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山刀客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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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的胜利.绝代帝国试读：
序言：大明王朝的真正奠基人
每一个去过北京的人，都会被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宏伟的古代建筑所吸引。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会对这座城市有一种莫名的热爱与依恋。生活在北京，你不仅能亲眼见证历史，亲身参与历史，甚至能亲手改变历史。
过去八百六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这里都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从这里发出的一道道命令，深深地影响了国家发展进程；在这里成就的一个个伟人，在历史上烙下了深厚的印记；而历史给这个城市留下的一幢幢建筑、一个个街区、一道道城墙，都被收录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永远为后人所保护、纪念和膜拜。
今天的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也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超级大都会之一。可在六百多年前，大明王朝刚刚建立之时，它只不过是一座胡风浓厚、人口不足五十万的边陲要塞。
在北京建都的四个朝代中，金元清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只有明朝是汉人的王朝。况且，大明的都城原本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北京，这座深深地打上了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烙印的城市，能够在过去八百多年的时间中，几乎连续不断地成为中国历史的焦点与中心。最需要感谢的，是一个汉族皇帝。
正是他的坚持，让中国历史有了唯一一个以武力成功夺取江山的藩王；正是他的坚持，让北京这座胡风深厚的城市成为中华民族的天然首都；也正是他的坚持，让大明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统治而不倒。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明成祖朱棣。
自秦始皇以来，几乎没有一个皇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能够达到朱棣那样的程度。朱棣的执政措施，甚至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微妙和深远的影响。
是朱棣，而不是他的父亲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决定了大明近三百年甚至是明清近六百年的历史走向。
是他，恢复了中国统一王朝在北方建都的传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虽然首次把国都放在远离中原核心区域的地方，但大明的国脉，从此维系了将近三百年。
是他，创设了对日后中国政治制度史影响深远的内阁制，改变了朱元璋时期皇权垄断一切的局面，为明朝中后期的宽松政治环境铺平了道路，甚至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是他，五次亲自率兵北征蒙古，为中国北方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几乎彻底根除了蒙古重新崛起、再次称霸欧亚大陆的可能性，并为这个民族最终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了坚实基础。
是他，派出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装备最先进、战斗力最强劲的船队，多次出使西洋，大大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西亚、东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并且提高了大明王朝作为汉人朝廷的威望。甚至为日后西欧的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是他，集中了全国的优秀文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般编纂出了《永乐大典》，保存整理了中华民族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文化精髓。相比《四库全书》对书籍的删削与篡改，《永乐大典》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经典的原貌。
是他，重新修建了北京宫城和皇城，疏通了大运河，让北京这个胡风浓厚的城市，第一次成为汉人王朝的首都，进而成为能够凝聚各民族人气的大都会。正因为建都北京，才促使蒙古、新疆和东北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今天的中国基本疆域才得以最后确立。
朱棣在六十五岁的暮年告别人间。以后的历代皇帝，尽管不再有成祖那样长远的眼光，那样宏大的气魄，那么超前的思维，但他们改变不了定都北京的既成事实，改变不了庞大的军事组织，改变不了繁忙的漕运体系，改变不了越来越完善的内阁制度，甚至改变不了死后埋进昌平万寿山的宿命。
朱棣死后，大明继续存在了二百二十年。这两百多年，很大程度上是运行在朱棣而不是朱元璋设计的跑道上。
至于世人所严重诟病的“靖难”之役，朱棣实在大有苦衷。如果不起兵造反，因为自身所处的特殊位置，他的命运只会比那些关在牢狱里的藩王更惨。而且在削藩问题上，朱元璋的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有着严重的失误。以他的性格与治国能力，几乎不可能阻止鞑靼和瓦剌的重新崛起，也几乎不可能抵挡住他们的攻势，中国北方免不了又是一片生灵涂炭、山河破碎，重现南北朝的局面也未可知。可以说，那是一个需要朱棣也成就了朱棣的时代。朱棣背上了骂名，却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
占领南京时的大开杀戒，“瓜蔓抄”，“灭十族”，以及后来的屠戮宫女、好大喜功等，当然是朱棣的历史污点。但人无完人，既然处于历史之中，就必然会带有历史局限性。况且，相比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之后的大清洗，朱棣的所作所为恐怕谈不上丧心病狂。别的不说，建文皇帝的两个儿子，就没有被处死。首恶名单上的二十九个，实际上只处死了个别几个。
我们看看体现清朝官方立场的《明史》是怎么评价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注意，这是对朱棣个人，而非大明王朝的评价。朱棣本人，无疑配得上这种赞誉。朱棣作为非开国皇帝而能被尊为成祖，这个荣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朱棣虽然开创了永乐盛世，但其历史地位却一直被低估，我觉得甚至完全可以这么说：朱棣，而不是朱元璋，才是大明王朝的真正奠基人和总设计师。燕山刀客2017年2月于燕郊第一章立威与立暴，原本一墙之隔一、把握舆论导向，控制话语权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四，南京城的战火逐渐熄灭，但斗争却远未停止。这原本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一天，此刻却因一个人、一件事而彻底改变。
高高耸立的奉天殿依旧庄严，铠甲鲜明的战士依旧英武，群臣的上朝参拜依旧有序。只是端坐在龙椅上的，不再是过去四年那个清秀文弱的朱允炆，而换成了体格壮实（真刀真枪中练出来的）、皮肤黝黑（常年风吹日晒的结果）、大长胡子的四叔。
此时，距正式造反（建文元年七月初四起兵“靖难”）未满三年，朱棣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朱棣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次地方藩王对中央朝廷的胜利（中国史上的第一次），也可以说是军人政权对文官政府的胜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朱棣称得上是缔造了一个新王朝，性质类似唐高祖李渊取代表弟—隋世祖杨广，只是朱棣没有改变大明国号罢了。
从这一天起，朱棣就由钦犯变成了皇帝，由造反者变成了接班人，由燕庶人变成了万岁爷。称呼的改变是容易的，但对于朱棣来说，如何真正完成角色的转变，无疑是他面临的重要课题。当然，他并非只会上马杀敌、不懂如何治国的武夫，这些年既有在特大城市（北平）的实际管理经验，又有道衍的悉心指导，不过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他要走的路还很长，要交的学费自然不会少。
可以马上得天下，决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个道理朱棣岂能不明白。但是，相比李世民和忽必烈庞大的文官幕僚团队，朱棣真正信任的参谋，只有道衍一人。而且，这一年道衍已经六十八岁，体力和精力显然都不允许为新政权做太多工作。
道衍虽老，但见识和阅历很丰富，他提醒朱棣，既是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那一旦坐上皇位，要是不全面恢复洪武时代的旧政策，恐怕就说不过去了吧。这一点，朱棣本人当然也相当清楚。
因此，朱棣登基后立即颁布了一道命令，将当年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说，朱允炆这四年建文白建了，他四叔不予以承认。如此一来，朱允炆执政的四年，就成了大明历史上被“革除”的时期。
朱棣同时下旨，废除建文期间实行的，与洪武祖制相冲突的各项法规制度。其实，朱允炆根本没对爷爷的制度做出多么重大的调整（还没来得及），这道命令的象征性意义，显然要远远大于实际作用。但它至少向全国百姓清楚地阐明了，我朱棣是先皇思想最忠诚的继承人，我当皇帝是顺应天道的，你们不能反对啊！
朱允炆在位期间，曾经让方孝孺整理出了《明太祖实录》，当然是体现自身利益的。建文四年十月，朱棣上台不到一百天，就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新修订实录。
解缙并非北平府的老人，是刚刚投降的建文朝大臣，但早在洪武一朝，解缙就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才子了。朱棣对他的起用，也对外宣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新皇帝任人唯贤，建文朝大臣不必有什么顾虑。
修订后的《明太祖实录》，极力塑造了四皇子的光辉形象，为朱棣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最重要的一点，朱棣被说成是马皇后的嫡子。朱元璋死后，他不过，到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建文年号又被朱棣的后代神宗朱翊钧恢复了。崇祯十七年（1644），南明福王朱由崧定建文庙号为“惠宗”，这与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懽帖睦尔的庙号相同。
又是在世诸皇子中最年长的，当然具备了合法继承皇位的资格。另外，还强调朱允炆同学并不是朱标嫡长子，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动摇朱允炆在人们心目中皇位第一继承人的地位了。
实录之中，还加入了朱标死后，朱元璋千方百计想立朱棣为太子的段落，甚至还有老皇帝临死前一再向身边重臣打听老四动态的内容，就差没写朱允炆逼死他爷爷，发动政变了。《明太宗实录》中，有如此描述：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宫召上（朱棣）。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赍敕符令上归国。及太祖大渐，问左右燕王来未，凡三问，无敢对者。
乙酉，太祖崩。是夜即歛，七日而葬，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踰月始讣诸王，且止勿奔丧。上闻讣，哀毁几绝，日南向恸哭。
这么为朱棣涂脂抹粉，难道就不怕别人识破？这个还真不用担心，那时绝大部分老百姓信息闭塞，很难有判断力。你告诉他，皇帝整天用金砍刀打柴，皇后经常用玉顶针纳鞋底，他都能相信；当然也有些能看出问题的人，就是坚决不说—人家还想混个一官半职，还想留着脑袋吃饭呢。
作为出生在大明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建文帝力图逐步改变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做法，使国家的统治走上正轨。但他在位仅仅四年多，很多良好的动机还来不及付诸实施，很多大政方针还未能真正展开，这个政权就匆匆落幕了。
相比洪武时代，朱允炆对前朝政策的改变并不多，硬要给他扣上“建文新政”的帽子，显得不是恭维而是捧杀，想必此时这位小皇帝的心，一定是哇凉哇凉的。二、犒赏功臣是门技术活儿
朱棣夺取了天下，那些跟随他打仗的人，自然取得了类似开国元勋的地位。朱棣算不上特别厚道的人（慈不将兵），但他对下属那是真仗义，说封赏就真的是升官加饷，改善待遇，一点儿都不玩虚的。绝对不会像今天一些精明的老板，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大谈光明的未来，大玩非物质激励，大灌心灵鸡汤，宁可请小明星一顿饭花好几万，也不肯给员工加一百块工资，更不肯给他们升职。
朱棣也不是过河拆桥的人，更不会把帮过自己的人当成潜在威胁。他知道自己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可惜，这个人对高官厚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
难道他只对美色动心？也不是。朱棣让他还俗，还送了几个美女照顾其日常生活，他一概拒绝。他白天穿着官服上朝，晚上依然住在寺院里。谁这么没眼色啊，诚心让新皇帝不自在。要是在朱元璋时代，不接受赏赐的大臣，肯定得脑袋搬家。全天下如果只有一个人敢这么做，那这个人一定是姚广孝。怎么，不认识啊？就是道衍大师，姚广孝是他的本名。朱棣对道衍在过去二十年里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永乐二年（1404）封其为太子少师，恢复了本名姚广孝。朱棣骨子里并不喜欢太有个性的人，他自己就太有个性了，但对于姚广孝，他不会有任何厌恶情绪。
他们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是不害怕小人离间的。
既然道衍功劳第一，那论功劳第二大的，恐怕是朱棣的亲儿子了。朱高煦作战十分勇猛，经常能以一当十，更在东昌、灵璧和浦子口几大战役中，发挥了扭转战局的重要作用，甚至有过直接挽救老爹生命的功绩。因此，朱棣迟迟不立太子，似乎是想送给老二一份世界上最重的大礼包。
朱棣接下来想到的，当然是为自己效命几十年的张玉老将军。可惜后者已经不在人间，新皇帝慷慨地将“荣国公”头衔追赐给死者。长子张辅战功不多，基本上全程打酱油，却也能受封信安伯，这是他爹用命拼出来的，旁人自然不好说三道四。而且小张也很清楚，只要自己不犯什么事，认认真真地打酱油，老爹的“荣国公”头衔早晚还不是自己的！
朱能曾经创造了用三十人打跑几千人的嚣张纪录，绝对堪称燕军中（除朱高煦之外）的第一猛将。他被封为“成国公”，年俸二千二百石，同时担任左军都督府大都督。要知道，朱能这一年才三十三岁，在一众武将之中绝对只能算小朋友，可人家已经走到了人生高峰，未来的发展更是无法估量。朱棣当然希望，朱能再为自己服务三十年。（真的能吗？）
不过朱能并不是活人中酬劳最丰厚的，有人居然还能领年俸二千五百石。这哥们是谁啊？怎么不害怕朱能劈了他？还真不怕，人家有靠山。他就是朱高煦的死党丘福，受封为“淇国公”，出任中军都督府大都督。
相比朱能的高调，丘福一向谨小慎微，不乱逞能，正所谓小错不犯（没必要），大错也不犯（还没机会）。自打朱棣到了北平，丘福二十多来年一直在手下效力，到这一年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在那个年代，国人最看重的显然不是能力，而是资历。
朱棣要在众将面前立威，就故意不把朱能列为头号功臣。朱棣这招敲山震虎，就是不想让朱能太过得意，欲望膨胀得一发不可收拾。朱能虽说打仗勇猛，可并不是张飞、李逵一类的粗人，当然也能明白皇帝的苦衷，并没有因此闹情绪。反正自己还年轻，反正自己也姓朱，反正到了关键时刻，皇帝信任的肯定不是姓丘的，还是自己！
能够活着封公的，也只有他们两人，已经阵亡的陈亨被封为“泾国公”，另外两名牺牲的将军谭渊和王真，则分别被封为“崇安侯”和“金乡侯”。
封赏死人，说明朱棣不忘旧情；封赏活人，说明主子还要继续重用他们。张武、陈圭、郑亨、孟善、火真、顾成、王忠、王聪、徐忠、张信、李远、郭亮、房宽和李彬十四人被封为侯，年俸八百石到一千五百石；徐祥、徐理、张辅、唐云等十七人被封为伯，年俸一千石。
大明朝廷有着明文规定，功臣的子孙想要继承死去先辈的爵位，一定要经过武科考试，确保本人素质能够达到带兵打仗的标准。这当然并不是什么不合理要求。但朱棣确实等不及了，因此政策一再放宽，考试成绩差点儿也无所谓了，这也让烈士的后代们相当感动。
不难看出，得到加封的大都是武将，其中既包括了燕山三护卫中的几乎全部重要将领，又涵盖了许多降将，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朱棣并不刻意偏袒北平老人，而是唯才是举，论功行赏。像在蔚州投降的李远，就深得朱棣信任，“封安平侯，禄千石，予世伯券”。在偷袭明军济宁粮库时，李远妙招迭出，大肆破坏，让朱棣印象深刻。这么一来，当然让这些降将有了归属感，不会认为自己是后妈生的。
如此大规模的封赏，通常是在王朝初建时才做的事情。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在北伐蒙古的明军主力班师返回南京之后，朱元璋也曾经大封功臣，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为郑国公，李文忠（朱棣之舅）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二十八人则被封侯。
这份功臣名单，后人（就是在下）还给起了个别名，叫作《有生之年一定要收拾的三十四人》。据细心的历史学家统计，三十四位开国元老之中，被朱元璋直接处死的有十五个，儿子继承爵位之后被处死的有五个，因罪充军革职的有两人，儿子继承爵位之后充军革职的有九人。也就是说，没有善终的高达三十一人。朱棣的“靖难”成功，其实与建立一个新王朝没有多大区别。大赏功臣肯定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些人应该感到庆幸，现在的皇帝和他老爸真的不同。
朱棣随时把先帝挂在嘴上，只是为了说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但他并没有事事都照搬洪武大帝的作风。他封赏过的大多数人，还真的都得到了善终—当然死在战场上的除外，那是没办法。自始至终，朱棣也没有像老爸那样（亲自）残害功臣，既体现出了为人君者的大度量，又展示出了极其强烈的自信心。
其实，我们不妨看看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由贵族首脑起兵夺权或篡位的，基本上不会大规模屠杀功臣；而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变而来的统治者，往往要大开杀戒。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其中两个杰出代表，朱元璋做得更加露骨和无底线。
如此看来，贫农朱元璋家的老四，此时已经有一些贵族意识了。文官仅有茹常和王佐分别被封为平江伯和忠诚伯，其实俩哥们一点都不忠诚，都背叛了前老板朱允炆，并且在向新主子朱棣劝进时表现积极，在很多有骨气的文人眼中，他们就是小人的代名词啊！
朱棣封赏的，并不只是那些冲锋在前的军官和士兵。在北京、保定等地，曾经帮助燕军守城的普通市民，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奖励。在保定征发的运送砖石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赏钱一百、绢一匹、棉三两，这些人激动得语无伦次。朱棣过长江时，为他开船的船夫周小二，从一介草民提升为巡检，得到了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这不算完，还免征徭三年。一个时辰所收获的回报，超过了普通人一生的努力。
对于帮过自己的人，朱棣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而且不管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皇帝的善举会通过口口相传的模式，让千家万户知道和感动（可见朱棣的营销功夫实在是了得）。但对那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朱棣处理起来也不含糊。三、立威与立暴，原本一墙之隔
朱棣占领了南京，登上了皇位，但等待他处理的问题依然非常多，甚至更加凶险。
1402年是壬午年，而在这一年，朱棣对参与反抗自己又拒不归降的一些文臣武将进行了屠杀，造成了数千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惨痛的事件，被后世称为“壬午之难”。“壬午之难”，被当成是朱棣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也是把他归结于一代暴君的典型案例。但事实真这么简单吗？
朱棣“靖难”的理由，就是铲除齐泰、黄子澄等所谓的奸臣，要他是放过了这些人，一个都不杀，岂不是让“靖难”战争失去了他口中的合法性，让天下人无法认同？在诛杀反对派这一点上，朱棣与朱元璋确实有相同的一面，血液中还是充斥着其父的残暴基因，而且，朱棣似乎还有轻微的多重人格障碍（让削藩给害的，还装过疯）。
所以，齐泰、黄子澄一定要杀，还要让他们死得很惨。在这时候，朱棣确实表现得不够大度，但是，这也只限于他最痛恨的几个人而已。
谁让你们怂恿朱允炆削藩，把五个藩王搞得生不如死？谁让你们破坏先帝留下的规矩，把好好的国家搞得杀机四伏？谁让你们一步步把我逼上绝路，不起兵造反，还不得被你们活活整死？杀掉少数几个，是为了保住更多的人，是敲山震虎，让建文旧臣尽快认清形势，不做无畏的挣扎和牺牲。
齐泰，这个建文团队里相对智商不那么低的一个，因为鬼点子特别有效，手段特别强硬，思想特别顽固，理所当然地被朱棣列入了非杀不可的大名单，而且高居第一位。老齐为了躲避追捕，把自己的坐骑—一匹白马用墨汁染成黑色。拼命逃跑。但人算不如天算，马饿了要吃草，累了也要出汗，由于汗流得太多，差不多相当于洗了个澡，把身上的墨汁全给洗掉了！可怜的齐泰就这样被人认出并当场抓获。不久之后，老齐就被作为战利品送到南京，送到了他的仇人朱棣面前。
朱棣对齐泰非常痛恨，知道这家伙心眼儿多，麻烦更多，也就不想走公开审判的形式了，直接让手下拉出去凌迟，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地削下来。一直削了三千多刀，血流尽了才死，场面十分恐怖。让人佩服的是，在整个行刑的过程中，齐泰始终表现得特别坚定，始终骂不绝口，而齐泰的亲属，当然都被满门抄斩了。
齐泰算是一条好汉，错就错在，自己跟了一个无能的老板。从其一贯表现来看，黄子澄根本不能算是朱棣的敌人，甚至可以说是四皇子的大恩人，最可靠的战略伙伴。齐泰要把朱棣三子扣为人质，他说要放走以免燕王疑心；齐泰要先削燕藩，他要先枝后干；他要起用李景隆为将，齐泰坚决反对……可以说，黄子澄为朱棣的“靖难”成功，是立下很大功劳的！他的突出贡献，是别人无法代替，也不可能代替的。
朱棣怎么对待他的“恩公”呢？当然不是封官重赏这么简单，还要感谢他十八代祖宗。当黄子澄在嘉兴被捕，扭送到朱棣面前时，这个书呆子智商不高，但还是挺有骨气，一口一个“殿下”，可把朱棣气坏了。黄子澄还预言：“殿下向来悖谬，不足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黄子澄总算说对了一次，但朱棣显然不想让他多说了，并将其一家老小六十五人和宗族姻亲三百八十人全带过来，要他交代罪行，他于是就写下了：“本为先帝文臣，不职谏削藩权不早，以成此凶残，后嗣慎不足法！”朱棣大怒，于是命人先砍去黄子澄的双手，再砍了他的双脚，随后又一刀刀地将其磔杀。这还不算完，又将其直系亲属满门抄斩，姻亲发配到边疆服苦役。在济南城下羞辱了朱棣的铁铉，于淮南被燕军俘虏，这年十月被押送到了南京。朱棣亲自审问这个给自己带来了诸多麻烦的人，铁铉居然背对朱棣坐在地下，很不配合，并且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耳鼻，随后碎其身体，磔杀于闹市，让南京市民领略一下跟皇帝作对的下场。为了进一步警示后人，朱棣把铁铉八十岁的双亲发配海南，并把其妻女充为官妓。
礼部尚书陈迪在奸臣榜上高居第三，居然还排在方孝孺前面，当然是一定要杀的。朱棣把他和几个儿子同时处斩。临刑前，朱棣知道陈迪关在监狱里吃不到好的，想给这个老干部改善一下生活，于是很贴心地让士兵割下他几个儿子的耳鼻，煮熟了让这位老人家吃，还关切地问他味道如何，陈迪已经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肉了，也就很配合地称赞说：“忠臣孝子的肉，鲜美无比！”接着就“恩将仇报”地痛骂朱棣，朱棣无奈之下，只好把杀头改为凌迟。朱棣一向对女性宽大为怀，根本不想杀陈迪夫人，可她却竟然自尽了。
用非常规手段终结一个旧体制、建立一个新政权之后，对前朝的“不法分子”进行清洗，已经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惯例。《二十一史》《资治通鉴》中，记录了大量惨案。相比前人，朱棣也不能免俗，而且也有情绪宣泄的味道，就这一点来说，史官再怎么洗也洗不白。
当然，对于方孝孺这样的文坛领袖，朱棣是不想杀的。让老方活着比让他死对未来的统治更有利，而且，道衍已经跪下求过自己。但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这个样子滴：当朱棣决定要正式即位时，需要找人写诏书。他一嫌自己手下那几个枪手文采不够，二希望方孝孺这样的文坛领袖来执笔，以显示新君的皇恩浩荡，人尽其才。
但是，当亲兵把方孝孺请到龙江大帐时，不解风情的老方一点儿都不配合。他一进来就号啕大哭，显然是想破坏登基的喜庆气氛。更要命的是，老方见了朱棣，居然也不招呼，更不行礼，就当这个准皇帝是透明人。朱棣居然从座位上很有风度地站起来，还试图安慰极度悲痛的方老师：“先生不要太难过了，本王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国家。”方孝孺可不给他面子：“成王在哪里？”“成王不是死了嘛，过两天我就要以皇帝之礼厚葬。”（这叫杀人灭迹。）“何不立成王之子？”“这个国家需要长君。”（就是我啊！）“何不立成王之弟？”“这是我们的家事。”（你管得也太多了吧，一个五品官，这个口气和我说话！）
于是朱棣传令，把纸笔准备好放在姓方的跟前，写了，你就能活下来，不写，就让你从人世间消失！
方孝孺倒是听话，还真提起笔写开了，写得很慢很认真，朱棣也小有感动了，他甚至决定，原谅这个不近人情的书呆子。
老方扔掉了手中的笔，做了一个写完的Pose，士兵把纸张拿给准皇帝，朱棣微笑地接在手中，轻松愉快地看了起来。不过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如石蕊试纸一般改变着颜色，突然，朱棣猛地站了起来，飞起一脚，把桌子踢翻，笔墨纸砚撒了一地。可惜旁边没有女人，不然又是阵阵刺耳的尖叫声。
原来，这哪是继位诏书啊，倒更像是恶毒的人身攻击大字报。直接把当朝皇帝朱棣不加掩饰地狠狠咒骂了一通，说他大逆不道，是乱臣贼子，天人共愤，注定要遗臭万年，不一而足。朱棣虽说文化水平不高，这些字还是能认全的，意思也是能看得明白的。
这不太欺负人了吗？“方孝孺，你顶撞我，不怕灭九族吗？”
羞辱朱棣的目标已经达到，方孝孺知道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死了，不过这时，据说他情绪失控，说出了一句令别人非常惊讶、让自己非常后悔并给子孙后代带来了惨重代价的话：“诛我十族，又奈我何！”
结果，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朱棣除了处决老方传统意义的九族之外，方孝孺的弟子友人也被杀了个精光，共有八百七十三人被处死。
朱棣从来不受别人摆布，但这一次，他罕见地听从了方老师的建议。至于方孝孺本人，最终难逃凌迟于闹市的结局，时为六月二十五日。方先生慷慨赴死，并写下绝笔词：“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此时不惜下跪行礼、请求朱棣放过他的道衍先生，把自己也搞得好不尴尬。其实，朱棣与朱允炆都是朱元璋的直系亲属，谁来做皇帝，可以说是他们的家务事，真的有必要以死相拼，甚至连累八百多个亲人吗？方孝孺坚持的所谓大义，却让八百多条无辜的生命做了陪葬。方孝孺的品格让人尊敬，但智商却并不值得欣赏。他的忠心能够感动天地，但似乎又显得相当死板。他的死对历史进步有多大价值呢？为什么连累那么多人为他陪葬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成本太高了。
方孝孺死了，曾与他相约自杀的景清并没有死，反而担任了永乐朝的御史大夫，让知情者不禁感慨其人品。
不过就在建文四年八月的一天，景清上朝时，突然神色紧张，表现异常，老江湖朱棣一看不对劲儿，就让卫兵搜身，果然搜出了一把雪亮的匕首。看来堂堂皇宫的安检措施，连今天北京的地铁站都比不了。
朱棣走下台阶，来到未能得逞的景清面前，微微一笑：“我平日对你不薄，你何必如此呢？”“我要为故主报仇！朱棣你大逆不道，一定会遭到报应的！”景清咬牙切齿，狠狠地盯着昔日的老朋友，今天的皇帝。
朱棣火了，下令打掉景清的牙齿，想让他老实一下，但景清在龇牙咧嘴之余，居然还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虽说危害不大，但性质相当恶劣，连以脾气好闻名的朱棣都无法忍受了：“来人，把这个逆臣拖出去，剥皮实草！”原来，景清用尽浑身的力量，将口中被敲掉的牙和鲜血一起，猛地吐向朱棣，好好的龙袍被搞了个乱七八糟，洗都没法儿洗，在场的文武官员都惊呆了。晚上，朱棣突然从梦中惊醒，发出了一声惨叫，把守在不远处的卫士可吓坏了。原来，皇上居然梦到了景清提着宝剑追杀自己，砍得龙袍上到处是血。朱棣醒来，大受刺激。下令将景清灭三族（比方孝孺强一点），这还不算完，他又让人下去调查，凡是景清的朋友，一律顺藤摸瓜给揪出来。把与景清相关的乡亲与邻居全部处死，致使整个村子变为废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瓜蔓抄”。朱棣并不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在战场上，他从来不杀俘虏，甚至将不愿意投降的俘虏放回，让他们重新加入官军，重新投入北伐，重新举着兵器和自己作对。对于逆臣榜上的大多数人，朱棣事实上都宽恕了，很多人不但能继续当官，还能不断升官。
但方孝孺“诛十族”和“瓜蔓抄”事件，却让朱棣的形象大大受损，并受到后世文人猛烈的攻击。
朱棣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算特别残暴。比起他的父亲朱元璋，以及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他已经显得比较收敛了。朱元璋上台之后大杀功臣，连收藏了好几块免死金牌的李善长都被满门抄斩；而朱棣身边的文官武将，没有一个在他登基之后遭到清算。
但是，这不等于说，所有人以后都平安无事了。粗通历史的朱棣明白，身为一国之君，很多想做的事情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马。四、论借刀杀人，我只服朱棣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智慧博大精深，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也让很大一部分国人搞不清路数。《三十六计》中的许多招数，恐怕是欧洲君主们想几辈子也想不出来的。而“借刀杀人”无疑是经典中的经典，原因在于，这一招使用了上千年还一直有效。
秦始皇要灭赵国，借赵王迁之手除掉了克星李牧；周瑜想打赢赤壁之战，靠曹操之手处决了熟悉水战的蔡瑁和张允；金兀术想灭南宋，凭高宗和秦桧的助攻干掉了最忌惮的岳飞；当然还有朱棣的后代崇祯，错杀了大将袁崇焕，也是中了皇太极的借刀杀人之计。
不过，说起借刀杀人，我只服朱棣。永乐元年十月的一个早上，天寒地冻，南京城中的文武高官，从各地赶赴东边的紫禁城，和朱棣一起商讨军国大事。可就在这一天，出大事情了。一个侍卫慌慌张张地闯入殿来，“扑通”跪倒：“万岁，大事不好！”什么不好，难道是朱允炆杀回南京来了？这倒不是，只是有大人物死了。宁国公主的丈夫梅殷，被人发现在笪桥下投水自杀。朱棣听说之后，脸上似乎有不悦之色。是啊，刚刚换了皇帝，刚刚改了年号，还有太多事情要办，还有太多任务要扛，你身为驸马不想着为朝廷分忧，为万岁出力，说死就死了，这是对谁有意见呢？
朱棣下令：“人死不能复生，那就厚葬吧。”朱棣退朝之后，正打算休息，宁国公主已经闻讯奔来，在朱棣面前一通哭闹，说丈夫的死没有这么简单，一定有小人暗算，要皇上主持公道，等等。朱棣听得很不耐烦，但总不能跟个女人一般见识吧，何况还是自己的妹妹。于是下令调查此事。
不过，很快有目击证人举报，梅殷不是自己从桥上跳下的，而是被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硬生生给挤下去的！这俩哥们当然被抓进了大理寺监狱。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的供词，却把审理的官员给吓住了。
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一边求饶一边哭喊：“这都是皇上的主意，我们都是奉命行事啊！”（此上命也，奈何杀臣！）
真的是朱棣的主意？有这个必要吗？还是他们恶意诽谤？在那个专制年代，你就算只说一句皇上的脸没洗干净，万岁爷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你，何况这样大逆不道的说辞呢？审案官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大胆狂徒，居然敢污蔑圣上，来人啊！”几个壮汉走上前来，抡起铁锤，照着这俩哥们的嘴上就是一顿乱捶，他们还没来得及满地找牙，就被拖出去处决了。显然，审案官已经得到了最高指示，但这俩人到底真是接受了朱棣的任务，还是因为看出皇上不喜欢梅殷，为了邀功请赏而自作主张，已经永远无法搞清了。但不管怎样，朱棣从此又少了一个眼中钉。
值得一提的是，朱棣下属的做法，与当年朱元璋手下廖永忠收拾小明王韩林儿的招数如出一辙，难怪有人会感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靖难”期间，梅殷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大军南下，以为祖先进香之名，要通过妹夫的防地。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但梅殷却不肯给燕军让道。朱棣写信给他，恳切地说：“现在我起兵铲除皇帝身边的恶人，天命所归，谁也无法阻挡。”但梅殷居然把使者的耳鼻通通割掉，放其回还，还说什么留下这人的口舌，就是为了给朱棣讲讲君臣大义。有这么埋汰人的吗？
不过朱棣还是绕道占领了京城，并且强迫宁国公主写下血书，召梅殷还京。永乐元年，擅长搬弄是非的都御史陈瑛，上书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天子。朱棣当时并没有采取行动，原来，他这是憋着大招呢。还有一个历史疑案，似乎也和朱棣有关。洪武二十六年，即朱棣的大哥朱标刚死、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第二年，大明第一武将蓝玉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不仅满门抄斩，牵连进来黄泉路做伴的人数，更是达到一万五千人之多。这个名单包括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等十三侯，以及吏部尚书詹微、户部侍郎傅友文等高级干部，可以说是阵容强大，班底豪华。
蓝玉案是朱元璋在世时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传统的观点，说是为太孙允炆继位扫清威胁，这个结论显然经不起推敲。
蓝玉是什么人？他是常遇春的内弟，太子朱标正妃常氏的舅舅，朱允炆不是常氏所生，而是吕妃的儿子，但蓝玉和朱标的关系，确实不同一般。
常遇春早在洪武二年就去世了。洪武六年，朱元璋为了显示自己对当年结拜兄弟的关心，不仅把常将军封为开平王（大明第一个封王的异姓，当然活人是不能封的），而且要朱标娶常的长女为正妻。当时朱标已经有了一个妃子，但并未生育，有传言说妃子的问题。果然，婚后第二年，常妃就为朱标生下了长子朱雄英。
因此，蓝玉也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保护外甥的义务。也就是说，蓝玉这个武夫，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太子死后，又成为顽固不化的太孙党。
蓝玉死了，谁最高兴？肯定不是他的甥孙朱允炆。朱棣对蓝玉的军事才华非常佩服，但也不敢和他走得太近，一来蓝玉是太子的人，自己不能有拉拢之嫌，二来也不希望让父皇生疑。但是，燕王回南京述职，与朱元璋单独会谈时，却不失时机地提醒父亲：“在朝廷中有一些被封了公侯的人，纵恣不法，将来恐怕尾大不掉，应当妥为处置……”
朱元璋是何等聪明的人，知道老四指的肯定是刚刚封了凉国公的蓝玉。“凉”这个字让人听着有点怪怪的，据说朱元璋本来想封蓝玉为梁国公，但为了提醒他做事收敛，不要让自己心凉，特意想出了这个主意。但蓝玉这个粗人，体会不到朱元璋的苦心。明朝大学者王世贞曾经认为，蓝玉被控谋反和被处决，燕王要负主要责任。
这个观点也许夸大事实，但并不是空穴来风。坐上了金殿，当上了国君，很多事情，当然不好自己抛头露面，很多目标，当然不必自己亲自铲除，完全可以让手下人去做。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还不得玩儿命地咬人吗？
陈瑛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建文元年，他被聘为北平佥事，原本是应该监视燕王的，结果却被朱棣收买，替自个儿传递情报。事情败露之后，陈瑛被调到广西。朱棣在南京继位之后，立即想到了陈瑛，提拔他做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陈瑛原本就生性残忍，现在得到了朱棣重用，更是将其嗜血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追查建文余党的行动中，陈瑛表现得可比朱棣要积极多了。而且，他知道有些事朱棣不方便做，那还犹豫什么，我当奴才的，就得给皇上分忧！
永乐元年八月，陈瑛弹劾历城侯盛庸诽谤皇上，迫使这位在东昌大败朱棣的将军自杀；第二年，他弹劾曹国公李景隆图谋不轨，妄想起兵；又指责李景隆的弟弟明明知道哥哥有不臣行为，却隐瞒不报，还多置田产，偷养家奴，居心叵测，于是，这哥俩就在监狱里团聚了。随后，陈瑛弹劾长兴侯耿炳文，说他家的衣服、器皿上有龙凤图饰，有谋反的倾向。为了不牵连儿孙，七十岁的老将军主动“畏罪自杀”，却还是没能保住三个孩子的性命。陈瑛还弹劾驸马梅殷畜养亡命之徒，意图造反，朱棣因此将梅殷的亲随调到了辽东。
这些人，都是朱棣相当忌惮，却一时半会儿没有正当理由收拾的。但陈瑛却能将他们置于死地，一定程度上是替主子出了恶气，做了朱棣潜意识里想做但不方便做的事情。
陈瑛的胆子越来越大，步子也越来越大，不光陷害曾经和朱棣有过节的，甚至也咬和朱棣有交情的。他弹劾驸马胡观强占民女，纳娼为妾，并参与李景隆谋反。但朱棣却指示，不必追究胡观的责任。后来，陈瑛竟然还弹劾在“靖难”前向朱棣告密的张信，说此人擅自侵占练湖及江阴官田，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纵观历朝典故，这种酷吏只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把刀，用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要处理了。那么，陈瑛的下场又会是怎样呢？先别急，朱棣还有别的大事要做。五、诺言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战争，暂时要告一段落了；皇位，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京城，已经被自己控制了；年号，已经被自己更改了。
那，朱棣你还担心什么呢？还不抓紧时间享受胜利果实？答案是：我的好侄子。朱允炆，你到底死了没有？你跑到哪里去了？叔叔好想看到你（的尸体）啊。情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伊甸园；皇帝在哪里，哪里就是都城（行在）。只要朱允炆一天不死，追随他的人，反对朱棣的人，坚持正统的人，就会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挑战朱棣的权威。
一天不抓住真正的朱允炆，或者得不到他真正的尸体，这个永乐皇帝，就永远别想有真正的欢乐。
作为一个体贴的好叔叔，大侄子做不完的事情、未了的心愿，当然要替他完成嘛。然后，这口锅也可以让他来背。
朱棣造反得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不得人心的削藩举措。因为这一政策，二十多个藩王人人自危；因为这一政策，很多人一夜之间从王爷变成了囚犯；因为这一政策，新科皇帝树敌太多，失分不少；因为这一政策，燕王朱棣趁机“靖难”，一步登天。
现在，朱棣占领了南京城，坐上了皇帝宝座，放出了关在牢里的周王朱和齐王朱榑。消息传来，朱元璋的后代们无不欢欣鼓舞，心说终于可以有好日子过了，以后还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
还真不是。最得意的当然非老十七朱权莫属，他手里还有朱棣亲笔开出的支票，上面的条件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事成之后，中分天下，裂土而置，均称天子！”朱权当然也不是那种没有眼色的笨蛋，“中分天下”之类的客气话，他从来不愿也不敢当真。担心四哥心情不好，先把自己给中分了。但是，怎么也得重重赏赐，让全天下人知道宁王的贡献有多突出、作用有多明显吧！
想不到的是，朱棣却喜欢大义灭亲，首先就要收拾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人。在朱棣的威逼之下，朱权不得不交出了兵权。他非常诚恳地提出，自己不想回生态环境糟糕的北方吃沙子喝西北风了，想在江南繁华地带挑个好地方，了此残生（其实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充沛之时，风花雪月的生活还能享受很长时间），这要求不过分吧。但是……朱权提出去苏州，朱棣很痛快地发话了—拒绝了他的要求。朱权没办法，又提出去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都是最有文艺气质的浪漫城市。但没想到的是，朱棣还是不批准。
朱权非常失望，都不敢叫哥了：“万岁，您说我能去哪儿？”“贤弟啊，除了这两个地方，全国各地任你挑！”我擦，说一个你否一个，老子还挑个什么劲儿啊：“全凭万岁做主！”“南昌很不错嘛……”朱权心灰意冷，不得不接受组织安排，举家迁到了南昌。南昌原名洪都，与朱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
朱棣和朱权共同的父亲，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正是在南昌郊外的鄱阳湖打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陈友谅之后，才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得以登上皇帝宝座。南昌是一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见证了朱家王朝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南昌地处江南，气候环境是大宁那种半荒漠无法相提并论的；南昌还是江西布政使司所在地，再不济也算个二线城市。
当然和苏杭两城相比，南昌可差得太远了。这一年，朱权还处于花样年华，但政治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他的后半辈子，几乎就只能是被软禁在南昌，混吃等死了。即便终日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也不过是个高级囚徒而已。心高气傲的朱权，对皇上的安排很不服气，但他可没有朱棣的胆量与能力，不敢把四哥做的事情再重演一遍，只有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对于朝廷的不满，朱权当然也不敢讲给孩子们听。但谁都不是傻子，他那忧郁的眼神和无奈的举止，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朱权用不着不加掩饰地告诉他的子孙：“小兔崽子们，都给我记好了啊，是朱棣这个王八蛋毁了我的一生，你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替我报仇……”
一百多年之后，朱权的后代果然向朱棣的后代叫板了，六代宁王朱宸濠想要夺取武宗朱厚照的江山。当然，此人还是没有成功，同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同时，还让一个叫王阳明的读书人，模仿刘伯温在鄱阳湖里火烧战船，把朱宸濠连人带船一起擒获，并一举奠定了自己大明文官中的军神地位。
朱棣大义灭亲，拿“靖难”时的合伙人朱权开刀，不仅一举处置了应付账款，也给诸王敲响了警钟：谁要是有非分之想，下场只会比宁王更加糟糕。
当然，朱棣的眼睛不能总盯在那几十个弟弟身上，政府的班子还是急需搭建的。第二章让读书人看到希望，才能让新政权更有希望一、创设内阁，影响后世五百年
无论推翻一个旧朝廷，还是建设一个新政权，光靠领袖折腾是不行的，得需要手下无数人的鼎力支持。都说二十一世纪最珍贵的是人才，十五世纪又何尝不是呢？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很多老板说要重用人才，不过是嘴上说说，转个身就忘了，而朱棣却落到了实处。
别的不说，对待建文降臣和自己的北平老臣，朱棣并没有采取双重标准，对事不对人，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
朱棣对于选拔人才，很有自己的心得：
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朱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项了不起的制度，深深地打上了朱棣的烙印。
科举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被后来西方文官制度大力借鉴。还有一个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制度，事实上也是中国最先采用和完善的制度。
这就是内阁制度。朱棣二十一岁那年，朱元璋一手策划和导演了胡惟庸案，一气儿屠杀了两万多人，顺便把宰相职位也取消了。老皇帝告诫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真的是杀气腾腾，用心良苦啊！
在以后的十八年中，朱元璋这位曾经的和尚与乞丐，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一担挑，日理万机，披星戴月，忙得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妃子都月经失调了。在身边人的建议下，朱元璋设立了“殿阁大学士”的职位，帮助自己批读诏书，处理政务。办公的地点是三殿和两阁，即文华殿、武英殿、华盖殿，文渊阁、东阁。朱元璋是何等聪明的君主，本身工作热情又高，对别人的戒备心理又重，还特别看不起读书人，如此一来，这些大学士最多是相当于政务秘书，做点儿抄抄写写的工作，大事小事还得由老朱一手包办。
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他当然没有皇爷爷的治国能力，身边必须有一群得力助手。朱允炆既需要人帮忙，又不能违反先皇的规定，只能采取一些变通之法。他颁布圣旨，把各部尚书由从二品提到从一品，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决定权。
朱允炆没有立丞相，但齐泰和黄子澄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类似于以前的二把手，只不过是没有名号，也不拿那份工资罢了。朱允炆把朝政放给了“齐黄”之后，自己则和方孝孺一起研究更重大的决策，比如要不要恢复井田制、如何恢复，等等。（真是悠闲，不想想朱棣都要打到南京了。）
等到朱棣在南京称帝时，朝廷可用之人本来就少，很多老家伙虽说被迫归顺，但依旧心系前朝，对朱棣只是表面上客气，内心充满不满情绪。而朱棣也很清楚稳定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对于归顺的建文朝官员，他并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原来的尚书还是尚书，原来的侍郎还是侍郎。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要维持现状了。
朱棣知道，想要把朝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望这些老家伙肯定不行，必须破格提拔年轻人，打造一支完全服从自己的、年轻有操守的干部队伍。
建文四年七月，朱棣刚占领南京城，皇帝的位子还没坐热。在清洗建文余党、维护京城秩序之时，还不忘颁布一道重要圣旨。而这个决策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以后五百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棣指示说，因为翰林院人员缺乏，要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并且年富力强的学者，充任翰林。当时被荣幸选上的有数十人，而在其中，朱棣又特别挑选了七人，为他们在皇宫内的文渊阁安排了办公室。六部九卿高官的上班地点，都在皇宫以外。除非上朝，这些人平时轻易见不到皇帝，也没有同万岁爷直接联系的通道。但文渊阁就在皇宫里面，位于午门的东南角，属于内务府管理的地盘，因此设在这里的办公场所，就又多了一个名称—内阁。被有幸选中的七人，当然就成了内阁大学士。
当然，朱棣的这个举措，肯定是有历史继承性的，正因为朱元璋搞了殿阁大学士，朱允炆事实上恢复了宰相制，在前两人的基础上，朱棣根据自己的切实需要，采取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
相比老朱时的那些抄写员，如今的这些大学士，可是要参与政务的，甚至要参与到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来，他们的前程，理论上说是非常光明的。
在欣喜之余，这七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开创性的；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始。此后五百余年的时间里，在明清两代，内阁都是朝廷重要的中枢机关，从中走出了许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人物。
历史不会忘记这七人的名字，他们是解缙、黄淮、胡俨、胡广、杨子荣、杨士奇和金幼孜。其中，年龄最大的胡俨不过四十三岁，最小的杨子荣只有三十二岁，借用一下当代的通俗说法，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60后”和“70后”。（朱棣本人就是“60后”。）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朱棣在位二十二年里，只选用了这么七个大学士。胡俨在永乐三年调任国子监祭酒，其他人都在内阁做了多年，除了解缙和黄淮之外，其他四人甚至一直做到了去世。
杨子荣、杨士奇与后来进入内阁的杨溥一道，更是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杨内阁”，在朱棣死后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早期，他们一直得到皇帝的极大尊重，事实上掌握了国家核心权力，为大明中后期出现的政治大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三杨”，就不可能出现张居正这样的人物。
什么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朱棣给那些只会嘴上喊口号讲段子，转过身使劲儿安插自己大侄子或小舅子的同行，好好地上了一课。
必须指出的是，七人之中，没有一个是朱棣从北平带过来的亲信，事实上，他们都在朱允炆那里领过工资，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对主子不忠的变节行为。常言说，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今天能背叛建文，难道明天就不会出卖永乐吗？
可朱棣似乎并不担心。七人之中，杨子荣是福建建安人，黄淮是浙江永嘉人，其他五人全部来自江西。大明的首届内阁，可以把江西话当成工作语言了。其中杨士奇是泰和人，金幼孜是新干人，剩下的三人，则又是真正的同乡。
他们都来自吉安府吉水县，这是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爱国诗人文天祥的故乡，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的一方热土。“朝中半江西，翰林多吉水”，一点儿也不夸张。
而这七人之中，自然也需要一个领袖人物，这个位置要别人心服，自己必须有过硬的才学、超高的人气。幸运的是，这个大明历史上第一个首辅，还真称得上才华横溢。
此人是谁啊？二、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明朝初年，刘基与宋濂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他们之后，方孝孺也有过短暂的辉煌，可当老方因自己的倔强走上不归路时，另一个人及时填补了这个空白。
他就是解缙。毛泽东主席最喜欢引用的一个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作者正是解缙。也正是这个对子，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可见这个解首辅虽说才气过人，身上倒有几分三国名士杨修的影子。
解缙出生于洪武二年（1369），字大绅。缙绅就是官员的雅称，可见解缙的父母给孩子起名时就抱着很大的期望。万般皆下品，唯有科举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当上大官。这就是他们为孩子设计的人生路线。
而解缙也没有让父母失望，坚定不移地把备战科举作为年轻时代的唯一追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仅二十岁的解缙，就凭借极为优异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面前，似乎铺好了一条金光大道，只等着他吹着口哨走过去，拥抱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
不过，当时的大明王朝，可以说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朱元璋自从马皇后去世之后，既失去了精神寄托，又没有了倾诉对象，于是就似乎喜欢上了杀人游戏—可不是用扑克牌玩，是真的杀人。即使贵为开国元勋、国之栋梁，朱元璋早上叫你爱卿辛苦，下午就能叫你人头落地。洪武朝的大臣，个个顺从得令人发指，生怕因为一份奏章、一句实话，甚至一个眼神，就永远看不到第二天的日出。他们没事就祷告，盼着朱元璋早点儿住到孝陵里去、太子朱标早日上台，让自己也能过上几天舒坦日子。
但刚刚进入官场的解缙，肯定是书读得太多，把脑子读得不好使了，居然一本正经地向朱元璋上了一篇《太平十策》，将自己书呆子的个性和纸上谈兵的命门暴露得一清二楚。这事让同行们知道了，大家都打心眼儿里高兴：自己仕途上少了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京城棺材店又能多一份订单了。
可惜，这帮人高兴得太早，朱元璋收到上书之后，不但没有杀解缙，还将他好好地夸奖了一通，鼓励朝中大臣向这个年轻人学习。
朱元璋甚至还破格接见了这个不怕死的小吏，并亲切地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此，年纪轻轻的解缙声名鹊起。有了皇帝的撑腰，做起事情来更是没有禁忌，甚至在朱元璋诛杀开国第一重臣李善长之时，他也自作聪明地为这位老丞相辩护。
洪武二十四年（1391），解缙的好日子结束了，朱元璋罢了他的官，据说还丢给了他一句话：“十年之后再起用你。”
解缙虽说有几分迂腐，但也不是真傻，不会真等十年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一死，他立即返回京城，四处活动。建文四年（1402），解缙担任了翰林待诏。当朱棣的铁骑踏平南京之后，解缙与许多在京的文官做出了同样明智的选择—归顺。
解缙的才学修为，当世无人能比，而他的思路敏捷，反应灵活，和当年的曹植、杨修相比，也一点儿不逊色。
传颂最广的一个段子，是一次朱棣宴请众文臣，席间大家喝得正High，皇上存心找茬儿，莫名其妙地就突然发难，说自己后宫突然有喜（这是胡说，他早就没生育能力了），让群臣赋诗。在座诸位大眼瞪小眼，谦让一番之后，这活儿就推给了解缙。
解缙才不怕他呢，张嘴就来：“君王昨夜降金龙。”
皇帝的孩子，当然是龙的传人了，但朱棣诚心要刁难这位才子：“我生的可是个公主。”
解缙眉头一皱，马上就想出下句了：“化作嫦娥下九重。”过渡得很自然嘛，一个“化”字，简直有画龙点睛之妙。
朱棣可不甘心让解缙占了上风，继续瞎编，反正自己生不出来了：“哎，可惜啊，刚刚出生，小公主就夭折了。”
在大家的一片叹息声中，朱棣作痛苦状看着解缙，实际上是想让他吟得痛苦，你小子说得不好冒犯了公主，我还能给你安个罪名。
哪里想到，解缙继续口吐莲花：“料是人间留不住。”
朱棣继续乱编：“我已经下令，将尸体扔到后花园的池塘里去了。”晕，哪有这么对待亲生女儿的。为了难住解缙，也不能这么损自己吧，好歹是一国皇帝。
满朝的高官面面相觑，唯有朱棣乐呵呵地坐在桌前，捧着一杯酒慢慢欣赏，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你姓解的恐怕是无解了吧。
谁知道，不一会儿朱棣的脸色就不那么洒脱了，曹植还需要七步成诗，解缙根本就不用思考，脱口而出：“翻身跳入水晶宫。”这时候的朱棣，肯定恨得牙痒痒的，但也抓不住什么把柄，人家避讳工作做得很到位，丝毫没有犯戒。解缙的提升如同坐直升飞机一般迅速，永乐二年（1404），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也就是大明内阁的首任首辅。朱棣对解缙的满腹经纶非常欣赏，对他忠于职守的认真劲头更是无比佩服。这位皇帝曾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不过，所谓他人即地狱，皇上的如此表态，如果传到别的大臣耳朵里，得到的恐怕多半不会是什么心悦诚服，而是心怀不满。而进入内阁的其他几个人，也都有相当辉煌的履历。特别是杨子荣和杨士奇。
杨子荣虽说年轻，却有着不俗的表现，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准备登基的那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险拦住了这位四皇子的坐骑，提醒朱棣应该先祭拜孝陵，给朱元璋打个招呼。在整个过程中，杨子荣表现得非常沉稳，不亢不卑，既没有刻意做戏突显自己，也不会令对方难堪下不来台，让朱棣印象深刻。从此，这个年轻人也踏上了升官的快车道。
就算让杨子荣穿越到五百年后智取威虎山，相信他也能很漂亮地完成任务。洪武四年（1371），杨子荣出生于建安一个小吏家庭。他从小学习刻苦，在科举路上却多次栽了跟头。直到建文二年（1400）才考中进士，这时的他，已经是三十岁的大龄青年了。没想到皇宫外的一幕，让朱棣印象深刻，再加上别人的推荐，皇上把三十二岁的杨子荣召入首任内阁，并为他赐名杨荣。这位新晋大学士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七人中年龄最小的。
年轻就是优势，年龄就是资本，他有理由开心。而朱棣因为杨荣的特殊才华，越发对他刮目相看。
杨荣入阁不久，一天夜里，朱棣突然收到加急探报，说蒙古军队突然入侵宁夏，他火速赶到内阁，想召集七位大学士商议。可除了值班的杨荣，其他人都联系不上。（没有电话和手机的年月办事太不方便。）朱棣向杨荣出示了公文，想听听他的高见。谁知道小杨一张嘴，就差点儿把皇上惹毛了。
杨荣说：“没事的，皇上您回去睡觉吧。”朱棣看着小杨轻松的表情，心想，这孙子难道是在笑话我的紧张情绪吗？于是立即要求他解释原因，而杨荣当然是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朱棣真的回去睡觉了，不过还没睡到天明，又被加急探报吵醒，朱棣一听汇报，乐了。
宁夏之围已解。朱棣长叹一声：“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
那一晚，杨荣到底讲了些什么？杨荣说：“陛下，宁夏那地方我熟悉。城防坚固，士兵都是骁勇善战的好手，根本不害怕蒙古人。这份奏报的日期，离现在已经有十来天，现在宁夏之围已经解除了。”
杨荣的判断力，令朱棣印象深刻，此后，这位皇帝的五次北征，都要把杨荣带在身边，随时让他出谋划策。
比解缙大五岁的杨士奇，其经历更加传奇。他出生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正是元末天下大乱之时，父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他四处逃难，两岁的时候，父亲杨美就去世了。
转眼到了新社会，洪武四年，母亲嫁给了罗性，这是一位很有才华，也很严厉的名士。按当地的规矩，杨士奇从此改姓罗。
但两年后的一天，罗性突然把杨士奇叫了过去，要求他恢复杨姓，可把小士奇吓坏了。
他回想起这些天自己做过的事情，越想越害怕，继父这是要把自己从家里赶出吗？
原来不久之前，罗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祖典礼，各项礼仪极为严肃和庄重。小小的士奇看在眼里，不由得想起了死去的父亲。
可罗家祠堂怎么可能有他爹的灵位，于是，这个八岁的小孩子，就用捡来的土块儿做成牌位，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毕恭毕敬地下跪磕头，祭拜自己的生父。
小士奇非常专注，根本没注意到就在不远处，一双眼睛正盯着他。这个人正是罗性，小士奇的举动，不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更让他感到非常郁闷—自己的几个儿子，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与志气。罗性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于是主动提出要他恢复杨姓，当然也不会把他赶出家门，而是用心培养，让他博览群书。杨士奇的面前，似乎筑起了一条金光大道，科举殿堂的大门，正等着他去敲开。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机会参加乡试，甚至连个秀才也没当成。这又是为什么呢？就在杨士奇恢复本姓的第二年，罗性不知道卷入了什么政治斗争，就被降职贬官，发配到了遥远的地方，从此没有能力照顾这对母子。但小士奇却一直没有丢下书本，小小年纪的他，似乎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成年之后的杨士奇，先后担任过私塾师和县衙训导，但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场，他显得很不得志。难道，继父的预测要落空了吗？不过，正所谓天道酬勤，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建文元年，因为要编纂《太祖实录》，需要从民间选拔人才。杨士奇以扎实的学养，居然被破格录取，进入了翰林院工作。在编校工作中，他因为表现出色，居然得到了总撰官方孝孺的欣赏，被提拔为副总裁。但杨士奇不久之后的选择，却是老方万万没想到的。
朱棣占领南京、当上皇帝之后，杨士奇没有像方孝孺等人那么执着（顽固），很快就投降了。皇上没把他当外人，还让他去东宫，教大胖子朱高炽学习。杨士奇以自己的扎实学问和不凡口才，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而他自己，从此也成了一名坚定的太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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