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杉山正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甲骨文系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代表作】试读：
第一部 追寻世界史的新面貌1 蒙古及其时代蒙古的出现十三世纪初，在日后被称作蒙古高原的大草原东北隅，有一支小小的游牧集团正急速地壮大势力。他们的首领名叫铁木真。他所领导的名为“蒙古”的集团，只花了三年便一举整合了割据戈壁以北的突厥蒙古系大大小小各个游牧集团其后，在铁木真子孙于伊朗一带所建立的蒙古政权之一、属于游牧民联合体的“旭烈兀汗国”（Hülegü [1]ulus）——俗称“伊儿汗国”（Il-khanate），帝国历史是以波斯文来书写的，当时的宰相兼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Rashid-al-Din）在担任编纂长官时，就曾以“得天时”来形容铁木真的称霸。
一二○六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Onon youl）上游美丽又辽阔的草原上举行即位仪式，自称“成吉思汗”（Činggis Qayan）。然后，他以蒙古语“大蒙古兀鲁思”（Yeke Mongɣol Ulus）即“大蒙古国”，来命名这个新的游牧国家。
这位新兴国家的领导者，针对周边区域陆续制订了远征计划。聚集在成吉思汗旗下的牧民们认为，他们只要能够集结自身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上就能形成强大的势力。并且，远征的成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丰富的物资及财富。因此，这也符合牧民们的期望。
此外，成吉思汗也非常清楚，如果不立即规划一场举国一致的对外征服，这个游牧民联合体可能很快就会瓦解。因为以中国北部金朝为首的周边诸国，由于最为担忧蒙古高原上的牧民们被统一起来，所以长期采取令游牧民集团彼此敌对的政策。因此，若仅止于满足高原的统一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内部的反叛或敌人安插的卧底就会出现。对外战争正是令各路牧民团结一致最快速的方法。
因此，成吉思汗率领游牧民们走上了对外征伐的旅程。这一旅程，跨越世代一直持续了数十年。这个原本只不过是各色人等聚集的政治军事集团，通过这样的对外征伐与扩张，彼此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一体感，开始共同认识到自己是“蒙古人”。视线所及的欧亚世界
他们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为共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疾速扩张至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然后，在十三世纪末，形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版图。蒙古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处在世界与时代的中心。在为欧亚历史的发展确定大方向之后，它就在长时间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快速倾颓，退出了世界史的舞台。
此间，在蒙古的支配下，欧亚的东西以及南北彼此发生联系，它们不得不受到来自蒙古的强烈影响。因此，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后半叶，正可谓“蒙古的时代”。
就目前所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发生这样的状况。在西欧列强的影响下，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合而为一，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但是，早在六个世纪以前，虽然还不是全球意义上的世界观，但“欧亚世界”就已作为一个“世界”被联结起来。如西欧人或西洋史家所认为的，就算将西欧进军“世界”回溯到自哥伦布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蒙古的征服也比它早了两个世纪。
虽然在“蒙古的时代”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地区等几个“文明圈”彼此之间多少已有些联系，但总体来说仍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随着蒙古的出现，任何“文明圈”都不能再对其他“世界”或“文明”全然无知了。在此，“世界史”终于第一次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整体面貌。成吉思汗以前的欧亚（十二世纪）世人对蒙古时代的印象
迄今为止，有关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历史，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指责与辱骂，如暴力、破坏、杀戮、压制、榨取、强夺、强制、无知、蒙昧、粗野、野蛮、粗暴、狠辣、奸佞、邪恶、无耻、放纵、不宽容与非文明等，其中许多都有明显的中伤意图。
关于蒙古的评价，一般都是恶评。尤其是很早以前人们就将蒙古视作“文明破坏者”。例如，当人们讨论伊朗乃至伊斯兰等中东地区的落后时，往往都将其归咎于“蒙古的破坏”。此外，俄罗斯也是一样，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甚至到最近，都喜欢用“鞑靼的桎梏”来形容蒙古的支配对俄罗斯而言是多么残酷与苦涩。
特别是在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鞑靼的桎梏”一词就被收录在小学教科书中。这种观念被认为是一种跨越世代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被持续宣传。
俄罗斯人对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种独特情感，现在仍旧根深蒂固。这种憎恶与蔑视交织而成的情感，当然也会在对象一方引来独特的情感，然后沉淀、堆积在心底深处。这成为受种种因素影响的俄罗斯及其周边形势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蒙古的恶劣形象在中国史中最为根深蒂固。尤其在日本，这种观点在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乃至大学入学考试用的参考书中都普遍存在，其相关内容如下：在蒙古时代的中国，身为支配者的蒙古族蒙昧无知，不能理解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因此，一直以来支持中原文化的传统文人与知识分子就陷入怀才不遇的处境。对于曾被称作“士大夫”或“读书人”的他们而言，通过高等文官选拔测验即“科举”、参与王朝政治才是人生目标，也是希望所在。但是，蒙古族统治时长期以来未举办科举，他们通往高级官僚的路被阻挡了。科举到了元代中期终于再度开办，但是规模极小。
此外，一般认为在蒙古族统治下的中国，依据人种或地区规定的四阶层身份制度非常残酷。其中，第一阶层为身为统治者的蒙古人。第二阶层是被称作“色目人”的异邦人，他们以畏兀儿为主，并包括被称为党项（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亚来的康里人（Kangly）和阿尔根人（Arghln）、欧亚西北草原的克普恰克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苏特人（Asud，即现奥赛提亚人/Ossetic），还有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远至欧洲人。第三阶层被总称为“汉人”，所指的是过去相当于金朝疆域内的中国北方居民，在所谓的“汉族”之外，还包括辽朝契丹帝国后裔的契丹族及金朝居支配阶级地位的女真族。最后的第四阶层是过去为南宋国居民的中国南方人，被称作“南人”。
在这四个阶层中，层级越低，则人数越多。作为少数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地利用人种或语言，生活习惯或文化传统等差异，将自身的支配引导到有利的方向。其中的南人不得不忍受歧视及虐待，处境十分悲惨。尤其最可怜的，就是儒者。在传统中国王朝必受重视的儒者们，当时被认为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这句话流传，意思就是如果将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儒者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而排名在儒者上头的第八名，则是卖春妇。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断了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将所压抑的不满及能量，宣泄到过去不曾顾盼的庶民文化领域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元曲”，一种融入口语体曲乐的舞台戏剧，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许多各式各样的庶民文化普及。这原本应该作为蒙古统治下之中国光明的一面来给予评价，却被形容为“总之是因为处在压抑环境下才出现的事态，是一种抑郁日久的能量流泻出来的产物”。但即便以常识来思考，也会觉得这是歪理邪说。
一言以蔽之，一直以来的“常识”都认为蒙古时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其惯用的三个理由就是科举的停止、四阶级制的确立、负面能量流露所造成的庶民文化兴盛。
蒙古时代对中国及其民众而言，就象征着混乱、压抑和榨取。在南宋时代完成举世瞩目的发展，在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方面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准的中国，在此尝到了可以说是致命伤的绝大重创和挫折……
这样的一种印象，其实在中国史专门研究者里头也相当普遍。但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十三世纪的中国南方城市杭州，却正是在蒙古时代才成为欧亚世界中顶尖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巨大型城市，以下将对此稍做说明。[1] ulus为蒙古语，原意为部众，后有国家之意。汉字多意译为“汗国”，亦可以音译为“兀鲁思”。——译者注2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耐人寻味的解读
法国向来以其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学”著称。作为当代法国汉学家代表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写落入蒙古军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荣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250-1276）一书“导言”中，有如下叙述：一二七六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失陷。对于汉人来说，看到中原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持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伟大的中华帝国，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这一历史性事件却让中国历史遭遇了巨大挫折。
这段描述鲜明地反映出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为文明国度，将蒙古等游牧民族定位为蛮族的荒唐意识。
不过，是否真如谢和耐所言，蒙古入主中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蒙古视作一个逆所有文化而行，只为战争而生的“蛮族”呢？并且，谢和耐书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夺去了史上罕见的高度繁荣呢？
谢和耐这本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一座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致闻名的文化城市——杭州为题材，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此书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译版本，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也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日本也由栗本一男于一九九○年以『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袭来前夜の杭州』为题翻译出版。方才的引文即出自栗本一男的译著。
然而，只要通读该书，就会留意到几个奇特之处。那就是他在引用谈论南宋时代杭州的繁荣的史料时，除了中国文献外，还使用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等人的游记。
特别是马可·波罗的叙述，因为其坦率的描写总是被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料来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悦”一节中，谢和耐首先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如下的一段话：“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顶级城市。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乐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处天堂。”
这样的引文处处可见。每次读到类似的文字，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无法言喻的奇异之感。谁都知道，马可·波罗来到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东方。他所目睹并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统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是南宋时代的杭州。
有关这一点，谢和耐在序文最后做了附带说明：马可·波罗于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为止都生活在当地，“当时的城市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将马可·波罗的记述解读为南宋时代杭州的见闻亦无妨。
笔者对于这位名唤马可·波罗并闻名于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问：他是不是一位确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物呢？
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现无确证指出马可·波罗这位在威尼斯档案馆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与我们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一系列游记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更何况，能否将所谓的《东方见闻录》视作一部书，也是一个疑问。虽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但这些抄本的内容与时期都各不相同，要设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难。
在此，姑且将之搁下不谈，若以其游记《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亦可译作《百万之书》）为据，他的确是在一二七六年来到东方的。正是杭州在蒙古军前不战而降的那一年。
只是，他并非马上就来到杭州。有一段时间，他是跟随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与冬季的首都大都（现在北京的前身）的。“马可·波罗逗留中国期间，一直待在杭州”的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误解。
问题在于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停留在东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的这段时间，杭州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这一点上。
若是单纯来想，蒙古统治下的杭州必须一直和极尽繁华的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才行。也就是说，蒙古的入侵几乎没有对杭州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荣，那么要引用马可·波罗的叙述来讨论南宋时代的繁华，很明显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么，要引用较马可·波罗更晚的伊本·巴图塔在蒙古军进驻杭州已经半世纪以后的记述就更不合理了。
即使在蒙古到来以后，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繁荣。这是极为简单的事实。越是引用《马可·波罗游记》等蒙古时代的文献来描绘杭州的繁荣，就越是反证了所谓“蒙古的打击”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
其实，就算不使用马可·波罗等异邦人的记录，所有一切同时代的汉文典籍史料，都显示杭州自南宋时代至元代始终是罕见的繁荣的大城市。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语气来责难蒙古，悲愤慷慨地指称他们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沉重打击，其实都是无法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的。
这样的误解其实不限于谢和耐，在日本或中国以及欧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时常可见。倒不如说这才是一般的见解。
谢和耐只不过是直率地表明了不问东洋西洋，从研究者到一般人士都往往会有的“深信不疑”的倾向。撇开上述不谈，谢和耐的著作在生动地描写了贯穿南宋及蒙古时代的“中国近世”大型城市杭州的繁荣这一点上，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深信不疑”是否可信。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比这个还要麻烦的了。
而且更恼人的是，结论一旦形成，就颇难加以订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学说与结论，总是会擅自开始流行，许多人都会听从于此。但是，那只会造成重大的结构性误解，成为“定论”或“通说”，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么一来，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当然就会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蒙古大军进入杭州城的实际情况
一二七六年初，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颜（Bayan）所率的蒙古军队前不战而降。灭亡的南宋当时的年号为德祐二年，用使其灭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权的年号来说则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军队实际上完全没有掠夺杭州市街。其中少数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内外，有总计达四十万人的军队驻守，面对南宋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一部分担心日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将士引发了暴动。他们对于蒙古军进驻一事既软弱又无能，对南宋政府却态度强势。暴动的主力是下级士兵。军中将领和赞成尽快投降的高层官僚一样，热衷于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临城下之际，想尽办法要在和平中献城的那些人，与对此主张抱持不满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也就是发生了内讧。
反叛的一方遭到镇压，另一方带着被称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赵昺兄弟——两位幼童——逃出杭州，企图前往南方东山再起。在这场混乱当中，南宋士兵中有某些人擅自闯入杭州市内的民宅，放肆地进行强抢、掠夺等暴行。
本应是征服者的蒙古军队，反而是纪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军为了维持治安，令杭州市内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并禁止夜间外出。
有中国史研究者认为，蒙古军队的行为更让人记恨。但是，我们不难想象，若蒙古军队不慎重地维护秩序，管理杭州内外，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国起算的话则已逾三百年，这样的国家与政权消失毁灭，却几乎什么暴动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才真的令人吃惊。
当时蒙古军队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势，即使在历史上几个类似事例中也是相当突出的。虽然这是因为有大汗忽必烈的严格指示，但从此事也可窥知蒙古进驻军中以伯颜为首的将官们的能力非比寻常。
在中国史上，这样的和平过渡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一般来说，中国史上的政权更替若是以某个王朝或政权以武力消灭另一个的形式进行，一定会演变成非常惨烈的事态。我们虽然很容易误以为前近代的中国史是以士大夫或读书人为中心、软实力占优势地位的，但若与日本列岛或朝鲜半岛的历史比较即可知，在中国史上治乱兴亡异常激烈，硬实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与此点相关，谢和耐在前引书中指出：“与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其他国家或区域无可比拟的冲击性事件之连续，是最沾染血腥的历史。”这是难以否定的。与此不同，一二七六年蒙古对杭州的占领，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近似于“接收”的这种温和的印象。并且，在此前后，蒙古极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旧领江南（中国本土长江以南之地）全境，情况也可以说是大致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历史”就不成立了。因为蒙古是“蛮族”，所以不破坏“文明”的话就于理不合。因此游牧民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恶徒。
或许读者们无法相信，但一二七六年蒙古军来临之后，杭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什么变了，又有什么没有变？确切的情况几乎不清楚。首都杭州既然如此，那么其他江南各地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
就目前而言，除去几个特殊的话题及事件外，专门研究者从事的有关蒙古治下的杭州与中国南方的确切的实证研究极少。这是今后务必要持续进行的课题之一。
然而，明明没有根据，“杭州遭受蒙古打击”这种说法却被大肆宣扬。这就是“结论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没有“政治”的繁荣
那么，杭州有什么改变呢？由于蒙古的接收，南宋宫廷及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杭州不再是首都了。这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毋庸置疑的事实。
从秦汉帝国开始到近代，在中国只有首都是大型城市。历代中华王朝，在人口极端集中于首都及中央机构这一点上，具有与世界其他区域相当不同的特殊政治制度传统。与其他城市相比，中国的首都大得极不自然。
如果是支配广大区域的王朝或政权，首都就会有数千人的“正式中央官僚”和作为其接班梯队的“太学”学生，外加至少三十万到四十万的首都军队防卫京畿。
所谓的正式官僚，是指具有正一品到从九品官阶的“流内官”。其下还有不具官阶，负责种种实际事务的数量庞大的下级官吏。这些人一般被称作“胥吏”。其确切数量虽不清楚，但应该有“流内官”的三四倍。
光看官僚、太学生和胥吏，保守估计也有两三万人。加上还有首都驻军，再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家族，数量就会更惊人（不过，胥吏或一般士兵是否都有余力娶妻成家、养育孩子，则另当别论。据说在传统中华王朝中，军人尤其遭到蔑视以及恶劣待遇，因此终生单身者也相当多）。
此外，最重要的是，首都中还有天子及皇族。然后，还有后宫佳丽及宦官、奉仕贵族的各种宫廷仆婢等。其数量也不容忽视。
光是合计以上的人群集团，人口就超过了五十万。这些人单单因为首都这样的理由而存在。而且与这些人的衣食住相关的人群集团也必须考虑在内。想想这些必然的附带人口，其数量就变得相当庞大。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中华帝国的首都都必定是人口达到一百万左右的巨型城市，这在前近代世界中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即使是在只拥有“半壁天下”的南宋，情况也没有太大差别。
在蒙古完成接收后，皇室、宫廷、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了。首都失去了聚集人群与物资的源头。
当然，要是所有的官僚与吏员都失去工作，那么想必他们的家人与随从也只能流落街头。因此，蒙古将主要着眼点放在沿用南宋原有机能，极尽可能地避免人心动摇或人口流动上，借由制定安定化政策，让大多数南宋旧臣官复原职，能够再度就职于各种军事、行政、经济、宗教等部门。
另外，驻屯于首都内外的士兵之中往南方逃亡者，几乎都顺势向蒙古投降。可以想见，这些以前靠薪饷生活的人们失业后若无人管制，势必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因此，蒙古在考量士兵优劣与本人期望的前提下，将他们派往亚洲各地的战线。在远征日本的第二次“弘安之役”中，据称从中国南方乘船出发的人数达到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些人。
军人们在蒙古到来后急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新的驻屯军被派到杭州来的蒙古士兵，其数量达一两万人。
如果单就以上条件来考量，杭州人口的确是减少了。
总而言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纯粹消费的人口在一时之间消失，经济活动理应衰退。
实际上，在九十二年后的一三六八年，在蒙古舍弃中原退回北方、明军取而代之进驻的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也正是如此。曾为蒙古首都的大都被改名为北平，再加上明军的掠夺、破坏与焚烧，转瞬间就变得冷清寂寥。其后，一直到永乐帝迁都至此、改称北京、进行重建的五十多年间，除了永乐帝夺取政权前的住处“燕王府”，其余皆是焚毁后的巨型遗迹留下的乌黑凄惨的面貌，道尽沧桑。
然而，蒙古治下的杭州却保持了繁荣。在世界帝国蒙古的背景之下，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于杭州，为其带来了远胜于南宋时期的繁荣。这实在是令人吃惊。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切的关键恐怕就在于——蒙古时代的杭州，就算没有了南宋宫廷、中央政府，也毫无障碍地迎来了另一种繁荣。这才是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所要传达的、元代杭州充满自由与开阔的面貌。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除却政治的经济繁荣。在政治直接因素较弱的条件之下，仍存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这在中国史上固然不必说，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的。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蒙古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3 中亚、伊朗被破坏了吗？成吉思汗的西征与“破坏”
下文将再度确认在不同地区一些至今为止被视作“常识”和“定论”的关于蒙古的评价。
回溯原典史料就会发现，有些所谓“定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甚至还有被恶意扭曲的情况。
首先，成吉思汗自一二一九年到一二二五年为止，前后历时大约七年的中亚远征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将花剌子模王国沙王朝（Khwārazm Shāh）逼上崩坏之路的这趟远征中，蒙古军队从锡尔河（Syr）与阿姆河（Amu）间的肥沃绿洲地带“中亚河中地区”（阿拉伯语，有“河川对岸之地”之意）等地，一直到伊朗本土，在广大区域内大肆屠杀居民，将各座繁荣的绿洲城市悉数破坏的故事，自古以来就很有名。蒙古被视作破坏者的印象的形成，可以说大致能追溯到这趟远征。
但是，冷静来看，此时蒙古的军事活动，大致上局限在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orasan），而伊朗本土的大半部分并未遭到蒙古进攻。
在几乎是极端干燥区域的伊朗高原上，本来就点状分布着被称作“坎儿井”的竖穴，底下有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以来就很发达的横穴式贯穿地下水路的独特水道、灌溉设备。坎儿井的开凿并不容易，再加上又得留意横穴式的地下水路是否因土沙的崩落等原因而毁坏，因此开凿、维持所耗的人力与费用都很庞大。
所以，一旦坎儿井遭到破坏，耕地确实会立刻化为原来的荒野与沙漠、半沙漠，居民生活也会土崩瓦解，城镇成为废墟。要再使之复苏为原先的人工绿地，并非易事。一般认为，当时的这种坎儿井的普及范围是从阿富汗到中亚河中地区一带。
过去人们一直都认定是蒙古破坏了坎儿井，令伊朗本土的土地一举荒废。
但是，在以波斯语编年史为中心的相关原典史料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未见讲述蒙古破坏坎儿井的记载。并且，就算不从文献而是遗物或遗迹方面来寻找证据，也见不到能够显示蒙古入侵导致坎儿井被破坏，乃至于明确指出确切年份和执行者的实际事例。也有部分历史学者已经对此稍有察觉。这些人虽然并未明确表示蒙古直接破坏了坎儿井，却巧妙地解释成蒙古的入侵令感到恐怖的居民离开土地，使得坎儿井的修补变得困难，结果导致其崩坏。也就是说，无论证据有无，他们都想要得到一个“蒙古的破坏”的结论。中亚的“大屠杀”
同伊朗一带的土地“破坏”相比，更加深化蒙古暴虐形象的，是成吉思汗西征军在中亚对居民的“大屠杀”。
根据当时伊斯兰史家亲撰的文献记载，在尼沙普尔（Nishapur）有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被杀，在赫拉特（Herāt）则有一百六十万人，或根据另外的书籍，据说有二百四十万居民遭到杀戮。
以此记录为根据，自古以来蒙古就被认为是残忍的杀戮者，就算是最近的史家也是如此认为的。
但是，原本在当时的中亚城市里就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口。例如，关于赫拉特，近年的调查认为，城市中顶多只容纳了十万人。
实际在赫拉特，在成吉思汗远征后就立刻有名为卡尔提德（Kartids）家族的当地势力在蒙古承认下成立了一个地方政权，终蒙古一代获得极大繁荣。如果有一百六十万人，甚至是二百四十万人被杀的话，那么不仅是赫拉特及其周边地区，大概包括赫拉特在内的呼罗珊地区整体应该都会人烟绝迹。历史上，并没有看到赫拉特在卡尔提德家族崛起的时候有大规模时代断绝的迹象。
另外，谈到蒙古的“大屠杀”，时常被引作例证的尼沙普尔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座城镇自古代伊朗以来就是文化名城，一般都笃定认为此处的破坏正是蒙古罪行中罪孽最深重的地方，也因此更加证明了他们正是“文明的破坏者”。
但是，这里在蒙古统治下仍然欣欣向荣。在蒙古时代之后的帖木儿（Tēmōr）王朝时代，这里设有帖木儿王室的官营工场，诞生于蒙古时代并成为东西文化融合绝佳例证的青花瓷杰作，也如蒙古时代般地继续产生。
过去以来为数众多的著述中，就算表现方式多少有些差异，但都重复着“伊朗文化的泉源尼沙普尔，在蒙古的杀戮和破坏中消失殆尽，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兴过”这种论调。事实上，至少一直到帖木儿王朝时代为止，尼沙普尔都是持续发展的。如果说“伊朗文化的泉源”失落了，那应该是在更后来的时代，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刚才所述的，以伊朗方面为中心的坎儿井破坏，或是赫拉特、尼沙普尔等地极端的大量杀戮，或许皆是伊斯兰史家一种感情的发泄。“白发三千丈”的这种夸张手法显然不限于汉文世界。“破坏”和“大屠杀”都可以说是人们以一种“希望它如此”的心情所创造出的“历史事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蒙古就完全没有搞过破坏及杀戮。
首先，蒙古彻彻底底地攻占、破坏了花剌子模王国沙王朝作为国防第一线而固守的锡尔河沿岸要塞城市。至于中亚河中地区或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在开城以后，其中以波斯语或阿拉伯语来说称作“阿路库”及“卡路亚”的内城及城寨、城壁等防御设施大致都被销毁殆尽。蒙古想解除城市防御能力的意图甚是明显。
其次就是杀人，尤其是对敌方的将士，皆无所宽容。例如在著名的布哈拉（Buxoro），有两万康里军以为可以被整合进蒙古军队而安心投降，结果在毫无武器抵抗的情况下遭到杀害。但是，蒙古军队几乎没有伤害一般民众。
这个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中被称为“哈夏尔”的战术是，动员既已开城归顺的城市居民及村民们，令他们站在下一个攻击目标的城市或要塞前面。若是前有护城河，就驱使他们负责填河。至于其目的，第一是要让摆出交战阵仗的守城一方，看看投降的亲属及友人的身影，削弱他们的战斗意愿，第二是为了让蒙古军队减少损耗。
近现代的欧美史家都批评这个“哈夏尔”战术是违背人道的。不过，对蒙古而言，让最新的归顺者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是非常正常的。这些新归顺者也会让其后归顺的人站到最前线，前者则依序在后方待命。
而且，驱使已攻下的城市或地方居民们从事搬运、设营、攻城等工作，本来就不只限于蒙古。历史上，在中国、中亚、中东、欧洲，这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蒙古在战争中进行了破坏与杀戮。此罪固然不能免，但也未到那些历史学家们通过夸张的想象，轻易地就扯上“蒙古大屠杀”这个过于简单的印象那般极端。中亚并未荒废
如果说中亚真的遭受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与大杀戮的话，照理说他们很难重新崛起。但是，在历史上轻易就能找到历历在目的“并非如此”的反证。
中亚在紧接着蒙古时代而来的帖木儿王朝时代，迎来了其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有关于此，间野英二的研究甚为详细。
帖木儿王朝统治下完成的建筑物、绘画、抄本、陶器等种种成就，都令人叹为观止。在蒙古时代，中国文化的精华与伊朗伊斯兰文化的偏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工艺。这些工艺到了帖木儿王朝时代，特别是在中亚绽放了灿烂的花朵。
甚至可以认为，同一时期在日本、朝鲜、中国、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地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美术品还要优秀。最近开始被使用的“帖木儿王朝文艺复兴”一词，姑且不论它作为用语是否适当，但帖木儿王朝的文化的确是有前所未有的东西文化融合的光辉，因此如此形容也不奇怪。
中亚在帖木儿王朝统治下处于繁荣顶点的十五世纪，正是东方的明朝处于中国史上罕见的低落与黑暗中的时期。另外，奥斯曼帝国（Osmanll Ímparatorluğu）虽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Kōnstantinoupolis），但仍处于发展之中，真正的繁荣要等到其后的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Muhteüem Süleyman）时期。就如同其昵称“壮丽者”一般，他以强大的国力为背景，华丽地点缀了帝都伊斯坦布尔（Ístanbul），甚至是帝国整体。
此时的俄罗斯，距“文明”还有很远的距离。而欧洲还无法从黑死病的冲击中站起来。因此，十五世纪，只有中亚闪闪发光。
在十五世纪末期，向西方航海的哥伦布，让欧洲人得到了几乎未经人类文明染指的丰饶、广阔的大陆。西欧很是幸运。
如果我们硬是要将中亚的“衰落”归因于什么的话，既不会是一般认知的蒙古时代，也不会是帖木儿王朝时代，而应该是更后来的时代。伊朗也是如此，因为印象中蒙古时代较其前后的种种时期都要好得多了。4 俄罗斯的不幸是真的吗？“鞑靼的桎梏”
一二三六年，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Jöci）之子拔都（Batu）为司令官的蒙古军队，席卷了位于窝瓦（Volga）、保加尔（Bulgar）与现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Basqortostan Respublikas）的大匈奴王国，翌年（一二三七年），向当时被称作罗斯（Rus）的俄罗斯进军。这是世界史上有名的“俄罗斯·东欧远征”。
据说，那时俄罗斯全境几成废墟。此后，俄罗斯处在蒙古统治下，度过了漫长的苦难时代。一般认为俄罗斯的不幸大半都是蒙古造成的。“鞑靼的桎梏”之语就是其象征。
所谓的“鞑靼”（Tatarlar），指的是被成吉思汗吸收、合并的强大的蒙古系游牧部落，汉字“鞑靼”就是其音译。
在成吉思汗成为高原霸主之前，蒙古部族不过是一个极小的集团。所以，就算他们适逢政治上的好运，一举实现了游牧联合体，但“蒙古”之名也不见得就立刻在周边区域被使用。
也就是说，比起不太为人所知的“蒙古”之名，自古以来就驰名近邻的“鞑靼”之名，有时也会被用来称呼这个新兴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对蒙古而言，“鞑靼”不是自称而是他称。
此外，一二二三年，成吉思汗西征军的特遣队在迦勒迦河（Kalka）畔攻破罗斯诸王公军队时，蒙古军队首次在俄罗斯出现。
这支蒙古特遣队，为了与撤回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主力部队会合，就这样消失在东方草原的彼方。但是，这一突然现身袭击格鲁吉亚（Georgia）、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俄罗斯，然后又再度像是消失般地往东方远去的不可思议的可怕集团的冲击，震惊了俄罗斯甚至是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
这时，大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编年史作者将这支蛮族定名为“塔塔儿”（Tartare）。于是，“塔塔儿”这个词，就伴随着恐怖和惊惶而广为流传。
所谓的“塔塔儿”就是“鞑靼”。但是，若以“Tartare”来发音，这个词又与希腊语、拉丁语的“塔耳塔罗斯”（Tartaros），即“地狱”的发音相似，因而给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留下了强烈印象。尤其是在东正教，也就是所谓俄罗斯正教支配着人心与生活的俄罗斯更是如此。
以“鞑靼”为名，再加上“地狱之民”的印象，使得“鞑靼的桎梏”而非“蒙古的桎梏”的这个形容由此而生。“鞑靼”与“塔耳塔罗斯”的双重印象更是搭配巧妙。
那么，“鞑靼的桎梏”真有其事吗？自一二三七年到一二四○年为止，蒙古大侵略的实际状态与“一般定论”有所不同。的确，罗斯城市中有几座城市被蒙古攻略，其中也有遭受破坏的。但是，许多城市其实没有受损。
九世纪以来的古都，并且常被视作欧洲文明圈一员的基辅（Kyiv），被认为是遭受蒙古攻击而荒废的。象征古代罗斯的基辅遭到破坏一事，作为蒙古的恶行之一闻名于世。但是，至少在同时代东北俄的古代编年史中，并未记载在基辅的破坏与杀戮。而且，当时基辅罗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基辅罗斯这个统一体并不存在。罗斯分裂后的中心，正转移到东北俄方面的弗拉基米尔（Vladmir）。
此时，蒙古大军首先是攻击了东北俄，然后，再进军历史悠久的罗斯基辅。但其中蒙受灾难的，只有蒙古军进攻路线上的城市里没有听从开城劝告的极少数城镇。而且，这些遭受损害或破坏的城市，也迅速地被修复、重建。要以“定论”或“常识”说俄罗斯全境因为众所周知的这场“拔都西征”而几近毁灭的话，是非常缺乏根据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评价
此后漫长的“蒙古支配”中，发生了什么事？在回答此问题前，必须将当时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政治地图置于脑海中才行。
以术赤一门为直接首领的蒙古人及其政治集团，被称作“钦察汗国”（Jūchī ulus）。汉语意译为“汗国”的“兀鲁思”在蒙古语里原指“人群、部众、人类集团”，也以“国家”的意义来使用。他们的牧地东起发源于阿尔泰山（Altai）西麓的额尔齐斯河（Irtysh）流域，经过哈萨克（Kazakhs）草原，覆盖黑海北岸沃野，西面远至多瑙河（Danube）流域广阔的西北亚大草原全境。
其政治中心是以窝瓦河一带为根据地的拔都家系。在惯例上历代的族长也兼任术赤一门全体的代表者，作为领袖在帐篷上饰以黄金，以俄语来说就是“Золотая Орда”，意即“黄金斡尔朵”（ordo，意为宫帐）。“黄金斡尔朵”简单来说就是“黄金帐篷”之意。在日本也时常使用“金帐汗国”的俗称来指称它，原因就在于此。日后，罗斯诸公国拥戴“黄金斡尔朵”为主人。
结果就是，西北欧亚的世界中，形成了新的政治结构。首先，南部一带向东西扩展，雨水不多但土壤肥沃的广阔大草原上点状分布着术赤家的游牧集团。其次，在北方雨量虽然较多但土地贫瘠的森林地带，并且在相当于乌拉尔河（Ural）西侧的西北地区，又有罗斯农民的小世界，有为数众多的诸公国相争。
包含罗斯诸公国在内，这一整体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处在这个多层结构顶点的，是“黄金斡尔朵”的主人——拔都家的族长。
罗斯诸公应对蒙古的方式各式各样。其中较热衷于与蒙古联系的著名人物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iy），他的选择决定了俄罗斯往后的命运。作为苏兹达尔（Suzdal）的雅罗斯拉夫二世·弗谢沃洛多维奇（Yaroslav Ⅱ of Vladimir）大公之子诞生世间的他，从一开始的诺夫哥罗德公（knyaz novgorodskii）最后爬上了代表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Velikiy Knyaz Vladmir）这个权力的顶点。
令他一举成名的，是一二四○年在涅瓦河（Neva）畔战胜瑞典军队的战役。所谓的“涅夫斯基”（Nevskiy）是“涅瓦（Neva）的”之意，其后“涅瓦的亚历山大”就成为他的通称。
一般认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一二四二年击败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阻挡了其侵略。他作为制伏外敌的名将在当时享有盛名，其后也被视作俄罗斯的救国英雄。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时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更被视作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其时正当对德战争，这位被认为“曾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绝佳的存在。当时出现了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主角的电影，其形象被夸大到简直可与古代英雄亚历山大匹敌。
但是，一二四○年也好，一二四二年也好，这两个年份皆是拔都所率的蒙古军队从俄罗斯席卷波兰、匈牙利之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这位最强最难以对付的对手丝毫未露敌意。此事也正说明了罗斯诸公国并未因“拔都西征”而遭到毁灭。
一直以来，世人在颂赞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其“英雄行为”拯救俄罗斯的同时，又对同一时期俄罗斯因蒙古大侵略而溃亡感叹万分。这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正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这两场战役所象征的，在那之前蒙古侵略军不过是试探性地攻击俄罗斯以观察情势而已。罗斯诸公方面也由于在表示归附意愿之后蒙古军就立刻离开，未遭受什么实际损害。
对罗斯而言，实际上的威胁来自瑞典和条顿骑士团。所以，他们才表明抵抗态度，以自己的力量迎战。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条顿骑士团等，顶多是一百人到两百人的“侵入军”尔尔。
说不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此时已经得到蒙古方面的谅解，甚或是与其协商来应对这两场战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般认为在相当于这两场战役间的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进攻了波兰的察合台（Chagatai）次子拜答儿（Baidar）所率领的蒙古特遣队，在莱格尼察（Legnica）郊外的平原上，击溃了以西里西亚公（knyaz Slaskie）亨利克（Henryk）为主将的波兰军与条顿骑士团联合军。只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莱格尼察战役等并未发生。有关莱格尼察的战役，从同一时代的史料来看，仍然不甚清楚。就算是有，恐怕也只是很小规模的。
一般认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在翌年的四月五日，于结冰的楚德湖（Peipus）上击败条顿骑士团的。如果说莱格尼察战役真正发生过，那么条顿骑士团就在同一年之内两度遭遇大败。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与罗斯诸公也许看起来像是一体的。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不只热衷于与蒙古联手，也亲自打压罗斯人针对蒙古的抵抗活动，实在称不上是斯大林所塑造的那种“民族英雄”。因此，杰出的俄罗斯史家芬奈尔（J.Fennel）指出，“鞑靼的桎梏”始于一二五二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背叛自己同胞弟兄们的那一刻。
的确，说不定正是如此。他在这一年借着蒙古的势力成功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逐渐成为罗斯的中心。并且，大公之位更君临罗斯诸公之上。
他主动臣服于蒙古，在明里暗里借使其力强化自己作为大公的权力。从“黄金斡尔朵”归来途中，一直到一二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逝世为止，可以说他将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政治手腕发挥到了极致。
日后，他的做法成为一种范例。也就是说若欲成为俄罗斯的掌权者，与蒙古的协调与亲密是关键。
罗斯诸公争相前往“黄金斡尔朵”。如果说“鞑靼的桎梏”状态真的存在于俄罗斯，所指的应该就是此一状态。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俄罗斯而言究竟是一位救国英雄，还是卖国贼？这中间或许有争议之处。不过，他的确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可以说，他是一位如果必要且可能的话就会正面迎击来敌，反之若知不可为则屈膝与对方“协商”，或者可以说他就是这样一位“很普通”的人物罢了。迈向俄罗斯帝国的道路
俄罗斯这片大地，在蒙古到来之前，除了联结北方波罗的海与南方黑海的通商、交易以外，几乎为周边世界所忽略。
就算是罗斯的城市，大多只以土垒和木栅围起。城市规模与景观都微不足道。环顾当时的欧亚世界，它们确实无法与中国或中亚、中东的城市相比。
即使是理应一口咬住、使劲榨取它的蒙古也不重视俄罗斯，由此便可窥知当时俄罗斯的状况。
钦察汗国与隔着高加索山脉（Caucasus）控制伊朗南方的旭烈兀汗国持续对立，其原因是钦察汗国想要获得自高加索山南麓至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肥沃牧地与丰饶富庶，以南下政策为首要国策。
与此相反，蒙古并没有直接统治罗斯诸公国的意图。当然，俄罗斯以税赋进贡，但对于“黄金斡尔朵”的主人而言，俄罗斯的税赋恐怕无法与散布于黑海或亚速海（Sea of Azov）沿岸的塔奈斯（Tanais）、苏达克（Sudak）等意大利殖民交易城市缴纳的上纳金相提并论。
对罗斯诸公而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蒙古都是最重要的存在，但就蒙古来说，罗斯诸公则不是其重视的对象。直率地说，关于此时俄罗斯方面的情况，一直以来的历史学者都有一种以罗斯地方为“主”，克普恰克草原的蒙古为“从”的思考倾向，尤其是以欧洲史立场出发的史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事实是相反的。
俄罗斯不如说是借由受到蒙古的支配，被编入了世界帝国蒙古的经济、文化、流通体系中。蒙古的驿传、运输、交通网“站赤”（蒙古语音译，即驿站之意。突厥语发音作“亚姆”，波斯文史料中的记载发音亦近于此。汉字的“站”是转写蒙古语发音，以字形来显示其意。于语尾添加表“人”之意的接尾语“赤”的蒙语“站赤”，本来是“从事驿传者”之意，一般而言多用来指称驿传及其系统整体）的范围也远至俄罗斯。这个交通网不只连接起了欧洲与亚洲的陆上交通，也为通往波罗的海、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的海上交通带来了便利。此外，更重要的是，它也为以拔都家为主的蒙古带来了富庶。
罗斯地方是在蒙古到来之后，才开始活络起来的。
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俄罗斯，各方面都有来自蒙古的深刻影响。俄罗斯正教之所以能够普及罗斯全境，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因为明里暗里借用了蒙古的力量。但更重要的影响是莫斯科的崛起。
蒙古到来时，莫斯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城镇。然而，由于蒙古的到来与支配，机会降临到莫斯科头上。历代的莫斯科王公都成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制定的政略的忠实继承者。通过联姻与纳贡，其与蒙古的关系日益亲密，一三二八年“黄金斡尔朵”终于承认莫斯科王公为大公，将俄罗斯全境的征税委任于他。
如此，莫斯科以蒙古势力为背景缓缓地增强权力。其间，在十四世纪完成民族统一的立陶宛（Lithuania）逐渐强大。以南方草原地带为势力范围的蒙古与势力范围从北方波罗的海方面伸展到第聂伯河（Dnieper）水系的立陶宛，在罗斯形成了一种拔河角力的状态。钦察汗国在各地的蒙古政权中算是特别“长寿”的，但自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就有较强的分立倾向，在十五世纪中叶反复分裂成数个政权势力。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保持了松散和缓的权力集团，莫斯科亦为其一员。
这样的状态又持续百年之后，十六世纪中叶伊凡雷帝（Ivan IV Vasilyevich，俗称“恐怖伊凡”）出现，击垮了窝瓦河流域的喀山（Kazan）、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汗国，莫斯科大公国开始蜕变为俄罗斯帝国。
可是，就连这样的伊凡雷帝，也是采取了“先让位给名叫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Simeon Bekbulatovich）的蒙古王侯，然后再即位”这样一种迂回的形式，可见蒙古是王权保有者的观念在当时还很强。这意味着俄罗斯帝国本身没有蒙古确实是无法成立的。
俄罗斯帝国在控制住曾为钦察汗国中心地区的窝瓦一带之后，就急速地扩张，特别是在东方与西伯利亚方面。在扩张过程中成为主要旗手的，是喀山以及过去钦察汗国中突厥系人的一部分。
作为欧亚大帝国之俄罗斯帝国的大版图，是以蒙古支配为内部基础、逐渐外化而成的。据此有一种看法认为，俄罗斯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之一。“鞑靼的桎梏”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相当于俄罗斯皇帝的“沙皇”，被当作将长时间压抑下的俄罗斯民众从“地狱之民”“鞑靼”手中拯救出来的“神圣功勋”。沙皇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位服侍于神的使命的世间解放者。
在此，“鞑靼”这个坏人是必要的，再加上又有俄罗斯正教的装饰，喀山、巴什基尔（Bashkir）、克里米亚等地的突厥系居民就被刻意强加“鞑靼”之名。
对俄罗斯而言，“鞑靼的桎梏”在漫长历史中是追求权力者自我正当化与激发民族意识的手段。5 元代中国是悲惨的吗？压抑、榨取、人种歧视存在吗？
前面，我们已经先谈过几个关于元代中国的已成为“常识”的负面印象。但是，原本蒙古就对在地支配没有太大兴趣。
在地支配依循了当地固有的做法与惯例。叛乱者虽是另当别论，但蒙古基本上不会针对特定的人群或集团进行打压或镇压。租税方面也是按照其土地方式来征收，额度也并不特别高。只是，唯有一项例外。
这是金朝灭亡了一段时间后在华北发生的事情。当时引进了以银来纳税的这种新做法。畏兀儿与穆斯林的商业、金融业者看准时机，向对银有需求的华北农民们以年利复利计算百分之百的高利贷款。如此一来，与本金同样额度的利息会变本加厉逐年增为两倍、四倍、八倍、十六倍……膨胀程度之高，因此被称为“羊羔利”，即“小羊的利息”。
一提到蒙古的中国支配，此事往往被引为例证。但是，“羊羔利”的极致猖獗，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起顶多到四十年代末为止，而且范围仅限于华北极小部分的地区，是在所谓王朝灭亡后的兵荒马乱的时代。有一种批评的倾向认为，元代中国一直处于无法无天的掠夺中，但这其实是一种诡辩。
而且，除了蒙古民族成为支配阶层以外，元朝并未特别制定什么身份差别或阶级制度。关于被认为是处于最下层的“南人”，并未发现其遭受到什么特别残酷虐待的事实。处于最上层的蒙古人，王族与族长级姑且不论，一般蒙古人穷困潦倒、卖妻求生，自己主动到征募日雇工市场求生的事例也是有的。
原本，蒙古人这个概念是极为含混不清的。成吉思汗统一高原时聚集起来的牧民及其子孙当然是“蒙古人”，除此之外，其他人也有可能成为“蒙古人”。作为蒙古政权一部分的各地王侯、军阀、强大的地方统治者，以及官僚、军人等，只要有能力，无论是何人种或民族，都被视为“蒙古人”。
克普恰克人、阿速人、康里人，甚至俄罗斯人，都有被中国人称为“蒙古人”的时候。就连在元代中国“通称”的“汉人”被视为“蒙古人”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在“南人”中也出现了被认定为“蒙古人”的人物。
由此一来，只能说“蒙古人”是以成吉思汗建国以来的牧民贵族子孙为核心，由参与蒙古政权的各色人种所组成的为政者一方，且自我认知或被他人认知为“蒙古人”的群体。从理论上来讲，就算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人种或语言及五官相异，只要有运气、能力或是功绩，便有机会成为“蒙古人”。
有名的“元代社会四阶级”其实几乎是一种极端误解。“四阶级”在实际上产生意义，应该顶多是始于一三一四年科举再度开办之际，进行了按照四集团的区分和录取名额制定时。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换句话说，他们并未对什么特定价值观或体系有特别的深入考量。科举与能力主义的夹缝
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只要与蒙古政权有裙带关系或是有实力，谁都能被起用。这是一种能力主义、实务主义的人才选拔方式。
这一点会让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读书人感到被排斥了，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在中国，士大夫与占压倒性多数的农民及庶民相比较，本来就只是一小撮的文化精英阶层。
他们只要参加科举考试并能顺利地突破种种考试关卡，就能出仕成为官僚，然后为王朝国家的支配与统治服务，并同时作为支配者一方，享有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是在与此种国家权力的双务契约为惯例的前提中生存发展的，因此，当然也会自以为是地深信此一前提会超脱王朝、政权的更迭受到保证，会无条件地持续下去。
其实现的渠道就是科举。但是，在蒙古政权统治下，过去以来中华王朝视作人才选拔第一标准的古典知识和文学素养等不再被视作是万能的。人才的第一要件，是要有对现实有助益的能力、有进行实务的执行力。
当然会有人觉得愤慨，这些不满就留在记录或文献中。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现实的元代中国就算没有科举，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官僚为蒙古政权服务。既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僚，升至宰相、大臣等级者也绝不在少数。他们几乎都是以“推荐制”来获得起用的。
在“一般见解”中，蒙古无知蒙昧，无法理解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但事实上只要是具有中华文化之素养的人士，他们皆以三顾之礼来造访厚遇。即便是旧南宋国的学者、文化人，只要是优秀人才几乎都受到聘请。蒙古对于人才选拔其实相当敏感且热心。这一点一直以来都被误解。
表露出不满者，都是那些通过科举跻身王朝及社会文化精英阶层从而出人头地、实现自我的士大夫与读书人。
但是，好好想想，就算是在被赞美为科举全盛时代的宋代，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官僚是通过科举以外的手段及路径出仕的。如果祖先是高阶官员，利用被赋予的特权“恩荫”者也颇多。通过军事功绩的“武功”与献上现金及物资，也就是用钱求名的“买官”现象也相当多。一直以来，与实际作用相比，“科举”得到了过高的评价。
当然，科举在中国文化传统及文明意识中所拥有的象征意义是不能轻视的。但就算如此，我们成为“中华意识”的俘虏，把科举的停止及衰落视作中国文明的不幸来感叹或是过度强调也是很奇怪的。元曲述说的故事
关于支撑元代社会负面印象的另一个庶民文化，又有怎样的评价呢？
在“一般说法”中，“元曲”是直接源自蒙古对士大夫冷遇的代表事例。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元曲的首次出现并非在元代，而是早在元代以前。也就是说，元曲正是因为蒙古统治下汉族士大夫、文化人受到压抑的特殊状况才产生的这种奇怪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当然，将之解释成士大夫、读书人抑郁的能量产物也没有道理。
不仅是出现的时期，在其实际状况方面，是否能够单纯下结论说元曲是个只以庶民为对象，有些低级与鄙俗的面向大众的艺能？这也是一个疑问。中国文学在长时间的书面语的流行之中，以口语来书写脚本并演出的文学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单纯的感动。但是研究者为了表示“异民族王朝”蒙古统治下传统汉族文化人士所感受到的踌躇彷徨，才绞尽脑汁想出解释来迎合他们的理解。这是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无可奈何。但是，这个设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能够对于元曲的相关状况不持先入为主的观念，平心静气来看的话，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那以前已经存在的口语体舞台戏剧，经过了蒙古时代，变得更加活泼且灿烂，并在社会各阶层受到欢迎、流行起来。事实就是如此而已。
只要不戴有色眼镜来看蒙古时代的中国，应该都会发现其经济、文化、社会整体的活跃是很显著的。围绕着中国的国境之壁完全消失，长期以来使中国本土南北之间产生隔阂的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紧张也已经消失。
拘束、制约人们活动与意识的种种“框架”被除去了。人们沉浸在解放感中，较以前更能接触到自由、阔达的风气。作为其结果，社会全体应该可以不问上下，享受一样的娱乐，兴趣的范围也更加扩大。本来兴盛于中国北方，在蒙古接收江南后，也以杭州为中心在南方疾速流行，因而被称为“南曲”者，也正是因为南北的围篱被除去才形成的。《水浒传》亦根源于此。日后成为《三国演义》底本的《三国平话》，也在此时大大流行。文学和艺术岂能说是衰退？反而是随着质量的提升，更加活跃了。6 责难与称赞以文明为名的偏见
不知何时开始，蒙古的形象被创造且在人们的心中固定下来。其形象过于强烈，真正的样貌反而被视而不见。
要清清楚楚厘清“历史责任”的所在，真的非常困难。那些被视作“恶行”者，在历史的现实场面中，究竟是否真是如此？要做到谁皆无疑问且坚定的确知，不是寻常之事。
就这一点来讲，蒙古是不幸的。正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古今的巨大活动范围，因此要让后世了解其实际状态，又将更加困难。因为其疆域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又未做什么？就算是极为简单的事，也不太容易了解，更何况是要将之搜集整理，与前后的时代相比较，做出适当正确的判断等。
对于蒙古的种种负面印象，与所谓的“文明”相纠葛，很难不让人想到这是由人们的意识与情绪所造成的。
以中国为例，将蒙古视作野蛮与非文明的批判，早在蒙古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蒙古统治时代初期就可以看到了。但是，责难者只限于一部分读书人。
对此，蒙古政府方面并未采取明确的措施。我们并未看见镇压，以及进行言论控制等事实。就此点而言，不知为何几乎从来都未被提起。
令人瞩目并感意外的是，在明代直到前半期为止，竟然存在认可元代社会的论调。例如，阅读叶盛的《水东日记》可以发现，该书从各种方面来讨论元代的整体情势，直率地接受事实，谦虚地认为该学的就要学，称赞元代的部分也相当多。
明朝政府，特别是因为洪武帝朱元璋为了成为中国的王者，将蒙古政权驱逐至北方，倡导中华主义，做出反蒙古的姿态。但是，这是一种表面上的态度，还是近似于政治上的宣传呢？固然，这种阿谀当权者场面话的文章有很多，但也仅止于“胡元”这种表达方式的程度尔尔。这种程度的谄媚与奉承，在中国史中是很平常的。
然而，明代过了中期以后样貌有所改变，对前王朝的责难开始高涨。其背景是缺乏根据与内涵的空洞哲学论风潮的兴起。当然，部分原因也是内蒙古土默特部（Tümed）的俺答汗（Altan Khan）包围北京，明朝认真考虑南迁等，所谓“北虏”威胁加深的影响。
但是，对蒙古的恶劣评价是在清代确立的。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朝，极度厌恶自己被中国士大夫及读书人称为“夷狄”。他们焦虑地在意这个评价，就连每一个文字都很拘泥，只要有人稍说出一点像是批判的话或坏话，就立刻将其投狱、处刑，甚至累及一家眷属，这就是所谓的“文字狱”。
作为其结果，对清朝的批判和冷语就销声匿迹了。相对于此，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