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东安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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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幕府试读：
第一章绪论中国幕府制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战国时期。其时，七国争雄，养士成风，最为著名者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竞相招贤纳士，号称“四公子”，他们的门下食客多至数千人。甚至一些官宦之家也有舍人之类。虽有鸡鸣狗盗之徒混迹其内，而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齐之冯、赵之毛遂等亦大有人在。蔺相如出仕之前亦曾是宦者令缪贤家中的舍人，后经主人荐之赵王，卒成一代名相。这些食客、舍人，或为主人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或奉委承办事件，虽非国家官员却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四公子”所以名噪一时，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实则多借食客之力。他们同主人之间只有私人情谊，并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主对客随意进退，客对主来去自由。凡此种种，与后世之幕僚极为相似，可姑且视为中国幕府制度的萌发时期。其后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渐趋定型，大约在汉代已形成制度，而到了唐代则兴旺发达起来，出现空前未有的盛况。至于幕僚的名称，则又有从事、参军、记室及长史、司马、别驾等等，名称不一而职能相同，都是地方主管官员或奉命出征的统兵将帅自行招聘的辅佐人员。“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从事、参军、记室之属，故英隽之兴，半由幕职。唐汾阳王郭子[1]仪精选幕僚，当时将相多出其门。”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州县，主管官员无不聘有幕僚协助处理钱粮、刑名、文案等务。大将军年羹尧“网罗英杰，凡瑰闳奇特之士，与博弈[2]挞鞠，擅一长一技者，靡不收置幕下。”湖广总督毕沅则广收幕僚编写书籍，其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实多借幕僚之力。
这些人或精通政务，笔下流畅，或善理钱财，熟悉律令，正好弥补科甲出身的官员不习政务的短处。所以，他们凭借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办事能力，包揽钱粮，代办词讼，掌握很大一部分实权，在封建政权体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主管官员必须对他们敬之以师，待之以宾，修资丰厚，礼仪周全，称之为幕宾、幕客、幕友、师爷之类，不得以属员视之。他们亦往往自恃其才，礼仪稍疏，即拂袖而去。而幕僚之间则师徒相承，自成体系，平日声息相通，有事死力相护，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所以，有的人招聘幕僚，其主要目的不在治事，而是为了借以勾通上下左右之间，尤其同上司间的声息。也有的官员懒于政务，养尊处优，把经管钱粮、办理诉讼、草拟文稿、清理账目诸务一概交幕僚处理，从而使他们得以从中操纵把持，这就使本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将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带，并相应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经过这番整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种种积弊并没有根本改变，直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依然如此。
不过，对于未入政坛的士人来说，充任幕僚可以收到历练政务、增长才干的效果，不少人曾在青年时期充任幕僚，而后成为名臣，显示出幕僚制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所以，一些考场失意的士子多乐于充任幕僚，一则可借以维持生计，一则可获得历练政务的机会。不过要胜任这一工作，尤其做一个好的刑名师爷，“必求申、韩老手，[3]北面师事，朝夕切磨，积数年之久，方可出而应世。”这样，培养合格的幕僚也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一些有名气的幕僚则不仅广收门徒，且往往著书立说，为学幕者编写教材。于是，《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幕学举要》《刑幕要略》等相继刊行于世，遂使佐幕之任成为一项专门学问，名之曰“幕学”。这也是中国幕府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然而，这都是讲的清初至道光末年的情况，也是平时的一般情况。及至咸、同两朝，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情况又为之一变，形成清代幕府制度史上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
鉴于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政府。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意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各有隶属，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自行其是，遂使各项大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到顶峰。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旗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就财权而言，各省地丁等项收入都要上报户部，听候指拨，督抚不得擅动。就人事大权而言，三品及其以上官员的任命，由军机处根据考绩拟名呈进，由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自四品及以下官员的任命，则一分为三，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掌握，各有定额，不得侵混。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清政府财政拮据，兵不堪战，不得不依靠各地督抚征厘募勇同太平军、捻军作战，一时形成犬牙交错、各自为战的局面。这样，清王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于这些统兵大员身上。然而，他们所用的兵员主要是“兵为将有”的自募自练之勇，所用军饷主要系劝捐、厘金等自筹之银，而所行之事则多与国家定制相悖，倘若囿于文法，拘于旧章，必致寸步难行，束手待毙。正像曾国藩总结的那样，“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4]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于是，他们为了扭转战局，适应独立作战的需要，包揽把持，独断专行，将昔日束缚他们手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一破坏，把过去与之比肩而立、三宪并称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使兵、政、财、人等各项大权集于一身，本属中央政府的权力落入地方督抚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无可如何，只好听之任之。与此同时，各地督抚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办的事务和对各种人才的需要也大大增加。若在平时，聘请几个幕僚，至多十个八个，也就足可应付。而此时的督抚勇要自募，饷要自筹，粮台要自办，劝捐、征厘、办理盐务，在在需要人手，原有属员不敷分配，实缺官员本有定额，只好多多招聘幕僚，将幕府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后勤机关，依靠幕僚解决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于是，地方分权和幕府制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迅速膨胀，一时形成地方拥兵、督抚专政的局面，幕府制度亦随之兴盛起来。其时，用兵各省普遍如此，尤以湘、淮各军，曾、胡、左、李各帅最为突出。他们虽非建立幕府、征厘筹饷的先行者，但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战场充任主力，办理最著成效，其幕府亦成为典型。而规模之大，人员之众，成就之高，影响之深远，则又以曾国藩幕府最为称盛。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翰林出身。历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先后担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他在从军、从政的过程中，设置了大批办事机构，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不仅于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且培养出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据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52人，官至督抚、堂官者达26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学者、文学家和科学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分为军政、粮饷两类。其军政办事机构有十余个，论其职能略分以下几种。（一）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曾国藩称之为“幕府”，而笔者则名之为秘书处。它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对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草拟咨、札、函、奏，管理文书档案，人员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另外，有时还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重要事件。秘书处的任职条件除“忠实可靠”外，还必须通晓政务，文学优长，尤其是草拟奏章者必须为上上之选。由于他们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好，得保最易，得缺最早，使其他人员望尘莫及。同曾国藩关系密切而后又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先后在秘书处任职。（二）思想文化机构，包括采访忠义局和编书局。采访忠义局简称忠义局，又称采访忠义科，其主要任务是采访在战争中为清王朝“阵亡”、“殉难”的官绅，汇总事迹，由曾国藩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礼教，维护风化。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该局工作人员主要有陈艾、汪士珍、方宗诚等。编书局简称书局，主要任务是刊刻名籍。其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宿学名儒，如刘毓崧、刘寿曾、张文虎、李善兰等。（三）军事和情报机构，包括营务处和采编所。营务处略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而职权稍有不同，其任职条件是文武兼备，沈葆桢、李榕、李元度等都曾任职其中。采编所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降人、难民和侦察活动搜集和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编纂《贼情汇纂》一书，其工作人员主要有张德坚、邹汉章、程奉璜等。（四）司法机构，包括审案局、发审局和查圩委员。审案局大约于咸丰三年初设立，主要审理湖南地方案件，其承办人员有厉云官、刘建德等。曾国藩“东征”后审案局改名发审局，有时也称发审所，成为幕府中的常设机构，遇有案件，即交发审委员审理。这一时期大多审理军中犯案，如万瑞书抢劫粮台案，李金旸“通贼”案等。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为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都曾设立发审局以审理案件。在发审局任职的人员主要有张丞实、李沛苍、李兴锐、吴汝纶等。同治四至六年在皖、豫、苏、鲁剿捻期间，曾国藩还曾仿照湖南“清查土匪”的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同捻军的联系。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命令，对一切靠拢湘、淮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从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被视为“能员”。查圩委员主要有桂中行、朱名璪、薛元启、尹沛清等。（五）善后机构，包括善后总局及团练、保甲、田产、工程、抚恤等局。湘军攻占安庆和江宁之后，曾国藩曾先后在两地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团练、保甲、田产、米粮、工程、子弹、火药、抚恤等局，以维持秩序，清查田产，催收钱粮，供应军需，救济灾民等。负责这一机构的人员主要是李榕、庞际云、洪汝奎等。
曾国藩的粮饷筹办机构分为供应和筹款两大系统。供应系统包括粮台、报销局和军工企业。粮台分为行营粮台、中转粮台和后路粮台，其总的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而不同的粮台则又有其不同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特点。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主要负责对前线各军的供应。它一般随曾国藩湘军大营一起行动，有时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也常于行营总粮台之外另设台、所，如祁门粮台、徐州粮台、安庆与金陵银钱支应所等，以就近解决前线某军或数军的供应问题。这些台、所实际上也属于行营粮台之列。行营粮台的经办人员主要有李瀚章、张韶南、隋藏珠、王延长、李兴锐、李鸿裔、李作士等。中转粮台又称转运粮台或转运局，主要有岳州转运粮台、汉口转运局、清河转运粮台和灵宝粮台。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居间转运，其经办人员主要有夏廷樾、胡大任、吴世熊、钱鼎铭、薛书常等。后路粮台主要有长沙粮台、南昌粮台以及驻扎江宁的北征粮台，其主要任务是准备钱物以应行营粮台之需，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也负责外出采购或组织监制。此外，设在长沙的后路粮台还负责向裁撤回籍的湘勇发还欠饷，向新募湘勇提供就地训练和路途行军的费用。后路粮台的经管人员主要有裕麟、厉云官、李桓、孙长绂、彭嘉玉等。
报销局主要有吴城—湖口报销局、安庆报销总局、金陵报销总局，分别负责办理几个不同时期的军费报销事宜，其经办人员与行营粮台的人员大致相同。
曾国藩兴办的军工科技机构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驻美中国留学生局。其中两所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新式枪、炮、弹、药及大小轮船以应军需。轮船分兵轮、商轮两种，兵轮用于作战，商轮用于军中运输。同时，江南制造（总）局还担负新轮操练和驾驶、管理人员的培训任务。翻译馆属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一部分，兼有外语教学和翻译、出版三项任务。驻美中国留学生局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招生、遣送和在美学习等事务。首批留美学生分军政、船政、科学技术三项专业，都是与军事有关的。在上述机构中担任科技、管理、制造、训练、教育、翻译、出版等工作的中国人员主要有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吴大廷、丁日昌、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容闳等，另外还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籍人员。
粮饷筹办机构的筹款系统，主要有各地劝捐局、饷盐局、厘金局、盐务局及其为数众多的下属分支机构。劝捐局包括衡阳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汉口劝捐局，以及设于各府、州、县的分局，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其主要任务是劝谕富绅出钱助饷，按各例捐官章程折成实收，依资填发执照。饷盐局主要是樟树镇饷盐总局及下属局、卡，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招商承运的办法，将浙盐运往江西销售，从中抽收税金，以应交户部之盐课抵该部应拨曾国藩一军之饷，故称此盐为饷盐。办理劝捐与饷盐的人员主要有黄赞汤、万青黎、万启琛、郭嵩焘、胡大任等。
厘金局包括湖南东征局、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江北厘金局、韶关厘金总局及其下属分局、厘卡，广布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六省，其主要任务是向行商、坐贾征收厘税，按期解送粮台以充军饷，各省皆有定额，不得贻误。对各厘金委员亦以收款多少计功过而定奖惩。厘金征收办法一般是按照货价值百抽一，而江西与湖南则有所不同。江西厘金自同治元年开始两起两验，实际税率已大大超过百分之一。湖南东征局则于湖南征收的厘金外再加抽五成，实际上与重征无异。厘金各局于咸丰十年五月起陆续设立，同治四年前后陆续移交各省办理，其间解款成数也屡有变更。设立之初所收款项全部解送曾国藩粮台，本省不得扣留。自同治二年起各省开始提留，三成、五成、七成先后不等，直到全部停解，交由本省征收。经办厘金的人员主要有黄冕、郭崑焘、恽世临、胡大任、李桓、李瀚章、孙长绂、万启琛、李宗羲等。
盐务局包括泰州招商总局、大通招商局、瓜洲盐务总栈、江西督销局、湖北督销局、淮北督销局、武穴督销分局、新堤督销分局及其下属分支机构，主要分布于湖南（其督销局由东征局兼任）、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监督淮盐运销，征收与查验盐税，借以筹集军饷，而不同种类的盐务局其具体任务则又各有侧重。泰州招商总局负责整个淮盐的招商承运工作，瓜洲总栈负责长江过往盐船纳税单据的掣验事务，大通招商局兼理招商承运和过往盐船的厘金征收两项任务。其他各督销局则负责所在省、区的岸销事务：一是平抑盐价，防止暴涨暴跌；一是维持引岸秩序，监督盐船、贩夫，禁止跌价抢售或越序争购。此外，为了使淮盐畅销，增加税收，曾国藩还派人在各通商要道、水陆码头设立盐卡，加抽盐税，以减少邻省私盐入境。其中较为著名的盐卡有吴城、湖口、万安、新城等卡。办理盐务的人员主要有张富年、刘履祥、程桓生、李宗羲、杜文澜等。
曾国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则又有他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第一，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实为他人所望尘莫及。就个人资历而言，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他中进士时，曾国藩已是二品大员。左宗棠中举之后三试礼部而不中，长期充任馆师和幕僚。胡林翼入仕早于曾国藩两年，但其官运不佳，直到咸丰四年投靠曾国藩时，方刚刚被任命为贵州的一个实缺道员。就当时的实际地位而言，左、李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胡亦曾是曾国藩的部下，三人位至封疆皆有曾国藩的奏荐之力，其高下之分是不言而喻的。就个人拥有的权力而言，胡得任封疆最早，但从未担任过钦差大臣，左、李担任钦差大臣则都是同治五年的事。而曾国藩自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一再加任，殆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钦差大臣之职，过去由何桂清、和春、张芾、周天受、袁甲三、多隆阿六人分掌的权力，统统握在他一人手中。这在有清一代以至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就所管辖的地域而论，胡林翼限于湖北，左、李亦至多两省，而曾国藩则管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地，节制四省（外加浙江）军事。这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相比的。就统兵而言，曾国藩统兵最多时达12万人，仅由他供饷的军队即近于10万之众。而其他三人之兵一般只有四五万人，最多也不过六七万人，皆不能与他相匹敌。毫无疑问，兵多饷需亦多，地广方便于筹饷。战事最紧张时，曾国藩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六省设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后又在三江两湖遍设局、卡征收盐课，先后敛银不下3000万两，所揽利权之广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这样，他既有需要，又有条件，其幕府规模最大，人员最多，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第二，曾国藩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地位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比拟的。胡、左、李三人皆有真才实学，亦堪称有清一代之大手笔，但若论治学根底和在士林中的名气，却远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学兼汉、宋，尤善词章，早在道光末年为官京师时，即已称誉士林，闻名全国，故能将刘毓崧、周学浚、李善兰等宿学名儒一一聘请入幕。这也是其他三人所不能及的。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战争形势和曾国藩个人地位的变化，其发展过程亦呈现出形成、发展、鼎盛、萎缩四个不同阶段。（一）形成期，大约为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出办团练至咸丰七年（1857）二月弃军奔丧。这是曾国藩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权无位，兵微将寡，屡遭挫败，既无太多的事可做，也无太多的钱养士。而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充任曾国藩幕僚，虽有风险承担，却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可言。所以，所设办事机构较少，办事人员也不多。这一时期的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发审局（所）、情报采编所。粮饷筹办机构主要有行营粮台、岳州转运局、汉口转运局、长沙后路粮台、南昌粮台和衡州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樟树镇饷盐总局及其所属分支机构。这一时期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降革人员和地主阶级的血性书生，如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苍、程桓生等。（二）发展期，大约为咸丰八年（1858）六月再出领军至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攻陷安庆。这一时期，由于曾国藩统兵渐众，饷需日增，且事机较顺，处处得到两湖及江西地方官员的支持，尤其是咸丰十年六月受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改变，对士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遂使机构益增，人员益众，设置渐趋齐备，幕府渐具规模。这一时期，除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湖南东征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等筹饷机构相继成立外，还增设了山内（又称祁门）粮台、吴城—湖口报销局、江西总粮台、东流总粮台、安庆银钱支应所、江西支应局以及两江采访忠义局、江西递文所等。同时，办事人员大大增加，幕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李鸿章、李宗羲、李兴锐、李榕等，都是这一时期入幕的。由于对太平军的战争胜败未分，曾国藩大营迁徙不定，险象迭出，立足不牢，所以不少人仍望而却步，入而复出，幕僚时聚时散，人数仍不太多。（三）鼎盛期，大约为咸丰十一年八月进驻安庆至同治七年（1868）六月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这一时期，曾国藩有权、有位、有地盘、有官衙，对太平军的战争稳操胜券，在统治阶级中的声望越来越高；加以统兵骤增，需饷孔亟，用兵、筹饷、恢复地方政权和文化事业在在需人，征聘日广，荐举日众，充任曾国藩幕僚一时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即无做官之念者也以一与交往为荣；遂致机构设置日增，投效人员日众，“拚命做官”者去而复返，遁迹山林者出游幕中。军政办事机构中的编书局、安庆善后总局、金陵善后总局及其所属机构，供应机构中的金陵粮台（后改北征粮台）、徐州粮台、清河转运粮台、灵宝转运粮台、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筹饷机构中的广东厘金局、江北厘金局、泰州盐务招商总局、瓜洲盐务总栈、大通招商局、江西盐务督销总局、湖北盐务督销总局、淮北盐务督销局以及长江沿岸和皖北各地的盐务厘卡，都是在这一时期设立或接管的。曾国藩幕中的一些重要或知名人物，如“文学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汉学家刘毓崧、刘寿曾，数学家李善兰，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留美归国的容闳，以及后来官至军机大臣的钱应溥等，都是这一时期投入幕府的。此时的曾国藩幕府，机构最多，人员最众，声望最高，盛极一时，无论古往今来，抑或同时流辈，都无人能与之相比。（四）萎缩期，大约为同治七年七月剿捻战争结束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这时，战事基本结束，各项制度渐复旧制，战争期间设置的一些机构有的精简裁并，有的移交所在省份地方官员接管，遂使幕府萎缩，机构骤减，得以保留的只有秘书处、营务处、忠义局、编书局、报销局、军需总局（由北征粮台改名而来）、各种盐务机构、军工科技机构等，新设机构只有中国驻美留学生局（又称留美学生事务所）、补习学校。有的机构，如秘书处、营务处等，虽名称依旧，人员却大为减少。这样，整个幕府用人大减，而前来投效者却络绎不绝，遂使曾国藩大有人满为患之感，不得不将一些有用人才荐往他处，平平之辈赠金遣回，并四处写信劝人不要来营求差，不要再荐幕僚。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江南制造总局不断发展，所用科技、翻译和管理人员较多，在幕僚中所占比例增加。不过，由于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合办的，幕僚究竟属于谁的门下不易辨明，只能根据情况作一大致区分。
总之，曾国藩幕府直接为战争服务，与地方政权相结合，实际上是他统兵作战的参谋部与后勤部，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权组成形式和培养人才的学校。同时，它又是中国幕府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清代咸、同年间督抚专政、地方分权的产物，对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所以，研究曾国藩幕府这一课题，对于进一步了解曾国藩集团和中国幕府制度，乃至中国近代史，都是有所助益的。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一重要课题，总是泛言者多，深究者少，致使事过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时，研究这一问题的专门著述仍只有一书一文。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实际上只是一个83人的人名录，尚不及实有人数的四分之一。同时，由于他同治四年方始入幕，为时较晚，仅据眼见耳闻，所知多有局限，尤其对前期幕僚，知之甚少，多有遗漏。曾在曾国藩幕府担任要职而后又官至二品者，如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锜、厉云官、万启琛等均未提及，而一些过往游客，如吴敏树、王闿运、俞樾等却被拉入名单。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不过依照薛福成开列的名录略增数人[5]，摘录有关传记编排而成，全书仅6万字，且有不少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则尚无一部研究曾国藩幕府的专门著作，有关文章亦不多见。前不久见到台北新出版的《曾国藩的幕僚群》一书，但其有关幕府与幕僚部分，却基本上是李鼎芳一书的翻版，虽字数略有可观，仍没什么学术价值。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则不外有二，一是档案缺乏，资料分散；一是概念不清，界限不明。前者使欲行是事者不免有事倍功半之虑，望而却步，不肯躬亲一试；后者则使人们囿于旧说，难以将这项研究深入一步。按照曾国藩自己和一般人的通常说法，所谓幕府与幕僚，专指那些在幕主身边出谋划策、草拟文件及办理书启、文案的人员。但若囿于此说，就很难揭示出曾国藩幕府的实际状况和时代特点。薛、李二人未能将这项研究深入展开，与此亦不无关系。他们所列八九十人，多属从事“文事”的文秘人员，但却又有一批办理粮台、厘金、营务、军工科技及忠义局、编书局的人员，如李瀚章、甘晋、李宗羲、李兴锐、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混杂其间，在体例上显得颇形混乱。这说明他们对于界定曾国藩幕僚的标准并不明确，基本上接受了上述说法而在实际上又不能严格遵照办理，加以他们采用以人系事的办法，以各人的特长分类，而对于这些人的在幕时间与所任职事却多不详，遂使幕僚之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唯一根据就是曾为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的见闻与记忆。这就使后来而有心者很难着手，只可在此基础上小打小闹，修修补补，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笔者认为，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不应限于身边文秘人员，实际上[6]他所新设的各种机构都属于他幕府的范围，其中的办事人员，即所谓“委员”，都是他的幕僚。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向无额缺现有职[7]事之员，皆归此类。”据笔者考订，曾国藩在其从军从政的近二十[8]年间，所设机构不下数十，幕僚总数超过四百，实际上要比薛福成、李鼎芳开列的名单多出三倍以上。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摈弃了他们那种以人系事的做法，直接从曾国藩幕府的组织机构入手，先查它的机构设置、主要职能、实施方针、办理成效，再查其中的办事人员以及他们的在幕时间、所任职事、幕中活动、一生经历。然后进一步考察了曾国藩的人才思想、用人方针、培养方法、荐举手段，以及曾国藩幕府的发展过程与胀缩规律，幕中的主客关系和相互影响。最后又将曾国藩幕府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从中国幕府史的角度考察了它的历史成因和地位，并对曾国藩及其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不过，由于资料与水平所限，这种研究仍属于初步的和基础性的，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且其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求改进。[1] 薛福成：《庸庵文编》第4卷，第20页。[2] 俞蛟：《梦厂杂著》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3] 俞蛟：《梦厂杂著》第87页。[4] 《曾文正公奏稿》第9卷，第76页。[5] 早在李书问世前六七年，罗尔纲先生就曾在《湘军新志》中续补曾国藩幕僚七 人，但未被李书采纳，其所增五人皆与罗不同。[6] 这些机构初设时都是临时性的，均在清政府的正式编制之外。军务结束后有的即 行裁撤，有的则保留下来，成为各省的常设机构，如各类厘金局、盐务局、制造局等。[7]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杂著》）第3卷第10页。[8] 东征局保案所列文职人员427名，金陵续保人员之264员未计在内。第二章军政办事机构
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分为军政、粮饷两大系统。其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采编所、审案局、查圩委员、善后总局，属于思想文化性质的采访忠义局、编书局也归于其中。第一节秘书处
曾国藩自出办团练直至去世，身边一直有一些秘书人员帮助他出谋划策、办理事务。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随行有专门的车、船，驻扎有专门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面最厚。曾国藩称这班人为“幕府”，实际上是他的“秘书处”。秘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奏、咨、批札，办理书启、文案。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草奏的只管拟奏稿，办批札的只管拟批稿，甚至负责草拟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赵烈文就只代拟涉外奏稿，陈方坦则只代拟与盐务有关的奏折、函札。办理书启的人员不仅负责对来函提出处理意见，还负责代拟复函。为明确责任，处理过的信函，都要盖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国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着“要”、“复”、“应复”、“不复”、“已复”、“自复”等处理意见和收函时间、编号、办理时间以及“旉”、“筱”等个人印章。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1]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2]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3]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收入文集的半截文章《刘忠壮公墓志铭》就是明证。咸丰五、六年间，由[4]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5]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6]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7]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中虽然人才济济，高手如云，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8]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工作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时已出幕独领一军作战）、张树声都为他拟过奏稿。
曾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有一二百人，有名可稽者之百余人只是其中较有地位、名气的那部分，而那些仅任抄写、收发、保管等一般事务性工作的“小委员”则未留下姓名，无从稽考，只好略而不计。由于人数较多，现根据入幕时间将其秘书人员分为三组：咸丰二年底到咸丰七年二月入幕者为第一组；咸丰八年六月至咸丰十一年底入幕者为第二组；同治元年正月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入幕者为第三组。
咸丰二年底至咸丰七年二月入幕的秘书人员主要有：刘蓉、郭嵩焘、黄冕、陈士杰、李元度、章寿麟、彭嘉玉、罗萱、左楷、赵烈文、胡心庠、丁铭章、施恩实、陈光亨、汪元慎、何源、陈斌、方翊元、程桓生、莫祥芝、许振祎、吴廷华、冯卓怀。兹将其在幕时间及所任职事分述如下。
刘蓉、郭嵩焘是曾国藩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他的早期幕僚。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出办团练之始，刘、郭二人就跟随左右。此后，刘、郭二人时走时来，帮曾国藩出谋划策，做了不少事。咸丰三年夏，刘蓉回家葬母，郭嵩焘随同江忠源、罗泽南等赴援江西。后又随江忠源赴湖北，九月回湖南湘阴。这年八月，曾国藩已由长沙移驻衡州。十二月，郭嵩焘赴衡州，与曾国藩、罗泽南、曾国葆等商定湘军水陆营制。咸丰四年二月复奉委与夏廷樾主持湖南劝捐事宜。刘蓉自回家葬母，本不愿再出，后闻江忠源败死庐州，遂幡然改计，返回衡州，[9]于咸丰四年二月再入曾国藩幕。不久又随其弟刘蕃回家。刘蓉何时返回曾国藩湘军大营现尚不可考，而曾国藩兵败湖口，狼狈逃入罗泽南陆营时，刘蓉已在军中却是确凿无疑的。此后刘蓉几次要走，都被曾国藩留住，称只有等郭嵩焘到来才能放行。咸丰五年三月郭嵩焘自湖南原籍抵南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刘蓉即日求归。曾国藩欲留无词，提出以诗相挽。刘蓉“戏谓诗果佳即不行也”，并相约“但使我读之即笑”为佳诗。曾国藩“亟意作诡趣语”，成长诗一首，名曰《会[10]合》。刘蓉“读之不觉失笑”，遂留幕不行，继续为曾国藩做事。四月，曾国藩迁湘军大营于南康，郭、刘随同迁往。八月，刘蓉随罗泽南回援湖北。十月，其弟刘蕃在湖北蒲圻战死，刘蓉运柩回里发丧。从此长期在家乡居，直至咸丰十年十一月应聘入骆秉章幕，并于次年正月随其入川。在此期间，曾国藩曾几次致函邀其入幕，刘蓉都没有应召。
是年十一月，曾国藩命郭嵩焘赴浙办盐务。咸丰六年正月，郭嵩焘偕周腾虎同赴杭州。五月初一日，郭嵩焘由浙返抵南昌，八月十二日别曾国藩返湘。自此郭嵩焘乡居一年又三个月，直到咸丰七年十一月离家北上返京供职。此间曾国藩也曾去信相约，但他却终未再返曾国藩幕中。郭嵩焘、刘蓉与曾相交最早，关系最亲，思想最为相近。他们在幕中的主要职能大约是出谋划策，在重大问题上帮助曾国藩拿主意。曾国藩在一封邀请刘蓉入幕的信中说：“吾不愿听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11]吾魂自安。筠老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郭嵩焘年谱》中几次提到奏派郭嵩焘“办捐务”、“盐务”（详见下文），留刘蓉“赞[12]军务”。胡林翼在推荐刘蓉的奏疏中也说他在曾国藩幕中“参议军[13]谋，竭诚赞助。”这说明，郭嵩焘侧重于筹饷，刘蓉侧重于军务，帮助曾国藩草拟有关军事的函批之类。由于前期关于幕僚的分工不明，记载不详，只能做个大概的推测。
黄冕约于咸丰三年底应曾国藩专函邀请入幕，曾建议曾国藩多造三板炮船，以适应水师内河湖汊作战之需。曾国藩接受了这一建议，从而大大提高了湘军水师的战斗力。黄不久即离幕返回湖南原籍。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以饷项匮乏，请黄冕会同郭崑焘、恽世临等人筹办湖南东征局，为曾国荃等军筹集军饷。黄冕为此积极活动，奔走呼号。其后办有成效，多借其力。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委派李瀚章等赴广东办厘，初拟派黄冕同去，后因黄事务缠身，未能同往。同治二年，黄冕补授云南迤东道道员，畏于路途遥远不欲赴任，曾国藩遂将其奏留江皖差遣，令其赴安庆行营协助自己制定淮盐行销章程。同治三年事竣销差，仍回湖南办理东征局局务，直到同治四年五月东征局撤销。
黄冕知识渊博，阅历甚深，兵事、吏事、厘务、盐务无不精通，对江南财政、吏治更是了如指掌。多年来，尤其在曾担任两江总督之后，遇有疑难之事，常常向他虚心请教。黄冕则感其知遇之恩，不仅于办理东征局事不遗余力，每当曾艰难竭蹶之时，为他排忧解难，积极出谋划策，助其拟定军政大计。如同治元、二年间三江地区天灾频仍，军粮短乏，而淮盐又在湖南滞销，黄冕即建盐米互市之议，动员湖南米商贩米至江、皖，然后贩运淮盐至湖南行销。其后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政，恢复淮盐引地，所定各项章程亦多处采纳黄冕的建议。曾国藩为报答黄冕的帮助，于东征局汇保一案之外，又专片奏保恽世临与黄冕二人。结果，恽世临超升湖南巡抚，而黄冕则因名声不佳（早年曾受过革职处分）而仅得云南迤东道实缺，加以年迈路遥，只好称病辞职，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曾国藩深知黄冕好以财利动人，专用奸邪之徒，早成众矢之的，再加奏保，必然引起连章弹劾，只好温语抚慰，就此作罢。在众幕僚中，出力很大而又没有得到优缺者，黄冕是唯一的一个。
李元度、陈士杰、彭嘉玉、章寿麟、罗萱都是曾国藩的早期幕僚。李元度是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兵败岳州时入幕的，与曾国藩“同住一[14]舟，司奏折、信缄等件”。当时形势危急，人人退避，连曾国藩的[15]老朋友“刘郭”都“苍黄各顾家”。李元度却“闻岳州之败，星驰[16]来赴”。所以，曾国藩终生感激李元度，认为他是自己患难与共的部下。其时，同在幕中的还有陈士杰、彭嘉玉、章寿麟。他们几人在幕中所司何事尚不清楚，大约属于出谋划策之类。据载，在是否进攻靖港的问题上，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彭主张进攻靖港，陈、李主张坚守长沙，章寿麟则缄默无言。王闿运诗中所言“此时缿筒求上计，李谋陈断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游，捣坚禽王在肯綮。弱冠齐举[17]我与君，君如李广默无言”就是说的这次有关攻守大计的讨论。可见，他们都是曾国藩身边的亲近幕僚。章寿麟是彭嘉玉的外甥，当时年纪轻，地位也低，是所谓“小委员”。他所以出名是因为曾在靖港败后救过曾国藩的命。据李元度和章寿麟讲，湘军初立，精兵已去湘潭，曾国藩欲率留守长沙之十营湘军进攻靖港，李、陈坚决反对，曾国藩不听。他们请求随行，曾国藩不许，而以遗疏、遗嘱密授李元度，如遇不测，请其分别转交湖南巡抚和曾的家属。李、陈预料曾国藩进攻靖港必败，兵败必死，遂秘密谋定，令章寿麟潜伏曾国藩座船舱尾，不令其察觉。当曾国藩兵败自杀，身边人员齐来挽救时，曾国藩张目大骂，“众不敢违，将释手矣。价人自后舱突出，力援以[18]上”，并谎称“湘潭大捷，某来走告”，将曾国藩抱到一只小船上，救了出来。因其地名曰铜官峡，故章寿麟于曾国藩死后，绘成《铜官感旧图》一幅，并作《铜官感旧图自记》详述其事，广泛征题。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吴汝纶等都在上面作序或题诗。章寿麟死后家人以《铜官感旧图题咏》为名刊刻发行，使这段往事得以广为流传。
咸丰四年六月，曾国藩于长沙整军后再出作战，李元度和章寿麟继续随行，彭嘉玉离幕而去，陈士杰亦回籍省亲。不久，陈士杰复出佐粮运。咸丰五年湘南民众起事，陈士杰回籍专治团练，后经曾国藩多次邀请，皆不肯返回幕府。同治元年，曾国藩奏保陈士杰补授江苏按察使，并荐其领淮军赴援上海，陈亦没有应命。同治四年闰五月，曾国藩在江宁设北征粮台，专门负责剿捻各军的供应，札委彭嘉玉经理。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报销总局，复令彭嘉玉帮同李兴锐、王延长办理军费报销事宜，直至同治七年十一月事竣撤局。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章寿麟重返幕中，曾国藩派他监印。曾国藩驻祁门期间，章寿麟尚常在身边出现，而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攻占安庆前已署江西新建县知县，其何时离幕不详。[19]
罗萱是咸丰四年七月在岳州入幕的，在幕中“掌书记”，实际上是曾国藩的贴身秘书。曾国藩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咸丰四年自岳州“强掣君以俱东”，数年间由武昌、九江以至南康，“君展转相从，跬步必偕，余或口占书疏，君辄操笔写录。或危急之际君甘心同命，而外则美言相温。诸将或轻重不得，辄为之通怀，使各当其意[20]以去。”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重建内湖水师，移扎南康，岸上无陆师维护，形孤势危，欲建陆师而乏带兵将领。李元度锐意带兵，一再申求，曾国藩犹豫再三批准他招平江勇一千，在身边护卫。罗萱是咸丰六年三月从曾国藩身边离去的，原因也是曾国藩兵力单薄，犹乏将才，令其改司营务，领江军六营自成一军，同李元度、邓辅纶等攻打抚州，罗从此结束了秘书生涯，直接带兵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再出领军，复于咸丰八年八月调李元度入营，管理营务处。咸丰十年五月奉命回籍募勇，也离开曾国藩幕府。
左楷籍隶长沙，大约咸丰四年曾国藩驻扎长沙时“受知于侍郎曾[21]国藩，辟入幕府”，随军进攻湖北、江西的太平军。咸丰四年十二月曾国藩兵败湖口，湘军水师一部逃往湖北休整，一部被困于鄱阳湖内，遂令刘于浔建立江军水师，并派左楷协助，左从此离开曾国藩幕府。
赵烈文曾前后三次入曾国藩幕府。第一次在咸丰五年，由周腾虎推荐，曾国藩下聘金百两请其入幕。赵烈文欣然从命，于是年十二月至南康大营。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本想借以显示湘军军威，令其折服。不料赵烈文回到南康大营对曾国藩说：“樟树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之“怫然”，使赵“未便深说”，且自尊心受到损伤，深感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决心离去。恰在这时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赵即[22]向曾国藩“乞归”。曾也未甚挽留。显然，曾对赵虽颇欣赏，亦未尝不以狂放书生视之。五天之后，正当赵烈文将行未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败溃的消息，殆赵向曾辞行，曾坚问何见周军不可恃，赵不愿再说，但以不幸而中逊辞搪塞。显然，曾国藩已经改变了对赵的看法，而赵却去意甚坚。曾国藩不好意思将他强留于危城之内，只好嘱以家中无事，望其早来相会。赵烈文别后数年，本已无意再返幕中。不料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常，赵烈文无处安身，全家逃往上海。咸丰十年六月，赵烈文受好友金安清之托，为求曾国藩就盐政某事上一奏折，才不得不于七月来到东流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对赵的到来极为欢迎，多方劝其留在幕中，并特专折奏调籍隶常州的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骏谟、华蘅芳、徐寿六人赴安庆大营委用。其实，周、赵、华、徐四人这时已到了安庆，他这样做的目的除招揽其余二人速来幕府外，主要还是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赵烈文表示欲先赴湖北看望胡林翼，答应归来后就充任曾之幕僚。于是赵烈文同欧阳兆熊于九月二日前赴武昌，直到同治元年正月才回到安庆。其时胡林翼早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去世，只因消息迟到，让他二人空跑一趟。赵烈文在幕府中的工作主要是为曾国藩草拟有关对外事务的奏折。同治二年二月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身边缺乏拟奏之人，曾国藩特派赵烈文于是年五月赴雨花台湘军大营，充任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在这里干了一年多，直到同治三年九月，曾国藩将两江总督衙门迁至江宁，赵烈文才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在这一年之中，赵烈文颇有曾国藩派出之“小钦差”的意思，曾国荃亦未敢以幕僚视之，故仍算曾国藩的幕僚。由于赵烈文忠于职守，给曾国荃提了不少好建议，全心全意地为曾氏兄弟着想，虽没有完全为曾国荃所接受，但却进一步取得曾国藩的信任。赵对曾国藩也愈益佩服。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考虑到赵烈文家境困难，特奏保他为直隶州知州，分发浙江候补。赵烈文则坚决不肯离开曾国藩，并正式拜曾为师，愿意等曾国藩剿捻回来，仍充任其幕僚。同治六年初，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赵烈文闻讯从浙江赶赴江宁，第三次投入曾国藩幕中。从此，二人关系更为密切，说话更为投机，数年之间几乎天天见面，夜夜谈心，赵对曾佩服得五体投地，曾亦视赵为无话不谈的心腹幕僚。同治八年初，曾国藩刚抵直隶总督任，就立即将赵烈文等人调赴直隶。是年十月，赵烈文补授直隶磁州直隶州知州，至此才离开曾国藩幕府。
胡心庠于咸丰四至七年间曾在曾国藩幕中办理书启和粮饷支应。咸丰八年十月，曾国藩再出带兵驻扎江西建昌期间，接受左宗棠的建议，决定在江西“设一枢纽，以速文报”，打算“即以胡心庠蔚之管[23]理此事”。这时胡已是江西候补知县，受江西粮台派遣，与丁应南共同经管江西支应局，负责曾部湘军的供应。不久，该支应局撤销（递文局不知所终，大约亦于此时撤销。因曾国藩已离开江西），胡心庠又先后在湖口、吴城办理报销、厘金等务。咸丰九年七月，曾国藩路过南康，胡心庠前来迎接，已是星子县令。可见，在此之前胡心庠已离开曾国藩幕府，唯其离开的具体时间不详。
陈光亨、汪元慎、何源、方翊元出入幕时间不详。咸丰五年十二月赵烈文至南康大营，曾拜谒幕府陈光亨、汪元慎、何源、方翊元诸[24]人，可见他们均在曾国藩幕中任职。其后方翊元长期在幕中任事。曾国藩再出领兵，方翊元复于咸丰十年春应约返回幕府。现知同治二年五月方翊元已署安徽和州直隶州知州，其何时离幕不详。何源约在咸丰十一年夏间已赴承德行宫，亦不知其何时离幕。
莫祥芝原为湖南候补县丞，咸丰四年正月入幕，随军东下，曾国[25]藩“尝令登山了望，绘图以定攻守之策”。其工作与罗萱相似，当为曾国藩的身边秘书。曾国藩再出领军，莫祥芝复于咸丰八年七月入幕，奉委管理行营粮台军械所。咸丰十年，曾国藩、胡林翼率兵围攻安庆，委莫祥芝署理怀宁县县令（驻石牌），后因与曾国荃不和被劾革职，调回大营差遣。同治元年奉札赴祁门粮台银钱所任职。同治三年九月，经曾国藩奏准署江宁县令，离开曾国藩幕府，但仍为其办事。
许振祎咸丰三年入曾国藩幕，司书启、咨、奏。咸丰六年出幕，与邓辅纶等领军在进贤、东乡等地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再出领军，许振祎复于咸丰八年七八月间入幕，办理书启，有时也草拟奏稿。曾国藩称其长于书启，公牍少逊。咸丰九年中江西乡试举人，仍留曾国藩幕中任职。同治二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出幕。
吴廷华咸丰六年六月经其同乡洪汝奎推荐在南昌大营入幕。咸丰九年经洪汝奎推荐，再次入幕，不久外出领军，离开曾幕。
程桓生原为广西同知衔试用知县，因事革职，咸丰四年五六月间随广西候补道李孟群调赴湖南，充任曾国藩幕僚，负责草拟咨、奏、函、批等文件。曾国藩再出领军，程桓生复于咸丰九年十一月由安徽赶赴湖北黄梅曾国藩大营，重返幕府，仍任旧职。咸丰十一年五月，李金旸、张光照递解东流大营，曾国藩委程桓生、彭山屺审理，随即双双正法。同治二年八月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政，于江西省城南昌设江西督销总局，委程桓生主持。同治六年二月补授两淮盐运使，仍为曾国藩经办盐务兼理江北厘金局。其何时离开江北厘金局，时间不详。
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早在道光二十年二人即开始交往。道光二十四年又做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深言密意，关系非同一般。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移住衡州，冯卓怀前赴衡州入曾国藩幕府，九月离去。十一月领功牌100张，在宝庆为曾国藩劝捐筹饷。咸丰十年十一月，冯卓怀任四川万县令，应曾国藩奏调，再次入幕，为曾国藩巡察碉堡。咸丰十一年正月，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拂袖而去。同治十年三月又赴江宁拜会曾国藩，只作游客，不再充任幕僚。
咸丰八年六月至十一年底入幕的秘书人员主要有李鸿章、左宗棠、杨象济、冯焌光、李榕、郭崑焘、郭笙陔、王敬恩、欧阳兆熊、陈鼐、穆其琛、李士棻、张裕钊、柯钺、何应祺、刘瑞芬、梅启照、程鸿诏、周成、王香倬、阎泰、陈鸣凤、刘崧、聂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