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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7 09: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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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士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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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

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试读:

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奏响的历史强音,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6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往无前、不懈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96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在探索中前进,从挫折中奋起,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这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红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奥妙所在。

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具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修改党的章程、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等重要职权。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座路标。全面梳理和研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发展历程,不仅能够彰显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职能作用,树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党同志心目中的权威性、指导性,而且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组织编写了《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一书。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生动描述。在六大至十八大各章正文后面,附录了本届中央委员会历次全会的简要介绍,反映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便于读者把握有关的历史线索和发展脉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突出政治性和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力求使本书成为一部带有研究色彩的通俗性党史读物,适合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群众以及大中学生阅读和收藏。

因时间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17年10月

中共一大: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对此,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毛泽东说过:“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就率先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队伍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大量出现,全国共有200多种报刊不同程度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1920年前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被翻译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动,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产生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到1921年建党前夕,全国产业工人约有261万人,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大公无私,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工人阶级还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正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受到如此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它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坚决和彻底,是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据统计,1919年工人罢工66次,参加人数91520人;1920年工人罢工46次,参加人数46140人;1921年罢工49次,参加人数108025人。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规模的日益扩大,就迫切需要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并善于指导工人斗争的政党产生。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同时,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和帮助也有关。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稍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也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到192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重庆等大城市以及旅欧、旅日留学生中相继建立。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吸引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去办工人夜校、办工会,向他们作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了初步的结合。1920年8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建党的思想:“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毛泽东则复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

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共产国际曾对中国建党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帮助和指导,并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指导帮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上的帮助,共产国际的代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和建党原则,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摆脱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假社会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从筹建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二是派员来华对中共的创建给予组织帮助,直接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始终指导会议的进程。三是在经费上对中共的创建给予帮助,不但提供了会务的开支,还给各位代表发送了路费。这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提供了物质保证。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即使共产国际不派代表来华,中国共产党或迟或早都会诞生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华前,党的早期组织已在酝酿和准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他们的到来和提议促成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实现。

二、上海召开,嘉兴闭幕

●会前准备

1920年夏秋已开始酝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5日至7日,由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主持召开的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代表会议中就提道:“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也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代表中,最年长者是何叔衡,时年45岁,最年轻者是刘仁静,时年19岁,平均年龄为28岁。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外地代表中,到会最早的人是张国焘,他在6月中下旬到达上海;到会最晚的人是陈公博,他直到7月22日才到上海。为了做好保密工作,确保中共一大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九名代表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身份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私立博文女校,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同住,李达和李汉俊都住在上海自己的家中,张国焘在上海另有住处,陈公博因为带着太太,住在大东旅社。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们的吃饭问题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7月23日,各地代表到齐后,先在博文女校开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来自各个专区的建党骨干,有些是结识较久的熟人,有些则是从未见面的初交,大家在一起互致问候,并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应当立即举行。

会议召开之前,陈独秀给出席会议的代表写信,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即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即注意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

●会议开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正式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在一楼18平方米的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在四周。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接着,马林介绍了第三国际的概况,以及其本人在爪哇建党活动的经验,并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目前大多是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太少,建议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克尔斯基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在开幕会议上,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上述内容将分别安排在以后的各次会议中逐项进行。

●会议进程与讨论的重点

党的一大是建党大会,当时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所以,会议议程和议题都比较简单,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分别讲话;各地代表汇报党组织开展工作情况;会议起草、讨论、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

7月24日,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苏共中央1957年移交给中共中央的档案资料关于一大的文件中,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从内容上看是这两个地方代表在一大的汇报稿。

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委员会拿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初稿,供到会代表讨论。

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在这几次会议上,代表们集中精力对起草委员会提供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展开了认真详细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商讨,既有统一的认识,又有激烈的争论。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反映:“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激进的手段。”“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这三天的讨论是富有成果的,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即最终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不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践上,对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7月30日晚,代表大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全体代表除周佛海因病缺席外都参加了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前来出席。按照原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中共建党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但是,这次会议因受到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搜查,未能按原计划进行。

这天的会议刚开始不久,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会议闭幕

在嘉兴南湖这最后一天,也即中共一大闭幕日是哪一天,出现了较大分歧。至于是哪一天,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说法。

对于7月31日,有多位代表的回忆作支撑。之所以记忆这么清晰,就是因为敌探闯入这一突发事件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时说:“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们到了火车站……约在十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时说:“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

质疑者认为,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下,安排好第二天的行程,时间太仓促,恐怕来不及。支持者认为,当时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个别代表虽分散他处,但相距并不远。即使不是分头通知,仅由一人传递信息也来得及。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到达时间是10时25分。这一点,与包惠僧的回忆也相吻合。这就是说,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无论是时间的充裕,还是乘车的条件都是完全具备的。尤其是在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越是迅速地转移到别处就越安全,第二天一早当是最好的选择。

陈公博虽然没有去嘉兴南湖,但他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却给出了去南湖的确切日期。他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这样的夜半插曲,足以令陈公博印象深刻。

周佛海在《往矣集》里提到同一件事时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正因为受到此事的惊吓,陈公博夫妇没有去嘉兴,而是去了杭州。

将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与上海《申报》《新闻报》当时的相关报道相对照,就发现这一天正是7月31日。

但张国焘等人回忆说:“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张的说法如果属实,那么大会闭幕的日期就应该是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讯》报道,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南湖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这样的气候条件显然不适合在游船上开会。如果遇到了这种天气,就像在上海遇敌探闯入一样,代表们不可能不留下印象。可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在回忆中提到遭遇了风暴。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在这场风暴到来之前,最后一天的会议早已结束,代表们也早已离开了南湖。

8月2日的说法,来自布置开会游船的王会悟的回忆,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材料来印证。

8月5日的说法,源自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信件明确提到会议在8月5日闭幕,并解释说“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进程”。在这里,斯穆尔基斯并不是大会的参加者,他只是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传话人。有关8月5日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尼克尔斯基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报告,预定的闭幕日期在8月5日。此后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不得不匆忙结束。尼克尔斯基和马林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的会议也可以作为一个反证,证明这是事前的报告。

不管在哪一天举行,党的一大的闭幕会议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进行,时间从中午一直开到傍晚,除陈公博、李汉俊未能出席外,其他的代表们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越来越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这天的会议继续着上海第六次会议未能进行的议程,首先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党的纲领问题在前几次会议上已经作了比较细致的讨论,因此没有再用多少时间。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党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和安排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并将讨论结果形成党的决议。会议在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后胜利闭幕。大会代表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选举结果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央局的设置,对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代表回忆

毛泽东回忆(1945年4月21日):党的一大“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董必武回忆(1929年12月31日):“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编者注)船上,将会开完。”“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

陈潭秋回忆(1936年六七月间):“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大会的组织是非常简单的。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校内(指博文女校)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是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四天。讨论以下的问题:1.目前政治状况;2.党的基本任务;3.党章;4.组织问题。”“最后的批准党章改至大会的第四日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8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褂的可疑人物……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隐藏起来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即在……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李达回忆(1955年8月2日):“党的第一次会议是7月1日下午8时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的寓所举行的,代表12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即尼克尔斯基——编者注)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10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的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时间是7月6日上午10时到下午6时。”

包惠僧回忆(1953年8月20日):“当夜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在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的住宅,李达也住在此处)。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浏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个大船,尽一日之辰来结束这个会。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只有陈公博没有去。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同志)是嘉兴南湖人,带她去当向导。”“我们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便进行选举……”

张国焘回忆:“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为便于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即尼克尔斯基——编者注)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7月8日晚7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控的视线,商定第二天停会,并通往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大约是7月10日清晨,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9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

陈公博回忆(1924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大会代表12人,代表7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天津、汉口,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同志。这次大会持续了两周,选出5个委员起草纲领、计划和宣言。”

周佛海回忆(1942年1月):“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12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地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才知道是出了事。”“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即李达——编者注)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烟雨苍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产生了。”

刘仁静回忆(1979年12月21日):“一大是在李汉俊家里开的。那时他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里。我们平常开会总在楼下的一间房子里,但有时开会前,大家也上楼到李汉俊的卧室兼工作室去坐坐。有一天还没有开会,我们大家正在楼上闲谈,忽然有个陌生人上楼来,掀开门帘朝里面张望。我们问他找谁,他说找错了,转身就走。由于事出突然,张国焘立即宣布不再开会,并布置大家离开李家。果然隔了不久法国巡捕房就来搜查。幸而我们及时转移,没有什么损失。后来我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早分批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上租了一只船,开了一天会,才结束了一大。”

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诞生

●确定党的名称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第一条的位置确定党的这个名称,表明了这个党是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规定党的纲领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党的纲领如下: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明确主要任务

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纲领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在这种学校里,除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应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还提出要建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并且规定:“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为了更适当地进行工作,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

会议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申明党员条件和党内纪律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

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

关于党的组织系统,党纲规定:“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一个地方的委员成员,经当地书记介绍,可转至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

四、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理论武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明确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它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的理论武装,就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与中流砥柱

以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屡遭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政党,作为全国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广大共产党人,为着中国人民的事业冲锋陷阵,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成了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成了中国人民的楷模。

●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就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第一次高潮,新型农民运动开始兴起,青年运动有了新发展,妇女运动呈现出新面貌。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开始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

●“红船精神”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中宣告成立。伴随着中国革命航船的扬帆远航,体现党的一大全部精神内涵的“红船精神”也得以延续和弘扬。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红船精神”,将其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并强调“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红色基因,“红船精神”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得到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分别展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九十多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新胜利。

中共二大: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

一、中国的外患与内忧

●外患与内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得以从狗咬狗式的相互争斗中腾出手来,开始了新一轮侵华掠华。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和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这次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等九国。

会议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草案)》(简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这个“九国公约”是帝国主义各国协同侵略中国的强盗协定,正如此后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会后,帝国主义列强都极力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

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并由此拉开了由外国列强分别操纵控制的中国各派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又一次大混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北京中央政府为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所控制。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消灭直军,掌握中央政权。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内。此后,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独自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和华北、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开始鼓吹“武力统一”,企图把它的势力向南方扩张。而各省地方军阀则提出了“自治”或“联省自治”的政策主张,以求维护各派军阀的自身利益。直、奉、皖及地方各派军阀之间,纷争不断,中国的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工人运动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在国内许多爱国志士苦恼、彷徨和忧虑之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从开展工农运动的革命实践中,迈出了探寻中国前途的坚实步伐。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合法的公开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任主任。在由张国焘等26人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回答了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并阐明该组织的宗旨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总部设在中国产业的中心——上海,随后,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设立了分部,分别由罗章龙、包惠僧、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任分部主任。书记部和各地分部相继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如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京绥铁路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等;开办了劳动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如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唐山工人夜校、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等;出版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作为全国劳动者的言论机关,在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工人集中的地区广泛传播。通过多种形式,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把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成为领导全国劳动运动的中心机关。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罢工浪潮风起云涌。1921年七八月间,在党的一大开会期间,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李启汉领导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8000多名工人举行为期三周的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1922年1月,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在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组织下,上万名罢工海员离港回省(广州),罢工人数由6000人增至3万多人,随后又发展成为香港10余万名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罢工历时56天,迫使港英当局答应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斗争取得完全胜利。这次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此后,各地罢工层出不穷,不仅有京广、粤汉、陇海等线铁路工人的罢工,还有广东土木建筑工人、盐业工人、纸业工人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以及长沙、杭州的理发工人的罢工等,这些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在1922年全国罢工潮中,各地成立的工会组织达到了100多个。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走上了中国革命的舞台。1921年9月27日,在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等的发动和领导下,浙江萧山县衙前及附近在衙前东岳庙集会,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议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宣言提出:“我们底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世界的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由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章程宣称“本会与田主阶级立于对抗地位”。成立大会还选举李成虎、陈晋生等六位贫苦农民为领导者。在衙前农民协会的带动下,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浙江萧绍地区的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共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11月24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成立,并作出了“三折还租”、改大斗为公斗、取消“东脚费”(地主下乡收租时由佃农负担的路费)、反对交预租等规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

衙前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在当年的12月中下旬就遭到了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运动的领导人李成虎等被迫害致死。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

●共产国际二大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理念,深入到领导广大工人、农民的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和共产国际也十分关注着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任务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0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文件。大会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大会明确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开辟通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前途。这些理论和共产国际的革命纲领,对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基础上,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4名共产党员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宣传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和各国的形势,阐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等问题。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初步的探索。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则使党的实践找到了理论指导。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使党逐渐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发表政见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简称《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表明政治态度。《主张》首先阐明了历史状况,“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的侵入”。而正是“因为人民受了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压迫的缘故,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在封建统治下的改良运动便进步到民主革命运动,毕竟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那次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主张》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自强运动里面包含民族独立及发展实业两个主旨。”辛亥革命“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同时也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由此,中国的现状和社会性质是“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在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中,“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造成了“中国的特殊势力”和“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的状况。

在分析中国现状和社会性质的基础上,《主张》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小工厂主、小商人,受外货及大资本营业的影响,渐次坠入了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因为手工商品被外来机器品驱逐的缘故,大半流为失业游民;农民因为物价腾贵的缘故,渐次将自种地卖给地主;所有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无力避难的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据此,《主张》提出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是军阀和侵略中国的列强,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必须要用“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不良的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

而实现民主政治,则必须用革命的手段。《主张》强调:“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的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是一个阶级推倒别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别个制度的意思。”《主张》在分析了国内民主派的力量,肯定国民党是中国现存的各政党中,“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并对国内从军阀吴佩孚到地方势力和“好政府主义者诸君”所提出的解决时局的方法进行分析后,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的奋斗目标:“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付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并提出了实现目标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并强调:“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至此,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已经提出,党的二大召开的思想、理论准备也已具备。而在组织上,从党的一大到二大召开前的一年里,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党组织也不断扩大。1921年下半年,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1922年初,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包惠僧任书记;中共山东支部建立,王尽美任书记;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至二大前,先后建立了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郑州等七个地区委员会和上海、北京两个地方委员会。党员人数也从建党时的50余人发展到195人,并相继在上海、北京、武昌、长沙、杭州等17个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全国青年团员达5000余人。这一切都为党的二大的召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寻找中国革命的现实道路

●会议主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寓所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中央局成员,来自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郑州等七个区委员会的代表,有劳动组合书记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以及出席远东民族大会的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东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青年团代表施存统(尚缺一人姓名不详)。

党的二大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

●主要议程

党的二大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明了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概况,以及上海、北京、广东、汉口、长沙等地工人运动情况;阐述了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阐明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即先实行民主主义革命,等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以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报告远东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再次,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最后,由与会代表汇报各地工作情况。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议程,主要是讨论一年来党的工作,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追认中央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议程,是讨论通过11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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