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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6 03: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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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海斯勒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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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三部曲套装

何伟三部曲套装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何伟三部曲套装作者:彼得·海斯勒排版:蕾蕾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7-01ISBN:9787532752805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以及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它们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村庄,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223题 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

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

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

282题 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

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中国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至于别的数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测了。

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是没有哪条道路标出了名称。北京地区的那一页上面画出了七条高速公路,十条国道,一百多条更小的道路,但仅有国道进行了数字编号。就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县乡道路,我问过一个北京司机。“他们不会给小路起名字”,他说。“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标志,标出下一个城镇的名称,”他说,“如果没有标志,你可以把车停下来,问问别人,怎样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驾驶员考试题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

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七十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不过,这其实也在考试题中出现过:

347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对你进行善意的提醒,你应该:

A)胸襟开阔地仔细听取。

B)毫不听取。

C)听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总共有六千八百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

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葬礼过后就是吃饭,有些人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宴席行列。开车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个个的葬礼,事实上,有人靠这个行当吃饭——无尽的自驾旅途中,每停车一次,就代表着某个人的人生终点。在新荣,我碰到了一个名叫魏福(音译)的人和他的老婆,他们的专长就是在葬礼上演出传统晋剧。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牌卡车,为了演出方便,卡车的车厢进行了改装。在新荣,他们把卡车停在一条主路上,拉起手刹,去掉车厢拦板,支起一个雨棚,架起两只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时,他们搭起了舞台,数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们周围。那是一场长达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鲜,因为死者曾经是整个新荣最大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店铺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处。哪怕是死了,他仍旧在好好地打理着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着挤进商店,买上一些零食,边听晋剧,边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场葬礼,死者刚刚入土。那里是农村,位于一个开阔的平原上,一个大大的烽火台标志性地耸立着。附近没有任何城市——在中国,法律规定人死后多数要火葬,仅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允许土葬。烽火台边上,二十多个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着白色麻布,腰间用一根红绳系着。远处,是一大块政府的宣传标语:“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这是个矮胖的男子,时年六十九岁,穿着一身蓝布衣装,戴一顶蓝帽子,圆月般的脸上闪着汗珠。我跟戏班子老板魏福拉家常的当儿,这个男子冲我笑了笑,那是我自头一天的葬礼以来看到过的最灿烂的笑容。在中国的葬礼上,至少有一个人总是乐呵呵的。“过来,过来!”这个矮胖男子拉着我的手臂叫道,“我们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递给我一张压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着像商人一样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写着这些文字:

张宝龙

风水先生

红白事务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

就传统而言,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古时候,诸如此类的信念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极大。在北京的西北边上,明朝人修筑长城时,特意避开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脊,因为这段山脊靠近帝王陵寝。从战略的角度看,这里非常适合修筑防御工事。但是,风水先生认为这段山脊是一条龙脉。任何建筑,如果破坏了龙脉,都可能给明朝带来灾难。就这样,这段山脊空了出来。当朝皇帝不惜更多的麻烦,把城墙向北挪了挪,那儿的地形不利于防守,需要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宽松的环境。即便在那之后,有些行当仍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例如,在今天的中国,道教徒极为稀少。但是,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愿意花钱雇请风水专家。张宝龙(音译)就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他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他做过棺材(“自己备木材”),还帮人抬过婚轿。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项服务是“迁坟”——在经历着建筑业大发展的国家里,这个活儿很受欢迎。“这个地方是我选的!”张宝龙骄傲地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刚掘出来的一个土堆。在坟前,吊丧者依次叩头:每个人都双膝下跪,烧上一沓纸钱,一边以头磕地,一边嚎啕大哭。似乎没有人在意我的出现。在北方,我了解到,葬礼一般是喜好来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外国人。不过,我还是压低声音问道:“今天葬谁?”

张宝龙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东西走向,”他指了指那个土堆,接着说,“头朝西,脚朝东。我栽的那棵树是白杨。男人栽白杨,女人栽柳树,目的是让鬼魂知道哪儿是坟头。这是块好地,有这么几个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个位置十分重要。你看,这个地方好,因为地势高,那条小溪的水向东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护坟墓。葬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很多有钱的后人,他们当官、参军、读书都很有出息。”

男人们磕完了头,轮到女人们磕了。一个接一个,她们以头磕地,她们的嚎哭更加响亮,响彻山谷。“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风水先生,”张宝龙接着说,“我们一家都是做这个的。家里的每个人都很长寿!我父亲活到九十五岁,母亲活到九十八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九才过世!”

哭号声又升高了一个调子。我在琢磨,换个时间谈论长寿也许更合适,但是张宝龙一直没有收声。“我有三儿三女,”他说,“几个儿子也是风水先生!有一个女儿”——出于稳妥,既为现世也为来生,他笑了笑说——“是护士!”

河北、山西一带的天气相当不错——凉爽而清新的早晨,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那些梯状台地。我总是起得很早,但从来没有什么日程或计划。我尽量沿着看得见长城的路线行驶,哪儿遇到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找到合适的路线后,又再上路。有好多天,日行不到两百公里。乡下的道路快不起来,因为某段街道上总会发生点什么——帮助农作物脱粒,避让穿越公路的羊群,参加某人的葬礼。道路本身的状况也丝毫无法预测。《中国地图》上,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从1998年开始,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到我驾车旅行时,这一工程仍旧在进行中。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首次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当时的一场旱灾在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要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人们手中,十分困难——因为自封建帝国开始,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为马拉车而设计的。美国的红十字会主持了一个项目,修建适合于大卡车和小汽车行驶的现代道路系统。到1920年10月,他们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农民,其中好些人都几近挨饿的状态,因而一条条新修建的道路使得运送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可以到达需要的地方。在山东境内领导修建工程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估计,通过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向五十多万人运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最终,红十字会在北方四个省区修建了道路,他们的建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政府雇佣了托德。他在中国干了十八年,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公路建设工程。仅在1928年的一条道路修建工程中,他手下就掌控着二十万个劳动力——比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修筑道路雇佣的全部劳动力还多。在中国,乘用轿车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到1922年,北京大约有一千五百辆——不过,人们的热情很高。中国的一些城市举办过汽车展,上海的《申报》也曾经出版过每周一期的“汽车专刊”。到1935年,中国状态甚好的泥土公路里程达到八万公里。这似乎表明,迎来全国性的汽车大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后来,这样的大发展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1937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地区,这场战争严重损毁了中国新兴的汽车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人们不可能购买小轿车。中国农村地区的公路系统变得衰弱不堪,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政府才能够大规模地改造这些基础设施。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提供了动力,这跟过去的饥荒多少有些相像。当时的政府想要抵消经济上的风险和威胁,也看到了其中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激发起推迟了多年的汽车大发展。历史得以重复:那是中国汽车先锋队的第二轮浪潮,而这才只是个开始。2001年,也就是我领取驾照的那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十二亿,但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一千万辆。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拥有一辆轿车,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

为了自驾出游,我从北京一家叫作“首都汽车”的公司租用了一辆中国产的切诺基吉普车。租车是一个新兴的行当——哪怕就是五年前,也没有人想过可以租一辆车,出去度度周末。可现在,这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住家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大概有五十辆车,多是中国生产的大众桑塔纳,或者捷达轿车。这两种都是小型汽车,根据与曾经在美国销售过的大众FOX类似的基本车型改造而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从“首都汽车”租用捷达轿车用于周末度假。要租车,得先办一套手续。首先,付款,每天差不多两百块钱,并填写一摞表格。接下来,一位主管技工打开后备厢,确认里面有一个备胎,一个千斤顶。最后,我们绕着车辆走一圈,并在一张汽车示意图上记下擦刮的痕迹。这个过程只需一会儿的工夫即可完成——北京人开车很不温柔,哪扇车门开关有响声,保险杠上有划痕,我都有责任把它们在图纸上标出来。记录完车辆先前留下的磕碰印记,技工把汽车发动起来,让我查看油量。有时候大概有半箱油,有时候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有那么一两次,他查看过油表后,肯定地说:“一半差一点点。”我的责任,就是还回车辆时,油箱里必须留有同样数量的燃油,而每个星期的数量则各不相同。一天,我打定主意,要为这初具雏形的行当作出我自己的贡献。“你看,”我告诉他,“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经常给我办手续的王先生说。在“首都汽车”接待办公室的三个人中,王先生态度最为和善。这几个人好像在比赛抽烟似的,浓浓的烟雾中,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牌子若隐若现: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那样做,在美国可以,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接着说,“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你可以多收点钱,用来加满油箱嘛,”我解释说,“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如果人们不遵守,就多收他的钱,大家就会遵照执行了。”“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说。“你不了解中国人!”王先生哈哈笑着说,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赞同。作为老外,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算是给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曾经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动仪、弩、雨伞等。他们曾经在15世纪远洋航行到非洲,他们修筑了长城,他们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还车的时候,可以做到油箱里的油量刚好是一半差一点点,可是很明显,要把油箱加满却远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可能性这么简单。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过几次,可最后我撇下了这个话题。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几乎做不到。

如果我还回来的车有什么损伤,他似乎会特别开心。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可在北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首都第一次出门闲逛时,对街上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印象颇深——我不断地被人撞着、推着、挤着。在一个人口为一千三百万的城市里,你得学会对这种身体上的擦碰有一定的预见性。领到驾照之后,我就认识到,开车上路也是一样。头几次,我开的捷达车发生了刮蹭,心头十分难受。后来又发生过四五次类似的刮蹭,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撞别人的车,别人也撞我的。如果发生了刮蹭,我们就把车停在大街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做。

有一次,在雍和宫附近,一个驾驶员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我租来的车。我下车看了看擦刮的痕迹,对方驾驶员连个开场白都没有,开口就说道:“一百块。”这相当于十二美元。在北京,对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来说,这点钱是赔付的起点。王先生接到我打过去的电话,听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立马就答复我:“要两百块。”我又回过头来跟那个驾驶员讨价还价,理论了四五分钟的样子,他最后答应赔给我一百五十块。王先生很满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见得全是坏事——发生类似的小刮蹭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这类交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所以我猜测,“首都汽车”里面的几个人也许自己截留了那些赔款。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乡下开车,撞上了一只狗。那狗突然从一所房子后面窜出来,猛地冲到我的车子前面。我赶紧打方向,可还是没来得及。这样的问题很平常——中国的狗,跟乡下的人一样,对周围出现的汽车还不太习惯。我还车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右侧大灯的塑料罩子已经被撞破,似乎十分开心。他问我撞上了什么东西。“一条狗,”我回答道。“狗没问题吧?”他问我。“有问题,”我说,“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开心了。“你把它吃了?”“不是那个类型的狗,”我说,“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哦,有时如果驾驶员撞死了狗,”王先生说,“会把死狗扔在尾厢,拖回家去,煮着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因为他自己也养了一条狗。不过在中国,这不一定跟饮食禁忌有关系。作为对灯罩的赔偿,他收了我一百多块钱——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停车场里最大的车辆就是越野车,切诺基7250型的,他们给我的特价是每天两百多块钱。车身是白色的,镶边上有紫色图案,车门上印着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这一排英文说得很精确——这种车辆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无是处,因为它是后轮驱动。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个点上,这辆车要么会陷进泥浆里,要么会陷进沙地或者雪堆里。可是,现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首都汽车”提供不了更好的车型。再说,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还可以找风水先生张宝龙帮忙。在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

一路向西,我开着车逐渐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米。这一带十分干燥,地表呈现出一片灰色,点缀其间的小山包呈棕红色,绕山而行的溪谷把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洼洼。一座座山峦的亮色仿佛被溪流带走了,顺着山坡流淌,再汇聚到农民们正在收割燕麦的田地里。只有这样的山谷里才透着生机:绿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依旧常穿的浅蓝色棉布衣服。然而,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质朴而简单的美感。呈现出这样开阔的景象,竟是头一次,它在预示,再过去就是中亚地区的茫茫大草原。

走进任何一个沟谷地带,烽火台的遗址随处可见。这些烽火台用夯土筑成,夯土的颜色跟小山包的颜色一样是灰暗的棕红色,有六米多高。有些村庄甚至四周都围着这样古老的防御工事。往北大约三十多公里,就是内蒙古,在我的地图册上,这一带的省界用我非常熟悉的符号标出。

在穿过省界前的最后一个村子里,我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叫作宁鲁堡,这一带很多城镇的名字均含有“堡垒”的“堡”这个字,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在宁鲁的场镇中心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座古代堡垒,村子周围围着一段段夯土墙。村子里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军事要塞的映衬下,现代村民简陋的住房显得十分矮小。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老陈笔直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从北京来,对长城感兴趣,我问他对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了解。老陈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跟我来吧,”他说,“我这儿有些资料。”

我跟着他走过一段土路,来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陈打开了大门,用砖石搭建的北方传统土炕占了屋子里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在炕的下面烧柴禾可以取暖。不过,在宁鲁,当时还是秋天,老陈对于燃料也很节省。房间里很冷,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来暖手。他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抽屉,取出用薄薄的宣纸订成的一个簿子。带着些许自豪,他把这个簿子递到我的手里。簿子的封面是手写的标题:

宁鲁堡年鉴

研究形成于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页,上面是老陈工整的笔迹:“城墙建于嘉靖22年(公元1543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铺贴窑制土砖。”随后我把整部书大致翻了翻,有几十个页码,几百个表示日期的数据。里面也有地图,其中一页的标题是“长城”,蓝色的粗线条和蓝色的圆圈交织在一起。“这一带有三十三个烽火台,”老陈指着这些圆圈解释道。“这些是明朝留下来的,明代的城墙沿着内蒙古的边界修建。从这里经过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

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残片。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感觉到那硬硬的陶器残片凉丝丝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脸上有点失望的样子。“哎,如果你还回来,也许可以带个考古学家来,”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他告诉我,有些寻宝人曾经在这个地区找到过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铜器文物。“好的都卖了,”他说,“没人管。”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老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的哪个学者以长城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研究上,他们做的研究,通常是那些可依据某个朝代或某个政府的史料记载进行查询的政治制度。在田野考察方面,考古学家则喜欢发掘古墓。就长城而言,它跟这两大传统都不沾边:它既不在地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文记录,研究者需要把田野考察和文献阅读结合起来。即使某个学者对这个话题有些许兴趣,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麻烦——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主题,因为中国北方的长城多达数百段。在过去,这个地方给中原帝国惹下的麻烦最多。中原帝国在其他几个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东有大海,向南有丛林,向西有喜马拉雅山,唯独北方大草原是个广袤的大豁口。在古代,这一地区居住的是游牧部落,专门袭击周围相对定居的邻邦城池。作为策应,汉人通常会修筑起一道道的城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防御工事修筑于公元前656年。其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许多朝代都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不过,修筑的方式有所不同,用于描述这些防御工事的术语也各不相同。先先后后用过的词语有十多个,我们现在把它们都理解为“长城”。

其中有两个朝代,尤以修建长城闻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防御线。他所统治的秦朝,因为强征劳工修建这一工程而声名狼藉,当时流传的歌谣和传说远远超越了那些历经世纪风雨已然颓废的夯土墙本身。不过,秦朝修建的城墙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墙却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在北京地区,他们最终用石料和砖块建起了防御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就是我在河北省境内看到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长城——明朝是唯一的一个。但明朝的防御工事不是单一结构的建筑,而是一种网络状的建筑群,有些地区修建了多达四道的防御屏障。

18世纪,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看到了明代长城。无一例外,他们在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想象中的线条——从秦朝延续到明朝——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长城”的东西:大家认为,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历时两千多年,像地图上的标志那样,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他并没有意识到,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而且是用夯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一时之间,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抵制这样的夸大其辞,因为他们相信,外国人混淆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样东西。可是到了后来,对毛泽东来说,神话故事更具有吸引力。他认识到了作为天然屏障的长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因而高度宣传长城。不过,在一个缺乏研究古代建筑学术传统的国家里,要把这个记录纠正过来绝非易事。最终,似乎是中国人认了输,采用了外国人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也只有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可用:长城——很长的城墙。

中国人对长城所做的唯一的研究,是在学术圈外进行的。在北京,由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群体试图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在有些省份,偶尔也有老陈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他终究想给他的书找一家省级出版社。在给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和他收藏的文物之后,他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城墙。

我们坐上City Special,顺着一条土路往北行驶。离开村子几公里后,我们停下车来,他带着我穿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沟谷。他走得很慢,带着乡下人常有的那种若有所思的姿态:埋着头,双手反背到身后,攥在一起。在一处明显杂草覆盖的山梁前,他停下脚步。“这是北魏修建的,”他说。北魏统治从公元386年延续到534年,一千多年以来,这个建筑结构已经被风雨侵蚀,到现在仅存半米多高的残墙,往东北方向延伸在山峦之间。另一道山梁把它隔断开来,那道山梁若隐若现,不经他的指点,我差点没有看出来。“那是一段汉墙,”他说。汉墙更古老了:汉朝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在高高的山峦上,还有第三道墙,日期可追溯到明朝。明朝修建的防御工事有一点八米高,呈东西向,向两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清晰可见。在这个地方,明朝防御工事相对算是后来者——只有四百年历史。“多年来,我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后来终于产生了好奇心,”老陈解释说,“它们来自何处?背后的体系是什么?这是我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

我跟他开车回到家里,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释说,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平定胡人”。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后面那个“虏”字,更是生硬,意指“蛮人”。“大体上说,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是‘杀死蛮人’,”老陈笑着说,“看这个。”他打开我的《中国地图》,指着东边一个十五公里开外的村子: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边有一个镇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当今印制的地图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这样的替换首次在清朝出现,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把关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但这种用词上的改变仅仅是一种粉饰,它的原意,跟村子周围那些高高耸立的古老城墙一样,仍旧显而易见。

傍晚时分,太阳快要从田野落到山后的时候,我离开了宁鲁。老陈把我送到City Special上,十几个村民好奇地跟过来。好多人都穿着那种军警制服,那些收集起来的制服——又脏又旧,又不合身——让我觉得我仿佛被人送上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征程。在北边,高高的山峦沿着省界耸立着——那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座座干燥的山峦仿佛被抽掉了色彩。老陈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好运。“下次来的时候,”他提醒我,“一定带个考古学家来。”

我驾车驶过一排排的白杨树,随着季节变换,这些白杨树正在变成一片金黄。随后,道路开始爬高,伸入那些岩石裸露的群山中。一路上没有遇见别的车辆。在一千八百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从一段明代城墙上穿墙而过,这段城墙起着山西省界的作用。古代的建筑结构被拆断,腾出位置修建公路,一根水泥柱子上标注着内蒙古的入口。这是中原最靠北的一个地区,也是我参观过的人烟最稀少的地方。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到了夜间,我很担心有人——特别是警察——前来拜访我。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而且针对外国人有很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开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完全不开放,原因可能是贫穷、民族关系紧张,甚或是军事设施。严格说来,作为外国记者,在出游之前,应该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购买了帐篷——我希望避开那些小城镇的旅馆,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将住客名单上报警察局。

一路上,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并尽量遵守。日落后安营扎寨,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从不生火什么的。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我尽量寻找那种专门接待大货车驾驶员的旅馆,因为他们那儿外籍客人极少,一般都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那种登记表。我通常带上足够维持几天的饮水。驾车时,我要靠咖啡或糖来帮着提神,所以,吉普车的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以及糖果。如果驾驶多时而没有洗过澡,我会找个理发店停下来,花钱洗洗头。每个小镇都有理发店,包括洗头和做头部按摩这样的标准服务只需要几块钱。中午时分,我通常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我从不在夜间开车。在中国的公路上,疲劳这个问题甚至出现在了驾驶员考试题里:

133题 如果行车达4个小时,驾驶员必须停车,并强制休息至少:

A)10分钟。

B)20分钟。

C)15分钟。

正确答案是B——如果你只休息了一刻钟,那么缺少五分钟也是违规的。在中国,开车是个体力活,至少在规则手册里面是这么描述的。法律规定,卡车驾驶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轿车驾驶员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驾照,每只手上至少有三个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对耳朵的要求,则是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声。不能有红绿色盲。没有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眩晕症,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法律还明确禁止“歇斯底里”型驾驶员上路行驶。如果双腿不等长,且长度差超过五厘米,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围,不能操作标准型排挡汽车。

交通法规对身体方面的要求做出如此详细的规定,似乎在表明,体格正常、身体健康对于道路安全至关重要,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交通流量——2001年,我在中国北方做自驾巡游的时候,中国的机动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恶性交通事故的数量却是美国的两倍多,政府报告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达到了七十五万起。这是个新驾驶员辈出的国家,而新驾驶员又多出在新兴城市,而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比较熟悉周围环境,驾驶员们驾车的状态会好一些——在北京,驾驶员们在老城区开车一般很熟练。从传统上来说,最早修建于13世纪的胡同社区和狭窄的砖墙小巷构成了北京的街区格局。每当我把车开进胡同的时候,看着那些砖墙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禁不住浑身冒汗,然而,其他驾驶员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但耐性好,驾驶技术也很好:在胡同里开车的北京驾驶员能够避开迎面驶来的桑塔纳轿车,在一群群小学生之间麻利穿行,紧挨着明代砖墙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把车停放妥当。如果胡同驾驶员们的娴熟技艺能够推广到全国的道路系统中去,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可是,人们在新修道路上的宽敞空间里开车时,做出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精明。有些道路规划得十分糟糕:到2001年,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猛增至一百多万辆,而城市里面的道路基础设施怎么也赶不上。在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的南边,老城区已经拆掉,即将修建更宽敞的道路。但是,交通规则常常显得十分离奇古怪。在一个比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设计师在道路最右侧设置了一个左转弯出口,那就意味着,如果某人要走那个方向的话,得斜着穿过五条车道。就算他变道转弯顺利,直行一公里左右又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儿的交通信号灯胡乱计时,朝各个方向的绿灯都亮着,足足有五秒钟之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成片成片的地区正处于建设中。往往是道路修了一半,标志规划得一塌糊涂,未作任何标示的匝道不知道连接着哪条神秘的大街。北京的地图上画出了苜蓿叶形的立交路口,设计者也许就是大名鼎鼎的Escher公司吧: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如果那个地方的驾驶员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烦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北京还是禁止夜间使用车头灯的,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大批出国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欧洲各国和美国政府对这些领导人的来访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希望这些中国领导人领略过民主社会之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国策。1983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就对纽约做过一次这样的访问。在与纽约市长爱德·科齐以及其他政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项关于道路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幸的是,驾驶员们仍旧不了解车头灯的玄妙之处。很多人不开灯行车,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时,他们才开启大灯。几乎没有人会在雨天、雾天、雪天,或者光线暗淡的情况下使用灯光——其实,这是让中国的驾驶员颇感烦心的少数几种行为之一。人们不介意你是否在后面跟得太紧、从右侧超车,或是把车开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车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

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考试的时候,试题直接来自于政府颁发的学习材料。公安交通管理局给我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二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一般而言,这些试题抓住了道路行驶的精髓(“对/错:在出租车上,允许携带少量爆炸物品。”)。然而,对于如何教会人们开车,却不那么清晰明了。事实上,窍门在于研究那些错误的答案。手册在描述常见的道路交通驾驶技巧时,说得十分生动,差不多让读者看清了驾车人的面部表情:

81题 超车后,你应该:

A)等两车有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打右转向灯,回到原车道。

B)快速插入到其他车辆前。

C)插到其他车辆前,并减速。

117题 驶近划有标线的人行横道时,你应该:

A)减速并停车——如果有行人通过。

B)加速行驶,紧跟前车,并紧随其后通过人行横道。

C)直接通过人行横道,因为行人应该为机动车让行。

80题 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或者掉头,或者超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不能超车。

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试题还涉及到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 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以提醒他们注意。

269题 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 驶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像往常一样鸣笛。

B)比平时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避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顺风车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帐篷。琢磨过地图之后,我打算顺着明代城墙北边的那条路试试看。结果那是我——到那时为止——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过一个高高的山冈,接着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冲刷出深深的沟壑,City Special蹒跚前行,马达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在我的左面,一段城墙干净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旧不堪的道路上颠簸不已,城墙却似乎在半空中轻轻松松地漂浮着。下到半山坡时,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正使劲地挥手。我停下车,摇下玻璃窗。“你去哪儿?”她问道。“去破胡,然后去杀胡,”我答道。这些村庄的名字用中文念起来真是拗口。“我可以搭你的车去破胡吗?”“没问题,”我边回答,边打开车门。这个女人带着一袋新鲜的猪肉,肥腻的猪肉衬着塑料袋,白里透红。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犹豫着要不要上车。“多少钱?”她问我。“什么多少钱?”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在说猪肉的事。“去破胡,”她问,“多少钱?”

问得好——去消灭游牧部落,谁还会定价呢?“没关系,”我告诉她,“反正顺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凤(音译),三十七岁。她告诉我,她从小在破胡长大,现在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厂上班。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猪肉就是礼物。在这些地方,公交车班次很少,她之前坐过到宁鲁的公共汽车,坐到隘口时就下了车。她打算从那儿走路,一直走到有车坐的地方。她穿着崭新的灰色工作服,描着淡妆,头发收拾得很整齐。在内蒙古的这种土路上,看起来还那么整洁,这怎么可能呢?我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T恤衫,裤子也很脏。自从上次洗头以来,已经整整两天了。

跟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高林凤离家去城里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人口稠密,年轻人也乐意离家外出。到2001年为止,估计有九千多万人离家外出。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多数前往沿海地区寻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机会。高林凤告诉我,她开始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路提升,现在已经是一名管理人员,她所在的工厂生产毛衫,用于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很少回破胡。“这儿太穷了,”她说,“种庄稼很辛苦,因为这里海拔很高,十分干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着车窗外,紧挨路边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秆一片翠绿,沾着一层薄薄的尘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经收割了,可这儿什么都要晚一些,因为地势太高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她很客气地问我,“你不是咱中国的人吧,对不对?”“不是。”“你是哪个国家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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