独为中国所独有。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时代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和西方以市场为主导地位的商业经营活动差别巨大。

关于官商或政商文化,一直存在,并且在每个时代商人阶层崛起,都会备受瞩目。如何正确处理好官商或者政商关系,是一个至今未解的难题。

二是商人精神的自我阉割。吕不韦是一个大商人,他所展现的经营才华,他的投资战略和眼光,他的手腕和谋略,他的组织才能,无一不是出类拔萃的。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天生商才,他对自己商人出身和社会地位并不满意。这和当时社会对商人的整体评价不高有很大关系。吕不韦自己主持编写《吕氏春秋》,里面一篇《上农》比较了农民和商人:为什么农民可以作为国家的根本而商人不可以呢?因为农民务农很简单,简单就会质朴,容易听话,所以边境就稳定,行为就稳重,土地因为不会轻易搬迁,所以农民依附在土地上,就会很好管理,就不会有其他心思。可是商人就不一样,商人头脑灵活,财产可以带着到处迁徙,于是就会不听从号令,不听从号令就不能守卫国土,不能与敌作战。国家有了灾难,他们就会存心避而远之,没有安居乐业之心。商人为了逐利,喜爱耍小聪明,行为上就会奸诈,就会钻法令的空子,把是当作非,把非当作是,在社会风气上就会起到坏的带头作用,成为反面教材。

可以说吕不韦对商人自身的缺陷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利用各种空子的机会主义大师。后人习惯说的“无商不奸”就是从《吕氏春秋》一书中来的,可以说是吕不韦给予商人的最准确揭露。

嬴政继承了父亲对商人的评价,他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之后,第一批法令所打击的就是商人,几乎是将商人赶尽杀绝,对其痛恨到了极点。

可以说,正是从吕不韦和嬴政开始,商人这一新兴的群体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吕不韦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商才,将商人这一角色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一番华丽的表演之后,黯然落幕,从此商人精神由昂扬趋于消沉,商人彻底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更遑论品格和精神了!第二章从先秦到晚清——十大商帮的光荣与梦想商而优则仕

中国的历史从秦朝开始进入大一统,而这并非是历史偶然发展的结果。

事实上,一切早已注定。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黄仁宇从自然地理的环境给出了解释:黄土纤细,易于耕种,因此周朝开国,奠基于农业。黄河纵长500英里,将黄土地区劈成两半,滚滚的泥沙冲积出大片肥沃土地的同时,也带来了淤塞河床、堤坝崩溃的祸患。于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能够调动所有人力物力应对水患。

再就是降雨,从中国东北向西南的一条“15英寸等雨线”,天然地划分出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文明,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纠缠交结在一起达两千多年。秦始皇修筑的著名的万里长城,大致上就是与这条等雨线相吻合的,而此后的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不断斗争、彼此轮番崛起的更替游戏。

秦王朝建立后,历二世而终,所以游牧民族的威胁,延续到了汉朝。

和秦始皇一样,另外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游牧民族问题,这就是汉武帝刘彻。当时游牧民族的主体是匈奴,据说有24个部落联盟,势力范围连绵1500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一场战争动辄投入10万以上的兵力,而且来去如风,具备很大的流动性,难以捉摸。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帮助秦始皇奠定统一六国大业根基的是吕不韦,同样,帮助汉武帝刘彻完成击败和驱逐匈奴大业的也是一个商才卓著的商人。他,就是为大汉帝国理财、被誉为“皇家总管”的桑弘羊。

桑弘羊,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

心计,就是“心算”,一般来说,在两汉时期,人们计算数字都要用一种被称为“筹码”或“筹算”的计算工具。《汉书·律历志上》云:“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而桑弘羊呢,虽然年纪不大,可是计算已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在计算时则可以不用筹码,心算就能够准确地得出答案。可以肯定说,正因为桑弘羊具有这种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会被征召入宫,并被任为“侍中”的。

而汉武帝将桑弘羊召入宫中,是要他完成一项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来刘彻这个人,不但绝顶聪明,是个伟大的战略家;而且还富有行动能力,是个实干家。他要解决匈奴问题,不但立下了志向,而且亲自参与。他详细策划了每一场战役,全盘谋划,甚至详细到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战役结束,也都亲定赏罚。由此他也深知其中利害,每次战役,都有10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以及后勤部队又多出数倍,达到平均每次用兵50万人。至于战费,当时司马迁记载,内地输送的每64石粮食只有1石能抵达前方,可见后勤问题之艰巨且消耗巨大。而且汉武帝还不是战罢收手,还要继续移民巩固边防,费用更巨。

正因为一次次的战争开销巨大,所以汉武帝才想到选拔有商业才华的桑弘羊入宫。

此前,桑弘羊只是一个商人之子,并没有多少实际经营的经验。可是天才就是天才,一入宫之后,他就发现仅仅依靠农耕经济是无法支撑的,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简单说就是强调以“工商富国”,就是这么一个重心的转换,不但解决了“战费”问题,而且在国内持续创造了繁荣的局面。就连孙中山先生也由衷地钦佩:“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固然可以富国,却并非仅有农业才能富国。因为和农业相比,工商业,尤其商业,更是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源泉,所以他明确否定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看法,而强调工商业也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业的落后还将制约着农业发展。正所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这一说法,比较起管子、范蠡和白圭等人,都曾论述过的商业重要作用,显然更进了一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商业才是致富的根源!

有了“以商富国”的战略,接下来,就是采用管仲等人早已运用纯熟的“轻重之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在桑弘羊看来,既然商贾“追利乘羡”,可以“或累万金”,那么要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当然也可以借此赢利,并且,要大力打击私有商人,而强调国家独占商业的丰厚利润的垄断地位。他所制订或主持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

桑弘羊重点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山林川泽等,本来就应该归代表国家的皇帝所有。“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少府,在秦汉时期即指皇家财政。这样一来,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也避免了因为开放政策,而造成豪强专利等危害国家的后果。

二是强调官营工商业的大规模生产优于私营工商业的个体经营。官营工商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以冶铁为例,“卒徒工匠以县官(官府)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而私营的商人,既缺乏技术和财力,产品也无法保证质量,“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三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受到巨大的阻力坚持推行下去。桑弘羊的做法可以说从根本上帮助汉武帝解决了问题,但还是因为直接侵犯了一些商人、贵族,与商勾结的官员、皇亲国戚等的根本利益,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抨击,倍遭非议。与桑弘羊同时代的大农牧主卜式,身为太子太傅,有一年仅仅是天气有些小旱,他就借故向汉武帝要求把桑弘羊处以烹刑:“烹弘羊,天乃雨。”由于武帝与桑弘羊的特殊情谊,桑弘羊才得以施展抱负。武帝一崩,靠山倒塌,桑弘羊的末日也就到了。

为了推倒桑弘羊,代天子而摄政专权的霍光,主持了一个会议,史称“盐铁会议”。

其争论的焦点,就是要废除桑弘羊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尤其是国家参与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的强硬措施。几十年后,有一个叫作桓宽的人,对这个会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写成一部传世名作,就是《盐铁论》。

然而,尽管这次会议开得热闹无比,可是本来要全面否定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却只达成了一个小小的目的——“罢榷酤官”,部分地区停止铁器官营,其他政策不变。

这就再一次验证了桑弘羊思想的伟大和政策的正确性:“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自桑弘羊既开利孔之后,虽有贤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变。”

不过,桑弘羊虽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结局还是不可改变。他最后被霍光诛杀灭族,在他身后,自然而然地,他所执行的政策,也被荒弃,第一帝国煌煌的大幕,终于日薄西山,降落在即……

作为一个商人,桑弘羊和吕不韦一样,都通过自己过人的才华,而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吕不韦是秦国的相国,被尊为“仲父”。桑弘羊也从一个普通“侍中”到“御史大夫”,最后被封为托孤大臣。两人都是权倾朝野、位极人臣,成为商人或者商人子弟从政的典范。同样,两人在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之后都黯然落幕,令人扼腕。财富观的变异:从创造到掠夺

以上,我们所讲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创造财富。

不管是陶朱公、子贡、白圭,还是管仲、桑弘羊,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指导,那就是“天道”。天道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创造,二是好生。天道行健,自强不息,天道不停地创造万物,又对万物的生命给予一律平等的爱护。因此古人看来,高高在上的天真是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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