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巍,王鹤晴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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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致命龙袍试读：
第一章 欲与天公试比高
一、皇帝的新衣
1914年1月，北京中南海，亭台楼榭，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袁世凯端坐在居仁堂的办公室里，正绞尽脑汁琢磨事儿。
不久前，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并让参众两院全体议员“停职休假”，代之以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耳根子清静了不少，处理国事也舒服多了。不过，仍有一件大事让他耿耿于怀。“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死走逃亡，但革命党人制订的《临时约法》仍未废除。这对老袁来讲，就像一柄悬在头上的利剑，让他寝食难安。况且，临时大总统都“转正”了，《临时约法》也该转正啦，名正言顺，还等啥。
于是，袁大总统提起毛笔，略加思索，刷刷点点，给政治会议下了一道命令：造法机关应如何组织，其职权范围及选派议员应如何规定，均须克日答复，以便公布施行。
要知道，政治会议的议员老爷们都是袁世凯千挑万选的能人，接到“圣旨”后，哪敢怠慢，加班加点，点灯熬油，争取赶在春节前鼓捣出一个实施方案，也让“老头子”过个好年。
1月26日（甲寅年正月初一），政治会议向袁世凯报告“工作成果”：
一、造法机关可定名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以讨论增修《约法》为限；
二、约法会议议员共六十人，由中央及各省共同分配，议员由选举产生，选举人必须曾任高级官吏，或有举人以上的功名，或有财产一万元以上者为合格；
三、约法会议议员的被选举人先由政府编造名册，当选人以在名册内者为限。
以上条件是高了点，但由“精英”选出的“精英”，才是真正的“精英”嘛。
所以，对于这个《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袁大总统还是基本满意的。不过，为了做做样子，摆摆姿态，他大笔一挥又加了一条：约法会议作为代立法机关，对本大总统平行行文，不必呈文。
能与袁大总统平起平坐，这个面子不小了。
经过“推荐”、“提名”、“选举”，最后由袁总统圈定，顾鳌、严复、王揖唐等60位约法会议议员名单很快揭晓。
3月18日，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孙毓筠、施愚当选为正、副议长。
孙毓筠这个老同盟会员，是老袁用来撑门面的。施愚是当时的“法制专家”，也是袁世凯夹带中的高级法律顾问，在约法会议里实际上说了算。
袁世凯高度重视，派代表到会场致辞。
他先是把《临时约法》骂了个狗血喷头：“《临时约法》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指任参议员所议决，无论冠以临时之名，必不适用于正式政府也。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痛苦者，盖两载于兹矣！”
两年了，苦不堪言，我容易吗。
开幕式差不多成了诉苦大会，袁总统“忆苦思甜”，总算出了一口恶气。“琴瑟不调，改弦更张……”老袁清清嗓子，接着说：“诸君富于学识经验，声望素著，其于吾国民情国势，必有灼见真知，而能谋福利以为根本之解决者。况共和国家，所借以巩固者惟宪法，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
最后，袁总统振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
决不能辜负总统的期望和重托。约法会议的议员们想总统之所想，急总统之所急，夜以继日，紧张工作。40多天后，在袁总统所提出的“修改约法七条大纲”基础上，一部新《约法》终于“三读通过”，新鲜出炉了。
5月1日，袁世凯正式签署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当天，袁世凯非常开心，微笑着对身边人说：“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矣。”
也难怪大总统这么高兴。
新《约法》共10章67条，全篇贯穿着“大一统”、“定于一”的思想，与《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草案》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了极致。
比如，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任；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甚至可以解散立法院；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决定军队的编制及兵额。
更为重要的是，新《约法》白纸黑字地写着：“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全篇再也找不到“内阁”的字样。
这表明，中华民国的政体无形中由责任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
对于集权于总统及国家政体的改变，约法会议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首先，所谓国法，是由社会心理孕育而来，而社会的共同心理，又由一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所以，造法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千万不能附和苟同，更不可“数典而忘其祖也”！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治乱兴亡与政权的统一与否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政权统一则国家兴盛，政权分裂则国家衰亡。中国国体由帝制骤然变为共和，“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根本没有社会基础。因此，老百姓心理上还是重政府而轻议会。如果国家元首无权，或权力较小，政权无法集中，群情涣散，恐生大乱。
从地理上看，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广阔，南北各异，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一管理，各自为政，分崩离析，那就离亡国不远了。
其次，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风雨飘摇，当此千钧一发之时，遇事应该当机立断，如果权力分散，意见不一，多方掣肘，必然一事无成，危亡立见。而《临时约法》极力扩张立法权，极力缩减行政权，导致党争不断，哓哓不休，政令不畅，贻误全局。因此，必须“改订约法，扫除障碍”，才能达到刷新政治的目的。
再者，值此国家多难之际，如将挽救危亡的责任交给人民或议会，操作难，见效慢。况且，现在民智未开，程度低下，难以运用议会政治治理国家。所以，“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
总而言之，约法会议的“精英”们谈古论今，强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议会政治万不适宜今日之中国，必须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实以重大总统之责！
不是皇帝胜似皇帝。
袁总统也觉得这个弯子拐得比较大，有点不好意思，便出来解释一番。
他说：“本大总统以耄耋无能之日月，处民国建设之时期，责任虽有所难宽，职权窃虞其过重。惟事关国家根本大法，究非一人所敢自私，亦非本大总统所能滥用……”
给我担子太重了，我老袁也不想这样，可事关国家大计，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为国为民，我只好豁出去了。
比较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新《约法》给袁大总统披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从此，袁世凯在合法的状态下，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成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
当新《约法》尚未公布时，《申报》就转载了《论中国政局之将来》一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袁总统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将如何持久？今所谓共和，徒存虛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
二、相国出山
就在新《约法》颁布的当天，袁总统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
袁世凯一天都等不了了。
在此之前，老袁已经略施手段，让“第一流人才内阁”自行解体了。
在1913年7月组建的“人才内阁”中，进步党人士熊希龄、张謇、梁启超、汪大燮分别任总理（兼财政总长）、农工商总长、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袁系人物朱启钤、孙宝琦、段祺瑞分任内政、外交和陆军总长，掌握实权。
尽管如此，进步党人仍额手相庆，沾沾自喜，准备依靠袁总统的力量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大展宏图。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非进步党国家无以保存”。
在梁先生的积极谋划下，“人才内阁”的施政方针很快出台。对内：澄清吏治，整饬纲纪，精兵简政，添设新税，裁汰军费，奖励工商；对外：爱重和平，尊重主权，敦睦友谊，速结悬案等等。
不难看出，“人才内阁”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
以梁先生为例，就任司法总长后，四十出头的梁启超雄心壮志不减当年，更加以身作则，励精图治。
他“排日到总统府、国务院、司法部三处，日接客数十，夜则拟法案”。
他多次上书袁总统，要求确保司法独立，实行司法改革。特别强调要“在使审判之际，专凭法律为准绳，不受他力之牵制”。梁总长还认真开展普法工作，将有关法律条文、司法程序制成通俗易懂的布告，在城乡的大街小巷广为张贴，每月一次，广而告之，提高人民的法制观念，以建立法治国家。
对于进步党人这种“给根棒槌就当针”的行为，袁世凯“于心不喜”，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些所谓一流人才，都是些穷酸秀才，“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
袁世凯所控制的政治会议更是对熊希龄、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地方和司法制度改革“反对最烈”，以致“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
其实，袁总统对这拨高级知识分子早就心存顾忌，欲除之而后快了。“二次革命”爆发时，进步党议员曾在国会中质问当时的赵秉钧内阁擅借外债、外交失败、穷兵黩武、压制言论，惹得老袁一肚子火没地方发。而梁启超更是恃才傲物，指桑骂槐，还说什么“以最下流之人当一国之中坚，其人格之卑污下贱，则举国无出此辈之右”云云。
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那时，袁世凯需要利用进步党对付国民党，进而达到当选正式总统、解散国会、修改约法等一系列政治目的，只好忍了。
但是，忍了不意味着忘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好戏更是袁总统的保留节目。
现在，袁总统的计划都一一实现，进步党人还蹬鼻子上脸，熊希龄甚至提出要划清总统与国务院的权限，老袁终于出手了。
借口是现成的，熊希龄的小辫子一直在老袁手里攥着呢。
1914年年初，北京、上海各大媒体重新热炒“热河行宫盗宝案”，添枝加叶，绘声绘色，轰动一时。
案件的当事人熊总理坐不住了，心想这件事袁总统不是压住了吗，怎么又翻腾出来了，人言可畏，众口铄金，这叫我这个总理可怎么当？无可奈何之下，熊总理只好放下身段，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内务部转交警察厅“查究其事”。
按照我国惯例，上司给下属打招呼“办事”，正常情况下，下属一定屁颠屁颠地把领导的事当做自己亲爹的事，办好办巧办到位，让领导生活舒心，工作安心，事事放心。
可这次很不正常。警察厅长看了熊总理的信后，把嘴一撇，批了八个大字：“交地方检察厅办理。”
更不正常的事发生了。地方检察厅也不含糊，认为总理来信纯属私人函件，不符公文程序，又批了八个大字：“饬具诉状，原件却回”。
堂堂国务总理落得如此下场，熊希龄大梦初醒，如果还赖在位置上不走，后果不堪设想啊。
2月12日，随着“盗宝案”愈演愈烈，熊希龄称病辞职。袁总统立即照准，并任命孙宝琦（袁总统的亲家翁）代理内阁总理。
几天后，梁启超、汪大燮也认清了形势，以“一介书生、未谙从政”为由翩然而去，只剩下张謇因放不下借款疏淮工程而暂时留任。
随着“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垮台，进步党与袁总统的蜜月期结束了。
多年后，梁启超回忆他这段从政经历时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走上（立宪）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事情……然而，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自此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
学究下台，政客上场。
徐世昌，号菊人，1855年出生于河南卫辉。他比袁世凯大4岁，16岁那年与袁结识，二人惺惺相惜，引为知己，结为金兰之好，袁称呼其为“大哥”。在学业上，徐世昌要比袁世凯强得多，而立之年中进士入翰林，那时袁世凯还是个“北漂”青年。
不过，徐大哥在仕途上却略逊于袁老弟，从小站练兵那阵担任营务处总办，到内阁大学士兼协理大臣，一直都是袁最重要的助手和谋士，论资历、威望，在北洋系统中仅次于袁世凯。
几十年的宦海浮沉，使徐世昌深谙中庸之道，老谋深算，处世圆通，人送绰号“水晶狐狸”。
大清国没了之后，已被清廷授予太保加太傅衔的徐世昌决心向伯夷同志学习，表示坚决“不入贰臣之传”，不食民国之禄，跑到青岛租借做起了遗老，高风亮节，不问世事，像个给亡夫守节的小寡妇。
其实，徐世昌是看当时民国初建，党政不断，形势混乱，不想引火上身罢了。
袁老弟做了大总统，自然不会忘了徐大哥。
老袁看出了此中端倪，有意成全老徐，连说：“俟我将这一起浑小子（指国民党人）撵了，再预备着迎接老大哥。”并三天两头写信问候，遇有重大事情还要随时电商。
据袁总统的身边人唐在礼回忆，在民国第一届的唐绍仪内阁中，“小事由赵秉钧一人独挑，大事就必与徐世昌相商，实际上徐好比是宰相，而赵秉钧、王士珍、段祺瑞、梁士怡等是各部大臣，唐内阁不过是遮场的幂幕吧。”
袁世凯将“浑小子”们赶跑后，从1913年7月起，急忙派出吴笈荪、王揖唐、李经羲、袁克定等重量级人物，多次前往青岛“劝驾”，请徐世昌出山组阁，老徐都借故推脱了。
老袁之所以这么急着让大哥帮忙，除了二人是最好的“哥们”、最佳的搭档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此，记者黄远庸做了透彻的分析：“官僚派则固欲有利用徐氏者，有以今日政局非有总统信任之人为百揆长，不易统一……他人当家，人有异言，徐氏当家则必唯命是听；又如军人派，即以向曾多受徐氏指挥之故，深望徐之复出；其他则积恨朋党之把持者，谓非徐出则不足以扫清；更有一派新学家向曾受徐恩遇者，则深望徐之出以开新近之路……”
老袁正是看到了徐世昌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才三番五次请徐出山组阁。更何况，深谙驭人之术的袁总统深知，从古至今，中国文人真心做隐士的基本没有几个，徐世昌也不可能例外。
袁总统签署的任命发表后，又派孙宝琦、段祺瑞“造庐劝驾”，请徐世昌“万勿推辞”。
据黄远庸分析：“关于徐之出处共有三说，一说谓徐决不出；一说谓不晓得徐几时来京，一时恐不见来；一说则谓徐非俟见正式命令后，必不来京。记者今日则深信后说为确。盖徐本甚消极，非待至水落石出，决不出也。”
实际上，徐相国也不好再拨总统的面子，半推半就启程赴京了。不过，他还是表白了一番：“世昌夙承知遇，仍当以散员居留京寓，遇有所见，随时献纳，仰备咨询，庶得稍赞高深，以尽其一民之义务。”
有人问了，来都来了，还忸怩什么！
俗语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要知道，徐相国这次出山压力还是蛮大的。
就在老徐进京前一晚，他的弟弟徐世光问他：“大哥，你到北京干什么？你以前对我说的一时权宜、不忘清室的那些话，言犹在耳，才两年多，你忘了吗？你现在竟要做民国的官，太后和皇帝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有清一代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
听了弟弟的话，徐世昌含泪低头，一言不发。
路过天津时，他的老友华世奎又当众质问他：“两年前，你在北京怎么和我说的，我并没有忘，你怎么忘了呢？现在你要做袁的官，这是为什么？”几句话，问得老徐哑口无言，弄个了大红脸。
这时，多亏有位高人在旁解围：“假如出山，也不过是为民国服务，不算做官。”
徐世昌进京后，袁世凯如获至宝，设宴款待，请老徐出任国务卿一职。
徐世昌还是那套嗑：鄙人“衰朽迟钝、世情淡忘、政务隔阂、不敢一试”等等，屡屡辞谢。
袁世凯认准了菊人大哥，认为“非徐莫属”，就又劝道：“难进易退，此为君主时代属于一家一姓者言之。若夫共和政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同服义务。但当学伊尹之任，不当学伯夷之清。”同时，老袁又派出说客，各方敦促者纷至沓来，说什么“当胸怀天下、做官为全国百姓、不为袁氏一人……”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菊人兄只好“向前走了一步”，答应只是暂时“帮忙”，在众目睽睽之下，坐上了国务卿这把交椅。
由于国务卿承总统之命监督行政事务，总统发布命令须国务卿副署，地位有点像古代的宰相。因此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家都称呼徐世昌为“相国”。
可徐相国却比较低调，始终坚持“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自书“后乐堂”匾额，悬于政事堂醒目处，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表示自己确实不是来做官的。
政事堂设在中南海遐瞩楼，在国务卿下设左、右两丞，分别由杨士琦、钱能训担任，内设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等五局和一个司务所，分别由施愚、张一麐、张元奇、吴廷一、袁思亮任局长，吴笈荪为司务所长。其中，机要局总揽政务，权力最大；主计局履行了财政部、审计局大部分职能，握有财权。原国务院各部的重要公文经国务卿核阅后，呈报大总统拍板定夺。
政事堂与各行政部门没有隶属关系，原国务院各部直接对总统负责，政事堂发布的政令上要有“政事堂奉大总统令”的字样。实际上，政事堂只是大总统的一个办事机构，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
尽管如此，外间对徐世昌出任国务卿还是好评如潮，声称“如由他人当家，恐误国事于无形之中，而若由菊人当家，则后辈必然唯命是听”，希望众望所归的老徐用中庸之道，止杀息争，文治天下。
政事堂成立后，原总统府秘书厅裁撤，袁世凯权衡利弊，不失时机又进行了一番人事调整。
首先，将秘书长梁士怡调出总统府，改任全国税务督办、公债局总理。
作为老袁的贴身“大秘”，梁士怡知道的事情太多，又兼着交通银行总办，人送绰号“梁财神”、“二总统”，手眼通天，不可一世。
袁克定、杨士琦等人也总在袁总统那说梁的话坏，什么“心怀叵测、勾结军人、欲为总统”云云，多疑的老袁不能不防。
据说，在这次行政机构改革前，梁士怡曾向袁世凯建议说：“如欲扩张总统府，网罗人才，可将秘书厅扩大组织以容纳之，不必另设国务卿了。”老袁听后目瞪口呆，不置可否。
所以，梁士怡及其“交通系”树大招风，功高盖主，老袁这么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拿下了“文臣”秘书长梁士怡，再拿下“武将”陆军总长段祺瑞。
袁段之间的亲密关系自不必说，可段总长久掌兵权，门生故吏遍布军中，性格又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难免引起老袁的猜忌，渐生芥蒂。
为此，袁总统举重若轻地又露了一手，事先瞒着老段，在总统府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亲自处理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的重要事务（其他人都是他的“办事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老段知道后，大发牢骚说：“当年朝廷不信任项城，今天倒好，总统也不相信我了。如此下去，他还能信谁呀？”
袁总统听说后可不在乎，给了老段一个统率办事处大办事员的虚衔（大办事员还有荫昌、王士珍、萨镇冰、刘冠雄、陈宦等，其中王士珍作用最大），让其靠边站了。
段总长一气之下也闹起了情绪，把陆军部的活儿一股脑儿都交给了次长徐树铮，自己在家当起了病号。
有一次，袁世凯问段祺瑞一件公事，段祺瑞回答说“要到部查明”。老袁听后一愣，一脸狐疑地说：“怎么还要查明，你不是已经上报呈文了吗？”原来，段祺瑞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事，都是由次长徐树铮代劳的。
袁总统本来就烦小徐，这下更不高兴了，事后大发牢骚：“咱们北洋团体还成什么样子，华甫要睡到12点以后才起床，芝泉老不到部办公！”
随即，袁总统一纸命令发给段祺瑞：“本人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过听其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4两，医药费5000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查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销假。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着随时入内会议，以抒嘉谟而裨国计。”
袁总统表明上挺客气，暗地里下了手。他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浮报军费，借此将徐免职。
另外，为了安抚进步党人情绪，袁世凯又拿出了“仨瓜俩枣”作为“安慰奖”。比如，任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后辞职）、张謇留任农工商总长、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以示“皇恩浩荡”。
三、终身世袭总统
国会解体后，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咨询和立法机构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可名不正言不顺的，难免引起非议，绝非长久之计。
因此，袁总统特意在新《约法》中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名曰立法院。立法院未成立前，设立参政院为总统的咨询机关，并代行立法院的职权。
参政院都由哪些人组成呢？
袁总统给画出的道道是：有勋劳于国家者；有法律政治之专门学识者；有行政之经验者；硕学通儒有经世著述者；富于实业之学识经验者。
老袁这么安排，一来是做做样子，笼络人心；二来也是让立宪派们画饼充饥，聊以自慰罢了。
为了把这出戏唱好，袁总统在示好进步党人同时，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跑到青岛、大连等前清遗老们的住所，说什么“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中国之危”，劝说老爷子们出来捧场。再加上“参政”这个头衔津贴不菲，待遇优厚，因此“首阳诸公均连翩而至”，济济一堂，皆大欢喜。
1914年5月26日，参政院正式成立了。
袁大总统任命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前清遗老瞿鸿机、赵尔巽，进步党人熊希龄、梁启超以及袁系的梁士怡、杨度等70多人为参政院的参政。
让谁来当院长呢？
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分别让李经羲、孙毓筠牵头，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效果不错。参政院这么重要的机构，更要找一个靠谱儿的人，才能和袁大总统唱好“双簧”。
老袁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最合适，不过此人不在北京，在武汉呢。此人就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兼参谋部总长、湖北都督黎元洪同志。
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黎元洪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日子过得那叫滋润。
起初，大总统对副总统也还不错。老袁挥毫泼墨，书写了四个大字：“民国柱石”，外加100万银元，一起送给老黎，以资鼓励。
随后，袁总统心细如发，又亲自题写了“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匾额派专人送到武昌，替换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的旧牌匾，以正名位。对此，黎元洪对袁世凯感激涕零。
不过，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黎副总统的好日子到头了。
勉强当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对副总统黎元洪仍心存猜忌。虽表面上看不出黎元洪有什么不臣之心，但难保在一定条件下没有立异之心，更难保有人以拥黎之名，行反袁之实。所以，把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放在外边，终非长久之计，必须调虎离山，控制起来，确保万无一失。
从1913年10月开始，袁世凯多次借机邀请黎元洪来京“共商国是”。
黎副总统也不傻，早就明白老袁的心思。因此，他一再推说：“极思来京，观光鸣盛”，但“只以鄂省仔肩未释，趋觐需时，北斗京华，谨当望风膜拜。至副总统忝荷虚名……遵就武昌拜受嘉命”。态度极其谦恭，但就是不肯挪窝。
为了使黎元洪就范，袁世凯不惜重金，送给黎在京的代表饶汉祥大洋200万元，让饶劝说黎早日来京。
饶汉祥回到湖北，见到黎元洪说：“湖北年轻的党人都不可靠，你在湖北住着很危险，不如到北京去比较安全。”黎元洪听后一言不发。
随后，袁世凯又多次派人游说黎元洪北上，黎元洪以无人接替或交接费时为由拒绝了。
老袁看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他派出北洋大将段祺瑞南下武汉，“迎请”副总统到北京“磋商要政”。
老段离京前，袁总统向他交了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内定由段代理湖北都督。封疆大吏的诱惑力还是蛮大的。
段祺瑞见到黎元洪就说：袁总统十分想见黎副总统，年年想，月月想，天天想。您北上的专列都预备好了，您就安心上路吧，这里一切有我呢。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就这样，黎副总统虽知此一去凶多吉少，但也毫无办法，被连拉带拽，哭丧着脸登上了去北京的专列。
1913年12月10日，黎元洪还在进京途中，袁世凯就发表了段祺瑞暂署湖北都督的命令。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黎副总统抵京后，袁大总统又把那辆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马车派了出来，用来招待副总统，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拉着黎元洪的手嘘寒问暖，亲热得不行。规定副总统每月薪俸1万元，公费2万元，所兼参政院长和参谋总长的工资另算。
黎副总统住哪啊？
袁总统早就安排妥了。为了老哥俩唠嗑方便，老袁把老黎安置在瀛台，派人把“副总统办事处”的牌子挂到了庆云殿的大门上。
要说这瀛台也是中南海里风景最好的所在之一了，四面环水，琼楼玉宇，奇花异石，人间仙境。可自从出了光绪爷那档子事儿后，瀛台就被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成了“软禁之地”的代名词。
黎副总统也觉得不是味儿，每天以诵经、读书、阅报、写字消磨时间，经常“掩卷发悲声”，慨叹道：“遥望汉江，不禁泪下”，并对人发牢骚说，我做了光绪的替身呢。
参政院成立不久，就接了个“大活”——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也许有人不明白，《大总统选举法》刚制订还不到一年，怎么就要改了？
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改不行啊。
比如：原先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由国会选举，大总统、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院代行总统的职权。现在，国会和国务院都没了，这不是让大总统难堪吗。
就在这个节骨眼，四川城口县知事给中央提了个建设性意见，呈请将大总统任期改为终身制。
袁总统虚心听取了该意见，将该知事（不仅知事，而且懂事）的想法印发各国务员、各省都督、民政长，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拍手称好，于是提交参政院讨论。
参政院开会讨论《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时，梁士怡有备而来，首先发言，系统地指出了修正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梁秘书长什么来头，参政们心知肚明，而且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干脆，闭嘴举手吧。
8月28日，《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顺利通过。第二天，袁大总统很欣慰地签署公布，昭示天下。
要说老袁也真够绝的，为了节约人力物力，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一步到位，直接把大总统“修正”成了终身制、世袭制，震烁古今，永放光芒。
我们来看看主要的几条：
第一，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老袁快60岁了，至多再干两届，这个问题不大，关键在后两条。
第二，继任总统人选，由现任总统推荐3人，事先写在“嘉禾金简”上，锁到“金匮石室”里。
石室位于怀仁堂后，进宝光门、景福门即是，建造费用2万元。金匮系德国所造，重量约20磅，精致异常。金身凿以凸式嘉禾，中间用双线散珠椭圆式样，内嵌金匮二字。其金钥匙长一寸二分，末端嵌以名贵钻石，花费约4000元。
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管，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各拿一把，选举前大家共同取出，由选举会在3人名单中选出1人为总统。
这条就不大地道了。一是有抄袭大清国立储规则之嫌；二是如果老总统脸皮够厚，在他的N个儿子中找出3个作为总统人选，世袭罔替，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是合法的。
第三，到了换届的时候，参政院可以以决议的方式让总统连任。这就更省事了，选都不用选了，“闭门听，一家和”。
按理说，总统做到这个份上，老袁该知足了。可袁大总统是这么想的：我这叫提半格，还有步。天老大，我老二，这才哪到哪，好戏在后
头呢。
第二章 如果再回到从前
一、向孔子致敬
袁世凯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皇帝的，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在逼迫清帝退位那阵就有想法，有人说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初露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二次革命”后，老袁就把“皇帝工程”纳入工作计划，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制造舆论，潜移默化，循序渐进。
这就要请孔老夫子出来帮忙了。
孔孟之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底线。两千多年来，“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之类的伦理标准，已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打下深深烙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更是把孔圣人奉若神祇，在全国各地建造文庙，顶礼膜拜，以示尊崇。
辛亥革命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民国建立，西风东渐。“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的思潮开始流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各地学校停止讲经读经课，许多地方毁孔庙、撤孔像、去孔位、废孔祀，“推翻孔教之声不绝于耳”。
尤其在革命热情比较高涨的广东、湖南等地区，各县孔庙被改建成学校或习艺所，有的甚至成了流浪者的栖息地。
据旧派人物、湖南内务司长任福黎目击：“各处文庙，兵队杂居，学生寄宿，甚或改作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晒晾污秽，触目惊心，令人垂涕。其余各省州县之类此者，想亦不少。”对这种“大逆不道”的现象，守旧派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
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老屋推倒，新房未建”，在一片精神废墟上，一些宵小之徒乘机兴风作浪，蝇营狗苟，沉渣泛起，难免给人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感，这也为保守派们尊孔复古找到了借口。
1913年4月，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慷慨陈词：“今以人心之败坏，风俗之衰敝，廉耻丧尽，气节靡尔，实数千年未有之厉，稍有识者，亦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国矣。”况且，仁义礼智信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哪有什么中外新旧之别。我们“孔子之道，凡为人者不能不行之道”。现在一些妄人，想攻击孔子，废除孔教，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
对于康圣人来说，礼崩乐坏，忍无可忍，板起面孔发了通牢骚，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有的洋人也看不惯了，狗拿耗子管起了闲事。
盖沙令，一个俄国伯爵，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非常卖劲地鼓吹道：“孔教者，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孕育中国之人种者两千余年……今之最险者，当此狂妄以学西法之时，孔教或被废弃，而并无合于华人性质者以代之也。”
除了盖伯爵外，美国的李佳白、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日本的有贺长雄等都认为孔教是“国家风教之大本”，建议政府“保存国粹”。
卫道士们内外呼应，上书通电，痛陈“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纪纲全坏，时事愈危”。要求政府尊崇孔教，速定孔教为国教，将其载入宪法……
从1912年年末开始，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洗心社等组织先后成立，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宗昌、阎锡山都分别当上了各地孔教团体的会长、名誉会长。《不忍》、《孔社》等刊物公开出版发行，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同时，沉寂了很久的春秋丁日祀孔、孔子诞辰纪念等活动也在各地开展起来。
到了1913年夏秋之际，官方终于出面了。袁世凯发布命令说：道德为本，法律为用，“忠信孝悌”为立国根本。孔子为万世师表，儒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要“宗仰时圣，遏横流，循正轨，正人心，培国本……”
领袖都发话了，有关部门立即行动。
教育部宣布，每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为圣节，全国各学校放假一日，向孔圣人行礼，并在修身或国文课程中，以孔子的微言大义为要旨，开展经训。
交通部也不甘落后，发布利好，规定乘京奉、津浦铁路火车到曲阜参加大成节人员的车票一律减价。
9月27日，在曲阜召开了礼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00多人到会，国会、内务部均派代表参加。
同一天，孔子诞辰纪念会在北京召开，孔社副社长饶智元代表袁世凯在会上致词说：“今天下人心浮气扬，乱臣贼子遍于国中，大总统本仁义之心以平乱，本仁义之心以教民，本仁义之心以推尊孔子，更欲孔社同人本仁义之心以宏斯教。”
会后，袁总统说到做到，向孔社捐款3000元，献出了一颗“仁义之心”。在曲阜的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听说后，急忙带着孔氏世谱、孔庙碑碣拓文和前代衣冠，跑到北京向袁总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袁大总统很是欣慰，亲自接见了“小圣人”，“瞻览之余，益深钦仰”，当面夸赞道：“孔子之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
随后，袁世凯授予孔令贻一等嘉禾勋章，重申“衍圣公”及其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岁俸2000银元，世袭罔替。另外，每年给孔家拨付祭祀费12000银元，孔氏祀田（约100万亩，以曲阜为中心遍及数省）仍归其私有，并由国家代为征收田赋。同时，令山东兖州镇守使田中玉派兵驻守曲阜，保护孔林孔庙。
得到如此褒奖和殊荣，孔令贻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决心誓死效忠袁大总统，一再恳请免提祀田，收回祭祀公费，袁世凯只好批准。
这么折腾还不够，袁世凯还要把尊孔常规化、制度化。
1914年1月，政治会议通过了袁世凯提交的祭天、祀孔案。决定以农历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其规制与祭天相同；大总统在北京文庙主祭，各地行政官员在当地文庙主祭；每县设一名奉祀官员，管理文庙事务和祭祀活动，每个星期日开设明伦堂，召集周边百姓宣讲人伦道德。
1914年9月28日，是秋祭孔子的日子。
在此之前，政事堂礼制馆拟定了《祀孔典礼》，财政部拨专款修缮了北京孔庙，袁世凯也发布了《大总统祭圣告令》。
袁总统在告令中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
为了不使中国沦为“土匪禽兽之国”，祭孔这天一大早，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带领文武官吏，浩浩荡荡，来到北京孔庙，向孔圣人的牌位三跪九叩，嘴里念念有词，着实做了一把孝子贤孙。
回来后，袁总统还嫌磕头不过瘾，又自掏腰包，向孔庙捐献5000块大洋，以彰仁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总统的带动下，全国文武官员纷纷效仿，跑到当地孔庙进行祭拜。一时间，被冷落很久的文庙香烟缭绕，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但也有跟不上形势的。比如，章太炎先生就是一个。
章先生这几年过得很不如意，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二次革命”期间，他又来到北京，准备以国学泰斗的身份办个“考文苑”，预计要花个二十来万吧。
可惜，袁政府嫌花费太多没有同意。章先生一气之下，又组织了“国学会”，讲授国学大义，顺便大骂康有为等人，并规定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公开和“尊孔运动”唱反调。
这还不算新鲜事儿，还有更“爆料”的呢。
有一天上午，章先生兴许是头天晚上又没睡好，脚穿官靴一只，手执团扇一柄，柄下系以勋章，坐着洋车大摇大摆来到新华门，要求面见袁
总统。
总统府招待室的人一看章先生这副打扮，心里好笑。但是既不能通报，也不能得罪，只好敷衍说：“总统正在会客。”
章先生问：“会哪一个？”
接待员答：“会熊总理”。
过了好一会，章先生又问：“现在会谁？”
接待员回答：“会向瑞琨（曾任农工商部代总长）。”
章太炎大怒，说道：“向瑞琨，系一小孩子尚可会，何以不会我？”说罢，指名道姓要见秘书张一麟。
接待员不耐烦了，说道：“已赴政治会议。”
章太炎又要求见其他秘书，其他人推三阻四谁也不愿惹火上身。这下，章先生不干了，厉声大骂，把接待室的桌椅板凳都砸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大闹总统府，成何体统！
袁总统也被惊动了，无计可施，只好派人连哄带劝用车把章太炎关进一间空房，后来把章先生软禁在龙泉寺，直到袁氏倒台才被放了出来。
一个“章疯子”无足轻重，“好戏”还要接着演呢。
1915年年初，参政院通过决议，把“忠孝节义”作为“中华民族之特性，立国之精神”。为了弘扬这种精神，全国各学堂一律将《孟子》、《论语》等儒家经典列入学习科目，早晚诵习，深明大义。
此外，凡“孝行卓绝著闻乡里者，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特著义行可称扬者，耆年硕德为乡里矜式者”，均由大总统题字授匾或赠予金银奖章，如果想“建坊立碑”流芳百世，也是可以的，以促使“人人激发其天良”。
袁世凯不遗余力倡导孔孟之道，自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目的。当时的报刊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尊孔活动只不过是“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
为了掩人耳目，袁世凯反复说尊孔是为了让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巩共和于不敝”。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老袁说谎了。
对于这一点，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入木三分：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就更无用了。
二、寻根之旅
在尊孔的同时，复古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从大清国走来的旧官僚们，对过去的事物总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情有独钟。革命党那帮“浑小子”被打跑后，官老爷们更来劲了，有恃无恐，想方设法去寻找从前的影子。
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
1914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县知事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最低要有法政学堂毕业文凭。第一轮笔试阶段录取名单公布后，新式学堂毕业生占了大多数。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第二轮面试结果出来后，被录用的都是50岁以上官场“老油条”。
落榜的人不干了，集体上书内务部，义愤填膺地指出：“政府既抱定用人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应规定毕业资格。乃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何以见信于天下？”
袁总统听说这事后，压根儿没往心里去，继续开始他的“寻根之旅”。
5月23日，袁政府下令改革地方官制，在省以下增设道，形成省、道、县三级行政机构。
官称也要改，要“仿古”。各省民政长一律改称巡按使，各道的长官称道尹，各县长改称县知事，管理京畿的官称为京兆尹。
巡按使的权力比较大，除原民政长的职权外，可以监督司法并调动部分地方驻军，就像前清巡抚一样。巡按使手下的道尹、县知事也可以升堂问案，原各地设立的初级审判厅、检察厅被取消，“司法独立”名存实亡。
改完地方改中央。袁总统一点不嫌麻烦，总统府秘书厅改称内史监，在平政院设肃政史，又将文官分九等，即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老袁兴致勃勃，论资排辈，大加封赏。授徐世昌为上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为中卿加上卿衔（享受上卿待遇），杨士琦、朱启钤、孙宝琦、梁士怡、张镇芳、陆征祥、张謇、熊希龄等为中卿，梁启超、杨度、孙毓筠等为少卿……其他人按照资历以及和袁总统的亲疏度以此类推。
受封者也欣欣然，不知所以。
有人甚至沿袭早年间中举登科后在大门处贴“报条”的传统，在自家门首贴上“贵府新大老爷奉大总统令授为上大夫并加少卿衔”的红字条，借以光耀门楣。
文臣安排妥帖了，再安置武将。
原各省都督现在不能叫“都督”了，改叫“将军”。当然，这个将军也不能乱叫，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比如，有督理各省军务职能的将军（简称督军），在所驻省会开府建衙；不做督军的将军，在北京新设置的将军府供职，打入冷宫，待遇优厚。
做督军的都是袁总统比较放心的人。主要有：
江苏督军、宣武上将军 冯国璋
湖北督军、彰武上将军 段芝贵
广东督军、振武上将军 龙济光
奉天督军、镇安上将军 张锡銮
山东督军、泰武将军 靳云鹏
山西督军、同武将军 阎锡山
浙江督军、兴武将军 朱瑞
江西督军、昌武将军 李纯
安徽督军、安武将军 倪嗣冲
陕西督军、咸武将军 陆建章
四川督军、成武将军 胡景伊
广西督军、宁武将军 陆荣廷
云南督军、开武将军 唐继尧
在将军府上班的主要有：建威上将军段祺瑞、昭威将军蔡锷、宣威将军蒋尊簋、扬威将军张凤翙等。
至于让谁在地方当督军，让谁进北京享清福，都是老袁一个人说了算。
有将军就得有元帅啊，将军们一起哄，尊袁世凯为“神武大元帅”。老袁也很得意，心想：经我这么一摆弄，各就各位，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更为重要的是，手底下这么多爱卿、将军、士大夫，再叫总统就不合适啦，只能称皇帝、天子，才符合这么至高无上的身份呢。
做天子，受命于天，为天牧民，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祭天了。在明清两代，祭天典礼是皇帝每年的“必修课”之一，一般在冬至举行。届时，皇帝率领百官来到天坛，三叩九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过去皇帝做的事，袁世凯也要做。
1914年年初，老袁向政治会议提交了《祭天咨询案》，政治会议哪敢怠慢，举双手双脚赞成，急忙通过了一个《祭天案审查报告书》。2月，袁总统据此发布《祀天定为通祭令》：“祭天之礼，自古攸隆，有其举之，莫敢或废……”不几天，就完成了关于祭天的法律程序。
随后，在政事堂设置礼制馆，由徐世昌兼任馆长，并高薪聘来一些老学究，翻箱倒柜地收集相关资料，研究制定祭天礼制和所需冠服式样，具体筹备事宜则由内务部负责。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毕竟是民国啊，这么明目张胆地搞“封建迷信”活动，怎么也得有个说法。
对此，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解释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
也就是说，祭天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与国体不相抵触。况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
话虽这样说，真正要做到新旧结合、与时俱进，也挺不容易，比如说祭冠、祭服的样式。
本着“合乎古而不戾于今”的大原则，经过一再讨论，多次修改，并报袁大总统同意，礼制馆颁布了《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规定祭天所用衣冠“均为临祭而设，惟求适宜相称，文采章施，厘然有序，用昭敬恪”。祭冠在传统样式的基础上，减少了笄与缥，增加了组缨。祭服采用汉服样式，上衣下裳，宽袖右衽，按照官员级别绣有不同纹章。比如：大总统为十二团大礼服，特任官穿九团大礼服，简任官穿七团大礼服，荐任官穿五团大礼服。
12月初，祭天典礼进入倒计时。大批军警进驻天坛，天坛里主要道路用黄土垫平，并安设汽灯、电灯，坛墙及祈年殿、圜丘等处进行了修整，撤换镌有满文的殿堂匾额。
19日，袁世凯带领参加祭祀的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清心寡欲，沐浴吃素。这天，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各政府机关、学校休假一天。
21日，袁世凯颁布祭天告令，京师警察厅通告交通管制有关规定。下午两点，文武官员穿戴整齐，汇集天坛，按照《祀天通礼》制订的程序举行祭天演习，一直折腾到天黑方才离开。
22日夜，北京实行宵禁，停止夜市和夜戏，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结，正阳门和天桥周围的地摊也都被“城管”赶走。
终于到了23日，天还没亮，正阳门到天安门的马路上，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禁止行人通过。从正阳门到天坛，沿途官署、商铺悬挂国旗，数千军警荷枪实弹，往来巡逻，虎视眈眈，不准往来民众停留观看。
早6点，袁世凯乘装甲汽车离开总统府，步兵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总统府总指挥使徐邦杰等人带领卫队骑兵，前呼后拥，戒备森严。车队出正阳门向南到达天坛，在坛门外换乘四角垂以璎珞的双套马朱金轿车，到昭亨门外又换乘竹椅显轿来到坛前。
袁总统在朱启钤等人引导下，从昭亨左门进入更衣幄，更衣盥洗后，司祀官呈上祝版。
祝文是事先拟好的，没几个人能读得懂，老袁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就署上了名字。
随后，大礼官恭请大总统行礼。袁世凯进入棂星门，在荫昌和陆锦左右搀扶下，率领文武官员依次在台阶上站好。
此时，圜丘已经修缮一新，每个栏柱旁边都站着一名盔明甲亮、手持长矛的士兵（就像拍古装戏的群众演员）。御道两旁还有200多名身穿蓝袍、手拿各种仿古乐器的乐师。
大典开始了，黄钟大吕奏响“和”乐。之所以称“和”乐，也是有讲究的，以示“共和”嘛。
在祭祀官的指引下，袁世凯从南面登上圜丘，举行“燔柴”仪式，就是点燃一堆篝火。老袁率百官面向北四鞠躬，并敬献丝绸，礼成。
接着，献祭肉祭酒。有人将一盅热汤送到老袁手上，老袁将汤举过头顶，分三次将汤浇在祭肉上。随后，在古乐声中，“八佾舞于庭”，祭祀官大声诵读祷文，袁世凯向上天敬献美酒，并带领百官朝祭坛叩首。
祷文有好几篇，不同的祷文配以不同的音乐，而每念一篇祷文，袁世凯都要磕四个头，这可是个力气活儿，把老袁累得够呛。
好容易磕完了头，把祭肉从坛上撤下（由参加祭祀的官员分而食之），将一块玉玺摆到祭坛中央，再把祷文、丝绸、祭酒等祭品放到篝火上焚烧，袁世凯等人伫立凝视祭品燃尽……
整个祭祀大典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才曲终人散。
袁世凯的祭天活动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说是“重建礼制”，有的说是“帝制之先声”，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不过，老袁这么一搞“穿越”，有人跟着乐坏了。
三、清风徐来
1914年，耄耋之年的湖南名士王闿运被袁总统请到北京，就任国史馆馆长。王闿运是杨度的老师，也是著名经史学家，属于大师级的人物。
一般来说，够得上叫“大师”的就要有些与众不同，王老也不例外。据说，王老无论走到哪，身旁总跟着一周妈，形影不离，甚至参加总统府宴会也不例外。
这个女人很不简单，“鸡皮鹤发而妆饰殊明艳”，口才极佳，全面负责王老的吃喝拉撒睡，把王老照顾得舒舒服服，在人前称呼王老为“我们家老王”，自然亲切。时间长了，大家见怪不怪，美其名曰：上炕老妈子。
王老到京后，兴致很高，分别给总统府和政事堂撰写了对联和匾额。给总统府的对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横批为：旁观者清。给政事堂的匾额写的是：清风徐来。不愧为国学大师，出手不凡，一个“清”字用得妙不可言。
清帝退位后，“最大赢家”袁世凯心情相当复杂，对待清室的态度也相当暧昧。逢年过节，总统府都要派人进宫道贺，以示尊崇。
1913年2月，住在宫里的隆裕皇太后终因抑郁成疾，溘然长逝，享年42岁。民国政府按照“国葬”规格，在太和门举行了隆重的全国国民哀悼大会，各部门下半旗志哀，文武官员臂缠黑纱，各学校停课一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缅怀这位“女中尧舜”。
袁世凯异常悲痛，向清室表示：“凡我五族人民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我五族人民感戴慈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
治丧期间，辛亥年间作鸟兽散的遗老遗少们齐聚北京，一个个朝服补褂，翎顶辉煌，招摇过市，有的甚至连开路的仪仗都摆了出来。
北京的老百姓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是不是大清国“又回来了”。对此，袁总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清朝遗老们一看民国总统都这态度，就更来劲了。
这年冬天，举行了光绪和隆裕灵柩的奉安大典，让这对生前没有同裘的夫妻，死后也要同穴。袁世凯派出梁士怡、朱启钤、荫昌等政府官员前往祭奠。
崇陵位于易县清西陵内，帝后灵柩暂厝于西陵以东的梁格庄行宫。谁也没想到，在这里竟上演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按例，安葬崇陵前要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参加仪式的主要是前清遗老和民国政府官员。遗老们自不必说，那些民国官员也都做过清朝的官，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大都换上了清朝的素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但是，也有少数人仍旧西装革履，行鞠躬礼，显得比较刺眼，外交总长孙宝琦就是其中的一个。
正当人们行礼时，前清翰林梁鼎芬一眼瞅见了孙宝琦，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走到孙宝琦面前，用手指着孙的鼻子破口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总长原本和梁鼎芬很熟，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愣了。其他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围了过来。
梁鼎芬越说越来气，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你忘了你是孙诒经（同光名臣）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听他这么一骂，遗老们义愤填膺，你一言我一语，恨不得把孙宝琦活吞了。孙宝琦吓得不轻，脸都白了，一个劲儿地作揖认错，这才逃过
一劫。
遗老们之所以理直气壮，腰杆子这么硬，与袁世凯玩“复古”密切相关。他们纷纷猜测，难道是袁总统难忘旧主，回心转意，要恢复大清了？
劳乃宣就是这么想的！
对于劳乃宣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那个在前清资政院里主张将无夫之妇通奸定罪的“白票党”骨干（见第一部《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著名的卫道士。他特意从青岛跑到北京，连续发表《共和确解》、《君主民主平议》等文章，宣称“项城之心，实未忘大清也，其不忘故，实为众所共见”，大肆鼓吹“还政于大清”。
王闿运的弟子、国史馆馆员宋育仁也忍不住跳出来，公开发表演说，为清廷复辟摇旗呐喊，闹得满城风雨，人们甚至称1914年为“复辟年”。
在这种大气候下，有些地方的复辟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甚至穿上大清的官衣，洋洋自得地坐着绿呢大轿出来摆谱，后边还有一大群人跟着起哄。
一些外国人也唯恐天下不乱，希望中国恢复帝制。日本驻京记者佐原笃介说：“如果袁世凯真正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最好让他找一个好机会吁请宣统重当中国皇帝，而袁本人应当满足于充当帝国的宰辅！”
清室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闻风而动，特意拜访了把兄弟袁世凯，想摸摸袁的底牌，试探性地问清室是否要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
袁世凯笑着说：“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
话虽这么说，但遗老们这么折腾，闹得实在不像话，袁世凯觉得不对劲了，这都哪跟哪啊，应该采取行动了。
袁世凯借肃政史夏寿康等人“请杜乱防嫌”的条陈，指示内务部以“动摇邦本，淆乱人心”的罪名，把宋育仁逮了起来，关了几天后又送回原籍，省得他在跟前总添乱。
随后，把一个倡言复辟的倒霉蛋儿裘平治斥责了一通：“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域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严行査拿，按律惩治，为猖狂恣肆冒不韪者戒！”
裘平治是个湖北商人，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还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做生意，到处呼吁“帝囯立宪，缓图共和”，正好撞到枪口上。
接着，参政院提出复辟言论“有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患，酿成内乱诸大害”，请求照《新刑律》内乱罪依法惩治，防患未然。政府也发布了查禁复辟谬论的命令：“查紊乱国宪，《刑律》订有专条，法令森严，势难姑息。嗣后遇有诞妄之徒散布此等莠言者，即当严加禁制，其或显有不法行为者，应即随时查拿，按照《刑律》罪分别惩办。”
其实，袁世凯从来也没想过让大清国死灰复燃。不过，复辟帝制的鼓噪又让他看到了希望，毕竟还有人幻想回到有皇帝的时代嘛，说明恢复帝制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关键问题是皇帝由谁来做。
1914年11月，袁总统出席了政事堂专门讨论复辟问题的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他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明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也可以做。”
朱总长指内务总长朱启钤。袁世凯说这话也许是半开玩笑性质的，朱是袁的部下，要做皇帝怎么也轮不到他呀。据参加会议的内务部次长张国淦回忆，老袁这段话“使在场的人深感其用心，正堪寻味也”。
我们中国“拍马屁”、“捧臭脚”之流向来是人才济济。也赶巧了，就在袁总统在会上说这个段子的同时，有一个叫张沧海的广东人，居然考证出袁总统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后裔，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并编纂成袁氏族谱，上呈总统府。
这本族谱传到了梁士怡那里。梁秘书长多有心眼儿啊，看到族谱，如获至宝，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赶紧借题发挥，向参政院提议：“请将袁崇焕附祀关岳庙，其文歌颂袁崇焕，使崇焕以前而有崇焕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崇焕以后而有崇焕其人者，则满洲军尤不能越榆关一步，崇焕一日不去则满洲一日不能得志于中国。”
袁大总统听说后，更是眉开眼笑，龙心大悦，直夸梁秘书长有头脑、有眼光，会办事。
梁士怡的逻辑是这样的：袁崇焕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袁世凯是袁崇焕之后，一脉相承，满门忠烈，老祖宗没有完成的反清大业，袁世凯做到了，他不仅逼迫清室退位，还做了国家元首。现在如果真需要个皇帝，又找不到朱明后裔，那袁大总统就是不二人选了。
正当国内的复古浪潮愈演愈烈之际，来自东邻日本的一个坏消息彻底搅乱了袁世凯的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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