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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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之谜试读：
问题的由来
如果有人跟你说，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你大概会说这是废话。但如果他接着告诉你，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不是一般的快，而是远远地、好几倍地快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你或许会有点诧异。假如你是一般读者而不是经济专家，这个说法你甚至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事实上，即使是近年7%左右这一对于中国来说相对较低的增长率，仍然是世界领先的速度。如果给你一点时间思考，你可能会说中国增长这么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数本来就很低，增长比人家快并不奇怪。是啊，正如一个聪明但不用功的学生，成绩很差，一旦用功起来，成绩提高得就会很快；而本来成绩就好的学生要再进步自然就难多了。毕竟，中国高速增长了这么多年，与发达国家相比不还是很落后吗？
的确如此，即使考虑了物价水平的差别，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只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4左右。但是，收入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自然就会很快吗？事实并非如此：1980年以来，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总体说来反而比发达国家还慢。中国的增长速度不只是远远高于像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土耳其或菲律宾，还是低收入国家如海地、肯尼亚或孟加拉国。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穷的穷国之一变成了最富的穷国之一。这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中国增长之谜”——谜面不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快很多，而是为什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
1978年的时候没有人预测到中国会是此后30多年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更不用说会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快过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也快过其他国家（除了靠石油致富的非洲小国赤道几内亚），不只是快一点，而是快很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还要高，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我们。为什么中国能够持续多年地高速增长，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期都增长缓慢呢？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之谜，提出并试图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增长的原因，还有助于我们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近些年来急剧下滑，引起很多人对未来前景的担忧。那么，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究竟还有没有优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30年里年均10%的增长速度。
在学术界，提出一个问题常常比给出问题的答案还重要。一旦提出中国增长之谜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角度就会发生变化，对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经济、社会现象就会有更理性的认识，就不会总是问中国的毛病在哪里，还会问中国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对中国的前景也许就会更加乐观一点。内容与结构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增长之谜本身可能就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快过其他国家这个判断是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得出来的。统计局的数据也能相信吗？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出入很大似乎已是众人皆知，但问题还不那么简单。GDP总量有出入与GDP增长率有出入还不是同一回事，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出入究竟有多大？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会探讨这个问题，结论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很可能被官方数据高估了，而且任何一年的GDP数字和增长率都不一定可靠，但几十年平均下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还是首屈一指的，快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或地区。
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流行的解释，包括前面提到的基数低和改革开放。其他一些流行的解释包括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出口拉动等。我们将在第二章分别对这些解释进行评价和分析，在这里只需要指出：如果这些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为什么它们都没有做到呢？与发达国家相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数都比较低，劳动力都很廉价，生育率都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也都可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像中国这样容易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者及其政策的攻击目标。也有不少人将中国的增长奇迹归功于中国人更勤劳或者更聪明，但我们在第二章里将指出，勤劳本身其实只影响到产出的水平而不是产出的增长，更主要的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中国人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更勤劳聪明。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呢？许多人从体制和政策的角度找答案，我把他们统称为制度派，其中又有两派观点比较流行，姑且称之为“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这两派都承认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的差别在于，自由市场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不够自由、不够开放，如果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不会崩溃，也难以为继。中国模式派则主张通过强势的政府积极干预市场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确或者基本正确，他们尤其欣赏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两派观点孰是孰非，我们在第三章通过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自由市场派的观点无法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并不比多数发展中国家高；中国模式派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因为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唯有中国找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的可能性太低了。
如果制度因素也不能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同时也不太可能是地理、气候的原因，那就只可能是文化的原因了。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将试图证明，儒家传统文化对节俭和教育的重视是中国经济以及整个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原因。文化论的观点本身并不算新颖，但要证明它却不容易。何以见得别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更节俭、更重视教育呢？而且，如果中国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我国的经济腾飞只是发生在过去的30多年里呢？我们将在第四、五两章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
你也许同意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个奇迹。但这不一定会改变你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担忧。你可能听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严重失衡的，尤其是内需和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这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不可能靠出口来解决需求问题，而以投资为主的增长已经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在本书第六章，我们将剖析这些流行的观点错在哪里。
你还可能听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但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再便宜，资源也不再廉价，所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除非能够迅速走上一条以自主创新推动的增长模式。然而你非常怀疑中国的创新能力能否胜任这个任务。你还知道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也听说只有极少数中等收入国家曾经成功地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所以，你可能担心中国是否会也会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回答这些问题，并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做一个预测。全球比较的视角
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我感到中国“经院派”和“印象派”的经济学家和媒体评论家偏多，他们喜欢从意识形态或者理论教条出发，或者在事实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凭着个人的局部观察或者媒体的报道对各类经济问题妄下判断，较少认真地做实证研究。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将悖其道而行之。首先我们要试图把事实搞清楚，尽量用数据和严谨的研究说话，用系统的数据分析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澄清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其次我们将采用一个全球比较的角度和方法来考察、研究中国经济。
西方一位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曾经说过：“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其实一个国家也不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李普赛特的意思是要主张比较研究。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在观察、研究中国问题时，不只是就中国论中国，而要把中国与其他国家放在一起比较起来看。当然，多数人都知道做简单的类比。我们常常说，你看人家外国怎样怎样（例如环境多干净、政府多廉洁、法制多健全、科学家多有创造性），再看我们中国又怎样怎样。我们在说外国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基本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要知道，世界上发达国家是少数，不发达国家才是大多数。在行动上向好的看齐，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当然是应该的，但在做比较分析的时候，简单地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国家比较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们将摒弃这种简单的类比，而是采用全球比较的角度和方法，把中国放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去做比较分析。
我们做全球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搞什么排行榜，更不是为了在“比上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比下有余”来自我安慰，而是为了理解这些“排名”背后的原因，发现一般性的规律，从而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也帮助我们预测甚至改变未来。简单的类比是无法发现和证明一般性的规律的，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样本数太少，不具有代表性。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做全球比较时必须区分总量的比较和人均量的比较，还要区分发展水平的比较与发展速度的比较。比总量，中国很大，对做中国市场生意的企业很有意义。总量在国防上、在所有以国家为单位参与的竞争中也都有意义，例如奥运会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和地位。但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时，比较总量通常意义不大。常有人说，中国太大了，经济发展不容易，就好像新加坡发展起来只是因为国家小。殊不知世界上有太多经济落后、发展缓慢的小国家，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恰恰是过去20年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常有人说中国每年要给几百万的毕业生解决就业问题，非常不易。大学生找工作确实不易，但并不是因为有好几百万人，毕竟这几百万人并不是都在上海或北京找工作，而是分布在全国各地。葡萄牙每年几万个大学生也一样不好找工作。如果人口多事情就难办的话，那是不是让每个省都独立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呢？所以，一般说来，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比较人均量才有意义。
通常我们用人均GDP来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用人均GDP的增长率来代表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比较发展水平时，我们很自然地会与发达国家比，一下子就比出了差距，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一个是负面的、悲观的：中国很落后，问题很多。另一个是正面的、乐观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说明我们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速度还可以很快。前者是静态的角度，后者是动态的角度。比较发展速度就是做动态的比较，与发达国家比，中国增长速度更快，有人将此作为中国制度优越于西方的证据，但这是少数人的观点。多数人会认为中国速度快是应该的，因为基数低。但是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比较，那就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发展速度，结果当然是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几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呢？这才是最难解释的，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中国增长之谜。 第一章 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
中国比发达国家增长快并不奇怪，可以说是因为原来的基数低。但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也远远快过几乎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增长之谜。
中国经济从1978年至今的绝大多数年头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G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增长超过9%——起码从官方公布的GDP数字来看是这样的。这个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在1982—2012年的30年里，发达国家（指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是1.86%，而中国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则高达9.12%。全球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过发达国家一般并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大多数读者都会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起点低或者说人均GDP的基数低。经济学家把这叫作追赶效应（catching-up effect）。但是，收入低的国家经济增长通常都会快过收入高的国家吗？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是恰恰相反。从表1–1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1982—2012年这30年间，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8%，还低于发达国家的速度；而中等收入国家也只有3.08%，远低于中国。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远远快过发达国家，也远远快过几乎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才是令人惊奇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增长之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将所有国家和地区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包括中下等与中上等）和高收入三类，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又统称为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自然就是所谓的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是根据2012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capita）来确定的：1035美元及以下的是低收入国家，1036美元至4085美元之间的是中下等收入国家，4086美元至12615美元之间的是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6美元及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根据这个分类，所有西方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属于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则包括中国内地、马来西亚、巴西等中上等收入国家，印度、尼日利亚、菲律宾等中下等收入国家，还有海地、坦桑尼亚、孟加拉国等低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表1–1讲的是1982—2012年30年时间里的平均增长速度，但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年份或者不同的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三个时期的全球经济增长做一个比较，结果见表1–2。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每一个10年时期里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远不如中国，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很快。第二，所谓的“金砖五国”（BRICS）其实只能说都是经济总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方面并无多少共同之处；其中只有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表现突出，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都很一般。俄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连续负增长，2001—2010年间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长期衰退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自然资源驱动的。巴西的经济增长更是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过去十几年并不十分快速的增长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资源价格的上升。随着这几年世界资源价格的暴跌，俄罗斯和巴西都陷入了经济衰退。第三，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到了1990年它们都已经成为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之后增长的速度也相应放缓，进入21世纪后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都降至3.5%左右，但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这还是很快的增长速度。第四，在这三个10年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经济增长不断提速，而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则是减速的。但是，除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要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地区（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三个10年时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总体上是慢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直到21世纪，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显著超过了高收入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这一时期世界资源价格的上涨，而这些地区的国家大多自然资源丰富。世界资源价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归功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GDP数据有多可信？
无论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之快都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中国的增长率被官方数据大大高估了呢？中国的GDP统计数据水分很大这件事似乎已经众人皆知，但问题还不那么简单。GDP总量有水分与GDP增长率有水分不是同一回事，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水分究竟有多大。十几年前，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就撰文质疑中国1998年的GDP数据，指出当年的官方经济增长速度与发电量等数据变化对不上，引起很大反响。事实上，李克强总理当年在辽宁省当省委书记时也并不太相信官方统计出的GDP，而更相信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量等数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还以这三项指标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克强指数”来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动情况。大家知道，直到最近，中国的GDP数字都是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地方官员虚报GDP的动力很大，各省市的地方GDP之和都要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所以，中国的GDP数据肯定是不够准确的，起码与统计制度更完善的发达国家相比是这样。
虽然GDP数据有人为夸大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中国的GDP也有被官方统计方法低估的可能。例如日本一桥大学伍晓鹰教授十几年前就指出，由于中国GDP核算的覆盖程度不足，GDP可能至少被低估了10%。确实，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长期被低估，以至于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后国家统计局将该年的GDP调高了16.8%，多出来的部分90%以上是因为调高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即使如此，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仍然存在低估的可能性。摩根士丹利亚洲研究部2009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官方数据低估了实际的住房消费和个人医疗支出，因此官方的服务业数据是过低的。本人与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作为GDP的一部分，在中国官方统计里被大大低估了，被低估的价值有可能占到官方GDP的4%—5%。
中国的GDP总量虽然可能被低估，但中国的GDP增长率却很可能被高估了。高估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通货膨胀率被低估了，因此根据名义GDP增长率计算出来的实际增长率就会被高估。第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GDP可能被低估了，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GDP的概念，现在公布的当年的GDP都是后来估算的结果；30多年前GDP水平的低估使得30多年来GDP的增长率被夸大了。
那么中国的GDP增长率到底被高估了多少呢？根据伍晓鹰教授和已故的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的估算，中国1978—2003年的GDP年均增长率是7.85%，而不是官方公布的9.59%。他们的研究也影响了学术界广泛采用的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对中国GDP数据的处理，该表调低了中国历年的GDP增长率。
表1–3比较了根据麦迪逊的数据所计算出来的中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1980—2010年这30年间人均GDP的年复合增长率。表1–4给出了根据麦迪逊的数据和宾大世界表的数据分别计算出来的中国及一些国家的增长率。可以看出，这两组数据给出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较官方结果低了2%—3%。但即使我们相信这两组数据比官方数据更可信，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30年里仍然是举世无双的，更是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消费结构变化推算中国经济增长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官方GDP和物价指数的数据都有造假的可能性，但居民的消费结构数据不太可能造假。下面我就用一个新的方法，即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来推算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般说来，随着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会下降，这个比例叫恩格尔系数，这个规律叫恩格尔定律，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rnst Engle，1821—1896）发现的。恩格尔定律也适用于国家层面，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也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安克尔（Richard Anker）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一个研究中搜集了世界上207个国家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他将这些国家和地区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由低到高分成十个国家数相同的组别，称为十等分组，然后计算出每个等分组（约20个国家或地区）的恩格尔系数的平均数，结果见表1–5前两列。安克尔在论文中没有给出十等分组的人均GDP区间，我在表1–5第3列补上了这10组数字，用的是世界银行1998年各国人均GDP数据。选择用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安克尔所用的各国的恩格尔系数和GDP数据的年份是不相同的，中位数年份是1998年。因为是以美元不变价作为收入单位，选择哪一年的数据对结果影响应该不太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