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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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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秘闻（下）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近代史秘闻

名将李宗仁的早年生涯：曾三次大难不死

台儿庄大捷后，主将李宗仁的威名传于四海，无人不识、无人不晓，但要细说起来，李宗仁其实是少年得志，早在抗战前，他已经是名扬海内的国中名将了。

李宗仁，字德邻，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比蒋介石小四岁，比白崇禧大两岁，与胡适同年。德公的家乡，是桂林府的首县，据他自己所说，风景其实比阳朔、桂林都要好（通常都是“阳朔山水甲桂林”的说法嘛），只可惜地非要津，游人罕至，所以名声远不如前两者。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广西人给人的印象是能征善战，如太平军中的“老长毛”，他们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又北伐到天津静海县，差点就拱翻了清廷，那些人可都是极剽悍的角色。不过，德公却不喜欢别人提“长毛”之事，因为他的老家两江圩民风淳朴、文风盛行，正如广西谚语说的：“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科举才是正途出身，造反并非其所长。

据德公自述，其小时实无大志，一日他与二哥去田里拔黄豆，两人谈起今后的职业问题，二哥说希望以后做个米贩子，因为米贩子买了乡民的谷子碾成米可以到集市上卖，谷糠又可以喂猪，因为常年有猪肉吃，所以这个理想很实惠；德公说今后想做个“养鸭的”，因为养鸭人都是在农忙之后赶着鸭子去收割完的田里吃掉下的谷子，赶上几百只鸭子，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届时鸭生蛋，蛋生鸭，前途无量，十分可羡。由此可见，兄弟俩当时考虑的都是温饱问题，什么救国救民，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但话说回来，小时无大志，长大往往成大事；小时蓄大志，长大后往往一事无成，原因无它，挫折感太强的缘故耳。

德公的父亲秀才出身，平日里半耕半读，另外还需授馆为此家庭生计。在十六岁以前，德公也断断续续的接受了十余年的传统教育，直到1907年，德公报考广西陆军小学，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转折。

说到投考陆小，德公其实考了两次，第一次报考时，报名者有一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为一百三四十。发榜后，正榜一百三十名，德公榜上无名，但在备选十名中，名列首位（也就是第一百三十一名），因此录取无虞。去报到的那天，德公预备了一套干净的衣衫和鞋袜，等走到城外数里的地方才换上；入城后，又临时雇了一个挑夫帮忙挑行李，等在伙铺安顿好后才去报到，不料事出意外，校方拒绝了德公的报到，理由是超过了报到时间十分钟。

当时陆小的负责人系留日士官生，执法如山，毫无通融，德公因十分钟之差，失去了这次入学的机会。正当德公垂头丧气的离去之时，校方教官把他叫住并希望他下期再考，因为在这次的体格检查中，德公的体质被列为甲等，这在应考者当中是不多见的。

在此鼓励之下，德公认真读了一年书，之后再次投考。这次的录取名额照旧，但应考者已经达到三千余人，德公倒是被顺利的录为正取，由此进入了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据德公的回忆，那时的“陆小”是很牛的，新校舍、新楼房、大操场，教官们多半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们穿着“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至于总办蔡锷将军，那更是让这班小学员视为“神人”了。

德公在读期间，学科并不优秀，但术科即枪械训练、器械体操、劈刺等成绩拔尖，原因是他的身体非常强壮，锻炼有勤，因而得了个诨名叫“李猛仔”。“李猛仔”在与人劈刺的时候，动作敏捷勇猛，一出手就取攻势，同学中罕有对手。

当时陆小学员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饮食上，一日三餐，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三荤一素，全部公费；服装上，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发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助学金方面，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二年级生每月一两，三年级生一两二钱，成绩优秀者可增发两钱至四钱。对小学员来说，一年下来这可是一笔巨款，因为那时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四、五百文，而桂林的物价极低，一碗叉烧面不过十文钱，一个月可以买到一百五十碗的叉烧面，这比当米贩子、放鸭子可是强多了。

1911年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廷被推翻，德公也结束了他在陆小三年的学习。在广西革命后，省府桂林局势颇为复杂，主要是新军与旧巡防营之间有矛盾，在革命党开胜利庆祝大会时，旧巡防营却意图抢劫藩库和银号，一时间城内大乱，陆军小学也被卷入其中。由于旧军叛乱，自视为新军一边的“陆小”也受到威胁，校内同学在商议后，决定趁夜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以共同行动。当讨论如何前进时，有同学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德公也就当仁不让的站了出来。

在巡防营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后，广西新军组织了一支北伐队，陆军小学也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同前往，可惜的是，这次革命行动名额有限，德公再次误过了报名时间，由此与革命失之交臂。不过，这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要知道，这批学生队在混乱的民国初年，存者几人、又有几人成名，这都是未知之数。“陆小”毕业后，德公转入速成学堂学习两年，之后被选任为将校研究所准尉见习官。当时的将校研究所，名义上是将校之所，但实际上收容的都是一些军中老家伙，且多为绿林出身后被招安的好汉，他们哪里懂什么现代军事学知识，将他们召入将校所“研究研究”，也不过是收收他们的野性。上班后不久，德公便升为少尉排长，月薪三十二元，俨然跻身于桂林的高薪收入群体了。

在将校研究所里，德公有过一次骑“马头”的惊险经历。所谓“马头”，实际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内地军队的后勤部门从蒙古草原上采购成百上千匹马的时候，总归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一般是高大雄壮、体格强健的骏马，这种马力量惊人，力可敌虎，而且天生就具有管理马群的智慧。当时将校研究所就有这样一匹“马头”，除了饲养兵外，无人可以接近它。

德公出于好奇与自信，便想试着骑它一下。饲养兵面有难色，说：“长官，马头是骑不得的！”但德公一再要求，饲养兵也知道他的马术超人一等，于是答应让他一试。当马鞍扎好后，德公先隐蔽在走廊边的大往子后，居高临下，等“马头”过来时，德公纵身上马，骑个正着。正当德公以为这匹烈马要咆哮跳跃之时，“马头”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了数十公尺，之后“突然把头和身子一摆一窜，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

在“马头”的疯狂跳跃之下，德公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但也勒它不住。最后，“马头”猛地一跳，跃上走廊，所幸它前足踏翻了走廊边缘一块石块导致失去重心而倒下。在间不容发之际，德公将右腿提上马背，随同倒下并被摔在一边。而“马头”此时重新跃起并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随后它重新逃回马房里去了。

这次德公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如果不是“马头”摔倒的话，“恐怕一定在门上给撞死了，要是没能及时提腿的话，也可能被马压死或者被甩在墙根上摔死”。后来，那匹“马头”在将校研究所停办移交时不知去向，德公还在回忆录中恨恨的说，“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著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将校研究所停办后，因新军余额有限，德公等一批新军官竟无从安排，当其他同学都在城内等候差遣时，德公干脆于1914年回了老家，务农去了。不过，因为广西当时办了很多新学校，其中最缺的就是军事及体育教员，因而德公很快被人推荐，去两所学校担任了军训及体操教员，一个月收入达到七十二元，反比将校研究所的薪俸更高，这段时期的生活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袁世凯宣布帝制后，蔡锷等在云南高举护国义旗，运动波及广西，德公平静的生活也被打断了。德公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当时在滇军第三师任营长，他邀请德公去他那里任连长，德公考虑再三，觉得自己毕竟是职业军人，因而辞去两个学校的高薪职业，加入护国军讨袁。

巧的是，当德公前往梧州报道之时，正好路过滇军第四师的招待所，而他的陆小同学朱良祺、梁伯山、谢绍安也正在招人，四人相遇，惊喜交加，而朱此时已担任营长，梁为营附，谢为连长，于是三人决意留德公在自己的队伍中，并立即招呼勤务兵将德公的行李搬到了第四师招待所。德公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冼伯平，致以歉意。

不过，连长的申请报上去后没有被批准，只准以中尉排长任用，于是德公便在第四师“炒排骨”了（谐音，排长叫“炒排骨”，连长叫“吃莲子羹”）。后来冼伯平遇到德公，责备他为何爽约，原来他并没有收到那封信。当他听说德公在第四师只做了排长之后，大为不平，后来在营长们的一次聚餐上，为此事与朱良祺争吵了起来，两人差点就拔枪相向。这事在军中传开后，德公也十分尴尬，为了避免朋友们反目，只好主动请辞，不“炒排骨”了。几个月后，德公又在师兄李其昭的举荐下，去他的连队重炒“排骨”（还是排长），当时隶属于护国军第六军林虎所部。由此，德公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军队生涯。

德公在护国战争中一枪未发，帝制魁首袁世凯已经暴毙身亡，不过内战的机会还多得很，既然是军队，就难免有作战的机会。德公参加的首次战役是讨伐广东督军龙济广所部，据德公所叙，首次上战场时，“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我深信我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英名其妙”。这段描述，虽不似“李猛仔”的风格，却真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德公第一战便英勇负伤，在率队冲锋之时，他突觉头壳猛的一震，右腮上立即血如泉涌，满嘴都是碎牙。德公把碎牙吐出，用手一摸，原来子弹是从右颊射入上腭骨，但奇怪的是，左脸并无伤痕，德公在退下来之后，正好上一个军医，他稍作检查后说：“恭喜！恭喜！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原来如此！

不过，这次受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德公的左脸时而发炎，但情况都不是太严重，肿胀几天便会消下去。但在抗战中期，德公有一次左脸肿得厉害，以至于左眼暂时失明，后经检查，原来是这次受伤时，一些微小的碎骨进入上腭，以至于时时发炎，后来经过一美国医生施行手术，方将碎骨取出，此时碎骨已经发黑矣。此后，肿痛也就霍然而愈。

此战后，连长李其昭因临阵退缩而被撤下，改由德公担任连长一职，随后继续参加护法战争并进入湖南作战。在安化县绿田圩战斗中，德公再次死里逃生，他在率领士兵冲锋时，身中四弹，其中一弹射入大腿，另三弹射穿裤子。这一次，德公没有遇到军医，而是遇到一个草药郎中，郎中检查后说：“恭喜恭喜！腿骨未折断，子弹从骨膜左侧穿过，敷药后十天便可行走”。德公开始不信，后来一敷草药，疼痛神奇般的消失了……原来这位也是高人，是附近一带专治跌打损伤的权威。

湖南一战后，因吴佩孚与南军讲和，护法军撤回广东，德公也被提升为营长。1920年8月，正当北方的直皖战争结束不久，南方也爆发了粤桂战争，德公所在的桂系军队被广东粤军击退，在仓皇撤到一个叫莲塘口的地方时，被敌军卡住了脖子，因为这个关隘是四会到肇庆的必经之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时又大雨连绵，几万大军被困在狭窄的泥道上，加上后有追兵，形势十分危急。

德公在观察了阵前形势后主动请缨，带领本营官兵正面冲击隘口，为大军打开通道。但这个进攻是十分冒险的，因为敌军在近两三百米的隘口修筑了工事，可以交叉射击，一旦不能一举拿下，必然遭到全歼的命运。好在“用兵在奇、打仗靠勇”，德公亲率士兵一鼓作气，竟把敌军打退，夺了隘口，为大军解了围。当然，在这次冲锋中，全营官兵伤亡超过三分之一，而德公“英勇善战”之名，也开始闻名两粤。

在撤回广西后，德公升为边防军帮统，但不到一年（1921年6月），粤军陈炯明兵分三路杀入广西，陆荣廷的桂系在此役中大败特败，德公只好率所部千余人跑进玉林一带的六万大山中打起了游击。好在同道者颇多，后来又有桂系的其他部众前来投奔，德公的队伍扩充到两千余人，倒也枪械整齐，初具规模。

又不到一年后（1922年4月），也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正当孙中山大张旗鼓的要进行北伐之时，陈炯明突然在后方异动，粤军撤回广东，广西遂成无政府状态，各路枭雄拔地而起，割据一方，德公也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势力。而在这时，原同为护国军的黄绍竑所部前来合流，两军合并为广西自治军，由此拉开了统一广西的序幕。

黄绍竑所部，原属广西护国军的马济部，而德公为广西护国军的林虎部，林、马二公在粤桂战争中先后去职，余部由德公与黄绍竑整理发展，这一次会合，倒组成了“新桂系”（陆荣廷势力为“老桂系”）的三驾马车，即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当时为黄绍竑的参谋长）。在三人合力下，其所部军队先后扫荡了原陆荣廷的老桂系势力及新军阀沈鸿英，并击退了滇系军阀唐继尧对广西的觊觎，最后于1925年统一广西。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年青人，原来都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前后期同学，其三人的精诚合作，不仅开创了广西的新局面，而且维持了桂系力量达二十余年，这种团结与稳定，在民国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他们当时也不过三十出头。德公当年在蔡锷将军面前自愧弗如，其实他开创的事业并不亚于蔡将军呢。

蒋介石先生小传

蒋介石（1887一1975）浙江奉化人，官名中正，字介石，少时名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国民党特级上将。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校。1907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护军都督陈其美；任团长。曾受命刺杀光复会领袖构成章。1919年后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1923年到广州，任广东军政府文本营参谋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得到孙中山信任。同年奉派赴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在1926年先后制造了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其个人的独裁统治体制。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并在各地“清党”，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以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多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军阀混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十年内战，开始丁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面抗战，一面与日谋和。1938年武汉失守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38年3月任国民党总裁。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1945年8月，蒋介石伪装和谈，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否定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的五项协议，但是，不久均被蒋介石撕毁。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全国性的内战爆发。

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的军事力量逐渐丧失了战略优势，1947年6月以后，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彻底被打垮。其间，即1948年4月，根据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蒋介石当先为国民政府总统。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文告。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了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揭穿了蒋介石和谈阴谋。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回奉化进行幕后指挥。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奋勇前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百万大军强渡长江。2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召集军事会议，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蒋家王朝彻底覆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12月10日，蒋介石于成都率国民政府残余机构逃往台湾。

在台湾期间，蒋介石一直担任国民党，总裁连任几届政府总统，并统帅军队。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于台北，终年88岁。

回忆侦讯日本战犯始末：周总理当面交付任务

李甫山，1911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延长县，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他曾任陕甘宁边区庆怀特委常委，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安市委委员，甘肃省委委员，省检察署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署（简称“高检”）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高检”）侦查审讯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东北工作团主任、沈阳审判日本战犯首席检察员等职。1983年12月离休。2001年6月28日，在太原逝世。

周恩来当面交付任务

1953年，中央组织部安排我到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就任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是罗荣桓，当时罗荣桓还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所以，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日常工作由第一副检察长主持。起先是由副检察长李六如主持，李六如病休后，由副检察长高克林主持。

1953年11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考虑拟处理在押的日本战犯。周总理召见高检和公安部负责人，责成高检负责搞这项工作，公安部支援人力。当时，我随高克林副检察长去政务院面见周总理，总理说：日本战败投降已有八年了。八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是我国的近邻，自战败投降后一直处于美国的管制下，到现在中日尚无邦交，两国一衣带水，建立往来是不可少的。最近，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通过各种渠道探询侵华日军人员的下落。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提出了访问的要求。议员是上层人士，我们关押的战犯在日本国内与这些议员、上层人士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我国对在押的日本战犯没有公布，外界还不知道。中央决定尽快对在押战犯进行侦讯。战犯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样才能起诉、审判或从宽释放。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检察机关，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就交付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搞吧。周总理还针对检察署当时的情况，指出：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考虑到检察机关刚建立，人员可能不足，公安部请给以协助支援。

领受周总理交付的任务后，高克林副检察长主持召开了高检党组会议。会议研究，决定组建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开展此项工作。这项工作由谭政文副检察长分管，由我具体考虑并组织实施。

高检党组会议之后，我便着手开始了侦讯日本战犯的准备工作。

制订侦讯计划

当时，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共有1109名。其中969名是苏联政府于1950年七八月间移交给中国的。苏联政府在移交日本战犯的同时，还移交了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以及总理大臣等60多名伪满汉奸。这些战犯和汉奸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还有140名日本战犯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这些战犯是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阎锡山网罗的投降日军，他们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解放战争中被我人民解放军捕获。在这共计1109名日本战犯中，从日本投降到1954年间死亡47名，1956年最后处理时为1062名。

对于这些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最高人民检察署于我国接收之初，便部署了调查侦讯工作。1952年，高检派马世光、赵维之等七名检察员，先后到沈阳等地作过一些调查。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调查工作便停了下来。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对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进行侦讯，准备起诉审判。

在侦讯的准备工作中，我仔细查阅了日本战犯和汉奸的简单资料及近期的管教情况后，就开展工作所需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工作步骤、实施计划等作出了全面的详细计划，上报高检党组。党组审定计划后，我便随谭政文副检察长到政务院向周总理汇报制订的计划。周总理听了汇报后说：计划还得当，但关于经费的预算，你们再考虑一下。是否组织战犯和汉奸出狱到一些地方去参观，以接受社会现实的教育。这样的话，预算恐怕就不够了。周总理还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这些战犯的罪行比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要轻一些。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但要一一把他们所犯的罪行搞清楚。侦讯结束后，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周总理还指出：这些战犯在日本社会有不少的联系和影响。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而他们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的也是家破人亡。在侦讯工作中，通过耐心地争取教育，他们也可能会改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与争取和平的朋友。

领会周总理的指示后，我在侦讯工作预算中增加了组织战犯与汉奸出狱参观、接受社会现实教育所需的经费。后经周总理批准于1954年2月起，由公安、检察及民政系统联合组织实施。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为了将周总理的指示及中央关于“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政策精神，贯彻到每位侦讯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高检在侦讯开始之前组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班。

成立东北工作团，制订侦讯工作的策略、方法和步骤

在研究侦讯工作时，大家多次提到了高检党组决定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开展侦讯工作这一问题，但在机构设置的名称上，大家看法不一致。如何既能保密，又有利于工作，大家谈来谈去都觉得不妥。这时，做会议记录的学员吴建璞提出：叫“东北工作团”如何？因为工作团是一种通称，以“工作团”的形式，不引人注意，利于对外保密。当时东北是大行政区，被冠以“东北”二字，以示在东北地区工作。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并上报高检党组。

高检党组认为，我国关押日本战犯与汉奸的人员情况及关押地点等都属机密。侦讯工作集中了200多人，再加上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共400多人，人员多，保密性就差。而侦讯工作不仅仅是在管理所内进行，需要与全国许多地方、单位和个人进行联系，了解情况，调查取证。若不成立一个专门机构，都由高检出面转信函，困难太大。而以“东北工作团”对外称谓，有利于“保密工作广泛进行”的需要。高检党组同意并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简称“东北工作团”或“工作团”。“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是侦讯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的一个专门组织机构。“工作团”在高检党组的领导下，实行委员会负责制。工作团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两名及委员若干名。

1954年3月7日，工作团一行200余人全体移驻抚顺。200余名工作团侦讯人员与抚顺战犯管理所200余名管教工作人员会合后（抚顺战犯管理所归工作团统一领导），开始了侦讯、管教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的工作。

在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中，每个人都犯有战争罪，但个人所犯的罪行类别杂乱。有在军事上搞烧杀掳掠的；有在经济上搞资源掠夺的；有在警特中从事细菌化学残害中国人民的；有操纵伪满政权镇压屠杀东北人民的。在职务级别上，有佐（校）级以上军官和伪“满洲国”荐任职以上官吏138名；有尉级以下军官和士兵以及伪“满洲国”委任职以下官吏799名。另有在日本投降后又参加蒋介石、阎锡山集团的日军将官7名，佐（校）官96名，尉官以下22名。

根据以上情况，工作团多次召开委员会议，认真讨论分析日本战犯的现状，针对性地议定了对策和开展工作的方针、步骤。针对在押战犯人数多、类型杂、罪行不同、职务级别不同的特点，工作团决定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即兵对卒，将对帅，互有侧重，各个击破。并决定采取两种不同方法对待和解决。即：对于军队尉级以下的官兵和行政委任职以下的官员，由于他们的罪行较轻，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法，启发和引导他们自觉认罪悔罪；对于军队佐（校）级以上军官和伪“满洲国”推荐任职以上的官吏，由于他们的罪行比较严重，则进行重点侦讯。其中级别高、罪行大的个别重点对象，由工作团委员们分工对应负责，亲自侦讯。

会议还决定，利用战犯中上下级之间存在的矛盾心理，施行政策攻心，分化瓦解，在全体战犯中开展认罪检举运动。

侦讯工作的策略、方法和步骤议定之后，我返京向高检党组作了汇报。党组认为可行。遵照周总理指示，有关侦讯的业务问题，可以直接请示彭真同志。于是，我请谭政文副检察长与我一同去政务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汇报请示。彭真听了工作团的侦讯实施方案后，对在战犯中开展“认罪检举运动”很赞成。他指出：“应向其申明‘抗拒从严，认罪从宽’，对于敢于揭发检举的给予鼓励，促其交代犯罪线索，然后沿着线索进行查询，并进一步搜集证据定罪。”

遵照彭真的指示，工作团决定：以认罪检举为切入点，用认罪从宽打开突破口，把认罪检举运动与审讯重点对象结合起来，开展侦讯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的工作。

开展认罪检举运动

1954年3月17日，工作团召开“认罪检举动员大会”，正式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帷幕。这一天，所有在押的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以及我们的侦讯人员、管教人员都参加了大会。会上，我代表工作团作了长时间的动员讲话。我向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宣布了开展认罪检举运动的要求，以及“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并针对战犯的思想动态和思想认识，揭露和批判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倒行逆施的下场。

动员讲话结束后，会场上立刻响起了“认罪从宽”的口号。讲话的余音，震天的口号，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

会后的几天，工作团组织战犯和汉奸分组讨论动员报告。讨论中，战犯与汉奸们在认识上产生了很大分歧。有的悔悟，有的动摇，有的仍坚持顽固立场。工作团即按原定方案，把认罪检举与对重点对象的审讯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侦讯人员分别对原拟定的100多名重点对象进行有选择的提审，一方面安排管教人员加强对在押罪犯的监管与谈话，同时开展“认罪从宽”的思想教育。

在检举运动中，“认罪从宽”的口号给予了战犯与汉奸们争取从宽处理的一线希望。“认罪从宽”使战犯与汉奸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尤其是将佐级战犯和溥仪等伪满君臣，更是寝食不安，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深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难逃惩罚，不认罪又怕受到从严处理。中上级战犯与汉奸们，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本想交代自己的罪行，但怕因此而获罪；本想检举自己的上司，又怕遭到报复；坦白、检举得晚了，又恐怕得不到“认罪从宽”的处理。而中下级战犯与汉奸们，似乎觉得处理有望了，纷纷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检举其上司的罪行。

在这段时间，最使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们头痛的是，不知道别人究竟检举了自己哪些罪行或哪方面的问题。

根据战犯们交代、检举的线索和提审战犯的口供以及讯查获取的情况，工作团分别派人内查外调核实罪证。随着侦讯工作的步步深入和日本战犯及伪满汉奸思想斗争的复杂激烈，管教人员也加大了监管与谈话的力度。工作团规定，看守人员与管教人员在交接班时，必须面对面地介绍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当夜的种种表现与当天的思想变化情况。看管人员与侦讯人员也要随时互通情况，及时掌握日本战犯和汉奸的动态变化。

在对重点对象进行提审的侦讯过程中，管教人员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合作。他们对不同的战犯进行不同的针对性思想教育，劝导他们认罪悔罪，走“认罪从宽”的道路。

工作团委员们除分工负责行政工作、侦讯工作和管教工作外，大多都担负有对重点对象的侦讯任务。委员们各司其职，尽责尽力，认真执行“上层从严、下层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把开展运动、加强教育管理与侦讯、提审有效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从而取得了认罪检举运动预期的效果。仅在短短的40多天，战犯与汉奸们就交代出有价值的检举材料2000余件和一些重要的罪行线索，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讯查深追提供了有利的侦讯线索。工作团遂集中了大量的侦讯人员，就外出调查取证的有关事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布置，准备派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

向溥仪索取“攻击”古海忠之的“炮弹”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是在押战犯中最具代表性和颇有影响的战犯。

古海忠之就任总务厅次长要职后，与总务厅厅长武部六藏共同主宰了伪“满洲国”的经济命脉。他与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政权，策划和制定统治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罪恶政策和法令措施，积极参与疯狂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资源，搜刮财物，强行劳役、奴役、残害我国东北人民，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了各种严重罪行。

我在侦讯古海忠之罪案中，没有立刻提审古海忠之。鉴于古海忠之是个知识分子型的战犯，我对他的侦讯是从谈话开始的。古海忠之从表面上看，也能够服从管教，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在我提审他的最初几次讯问中，他也是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谈宏观的不讲具体的，讲全面的不说自己的。也许这就是心理交锋的试探性防御吧。我感到对古海忠之的心理防线，必须用重炮轰击方能奏效。而使用的“炮弹”在哪儿呢？去向溥仪索取。向溥仪索取的“炮弹”一定威力大，轰得准。于是，我对古海忠之说：“你不想谈，我不勉强。”给了古海忠之思想上一个悬念后，我便转向讯问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对溥仪的讯问，溥仪很配合。这也许是“谈别人的不谈自己的”原因吧。溥仪向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日本操纵伪“满洲国”的犯罪事实。

我从溥仪检举的古海忠之罪行中，获得一枚枚“炮弹”后，又根据溥仪检举的线索，分别向伪“满洲国”的经济部大臣、厚生部大臣、交通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伪满大臣和官员，调查了解和查证了古海忠之的主要犯罪事实。之后，我便心中有数了。再与古海忠之交锋时，古海忠之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在后来对古海忠之的提审中，我旁敲侧击列举的古海忠之罪行，件件都点到了古海忠之的痛处。古海忠之终于开始了坦白交代。

鉴于古海忠之的交代、认罪和悔罪的表现，以及当时将佐级战犯还普遍存在的诡辩、侥幸心理和不肯交代、认罪的现实状况，我觉得有必要将古海忠之的认罪表现让他们知晓，以促使他们幡然悔悟，尽快交代、认罪。我的想法得到工作团委员们的一致赞成。于是，工作团作出了让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决定。

古海忠之要公开认罪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日本战犯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战犯们议论纷纷，各种猜测不一而足。有的认为，古海忠之是大日本天皇的代表，他若在中国人面前低头认罪，那就是大日本天皇的耻辱。也有的不以为然，认为古海忠之选择公开的场合，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杀身成仁”，为部下作出宁死不屈的榜样。

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大会就在这众说纷纭的议论和猜测中，于1954年5月20日下午召开了。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全部参加了大会。会上，我首先讲话：“两个月来，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有的人不但交代自己的罪行，而且还积极检举和揭发他人的罪行，帮助他人弃恶从善。这就是一种争取从宽处理的表现。但是也有部分人至今仍然执迷不悟，拒不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既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也不检举他人的罪行，以无声的抗拒来逃避罪责，这是逃不掉的，抗拒下去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我在讲话中，还指出了战犯们存在的种种思想顾虑和侥幸心理。指明他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丢掉幻想，早日认罪悔罪，争取自己的光明前途。我在讲话结束后宣布：“现在让古海忠之作自我批判发言。”

肃静的会场引起了小小的躁动。只见古海忠之微微低着头走上台，向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鞠躬行礼后，便转过身走到话筒前掏出发言稿，向台下鞠躬后便开始了自我批判。

古海忠之讲完后，把头深深地低下，默立着，会场一片寂静，但在战犯思想上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古海忠之在战犯心目中，是个有知识、有头脑的“灵魂”人物。部下对他是遵从的，同僚对他是尊敬的。因而他的认罪发言使战犯们认识到，只有彻底交代罪行才能争取到宽大处理，只有认罪、悔罪才是唯一的出路。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示范效应，果然起到了预期的良好效果。此后逐渐扭转了战犯特别是将佐（校）级战犯消极抗拒的被动局面，普遍开始了由小到大，由浅至深的交代、认罪，使侦讯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集中力量调查取证，公布战犯名单

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良好效应，对促进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主动认罪、悔罪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根据战犯们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词、口供，工作团一方面继续抓紧侦讯，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取证。依据犯罪线索和分布区域，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等12个省、市进行调查取证。

在外调人员辛勤工作的同时，内查侦讯人员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截至1954年10月底便基本完成了侦讯日本战犯的内查外调工作。共搜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快报等物证2.8万多件，使战犯们的主要罪行都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之后，侦讯工作便转入到了复核审查阶段。

1954年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顾问廖承志应邀访日。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此次访日仅是作为红十字会间的高层访问。为了做好对日工作，中央决定借此机会向日本公布在押战犯名单。

战犯名单的公布，以及允许战犯、汉奸与其家属、亲友通信等举措，对于促进战犯与汉奸们的思想改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10月底，侦讯的调查取证工作基本完成后，工作团遂将大多数借调干部介绍回原单位工作，留下少数人员同高检的侦讯检察人员继续工作。这时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

其一，着重抓战犯与汉奸的教育改造，加深与巩固认罪检举运动的成果，促进战犯与汉奸认罪、悔罪的认识深度。

其二，重点查证罪行材料的审查复核，为审判处理日本战犯作起诉与免诉的准备。工作团侦讯搜集的所有犯罪证据都严格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要求进行提取和保全，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所有的证人证言、现场勘验书、鉴定书等证据，不仅有被害人、被害人家属、见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员的签名盖章，同时侦讯人员还作了现场查询笔录，经向有关人员宣读无误后，再由他们和侦讯人员分别在查询笔录上签名认可。对于在押战犯与汉奸的揭发检举材料，经过与其他证据对照核实，完全一致的才作为证据采用；只有一方的检举揭发，而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都不予采纳。

经过对所有日本战犯的犯罪材料逐一复核审查和整理，我回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人民检察署改为人民检察院。在一届一次人大会议上，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作了侦讯日本战犯复核审查报告。在张鼎丞检察长的主持下，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缜密的慎重审理研究，决定对其中的45名日本战犯提起公诉，并上报中央政府。不久，中央便作出了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决定起诉、审判一些罪行严重的战犯，从宽处理大批罪行较轻的战犯。

复核定案准备起诉

中央决定，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中央领导对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极为关注。彭真、廖承志等多次亲自过问和主持会议研究犯罪证据和起诉书内容。高检及有关司法专家们经过充分的讨论，在彭真提出的判定罪行成立的六个条件基础上，完善并形成了判定罪行的五个条件。即：①每项罪行的犯罪事实必须清楚。②证据必须充分和确凿，并具备两个以上的证据。③证据之间必须一致。④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清楚。⑤有关侦查工作的一切法律文书和法律手续必须齐全，具有法律效力。

遵照中央和高检领导的指示，我返回抚顺后，立即组织侦讯检察人员对查证的战犯罪行材料再次进行了复核审查，并依照定案的程序报批核准。侦讯检察人员按照我的工作安排，将自己承办案件定案的每项罪行进行了重新复审，确认无误后，制作《侦查终结意见书》上报主管各案的检察员复核。核准定案后，再由承办各案的侦讯检察员向受审人宣布侦查终结。并把全部侦查卷宗交给他们阅览，同时向他们说明：同意案卷中认定的各项罪行，要逐页签名；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理由申辩。

1956年初，我将侦讯、复查、审核及核准等情况，向高检党组详细汇报后，高检党组随后即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侦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张鼎丞检察长和谭政文副检察长先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作了侦查在押日本战犯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

以特别军事法庭的方式审判日本战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法制的方式处理涉及国际法的战争罪问题。当时，新中国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制定。以什么样的法律依据来对日本战犯起诉和定罪量刑呢？起诉书的起草制作就成为审判战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当时供参考的法律只有两个。即1948年11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和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但是这两个法律都是针对我们国内罪犯的，对惩处这批国际战犯难以提供恰当的法律依据。为此，有专家提出，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一个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大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协商，于是向中央提出来。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明令公布。《决定》的颁布，解决了法律依据问题，也加快了提起公诉和审判的步伐。中央决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司法部一同集中精力搞好起诉、审判工作。工作团的侦讯检察员和其他部门的公诉、审判人员，集中在一起，夜以继日地核实材料，开始了起诉书的制作和修改工作。

中国侦讯、审判日本战犯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审判了日本甲级战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对冈村宁次、今井武夫等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国际和国内两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都没有把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突出出来。因此，中央决定我国这次审判的重点是日本对我国东北全面侵略的战争罪行。

基于这一考虑，中央决定对提起公诉的45名战犯依据其不同类型，分作四案起诉。因为武部六藏在战犯中的职务最高，是伪“满洲国”总务厅厅长，古海忠之是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此案另外26人也是在军、政、警、宪、司法等方面担任重要职务的战犯，他们直接操纵伪“满洲国”的政治、司法、经济命脉。因此，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战犯一案定为第一案。

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对该案的起诉书制作，彭真亲自主持过多次研究。中央明确指示，不要用苏联的起诉书格式，还是用我国革命根据地一贯用的起诉书格式。并指出，起诉书提出有力的证据，说明战犯犯罪事实，就是最大的政治。至于综合性宣传的叙文，交由报社宣传部门为宜。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制作起诉书的各组，便进入了紧张忙碌的阶段。

我直接参与第一案起诉书的制作。在中央领导的直接指导下，经一再压缩修改，六易其稿，形成了十几万字的起诉书送审稿。

不久，我们就接到中办的通知：要求各案的送审稿，送往东郊民巷台基厂，在彭真家审定，有关人员一同前往。第一案因人数最多、罪行最重因而放到最后研究。贾潜庭长率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院的相关人员，我率高检、军事检察院的相关人员，一块儿来到彭真家。稿件审得很细也很周到，对法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意外，彭真都作了假设或应对安排。当晚11时许，我接到高检的电话，说：周恩来总理秘书姚力来电话，总理要夜审送审稿。我立即派机要员将起诉书的送审稿呈送周总理。周总理连夜审阅，次日上午即审完，送审稿的字里行间，留下了周总理用毛笔圈点的笔迹和“周恩来”三个亲笔落款字。周恩来还提议，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吕叔湘在稿件的文字上给以把关。

在有关领导及专家的现场指导下，我们为成功地公开审判日本战犯作了充分的准备。

提起公诉及免予起诉宽释战犯

遵照《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对45名罪行严重的战争犯罪分子，依据其所犯罪行的性质，分作四案提起公诉。即武部六藏、古海忠之28人案，铃木启久8人案，城野宏8人案，富永顺太郎一案。

195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签发了《对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犯有各种罪行的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武部六藏等45名战争犯罪案起诉决定书》，并批准了上述四案的起诉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受理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四案，并分四案审理。6月9日至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铃木启久等8名前日本陆军军官进行了公开审判。

特别军事法庭按照各被告人犯罪的具体情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的精神和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分别判处此案8名被告13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6月1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公开审理前日本特务富永顺太郎一案。法庭判决被告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

6月12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公开审理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被告。

法庭按照各被告人犯罪的具体情节和悔罪表现，根据《决定》的精神和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合并判处8名被告8年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1956年7月1日至25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理武部六藏等28名被告。这是审定的四案中的第一案，也是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的最后一案，提起公诉和审判的战犯人数最多，审理的时间最长。我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担任国家公诉人。

法庭按照各被告犯罪的具体情节，根据《决定》的精神和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分别判处28名被告1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至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的45名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经特别军事法庭分四案审理，全部结束。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沈阳和太原分别开庭审理主要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1017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分别于6月21日、7月18日和8月21日分作三批给予“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审判武部六藏、古海忠之一案结束后，我由沈阳返回抚顺，主持了最后一批战争犯罪分子的免诉释放工作。在这批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中，有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306名，有由太原战犯管理所移交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48名，共计354名。至此，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已由我国政府全部处理完毕。

这样，“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处理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东北工作团”便圆满完成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交付的“侦讯、教育、管理日本战犯、伪满汉奸和起诉、审判、释放日本战犯”的全部工作。

侦讯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工作，是成功的、胜利的，效果良好，影响很大，意义深远。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嘉许。

在这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大事中，工作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国的司法建设和检察制度建设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从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综观侦讯处理日本战犯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诉讼活动是遵循中国法律进行的，同时也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侦讯工作是缜密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战犯的管教工作是尊重人道的；审讯是公正的，不仅人证物证俱全，而且给予被告以充分的辩护和陈述权利；判决是严正而宽大的，充分体现了法律和正义的要求。

在这一重大历史大事中，我作为工作团的主任委员，自始至终具体负责了工作团的全部工作。这是我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第二章　戎马生涯

戎马生涯里历尽悲欢离合：十大元帅的乱世情缘

朱德（1886-1976）青少年时代，还是清朝。因为家里太穷，母亲生了13个孩子，死了5个。但父母还是让3个孩子读了书。朱德1905年参加了最后一次府试后，在家乡四川仪陇，由长辈做主，娶了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刘氏为妻。

刘氏贤惠，但朱德不甚喜欢，1906年离家求学，一去不归。后来国民党三次挖朱家祖坟，刘氏吃斋念佛，保佑朱德平安。建国后朱德要接刘氏去北京养老，刘奶奶摇头不去，1958年病逝，享年74岁。

1912年秋，26岁的滇军少校朱德，娶了昆明师院的18岁女学生萧菊芳，据说是朋友的妹妹，萧家曾经恩助过求学时代的朱德。朱德很喜欢这个没有缠足的进步姑娘。1916年9月生儿朱琦（宝书），朱德而立之年喜得一生中唯一的贵子，讨袁战场上又获得大捷，真是爽气弥天。

但1917年初，萧菊芳不幸染疾，辗转病榻，到1919年不治而逝。朱德撰写挽联曰：“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另有《悼亡诗》七首。

看到朱德受病妻幼子拖累，其部属陈平辉便给他介绍了自己21岁的堂妹，名叫陈玉珍（贞）。陈玉珍也是个受过师范教育的大脚女性，帮助朱德照料萧菊芳和朱琦。萧菊芳去世后，陈玉珍视朱琦如亲生，待朱德如骨肉，小家庭打理得温馨雅致。可惜朱德志在四方，已然混到堂堂旅长、30多岁了还要跑出去打天下。

南昌起义后，朱德一度听说陈玉珍被四川军阀杀害了。其实陈玉珍一直活到1967年，朱德的生母和嗣母都是陈玉珍奉养送终的。朱德抗战期间和建国后都给陈玉珍写过信，表示“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谢谢你……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朱德和康克清还于1960年到南溪登门看望。

朱德出川后，找过孙中山和陈独秀，后来由周恩来介绍入党，赴欧洲留学，又转到苏联。陪他出国的是一位19岁的能说英语德语的漂亮姑娘、四川开江女中教员贺治华。他们从德国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贺治华于1926年生下女儿朱敏（乳名“四旬”，因朱德该年40岁）。但二人因志趣不合很快分手，朱敏回国后一生未再见过母亲。

贺治华另嫁给一位留学法国的比较年轻的革命者霍家新，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与邓颖超、蔡畅等结拜成中央妇委“八姐妹”。谁料贺霍夫妇竟然于1928年主动出卖罗亦农，造成中共巨大损失，连前去接头的邓小平也差点遇难。周恩来、邓小平命令中共特科严惩叛徒，陈赓带领“红队”前去锄奸，将霍家新击毙，将贺治华击成重伤，跑回四川，嫁给一个农民，建国前病死。

就在贺治华背叛革命的1928年春，朱德率革命军攻下湖南耒阳，娶了活泼健美的当地女秀才、24岁的共产党员伍若兰。伍若兰不但文笔出众，还是一员手使双枪的女将，一人可以抵挡一个班。伍若兰给朱德做了一双布鞋，还赋诗一首道：“莫以穿戴论英雄，为民甘愿受清贫。革命路长尘与土，有鞋才好赴征程。”因为伍若兰脸上有点麻子，朱德就趁机打趣道：“你有麻子，我有胡子，我们就‘麻麻胡胡’结婚吧！”部队里的宣传员编了个顺口溜：“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当各的总指挥。”

二人刚过蜜月，朱毛会师井冈山。不幸次年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时，为掩护朱德突围，已经怀孕几个月的伍若兰率警卫班断后，在激战中负伤被捕，受酷刑而不屈。蒋介石亲发电报命令“割头示众”。朱德闻讯后，在毛泽东面前洒下了热泪。从此经常把伍若兰给他做的一双鞋带在身边。很多人都知道朱老总喜欢兰花，现在应该知道他为啥喜欢了吧？

1929年，43岁的朱德军长在井冈山，与17岁的江西姑娘、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喜结连理。康克清也是出身贫苦的健壮型美女，枪法好，觉悟高，当时文化稍差，经常请朱德教她认字。

毛泽东赞道：“秧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这一次婚姻延续了47载，称得上是“准金婚”。

彭老总是我军第一猛帅，打硬仗，打狠仗，但他脾气倔强，命运多舛，婚恋也是大不幸运。“大将军”彭德怀：悲情侠义，婚恋大不幸

彭德怀与蒲安修在庐山会议后劳燕分飞

彭德怀1898年生于湖南湘潭乌石镇，6岁开始读《三字经》和《论语》，但10岁就出门讨饭。他初恋表妹周瑞莲，两人青梅竹马，1918年订下婚约。但彭德怀离家投军，去寻找“穷人的道理”之时，周瑞莲家却因地主逼债，父亲被逼死，瑞莲也为反抗卖身抵债而跳崖身亡。时为1920年，彭德怀刚混到一个小排长，对这个吃人的社会，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彭德怀虽然身在吃喝嫖赌的旧军队，但他跟同营战友黄公略等早就约法三章：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

1921年，他认识了一个13岁的青楼歌女月月红，本名张素娥，因为坚持卖艺不卖身遭受毒打。彭德怀当即跟朋友们凑了170块大洋给月月红赎身。月月红见彭德怀没有相好的，情愿服侍他一辈子。彭德怀却施恩不图报，给素娥买了船票送她回家了。

1922年，在亲友撮合下，24岁的湘军军官彭德怀，娶了尚不满12周岁的货郎之女刘细妹，给她改名刘坤模——“女中模范”之意，让她放足，还教她读书写字（电影《路漫漫》里细妹子的原型即刘坤模）。1928年平江起义时，彭德怀让她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不料从此失去联系。刘坤模以“匪属”之身，漂泊辗转，历尽艰辛，走投无路之下，由陶铸的母亲搭线，在汉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

1937年，刘坤模从报上得知彭德怀已经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便修书一封，上写“平型关彭德怀收”。彭老总便接她到延安，给安排了工作。但二人已然不能破镜重圆，刘坤模后来嫁给了陕甘宁银行的一位处长、山西老红军任楚轩。

据说有美女红军、美女记者和一位著名的美女作家追求过彭老总，其中还有金发碧眼的洋妞，虽然说法不一，但有案可查的至少两次，彭老总都没有真正动心。那位洋妞追彭总时，彭老总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可对方越发觉得老彭英雄，大叫一声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可老彭居然不解风情，说了句大煞风景毁坏情节的话：“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

1938年双十节，由王明的夫人孟庆树介绍（一说陈赓介绍），40岁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延安娶了北师大著名的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20岁的嘉定姑娘浦安修（1918-1991），婚后无子女，但共度战争岁月，感情甚笃。庐山会议后，浦安修几经斟酌，终与彭德怀在60年代脱离关系。当时老彭切开一个大梨，二人各吃了一半。

1959年，彭德怀在政治郁闷中曾对秘书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此言颇值回味也。文革中，北师大揪斗彭德怀，把浦安修也抓来陪斗，彭德怀大喊：“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但浦安修还是受了皮肉之苦，差点自杀。

林彪（1906-1971）是十大元帅中争议最多的人物，爱之者崇拜为天神，贬之者骂他是欺世盗名。“林大帅”林彪：那个女人，才是他的“另一半”

林彪与叶群曾赠诗传情

林总生于湖北黄冈，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据说早年还叫过林大勇——这个名字只配当个连长，幸亏1925年到黄埔后改名“林彪”。

育蓉刚到学龄，中国就已经进入民国时代了，男女风气逐渐开化。在武昌上中学时，已经接受革命思想的林育蓉有个比他大1岁的早恋对象叫陆若冰，长得白皙娇艳，亭亭玉立。育蓉同学觉得自己不善言辞，就以笔代口，给人家写了若干比较露骨的情书，结果遭到了露骨的拒绝。

此事对林彪的感情伤害比较大。而林彪在家里其实也已然订亲。育蓉幼时体弱多病，脑袋上又长了跟阿Q同类性质的贵恙，恰似陶渊明说的“黄发垂髫”。按照当地风俗，老人就找了个比他小3岁的女孩来当童养媳。可这女孩也是个病秧子，林家便将此女退回。到育蓉7岁那年，家里又正式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媳妇是比他小一天的汪静宜——原名汪伯梅。

林彪早恋失败后，听别人总夸他那没过门的“媳妇”很漂亮，就跟父母提出要把汪静宜娶过门。可他父亲跟二诸葛一个毛病，查了查皇历说，今年不宜，咱明年再说。

郁闷之下，就考入黄埔军校，与家里断了联系。直到抗战初期，家里才知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林彪，就是他们家的育蓉啊，于是就要把汪静宜送到延安来成亲。此时的林彪，接受了新时代的思想洗礼，怎能答应这个？就把自己已然结婚的照片寄回去，断绝其念。可汪静宜那痴情姑娘，却苦等了林彪一辈子，直到1963年因肺病去世，枕下还压着林家的聘礼。林彪闻讯后叹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奇女子！”

1937年，林彪在延安娶了陕北姑娘张梅，生女林晓琳。张梅是延川人，号称“陕北一枝花”，因为还不到20岁，活泼好动，与木讷深沉的林彪格格不入。后林彪负伤去苏联治疗，二人情冷缘断，终于离异。

林彪20多岁就成了名闻天下的常胜将军，30多岁就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恋他追他的美女很多。而林彪却在莫斯科看中了学戏剧的孙维世（1921-1968）。

20岁的孙维世，是孙炳文的女儿，也就是朱德第三位妻子陈玉珍的表妹。孙炳文为革命牺牲后，周恩来夫妇收她为干女儿。斯大林说林彪价值15个将军，千军不换。可孙维世说是不愿中断事业，任凭林彪迂回穿插，就是不肯跟林彪回国。这位人称“红色公主”的孙维世，不知是真的不喜欢林彪，还是另有所愿，总之和林彪没成。

被孙维世拒绝后，林彪终于明白，他需要的不是把他仅仅当成偶像的女革命小资，而是一个真心愿意为他付出生命的女革命战士。所以，当后来林彪重病躺在担架上，从昏迷中睁开眼睛，看见美丽的福建女郎叶群，手持短枪，护卫在旁，他确认，这个女人，才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

叶群本名叶静宜，1914年生，小林彪8岁。毕业于北师大附中，曾是电台播音员，夺过演讲大赛的状元，可谓“声色俱佳”，号称延安八大美女之一。据说曾经跟《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谈过恋爱。她听林彪说家里有个娃娃亲叫“汪静宜”，就毅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叶群”。

林彪在叶群生日所赠的手书：“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汉《关汉卿》中的“蝶双飞”），不但表达了一种绝俗的情爱观，而且还当真以绝俗的方式实现了。叶群回赠曰：“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现在读来，令人唏嘘。“军神”刘伯承：一见钟情、白头到老

刘伯承与汪荣华

刘军神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属重庆），五六岁开始读书习武，除了拳法棍法外，飞石功夫也不错，放到《水浒传》里，跟“没羽箭”张清有一拼。

刘帅13岁那年，家里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女方叫程宜芝，小他两岁。可是刘伯承不乐意，相亲时故意拖着鼻涕自损形象（从小就懂得兵不厌诈），可女方还是看出了他的不凡气质，亲事说定。刘伯承外出求学，颇有逃婚之意，但程宜芝巧设温情计，感化了伯承兄。1910年，18岁的刘伯承与16岁的程宜芝结婚，1912年生子刘俊泰。是年刘伯承入重庆将校学堂，从此投身军旅，音信渐缺。

1914年，刘伯承写下一首豪迈的《出益州》：“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1916年，他指挥丰都战役，头中两弹，眼部手术而不施麻药，获得“军神”之誉。1920年，川军团长刘伯承因“千里转战，凌厉无前”而威名大震。疆场厮杀十年，多次负伤，遍体弹痕，乃悟到救国真理。1924年，川军名将刘伯承放弃军阀生涯，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天涯孤旅”，何以家为。程宜芝独力抚养儿子，据说直到1957年去世。

1930年，刘伯承回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化名“林直木”，以教授身份娶了一位名叫吴景春的妻子。吴景春当时居然不晓得丈夫是个共产党，可见刘帅的兵法韬略真是“做到家了”。

1932年，刘伯承进入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后来又任红军总参谋长，于是又跟妻子失去了联系。因为不了解情况，在宁都会议上支持中央的极左主张，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毛泽东在党史上多次被批判为右倾路线和富农路线）。到了长征，他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远在自己之上，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说：“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际，44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匪伯承”，忽然诗兴大发，给一个从安徽六安参军的名叫汪荣华的19岁女红军大写情书，而且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二人遂于中秋节闪电结婚，属于金庸所说的既“一见钟情”又“白头到老”的理想婚姻。

汪荣华14岁参加红军，三过草地，九死一生，跟刘帅结婚后，因战争残酷，也是聚少离多。但他们自得其乐，过得坦诚自然。除了大女儿被敌人暗杀以外，他们的另外6个儿女皆大学毕业，学有专长。刘伯承1986年逝世，恰好是二人金婚之年。“贺胡子”贺龙：“只有那个青衣美人属于我！”

贺龙把一切献给美女薛明

贺老总是湘西桑植人，论血统属于白族。他出身草莽，少年时就加盟马帮。10岁那年，娶了17岁的童养媳徐月姑，后来圆房，生女贺金莲。若干年后，徐月姑病逝。

1920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在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这样贺龙就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军阀混战的岁月里，贺龙从营长一直做到灃州镇守使，又纳了艺人出身的胡琴仙为妾。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后，将家眷接到上海。后来向元姑从上海回到家乡，1929年病故。胡琴仙和贺金莲由于所住共产党机关被破获，不幸入狱，金莲被折磨致死。到国共合作以后，组织上营救胡琴仙出狱，化名回到家乡，晚年定居成都。

后来，贺龙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将军分别娶了出身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蹇先任头胎生了女儿红红，艰险的环境中不幸夭折。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原来湘西第一女红军蹇先任同志又生下一女，这就是后来的女将军贺捷生（萧克给取的名）。贺捷生出世18天就随父亲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小红军。可惜贺胡子跟蹇夫人后来感情不和，蹇先任便跟贺子珍一样，北上苏联。蹇先任比贺龙小13岁，活了95岁，直到2004年去世。

贺龙跟蹇先任离婚后，1942年，娶了比他小20岁的天津姑娘、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同志。本来贺龙是去帮林彪说情的，请薛明做做好朋友叶群的工作，请叶群不要把林彪的情书四处显摆。贺龙让薛明转告叶群：“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

没想到人家叶群跟林彪不用他们帮忙，他们倒是帮了自己的忙。林彪叶群当年“七一”就结婚了，贺龙、薛明赶着人家蜜月的尾巴，“八一”结的婚。

贺胡子几十年走南闯北，什么女人没见过，但薛明真正征服了他的心。一次在大会上做报告，贺龙竟然顺口说道：“我贺龙把一切都献给党了，包括生命、财产，只有那个青衣美人薛明是属于我的！”引起哄堂大笑。“儒将”陈毅：情天恨海坎坷路

陈毅是十大元帅里的才子，差点成为一个大文豪，所以他的婚恋经历也充满了浪漫的辛酸。

陈毅原名陈世俊，小名秋江，1901年生于四川乐至，后迁成都。求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追求进步，特别喜爱文学。到法国勤工俭学因组织学潮被押送回国后，经常给重庆《新蜀报》投稿，1923年成为该报主笔。陈毅的诗文引来不止一位女性的爱慕，其中一位不知名的美女读了他的诗后，来信表达了“无限的缠绵”。可惜陈毅只跟这位少女见过一面，就被四川军阀杨森“礼送出境”，前往北京了。

但是另一位美女兼才女却被陈老总给“害苦了”，此人便是号称“绝世佳人”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国民党少将）胡兰畦（1901-1994）。胡兰畦乃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之后，自幼具有朴素的革命精神。军阀杨森慕她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她拒绝。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转述此事后，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

胡兰畦也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留下传说种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当时二人的“密友”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地步。1924年，胡兰畦嫁给一位叫陈梦云的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军队中做了大量革命工作。1927年，形势危险，陈毅再次离川到武汉，胡兰畦夫妇也先后前往。南昌起义前夕，陈毅向二人辞行，一别就是10载。

胡兰畦1929年被蒋介石点名驱逐，1930年赴德留学，加入德共，坐过三个月法西斯的监牢，曾与大学者德共领袖莱曼相恋。几年后她去了苏联，深受苏联文豪高尔基的喜爱。高尔基逝世，斯大林等抬棺，胡兰畦执绋。但由于跟王明有矛盾，受到克格勃的监视，遂于1936年回国，担任何香凝的秘书。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度过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最艰苦岁月，担任新四军领导。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一路宣传而来的团长胡兰畦，二人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

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三年后，陈毅“自由”了，可胡兰畦却一杯苦酒喝了终生。她牺牲个人幸福，孤独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不料却因社会关系复杂，有时与国民党特务来往，引起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怀疑。

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来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对胡兰畦说：“陈毅都儿女成群了，你还找人家干啥？”胡兰畦不知组织上对她有了误解，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因为1947年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陈毅阵亡”并详细报道了“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看后十分伤痛，拿出自己在成都的房地产赡养陈毅的二老，实在是以“儿媳”自居了。胡兰畦此后未再婚育，收养了妹妹的女儿。后来到北京工业学院管后勤，曾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为老年事业贡献甚多。

而陈毅的感情轨迹也是一路坎坷。经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陈毅走上井冈山，成为一名干练的革命领袖。他1930年任红22军军长时，在江西信丰，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19岁女学生萧菊英，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人活着，步行绕路回去，不料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了。

1932年，李富春蔡畅夫妇给陈毅介绍了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于重阳佳节洞房花烛。陈毅当时是江西军区司令兼政委，指挥6个独立师和所有地方武装，却居然没钱结婚，还是赖月明借了20块钱，摆了八桌宴席。二人婚后情深意重，却是聚少离多。

1934年，红军长征后，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想到此一去凶多吉少，生离死别，赖月明抓起手枪，要陈毅打死她，陈毅夺枪，要她服从大局。二人于10月20日，含泪分别。从此陈毅指挥南方八省游击战争，艰难困苦之状，可见《梅岭三章》。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几次派人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了。陈毅心中翻江倒海，曾写下一首《兴国旅舍》：“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此诗写于农历九月初一，哪里来的“窗前透月明”？谁都可以看出，此诗是对“月明”的怀恋追忆，真挚感人。

1940年，陈毅与胡兰畦的三年之约差不多到了。年近不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与18岁的武汉姑娘张茜结婚，白头到老，生了长子陈昊苏，次子陈丹淮和老三陈晓鲁。张茜本名张春兰，陈毅追人家时，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

张茜婚后成为陈毅的得力助手和感情知音。动荡的战斗岁月里二人有时吟诗抒怀。陈老总有一首表达思念张茜的诗是这样写的：“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诗中又出现了“月明”，大概是想起了赖月明的“在天之灵”，希望前妻能够理解自己此时的心情吧。

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父亲抓回卖给一个鞋匠，次年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她看到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儿女死死拦住。1972年陈毅逝世，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讣告，焚香遥祭并发去唁电。读到陈毅那首《兴国旅舍》时，赖月明泪如雨下。直到1988年，她才到北京会见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1989年春，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记者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在人间。而这些，陈毅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了。

陈毅逝世，毛泽东病得上不去汽车，却破天荒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毛泽东有句最普通的名言：“陈毅是个好同志”，可能好就好在陈毅是个纯情痴情之人，是十大元帅里最幽默最有文人气质的一位儒帅吧。“政工元帅”罗荣桓：娶妻当如林月琴

罗帅的逸闻趣事不多，病逝又早，留下的回忆资料也比较少。

罗帅1902年出生，十大元帅里比他年轻的只有林彪。他的名字取自《诗经》“桓桓于征”。17岁那年，在老家湖南衡山，由父母做主，娶了一位比他大两岁的结发妻子颜月娥。1926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但罗荣桓离家求学，一心投身革命，为了不连累妻小，他在1927年写了一份离婚书，劝月娥改嫁。但月娥不听，依然在罗家当媳妇，凭着一手好针线，将女儿罗玉英抚养成人。

罗荣桓（1902-1963）先后读过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读的都是土木工程，但他为了革命事业而中断了学业。1927年在毛泽东著名的井冈山“三湾改编”中，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干部。

1937年5月16日，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35岁的罗荣桓在延安与23岁的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结婚。婚前罗荣桓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说：“好呵！我一定要喝这杯喜酒。”

结婚那天，他们煮了一大锅面条，里边放了萝卜白菜和若干鸡块，引得同志们闻香前来祝贺，谭政、张爱萍他们都去了。战争岁月，又危险又艰苦，他们的长子罗北屯、长女罗林都不幸夭折了。但二人不屈不挠，随后又生了罗东进、罗南下、罗北捷和罗宁。

林月琴生于安徽金寨，是15岁离家的老革命，18岁任鄂豫皖边区儿童局局长。父亲也是老党员，但在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杀了。长征途中，林月琴当过妇女工兵营的营长，曾经三过雪山草地，实际上走了“三万五千里”。她曾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婚姻，前夫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干部，二人结婚一个多月，林月琴去中央党校，前夫参加了西路军。西路军兵败覆没后，传说在战斗中牺牲了，别人才介绍林月琴跟罗荣桓认识。

不料她的前夫是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牢，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后被中共营救回延安。林月琴闻讯几乎惊呆了，此事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特意请林月琴去谈话，说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林月琴去见了前夫，友好地分了手，罗荣桓也去见了面，握了手，那位同志祝他俩“恩恩爱爱，永远幸福”。

解放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林月琴是全军唯一的女大校（叶群只是上校）。在外工作出色，在家里一面生了一大串孩子，另一面则操持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生活，其干练、贤惠、善良，有口皆碑。2003年她以89岁高龄去世时，职位是副兵团级。“全才”徐向前：有情有义真男儿

徐帅当年报考黄埔军校时，差点被拒之门外。蒋介石召见过他一次，也没看出他的本事，后来追悔莫及。徐帅的仗打得艰难，婚姻也十分坎坷。

徐向前在军史上拥有多项第一，比如他是唯一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他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里最高的将领，国民党悬赏他的人头是10万到20万大洋，跟朱德、毛泽东一个价。

他指挥的反六路围攻，8万人抵挡20万，消灭10万；晋中战役，6万人歼敌10万；太原战役，10万人攻破13万人坚守的古城。如此惊人的战绩，林彪、粟裕、刘伯承也要佩服的。所以千万不要被徐帅表面的“苦相”给迷惑了，他心中自有一份雄韬伟略，更有一份浩荡的“春意”也。

徐帅1901年生于山西五台，跟陈毅同岁，本名徐象谦，乳名银存。父亲是个晚清秀才，在村里教学堂。20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他在老家娶了朱香婵为妻，那时徐象谦在阎锡山办的学校里担任教员，月薪20块大洋，小康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两年后生一女孩，取名松枝。孩子周岁，朱香婵不幸病逝。此时，徐向前失了业，离家投考黄埔军校，随即孤身转战，四海为家。松枝由爷爷奶奶抚养成人后，被聂荣臻接到延安，培养为一名军医。

1929年，已经学成一身韬略的徐向前来到鄂豫皖苏区，大展军事才华，很快成为令国军胆寒的名将。一次战斗中，他跳崖摔伤了腿。养伤期间，经人介绍，与湖北黄安的18岁女红军程训萱于年底结婚，两人非常恩爱。程训宣大胆泼辣，说话爽直，徐向前曾经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劝她谨慎。

1932年，程训宣在张国焘的“白雀园肃反”中被处死，年仅21岁，徐向前心痛欲绝。后来西路军全军覆没，徐向前化装成小贩，几乎是一路乞讨，只身逃回延安，遇见耿飚前来接应，他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九死一生的徐向前见了八路军副总彭德怀，从身上掏出10多个金戒指，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不过在婚恋问题上，徐总却长期心灰意冷。他怀念冤死的妻子程训宣，对亡妻的母亲汪秀芝终生尽孝。直到建国后，他也不忍把程训宣的死讯告诉老人，经常对汪秀芝说，训宣的工作又调动了，所以不能见您。从北京调到陕西，又调到青海，再调到新疆，最后调到了苏联。善良的老人始终相信这个朴实的女婿，直到1972年，汪秀芝以96岁高龄辞世。临终前，老人看着徐帅给她剥开的橘子，微笑着流下了眼泪。她拉着徐帅的手说：“向前，你是个好心人。训宣跟着你，我死也放心了！”

其实有不少红军女官兵喜欢徐向前，而且他手下还曾经有一个“妇女独立团”，一千多个活泼健壮的姑娘，可徐帅就是始终提不起情绪。听说有的干部没事去妇女团瞎转悠，他对妇女团政委张琴秋大发雷霆说：“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结果妇女团都说徐总是个“怪人”，是“封建脑瓜”，“看见妇女就苦苦个脸”。

直到1940年，徐总到山东工作时，才经劝说与女干部王婧结了婚，生有一女，取名徐鲁溪。三年后徐王二人因感情不合分了手。

直到1946年的“五四”青年节，经一些“老大姐”说合，45岁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副司令兼参谋长徐向前，与36岁的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喜结良缘。婚礼的仪式很另类，先是打扑克——当时延安最高级的游戏，接着杀了一只鸭子大吃一顿，然后就共入洞房了。

黄杰，湖北江陵人，也是资深老革命。少女时代为逃婚而离家出走，是徐向前20年代在武汉军校的学生，跟女烈士赵一曼同学。她1928年入党，十几年出生入死，在上海跟周恩来干地下工作时曾被捕入狱，经宋庆龄援手免于重判。被捕前，黄杰与中共重要领袖曾中生结婚，不久曾中生被聂荣臻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特委书记，与徐向前成为战友，可不幸于1935年也在张国焘的肃反中被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似的痛苦经历，使徐向前和黄杰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夫妻。

黄杰建国后在纺织部管人事，2007年以97岁高龄去世，遵其遗嘱，徐帅后人将部分徐帅骨灰与黄杰的一道撒入长江。

徐向前文才也不错，兴趣广泛，他爱唱戏，懂摄影，喜读书，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还喜欢练书法，长征路上还养过一只猴子，并且是十大元帅里唯一会织毛衣的！“厚道人”聂荣臻：只有一位革命夫人

毛泽东两次说过：“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仅就婚恋这个问题来看，聂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少“花絮”的。他跟罗帅一样，除了一次身不由己的旧式婚姻之外，就只有一位革命夫人。

关于聂帅元配夫人的情况也很少。她名叫龙升贤，品貌端庄，大约是1919年结婚，无子女。不久聂帅就去“洋插队”了，未再回去看她。龙升贤奉养公婆，并精心保存聂荣臻的用品，等老公的队伍得了天下，就把这些文物都捐献出来。建国后老人家由政府照顾，聂帅也每月给她寄钱。晚年家里挂着聂帅的戎装照片，聂帅的孩子曾去看望过，1988年去世。

聂荣臻是十大元帅里最后辞世的，他资历深，职务多，退休晚，寿命长。他可以搞政治、搞军事、搞特工、搞建设，差不多是个跟耿飚一样的多面手。在中共党史的每个重要时期，都有他的名字。只是因为聂帅的很多重要战役都是跟林彪一起打的，光辉不免被林彪遮掩了。

聂帅跟林彪一起打的胜仗咱不论，光说1939年他指挥杨成武等人打的雁宿崖黄土岭一战，歼敌1500多，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日本举国震动，下半旗致哀，这一仗论漂亮、论战果、论影响，都不在平型关战役之下啊。

1940年的百团大战，聂帅所部就先后出动了39个团。也就是在这次大战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儿，诞生了聂荣臻与美穗子“将军救孤女”的感人佳话。

聂荣臻抢在20世纪的前三天，出生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在江津中学保留的操行考查簿上，记载了当年的老师们对聂荣臻的操行评语：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品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这些特点可以说持续了聂荣臻整个一生。

1928年初春，担任广东军委书记的28岁的聂荣臻在香港给干部们上军事课，突然觉得那位18岁的河南信阳姑娘、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1909-1995）同志非常可爱，于是就找小张，说是要“谈谈”。聂书记跟小张这一谈，就谈了半个多世纪！什么叫浪漫？革命就是最大的浪漫。在白色恐怖的屠刀下，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凭着共同的信仰和直觉的信任，两人一诺千金，一谈即合，一个闪电般的结合，却使他们生死与共了64年！没有媒人，没有聘礼，也没有仪式，只有周恩来到他们的秘密小巢拜访了一下，就算是历史的见证人了。“老不糊涂”叶剑英：羽扇纶巾定乾坤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县小商之家，属于客家人。他18岁中学毕业时，写下“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的壮语，既透露出岂甘人下的不凡之志，又表达了进退两可的人生智慧。据说他早年有桩包办婚姻，一无子女，二无音讯，估计跟其他老帅的原配情况大同小异。

1924年初，叶剑英在广州与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当年11月，生下长子叶选平，后又生了长女叶楚梅。那时候叶剑英追随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和黄埔军校担任要职，当过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师师长及第四军参谋长等。曾经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可以佩剑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二人关系相当铁。但发觉蒋介石依靠大款仇视工农的反革命面目后，叶剑英毅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1927年，30岁的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率领教导团进行了广州起义。就在这一年，他娶了不到18岁的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1910-1989）。曾宪植一是美貌，年轻时有人夸张地誉为“美若天仙”，二是名门之后，高祖曾国荃就是曾国藩的弟弟。

曾宪植两次被捕，第一次在上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第二次在日本，鬼子查出她是曾国藩后代，马上让她“开路开路的”。

她1931年与叶剑英重逢，本来二人要共赴苏区，但顾虑到一对帅哥美眉同行，路上肯定不安全，曾遂改去了香港。1937年叶曾再度见面，但阴差阳错，又劳燕分飞。二人生有一子，即叶选宁将军。

1949年开国大典，搀扶宋庆龄毛泽东朱德走上天安门的就是曾宪植——当时江青也想上去，级别不够，被警卫给拦住了。

1937年，40岁的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32岁的危拱之（1905-1973）结婚。二人婚后各自忙碌，没有子女。危拱之四处奔波，出生入死，二人的婚姻显然无法维系。危拱之后来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1973年病逝（一说二人没有正式结婚）。

1939年1月，叶剑英任南方局常委。1940年，与南方局机要员吴博结婚。1941年，吴博给叶帅生下女儿叶向真，即著名影片《原野》的导演凌子。

1948年末，蒋家王朝大厦散架，林彪、聂荣臻百万大军把北平围得风雨不透。叶剑英抵达北平南面的房山县良乡，准备接管北平。在这里，他与华北“军大”学员李刚结婚，生子叶选廉，女儿叶文珊。1955年因感情不合，二人离异。

叶帅病逝后，在聂帅的力主下，叶剑英的几位健在的遗孀均未参加追悼会。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4小时：阅读两小时50分钟

1976年9月9日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

11点左右，心律失常。

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

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

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

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1976年以前，中央级的领导人逝世后，没有专用的灵车。大多是用大“解放”车拉着灵柩，上面松枝铺盖、缀以白花，车头上立着遗像。

那时，在北京南二环右安门桥头有一家“汽车修理四厂”，虽然挂着“修理”的牌子，其实是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客车制造厂。大约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厂接到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限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制造出一辆“后开门”、车厢里带滑轨、驾驶室和车厢分割开的“640型单机客车”。原来，这辆“客车”就是专为周恩来准备的。那个时候，周总理因病重，不能接见外宾已经很久了。

接到任务后，工人们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任务紧迫，还是赶紧加班加点，研制起新车来。没多久，一种新产品——外观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宽大的前挡风玻璃特别气派的“640型单机客车”就问世了。这种新车的问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马路上也是该厂生产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制造）公共汽车，是一种脱离外国图纸完全由中国工人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争气车”。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车是仿捷克的“司柯达”制造的，车身浑圆、玻璃窗很小，车体是大红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汽修四厂的干部工人们亲眼看着自己打造的“640型单机客车”载着伟人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才知道生产这种客车的用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汽修四厂。第二天，当汽修四厂全体员工正忙着搭灵堂、组织悼念活动的时候，一辆前不久由汽修四厂出厂的医疗车由当时的中央保卫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四厂的上级单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的有关领导护送回厂，并下达一个命令，将这辆地震期间（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为毛主席提供办公、医疗用的医疗车，在追悼会之前，改造成一辆具有遗体保护功能的灵车，用以专门安放毛主席的遗体。

任务宣布后，汽修四厂2000多名工人淌着热泪纷纷到厂部请战，坚决要求为制造伟大领袖的灵车贡献一份力量，哪怕拧上一个螺丝、刷上一道油漆也行。厂部马上成立了“毛主席灵车制造指挥部”，在2000多名工人中挑选出了几十名技术过硬、表现出色的工人组成若干战斗小组，轮番上车、轮番作业。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生怕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所以将灵车的制造车间选在一处远离主厂、地处偏僻、便于保护和监控的军工车间。为安全起见，中央警卫局还派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对灵车的工作现场实施24小时的监控，上车的工人都必须佩有专门的工作证，一班上去、一班下来，换班交换工作证，不使工作证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许随便到现场参观，并要求大家严格保密。

鉴于灵车的制造任务十分紧迫，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当时的老厂长被特别获准到毛主席遗体前测量有关数据。老厂长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当他面对面站在伟人面前时，突然泪水滂沱，手脚不听使唤，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钢尺上的尺寸，还是周围的人帮他才完成了工作。很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说当时不相信眼前这位伟人真的走了，只像是睡着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他矛盾着，害怕自己粗手粗脚惊动了伟人，又理智地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最终还是弄得手脚不听使唤。

制造灵车的过程中，需要几张装饰用的三合板。提供三合板的是北郊木材厂，接到这项光荣任务后，北郊木材厂全部工人都跑到仓库，在成千上万张三合板中精挑细选，选出最好的几张，送到加工车间对这几张三合板进行打蜡。工人们怕打蜡机不够精细，保证不了质量，就挑选了几位技高一筹的老工人手工打蜡。为拉这几张意义重大的三合板，汽修四厂还专门开去了一辆后开门并把里面的座椅都拆掉的大轿车。为保证三合板在装运途中不磨不蹭，工人们舍不得把板摞起来放，怕在颠簸的过程中摩擦受损。怎么办？最后几个工人站在车厢里，用手攥住立在车厢中的三合板，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运输的托架，以保证板材毫发无损。

灵车的改制工程异常艰苦，当时天气还很热，车间地处旷野之中，挑灯夜战时，蚊子嗡嗡而来，叮得人们浑身红肿。车上的容积毕竟有限，几十人只好交替上车工作，替下来的人舍不得离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一躺，休息一会儿，马上抢着再上车。当时唐山大地震不过才发生一个多月，人们的余悸未消。为保险起见，灵车改制负责人指派一名专人在车间外看住一个倒置的啤酒瓶子（这是人们在地震过程中总结出的一个土招儿，地面一旦有轻微震动，瓶子必倒），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报警，第一件事就是从车间里抢推出灵车。有一天，不知何故，啤酒瓶突然倒地。众人个个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前去护灵车。后来，工人们索性在室外搭了一个特大的苫布棚子，把灵车推到棚子里干。众多插不上手的工人干部，一天24小时轮番坚持在现场，随时清理工作场地上的弃物，忠实的工人们不但要保证灵车的超级质量，连场地上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灵车加工过程中，车身上要打上无数个洞眼、拧进无数个螺丝。为了不使电钻头不留神折到钻孔中（这是汽车制造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留下遗憾，工人们一律用手工钻孔、拧螺丝。很多人手都拧出血泡，一枚枚带血的螺丝紧紧地把工人们的一片哀思凝固在灵车的每一个角落。

灵车完成后的试车过程中，车内冷风出口处有一丝蚊鸣般轻微的共振。用工人们的话说，“不行！一定要让他老人家在平静的世界里安睡。”于是，马上拆掉了全车的风道，在每一个钻孔里，垫上薄薄的密封性极佳的海军呢。这样一来，风机工作时，灵车里静静的毫无声息，工人们才满意了。

灵车完成的那一天，工人们都赶来看，把车间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灵车的外观设计简洁庄重，挡风玻璃宽大，车头呈四方形。约十米长的车身主色调为乳白色衬以天蓝色的裙边，通体洁净、凝重。灵车前置解放发动机（全车都由国产部件组成）。驾驶室与置放灵床的车厢以木制隔墙隔开，隔墙后是放党旗挽带等的木柜。本色的木地板，地角铺设着冷气风道。车厢两侧是守灵卫士的枪架和排椅。可升降的木制灵床摆放在车厢中央，它是专门由北郊木材厂等单位精挑细选出的技师倾注毕生技艺制作而成。灵床看上去与普通的睡床无异，厚厚的床体和板式床头朴实无华。车顶天花板上镶嵌着两排宽大柔和的日光灯，车厢两侧无窗，只有中部设一个供守灵卫士上下的狭窄车门。后部有两道车门，第一道是两扇对开的大门，第二道为木制推拉门，这是全车的最重要部位，遗体将经由一个特制的托架和滑道，通过两扇门端放于灵床上。

毛主席追悼会前两天的一个傍晚，灵车终于从车间开出，开向当时停放毛主席遗体的人民大会堂。车子刚一启动，四下一片哭声。当灵车缓缓驶出车间后，由于一道围墙的阻隔前进困难，再好的司机也有失手的时候，灵车丝毫不能损伤，不知谁一声呼唤，“拆！”人们马上找来工具，轰隆隆拆倒了围墙。灵车走过一条狭长的过道，道两旁的树丛枝枝杈杈的极有可能划坏车身，人们又自动围上去哗啦啦锯倒了一片树丛。灵车驶出工厂的大门，数不清的工人和听到消息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那素日里少有人走过的右安门护城河西岸，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人群。

第三章　鲜为人知的历史

周恩来养女遭江青嫉妒　文革惨死真相

记得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来伤臂缠着绷带，正在办公桌前与邓颖超、孙维世谈论去苏联莫斯科的事。孙维世说：“爸爸、妈妈，毛主席批准我跟你们一起去苏联了，可以见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还要去莫斯科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学校，可看好多好多戏……”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

周总理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以上这几组镜头虽然是电影中的几个画面，但却是历史事实。早在1937年延安时期，孙维世是江青的战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孙维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敌”，不仅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惨死狱中，这完全是江青为掩盖她自己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大冤案。

李立三送走林彪爱慕之人孙维世　林彪恨之入骨

6岁时父亲被敌人杀害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辈，四川南溪县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会，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由于揭露袁世凯窃国阴谋而被通缉。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谘谋（即参谋）。1922年赴德国留学，11月于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后曾两次到苏联考察学习。1925年冬回国，任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当时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只有6岁，母亲任锐带着她逃亡到武汉，不久又回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就受到党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纪就能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或送信。从9岁到16岁，基本上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母亲的教育，只在12岁时在北平贝满中学上过一段时间学。14岁随母亲到上海参加由党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社的进步演出活动（当时江青也在那里），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

16岁时被周恩来认做干女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随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到武汉，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放下你的鞭子》。作为一名在敌占区残酷的斗争中成长的革命烈士遗孤虽然当时只有16岁，但孙维世的思想却成熟得多。她找到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阵亲切问候，不久，周恩来便派专人将孙维世护送到延安，先后到抗大、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常写信鼓励教育孙维世：“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他们身边，每逢见面团聚，都充满革命家庭天伦乐趣。第二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显露出她的艺术才华，获得热烈反映。1939年，毛泽东亲批同意孙维世到苏联学习，并由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带她飞往莫斯科。当时，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时期，一切都比较战斗化，也很艰苦，有关负责同志出于对中共烈士后代关心，将孙维世安置在外国友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中，但孙维世从不搞特殊，她说：“毛主席派我来学习，不单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也要学习好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斗争精神。”这样，她便和苏联普通公民一样去排队领取每日配发的口粮，到工厂进行义务劳动，参加医院救护工作，为伤员输血……尽管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她却安心坚持学习，以优异成绩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

留苏回国成为戏剧专家

1946年秋，孙维世在莫斯科学成归国回到延安，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初期，她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她在苏联学习情况和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几位领导人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与嘉勉。为了了解情况接近群众斗争生活，很快孙维世又投入到陕西、山西三交县土改运动。到了1948年9月，孙维世来到当时驻在石家庄正定的华北大学三部（即文艺学院）教学，任编译组研究员，组长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记得在欢迎她的晚会上，气氛异常热烈，特别是听到领导介绍她是在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表导演，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来的专家，大家非常钦羡和敬佩。孙维世在会上朗诵萧三写的一首《礼物》，大家听后一片热烈掌声，给人留下难忘的烙印。

不久，孙维世调华大文工一团工作，真是给全团增添了力量，无论从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个人作风上，她事事走在前，处处作榜样，她为人热情、坦率、真诚。每逢行军休息或节假日闲下来的时候，大家总爱围上一圈听她讲苏联的战争和社会见闻。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艺术上的苏联名剧。通过她有声有色的讲述，我们更加着迷，有时一次讲不完，就讲好几次，使大家对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特别向往。

1948年，解放战争已到了大反攻阶段，在山西，我解放军正围攻太原，为配合宣传党的政策，华大文工一团奉命来到太原前线榆次县南河流村，一面开展群众创作，一面排练新节目准备进城。恰好李键庆、李翎作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被孙维世看中，并亲自导演，其中只有两个人物，突击排练并未引起大家重视，连演员自己都觉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进入排演场情况则不同了。首先孙维世的导演构思就十分精辟、新颖。她还给这出小戏增加了序幕与尾声，使整个故事丰富饱满。到了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了，出人意料的是这出反映解放军遵守党的政策法令，保护关爱人民群众利益，为配合任务写的小秧歌剧，经过孙维世的手这么一导，整个戏完全活起来了，在一片掌声与笑声中大获成功，不仅同志们满意，更得到了榆次老乡们的赞同与夸奖！有的老乡更是剧演到哪，他们就跟到哪。

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平津战役开始了，文工一团奉命北上，准备北平解放进行宣传。行军从涿县坐火车到良乡，这里解放才十多天，群众对党的政策不太了解，说话中都带着恐惧，恰好我们演出《一场虚惊》慰问驻军部队和当地老乡，同样效果火爆，还受到叶剑英、钱俊瑞等领导同志的表扬。到了长辛店演出更受到铁路工人们的欢迎，甚至多年后，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还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

1949年2月2日，进入北平后，更得到市民与文艺界同行们的欢迎。最使人激动的是在西单长安大戏院那场汇报演出结束后，孙维世带领我们到休息室去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时的情景，实在令人终生难忘。到1956年，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看了这个戏后说：“请把剧本和曲谱抄给我，待我回莫斯科后，要为瓦赫坦戈夫剧院排演这出戏。”可见这出戏的魅力与影响之大。

红墙内唯一才华横溢的才女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恳恳，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从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承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

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开办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担任班主任，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们中人称“红色公主”。罗瑞卿大将曾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因做毛泽东访苏翻译遭江青仇恨

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同志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由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68年被迫害冤死狱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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