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增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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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增订版)试读：

为大学生“读书”及研究生“治学”提供某种指引，本书的这一初衷没有改变。只是初版“小引”所说的“书中文字，一半以上从未入集”，等于坦承将近一半是从我的其他著作里选用的。当初设想，此书是给从没读过我其他书的人编写的，可实际上，买此书的读者往往也关心我的其他著述。这让我心中很不安，多次重印后，还是希望重新修订。

此次修订，删去已入他书的七文，另增六则，篇幅略有减少。不过，第一辑读书，第二辑大学，第三辑人文学，第四辑文学教育，感觉还挺整齐的。（北

若有兴致，谈读书的，还可参看我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京：中华书局，2015）（北京：三联书店，2018）及《书里书外》增订版；（《老北大的故事》论大学的，则有两三年前北大社推出的“大学五书”《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可供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照；关于文学教育，《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六说文学教育》一大一小相互生发。倘若（北京大学关心人文学的危机与进路，请参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出版社，2010）中的《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以及《讲台上的“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问”》中的《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

略感遗憾的是，第五辑乃答问，与前四辑文体有别。好在都取“平易近人”而非“正襟危坐”的姿态，至少阅读趣味上还是比较接近的。2018年6月2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小引

很早就有一个企图，为大学生写本书，谈谈如何“读书”；或者为研究生写本书，谈谈怎样“做学问”。迟迟不愿动笔的原因是，以我多年教学经验，深知今日中国的大学生与研究生，自主性远比当年的我们强多了。学问不见得很好，但视野一定开阔；机遇确实很多，诱惑及陷阱也比比皆是。对于长辈的“谆谆教诲”，不当面顶撞你，就算是客气的了，你还希望他/她言听计从？不管你高屋建瓴，义正词严，还是放低身段，循循善诱，同学们大都“我自岿然不动”。设身处地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值此社会转型、思想转型、知识转型的大时代，“老经验”不见得能解决“新问题”，同学们为什么非听你教训不可？

老师有老师的经验，老师也有老师的毛病；最明显的，莫过于“好为人师”——总觉得自己有责任指导年轻一辈，让其少走弯路。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不身临其境，很难深切体会什么叫“艰难的选择”。既然“绝知此事要躬行”，你那些陈年往事以及纸上文章，确实是可听可不听。再说，对于人生来说，有些弯路是非走不可的，怎么打预防针也没用；某种意义上，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感于整个中国学界浮躁之风盛行，从2006年初开始，我奉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令，为研究生开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总题不变，各讲合纵连横，每轮调换三分之一。尽管用心讲学，还是担心浪费同学们的宝贵时间。八个二级学科，诸多专业方向，将近一百名学术趣味迥异的研究生，这课可真是不好上。去年4月11日，（不记名）我做了个课堂调查，想看看同学们的反应，再决定此课程的去留。没想到，反响颇为热烈，在回答“您认为本课程是否有必要为研究生持续开设”时，答“非常必要”的67人，答“可设为选修”的25人，无人选择“没必要”。仔细分析，同学们评价高的是谈“学者生涯与学术道德”、论“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其阐释”，说“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不太看好的则是“从工具书到数据库”之类。换句话说，大家关注的是学术史、学术理想以及学术热情，而非具体的治学方法或学科知识。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具体而微的技术问题，因学校、因专业、因个人才情而异，且坊间不缺此类书刊；反而是表面上“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若能讲出自家体会，更容易收获掌声。事后，我选择其中二题，给大学生及公众演讲，效果也很好。看来，谈“读书”、论“治学”，不一定非循序渐进不可，因为，这里的关键不在“学识”，而在“趣味”。

对我来说，既希望尽教师的职责，又不愿耳提面命，于是，换一个法子“劝学”。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至于诸君瞥过一眼之后，是否愿意深入堂奥，那得看各人的机缘。选择“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话题，有自家兴趣及能力的限制，但更主要的是，我以为此乃当下中国大学的“关键问题”。（甚至保

故意不选“正襟危坐”的专业论文，更多的是公开演讲留演讲后的答问），乃取其“平易近人”。这些演说稿，基本上是面向大学生及研究生，演说的场所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人文大讲堂”、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讲坛”、海南大学、台北的政治大学，以及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韩国的仁川大学、新加坡的旧国会大厅等。

书中文字，一半以上从未入集；其余的，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以及三联书店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

正题好说，副题颇费斟酌——什么叫“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当然，冬天夏天也能读书，但在我看来，春秋更要紧。不管是教师还（有是学生，假期归来，重新走进教室，都有一种莫名的紧张与激动人欣喜，有人厌烦，有人无奈）。当初拟书名，为了对应“风景”一说，脑海里马上蹦出三个词：春风秋月、春花秋实、春花秋月。“风月”（如朱熹《六先生画像·濂溪先生》之“风月本指清风明月，极言风景佳胜无边，庭草交翠”），可如今多被用于男女间情爱之事，容易引起误会；至于以播种/收获说“春秋”，很切合学校的工作目标，可也正因此，显得过分拘泥，不够洒脱。想来想去，还是“花月”好，不太虚，也不太实，可意会，也能言传。

转眼间，冬去春来，又到了踏青时节。江南莺飞草长，连塞北也即将桃红柳绿，不由得记起晋人陶潜的“遗训”——“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既然写不出什么好诗，那就奉献给读者一册小书。毕竟，书中自有“风景”在。陈平原2012年3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1]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一　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的得先下个定义。“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逛逛。“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动作，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2002）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说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前一阵子观赏北方昆曲剧院演的《烂柯山》，朱买臣最后得以扬眉吐气，甚至马前泼水，羞辱那没有长远眼光、耐不住寂寞、非逼他写休书不可的崔氏，靠的是中国古代社会读书可以做官这一精英选拔机制。可这一套，现在不灵了。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人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就任北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作文凭贩卖所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北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2]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二　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蔡元培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3]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4]《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欣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服气。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三　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效果不好。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雍正年间，大臣朗坤不懂规矩，居然“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被皇上识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可没人追问，皇上你怎样知道我引的是《三国演义》？是不是你背地里也阅读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这则材料，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引用过，很多人感兴趣。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清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读书》创刊号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人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手发挥、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书读完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不是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之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四　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就有意义，不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憋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令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空袭后，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五　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广大，可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则有曰：“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初刊《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新华文摘》2006年第5期转载）

[1]此乃作者2005年12月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新校区的讲演稿。

[2]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

[3]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1914年6月。

[4]《文学旬刊》5号，1921年6月。漫卷诗书喜欲狂——《读书读书》序

读书、买书、藏书，这无疑是古今中外读书人共有的雅事，非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然。只是在常常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还有那么一些不改积习的读书人，自己读书还不够，还舞文弄墨谈读书，此也足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概也正因为这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使得谈读书的文章多少沾染一点人间烟火味，远不止于考版本训字义。于是，清雅之外，又增了一层苦涩，更为耐人品味。可是，时势的过于紧逼，又诱使好多作家热心于撇开书本直接表达政治见解，用意不可谓不佳，文章则难免逊色。当然，这里谈的是关于读书的文章；政论自有其另外的价值。不想标举什么“雅驯”或“韵味”，只是要求入选的文章起码谈出了一点读书的情趣。《读书读书》一

既然识得几个字，就不免翻弄翻弄书本，这也是人之常情，说不上雅不雅。可自从读书成为一种职业准备，成为一种仕进的手段，读书人的“韵事”一转而为十足的“俗务”。千百年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居然成了读书人的正道；至于凭兴趣读书这一天经地义的读书方式反倒成了歪门邪道——起码是误人子弟。于是造出一代代拿书本当敲门砖而全然不懂“读书”的凡夫俗子，读书人的形象自然也就只能是一脸苦相、呆相、穷酸相。

殊不知“读书”乃人生一大乐趣，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天（《论读书》）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能不能品味到读书之乐，是读书是否入门的标志。不少人枉读了一辈子书仍不入其门，就因为他是“苦读”，只读出书本的“苦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理想就是典型的例证。必须靠“黄金屋”“颜如玉”来证明读书的价值，就好像小孩子喝完药后父母必须赏几（读书）颗糖一样，只能证明喝药本身的确是苦差事。所谓“读书的艺术”，首先得把“苦差”变成“美差”。（《读书

据说，“真正的读书”是“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的艺术》）。林语堂教人怎么读书，老舍则教人读什么书：“不懂的放（《读书》）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其实，说是一点不读“没兴味”的书，那是骗人的；起码那样你就无法知道什么书是“有兴味”的。况且，每个人总还有些书确实是非读不可的。鲁迅就曾区分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看非看不可的书籍”，那必须（《随便翻翻》）费神费力；另一种是“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前者目的在求知，不免正襟危坐；后者意在消遣，自然更可体味到读书的乐趣。至于获益，则实在难分轩轾。对于过分严肃的中国读书界来说，提倡一点凭兴趣读书或者意在消闲的“随便翻翻”，或许不无裨益。

这种读书方法当然应付不了考试；可读书难道就为了应付那无穷无尽的考试？人生在世，不免考场上抖抖威风，先是被考后是考人，“考而不死是为神”；可那与读书虽不能说了无关系，却也实在关系不大。善读书者与善考试者很难画等号。老舍称“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考而不死是为神》）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如果说中小学教育借助考试为动力与指挥棒还略有点道理的话，那么大学教育则应根本拒绝这种读书的指挥棒。林语堂除主张“找到思想相（《论读书》）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作为读书向导外，还对现代中国流行的以考试为轴心的大学教育制度表示极大的愤慨，以为理想的大学教育应是“熏陶”，借用牛津教授的话：“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吸烟与教育》）火。”如今戒烟成风，不知牛津教授还向门生喷烟否？不过，“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与“头悬梁，锥刺股”，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读书境界。前者虽也讲“求知”，却仍不忘兴致，这才是“读书”之精髓。

俗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要想读懂读通“圣贤书”，恰恰必须关心“窗外事”。不是放下书本只问“窗外事”，而是从书里读到书外，或者借书外解读书里。“翻开故纸，与（周作人《闭户读书论》）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识得了字，不一定就读得好书。读死书，读书死，不是现代读书人应有的胸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算是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并非都如东林党人那样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但关心时世洞察人心，却是将死书变成活书、将苦读变成人生一大乐趣的关键。

其实，即使你无心于时世，时代风尚照样会影响你读书的口味。（古书）这里选择的几篇不同时代谈线装书之是否可读、如何读的文章，即是明证。五四时代之谈论如何不读或少读古书，与80年代之主张从小诵读主要的古代经典，都是面对自己时代的课题。二

读书是一件乐事，正因为其乐无穷，才引得一代代读书人如痴如醉。此等如痴如醉的读书人，古时谓之“书痴”，是个雅称；如今则改为“书呆子”，不无鄙夷的意思。书呆子“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王了一《书呆子》），这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实在是不（同合时宜。可“书呆子自有其乐趣，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上）。镇日价哭丧着脸的“书呆子”必是冒牌货。在那“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的抗日战争中，王了一称“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这话移赠今天各式真真假假的书呆子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愿尽管时势艰难，那维系中国文化的书呆子们不会绝种。叶灵凤《读书随笔》

书呆子之手不释卷，并非为了装门面，尤其是在知识贬值的年头，更无门面可装。“他是将书当作了友人，将读书当作了和朋友谈话一（叶灵凤《书痴》）样的一件乐事”。在《书斋趣味》中，叶灵凤描绘了颇为令读书人神往的一幕：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大概每个真正的读书人都有与此大致相近的心境和感悟。宋代诗人尤袤流传千古的藏书名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绝顶聪明的脑袋瓜放着大把的钱不去赚，反而“虽九死其犹未悔”地买书、藏书、读书。

几乎每个喜欢读书的书呆子都连带喜欢“书本”这种“东西”，这大概是爱屋及乌吧？反正不只出于求知欲望，更多的带有一种审美的眼光。这就难怪读书人在字迹清楚、正确无误之外，还要讲求版本、版式设计乃至装帧和插图。至于在藏书上盖上藏书印或贴上藏书票，更是主要出于赏心悦目这一审美的需要。正是这无关紧要的小小点缀，明白无误地说明读书确实应该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而不是苦不堪言的“劳作”。

更能说明读书的娱乐性质的是读书人买书、藏书这一“癖好”。真正的读书人没有幻想靠藏书发财的，换句话说，读书人逛书店是一种百分之百的赔本生意。花钱买罪受，谁愿意？要不是在书店的巡礼中，在书籍的摩挲中能得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单是求知欲还不能促使藏书家如此花大血本收书藏书——特别是在有图书馆可供利用的现代社会。就好像集邮一样，硬要说从中得到多大的教益实在有点勉强，只不过使得乐于此道者感觉生活充实精神愉悦就是了。而这难道还不够？让一个读书人做梦中都“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孙犁《书的梦》），可见逛书店的魅力。郑振铎的感觉是真实的：“喜（叶圣陶《〈西谛书话〉序》）欢得弗得了”。正因为这种“喜欢”没有掺杂多少功利打算，纯粹出于兴趣，方见真性情，也才真正当得起一个“雅”字。

平日里这不过是一种文人的闲情逸致，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保存古今典籍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时此地的收书藏书可就颇有壮烈的味道。郑振铎称：“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劫中得书记〉序》）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藏书极难而散书极易，所谓“书籍之厄”，兵火居其首。千百年来，幸有一代代爱书如命的“书呆子”为保存、流传中华文化典籍而呕心沥血。此中的辛酸苦辣，读郑氏的《劫中得书记》前后两篇序言可略见一斑。至于《访笺杂记》和《姑苏访书记》二文，虽为平常访书记，并无惊心动魄之举，却因文字清丽，叙述颇有情趣，正好与前两文的文气急促与带有火药味相映成趣。甚至，因其更多涉及版刻的知识以及书籍的流变而更有可读性。

当然，不能忽略读书还有接受教益的一面，像黄永玉那样“在颠（《书和回忆》）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的，实在不可胜教。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文章本书选得很少，原因是一涉及“书和人”这样的题目，重心很自然就滑向“人”，而“书”则成了起兴的“关关雎鸠”。再说，此类文章不大好写，大概因为这种经验太普遍了，谁都能说上几句，反而难见出奇制胜者。三

最后一辑六篇文情并茂的散文，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四个大城市的书店：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各篇文章叙述的角度不大一样，可主要的着眼点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突出书店与文化人的精神联系。书店当然是商业活动的场所，老板当然也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经营书籍毕竟不同于经营其他商品，它同时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准精神活动。这就难怪好的书店老板，于“生意经”外，还加上一点“文化味”。正是这一点，使得读书人与书店的关系，并非一般的买卖关系，更有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书业的景气与不景气，不只关涉到书店的生意，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当代读书人的心态与价值追求。书业的凋零，“不胜感伤之至”的不只是书店的掌柜，更包括常跑书店的读书人，因其同时显示出文化（阿英《城隐庙的书市》）衰落的迹象。

以书商而兼学者的固然有，但不是很多；书店的文化味道主要来源于对读书人的尊重，以及由此而千方百计为读书人的读书活动提供便利。周作人称赞东京丸善株式会社“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态度是一种愉快的事”，而对那些“把客人一半当作小偷一半当作肥猪看”的（《东京的书店》）书店则颇多讥讽之辞。相比之下，黄裳笔下旧日琉璃厂的书铺更令人神往：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琉璃厂》）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而朱自清介绍的伦敦的书店，不单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以扩大影响者，甚至有组织读诗会，影响一时的文学风气的诗人办的“诗籍（《三家书店》）铺”。书店而成为文学活动或人文科学研究的组织者，这谈何容易！不过，办得好的书店，确实可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对于读书人来说，有机会常逛此等格调高雅而气氛轻松融洽的书店，自是一大乐事，其收益甚至不下于钻图书馆。这就难怪周作人怀念东京的“丸善”、阿英怀念上海城隍庙的旧书摊、黄裳怀念北京琉璃厂众多的书铺。可是，读书人哪个没有几个值得深深怀念的书铺、书店？只是不见得如琉璃厂之知名，因而也就较少形诸笔墨罢了。1989年1月15日于北大畅春园（此序言见拙编《读书读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刊《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4期时，题为《漫卷诗书喜欲狂》）[1]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

今天的演讲，就从一首小诗说起。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上世纪30年代写了一首长诗，改来改去不满意，最后长诗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意蕴丰富而又朦胧的短诗《断章》，只有这么四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毫无疑问，在这首诗里，“风景”是个关键词。只是该如何解读，当时的文坛众说纷纭。批评家李健吾站出来，说这首诗“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卞之琳听了，说不对呀，“装饰”不是着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相对”。主客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借景、互相装饰，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请记得，这是一个北大英文系出身、对哲学很有兴趣的现代诗人，有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关联性的哲学思考。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和“青山”之间，互相对峙，互相观赏，“青山”是我的风景，反过来，“我”也是青山的风景。马上，你又会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那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早就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的人，可分为五类：有人看风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风景……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心招摇，还是无意表演，你都成为人家的风景。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这一道道靓丽风景的背后，蕴涵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当然，“风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讨论这一道道“风景”是如何酝酿、怎样浮现、可否转化，以及是不是“即将消逝”的。一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据说流传颇广。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当年我念中大、念北大，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对于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某种意义上，教师也是学生眼中的“文本”，要经得起他们的鉴赏或挑剔，还真不容易。我们这代教授，是否还能成为学生们茶余饭后的审美对象？不知道，反正我有点担心。当然，这里有技术原因，中年以下的教师，大都住在校外。再过若干年，大学校园里，再也没有老教授的身影。因此，明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还是感叹，这道风景即将消逝。现在看来，这话得略为修正：只要有心且努力，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可以成为风景；大学校园里有风景，郊野乡下的读书场景，同样可以成为风景。但有一点，这些风格迥异的“风景”，需要有心人去发掘、去鉴赏、去追怀。

当然，我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读书”，方才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才难以为继，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刊行中译本。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再到我今天着重讨论的，将“读书”这一社会行为作为审美对象。换句话说，我关注的不是图书的生产过程或阅读效果，而是“读书”是怎样成为“风景”的，这道“风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画家所描摹、被大众所记忆的。

先从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说起。我们都知道，庞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经由考古发掘，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你看，这位女性手持莎草纸制作的“书籍”，正在认真地阅读。可见，古罗马人已将“读书”视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只有当人们觉得“读书”这姿态很优雅时，才会将其作为壁画题材。庞贝城壁画

下面这几幅图，同样值得品味：16世纪曾出版过一本叫《各种人工机械装置》的书，其中提到这么一个发明，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这发明人肯定是书痴，读一本还不够，希望同时读好多本书！不仅广搜博览，还希望一目十书，这是多么疯狂的阅读梦想。下面这一幅，是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不只看书，还要讲书。之所以当众朗读，可能是为了传播知识，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阅读能力。总之，“读书”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你看，这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1732—1806）风格画家弗拉戈纳的绘画：阅读中的少女，场面静谧，光线柔和，举止优雅，引诱你再三凝视。跟这构图很接近的，是20（1873—1954）世纪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在花园里读书的照片。搬一把椅子，在花园里坐下来，手捧一本书，请照相师给拍照，为什么？就因为这场面感人。16世纪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18世纪法国版画“当阅读中的少女在花园阅读众朗读”

不管是壁画、版画、油画、照片，将“读书”这一瞬间凝固下来，作为风景，悬挂在书房或卧室中，时刻提醒你，“读书”，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中，我曾提及一幅让我震撼的照片：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或许，越是这种艰难时刻，越需要书籍作为精神支撑。这照片录自我刚才提及的《阅读史》。可惜这位加拿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很不熟悉，整本书中，只用了一幅中国插图，那就是16世纪的木刻“秦始皇焚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写书、刻书、读书，而不会只是“焚书”。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阅读史》二　“行旅”同样可以入画

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为什么？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

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可能是留学，也可能是出使，还可能通商、劳工输出等，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对有的人来说，“旅行”是工作；而对另外的人来说，“旅行”则是休闲。不管哪一类，旅行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验，也是一种象征资本。《泪与笑》

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英文系高才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在做事，不管正事还是歪事，反正很忙碌，注意力只能集中在这一点。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我说的是梁实秋。梁早年跟鲁迅论战，很多中学生是从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了解他的，这当然很不准确。其实，梁实秋是很有成就的翻译家、文学史家和散文家。这篇《旅行》就出自他40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雅舍小品》

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40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了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那人是谁？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山水》

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溪山行旅图》

2004年春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巴黎大宫博物馆举办了《神圣的山峰——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1609─展》。众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黄向坚的组画。黄向坚1673）字端木，苏州人，比他的善画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万里寻亲。黄向坚的父亲在昆明当小官，明清易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于是，黄孝子从苏州出发，于干戈载道之中，跋涉山川，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把父母接回老家奉养。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此万里寻亲故事；诗人归庄据此撰有《黄孝子传》，戏剧家李玉则编有《万里圆》传奇，后者还进入各种文学史。至于黄向坚本人，其所撰《寻亲纪程》《滇还纪程》，兼及图文。作为山水册页的特例，这组兼及叙事功能的《寻亲纪程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位万里寻亲的孝子，一路诗文，一路画画，而每幅山水里，都有一个挟着雨伞步履匆匆的行人，那就是他本人。跟他的同乡徐霞客借“游记”摹写大好河山好有一比，同时代画家中，难得有黄向坚那么“见多识广”的——万里寻亲的另一面，便是饱览了西南大好河山。若“丽江花甸”的入画，若“莲峰旭日”的绚丽，都让人刮目相看。《寻亲纪程图》

撇开“孝子寻亲”的道德意义，单是作为纪录旅程的山水册页看待，黄君的《寻亲纪程图》也值得珍惜。而我关注的是，“旅人”之所以“入画”，就因为旅行这一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三　暮春者，春服既成

最近两年，因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等处演讲“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重构”，屡次提及汪曾祺（1920—1997）所撰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蓦然间想起，汪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喜欢汪先生的小说、散文及评论文字，当然，更喜欢他那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生活姿态。还记得80年代初，汪先生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第三卷。文章谈小说主题、谈现代派，谈爱护祖国语言等，其中有一节，讲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趣味”：“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汪先生的自我概括很有趣：“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有味道；而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记得90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区给文学青年上课，他讲小说创作，我讲文学评论。晚上，汪先生喝了点酒，随意捡起一根破毛笔，给我写了幅中堂，是抄他的旧作。诗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种洒脱的精神状态。不端架子，不讲纸笔，不避重复，不假思索，写完了，还自己欣赏了好一阵子，问我：怎么样，还不错吧？此情此景，如在眼前；可那个欣赏孔夫子生活态度的汪先生，早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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