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者：从隋末反政府武装透视王朝末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宋燕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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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从隋末反政府武装透视王朝末局试读：

前言

中国的王朝末代是个不断重复演出的老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桥段都差不多。无非是官逼民反、遍地烽烟；然后野心家夺权，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然后王师出现，拨乱反正，收复河山；最后新朝代成立，万象更新，其实一切照旧，只看能维持多久。

一切照旧的原因，当然是新朝代换了汤，却并没有换药。秦始皇的先进制度沿用了两千年，秦始皇朝代的死法当然也一样沿袭。多少个朝代过去，从胜到衰从衰到亡的套路，几乎就是重复。而历朝末代时涌现出来的颠覆者，也都差不多。

想探讨王朝末代时灭亡的过程，没有比隋更合适的了。第一是因为它国祚短，就两届领导人，不存在积重难返的问题；第二是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出现外戚权臣宦官干政等扰乱局面的因素，它统治的兴衰比较简单；第三是因为它不存在外敌入侵的情况，麻烦都是内部统治造成的；第四是因为颠覆它政权的各种力量中，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历次王朝末局中最经常出现的势力；第五是因为它处在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比较中间的部分，足够成熟又没过于腐烂。这一切因素使它成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就好像是真空中的物理实验一样，可以排除掉与主体无关的因素，直接去观察本质。

当然，它也没特别理想。中国两千年，朝代只有那么多，选择只是在一个两位数中(连割据王朝都算上)选一个相对合适的而已。它也没有那么精确。对于各种势力的共性的分析，只是尽力窥豹，尽力联系，但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时候，都并非怀着代表的想法，而只是为个人命运而努力，他们的经历也必然会受其性格影响而呈现出许多个人化的、他人不会复制的部分。

历史就是这样，被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左右，而呈现出方向一致、路线不同的轨迹。

第一章 王朝更替的循环

暴民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暴民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容易出现，没有哪个朝代末期不出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的，没有哪次的强盗不对社会进行大肆破坏的。许多知识分子感慨于暴民们的知识太低情怀太浅，无建设之心只有破坏之力。但设身处地地去分析一下就会知道，“暴”实在是百姓参与政治的唯一一条路，除此之外的，都被堵死了。

一、根子就在主席台

东汉末年，政治昏聩，贪官污吏遍地，民愤汹涌，叛乱纷起。有社会责任心的大臣和知识分子不断批评诤谏，希望国家能够行动起来，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这种局面。于是，在汉顺帝和汉灵帝执政期间，分别搞过两次轰轰烈烈的反贪污运动。

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鉴于民间对贪污腐败的愤慨，政府命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都是中央高官，分别到各州郡视察，褒扬贤能、推举忠良；查处贪污枉法者，对州、郡长级贪污者，准用驿马车送弹劾奏章到朝廷，对县长以下级别贪污者，可以直接逮捕审判。

各位钦差接到命令后就分别出发执行任务去了，只有其中最年轻的张纲没有去。他只走到近郊洛阳都亭，就不能容忍自己去执行这项掩耳盗铃的行动。他把车轮卸掉埋在地下，愤然宣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随即拟奏章，先弹劾太尉桓焉、司徒刘寿——都是总理级的干部——“尸位素餐，不堪其职”，也就是渎职；又揭露司隶校尉赵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贪赃枉法、违法乱纪，并用槛车将他们送交廷尉治罪；还指控鲁相寇仪有犯罪行为，寇仪随后畏罪自杀。

这还没算完，他的目标还有更大的。他随即上书，历数当朝国舅、权势熏天的大将军梁冀十五条罪状，京城为之震动。

张纲的主要观点就是“问题出在前三排”，这一点确实是问题的核心。当时梁冀一手遮天，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没有他的首肯当不上官，没有他的庇护也不敢贪污腐败。派出钦差，不拔根本，只抓一些蚂蚁，能有多大作用呢？那些钦差也都知道这一点，只是既不敢说，又觉得说了也没用，不如下基层配合政府走走过场算了。

遗憾的是，虽然汉顺帝知道张纲说得是对的，但从他“讲政治”的角度考虑，却没有采纳，反而安抚梁冀，任他继续控制朝廷。后来梁冀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才被铲除的。他垮台后，他活跃在各个政坛的亲属门客被斩杀流放一空。但马上，新的势力起来，情况还是一样。百姓不仅没有权力，甚至没有代表——嗯，实际上不完全是没有，他们是“被”代表的。任何一个“父母官”，任何一个野心家，都可以拿百姓说事，“为天下百姓计”。

过了些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民怨比原来更大了。到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皇帝又搞了一次反腐败运动，他下诏令三公九卿收集人民舆论，检举恶名昭彰的州长郡长。

当时正是宦官当权，十几名权倾朝野的宦官们，子弟宾客散布全国，但凡稍微有油水的差事，都被这些人把持，没点根基的几乎不可能当官。打狗还要看主人，这些官们，三公是不敢惹的。但皇命也要交差。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经过一番权衡，费了好大劲，从偏远地区挑选了二十几个没有靠山的官员，对他们提出了弹劾。

二十多个“恶名昭彰”的官员被送到首都，上访的州郡百姓也跟来了。这二十几人虽不一定是什么清官廉吏，但看跟谁比，跟那些投靠党比起来，这些人就算相当不错的官了。真正的恶棍都没抓，竟然抓了这些人，难怪百姓会为他们叫屈。

百姓的申诉阻止了一场冤案的发生，而为了补救帝国的声誉，这些被免职的官员都被任命当议郎，留在首都供事。但这场反腐败运动，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为什么决心甚大的反腐败运动没法有成效？根子当然就在主席台！腐败官员是谁任命的？庇护腐败官员的权臣是谁任命的？谁会革自己的命呢？！梁冀后来是被法办了，但那是因为他权高震主，危及到了主席台，终于引起了皇帝的猜忌。而在这之前，正是皇帝的不断支持和封赏，给了他无限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提拔人、压制人，甚至处死人，使得朝廷官员们纷纷向他效忠。而那十几个权倾朝野的宦官，也都是有皇帝在背后撑腰，因此被人无数次弹劾仍屹立不倒，反而害死了弹劾他们的人。

汉顺帝和汉灵帝当然知道梁冀与权宦是怎么回事，却不愿意制裁他们。这个“不愿意”比较要命，因为皇帝是一个帝国当中唯一有权力的人，无论臣民，还是军队，都是要向他效忠、以他为核心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可以相抗衡的势力(军阀割据情况除外，这种情况后面再说)。百官是他行使权力的代理人，使用的是他让渡过去的权力。他让渡多少，完全凭他个人的意愿。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时候低职位的官员，却有着更高的权力，甚至没有职位的太监，却可以掌握生杀大权。百姓不仅没有权力，甚至没有代表——嗯，实际上不是完全没有，他们也只是“被”代表了。任何一个“父母官”，任何一个野心家，都可以拿百姓说事——“为天下百姓计”。至于百姓究竟怎么想，通通由官员们来解释，于是就会经常出现两个意见完全不同的官员在辩论——都声称自己代表了百姓意愿。当然也存在这样的时候——皇帝失去了权力，成了摆设，但那时候也还是有个代理皇帝，只不过权力集中向了另一个核心而已，仍然没有被分割。

由于全国上下只有一个权力核心，那么是否真想好好行使权力，就完全看这个核心的个人意愿和个人能力了。当这个权力核心不想好好行使的时候，或者他声称自己想却没有真的干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这就是自秦始皇以来不断发生的、各种戏曲里不断演绎的“昏君误国”、“暴君误国”的老段子。人民不是没有方法“震慑”当权者，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还有就是“动乱”。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铤而走险，“聚众作乱”。

二、暴乱都是逼出来的

人民并不是没有方法“震慑”当权者，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还有就是“动乱”。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儿人铤而走险，“聚众作乱”。历朝历代，除了政治特别清明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局部地区。各代当权者对付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胡萝卜加大棒：先是镇压，平定之后，政策不妥的改政策，官吏不称职的换官吏，这样危机都会解决——毕竟只有朝廷才有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一般小民是难以抗衡的——不会发展成亡国灭族的大危机。

但是，这也取决于权力核心的个人意愿。当权力核心不肯承认有危机发生时，人民群众这唯一的发声方式，也就无用了。

王莽的新朝即将灭亡的时候，民变蜂起，除了首都，几乎遍地是变民军，地方政府已对局势失去控制。而当王莽派出查案的大司马士回到首都，向王莽汇报真实的所见所闻时，王莽却大为光火，将他逮捕下狱，说他“欺骗政府”。当地方官员上报称变民是因饥寒交迫被逼上梁山时，王莽却下诏说：“因为贫困饥寒犯法为非的，大者当强盗，小者当小偷，不外这两条路。而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明显的谋反作乱，怎么能扯上饥寒！你们这些官员必须加强逮捕和消灭盗贼，如果有不同心并力，而仍胡说什么饥寒所迫的，立刻抓捕定罪！”当最高权力这样定了调子后，再没人敢反应民变实情，也就没办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了。

隋朝末年的时候，全国各处都是“盗匪”，镇压了一群又起一群，局势渐渐失控。但当杨广询问纳言苏威时，苏威躲避不过告诉他实情：“最近以来，各地奏报的盗贼的事情，都不真实，遂使中央不能做正确判断，因之也不能早日平定。”“东征不必征调军队，只要赦免天下强盗，就会有数十万大军。”这些话委婉地告诉了杨广变民的人数，而杨广听了却大不高兴，跟别人说“这老东西用盗贼多威胁我，我早就想打他的嘴，只是暂时忍忍。”杨广想去东都看新龙舟，将军赵才劝他：“现在盗贼蜂起，政令已不能推行。”杨广就将他逮捕，过了十几天才释放。而当奉信郎崔民象上疏告知变民遍地时，杨广干脆用刀砍碎了他的面颊，然后将其斩首。在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处在毫无疑问的强势地位，任何一点让步都能换来几倍于付出的稳定，而且也只有统治者有能力决定双方的关系。因此当统治者拒绝让步，封死了与民众对话的所有渠道时，民众就不再有其他的选择了——只有“造反”。

在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处在毫无疑问的强势地位，任何一点让步都能换来几倍于付出的稳定，而且也只有统治者有能力决定双方的关系。因此当统治者拒绝让步，封死了与民众对话的所有渠道时，民众就不再有其他的选择了——只有“造反”。

三、起义军并不都是解放军

在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知识中，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都是进步的革命者，是大地主阶级的掘墓人，是劳苦大众的代表和拯救者。事实上，从斑斑史迹上看，大部分的起义军，并不比贪官污吏好到哪儿去。

无论是从思想教育来看，还是在利益计算上，中国农民都是不容易生出造反之心的。思想教育方面，从汉以降，中国普通农民所受的思想教育是儒家思想，后来加上释、道家思想，而文化教育几乎没有。这三种思想都训练出了农民的温顺忍耐的品德。利益计算方面呢，农民没有武器，不能成组织，中央政府的管理直插到五户一组、十户一组的基层，而且是自上而下单向的，这使得农民们不可能拥有抗衡官府的能力，也因此断了提意见的想法。

在天下尚未大乱的时候，农民走上造反的道路，要么是为报私仇，要么是不反即死、反了倒不一定死。前者如西汉时的吕母，报杀子之仇而反；后者如陈胜吴广，误了集合期限，不反会被处死，还有很多变民是因快要饿死而反的。大乱之后再反就简单了，反正社会秩序已经不存在了，不反是鱼肉，反了还可能当刀俎，利害计算已经变得简单多了。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起义的农民，往往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和长远的打算，只要报了仇和活下去即可。

不仅是追求太低的问题，农民起义军的眼界、素质也比较成问题。唯一的权力者需要代理人，除了官二代以外，他们也保留了一条从民众中选择代理人的道路。隋以前是“举孝廉”，隋以后是科举，这也是普通农民唯一的出头机会，而一旦出头，进入统治者队伍，也就不再是农民了。但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没有这种出头机会，他们长期处于未被启蒙的状态下，没有文化没有见识，所有知识都得之于经验和口耳相传(这也是中国社会谣言特别容易盛行的原因)。所以他们只知道一种社会模式——压迫和被压迫，只知道两种上升渠道——当官和“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像绿林军起义的时候，打出的号召就是“杀人抵命，伤人赔偿”，封得最大的官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次是“卒史”——这是这些农民人生中听说过的最尊贵的官衔，所以他们的想象力也只到此，这和现在笑话里讲的“老农民说毛主席‘肯定天天都吃饺子’”是一样的情况。

基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农民起义军们表现出很多乌合之众的素质也就不奇怪了。看到社会不公，却没有足够的智慧弄清楚不公产生的真正源头，不知道如何解决或根本就没打算彻底解决不公，心中一腔愤怒就会变成“彻底砸烂旧世界”的冲动。

被当做英雄代表的东汉“绿林好汉”攻击湖北唐子乡的时候，全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杀，然后自己部队为分从百姓家抢夺来的财物火并。“我花开罢百花杀”的黄巢，其部队以人肉为军粮。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两进长安的第二进，派出士卒四处屠杀，号称“洗城”，长安城内鲜血流成小河。东汉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本可以重整天下，然而他们却仍然以抢劫为生，将各基层政府指望恢复秩序而特地缴纳的税收贡品都给抢走，且不断对民间行凶施暴。期盼解放军的百姓只好又回到堡寨坚守，将他们当做盗匪来防范。政府举行宴会，还没有开始饮酒，由赤眉变民而变身的文武百官已打斗成一团，砍开宫门，抢夺酒肉，你杀我、我杀你。这哪里是什么解放军，完全是一群土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没有这种出头机会，他们长期处于未被启蒙的状态下，没有文化没有见识，所有知识都得之于经验和口耳相传。所以他们只知道一种社会模式——压迫和被压迫，只知道两种上升渠道——当官和“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

军容严整一些的，也容易在一些关键时刻流露出本性。比如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后，自天王洪秀全至东、北、翼三王，都建造了华丽的王府。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东王府则重建了三次，最后落成的王府周长七里，围墙厚三尺高二丈，绕围墙走一圈得一个小时。天王府有侍从1621人，绝大部分都是漂亮女人。洪秀全自住进天王府后，就躲在深宫安享荣华富贵，很少出面处理政事，把自己和天国的臣民有效地隔离开来。天王府的大门上居然刻写着下列几行馏金大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朝奏方准入，否则雪云中。”(“雪云中”，就是杀头的意思)。还大讲排场，出行时前呼后拥，侍从成百上千。洪秀全乘座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则乘座五十六人抬大轿。东王杨秀清每次出巡，扈从有一千多人，来不及回避的市民和官僚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道旁，不得仰视，否则当即格杀勿论。太平天国的制度是绝对禁欲的，但高层则不受限止，他们不但不禁欲，还纵欲。洪秀全在深宫的主要工作是玩女人。每做生日，部下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他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在他们如此挥霍享乐的时候，他们不过才刚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才掌握两个省的势力范围而已。

李自成算是在长征路上走得远的，他攻进了首都北京，可以说只差了一步就能完成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但有没有更高政治理想的差别也就在这里——是解救天下苍生，还是只想当一把皇帝，考验的时候到了。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撩乱的金银珠宝面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义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才几天功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农民起义军是饥寒交迫才走上“犯法”道路的，是在统治者破坏天理的情况下自己来主持天理的。他们针对残暴统治的反抗是正义的，但动机的正义并不保证过程的正义。如果没有更高理想的支撑，正义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更大破坏者，把整个社会拉入丛林状态。动机的正义并不保证过程的正义，如果没有更高理想的支撑，正义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更大破坏者，把整个社会拉入丛林状态。

四、末世景象

囿于先天的弱点，农民起义鲜有成功的。但正如马克思史学家们所说，农民起义的作用是“动摇了旧王朝的统治基础”，给体制中掌握权力和武装的野心家带来了机会，也给其他企图破坏秩序的人减少了阻力。拥有武装力量和权力机构的朝廷本来是唯一强大的力量，他们维持着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也维护着本朝廷的统治地位。但当民变蜂起，民众们形成一个又一个有组织的小股武装力量时，朝廷疲于奔命去平定，它的力量，它维持秩序的能力就会被削弱。于是，各种反抗的力量，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开始冒头。农民起义，便成了开启潘多拉魔盒的那把钥匙。

黄巾起义和西羌民众叛乱，使董卓坐大，他带兵进入洛阳挟持皇帝，控制政府。见到洛阳城中富足，贵族府第连绵，家家殷实，金帛财产无数，他便放纵手下士兵，实行所谓“收牢”运动，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劫掠物资。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逃回故都，董卓临走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大批建筑物全部放火烧毁，然后“迁都”长安。昔日兴盛繁华的洛阳城，瞬时之间变成一片废墟。此后，以袁绍为总盟主的各路势力先是讨伐董卓，然后互相攻伐，天下陷入近百年的战乱时代。

唐末的黄巢起义，使藩镇势力壮大，军阀割据，宣武、河东、凤翔、淮南等几大兵团连年互相征讨，战争频发，造成很多地方百姓流离失所，赤地千里。这种局面持续了70多年，号称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

国家是什么？国家不仅如马克思所说，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它还维护秩序的工具，有着保护国家免受其他国家的侵犯、保护国内每一个人免受他人的侵犯与压迫、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当国家失去控制力的时候，这三个职能也就都行使不了了。

魔盒一旦被开启，进入的就是一个丛林社会。从此，人类世界等同于动物世界，强者生存。在一片混乱与破坏中，你有能力抢到食物和水，就活，抢不到，就死；你有能力打败别人，就有暂时的安全，甚至可以侵害别人，你打败了，就要任人蹂躏；你成为暴力团伙的一部分，可以扫荡别人，你不是，就要被扫荡。

这是真正的末世景象，中国历朝历代灭亡时都如此，史不绝书。

西汉末年赤眉军进驻长安后，将长安城内百姓财产抢劫一空，赤眉将领们满载他们掳掠的金银财宝，纵火焚烧宫殿和民居，再乘火势做最后抢劫。人民死伤逃亡，盖世繁华的长安城霎时变成废墟，不见人踪。战乱造成三辅大饥馑，人与人之间互相谋害，煮吃对方尸体，城郭全空，遍地都是被杀的或饿死的白骨。

东汉末年遍地盗贼，道路阻断，连皇帝诏书都送不出去。运输完全中断，很多州县物资匮乏，洛阳和长安这样的大都市，谷米价格涨至数万钱一石(和平时期只有十几到几十钱)。军阀在城中互相火并，一次内斗平民被杀一万多人，尸体塞满街道。正如马克思史学家们所说，农民起义的作用是“动摇了旧王朝的统治基础”，给体制中掌握权力和武装的野心家带来了机会，也给其他企图破坏秩序的人减少了阻力。

西晋末年大乱，京师洛阳都成为人间地狱，人们互相杀害吞食，全城都是饥饿的野兽。大乱中朝廷考虑迁都，仅剩的没有逃跑的数十名官员保护着皇帝司马炽从皇宫出来，走出宫城西掖门，到曾经最繁华的大道铜驼街。这条街已经荒凉如同废墟，街边散乱着饥饿的流民。流民看到这队衣着仍旧整洁的人，马上像野兽般上去抢夺，司马炽等不能前进，只好狼狈地逃回皇宫。与此同时，在关中地区，饥馑造成大部分人死亡，活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

唐末政府军剿灭黄巢起义军之后，被起义军和政府军轮番蹂躏的中原大地一片萧条，“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北自卫州(今河北省卫辉市)、滑州(河南省滑县)，西到关辅(陕西省中部)，东到青州(山东省青州市)、齐州(山东省济南市)，南到长江、淮河以南，州镇即便有幸存的，也仅留一座空城，举目眺望，千里之遥，看不见一个人影或一缕炊烟。

五、人民的自救

在丛林状态下，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地狱，因为大家不当狼就得当肉，所以无论谁都活在恐惧与战斗当中，不论强弱。这种状况有违人类的本性。自从人类形成了社会，人们就依靠共同认可的秩序组织起来，并依靠秩序自我保护。渴望秩序，追求稳定，是社会中人的本能。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后，强悍凶暴的军阀公孙瓒，面对国无宁日的局面，也生出了厌惧之心。他战斗失败退守易京，在那里环城挖掘十道壕沟，兴筑高大土丘，每个土丘都五六丈高，再在土丘上建立高楼。位于中央的土丘最高，足有十丈，作为他自己的居处。用铁做门，左右侍从警卫都被隔在门外，7岁以上的男子不准进入。公文命令都用绳子吊上堡垒，传达口信用大嗓门的侍女向外喊。公孙瓒囤积了300万斛(汉制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一斛约等于现代20升)粮食，然后就在这里避世。他说：“想当年我驱逐叛变的胡人，扫荡黄巾变民，以为天下战乱可以平定。可到现在战乱才不过刚刚开始，看来我已无能为力。不如使官兵休息，等我把囤积的粮食吃完，大概天下大势，已有分晓。”

公孙瓒的想法很能代表乱世之下人们的普遍心态。他还是有自己的队伍的，那些没有队伍的，避世之心会更重。与公孙瓒同时代的幽州人田畴，率领乡人数百，向北进入徐无山区，择深山较平坦之地，躬耕自养。数年之间，外来百姓来归者达五千余家，自成一新移民垦殖的天地。在兵连祸结的时代，田畴的世外之地成为失家者的乐土。他与垦众相约，严禁互斗，杀伤者抵罪，又立断狱之法，定婚嫁之礼，还延聘饱学之士，兴办学校，教育子弟，使各行各业，都具规范。

在那种乱世，很多不想做“流寇”，不加入军阀，但又希望自我保护的人们聚集起来，兴建这样的城寨，这叫做“坞壁”，从两汉到唐末的史迹中都可找到这样的记载。

坞壁既是为逃避战乱而建，故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再例如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资治通鉴》胡三省注释介绍坞壁为：“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 坞壁大多为自卫性质的组织，他们力图独立于乱世纷争之外，等待动乱过去。这种建立在贫弱相助、有无相通原则上的规约，以及学校等公共设施，表现出浓厚的共同体理念。严酷的环境，逼使坞壁内部紧密团结，故坞主与其下属的关系，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而且还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义气人情。在丛林状态下，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地狱，因为大家不当狼就得当肉，所以无论谁都活在恐惧与战斗当中，不论强弱。这种状况有违人类的本性。自从人类形成了社会，人们就依靠共同认可的秩序组织起来，并依靠秩序自我保护。渴望秩序，追求稳定，是社会中人的本能。

这样的坞壁有点类似于军事组织，人们自发依附于一个强势人物，在他的管理下搞生产自救和抵御外敌，为此当然要牺牲许多个人自由与发展。但在那样的乱世中，自由和发展已是奢望，生存才是首要的。每一次大乱，都持续数年至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五胡乱华阶段)。没有政治野心、仅仅期待治世的普通民众，就默默地等待着猎食者们争斗出一个结果，直到进入新的朝代为止。没有哪次民变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权力者与民众是完全不对等的关系，一切主动权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连民众的发声渠道也是权力者给予的，当他不想提供时随时可以收回。

六、每一步都是迫不得已

确实有的朝代的灭亡与亡后的混乱有外患的因素，但即便从当时的情况中拿掉这个因素，以下的规律也都适用：

没有哪次民变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权力者与民众是完全不对等的关系，一切主动权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连民众的发声渠道也是权力者给予的，当他不想提供时随时可以收回。当权力者放弃考虑民众的需要、民众的承受能力、民众的反对意见时，民众只能默默承受压迫和剥削直到无法承受为止。而民众无法承受后，要么死，要么造反。暴力革命，便成了一个必然。

一旦暴力革命出现并积聚到一定力量，国家机器疲于应付造反者，便失去了维护正常秩序的能力。由于制度保证了皇帝的军队是唯一的武装力量，它一旦失去作用，没有其他力量能填补空间，于是天下大乱成了一个必然。

天下大乱，社会转而实行丛林法则，民众的生存状况更糟于被压迫剥削的时候。老弱、无武器无组织的普通人成了猎场上的猎物，被杀害，被掳掠，城市、农村堕入人间地狱。至此，大乱下的人类社会变成动物社会也成了一个必然。

天下无主，于是各路势力纷纷登场。有想皇帝轮流做的，有想趁乱捞一把的，有想解民于倒悬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多种势力想夺主位，也是个必然。

人们需要得到保护，于是自发拥立强者维护局部秩序，所以强者建立自己的武装和势力是必然。人们又需要稳定，于是，有长远打算的强者们互相攻伐直至重新统一“天下”又成为必然。

到了四海再次升平，新的王朝建立，社会又进入了新的一轮循环。

总之，整个王朝更替的过程，普通民众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我不想乱”、“我希望稳定”、“我希望政治清明”……嗯，你只能希望，但你做不了主。当社会开始动荡时，你没有办法去拦住它；当人间变成地狱时，你也只能扛着，或者——幸运一点——躲着。最关键的是，老百姓连权力者何时会关闭沟通渠道都无从知道，赶上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就跟打麻将摸牌似的，完全看天意，所以也无从预测自己何时会遭遇不幸进入乱世。也怪不得中国百姓不像外国宗教那样专注于内心自省，而是求神拜佛的有那么多实际需求。除了恳求佛祖保佑自己的命运，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朝人张养浩的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真是写尽了中国百姓的宿命。整个王朝更替的过程，普通民众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我不想乱”、“我希望稳定”、“我希望政治清明”……嗯，你只能希望，但你做不了主。

第二章 隋朝，伟大时代的崩溃

隋朝算是历史上第二短命的王朝，他比秦朝的15年只多了22年。但和秦朝一样，它在短短的国祚中，创造了很多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也给后来的唐王朝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一、隋的文治武功

隋朝一度是个盛世，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了一个盛世。它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到的一些成就，是很多朝代几代都不一定能达到的。

统一全国

在360年的分裂之后。从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大分裂时期，先是分三国，然后进入两晋。晋朝一度实现过全国统一，但时间非常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此后是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中原地区进行了一场长达百余年的混战。再然后由鲜卑人的北魏统一北方，与在南方的宋、齐、梁、陈几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大量外族的涌入和长期的分裂割据，人们已经不知道统一的概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实现统一，其难度是相当大的。隋是分两步得到的全部国土。北方来自于篡位，接收北周的胜利果实。南方来自于征服——位于今湖北省的后梁在开皇七年(587年)被兵不血刃地吞并，位于其东南的陈朝在开皇九年(589年)经过短暂较量被征服。隋在征服陈朝后实行开明政策，善待陈后主家族，结交南方著名文人，在原陈朝地区免税十年，赞助宗教。这些做法收买了人心，使武力征服后没有出现长期反抗的情况。

建立制度

隋朝建立后，首先就进行了裁汰冗员的工作。当年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汉朝继承，但在执行过程中又增加了一层州，变成了三级。大分裂时期还多了一层府。再加上这期间豪门大族和皇亲国戚都受贿安置门客，在郡外加郡州外加州，官员成倍增加，十羊九牧，百姓不堪负累。隋朝建立后，取消了郡这一级，恢复两级制，并将剩下的旧州官署一律撤销(到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此举不仅减轻了百姓负担，也使权力更向中央集中。其次是简化法律以使其适应新帝国、新秩序的需要。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就命人制定新法典，开皇三年颁布了隋朝法典《开皇律》，后来唐朝直接以它为样板制定了《唐律》，而《唐律》又是后世法令的基本模式。开皇二年颁布的《隋令》则规定了官僚机构办事程序、土地和税收规定、日常行政章程，它涉及的内容又是624年唐朝颁布的唐令的前身。隋朝还创立了三省六部制，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而三省制则在不同时代由统治者根据需要做调整和补充。

积攒了巨大财富

隋接手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几个世纪的混乱造成大批人从西北和中原逃亡，数百万人在不断战争中丧生，北方的大片土地遭到破坏，人口减少、耕地荒芜。由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侵入，奴隶制重新出现，社会倾向于密集在坞壁中。交易和商业衰落，货币被废弃，暂时稳定的政府只能靠征收实物和劳役来实现管理。隋初记载在册的人口只有450万户左右，经过人口普查又查出三四十万户，灭陈后又得户50万，经过十几年经营，到大业二年(606年)，户数达到900万户，人口约5000万人。垦田数也发展极快，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的垦土数为19, 404, 267顷，到隋炀帝大业中达到55, 854, 041顷。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拿唐朝比一下就知道了，唐最盛时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垦田数，也才只有14, 403,862顷，还比不得隋初的情形。虽然按史学家汪籛的研究，隋这个惊人的垦田数只是理论数字而非事实，但理论数也不至于比实际多出太多，即便折半，也够厉害了。怪不得元人马端临说：“自汉以来,丁口之繁息与仓廪之盛莫如隋”。丁口繁息不足以说明隋之富有，仓廪之盛才能。隋的仓廪丰盛到什么程度呢？通过史书中这些词句可以想象：“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直至起义军大兴之时，仓廪府库，仍称充实。李密“开洛口仓散米”，就食者“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王世充据东都，城内“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燃)布以爨(就是烧布帛当柴火做饭)。”唐高祖李渊所占有的晋阳，号称“食支十年。”西京(长安)的府库，则直至唐贞观年间，尤未用尽。

扩大疆域并重新建立中国的中心地位

隋朝建立之前，突厥已在北方兴起并形成边患，其时北周北齐对峙，都收买突厥以避免腹背受敌。北周帝卑躬屈膝地求娶突厥之女，每年送给突厥十万段丝缎，北齐也花大价钱买平安。突厥王几次对随从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建立后采取促使突厥分裂的政策，收到效果，并在军事上屡次给予突厥以重创。在南方，公元605年，隋的军事力量继秦汉以来再次及于印支南部，建立了临邑郡。在西方，隋于公元608、609两年间，连续进击吐谷浑，获得决定性胜利，并以其地置河源、西海二郡(在今青海)。同时，隋以兵力威胁伊吾，迫使高昌王及伊吾吐屯设“入朝”，并迫使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鄯善、且末二郡(在今新疆)。东方海上，公元610年，隋遣兵万余人泛海登琉球(一般认为是今台湾，也有人认为是今菲律宾)，俘虏了大量男女奴隶。此后，日本也遣使入隋，这一行动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初人形容隋的强盛说：“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

建立科举制

从汉以降，权力是掌握在一批贵族家族中的，汉朝虽然有“举孝廉”的制度，但“孝廉”的产生也把持在贵族集团手中。可以说，王侯将相，就是有“种”的。建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科举制打破了这种状况，虽然它的作用在隋朝尚未明显表现出来，但对后世影响巨大，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上升渠道(虽然这渠道很窄)，也造就了一个职业官僚群体。这样一来，统治集团就不再只是一小群世代相传的家庭，贵族也在中国慢慢消失。同时，这些人是依靠皇权获得地位的，没有皇权就没有他们的发达，拥护皇权也就是拥护他们立业的根本，他们与皇权的关系更加紧密，也因此更促进了中央集权。这与之前一些贵族世家世袭权力，皇帝是谁与他们无干而缺乏保护皇权的热情的情况大为不同了。

水路交通建设

隋文帝时修了广通渠解决大兴城(也就是长安城)的漕运；炀帝时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今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唐朝人皮日休曾总结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还有一些虽算不得文治武功，但也称得上是留给后世的遗产。

建大兴城

隋文帝执政的第二年，因为沿用的北周都城旧长安已经破落，饮水也带涩味，几乎不适于人类居住，于是决定在长安东南二十一里龙首川处建新都城大兴，并令宇文恺负责督建。宇文恺是个建筑天才，他建成的大兴城不仅隋朝使用，而且唐建立后将其继续发展，用了300年。他的规划影响了自唐至宋各大城市的建设，连日本平安京也是仿了这一设计。大兴城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宫城居最北，皇城外绕，皇城外分东西二郭，各分为三纵列，每列南北十三坊，此皆东方文化的表现。衙署与民居分离，也便于统治。史载“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规划十分精致。

创立义仓

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度支尚书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之灾，百姓生活困难，奏令民间设立义仓以资赈给：“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与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文帝批准了这个主意，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义仓由此出现。开皇十五年(595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损费为理由，将义仓的管理权从乡村基层的社司转移到州仓曹手中。开皇十六年(596年)，义仓粮的缴纳由自愿变成了强制，从不拘数量变成了按户等高低征收固定额。隋的义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赈济饥民的义仓，不过义仓制度在隋代只在文帝期间起到了作用，炀帝时就被其征用了。唐把这一制度沿用了下去，直至清。义仓在历史上时兴时废，真正用于赈灾的时候不多。义仓制度在唐代也经历过如隋代一样的演变，由最初用于民间赈灾储备，慢慢演变为皇帝的私藏，到最后成为必须缴纳的税收，变成国家的囊中物。民物官管，往往会有这样的结果。

骁果部队

隋朝实行府兵制，士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这种制度产生的兵员在隋炀帝第一次征辽也就是打高丽失败后，被炀帝杨广认为战斗力不够。回军后，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募集了至少十数万的武功高强不怕死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精锐军队，称“骁果”。这只部队精锐到什么程度呢？从史书中记录的骁果沈光的行为可见一斑：“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初建禅定寺，旗杆高十余丈，竿顶需系绳索，沈光口衔索，缘竿而上，直至竿顶，系绳毕，手足并放，凌空而下，以掌撑地，倒行数十步，时人号为‘肉飞仙’”。这支精锐部队为隋发挥作用是在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被匈奴所围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骁勇保护炀帝直到解围。但此后起的作用就是破坏作用了，由于其极强的战斗力，起到的破坏作用也是极大的。

二、创业者杨坚

隋朝的这些文治武功，大部分，或者精确地说，使国家富强的那些部分，都是在隋文帝时期完成的。从人口、垦田数和财富储量计算，隋朝的鼎盛时期在大业五年(609年)，那时候隋炀帝继位四年多，没干什么挣钱的事，光花钱了，这“鼎盛”基本是他父亲的遗产。隋朝的这些文治武功，大部分，或者精确地说，使国家富强的那些部分，都是在隋文帝时期完成的。

隋朝的建立还是要从北周讲起。在大分裂时代的后期，中国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朝，北朝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北魏的统治持续了一百多年，但内部的各种矛盾始终没有搞定，终于在公元534年分裂成为被权臣把持的两个国家东魏和西魏，之后两个权臣再分别篡位，成为北齐和北周。北周和北齐长期混战，彼此都试图吞并对方，这个事业在北周武帝期间由这位艰苦朴素的皇帝完成了。在他打算继续挥军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时，他英年早逝了。继任者荒淫而又残暴，随心所欲地杀人，朝政被搞得乱七八糟。为了让自己“位高权重责任轻”，他让自己的幼子当皇帝，自己当了太上皇，这样就既可以乱来又可以不负责任，于是就更加地胡作非为了。这种局面使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们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来维持朝廷的秩序，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杨坚是北周世袭贵族，是当时那位凶残太上皇的岳父。据说他长腰短腿，为人沉默寡言，连他的近亲也不敢接近他。在这位年轻太上皇因病暴死时，他的几个近臣矫诏让杨坚摄政。杨坚摄政不久就完成了清理北周皇族、处决王朝党羽等各种规定动作，篡了小皇帝的位，接收了北周的北方江山和强大的军队，于公元581年立隋国，8年后平定了已经没什么战斗力的南方政权，建立了完整统一的隋王朝。

杨坚是一个严厉而勤勉的人，在他执政的23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工作，“每旦听朝，日昃忘倦。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而且事必躬亲，什么都要插手，其勤劳程度直追清朝的雍正。他生活俭朴，对自己和家人可以说得上苛刻。他经常身穿布袍，平时吃饭只有一道荤菜。六宫里的女眷都穿一再洗过的衣服，首饰用铜铁骨角，脂粉都是按人头分配的。他自己每天上朝乘坐的舆辇也是一修再修，已经很旧了，还是不肯换新的。

隋朝府库盈盛和他的俭朴有很大关系，史书里特别记录了一件事来说明他对于积攒财富的态度。开皇十四年(594年)时，“大旱，人苦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所谓令逐粮就是让百姓“奉旨逃荒”，虽然已经有了义仓及赈济制度，他宁愿让百姓克服一下，也要存着他的粮食。就是靠着这种抠门的本事，他用一代的时间超越了西汉最盛时两代皇帝才办到的积累。

事必躬亲的人都比较猜忌

他唯一始终信任的人是他的老婆，北周贵族独孤信的女儿独孤皇后。他们俩的感情非常好，在结婚时，杨坚就立下了不与其他女人生儿育女的誓言，此后也一直遵守。在上朝时，他们俩总是同乘玉辇，皇后在议政殿门厅等候，等杨坚下朝时再一起离开。杨坚的每项政令，她也会参与意见，因此当时人们都称他们为“二圣”。虽然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也发生过不快，但当独孤皇后先于杨坚去世之后，他还经常思念她，并在生病的时候委屈地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这对恩爱夫妇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却很失败。他们一共生育了5个儿子，这5个儿子后来都先后令他们失望。大儿子也是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迷恋女色，触犯了其母的大忌，再加上二儿子杨广敲锣边，于是被废；二儿子杨广心眼太多，擅长表演，在其母生前将其骗得密不透风，到其父临死前露出本相，其父想匡正但为时已晚；三儿子杨俊不仅奢侈迷恋女色，还欺压百姓，最后获罪病死；四儿子杨秀想篡权，被废为庶人；五儿子杨谅相对来说表现好些，但在他死后也因兄弟阋墙被杨广杀死。五个儿子统统违反父母的价值观，既不节俭，也不亲爱，可说是豪门逆子的典型。养不教有不少因素是与父母有关的，如果不是杨坚夫妇尤其是独孤氏的猜忌与重视表面功夫，杨广也不会得到表演的机会，杨勇也不至于处处做错。不过几个儿子都这么乱造钱，应该是富一代和富二代的区别吧。

杨坚据传是被他亲儿子害死的。在他废掉前太子杨勇改立杨广后，杨广又俭朴又庄重的表现一直让他很为自己的选择骄傲。然而当他生病濒死时，竟发现杨广试图与他的妃嫔通奸，由此认识到自己看错了人。他派人去找回被废的杨勇，但身边已都是杨广的亲信，他们使用暴力加速了杨坚的死亡，据有的史料说是锤杀，过程相当惨烈。隋炀帝杨广上台之后，做的主要事情基本上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折腾、得瑟。他不是一个无能的昏君，不过如果他无能一些的话，他的结果可能会比实际上好些。

三、跑步实现霸权主义

隋炀帝杨广上台之后，做的主要事情基本上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折腾、得瑟。他不是一个无能的昏君，不过如果他无能一些的话，他的结果可能会比实际上好些。他太雄心勃勃了，太想当一个伟人，要天地人都来配合他，问题是哪有那么好的事。

他的折腾体现在大搞基础建设和不断出巡上。他登台的第一年(605年)，就在洛阳旧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征集各地的奇材异石，运送洛阳。农民被迫运输，千里络绎不绝，使许多人活活累死在路上。“乾元殿大木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钱)”。“又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多间，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在洛阳西郊建筑一座西苑，占地二百多亩，苑内有海，海中修造三个仙岛，高一百多尺，岛上建筑亭台楼阁，十分壮观。海的北面有龙鳞渠，渠水曲折流入海中，沿渠修建了16个别院，建筑非常华丽。整个西苑被点缀得四季如春。秋天，用彩绫剪成花叶，挂满树枝；冬天，凿掉池沼中的冰，用彩绸剪成莲叶荷花布置在上。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洛阳宫殿的督建者也是宇文恺——大兴城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广通渠的督建者，这几项工程都是影响世界的工程，他真是个结构天才。

大建宫室即从此开始。业元年(605年)，于临淮建梁宫；大业三年(607年)，在太原建晋阳宫；大业四年(608年)，在汾州建汾阳宫；大业十二年(616年)，建毗陵宫；此外涿郡有临朔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宫和甘泉宫，江南有丹阳宫。这些宫室既不是给老百姓用的，也不是给朝廷用的，而是统统给他自己出游用的。

杨广的出游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过程。看一下他的出游史吧：即位后三个月，去洛阳，然后去江都；大业二年(606年)四月，回洛阳；大业三年(607年)三月，回京师(即大兴)；四月北巡，从榆林出塞，入楼烦关；九月回东都洛阳；大业四年(608年)三月，去汾阳宫，然后出塞，巡长城，向东到恒岳；大业五年(609年)正月，从东都回京，西巡河右，出张掖，九月还京，十一月又去东都；大业六年(610年)三月，去江都；大业七年(611年)二月，由通济渠到涿郡；大业八年(612年)伐高丽，九月回东都；大业九年(613年)三月又去打高丽，九月回来；大业十年(614年)三月，又去涿郡，然后去怀远，十月由东都还京，十二月又去东都；大业十一年(615年)五月，去太原巡北塞，结果被突厥围于雁门，险些被杀，十月回东都；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再去江都，然后就死在那儿了。执政十四年，在首都待的时间，统共不到一年。他一出门，文武官员和后宫佳丽都得跟着他到处跑，“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也就是要路过的地方政府供应食水给养等等。地方政府稍微慢待一点，甚至供应不够豪华，他都会将地方官治罪，因此各地官员不得不比着赛地搞豪华接待——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一群蝗虫。

公平地说，杨广的出游并非只是为了寻欢作乐，确实有政治意图。比如三赴辽东，都是为了伐高丽；四次出塞，都是为了宣扬实力，这一点会在后面说明。

他的基础建设不仅限于宫室，还有交通设施。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叫“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叫“江南河”。最后，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大运河还有很多配套工程。河的两旁开辟驰道，岸边每隔两个驿站设置一座行宫。自洛阳到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共设置了40多座行宫。开凿大运河及配套设施，前后共用了约1亿5千万个人工(人*日)，平均当时每户百姓要出近20个人工，有许多开挖运河的民工累死在河中，“役丁死者什四五”，也就是说，将近半数民工都把生命贡献给了这条河。

他的这一切“折腾”，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称霸天下。简而言之就是得瑟。为此他辛苦劳顿，马不停蹄，倾尽国力。

在运河开通之时，隋炀帝曾率数千艘游船及护卫战船，自洛阳附近的显仁宫至江都，展开了一场绵延约九十公里长的大巡游。乘船的除了后宫嫔妃、王公贵族外，还有僧尼、道士、外国商人及他们携带的物品。拖动这样浩大的船队动用了八万兵力，其中身着锦缎的将校九千余人。护卫船上搭乘了十二大队的卫士，这些士兵轮换着拉船。此外沿河两岸还有骑兵护卫随从。沿途的地方官必须提供船上所有人员所需的食物，后宫嫔妃吃不了的饭菜便刨坑掩埋，而此时的运河两岸正遭遇年馑，百姓饿得骨瘦如柴，饥肠辘辘。他的这一切“折腾”，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称霸天下。简而言之就是得瑟。为此他辛苦劳顿，马不停蹄，倾尽国力。他试图称霸天下的方式有几种，一是金钱外交，二是武力征服，还有一个三，就是“吓死你们”，属于有隋朝特色的金钱外交方式。

金钱外交的主要实施者叫裴矩。杨广上台后，令裴矩经营西域。裴矩很敬业，每遇到经商的西域外国人前来，就向其打听西域风土人情和山川分部，收集之后编纂成一部三卷本《西域图记》献给杨广。此图不仅打开了杨广的视野，也拉开了杨广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序幕。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派使节使流求，四年(608年)使赤土，至罗刹。大业四年(608年)，他打算巡视河右，先让裴矩去做安排。裴矩明白杨广的心思，先行花巨资说服高昌王和伊吾吐屯设，让他们派使节入朝朝见“天下之王”杨广。第二年当杨广到达河右地区的燕支山时，高昌王、伊吾等27国的使节拜谒于道旁，他们均受命佩戴金玉，身着锦衣，焚香奏乐，歌舞欢腾——这些当然也是靠收买的。炀帝又命令武威、张掖的士女盛装修饰纵情观看盛典，有谁衣服、车马不新鲜整齐的，由郡县负责征收更换。车驾马匹充塞道路，周围绵延几十里，以显示中国的强盛。此行让杨广虚荣心大为满足，谕令此后皆妥善招待西域商使。为举办这样的活动，百姓必须缴纳物资，搬运货物，西部地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百姓失业、致贫皆始于此。

大业六年(610年)，杨广下令在东都洛阳为外国商人举办盛大的商品展示交易会。以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为限，命人在端门大街搭建时称“百戏”的大戏场。在戏场周围竖起栅栏，绕场一周足有八公里之多。里面表演的节目多种多样，千奇百怪。旁边则是由一万八千名乐师组成的乐队，演奏声震耳欲聋，在二三十公里外都能听到。

西域人到洛阳东市做交易，杨广命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都服装华美，连地摊上的卖菜人也得用龙须席铺地。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时，店主都得邀请他们入座吃饱喝足，不收分文，还要说隋朝富饶，酒食不要钱。市内树木也都用帛缠饰，以示富足。西域人问道：“你们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帛给他们做衣服穿，却白白用来缠树？”市人无言以对。

在广撒钱的同时，还采用威慑力来镇住“番邦”。比如外出巡视时专门制作了“观风行殿”，这是一个能够承载皇帝及数百名随从的大观台，台下设置有能够行驶的装置。夜宿时，以“行城”将“行殿”护卫起来，保证皇帝、大臣的安全。所谓“行城”是可以移动的长城，它将板子像屏风一样连接在一起，四面有城门及瞭望台，全长约三公里，行进时将其拆开装在车上，到了宿营地再搭建起来。此外，据说还挑选精兵五十余万全副武装，配备良马十万与巡游队伍同行。“戎狄见之，莫不惊骇”——效果多好！这些排场，就是为了展示我大隋的强大国力，让外国人闻风丧胆的。

对那些金钱买不动也无法震慑住的国家，就采取武力。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发兵攻打林邑国。隋朝将军刘方亲率海军，沿林邑海岸线直逼林邑国都，隋军占领国都大肆掠夺，并收缴了宫中摆放的牌位、梵语书写的纪录文献等物。可是由于无法适应南方气候，至凯旋归来时已有半数隋军毙命，大将刘方也在归朝途中病逝。林邑国王梵志在隋军撤走后返回国内，摄于隋朝的强悍，向隋派遣使者成为朝贡国。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委任朱宽到海外各国巡视，命其四处劝说他国向隋纳贡。其中一个叫流求的国家拒绝了这一要求，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命陈棱、张镇周二人为大将，率兵从义安郡起航攻打流球。斩杀了流球国王，俘虏臣民一万七千人，并将这些人带回。隋炀帝将这些人通通贬为奴隶分赐给百官。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还亲自率兵，讨伐了西方一个叫吐谷浑的国家。在追赶逃跑的吐谷浑可汗时，一鼓作气攻打到现在的青海省境内。为此杨广非常得意自己的骁勇善战，自夸道：“吾观古代帝王常常巡视四方，向外民族展示我大汉威仪。然而近代天子都是些胸无大志、只知闷在宫中做些涂脂抹粉之事，根本不与普通民众接触。那怎么能称得上为政之方略呢！”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出塞巡视，突然造访了东突厥启民可汗的大帐。当时高丽使者也刚好在，杨广即令其回国，让高丽王赶快入朝称臣。但高丽王竟然没来！这引发了杨广的三征高丽。第一次征调了1133800士兵，负责搬运粮草的民夫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最后却大败而回，渡河进攻的30万5千名士兵只活着回来2700人，被丢下的武器辎重以万万计；第二次正要组织进攻，国内出了内乱，只好仓促赶回；第三次国内虽已大乱，但高丽也已经被折腾坏了，于是遣使请降，大家互相给了个面子，就这么凑合结束了。杨广本来还想打第四次，到底要争出谁是老大。但客观条件已然不允许，他只好壮志未酬了。

四、谁的盛世？

必须要指出的是，杨广从他父亲手中得到的，是一个国富民穷的隋朝。在粮仓盈溢的同时，仍不断有饥荒的记载。史书没有在记载国力增长时记录百姓的生活状况，但经济发展是有其自然规律的，《文献通考·国用考》曾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西汉经济发展最快的文景之治阶段共花了40年，而隋朝超过同样积累只用了20多年。就算生产力有所发展，但也难出太大奇迹，国家的富裕必然是从国民中夺来，无非取之有度，没致人造反而已。大业七年(611年)起，就不断有郡县百姓因灾致贫、陷入饥馑，可见家无存粮。再加上，隋时大量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中，隋文帝的几个皇子、炀帝的重臣杨素与宇文述等，都奢侈腐化，富可敌国。

隋文帝杨坚对此也有认识，他遗诏中说“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正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惟以留恨。”又一再交代继承人“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安养百姓。

遗憾的是继任者不仅没有遵从他的遗志，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将刚刚有所好转的民生拉入了贫困和饥馑当中。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隋朝灭亡之前：“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国家聚敛了太多的财富，而老百姓却因为统治者的苛政，失去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条件。财富集于国库，百姓却无以生存。

观隋末历史，反抗多与国家仓库相关。李密取洛口，开仓放粮；徐世勣占黎阳，开仓放粮；刘武周起兵，宣称：“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壮士岂能坐待沟壑！今仓粟烂积，谁能与我共取之”，即得兵万人。

近年来有一种为隋炀帝翻案的倾向，认为他修建大运河造福子孙万代，拓展疆域弘扬国力，开一代盛世，是真正的伟人。我很想问问这些伟人爱好者是否愿意生活在伟人执政的那个时代，又愿意做伟人的哪一个属下，是累死沟渠的民工，还是徒步陪着他沿运河奔波的士大夫？还有不少人说史书对隋炀帝进行了歪曲，实际上他的统治很得力有序，只是得罪了贵族集团才导致灭亡。这个观点让我困惑：如果他一直那么英明神武，怎么忽然就全国各处都是反抗者了呢？而山东的农民窦建德、张金称，封疆大吏李渊，蝇营狗苟钻上高位的王世充……这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阶层的反抗者们，他们又共同属于哪一个贵族集团呢？

隋炀帝毕生都在试图伟大，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让整个世界都承认他杨广所领导的大隋国，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国度，当然，他作为核心，就是首屈一指的神了。如果他的子民都是机器人，不用吃不用喝，不怕苦不怕累，他确实有机会成为独步古今的伟人，可惜这个客观条件太不配合他了。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手下有几千万没有个人要求、任人驱使的机器人的话，又有谁当不了伟人呢？隋炀帝毕生都在试图伟大，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让整个世界都承认他杨广所领导的大隋国，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国度，如果他的子民都是机器人，不用吃不用喝，不怕苦不怕累，他确实有机会成为独步古今的伟人，可惜这个客观条件太不配合他了。

隋炀帝的眼中是没有“民”这个概念的，如果不能提供劳力，那么他们就是麻烦。杨玄感之乱，牵涉在内而被杀的人数以万计，无辜被杀的还有好几万，这都出自杨广本人的授意。他跟亲信大臣裴蕴说：“杨玄感大声一呼，跟从他的人就有十万，使我发现天下人口不能太多，多了就会聚众作乱，不杀不足以阻吓后来人。”而后杨广再赴洛阳时，见到街上的行人，竟然说：“还有这么多人？！还是杀得太少了。”

杨广修建东都的时候，每个月役丁二百万，死者十之四五，大业三年(607年)发壮丁百万修长城，死者也是十之五六。以至于当时有句话，叫天下死于役。为了逃避如此可怖的徭役，青壮农民甚至竞相自残，用砍掉自己的手脚来逃过一劫，还管这个叫“福手”、“福脚”，一直到唐朝建立很久以后，这风气才渐渐消失。

当民众只能靠自残乞活，甚至这样都活不下去的时候，有多少外国人赞叹贵国强盛又有什么意义呢？当街市的富足都是表演出来的布景，繁华都是些面子工程，人民只是一个个完成国家任务的螺丝钉的时候，盛世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他的国强大了，但跟我们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

史书确有歪曲杨广的地方，比如说他“荒淫”，甚至还有人编纂过《隋炀帝艳史》，事实上杨广终其一生，始终与其正妻萧氏保持恩爱。他也很爱文学，收集了大量书籍，并曾令人对当时的古书进行了一次完善的清理删订工作；他生前写过很多诗句，身后被人结集成为《隋炀帝集》，其中有部分诗句流传至今，从中可见其文学素养。如“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野望》)“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湖水共星来。”(《春江花月夜》)——估计他也会觉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吧。但当皇帝与当文学家毕竟不同，一个心中没有他人的人，一个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人，能力越大，位置越高，理想越高远，造成的破坏力也就越大。

在魏徵主持编纂的《隋书》中，他个人对杨广进行了一番总结。看了许多分析隋炀帝的文章，还是他这篇对杨广了解最深，毕竟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并参与过推翻其政权的革命前辈啊！在此翻译如下(有删节)：

史臣(即魏徵)曰：“炀帝少年时代就有令名，志向远大。南平吴会，北却匈奴，在几兄弟当中最为出色。登上帝位时，国土面积之广超过古代，声威传布之远令可汗叩头，南方小国也归附中土。财富堆满都城，粮食堆积边塞。他仗恃强大，要逞其贪得无厌的愿望，认为周朝格局小，喜欢秦汉的强大。自我感觉良好，喜欢炫耀，骄傲狠毒，内心阴险暴躁，外表却标榜严肃沉默。喜欢摆排场来掩饰阴险，除掉规劝的人来掩盖错误。法令多如牛毛，动不动使用酷刑，又杀骨肉，又杀忠良，无功的人受赏，无罪的人获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建设不息。穷兵黩武，苛捐杂税无度，再加上贪官污吏横行，人民简直没有活路。就这样，杨广不仅不做改变，反而更对不从者严刑惩处，对反抗者武力镇压，四海之内骚动，人民求生不能。”

不久，杨玄感发起战乱，突厥又北犯边塞，炀帝反而抛弃国土远走南方。于是天下大乱，强弱相欺凌，饥馑者流离道路，死于沟壑，人民死去十分之七八。变民们四处劫掠，称王称帝，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吃人都来不及拆去骨头！茫茫大地都成了猎场，百姓都成了猎物。四面八方传书向中央政府求救，炀帝却拒绝面对现实。振着蜉蝣的翅膀，穷长夜之乐。等到土崩鱼烂，恶盈满贯，普天之下，都成了仇敌，左右的亲信，都成了敌国，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帮他，骨骸都没人埋。《书经》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左传》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之存亡，正是如此。

五、独夫最后的日子

原则上，封建专制社会每个皇帝都是独裁者，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从汉朝起，历代统治者在建立制度时，都设立了一定的制衡制度，以防止继任子孙中出现败家子，而导致满盘皆输的局面。隋朝的三省制就是这样一个保障了决策、审核、执行三权分立的制度。遗憾的是从隋文帝起就没按照理想实施，他不信任任何人的心态和事必躬亲的习惯，使权力向他集中，而这一点到了隋炀帝时期，又因为杨广的自命不凡和刚愎自用而发展到了极致。杨广曾经亲口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天性不喜欢别人规劝，尤其是一个人地位声望都到了高峰，还想用诤谏求名，我就更不能忍受。地位低的人我虽然可以宽容，但早晚也会把他铲除，你要记住这一点。”这种威吓很有效果，到后来他计划一些荒诞的事情时，满朝文武竟无人敢说话。

他讨厌别人说真话，自然周围也只能说谎话，而他也只需要被假话围绕着。当变民蜂起，天下大乱的时候，他问心腹宇文述：“盗贼如何了？”宇文述告诉他：“已经越来越少了。”洛阳快要陷落的时候，留守的越王派元善达冒着危险通过战场赶到江都求救，大臣虞世基说：“你开口闭口反贼如何猖獗，你不是平平安安地来到江都了吗？这就说明事态没你讲的那么严重。”杨广听了虞世基的话顿时来了精神，对元善达呵斥道：“你这身份卑微的奴才，竟敢在众人面前戏弄朕！”就这样，元善达被扣在江都，后来有司又故意让他负责危险性极高的差事，在叛军控制区之间押运粮草，最终他果然落得个被杀的结局。

但地球毕竟不是按照杨广的希望转的，他的治世的失败必然导致恶劣的后果，而这后果也必然由作俑者承担，他是躲不过去的。

随着一系列宫廷斗争的发生和民变的渐起，杨广在大业八年(612年)起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经常在半夜惊起，梦见自己被人砍杀，夜半常常大叫一声“抓刺客”并从床上跳起。每当此时，便需数名宫女紧张忙碌为其压惊、安抚、按摩全身，方能入睡。他求助于方士炼长生不老药，结果历时数年动用了几千名苦役花了巨大价钱，最后却被证明是个骗局。杨广曾经亲口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天性不喜欢别人规劝，尤其是一个人地位声望都到了高峰，还想用诤谏求名，我就更不能忍受。”(图为《隋炀帝艳史》第二十六回插图“虞世南诏题诗”)

他花大价钱买来的“友邦”也被证明压根儿就不是朋友。大业十年(614年)秋季，他北上出塞巡视边疆，东突厥忽然出动骑兵数十万人围困雁门，雁门郡41座城池被突厥拿下39座，杨广困守在雁门城，流箭在他身边四处飞，他心胆俱裂，抱着幼子痛哭。最后还是李世民等赶来护驾解了围。

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初一，宫内举办例行朝会，有二十个郡的使节都没有赶到，大都是因为途中遇到叛乱劫匪无法顺利抵达国都长安。就算身边亲信都渲染大好形势，情况之严峻他心里也有数了。杨广的神经衰弱日渐严重，他在东都宫中修建书院，并安装了防止任何人接近的机关。这一年夏季宫中失火，杨广还以为民军攻打进来，吓得跑到御花园，躲在蔓草丛中，等事情平静了才敢出来。这一年的秋天，他南下江都，实际上有了逃难的打算。

杨广在江都生活依然奢华，但空虚感总在心中萦绕。一日，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对身旁的萧皇后说：“好脑袋，谁来砍？”萧皇后一惊，连忙问：“您这是说什么呢？”杨广好像预感到了什么，若无其事地说道：“这世道是相当玄妙而公平的。苦与乐、贵与贱总会交替而生，正所谓物极必反啊。”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五日夜，江都突发兵变。乱军闯入宫中，一路杀到杨广住处。当他们破门而入时，杨广惊叫：“你等是来杀朕的吗？”叛军中一人答道：“绝非如此，我们只是想与陛下一同返回长安。”

杨广自诩旷世英才，曾说：“世人都认为朕只是继承皇位的幸运儿，实际上他们错了。朕无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当上皇帝。”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权力太大、地位太高的时候，有多容易错误地估计自己。

面对手持利刃的士兵，杨广问：“为何要杀朕？朕何罪之有？”将士们说道：“陛下背弃宗庙，不停巡游。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极尽奢侈荒淫。多少壮丁苦役因战争送命，妇人孩子饿死路旁荒野，百姓流离失所，盗贼四起。可您只听溜须拍马之词，丝毫不问天下民生疾苦。您认为自己无罪吗？”听到这样的质问，杨广瞪着对方说道：“我是辜负人民。可你们又算什么？荣华富贵应有尽有，都到了顶点，为什么要这样做？今日主谋究竟是谁？让他出来见我！”然后他听到了真相：“天下百姓个个怨恨，岂止一个人。”他最疼爱的小儿子赵王杨杲只有十二岁，也伴其左右，看到这场面哭个不停。叛军们一刀斩了赵王，把杨广的衣服染得一片血红。接着挥刀要斩杨广时，他命令道：“天子有天子的死法，给我拿毒酒来！”但被乱军拒绝，于是解下丝带自缢而死。杨广自诩旷世英才，曾说：“世人都认为朕只是继承皇位的幸运儿，实际上他们错了。朕无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当上皇帝。”结合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权力太大、地位太高的时候，有多容易错误地估计自己，他真以为自己是凭实力得到这一位置的了。错误估计自己倒也没什么，但万一他按照这个错误的估计来制定下一步的方略，那就是大家的灾难了。

第三章 遍地烽烟

一、众叛亲离的领袖

隋炀帝在有限的几年统治中得罪了所有群体。普通农民自不必说，规模浩大的劳役与军役耗尽了民间财富与民间力量，田地因缺乏劳动力来耕种迅速抛荒，接踵而至的是饥馑和逃难。国家的征敛已经够厉害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使得百姓的负担几何倍数地加重，“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百姓走投无路，只得造反道路，“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

士大夫阶层本是皇权最紧密的伙伴，靠着皇权为生的，也被隋炀帝的予取予求整到离心离德。他轻慢士人。大业七年(611年)二月，杨广自江都北上前往涿郡筹备第一次征高丽，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部在船上裁决全国官员升迁调补，参与甄选的三千士人跟着龙舟步行三千余里，天寒地冻，致死十分之一二。他嫉妒才子。官员薛道衡和王胄比他有才，杨广先后都以各种理由将其杀掉，在其死后还得意地说：“看你现在还写不写得出‘空梁落燕泥’？！”，“看你还写‘庭草无人随意绿’！”。

军队是统治者最后的依靠，枪杆子里出政权嘛！但是隋炀帝连这个都不维护。大业十一年(615年)他在雁门被突厥包围，全城只剩20天的粮食，而攻城者发动紧密攻势，流箭四处飞，甚至飞到他面前，吓得他抱着幼子哭到眼睛肿起来。在危急时候，民部尚书樊子盖建议他以许诺不再征辽和颁发高额奖赏鼓励士卒，他答应了。同仇敌忾下，士兵们果然发挥了最大潜力，协助他脱离危局。解围后樊子盖提醒他兑现承诺，他却只字不提，樊子盖催他，他反而说：“怎么？你想收买人心么？！”在这一点上他和杨坚果然父子同心，国家富成那个样子，却吝惜分给别人一点点。安全回到东都之后，他立刻开始筹划下一次征辽，对自己曾经的许诺就跟放屁一样看待，彻底丧失了军队对他的信任。到他执政的最后，普天之下竟完全没有支持他的势力，古今中外都难找见如此不专业的独裁者。杨广统治的是世上最好统治的臣民，但凡有一点苟活的可能，他们都把维护稳定当作自己的本能。甚至当一个地方的臣民终于活不下去造反时，别的地方的人仍在努力维护稳定，只要自己还能活。

杨广统治的是世上最好统治的臣民，但凡有一点苟活的可能，他们都把维护稳定当作自己的本能。甚至当一个地方的臣民终于活不下去造反时，别的地方的人仍在努力维护稳定，只要自己还能活。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决心南下江都的时候，数名官民先后极力劝阻晓以大义，都被他杀了。最后一次，当他行经梁郡(今河南省商丘县)，梁郡多名百姓害怕政府主力离去后四处活跃的变民会打进来，为维稳做了最后的努力。他们拉住杨广的马头喊：“陛下如果一定去江都，天下就不再是陛下的了！”，结果是他们统统被杨广杀了。

无论是造反的，还是打酱油的，甚至是维护政权的，杨广一律不稀罕。在他的指令下，樊子盖在讨伐变乱时，不管平民变民，见人杀人见村烧村，投降者一律活埋，这个政权就是这样失去了全部的支持。

二、变乱四起，蔓延全境

隋末的变乱是从一场闹剧开始的。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初一三更时分，天还没亮，数十人身穿白衣头带白帽，一手拿香一手拿花，自称弥勒佛，进入东都洛阳端门。由于装扮奇特，守门的卫士不明就里，都向他们磕头，他们正打算趁此机会夺取士兵的武器发动攻击，正巧齐王杨暕卫队经过，发现这一情况，将他们当场全部杀死。然后政府军在城内大规模搜捕，一千多家受牵连。这场闹剧迅速被平定，没人追问他们为何造反，有什么不平，也就无人反省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那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之后造反就如同星火燎原。

到大业九年(613年)，造反者已经遍布全国。杨广采取的对策是，令全国各郡、县和驿站都修城或筑城，又令各郡县城迁移到驿路附近五里以内。甚至令郡县官籍没收起义人的家产和人口。郡县官为夺取财物和人口，更加专擅威福，任意杀掠，逼得不曾参加起义的民众再也不能留恋乡土。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因农民纷纷起义，户口大减，令郡、县、驿亭、村坞都修筑城池，所有民众都迁入城中居住，给城附近的田地耕种。城附近的田地为数有限，居城中将无以为生，这又驱迫一批民众不得不参加起义军。

史学家岑仲勉总结过一个详尽的隋末变民集团表，这个表可以协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局面。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表里并未列出李渊、宇文化及等初为政府军，后来成为反政府军的组织。

虽然这表上标出的“起义军”不够完整，不过也能大致看出，隋末反政府组织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山东(太行山以东)，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河北省一代(本书所指“山东”，都是指这一地区)，隋末的第一支有名有姓的农民起义军王薄就是起自今山东章丘。此后成气候的几支队伍中，翟让、李密军和窦建德军，也都是山东豪杰。在隋以前，直至有唐一代，山东地区都是整个帝国最为富庶的地方，唐代主要的丝织品税收都来自这里。而炀帝执政期间，开凿大运河和三次征辽，其主要征夫、征兵地都在这一地区。

三、无路可走，只好“上山”

让我们来看看山东豪杰造反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吧。大业六年(610年)起，隋炀帝开始做征高丽的准备工作，发动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在今辽宁朝阳附近)，“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发鹿车夫六十余万，每两人推米三石(一石为120斤，约合现在的26公斤)运送，由于道路险远，这些米还不够两个民工路上的口粮，等运到地方，已经无粮可交，这样自然完不成任务，而完不成任务就会被治罪。为避治罪，民夫纷纷逃跑。

大业七年(611年)开始“扫地为兵”，派往辽东，“战士馈运，填咽于道，昼夜不绝”(百度的《史记》原文为“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隋府兵制度，被征为兵的人需自置装备衣粮，对很多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逃过兵役的也并不轻松，“会兴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祸总是不单行，这一年秋，黄河下游发了大水，山东、河南淹没四十余郡，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和瘟疫，为了活命百姓不得不“相卖为奴婢”。

紧接着是大业八年(612年)的征辽失败，死者数十万。

天灾人祸，使得民间社会“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唾，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女纺绩，不足以赡资装……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真是人间地狱。在这种情况下，“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当贼做盗、造反为匪，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大业七年(611年)，被逼造反的盗匪都出现在山东地区：王薄占据长白山为盗，刘霸道占据豆子(囥，音岗)为盗，孙安祖占据高鸡泊为盗，张金称在清河鄃县为盗，高士达也落草高鸡泊。这一年是隋末变乱正式爆发的一年，是从受压榨最重、最没出路的人开始的。这时，大战尚未开始，国力仍处巅峰。在这个时候杨广是有机会力挽狂澜的，因为乱局出现在“局部地区”，造反者只算得上是“一小撮”。如果他及时对民意做出反应，调整决策，局势还可以改观，他的帝国至少还可以多稳定几年甚至几十年。虽然之前的筑宫殿、修运河已经将民众压榨得很厉害了，但还能活，人们就能忍，而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已经到了活不了的边缘。

王薄起兵时曾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作为号召，“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斩头何所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实中国人民本来还是怕死的，但到怎么都是死的时候，也就没的可怕了。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左右都是死”而造反，里面蕴含的一个意思就是“你逼得我活不下去，我不活了，咱们一起完蛋”——最老实的人最晚爆发，而最老实的人爆发的时候也最不留退路。因为但凡有点退路，他都会继续忍下去，只有他认为再无退路时才会反抗，一反抗就是同归于尽的路数，其中的破坏力也就可想而知。最老实的人最晚爆发，而最老实的人爆发的时候也最不留退路。因为但凡有点退路，他都会继续忍下去，只有他认为再无退路时才会反抗，一反抗就是同归于尽的路数，其中的破坏力也就可想而知。

四、谶语传递求变之心

除了现实生活的艰难外，当时流行的一个谶语也给农民们起兵反抗政权提供了勇气。当时民间广泛流传着一首儿歌，叫做《桃李章》：“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这首儿歌在流传中也有变种，比如《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不管详细内容如何，总之是表达了一个意思，即“杨氏当灭，李氏将兴”。这种说法从何而来的不知，也许最初只是有人编出来以表达一种美好愿望的，但不管怎样，经过一番流传之后，人人都相信这是一个预言，即姓李的人将取代杨氏(隋朝)的江山。

不要小看谶语的力量，几乎在每个朝代灭亡的时候，都会广泛流行起类似的谶语，而它们都曾有过极大的影响。一方面，落后的科学技术使得人们对这类神秘事物将信将疑；另一方面，这种歌谣的流行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有着动摇统治的作用。因此，每一个统治者都对谶语极其重视，当统治力量仍强大稳定时，谶语的传播者往往会以煽动颠覆政权罪来处置，牵连者不是抄家就是砍头；当统治力量薄弱时，谶语就会被其他武装力量利用，作为号召人民、称王称帝的依据了。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杨广二征高丽时，第一次听说了“李氏将兴”的图谶，是一个叫安伽陀的方士告诉他的，并劝他为了社稷安稳，“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这种说法当然不可能实现。当时他的宠臣宇文述与右骁卫大将军李浑有旧怨，于是借此机会，将谶语安到了李浑身上，发动嫁到李家的宇文家族成员宇文娥英出面告密称李浑有反心，于是“诛浑、敏(李浑侄)等宗族三十二人，自余无少长，皆徙岭外。”杨广还曾对另一条谶语“萧萧亦复起”也做出了反应，免职了两名姓萧的高官。

杨广以为这样可以保住他的江山，却不知民间情绪被撩拨起来之后，总会自动去应验各种神秘预言，可怕的不是预言本身，而是预言流传的社会心理。就算他真得杀尽天下姓李的，民众还是会找到别的预言去相信的。

最后取代隋室的确实姓李(李渊)，不过这主要还是种巧合。因为在他之前，另外一个姓李的(李密)差一点就先应了谶言呢。何况当时在“李氏当兴”之外，还有一种叫“刘氏主吉”的说法。在唐室初定时，有一些反抗军遗老曾试图因应“刘氏主吉”的谶语，结果被灭掉了。可见谶语只是广告词，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得靠实力。

第四章 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反叛者

从大业六年(610年)开始，山东地区陆陆续续地就出现了不少变民军。不过在政权尚属稳定、统治仍很强力的情况下，这些局部动乱只是偶发性群体事件而已。真正撼动大隋根基的变乱发生在大业九年(613年)，而且竟然是由一个最不可能发动的人发动的。

这个最不可能发动变乱的人来自统治者内部，而且身处核心阶层，当时是礼部尚书，名字叫杨玄感。

一、官二代也有掘墓人

杨玄感出身世家，他的父亲杨素是个军事家，也是大隋朝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两代领导人最亲近、最信任的亲密战友。他亲密到什么程度呢？隋未建前，他是北周公爵，战功卓著的大将军，以此身份投靠杨坚门下与其结纳，辅助他登上帝位，并在此后隋平陈、抵御突厥等工作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文帝，他观测到杨坚家庭内部的权斗，深谋远虑地站对了队，及时投靠杨广，并在杨广夺嫡，以及此后弑父这样绝密的事情中，他是仅有的几个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两朝天子，都以他为重臣，杨广治下位列三公，权倾朝野，满朝上下都是其子弟与门客，“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素之贵盛，近古未闻”。由此可见杨素家在隋之显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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