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试读：
序言
营造企业共生共长的健康环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 高尚全
去年五月，我应邀赴杭州参加了“首届中国企业健康论坛”，看到了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共同完成的《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该研究成果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企业健康生态系统理论”，从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商业环境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健康状况。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一直秉承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的信念，这个指数的发布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为实现这个信念迈出的又一可喜之步。
今年初春伊始，我又收到了《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看完之后脑海里首先想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数代改革者和企业家追求的一个境界：共生共长的健康环境。去年的指数报告重点研究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九个健康元素方面的表现，包括创新力、创业力、领导力、竞争力、合规力、责任力、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今年的指数报告增加了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并在九个健康元素方面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交叉对比分析，对中国企业健康状况的诊断分析更具完整性。
共生共长的健康环境应该是不分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大家共享一个公平、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并且对于来自市场化的力量和来自竞争的繁荣具有共同的信念。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历经三十余年，这样的环境和信念理应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这次采用基于比较的评价分析策略的研究，凸显了国企和民企在企业健康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商业环境方面，国企与民企的健康状况差异明显，原因之一是国企在政府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环境优势明显，导致国企企业家对国企身份认同感强，而民企企业家对民企身份认同感低，国企和民企没有生长和生存在一个公平共享的商业环境之中。
共生共长的健康环境是全社会关注的未来中国企业健康发展的风向标，它能验证国企和民企能否共生、共存、共进。健康的环境旨在为所有企业提供一个市场化优胜劣汰的公平环境，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健康的环境就应该支持谁，不分国企、民企还是跨国公司。健康的发展环境在未来的十年中与政府的改革成功与否关系密切。“改革疲劳症”是不健康的企业行为病症，改革如果倒退则开放和可持续发展都是难以为继的。李克强总理在最近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改革的红利必须让全社会都能受益。
共生共长的健康环境就是营造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的环境，第一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第二是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第三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实现这三点，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如何缩小差距、如何营造平等的环境，值得全社会来共同探讨。
我曾经指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红利不同。从发展的进程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红利。把握好了特定阶段的特点，选择了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实施了与此相符的体制，营造了平等的商业环境，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就都能享受到这个红利，就有很强的发展动力。打个比方，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好比火箭飞行过程。在起飞阶段，需要强有力的一级助推器，但到了平稳飞行阶段，起飞阶段的一级助推系统就要抛弃，如果转换不及时，火箭就要出问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全社会都在关注改革红利是否能够在一个共生的健康环境中让企业公平、公开、公正地分享。红利的释放关键在于改革的突破。未来五到十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欣慰地看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特别是本届新政府表现出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转型升级的决心。适逢良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共生的健康环境对中国企业未来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及时性。
这次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理论联系实际，研究联系实用，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开发了用于企业自评的测评软件。在这个自评工具完成设计、测试、应用的试验阶段之后，每个企业都可以借助该工具了解自己企业的健康状况，并与中国企业整体的健康状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从而确定自己企业的健康问题所在，开展针对性的改进提升。
本人曾经兼任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多年，一直为浙江这片走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前沿的热土所感动。亿万普通百姓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实现了脱贫致富，在改变了自身的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勤劳致富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中国梦。以民为本的经济发展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富民之路！很高兴看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坚定地站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列，有这样引领企业健康发展，乃至社会健康发展的情怀和理念，以“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为己任，研究提炼并付诸实践。这体现了一所一流管理学院所具有的精神和价值。
健康的企业家精神、健康的企业行为和健康的市场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支持和每一个人的身体力行。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企业家、每一位政府官员都能以健康的理念去践行，中国的崛起就能真正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我们期待《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能够唤起政府、社会和企业一起来为培养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做出更多、更大、更快的努力！第一章核心发现核心发现一共生共长
共生共长描绘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健康之梦：同属一个国家，国企与民企能够在不远的未来过渡成具有共同的名字——企业，在同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中自由平等地“争利”，包容“共利”，和谐发展。
近几年，有关国企与民企的进退之争、改革之变引起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国企与民企的效率与公平、垄断与利润、表现与改革，“国进民退”论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各界的思辨与献策，目的在于渴盼国企与民企能够共同健康地发展。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3年再度联袂研究的中国企业健康力量指数发现，国企与民企的健康状况错位失衡，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下发展，同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但健康表现迥异，特别是国企与民企的健康元素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南辕北辙，分道扬镳。诊断结果勾勒出一幅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下生存发展的两类不同性质企业的两种不同的健康状况。
健康得分差距最为悬殊的是国企与民企在创业力方面的健康表现，前者逊于后者，相差22分之多。创新力的健康表现似乎与个人有关，但其实它与一个企业所属的性质关系更加密切。因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缺乏具有远大理想、国际视野、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企业家，但创业力方面的表现往往受制于体制和动力的束缚，所以民企胜在了国企的短板之处，不值得骄傲，因为两者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国企与民企在包容力方面体现出的悬殊差距更值得深思，前者得分高，后者得分低，相差接近15分。但在商业环境中，得分高低并不等同于健康的好坏，得分高可以是正能量也可以是负能量，如何定论取决于客观分析。比如，国企赢得包容力的高分，说明政府主导的商业环境更加偏爱国企。国企在包容力健康方面的表现得益于政府政策和商业环境等因素对其的偏爱，胜在了民企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方面的弱势之处，两者的竞争缺乏公平性。
本研究结果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和民企的总体健康水平得分相当，差异微弱。那么，上述的两个健康元素差异巨大的现象被什么稀释蒸发了呢？这正是《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希望全社会来思考和思辨的一个问题。本研究发现，国企在商业环境方面的得分高低不等同于企业健康表现，必须要深入分析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行为两个维度得分的高低即证明企业健康状况的好坏是不一样的。在九个健康元素的测评中，其实民企的总体健康得分是三高一平五低，简言之，民企最后能与国企在总体健康水平上得分相当是受益于其创业力方面的明显优势。这更加证明中国的企业，不分国企、民企，都渴望一个共生共长的健康发展环境。核心发现二“国—民”红利“国—民”红利指营造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通过自由竞争使改革的红利惠及全民，包括所有制不同的一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发现，国企与民企在商业环境的健康状况对比分析中，包容力方面两者差距最大，其次为服务力。包容力民企得分最低，为50.6分，而国企的得分高达65.34分。包容力涉及舆论媒体和公众包容，服务力涉及政府政策和政府支持，结果显示，国企在政府政策、政府支持、媒体关注、公众包容、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得到了优先、优越、优厚的服务及包容，而民企明显处于劣势，凸显出需要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健康的商业环境。
李克强在新任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让所有百姓能够从改革红利中受惠，从而调动大家的主动性，更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各界的动力。他的“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九字人品信念，传递了一个新一届政府力图推动社会公平环境、经济公正改革、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信息。
国企和民企在现实商业环境中的地位不同、待遇不等、政策不均、福利不一。造成这四方面不公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企与民企没有一个共生的健康环境，即国企与民企虽然共同生存和成长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环境之中，但民企在这个环境中缺乏相同的地位、相等的待遇、相均的政策、相一的福利，所以这个商业环境处于亚健康状态，结果是改革的红利更多地分给了国企。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国—民”红利的受益者按排队有先有后可以理解；在改革开放的中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国—民”红利的分配不均也依然可以包容；但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社会各界呼唤公平的经济环境和市场化自由竞争的时代，如果“国—民”红利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继续前行，那就非常值得人们扪心自问：我们的改革开放行的是什么道？为的是什么本？利的是什么人？
未来中国商业环境的健康发展取决于政府的职能转变。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施政要避免错位，社会的事交给社会去办，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去办，忠于法律，把权力涂上防腐剂。相信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所有不同体制的企业都能够生存和成长在一个更加公平健康的商业环境之中，依靠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去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核心发现三生态失衡“生态失衡”反映了国企与民企在企业家、企业、商业环境三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互动，在九个健康元素之间缺乏双赢的互补，没有充分调动各自的动力和发挥各自的功能，导致没有形成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
这次研究分别对国企和民企的健康状况从创业力、创新力、领导力、竞争力、合规力、责任力、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进行了交叉对比分析，发现结论是两头大、中间小，最大的两个得分差距恰恰在首末两端。两头大的现象，包括另外一些健康元素之间的明显差距，比如创新力的对比分析结果，勾勒出中国企业生态系统的失衡。
创业力方面民企得分为73.96分，而国企得分仅有51.56分。包容力结果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国企得分为65.34分，民企相差甚远，得分低为50.60分。悬殊的结果反映了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失衡，因为对比分析国企与民企的健康状况，理想的对比分析结果应该是一个平行线。九个健康元素的对比分析可以有差别，但也希望呈现的结果是曲线形态。
创业力的悬殊差距并非来自个人能力的强弱，而是来自企业家所处的环境和体制的原动力。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可能能力都很强，但民营企业家有着自己掌控的平台和环境，更加容易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需求大胆地创业、创新。而国有企业家的平台也可以很大，环境也可以很好，但在创业、创新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体制内的制约和决策流程冗杂的干扰。
九个健康元素之末的包容力同样凸显了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失衡，社会资源和公众包容更多地偏爱了国企，特别是服务力中的政府政策和金融支持更不例外，所以国企在这些方面的健康状况得分远远高于民企，但这个高分并不意味着更健康。这正是体现了中国企业处于生态失衡的亚健康发展状态，国企和民企受到的待遇不公正。
生态失衡究其深层原因有政策、体制、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原因，也有近期的现实原因。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为培养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展望未来，中国企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商业环境应该不分国企、民企，而是一个有利于双方共同成长的环境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系统。核心发现四内创疲软“内创疲软”是指内创业力（intrapreneurship）疲软，反映企业内部开拓、革新的创业精神不足。
创业精神是组织成长的原动力。罹患“大企业病”的企业通常一切按部就班，拒绝变化；绩效稳定，缺乏动力去开拓新领域或革新产品；现有市场利润丰厚，没必要考虑环境的变化。这些都是企业缺少创业精神的表现，即内创业力疲软。造成企业创业力不足的具体原因很多，境况优越和环境支持虽然能支持创业，但却是导致企业的内创业力不足的主要因素。《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调查结果发现，国企在创业精神方面的得分远低于民企。国企的内创业力疲软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国企的创业意愿不足。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国企在政策支持、资源垄断和行业壁垒方面都较民企更具优势，但国企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不高。2011年国企的研发投入和销售收入之比低于5%，而民企华为集团的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是11%。况且其中部分国企研发投入还是在政府和政策的推动下才出现的。
其次是国企的创业需求不足。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国企的艰苦奋斗精神远低于民企。原本是国企立业基石的企业精神如今却比不上同一个市场环境下的民企。研究发现，国企的竞争优势来自资本性优势，包括资源、政策、融资，等等；民企的竞争优势来自资源转换能力，比如资源的使用效率。当企业拥有的资源优势大时，企业的内创业需求便会不足。
最后是国企的创业倾向不足。国企中过错责任的后果通常比民企中更严重，再加上国企传统的责任制，使得国企成员普遍倾向于规避风险。创业精神意味着企业需要具有愿意承担风险的倾向。在成员普遍规避风险的组织中，除非是责任规定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企业难以采取冒险行为。创业精神不足对于组织而言意味着潜藏的长期性危机，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则是经济活力不足的成因之一。核心发现五制度合规“制度合规”强调的是企业对商业规则的遵守与尊重。企业作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服从商业规则是其参与商业活动的基本要求。
服从法律法规、遵守契约精神、坚持商业伦理是企业作为经济活动实体的基本条件。然而历次“中国企业健康指数”调查均发现民企在合规力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其中有民企自身的原因，也有企业环境的原因。
从企业环境的角度来看，行政监管一方面缺失，一方面又过多，即媒体所说的“行政管制太多，有效监管不足”。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政策和服务的问题对于民企来说比国企更甚。行政管制太多的主要表现是政府过度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运行。当市场运行制度不完善时，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可能是必要的。在市场规则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应该用监管逐渐替代管制。可是在市场规则已然成形时，看得见的手却仍然无处不在。这必然会对市场造成干扰。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又显示民企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限，结果是民企对于改变“行政管制太多，有效监管不足”的影响有限。
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看，诸如产品质量问题等已使民企承担着因自身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调查的结果发现，民企的公众包容力很低。包容力是指社会公众评判企业行为时的严苛程度。公众对企业行为的宽容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过往行为。企业若是多次出现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行为，公众的包容力便会逐渐降低。公众包容力低的直接结果是企业的商业活动越来越艰难，虽然多数时候企业不用直接面对公众的怀疑和挑剔，但“沉默的抵制”却使得企业和社会的交易成本都大大增加。
民企对行政政策的影响有限，社会包容又不高。处在这样一个不利的环境中，民企更需通过自律赢取商业环境的支持。核心发现六资源雾霾“资源雾霾”强调的是在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中能影响商业活动的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反映环境因素的存在与否不确定、变动与否不确定、可得与否不确定等。《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发现，民企和国企都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对于民企尤甚。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都认为企业环境的复杂程度和变化程度很高。环境不确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企业能拥有的资源具有不确定性，包括政策、资金、关系等。资源的不确定性有如雾霾，使企业看不清方向。
政府政策具有不确定性，这或许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状况。但对于企业而言，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投机性行为。若所有企业都投机性地涌向同一个高利行业，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而言都是不利的。政策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政策导向、行政管理两个方面。政策导向是否确定体现在政策中是否有真空地带或模糊区域。行政管理是否确定体现在政策是否能以一贯的方式执行。
造成资金来源不确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金融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当企业从银行难以得到贷款，从民间获得的资金又存在不确定的红线时，企业在资金来源上便多了一分不确定。
制度壁垒和资源垄断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激励程度，因此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也会降低。本研究结果显示国企在这两方面都强于民企。相应的研究也显示民企所处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远高于国企。所以，相对而言民企的资源不确定性高于国企，民企面对的“资源雾霾”比国企面对的更加严重。核心发现七竞争友善“竞争友善”是指在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中大家是否是在同一个友善的环境中竞争，是否能公平、公开地竞争。换言之，竞争是否存在规则上的不公平，例如程序上存在例外管制、资源上存在分配限制、行为上存在排斥漠视等。《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指出，民企和国企的企业家对环境复杂程度、变化程度和友善程度的评价显示，国企和民企在这三方面只有在企业环境的友善程度上有区别。市场竞争的友善并非指企业之间不存在激烈竞争，事实恰恰相反，市场竞争激烈而且有序意味着环境是友善的。环境友善的主要标准之一是企业环境是否公平。党中央在十八大中再次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便是企业环境公平的要点。《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所有测评指标中，国企和民企得分差异最大的指标是资源垄断。资源垄断也是媒体上有关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之一。本研究表明，资源优势是国企的竞争优势来源，而民企的优势则是有效利用手中的资源。竞争优势的区别也诠释了国企改革有关“公平—效率”权衡的焦点所在。虽然资源差异源自对公共服务和市场效率的权衡，但就企业本身而言，期望公平的制度环境是无可厚非的。国企和民企的权力公平需要在“公平—效率”之间的关系和利弊中仔细考虑。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服务力上国企普遍高于民企。服务力是政府政策和服务对企业支持程度的综合测评指标。在所有服务力测评指标上，国企的得分要么高于民企，要么与民企持平，显示了国企和民企在规则公平上的差异。
友善的竞争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它是未来中国企业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它需要大家坚持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环境值得市场中的企业共同营造，共同培育，共同呵护。核心发现八相知相吐“相知相吐”是指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都从自己的境况和视角看待对方，因此民企企业家谈及国企时带着对民企环境不公的不满；而国企企业家谈及民企的时候带着对国企身份的认同。
在《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调查中，民企企业家和国企企业家在大多数测评指标上都存在差别，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差别是：（1）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国企的评价，评分差距常常都在10分以上；（2）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民企的评价，评分的差距常常很小，根据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这些很小的评分差距通常都不显著。也就是说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民企的评价通常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不同背景企业家对国企评分的巨大差异和对民企评分的微小差异反映了两个企业家群体对各自企业健康力量的两种不同态度。
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在对民企评分时，大多数指标的评分没有实质差异，反映了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尽管身处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但对对方的生存环境是相互了解的。在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国企的评价又存在很大差距，说明两个群体的企业家给国企评分时存在客观现实以外的考虑因素。
民企企业家给国企的评分普遍低于国企企业家给国企的评分，唯一例外的是国企企业家对国企资源垄断的评分比民企要高。这种普遍性的偏低评分说明民企企业家对国企评分时带着对企业环境不平等的不满，而国企企业家对国企评分普遍高，则反映的是国企企业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唯一例外的资源垄断指标是众所周知的国企优势。身处国企内部的国企企业家对这点优势的重要性看得比民企企业家更清楚。
国企企业家和民企企业家对国企的评分差距并不是两个群体间的矛盾造成的，而是两个群体处于相同的市场环境却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时的不公平感造成的。第二章研究说明第一节研究背景
在中共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问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以“培养和引导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为使命，在2012年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合作，创建了“企业健康”概念，以中国的民营企业为对象，研究出版了《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引起中国企业家对企业健康成长的重视以及全社会对企业健康现状的关注。
2013年，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愈加关注。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和股份制三个阶段。每次国企改革都是公平和效率相互博弈的结果。股份制改革从1992年到现在已满20年，随着国企股份制的改造方法从模糊到清晰，制度偏差也逐渐显露。诸如融资机会、投资限制以及政府对国企的袒护等问题都在学界、媒体上有诸多讨论。这些讨论的焦点看似是针对国企改革，实际上是对制度公平和经济效益的关切。
按照“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的设计，“中国企业健康指数”将逐年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并提升研究分析的深度。2013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了第二次“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并出版《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这次的研究在《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并通过比较研究国企和民企的健康状况来帮助中国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希望能为国企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启示，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平衡企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提供借鉴。第二节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共有文献研究、德尔菲专家法、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四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各有所长，用在项目研究的阶段和作用也不相同。“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研究过程和各方法作用见图2.1。图2.1 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指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需要，通过查阅文献来获得相关资料，全面、正确地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找出事物的本质属性，从中发现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是课题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几乎所有的课题都要先进行文献研究。两次“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都注重了搜集和整理企业健康发展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本研究增加搜集和整理了国有企业研究的资料。相关研究文献为研究提出假设及产生内部头脑风暴提供了研究基础。此外，企业数据和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的收集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利于研究结论的提炼。2．德尔菲专家法
采用德尔菲专家法，“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征求了国内外专家意见，对企业健康力量框架的指标体系和权重进行了多轮评议，最终确定了健康指数的指标体系框架和权重。（1）德尔菲专家法简介
德尔菲专家法的本质是利用专家的知识、经验、智慧等无法数量化的、带有很大模糊性的信息，通过通信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换，逐步地取得较一致的意见，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在选择的专家中，专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专业、水平、年龄、职务、性格、社会背景等诸方面的差别，这些都会影响他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从而保证问题得到多样性的解答和不偏倚的观点。德尔菲专家法的主导原则
◎ 领域 确认对本领域发生影响力的专家种类；
◎ 数量 足以全面体现不同类型专家的意见；
◎ 意见 仅以专家资历与经验选择，不以其意见偏向选择；
◎ 表达 匿名互动。德尔菲专家法的主要适用范围
1）创新的，新颖的，从未有人做过研究且无可参考对象的；
2）有较为复杂的、分歧的意见，如竞争力评价标准；
3）快速的，需要快速做出评估的，如商业定价；
4）强调权威性和科学性的，如环境发展水平评价。“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的德尔菲专家组成原则：依据研究需求，本研究的德尔菲专家组成原则为包含来自学术研究界、企业界、咨询界三界的代表，充分结合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需求。（2）德尔菲专家法操作流程
德尔菲专家法的操作流程如图2.2所示。图2.2 德尔菲专家法操作流程
依照图2.2所示流程，“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的德尔菲专家法实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指标体系征询，由项目组向专家发送指标体系框架初稿，征询各位专家的意见。在第一轮反馈之后，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然后进行第二轮的专家意见征集。依据反馈意见再次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改，并将第二次修改后的指标体系发给各位专家，对指标体系进行第三轮的意见征询。这一轮的专家反馈意见基本一致。最后将修改好的指标体系发给专家进行确认，确定了最终的指标体系。第二阶段是对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将确定后的指标体系发给专家进行一级、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取各位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评分的均值，作为各指标取舍的基本依据。3．深度访谈“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主要将深度访谈应用于企业健康内涵的明晰。研究者对被访企业的关键人物进行访谈，了解企业健康力量现状表现的背后原因并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深度访谈是一种无结构的、直接的、一对一的访问，在访问的过程中通过掌握访问技巧的研究人员对受访对象进行深入的访谈，了解专家的见识与经验，并进一步洞察受访者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机、信念、态度和情感。在一对一消除群体压力的情况下，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更加真实。通常情况下，一次深度访谈可能要花45～90分钟的时间。4．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是指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情况或征询意见的调查方法，通过后期的数据处理分析，可以以量化的数据来阐释和支撑研究问题。问卷调查对象
通常对于民营企业的定义没有太多争议，除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外便算作民营企业。但对国企的定义和界定则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界定方式：（1）根据政府实际占有的股份比例界定；（2）根据政府对企业高管的人事权界定；（3）根据企业自己确定的企业性质界定。
实践中判断企业性质时并非采用单一标准，比如企业可能是政府全资所有，也可能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或外资的股权混合型企业；国有控股可能是绝对控股，也可能是相对控股；高管人事权可能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掌握，也可能由企业董事会自行掌控。企业性质甚至可以由认同感决定，比如2012年中国平安进入民企排行榜时就有学者提出企业性质由高管说了算。法律上，企业性质主要以工商登记为准。“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对国有企业的界定采用由回答问卷的高管确定的方法。因为企业高管最熟悉企业的状况，而且高管的身份认同感决定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界定方法是可靠的。《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研究的问卷调查的详细信息见附录，基本情况如下：
◎ 共访问了北京、上海、广东等10个省/直辖市的309名企业家；
◎ 国企的企业家占37.9%，民企的企业家占62.1%；
◎ 经理级高管占69.26%，总裁级高管占13.92%，董事长占11.65%；
◎ 企业成立时间在5以内的占18.42%,5至15年的占40.46%,15年以上的占41.12%；
◎ 企业规模在100人以下的占25.16%,100人至1000人的占41.83%,1000人以上的占33.01%。第三章中国企业健康指标体系第一节研究过程“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研究首先通过案头工作，整理出初步的指标体系框架，然后通过德尔菲专家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框架和指标，最终形成了中国企业健康的指标体系。后续研究根据以往研究的结果和当次研究的需要相应微调指标体系，但为了保持纵向可比，应维持指标体系框架稳定不变。图3.1是研究过程图。图3.1 中国企业健康指标体系研究过程第二节理论基础1．企业健康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的概念是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 G. Tansley,1871—1955）在1935年提出的，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在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整体。
借鉴生态系统概念，“企业健康生态系统理论”创建了企业健康生态系统的两大原则：（1）只有当企业家、企业、商业环境三者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和反馈并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时，才能形成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2）企业健康系统的运作来自系统内部九个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因素可以作为改进企业健康措施的依据。
本次研究根据企业健康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企业三维互动理论公式：12B=f（E×E）1式中：B指企业行为（behavior）; E指企业家精神2（entrepreneurship）; E指企业环境（environment）。
此公式的含义即企业行为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环境化学作用的结果。企业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行为，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行为，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行为的指向；企业行为受制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环境两个因素，企业家精神以及环境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企业的行为；企业环境反作用于企业行为和企业家精神，即不同的企业对同样的环境条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同一企业对不同的环境条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甚至同一企业，如果环境条件发生了改变，对同一个环境也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只有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才能带来整体的企业健康形态。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一个以企业与社会价值观为中心的商务道德和组织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其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结成的一系列契约，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协商、交易的结果，无论是投资者、管理人员、员工、顾客、供应商，还是政府部门、社区等，都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并承担由此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除了股东以外，企业也应当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在企业治理过程中要兼顾内部和外部有关权益主体的利益。这一理论最早由罗伯特·爱德华·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在其1984年出版的《战略管理：一个以利益相关者为起点的方法》中详细阐述。
依据此理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企业和环境。企业本身是形成企业发展的内部因素，环境则是促成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企业成长的关键是保持企业内外平衡。企业内外因素相互促进、制约、补充。第三节指标体系1．体系内容“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指标体系包括四个层级：一级指标包括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企业环境；二级指标包括创业力、创新力、领导力、竞争力、合规力、责任力、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三级指标是九个健康力的测评内容；第四级是具体测量指标。前两个层级构成“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指标框架。为了保障历次企业健康指数的可比性，必须维持该框架不变。后两个层级会根据当次企业健康研究的需要而调整。《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的指标体系及其与《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指标体系的区别见图3.2。图3.2 中国企业健康指标体系2．计算方法（1）得分计算方法“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总得分等于各个一级指标的实际得分与相应权重乘积之和。各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是通过相应二级指标得分与其权重乘积得出的。同样，二级指标得分是通过相应的三级指标得分与其权重乘积算出，三级指标得分是通过相应的四级指标得分与其权重乘积算出。计算公式如下：式中：T—— 中国企业健康力量总得分；g
t——第g个一级指标（包括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企业环境等元素）得分对应的权重，g=1,2, …, y；k
a——第k个二级指标（传承力、领导力、文化力等9个健康力）得分对应的权重，k=1,2, …, x；j
b——第j个三级指标（冒险精神、前瞻意识等指标）得分对应的权重，j=1,2, …, n；i
c——第i个四级指标（变革、前瞻、创新等测评题目）得分对应的权重，i=1,2, …, m；i
C——第i个四级指标（变革、前瞻、创新等测评题目）的得分，i=1,2, …, m。gk
一、二级指标的权重t和a通过三轮专家德尔菲方法得出；三级、四级指标权重通过计算指标公共因子的贡献度得出，公式如下：ij式中：a为第i个成分和第j个变量的相关系数；k为所取的因子个数。（2）得分检验方法
因为得分是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得到的，在比较不同指标和不同企业类型之间差异时需要考虑差异是否在统计上有意义。“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显著性检验主要包括：
1）均值间差异的t检验；
2）数值分布偏态的D' Agostino检验。
在根据分析结果讨论时，均值差值的t检验不显著则认为两个均值之间有差异，反之则认为无差异。均值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取0.05。偏态检验用于确定评价数据是否存在偏向性，若检验显著，则认为参与评分的样本存在偏见，反之则认为不存在偏见。偏态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也取0.05。（3）比较分析方法《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采用基于比较的评价分析策略，目的是凸显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企业健康方面的差异。
比较分析包括采用得分比较和不同背景评分者比较两个部分。如图3.3所示，首先分别由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分别对国企和民企进行评价，得到两组数据，然后分别比较国企和民企的得分差异，然后再比较国企背景企业家的评分者（简称“国企评分者”，下文同）和民企背景企业家的评分者（简称“民企评分者，下文同）的评分差异。图3.3 研究的比较分析策略第四节自评工具《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开发了用于企业自评的测评软件。“中国企业健康指数”得到的结论是针对企业总体状况而言的。然而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健康指数本身并不能帮助单个企业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因此研究组根据“中国企业健康指数”的研究结果开发了企业健康自评软件。借助该工具，企业主可以迅速了解自己的企业在健康的三个维度、九个元素以及各三级指标上的得分，并和全国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所在企业的健康水平。
因为自评软件的运行需要稳定的常模，现有的常模数据主要依靠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从量上尚嫌不足，所以2013年自评软件开发的重点是自评程序，并以“企业环境部分测试题”为例开发了测试语句。2014年将进一步完善程序，并开发包括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在内的完整测评题目。第四章2013企业健康总评第一节企业健康总体分析
根据专家访谈结果和指数分析方法，《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研究沿袭2012年企业健康指数研究设定的中国企业健康发展阶段。
根据企业生态理论，健康的企业应该在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行业环境三个方面均衡发展，因此划分企业健康发展阶段的标准有两个：要素得分的高低；要素间得分的均衡。要素得分越高，企业的健康程度越高；要素间得分差异越小，企业的健康程度越高。根据这两个标准描述企业健康发展的三个阶段，各阶段的特征如下：
◎ 初级阶段 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企业环境三个要素得分都不高，或者只有某个要素得分较高，另外两个要素的得分与之差距较大；
◎ 中级阶段 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企业环境中有两个要素得分较好，或者一个要素得分非常高且其他两个要素与之差距中等，或三个要素得分都中等，但相互间差距较小；
◎ 高级阶段 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和企业环境三个要素得分都较高，且要素间得分差距较小，企业形成良性发展态势。
本研究分别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健康状况，分析结果见图4.1。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总体健康水平都在及格线附近。国有企业得分为61.87分；民营企业得分为59.80分。因为国企的得分和民企的得分统计检验不显著，所以两个分数不存在实质差异，即国企和民企的总体健康水平相当。考虑到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突飞猛进，中国企业的总体健康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之间的及格线附近，总体健康状况堪忧。具有这样的健康状况的中国企业是否能保持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本研究将继续关注。图4.1 国企与民企的三要素得分（N=302）1． 企业家们对民企健康的看法较一致，对国企健康的看法较多样
国企和民企的得分分布的主体部分（去除20分以下得分后的部分）偏态检验均不显著，说明企业家对国企和民企的总体看法基本上没有倾向。总体而言，企业家对国企和民企的健康评价没有偏见。
从得分的分布来看（图4.2），国企的得分比民企的得分更分散。国企的得分主要集中在50～80分区域；民企的得分主要集中在50～70分区域。因此相对而言，企业家对国企健康水平的看法比对民企健康水平的看法更加分散。换言之，企业家群体对民企健康水平的看法较一致，对国企健康水平的看法较多样。认为国企的健康水平比民企的健康水平高的企业家多，认为国企的健康水平比民企的健康水平低的企业家也不少。图4.2 国企与民企的总体得分：得分分布（N=302）2．企业家们对自己所在企业的企业类别认可度高
不同背景的企业家在民企健康评价上的分歧较小，但在对国企健康状况的评价上分歧很大。民企背景的企业家对国企健康状况评价低，而国企背景的企业家对国企自身健康的认可度很高（图4.3）。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很多，比如企业家可能出于身份认同给国企评分高，可能因为对国企和民企的政策待遇差异不满而给国企评分低，可能因为自己看到的企业特征相同而给予更多的同情等等。本报告后文会在更具体的指标中进行讨论。图4.3 国企与民企的总体得分：按评分者比较（N=302）3．年龄越大的企业家对国有企业的认同程度越高
不同年龄段的企业家对民企健康的评分没有差异，但对国企健康的评分却存在明显差别。从得分上来看，年龄越大的企业家对国企健康的评价越高，特别是45岁以上的企业家。出生在1965年以前的企业家的成长或多或少与国企有关，因此对国企的健康程度的认可度更高（图4.4）。图4.4 国企与民企的总体得分：按年龄比较（N=302）第二节企业健康九力分析1．企业生态健康需要均衡发展
国企的九力图（图4.5）显示国企的九个健康元素中合规力得分最高，为67.16分。综合合规力的各细节指标来看，国企的企业行为的规范性仍然受到较高认可，受到社会体制和企业性质的约束，人们倾向于认可国企遵守商业规范的行动。但从绝对值来看，国企合规力的得分并不高，仍然低于70分，有待提升。图4.5 国企的九力图（N=302）
国企健康评分中创业力得分最低，为51.56分。国企的风险规避倾向高，加之国企体制的氛围和约束、政策对国企的保护和倾斜，使国企缺少创业氛围，对创业缺少基本动力。由于企业性质的差异，在国企中过错责任的后果通常比民企中更严重，再加上国企传统的责任制，使得国企成员普遍倾向于规避风险。创业精神意味着企业需要具有愿意承担风险的倾向。在成员普遍规避风险的组织中，除非是责任规定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企业难以采取冒险行为。创业精神不足对于组织而言意味着潜藏的长期性危机，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则是经济活力不足的成因之一。
从企业健康三个维度来看，国企的企业家精神的健康评分较低，而企业环境的健康评分较高。国企虽然强调创新，但企业惰性和风险规避倾向都使得国企在企业家精神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国企的企业环境评分较高说明国企所处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均优于民企所处的环境。特别是从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来看，民企在服务力和包容力上的得分远低于国企。
民企的九力图（图4.6）中创业力得分最高，为73.96分。企业家对民企的创业精神总体评价非常高，是国企和民企的九力中唯一得分超过70分的一项。但在民企的创业力得到如此高的认可的同时，其与创业精神密切相关的创新力的得分却差强人意，虽然65.66分的得分不算低，但相对创业力而言却低了不少，这反映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不够。图4.6 民企的九力图（N=302）
民企的包容力得分最低，为50.60分。虽然在企业环境方面，民企最常提到的是政府政策的公平与否，但从健康评分来看民企的社会环境比政策环境的健康程度更低。这一方面说明社会舆论对民企更严格，对民企的支持更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企的自我约束不足，社会流行的企业的“原罪论”也使其受到诟病。
综合来看，民企的健康评价在企业家精神上得分较高，在企业环境上得分较低。民企需要依靠更强的企业家精神来弥补企业环境上的劣势。生态理论认为个体需要在生态环境中寻求平衡，用自己的优势[1]弥补劣势。根据生态理论，民企用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弥补企业环境方面的劣势，而国企则用较好的企业环境弥补了企业家精神方面的不足。民企和国企的不同生态补偿模式反映了“组织合意性”的差异。
国企由于历史、效率和政策方面的因素，在很多领域被视为更为正统的经济实体。因此得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可。民企从创业开始就存在“合意性”方面的劣势，因此民企一直努力通过诸如做大规模、政府关系、品牌建设、行业引领等方法减小这种劣势。相关理论 组织合意性组织合意性（organizational Iegitimacy）是指组织具体属性根[2]据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来判断是合意、恰当的，组织采取某种行动时被社会中的相关群体视为是实施该行动的恰当主体。合意性概念在政治学中用于描述政权是否具有正统性，因此也翻译为“合法性”。当组织被社会视为实施行动时的恰当主体时，组织在实施该行动时会得到认可、许可、支持、参与等隐性便利。
图4.7所示为国企与民企的九力图对比。图4.7 国企与民企的九力图对比（N=302）2． 组织背景是导致国企和民企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相对于民企而言，国企的企业家精神在创业力和创新力方面的表现均欠佳。国企和民企在创业力和创新力方面的得分差异分别为22.40分和6.92分。在领导力上，国企的健康评价得分高于民企的健康评价得分，但得分差异较小，仅3.21分。
国企和民企的健康评价在企业家精神上的得分差异主要可归因为组织背景的差异。国企更关注完成绩效任务和规避事件责任，这导致了国企组织成员规避风险责任的倾向性，这也是国企创业力和创新力上得分低的原因之一。但国企注重内部管理和制度规范，所以在领导力上的得分高于民企。
民企出于生存的压力和赢利的需求，表现出主动寻求机会、创造机会，创业力和创新力都较强。中国企业目前总体在创新上比较欠缺，模仿国外或领先的企业是最常用的内部创新途径，所以目前民企的创新力不如创业力突出。相关理论 组织背景组织背景（organizationaI context）是指影响组织行为的制度[3]性机会和约束。组织背景是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组织背景的含义不同。一般而言，组织背景的内涵包括以下类别：常规情景的组合外部刺激的组合组织事件的组合约束条件的组合3．企业需要提升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力
民企的企业行为健康评分中，只有竞争力的得分略高于国企，两者得分相差3.14分，在合规力和责任力方面民企的得分分别比国企低9.03分和6.80分。
社会上对民企一直有不规范的认知。“不规范”是个过于笼统的说法。《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将企业规范与否明确为合规力和责任力两个方面。民企过于关注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对其他方面关注偏少，使得民企在社会规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评价很低。相关理论 组织责任性组织责任性（organizationaI accountabiIity）是指根据社会价[4]值、舆论、规范等期望，组织需要承担的责任或/和响应的行动。组织是否承担社会期望或规定的责任，取决于以下条件：组织行为是否会被他人观察到；他人是否会将观察到的行为与组织本身关联起来；组织对他人将观察到的行为与自己关联起来后的后果进行的评判。
国企在合规力和责任力方面的得分虽然高于民企，但仍低于70分。这说明国企在合规力和责任力方面的表现也需提高，特别是近年出现的国企腐败令社会对国企在合规力和责任力方面的健康状况评价同样不高。国企和民企都需提升社会企业责任。比如在商业伦理方面的得分，国企和民企均不到60分（详见第六章）。
国企的竞争力得分略低于民企，但前者在资源优势上的得分高达80.35分，后者在资源优势上只得了41.01分，此差异是所有评价指标中最大的，这反映了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都认同国企的资源优势是国企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与国企和民企目前在不同行业和产业的位置有关，国企多处在产业上游，并占据着垄断性资源，而民企多在竞争性行业中，面临的竞争也更激烈。4．环境的不公正影响企业竞争力
民企和国企在市场力方面的总体得分没有差异。在服务力和包容力方面，民企的得分远低于国企，得分差值分别为6.25分和14.74分。
服务力的差异反映为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必然导致企业效率受损。服务力差异展示出政府政策对公有制企业的倾斜。虽然国企需要承担一些行政布置的公共责任，但政府给予的支持与保护远高于企业需要承担的行政任务。国企长期拥有政府支持和保护这种来自外部力量的结果是养成国企的惰性。
当社会成员行为不公正时，终将形成针对其的社会压力。社会对民企和国企的包容力差异比政策倾斜的差异更甚。这体现了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来对待民企，而民企则也需积极主动并投入更多去提升和改善自我的环境。相关理论社会公正社会公正（sociaI justice）是指群体对公平的感知，包括两方[5]面：成果分配的公平、决定成果分配的程序的公平。社会公正会影响社会成员的社会满意感、社会承诺、公民行为、退出决策。当社会成员感知到的社会公正低于一定水平时会出现抱怨、消极、冲突、退出等不同程度的行为。第三节国企—民企健康比较分析1． 国企企业家对国企身份的自我认同感强，民企企业家对民企地位不满
从图4.8显示的国企和民企评分者分别评价国企和民企时的九力轮廓图来看，国企背景的企业家和民企背景的企业家在民企健康状况的认知上基本没有分歧，但在国企健康状况上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国企评分者给国企健康的九力评分都在60分以上，而且最高的合规力得分接近75分。而民企评分者给国企健康的九力评分则几乎都在60分以下，最低的创业力尚不到45分。
虽然民企评分者和国企评分者对国企健康状况的评价存在差异，但九力图曲线轮廓形状一致。两个群体的九力评分主体部分的偏态检验均不显著，说明评分不受偏见影响。
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对国企健康状况评价的明显差异是两种不同方向态度作用的结果：国企评分者对国企身份的认同；民企评分者对民企地位的不满。民企地位的不满包括获取资源的困难程度、行业政策的限制和支持、社会舆论压力、经济和金融压力等。特别是在出现危机时，民企不像国企那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这都使得民企评分者心存“同等条件下自己必定比国企对手厉害”的想法，从而对国企健康状况评价不高。
理论上民企地位不高是因为民企天生“合意性”较低，但不能说民企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处于不利境地。政府的政策导向、舆论引导都是造成民企“合意性”较低的主要原因。图4.8 国企与民企的九力图：按评分者比较（N=302）2． 国企领导重组织规范、责任绩效；民企企业家重商业利益、资源效率
民企评分者和国企评分者对国企的企业家精神的评分差异最大。创业力、创新力和领导力的差异分别为18.08分、15.71分和13.28分。
国企评分者和民企评分者的分歧源自两个群体的组织背景差异。国企评分者从国企看重的责任绩效、制度规范着眼，认为国企在企业家精神上表现较好，民企的企业家精神也表现不差。但从着眼于商业利益、组织效率的民企评分者看来，国企在创业力、创新力上的得分明显走低。
在国企和民企的总体得分中，国企的领导力得分高于民企，但民企评分者给国企的领导力评分只有59.77分。虽然国企评分者认为自己注重内部组织建设，但在民企看来并非如此。国企虽然内部组织结构规范，注重责任绩效，但从外部与国企打交道的民企看来，国企的组织领导也不理想。民企评分者认为国企的组织效率不如民企。3．国企和民企领导都认为企业环境不公
企业环境部分包括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该部分主要是以企业领导者为立场出发，以其所感知到的来自公众、政府、行业、媒体等的服务和包容。市场力得分高意味着企业在市场中需要面对的困难更高，服务力得分低意味着企业得到的政策支持更少，包容力得分高则说明企业得到更多的来自社会的支持，但并不等同于企业的健康得分高。
从各项总得分来看，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都感知到国企和民企在市场环境与政府政策上受到不公平对待。
具体来说，国企评分者和民企评分者对民企的企业环境的健康状况评价一致。但对国企的企业环境健康中的市场力和服务力评价存在差异，差值分别为14.12分和7.13分，在包容力上的评价则一致。
国企评分者给国企市场力的高评分反映了国企评分者认为国企需要面对更大的市场困难，但民企评分者持不同的意见。国企评分者也认同国企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这个看法，评分甚至比民企评分者的更高。
民企评分者给国企和民企的企业环境健康的评分差异在市场力和服务力上的区别分别为4.78分和-4.04分。市场力得分高意味着困难多，服务力得分低意味着政策支持少，所以从评分差异来看，民企评分者认为民企的企业环境比国企的企业环境要糟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