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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6 19: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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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婷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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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与感知:旅游影响下的时空分异

变迁与感知:旅游影响下的时空分异试读:

序言一

这是我第一次为一本书作序。

为自己学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作序,可以说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的确有点难以把握。好在这本著作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完成的,其学术价值、创新点、科学性等等早由论文盲审和答辩评审专家做了结论。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做赘述了。

在我固有的观念里,学位论文本身就是成果,而且是经过评审的成果。至于其后再分解成若干小论文发表乃至整体出版成著作,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当我再次翻阅谢婷博士的这本书稿时,仿佛有了新的顿悟和感触……

透过这本书稿,我开始意识到,将博士论文成功地转变为正式出版物,在学者的成长过程中是有着独特意义的。这是一个学人完成走向学者的重要过程,是学术素养实现本质转变的过程。理由有二。

一、 从博士论文到能够成为正式出版的专著,需要经历一个大的提升和精细化完善的锤炼过程。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完成,可以体现“解析问题→求证方案→客观论证→破解途径”等独立思考和求证科学问题能力培养的过程;那么,将博士论文成功转化为学术专著,则反映“系统化→规范性→准确表述→权益意识”等学术综合素养大提升的过程。

二、 每年我们都有不少优秀的博士论文产生,但最终出版成专著的并不多。我想,其中大部分人主观上还是希望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出版出来的。之所以最终没有出来,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能否在毕业后的繁忙工作之余,再有毅力、自觉性,甚至是挤占自己的闲暇时间,坚持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于学者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做到这一点对很多人又是不易的。

比较而言,我认为第二个过程或许比第一个过程的完成更艰难一点。因为第一个过程有导师的指导、督促以及毕业要求的压力;而第二个过程则完全需要依赖自己定位目标,自觉性以及持久抵御各种诱惑的毅力。

通过这本专著的发表,我相信谢婷博士比我体会更深、感受更多。相信她会以此为新起点,在教学及学术研究方面走得更高、更远。

谢婷博士是我和钟林生老师共同指导的。在其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对于她的论文指导和学业上的进步,钟老师比我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借此之便,也表达我对钟老师的真诚谢意。陈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0年6月11日

序言二

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旅游发展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对目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居民对这些变化的感知是旅游业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其研究与了解,可以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加以有效的控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正面影响,抑制其负面影响,促进旅游活动的持续健康地进行,为当地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综合效益,为旅游决策制定和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旅游影响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洲兴起,早期的研究主要偏重于经济影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研究更趋向于理性和全面,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也逐渐引起重视,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Jafari的四个平台说、Smith的主客关系论、Nash的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以及Cohen和MacCannell对真实性的研究等。我国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文献也呈增长态势,但较多的是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引入、消化和借用,结合中国具体旅游地的实际不够,真正从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出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还比较缺乏。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本针对我国著名景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的论著出版,为我国旅游影响研究增加了有价值的新成果。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以湖南武陵源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了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特征和机制。阅读书稿之后,我认为本书有两处突出的特点:一是多学科方法的运用,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与环境科学是国内外旅游影响研究中的主导学科,其中对社会文化问题研究颇有建树的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作者在这些学科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思路与方法,研究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及居民感知的空间特征,拓展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二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构建了社会文化变迁的“驱动力—压力—影响—响应”框架,在特征和机制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引导旅游良性发展的旅游影响调控对策,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管理的实践提供参考。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合理、思路清晰、写作规范、图文并茂,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学风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相信关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管理者、研究者和从业人员读后会有所获益。钟林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0年6月11日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旅游发展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对目的地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都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Ap 和 Crompton(1998)曾形容旅游业“不仅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并且也会弄脏自己的巢”。一般经济上的影响比较直接和明显,社会文化影响显现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测度不易量化,容易被忽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居民对这些变化的感知是旅游业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武陵源景区所在的区域,在历史上属于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使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直接的碰撞,社会文化变迁的效应更加显著,是比较理想的研究对象。

1.1.1 研究目的

1. 了解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调节主客关系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与当地居民交流”是游客的主要旅游动机之一,当游客的这一旅游动机得到满足并且交流很愉快时,旅游地的目的地形象也会得到提升,从而增加游客的口碑宣传和重游的可能性;而当游客的这一目的得不到满足或者受到打击,将会给他们造成不良的心理印象,从而影响整体的目的地形象。使游客拥有愉快的旅游经历的关键就是有一个愉快的主客交往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目的地居民对待旅游业的态度就是决定这个过程的重要因素,因为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和态度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游客的态度。

2. 研究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情况,为本地的社会转型提供动力

20世纪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转型期,这个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由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等(吴忠民,2003)。社会转型对社会文化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都有巨大影响。居民如何参与当地的旅游开发以及他们对旅游发展所持的态度都可能对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变化发生影响;同时在居民的参与过程中,通过对外交流和学习,也对本地的社会文化结构有影响。此外,在整个社会的大转型和旅游社区的局部转型过程中,因为利益和诉求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和矛盾,科学和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也很有实际意义。

3. 以基层调查数据为基础,为政府和旅游企业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研究的主要调查群体是旅游社区及周边的居民。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社区居民虽然是影响和左右旅游发展的最底层力量,是拥有最少支配权力和社会资源的一方,但是社区居民又是旅游目的地的主人,是当地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往往影响到本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我们不仅要考虑旅游者的需求,更要兼顾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本研究中涉及的调查希望能建立这样一种平台,使社区和本地居民有机会真实表达对旅游发展及其影响的看法。了解当地居民和参与主体的真实意见和想法,将他们的意愿和建议纳入整个发展程序中,这应当成为今后旅游区开发和管理的一个趋势。

4. 探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机制,为中部地区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200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次年经济工作的6项任务中首次提出了“中部崛起”。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旅游基础设施不足、资金短缺,但是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中部省份(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大部分都提出了“旅游强省”、“旅游兴省”、“发展旅游支柱产业”的口号,政府层面上已经把发展旅游业作为工作重点之一。中部人民也对发展旅游业怀有较高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旅游开发中。但是旅游也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产业,市场需求多样,竞争也很激烈,一系列的问题都会随着旅游发展不断出现,政府、企业和社区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中部地区的旅游发展道路既不应该照搬国外的发展经验,也不是对东部发展模式的简单复制,了解和解决旅游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是实现中部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5. 了解旅游开发对当地的影响是编制旅游规划的需求

旅游区的规划和开发对产生的旅游影响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关注已被应用到旅游规划实践中。如世界旅游组织主持的《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1999)、保继刚等主持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2)均涉及了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影响(包括社会文化影响的评估和预测)以及规避负面影响等相关内容。研究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关系的重要科学依据,为在发展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提供了规划的参考。

6. 建设旅游社区,完善居民参与“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中国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地理区位的限制,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旅游产品开发水平还很低,“三农”问题在这些地区也有更集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而旅游产业可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产业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也要看到,发展旅游业对当地居民而言,虽然有着较大的参与空间,也有利于他们的收入提高,思想意识进步,但是这种转化并不是靠简单的吸纳就业、土地使用性质改变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这里面还涉及众多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关系、居民自身能力素质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很有可能会诱发更多的新问题。

总体而言,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第一手的调查数据以及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考察不同区位条件的居民社区,对旅游发展过程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之间的特征、机理进行分析,探讨景区发展的阶段特点和影响机制,从而找出科学合理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调控机制。

1.1.2 研究意义

基于以上的实际意义,本书主要是结合武陵源景区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武陵源景区周边的调查以及东江湖景区的辅助调研,进行旅游发展过程和影响机制的研究。本研究的案例点选择在武陵源景区——在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景区,希望研究的一些结论不仅对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对旅游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也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 通过案例研究对旅游社会影响的良性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旅游影响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因为经济影响相对比较直观,易于测算,而且短期内可以看见成效。随着旅游发展的不断成熟,旅游的各种效应逐渐显现出来,人们的关注目光逐渐从旅游所带来的主导效益(即经济上的作用)转向了旅游的整体效应,尤其是旅游的社会文化后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国际上一直就是旅游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吴必虎、宋子千(2009)等统计了近10年来旅游研究涉及的内容,其中旅游影响在各类旅游教材、教参中受到广泛关注。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09年旅游经济运行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的旅游总收入达到1.26万亿元,同比增长9%。旅游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作用正逐步影响着旅游的健康发展。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同对经济、环境的影响相比,社会文化影响的“显露期”更长,而且测算更困难,所以虽然学者和旅游管理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在怎么度量影响程度和分析作用过程的问题上一直都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成熟景区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不仅可以使旅游学的研究领域更加完善,而且可以通过此类研究了解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的机制,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加以有效的控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正面影响,抑制其负面影响,促进旅游活动的顺利健康地进行,为当地社区带来最大的综合效益,为旅游决策制定和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2. 拓展地理学科的研究视角,丰富地理学科的研究领域

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环境生态科学是国外旅游影响研究中的主导学科,其中对社会文化问题研究颇有建树的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我国的地理学者也早已对旅游的影响研究给予了关注,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指出旅游的影响研究应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刘锋(1999)在《旅游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回顾》一文中把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作为旅游地理学关注的内容,指出“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在我国还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刘晓冰、保继刚(1996)在《地理研究》上也发表文章指出“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是旅游环境研究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子课题”。我国的大多数研究还是在西方原有基础上,作出反映性的分析,囿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思路,真正从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出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还比较缺乏。所以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延伸了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对学科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1.2 调查对象与问卷发放

1.2.1 案例点的选取

在案例点的选取方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案例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二是有较好的研究传承性,研究者在案例点曾经进行过其他专题的研究工作,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便于开展调查。由此本研究主要以武陵源景区内部及周边的居民点为案例调查点。

武陵源景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市,地理坐标为东经110°22′30″—110°41′15″,北纬29°16′25″—29°24′25″,地域范围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自然风景区、索溪峪自然保护区、杨家界景区以及相邻的一些镇,面积为264平方公里,外围影响区面积为133.48平方公里,总计397.48平方公里。

武陵源景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又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地质公园,其发展历程和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基本切合。

张家界遗产资源的保护问题曾引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普遍关注。武陵源的发展使大庸县从一个无名的贫困县域变成湖南省的重要地级市,不仅改变了湖南省的行政区划结构,还改变了湖南省经济发展区域格局(张朝枝,2004)。

在以武陵源景区为核心的张家界市,旅游业是核心产业,也是张家界市真正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第一产业比重由1990年的38.5%降低到了2008年的17.1%;第二产业比重由1990年的15.7%增加到1995年的24.3%,到2008年维持在2l%~24%;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45.8%逐年稳步提升到2008年的59.6%(李民,2010)。第一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发展比较成熟的景区,武陵源社区案例研究的典型性比较强,在全国具有代表意义,具备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本书主要以实证分析和案例剖析为主线,以国内外在旅游影响研究方面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在武陵源景区选取了5类主要调查数据(图1-1)。分别是:图1-1 武陵源调查点分布示意图

Fig.1-1 The sketch map of survey site distribution

(1) 袁家界村——位于张家界景区内部,整个村落直接参与旅游业,几乎每家都有为游客准备的“客房”,游客活动和行为已经能够直接影响其生活,代表了本研究中受旅游影响最全面区域。

(2) 武陵源景区内散点——这部分被调查者全部在景区内从事工作,但是住在景区周边,家居环境受到的游客影响要比袁家界村少。

(3) 张家界村——位于武陵源景区边缘,村内参与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较多,代表受旅游影响相对较多的区域。

(4) 沙堤乡——距离武陵源景区约15公里,位于游览武陵源景区必经的公路上,乡内有生态园等刚开始起步的旅游业,是受武陵源景区旅游开发影响相对较少区域。

(5) 四都坪乡——距离景区约65公里,交通路况不好,是基本未受旅游影响区域。

1.2.2 调查问卷的发放

研究以问卷调查、个体访谈为主要手段,从社会影响、文化影响、居民态度等几个方面设计了问卷,重点对武陵源景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调研,同时对各个相关的旅游主体(景区管理者、景区工作人员、轿夫、纪念品商贩、周边农民等)进行访谈,对武陵源景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综合了解,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03份,其中有效问卷509份(表1-1和表1-2),获取了第一手真实资料和相关素材。表1-1 调查问卷发放情况Tab. 1-1 The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表1-2 重点访谈名录Tab. 1-2 The in-depth interview respondents

1.3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1.3.1 研究思路和目标

研究以案例分析和实证解剖为主线,以国内外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为指导和参照,对旅游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分析。选取武陵源景区这个在我国旅游发展进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区域,在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微观调研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和总结了武陵源地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初步剖析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时空分异及机制,提出优化旅游影响的调控对策,为深入研究其机理进行实证层面的必要尝试。

1.3.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1. 研究内容

本书将案例点的实证研究和相关的理论解释相结合,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和机制,技术路线如图1-2所示,全书共分为8章。图1-2 技术路线图Fig. 1-2 The technology road map

第1章为绪论。主要对论文研究问题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基本内容与相关概念作了介绍。

第2章为理论综述。对国内外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各方面研究结果进行阐述,重点围绕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的相关成果,从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方法、居民感知模式、旅游影响调控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并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述。

第3章是理论基础和方法设计。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提出了本研究的研究假设,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分析、定量分析等,分别针对3项不同的研究内容(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居民属性和感知之间的关系)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手段。

第4章是武陵源景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时间特征。主要根据历史资料文献数据,以武陵源景区发展历史上的大事件和Butler理论为基础,划分了武陵源景区的旅游地发展阶段,阐述了景区在各个阶段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分析总结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变迁特征。

第5章是武陵源景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空间特征。根据距离核心景区的距离,以5个调查点的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运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各个调查点之间的特征差异,总结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空间特征,并探讨了居民的性别、年龄等属性与他们对旅游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

第6章为理论剖析部分,主要是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变迁机制的研究。通过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和前面的总结分析,提出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DPIR框架,将变迁系统分为“驱动力”、“压力”、“影响”、“响应”几个方面,其中主要分析了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外部驱动力和压力。

第7章针对武陵源景区旅游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情况,分别从有限政府主导、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认同、企业行为、游客教育几个角度对调控旅游影响、保障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第8章为结论和展望。对论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相关研究的未来发展作了展望。

2. 主要创新点

本书以武陵源景区作为典型案例区,以旅游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为主题,探讨了这种变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变迁的机制。在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了武陵源的具体案例,力求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有所创新。主要的创新点有以下3点。

(1) 从选题角度: 本研究是对中国的知名成熟景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作了系统的旅游社会影响评价。相对我国大多数学者的一次性调查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综合探索影响的特征和机制,既突出了地理学的研究特点,又深刻地揭示了引起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在我国同类研究中具有创新性。

(2) 从方法的角度: 综合运用代表本领域研究水平的相关方法,并结合我国国情和案例点的实际情况,对指标的选取和分析都做一定的修正,以更适合案例点的具体情况。

(3) 从机制分析的角度: 提出了社会文化变迁的“驱动力—压力—影响—响应”框架(DPIR框架),剖析社会文化变迁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为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和模式等科学理论问题作了铺垫,并提出了引导旅游良性发展的旅游影响调控对策,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管理提供参考。

1.4 相关概念的厘清

1.4.1 相关概念

1. 社会和文化《辞海》中对文化的定义为: “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概念经常引用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的定义。他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文明,从广义上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十分密切,互为依存,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群组成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表现为文化。社会文化具有独特的动态变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纵向上具有积累和传承的特性;另一个是横向上表现出的传播和渗透。从结构上,文化可以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主要表现在观念上,以心理、理论的形态存在的文化,包括居民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等,以及已经理论化了的思想理论体系;物质文化是人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物质产品,以及在创造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技术、手段等;制度文化是人们为了确定一些社会关系,并且为了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调控的规范体系。

2. 社会文化变迁

从程度和范围上,可以将社会文化变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局部的微观变化,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中,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发生积累性的渐变或骤变;另一类是整体的剧变,即原本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变迁也是民族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民族在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的价值规范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可能是内部的——由社会内部因素的变化而引起;也可能是外部的——自然环境的或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导致,例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当外部的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成员就需要对外部变化作出反应,社会文化随之发生变迁。

3. 旅游目的地

对于旅游目的地,学者们有不同的定义。Coltman(1989)认为是“一个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而且能吸引非当地游客前往游览的旅游区域”,Dr Dimitrios Buhalis (2000)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能够为游客提供旅游产品和完整的旅游经历。Leiper(1995)认为目的地是人们前往旅行的地方,游客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来体验当地的特色和感知吸引力。旅游者之所以会离开自己常住地到目的地旅游,从效用的角度看,是因为该消费者觉得从特定目的地进行闲暇消费能够得到比常住地以及其他备选目的地更多、更优的效用。也就是说,该特定目的地对该消费者具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旅游目的地是能够使旅游者产生动机,并追求动机实现的各类空间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包括三个层次: 首先是吸引要素,即各类旅游吸引物,包括有形的、无形的吸引物,也包括物质性的、非物质性的因素;其次是服务要素,即各类旅游服务的综合,它们将会影响旅游者的整个旅游经历;最后是环境要素,环境要素既构成了吸引要素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服务要素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条件(魏小安、厉新建,2005)。

4. 旅游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个概念来自管理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 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等压力集团,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贾生华、陈宏辉,2003)。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也得到了旅游学者的关注,在旅游规划和管理中对此理论进行了运用,如《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等都对旅游的利益相关者有定性或者定量的讨论分析。依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宋瑞(2005)将旅游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旅游开发商、政府(政府中的经济及旅游部门)、当地社区(当地居民及当地民间组织)、压力集团(政府环保局、媒体机构、科研所及学校、环境、野生动物、人权、工人权利等非政府组织)、旅游者5类。在这些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和矛盾关系,各个利益相关者只有在旅游大系统中相互协调,才能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4.2 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本书中,上述的4个概念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文化变迁具有怎样的时间和空间特征,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承担者和表现者,他们与其他的旅游利益相关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各个旅游利益相关者又如何看待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和如何影响社会文化变迁;对于已经产生和即将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旅游利益相关者又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保障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2.1 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内容

地理学者将旅游作为一种空间表现形式来研究。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旅游由三个主要的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旅游目的地是吸引旅游者作短暂停留、参观游览的地方,对目的地而言,大量游客涌入会对目的地区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地理学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保继刚、楚义芳,1999)。对旅游影响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偏重于经济影响;随着旅游业逐渐成熟,学者们的研究更趋向于理性和全面,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开始成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63年,T.Nunez分析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后,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迁情况。《主人和客人: 旅游人类学》(Smith V.,1989)、《旅游: 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Mathieson, Wall,1982)等著作的出版都引起了重大反响。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准确测度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方法开始向定量化的方向发展,最著名的是旅游影响的态度尺度模型(TIAS)和旅游影响的评估尺度模型(TIS)。国内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比较早的是徐崇仁和顾铮,他们1984年发表了《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初探》,此后这个问题吸引了诸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关注,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为一个极有意义的子课题(刘晓冰、保继刚,1996)。旅游对目的地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如表2-1所示(Ap 和 Crompton,1998)。表2-1 发展旅游对目的地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Tab. 2-1 The impacts of tourism

2.1.1 旅游对目的地居民行为的影响: 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主要指当地居民对外来旅游者的行为举止、态度和消费方式的吸收和接受。当两种文化接触时,东道主往往轻视自身文化,盲目模仿旅游者所带来的一切。示范效应的模仿行为会从微观转向宏观,放大成一种社会意识。示范效应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Mathieson、Wall,1982),而受示范效应影响最大的是年轻人(Murphy,1985),老一代居民虽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生活方式的影响,但仍保持着祖先们传下来的生活习惯(李星明,2002;保继刚、楚义芳,1999)。

示范效应不仅反映在当地居民身上,在旅游企业的从业人员身上也有明显反映。尤其是涉外酒店的员工,由于他们长期工作于不同文化交叉并存的环境之中,况且外来文化又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就很容易使员工造成心理上的失衡(王妙,1999)。旅游地居民文化心理生成及其差异性的几个基本因素包括旅游资源的特性、旅游业在社会经济整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旅游业发展时间之长短等(刘丹青,2000)。如果能正确处理好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则能实现社会心理的现代化,社会心理的现代化则有利于实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李祝舜,2003)。

2.1.2 旅游对接待地社会结构的影响

1. 当地妇女对自我原有角色的认识的转变

民俗旅游改变了妇女对自我角色身份的认识,她们不再赋闲在家从事一些琐碎的家务,而是抓住旅游开发带来的就业机会,积极进行“角色再造”。于是,在当地的旅游服务业中,如旅游定点饭店、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生产厂家等地方,当地妇女占据了大量岗位。这些变化改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附庸”地位,使其成为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个体,同时也影响到家务分工和家长对孩子的控制权(周霄,2002)。特别是在某些具有传统禁忌的国家和地区,旅游业给她们提供的职业对她们自身的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有些妇女却变成了吸引旅游客源的赚钱机器,其社会地位反倒比过去更低。而那些通过旅游接待确实提高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妇女,其婚姻状况有可能发生变异。世界上许多旅游接待地都曾因此而出现家庭解体的问题,美国夏威夷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郑本法,1999)。

2. 贫富差距和人际关系交往尺度的变化

由于难以平衡旅游收入方面的差别以及诸多条件对各方参与旅游的限制,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社会结构的严重分化,加速旅游地贫富悬殊的进程。旅游利润相对集中在经营企业尤其是跨国大型旅游企业和旅游地上层人士中,他们是旅游业中最大的获利者。一般民众由于诸多不利条件,限制了他们对旅游的参与,那些没有机会参与旅游的人自然难以从中分一杯羹,即便是那些参与了旅游业的部分当地居民,也获利甚少。

随着旅游业在当地的发展,旅游目的地存在着潜在的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可能和现实(田敏,2003),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中产阶级,他们逐渐成为与传统地方精英相制衡的社会控制力量。旅游使接待地居民的经济观念越来越强烈,对经济价值的强调使家庭出身或社会地位等传统社会分层标准被“金钱”置换了,经济上的计算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尺(周霄,2002)。

3. 移民问题

国外学者对旅游移民的研究开始较早,而且探讨比较深入,很多学者都从动机、类型和影响上对旅游移民进行了长期研究。国内学者也根据具体的案例研究了旅游移民带来的影响: 旅游的开发不但帮助社区留住了将要迁移的人员,而且将那些寻求工作与发展机会的外来人也吸引进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那些处于边远地带的旅游接待地的城市化进程(刘赵平,1998);旅游业也使人们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增多,使许多人从农村迁到城市(保继刚,1999)。

2.1.3 旅游对目的地道德观念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旅游是导致犯罪的潜在决定因素(Pizam、Reichel、Stein,1982)。旅游业的发展致使旅游接待地人民的道德水准下降,甚至出现卖淫、犯罪率上升和赌博成风等现象。自然风景区内的犯罪类型,除了卖淫和赌博外,主要是偷盗、抢劫、贪污、受贿和黑市交易(全华,1994)。黄建军(2000)系统分析了旅游犯罪的类型、侵害对象、空间特征及诱发旅游犯罪的条件和因素。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现代旅游产生之前,犯罪、赌博、卖淫等现象早已存在,因此,这些社会不良道德问题并非发展旅游导致的必然结果(保继刚,1999)。但是受旅游者思想文化的冲击,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旅游接待地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确实发生了变化,引起社会道德标准的下降,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旅游使人感到有助于犯罪率的增加,特别是偷盗现象的增加(Mathieson、Wall,1982)。而李经龙(2003)等认为旅游地的社会道德感虽然下降了,但却很少有威胁本地居民自身安全的行为发生。

2.1.4 旅游与文化变迁

旅游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是不可规避的: 东道社区或社会的文化变迁实质,可以看做是旅游地原始文化和旅游者外来文化,两个相互开放的文化系统之间,随着其碰撞发生的持续的交互适应(周霄,2002)。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的,但对于目的地居民而言,他们对旅游者的接触是长期不断的,因为他们接待的是不同时期接踵而来的旅游者群体。所以,尽管旅游活动中的文化扩散是双向的,但实际上旅游者给目的地带来的影响比他们受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马波,2001)。

文化变更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从另一个角度说,旅游对文化的影响也要辩证地看待,不能简单地用对与错、好与坏来形容旅游业给文化带来的变革,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不能改变(张晓萍,2002)。旅游能够促进地方文化的再构建,加大当地对外开放的力度,强化接待地的民族认同意识(张波,2004);旅游地的居民能够更加大方、平静地向旅游者展示本地文化的内涵。所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和传播对目的地居民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既可以摧残原有的认同心理,使旅游地逐渐丧失个性和特色,也可能凸显、增强原有的认同感和文化自尊感(李蕾蕾,2000)。

2.1.5 旅游对当地居民语言的影响

旅游是人与人、人与地之间交流的过程,而国际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必然会引起语言和文字的渐趋改观。Paul Brunt和Paul Courtney(1999)发现旅游者的大量移民冲淡了当地方言,当地方言因旅游被腐蚀了。旅游虽对促进语言的统一大有贡献,但却不利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而且舶来品过多,会冲淡本土语言的纯洁性和严密性(崔凤军,2001)。保继刚(1996)对云南大理古城居民学习外语的现象研究认为这使本民族语言更衰弱,从而也使本地稳固的社会模式和文化特征进一步动摇。Alister等(1982)认为语言是分析社会、文化变迁和国际旅游影响的重要指数。

2.1.6 旅游对民俗风情和传统工艺的影响

1. 旅游对民俗风情的影响

关于旅游对民俗风情所造成的影响,大多数人倾向于将其定位在消极影响方面——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经过商业包装的民俗风情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真实性的流失将不利其发展。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同化、民族文化的商品化、民族文化的庸俗化、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认为旅游对民族地区文化环境的影响较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入,并影响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郑向敏,1996;胡绍林,1999;马小京,2000)。尤其是民族民俗旅游和文化旅游,把民俗商品化,破坏了地方文化和人际关系的真实性(Cohen,1988;Moscardo、Pearce,l986)。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原本真实的民族形象被包装了,其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被曲解(Albers、James,l983)。那些传统的节日以及风俗习惯在许多旅游地经过预先安排以娱乐的形式被介绍给旅游者,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

也有学者认为,在商品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民族地区,旅游对接待地民俗风情的积极影响远远大于消极影响。在旅游民风民俗的“真实性”问题上,有学者提出在研究民俗旅游产品的真实性问题时,应侧重于真实性的体验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真实,旅游中的民俗表演不是要提供真实,是为游客提供一种旅游现实感,一种可以让他们体验当地文化的舞台(于岚,2003)。他们认为那种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商品化视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过于简单化,并认为它在改变传统落后的观点,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实现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加速民族文化的世界化进程等方面显示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应该看到其消极影响的有限性,肯定其积极正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马小京,2002;王雪华,1999)。

2. 旅游对传统工艺的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引起了接待地工艺美术的风格和形式上的变化,原来富有宗教和礼仪意义的工艺品成了商品,改变了这些传统工艺原来的意义(保继刚,1999)。虽然多数学者认为,那些为了适合旅游者的情趣而产生的所谓民族工艺品,有的已失去了民族风格,显得不伦不类,特别是那些粗制滥造、已不能表现民族风格和制作技巧,但仍以民族工艺为表现形式的旅游纪念品充斥于市,这会严重损害和贬低当地工艺品的形象、声誉和价值。旅游业的发展引起了旅游地工艺美术风格和形式上的变化,也改变了这些工艺美术品原来的意义,一些原来富有宗教和礼仪意义的工艺品现在也变成了纯粹的商品。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旅游者对文化纪念品的需求可以导致当地工艺品的新生(De Kadt,1979),而且游客对当地工艺品的浓烈兴趣大大增加了民族自信心,在这个地区民族手工艺品是为满足旅游业的发展而被重新创造和发明的。因此,这些具有文化内涵的工艺品的商品化过程,是一种文化重创的过程、文化复活的过程和传统文化加强的过程(张晓萍,2002)。

2.2 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态度模式

2.2.1 Butler的居民态度模式

Butler(1980)的居民态度模式(图2-1),指居民对游客可以有正面或负面的态度,而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来表达。此态度模式用来分析该旅游地区内居民在特定时期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行为反应,着重分析个别居民的态度。研究结果将居民分成四大类型: 积极促进与支持游客的活动;沉默地接受及支持游客的活动;积极反对游客的活动;沉默地接受,但反对游客的活动。因为旅游开发能带来某些利益,加上多数人无法扭转旅游发展的趋势,所以无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评价为正面还是负面,多数人仍属沉默的接受者。图2-1 Butler的居民态度模式Fig. 2-1 Matrix model classifying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2.2.2 Davis、Allen和Cosenza模式

Davis等人(1988)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做的居民对游客与旅游发展的态度的研究调查中,将旅游地区的居民分为仇视型、喜爱型、谨慎型、中间型及原因型5类。仇视型: 对旅游怀有极端负面的态度,反对旅游及其发展,而且对于凡是为旅游所设计的活动,都表示强烈不满;喜爱型: 对旅游有极端正面的态度,对旅游所带来的益处有所认知,支持未来旅游的发展;谨慎型: 感激旅游带来的利益,却又对旅游发展持谨慎态度;中间型: 赞成一般性的发展,但对于旅游独立发展不以为然,态度上比谨慎型温和;原因型: 赞成原因纯粹是因为旅游给予工作及社会利益,但是也意识到旅游产生的负面后果,支持程度不如喜爱型。

2.2.3 社会交换理论

在影响居民态度的架构方面,许多学者尝试用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反应。社会交换理论主要是想了解在交互作用的状态下,个人或群体之间资源交换关系。交换过程中包含需求满足(need satisfaction)、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交换结果(consequence of exchange)、不交换结果(no-exchange outcome)4大因素。主要是强调在接触的情况下,个人或群体间资源交换的状态。

Ap的交换模式强调4个步骤: 需求的动机引发交换的起始,前置条件的准备(即要合乎合理性、满足利益、互换性及公平正义原则),交换的关系发生(可能产生平衡或不平衡的状态),最后为评估结果,可能为实质、社会或象征性的意义,或是不进行交换。若一地区对旅游发展多持正面反应,表示该地区居民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交换处于平衡状态,而且交换程度也高。此理论可解释居民在经济上依赖旅游者,对旅游多呈现正面看法,因为在交换资源的过程中,可从旅游获得利益;经权衡比较后,其交换结果就多为支持。不支持旅游发展者则是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发现了负面损失,因此对交换结果多持负面态度且不支持旅游发展。那些既获得利益又遭受损失者,则在交换与不交换之间评估(Landford,1994)。

Ap(1992)认为通过社会交换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可了解到为何居民对影响的认知有正面与负面的区别(图2-2);Perdue等(1990)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来验证,认为从旅游获得利益的个人会更支持旅游发展,因此提出4个假设: ①如果控制个人的旅游获益,旅游影响的认知与居民的社会经济特质无关;②如果控制个人的旅游获利,支持旅游发展的人与其对旅游正面影响的认知程度呈正相关,反之与旅游负面影响的认知程度呈负相关;③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对未来旅游发展不会改进的认知呈负相关;④支持限制旅游发展政策与支持旅游发展呈负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当控制个人从旅游获利后,居民的社会经济特性与认知无关,因此研究者建立了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解释个人利益和发展呈正相关的理论依据。图2-2 旅游地主客社会交换模型Fig. 2-2 Social exchange model in tourism

2.2.4 Faulkner & Tideswell模式

Faulkner等(1997)结合Doxey的“激怒指数”和Bulter的“生命周期理论”,归纳了旅游发展的变项,如图2-3所示。图2-3 Faulkner & Tideswell模式Fig. 2-3 Faulkner & Tideswell model

2.2.5 Dogan模式

Dogan(1989)认为当旅游发展时,目的地居民会因为怀有不同的态度而形成不同的小团体。抗拒(resistance): 居民对旅游滋生厌恶,并以行动表现出来;退却(retreatism): 旅游带来了改变,对当地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但不为当地多数人赞同,居民有时会以封闭自己、避免与游客接触,以重温传统来反映其焦虑的心态;限制管理(boundary maintenance): 当地居民对旅游没有任何抗拒或者负面的感受,在游客与居民间有清楚、良好的界定;复兴(rejuvenation): 旅游发展遵守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约,文化成为旅游的一环,整合文化特性来发展旅游,可望旅游复兴;采纳(adoption): 旅游地接纳其他文化,但不失原有的特色和完整性。

2.2.6 Choong-ki模式图2-4 Choong-ki居民感知模型Fig. 2-4 Choong-ki model

Choong-ki在2003年建立了一个测量居民对发展博彩旅游的感知模型(图2-4),这个模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积极和消极角度分别研究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情况,结果发现积极的经济影响是决定利益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也将进一步促进博彩业的发展。

由上述几个架构可知,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随着旅游发展程度不同而有不同反应。在旅游刚起步的发展时期,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多持正面的态度,而且接受程度也较高;随着旅游发展期间各种情况的变化,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此外,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除了会因旅游地区发展阶段而异,居民与游客的互动也是决定居民态度的影响因子。

2.3 研究的角度和方法

2.3.1 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结构框架

刘赵平(1999)在全面总结分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框架。此框架由理论、反映和控制三个层次构成,并包含了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机制、旅游者的认识、当地居民的态度、相关学者的判断、控制原则和控制方法8个基本模块。

2.3.2 旅游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作用机制

杨俭波(2001)认为制约接待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因在于外界旅游流对旅游地的静态平衡系统的冲击和干扰,而旅游者及其携带而来的物能流与接待地各主体要素(政府机构、旅游企业、旅游地原生居民等)的竞争与协调,构成了接待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

2.3.3 旅游者本身属性角度的研究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程度与旅游者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当地旅游发展的特点和速度有关(Paul Brunt、Paul Courtney,1999)。李星明(2002)分别从游客量的多寡、旅游者逗留时间的长短、旅游者类型的差异三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机理分析。

2.3.4 用时间对比和空间对比的方法对影响机制进行的研究

刘振礼(1992)采用旅游强度序列的方法对河北野三坡国家重点风景区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问卷调查。刘赵平(1998)再次对野三坡地区进行了跟踪调查,在与刘振礼的调研结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探求了旅游深入发展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机制和实际状况。张文(2003)采用田野调查、统计分析和文献分析,借鉴Ap和Crompton提出的旅游影响评估指标,对近30年阳朔旅游的发展与巴厘岛和阿拉斯加的旅游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比较。黄洁、吴赞科(2003)以浙江兰溪市诸葛、长乐两个古村落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对比性的描述研究。

2.3.5 从发展阶段角度的解释——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及Holder的自我毁灭理论

1980年,Butler提出著名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表2-2),将旅游地演进过程描述为介入期(involvement)、探索期(exploration)、发展期(development)、稳定期(consolidation)、停滞期(stagnation)和衰退期(decline)或复兴期(rejuvenation),这一理论很快成为西方国家旅游地发展研究的经典。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引起了我国学者浓厚的兴趣,谢彦君(1995)等对“旅游地生命周期”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和研究。表2-2 旅游地生命周期各阶段社会文化变迁Tab. 2-2 The socio-culture changes in every stage of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Holder(1988)的“自我毁灭理论”(self-destruct theory)将观光目的地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某个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景观吸引了少数人前往;第二阶段,旅游的宣介和发展,吸引了中产阶级人士前往,相关的旅游服务设施纷纷建立,很多居民放弃原有的工作,开始投入旅游服务业中,游客与居民开始有接触,有很多是负面的影响;第三阶段,此地区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吸引了更多社会地位较低的游客,目的地变得拥挤,游憩体验降低;第四阶段,旅游资源过度损耗,旅游地对游客失去吸引力,居民也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方式,旅游地因此衰败。

2.3.6 旅游影响尺度的量化模型——TIS模型

继Lanktord等建立了旅游影响态度模型之后,John Ap和John L. Crompton于1998年发表了题为《建立和测试旅游影响尺度》(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的文章,提出了一套由35个变量指标组成,包含7个因子大类的旅游影响尺度。这种多维评估尺度的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觉与评价进行分离评估,他们所建立的评估尺度为旅游决策者、规划者以及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测量工具,代表了这个研究领域内的目前最高水平的量化研究方法成果。

2.4 旅游影响调控

旅游社会文化涉及的相关因素非常多,在多方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实现有效调控。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目的地政府是代表国家在管理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使用与居民生活关系紧密,政府可以行使行政、法律等手段来合理调配资源,居民享受到最大的旅游综合收益;主客交流是旅游者旅游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客的大量进入也是对目的地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他们的行为、表现会直接影响到目的地居民,而居民对原本的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旅游企业负责组织、运营目的地的旅游活动,并且从中获取了经济利益。旅游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发展战略会影响到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向和程度。李玉新(2005)从开发前和开发后两个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个调控框架,在社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由专家和政府作全面考虑,制定出相应的目标及衡量标准,而且目标也是动态的,随着目的地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被补充和修改(图2-5)。图2-5 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控制目标的产生过程Fig. 2-5 The flow chart of socio-culture impacts control

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开发商要对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深刻的认识,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之前,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考虑进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的正面影响,抑制旅游的负面影响,使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摩擦最小化,以保证旅游活动得以健康顺利地进行。这样,旅游发展在为目的地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正面的社会效益,从而保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对旅游影响的调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4.1 旅游承载力的管理

Shelby和Heberlein于1984年将旅游承载力定义为: “一种使用水平,当超过这种水平时,各行动参数受影响的程度便超过评估标准所能接受的程度。”并根据行为种类的不同,定义了4种旅游承载力。

(1) 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pacity): 主要的参数是生态因素,分析游憩活动对植物、动物、土壤、水及空气质量的影响程度,其再生能力与可持续经营的承载能力为生态容纳力。指标包括动植物数量、地表覆盖率、土壤紧实度和土壤流失率等。

(2) 实质承载力(physical capacity): 实际游憩空间,地区空间中所能容纳的人数,也叫空间影响极限。可用以下形式代表: 单位面积的休息面积、单位面积的人数、每一个海滩的露营数、限定区域内的人数等。

(3) 设施承载力(facility capacity): 以管理者所提供的各种设施容许人数为因子,如停车场大小、住宿房间、开发的露营地等。

(4) 社会承载力(social capacity): 关注损害或者改善旅游体验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依据旅游使用量对于游客体验的影响或者改变程度来评定旅游承载力,主要指标有单位时间对其他团体的影响或团体对团体的影响等。

其中设施承载力和实质承载力由于性质上相近,世界旅游组织将实质承载力简约为设施承载力,结合以后开发的设施服务作为评估参数,事实上游憩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社会承载力和设施承载力三部分构成。

2.4.2 游憩管理模式

怎样明确制定承载力?在什么程度下可以认为游憩活动对目的地的环境和社会造成了过度的影响?怎么预测和控制这些影响?很多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研究出一些游憩管理模式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 LAC理论

可接受的改变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就是将人为的影响划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经营管理者要设定一个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并用各种经营管理方法来坚守此界限(图2-6)。图2-6 承载力与可接受改变的限度Fig. 2-6 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

LAC理念的基本前提是要承认: 如果允许一个地区开展旅游活动,那么资源状况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接受的。关键是要为可容忍的环境改变设定一个极限,当一个地区的资源状况到达预先设定的极限值时,必须采取措施,以阻止进一步的环境变化。在讨论承载力时,也并非要回答“多少使用量才会必然产生环境改变或者社会文化改变(How much use is too much)”,而在于判断“多少的改变是可以接受的(How much change is acceptable)”。LAC的发展是旅游承载力带来的新概念,它的“新”体现在不再是以某地区可忍受的使用强度为重点,而是以设定某地区希望维护的状况(包括资源的以及社会文化的)为重点,在绝对保护(absolute protecting)和无限制利用(unrestricted recreational use)之间寻找一种妥协和平衡。

2. ROS理论

游憩机会序列(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ROS)认为不同的游憩资源,可提供不同的游憩机会,管理者可根据安排的活动项目及环境管理目标分成不同区域,即原始区、较原始区、有机动车辆的半原始区、有道路的自然区、乡村区和都市区。ROS是指导承载力和管理游憩活动的方法之一,提供了一个架构,明确地列出不同的情境属性(setting),让经营者有系统地提供多样化的游憩机会,进而确保大众多样化的需求能够获取满足,同时可让经营者运用于土地利用规划并作为此地的游憩管理指南。

3. VIM理论

游客影响管理(visitor impact management,VIM)是游憩机会序列方法的衍生,主要是用来评估游客对资源使用的影响和游憩体验。系统地收集资料来预测不同管理策略的影响性,并且提供降低和控制影响的替代管理措施。VIM可以帮助管理者分析发生突变的原因,确定影响的严重性,选择可行的管理策略。

4. EIA理论

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主要的目的在于考量环境改善方案,预防、缩小、减轻或者补偿负面的影响。EIA涵盖的层面很广,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非生物的环境,并且必须评估同地点的其他预订计划、政策和正在进行的计划等,以及保护区可能威胁生态环境的工程建设。

2.4.3 社区参与

旅游规划一直以来都只是考虑市场需求、环境因素、社会宏观条件(主要是经济条件)以及给目的地带来的经济利益等,很少考虑到社区因素,Lankford(1994)等指出居民感知到他们对当地旅游的控制力,对居民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要强调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社区参与旅游决策、管理。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决策,可以使居民在能否进行开发、如何进行开发等问题上,充分发表意见,从而保证居民对旅游持积极配合的态度。二是让居民从旅游中受益。居民承担了旅游开发的隐性成本,如环境、社会成本等。居民只是承受旅游发展的各种代价,而不能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本身并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是对抗行为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在旅游目的地开发时应考虑当地社区的发展。首先,应适当给予居民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对打扰其日常生活的补偿;其次,要使目的地居民在物质获益的基础上,在精神上也享受旅游带来的好处。制定旅游规划时,要遵循增加居民各种机会的原则。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在发展旅游时考虑居民的收益程度。例如,澳大利亚,设计和修建新设施时,必须尊重当地人自由出入海滨、国家公园和风景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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