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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绍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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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试读：

引子

一

冉学国是我1982年在重庆河运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的老家是原来的万县，在重庆直辖以前属四川省万县市，直辖以后改为重庆市万州区。至于冉学国在原来的万县市现在的万州区下面的具体哪个县、哪个乡及至哪个村，在学校时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但最终没有记住。毫无疑问，他与我以及班上绝大数同学一样，是地道的农家子弟，但有别于我们的是，他的身材、长相以及在班上的组织能力、号召能力完全不像是农家子弟。我记得他的身高竟然有一米八

二

不知是班主任莫笔健老师出于四川人老乡情结，还是冉学国原本就特别优秀，经莫老师的推荐，冉学国众望所归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而我因为在高考中语文成绩不错，也当上了班里的宣传委员。由于工作上相互配合的机会较多，再加之情投意合，我们俩自然而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枯燥但又充满激情的三年河校生活结束时，由于各方面表现均较为突出和优秀，冉学国如其所愿分配到重庆港航监督局，由一个农家子弟最终成为一个端着铁饭碗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算是彻底跳出了农门。我呢？由于不屑于留校当一名呆板机械的教书匠，最后别无选择地被分配回武汉，成了长江轮船公司“江汉”轮上一名普通的船舶驾驶员。老话说，好女不嫁开船郎。这句话无非是说船员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船员的待遇还是许多行业望尘莫及的。比如，除了工资待遇较一般的行业高出一大截以外，平时还经常发一些诸如香肠、麻油、罐头等食品，要知道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些食品可以算得上是让许多人眼红的奢侈品了。所以，虽然长期的漂泊生活让我的精神十分颓丧，但是充足的物质生活仍让我在有些同学面前趾高气扬。我的这种心态在冉学国的面前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因为我们“江汉号”每次从武汉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冉学国肯定会到我们船上找我。当然，他找我的目的绝不是叙叙同学友情，也不是天南海北地摆摆“龙门阵”，而是为了从我那儿弄一些只有船上才有的奢侈品。即使事隔多年，我仍记得他进到我房间里的模样：自跨进房间的门槛以后，他的目光就贪婪地扫视着挂在舱壁上那只属于我的巨大食品柜，此刻，对于我对他所说的一切话他要么根本没有听到，要么根本就充耳不闻。他似乎从来不需征得我的同意，径直将我摆放在食品柜上一切能够食用的物品像一位认真负责的清洁工一样，全部扫进他随身带来的那只特大号塑料袋里。那些食品价格高的有香肠、罐头和麻油什么的，价格低的则有面条、味精、方便面甚至泡菜什么的，只要能够吃，他一样都不会留下，全装进那只塑料袋里。末了，他甚至将食品柜下端的抽屉也一个个拉开检查一遍，那样子好像生怕我对他打了什么埋伏似的。还有，每逢春节、国庆节等大的节假日，他回老家休假，都处心积虑地算计好时间乘我们船往返，这样既节省了购买船票的费用，同时在船上还有我向他提供免费吃喝。

看来冉学国虽然在让人羡慕的机关工作，但生活仍然拮据。有几次我曾问他为什么将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他红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羞涩，却并不告诉我直接的原因，而是变着法子将话题岔开。看他的表情，肯定有难言之隐，我也就懒得将这些事情问个清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四年以后，到了1988年下半年，冉学国却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到我们船上来。开始我以为他是工作忙或者是到外地学习、开会去了，也就没在意，但是到了这年的年底，仍没见他的踪迹。于是利用一次船抵达重庆停靠三码头的机会，我决定到他们机关去探个究竟。好在他上班的地方就在朝天门那道长长的梯坎上面，从船上步行到他的办公室也就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那是一个傍晚时分，紫红色的晚霞将山城的天空装饰得如梦如幻。他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宿舍，一间不大的房间靠窗处摆着一张油漆斑驳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块玻璃写字板，玻璃下面压着他不同时期的照片。办公室的门后则摆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下放着脸盆、开水瓶等生活用品。床上收拾得非常整洁，枕头旁边摆着一本那个时期的年轻人都爱看的《读者文摘》。

我进到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时，他正弯着身子在办公桌上摆弄着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一看那电视机的模样，我就知道是地道的日本货，因为我们船上为接待外宾的需要，前一阵子就在二等舱摆了两台这样的电视机。我有点感叹他们单位的待遇竟然好到如此程度，连这样高档的电视机也给他们这些单身汉配上了。他却一脸得意地告诉我，说这电视机不是单位配的，是他自己花钱买的。“你自己买的？你哪儿弄来这么多的钱？”此刻我还真的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不相信吗？还有那玩意儿，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他没有回答我的疑问，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办公桌后面的空档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那儿竟然摆放着一辆崭新的三洋牌摩托车。“够气派吧？”他走过去，拍了拍摩托车黑色的真皮坐垫。“确实气派。”我发自内心地附和道。我没有说假话，那个时候若能买上一辆国产的嘉陵摩托车四下里兜风，对于年轻人来讲那可是一件再风光不过的事情。更何况眼下这辆进口的日本车呢。但旋即我拍了拍冉学国的肩膀，说：“你可不能乱来哟。”“啥子乱来？”他没有听懂我话中的意思，扭过头，两眼不解地看着我。“你那点工资能够买得起这些高档东西吗？除非你贪污受贿，弄了一些违法的钱财。”我欠了欠身子，斜坐到办公桌上，关切地看着他。我说这话是出于好心，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能够跳出农门就是天大的幸事了，要十万分地珍惜，不能做那些邪门歪道的事，更不能通过违法手段赚取那些不义之财。

不知是仍没听懂我的话，还是在有意捉弄我，他咧着嘴，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看，那神情仿佛我的脸上长出了个什么怪物，或者他压根就不认识我。在我明显感觉到不自在的时候，他却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得那样欢畅、那样放肆，并且不停地拍打着摩托车的坐垫，以至于那摩托车在他的拍打下仿佛突然有了生命，忍俊不禁地欢跳起来似的。“你笑什么？”我对他莫名的笑声感到恼怒。“笑你过虑了。”他好不容易才止住了自己的笑声，边擦眼角渗出的眼泪，边说，“放心吧，我的好同学。我冉学国再蠢再傻，也不会做那样的糊涂事。”“那你哪儿来的钱买这些东西？”我一脸不信。“实话告诉你，是我爷爷给我的钱。”他在我的面前脆脆地打了个响指，一脸抑制不住的幸福和得意。“你爷爷？”这下我确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我只知道他们家像我们家一样穷得丁当响，从没有听他说过有什么有钱的亲戚，更没有听他说过有这么个有钱的爷爷。“可不是，我爷爷，才从台湾回来的。”“真的吗？”我努力从他的表情上印证他所说的话，但始终看不出一丝的虚假。随即我在他的肩膀上使劲擂了一拳，“你小子太不地道，这样的好消息怎不告诉我一声呢？”“顾不上了，确实顾不上了。下次你们船到时请你喝酒。”他连连解释。“不能改天，就今天。”我不依不饶。“不行，我今天有个重要的约会，得马上出去。”他看了看手腕上新买的手表，做着鬼脸，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

我正准备伸出手去揪他的领口时，门口突然传来一位姑娘的声音：“学国，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扭头一看，办公室的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毕竟是唐突间见到，所以我不敢放肆地仔细打量，但是我敢对天发誓，除了电影里见到的那些漂亮姑娘，眼前这个姑娘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为漂亮的。至于具体漂亮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说因为那是一种朦胧的印象和感觉，所以没办法描述得具体或者生动。对了，在这里不妨说明白一点，在看过的所有的电影里，自有青春期的萌动以后，能够始终刻在我脑子里的姑娘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电影里那个女主角丽达。既可以说这个丽达是我的梦中情人，也可以说这个丽达是我判断所有见到的姑娘是否漂亮的唯一标准。而眼前这个姑娘与那个丽达太像了，微微卷曲的短发，乌黑发亮的眼睛，长长的眼睫毛，笔直挺拔的鼻梁，小巧迷人的嘴唇，及至右唇下那颗充满灵性的肉痣，简直就是电影中那个丽达的真实翻版。当然，眼前这个姑娘在穿着上却充满了时代气息，一身紫色的轻衫将其健康的身材笼罩在梦幻般的色彩之中，而那件浅白色的紧身牛仔裤却将她活脱脱地展现在目瞪口呆的我的面前。

在我还没有从惊诧中回过神来时，冉学国笑着推了我一把：“对不起了，老同学。”

不知什么时候冉学国已经将那辆摩托车推出了房间。那姑娘礼貌地对我笑了笑，抬手打了下招呼，右手轻扶冉学国的肩膀，左腿轻提，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似的，非常优雅地跨到摩托车的后座上，然后双手轻轻扣在冉学国的腰间，下巴也若即若离地撂在冉学国的肩膀上。

冉学国口里对我喊了声拜拜，脚下一踩油门，摩托车低吼一声，风驰电掣地冲了出去……二

没曾想再次见到冉学国已是四年之后了。这四年就我而言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先是娶妻生子，找到了一个四处漂泊、四处碰壁后能够悄然疗伤的归宿，也就是我常说的“根据地”。任何发展都必须先有个立足之地，只有站稳脚跟后，才能进一步四处发展。老话说，人生的奋斗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步骤，对于其中的“齐家”，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找个自己爱的并且也爱自己的老婆，生一个子女，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我从船上调到岸上，鬼使神差般地竟成为湖北省一个不大不小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其实从船上调到岸上我也是万般无奈。就我的最初理想而言，就是当一个果敢有力、威风凛凛的船长，但因视力太差，最终导致我的理想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肥皂泡。这一切变故使我在这四年中无法再去重庆，也就无法在这四年中再次见到冉学国。当然，通过各种渠道，我也知晓一点冉学国的行踪和动态，比如听说他在重庆南坪买了房子，已经从人人羡慕的原单位辞职，开了一家台胞接待中心，等等。从这些片言只语里，我知道冉学国那位从台湾突然回来的爷爷，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让他的人生轨迹沿着一条我们谁也料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还有一件发生在冉学国身上的事情更是让我不敢相信。那是那次在办公室里见到他以后的第二年冬天，在武汉飞往广州的飞机上，从《南方周末》上我竟然看到一条与冉学国有关的新闻。新闻的标题是“大陆男首娶台湾女”，内容非常简单，说重庆有一位名叫冉学国的年轻小伙子近日迎娶了一位台湾姑娘，并强调这是1949年大陆与台湾隔绝以来，首次大陆男子迎娶台湾女子。至于冉学国是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娶得台湾女子，两人从事什么职业，在哪儿成婚，新闻里均没有介绍。虽然我从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听说过我的那位冉学国同学已经娶了一位台湾姑娘，但我当时绝对敢肯定，《南方周末》上登载的那个冉学国就是我的那位冉学国同学。世事难料，人生难测呀，想当年那个穷得丁当响的班团支部书记，如今竟然癞蛤蟆变白马王子了。坐在飞机上，我一直感慨不已。

四年后我因出差再次回到熟悉的重庆。心情烦躁地住在朝天门旁边的白象宾馆里，我最终通过各种办法联系到了冉学国。我之所以心情烦躁，是因为在之前的几天里，我始终找不到冉学国的行踪，若再一无所获地待上一两天，我就得返回武汉了。说实在话，这次来重庆，除了办公事，我最想实现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冉学国，毕竟这家伙这四年中巨大的变化与其说是让我感到好奇，还不如说是让我感到担心。好奇的原因在于是什么因素促使向来稳重的冉学国突然辞去原来的工作，以及他又是凭什么开办了那家台胞接待中心。至于担心，更多是出于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关心，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下，他那种犹如破釜沉舟的行为能够为他换得家庭和事业上的双丰收吗？

下午五点多钟，冉学国开了一辆外形稀奇古怪的吉普车来宾馆接我。如果仔细看车的铭牌，那就是一辆简单的北京产“切诺基”，但是若看车体外那些图案和文字，霎那间你还真不敢确定眼前这辆车就是“切诺基”。这辆车的底色应该是红色，一幅巨大的呈金黄色的台湾岛的整体图形非常夸张地从右边车门呈斜势翻过车顶篷一直延伸到车子的左后部，图形的周边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粉红色心形图案和隐约可见的和平鸽线条。车的右边车体上用繁体字写着“欢迎回家”四个深蓝色大字，左边车体上同样用繁体字写着“血浓于水”四个深蓝色大字。而车尾则用草绿色画着一幅展翅翱翔的和平鸽。就车上的图案搭配而言，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和生搬硬套，但是就这些图案想表达的内涵而言却显得异常鲜明、异常明了，那就是本车的车主竭诚为回大陆探亲的台胞提供各方面服务。毫无疑问，冉学国别出心裁地将他的车当作宣传自己业务的流动道具了。而这主意也只有他冉学国想得出来。

四年未见，冉学国不仅瘦了许多，也黑了许多，但却比以前显得更加精神。他开车将我径直带到南坪闹市区一个叫水车屋的咖啡馆。咖啡馆是一个简单的五层楼建筑，通体漆成了鲜红色，在临街的那面墙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水车，车轮随着城市的喧闹缓缓地旋转着，轮叶带起的水花在夕阳的照射下散发出五彩斑斓的光点。就我对冉学国的了解，这水车肯定是他的创意。

果不其然，在铺着蓝白相间方格子台布的咖啡桌前坐定后，冉学国告诉我，不仅这水车是他的创意，而且这整幢咖啡馆也是他投资修建的。对于我惊诧于他的巨大变化，冉学国的脸上却显得非常平静，好像对于自己人生的巨大变化，既觉得偶然，又觉得必然。他淡淡地笑了笑，说：“这都是托了我爷爷的福。”“你真的娶了一位台湾老婆？”然而此刻我更想印证的是《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报道。“是的。等会儿你就可以见到我那位台湾老婆了。”冉学国肯定地回答道。“那你是怎样娶到这位台湾老婆的？”我确实有太多的事情想向冉学国问个明白。

冉学国犹豫了一下，最后说：“这个过程有点复杂。这样吧，吃完晚饭后，我再细细地讲给你听。”

在咖啡厅里闲聊了十多分钟，冉学国将我带到他位于五楼的家里。屋子面积不是十分大，装修得非常精致也非常有韵味，带着少有的浓浓的古典气息。

刚进屋，冉学国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嘉怡，杨凡同学到了。”

随着冉学国的喊声，厨房门口现出一个身材高挑、匀称的女人身影，她一头略显稀少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简单地扎在脑后，身上系着一件带有熊猫图案的围裙，粗一看还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只见她双手自然下垂，优雅地朝我弓了弓身子，用那种我始终认为有点酸溜溜的台湾普通话对我说：“杨同学好！”“嫂子好！”我在机械地回答她的问好时，脑子里却在想着她那似曾相识的弓腰动作。没错，在那些反映日本或者韩国生活题材的电影里，那些穿着和服或者韩服的日本女人或者韩国女人，问候人时都是这个动作。眼前这个嫂子，可以说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台湾女人，没想到她的动作竟然与日本女人或者韩国女人完全一样。都说日本女人和韩国女人是世界上最贤惠的女人，从刚才我所见到的动作来判断，眼前这个嫂子肯定不会差。

下酒菜虽然不像重庆人请客那样尽是大鱼大肉，但仍十分丰盛，并且每道菜都像工艺品一样做得异常精致，色香味俱全。有生鱼片、溜溜肉、寿司、生煎牛排、大肠包小肠和沙拉什么的，稀奇古怪的名目很多，都用巴掌大的碟子盛着，不说吃，单就用眼看着，就让人禁不住直吞口水。显然，这些菜都是冉学国这位台湾老婆的手艺。至于酒，是那个时期在大陆如雷贯耳的六十度金门高粱酒，也不知冉学国是通过什么办法弄到的。

几年不见原本就有点兴奋，加之受高粱酒的强烈刺激，我与冉学国之间的谈话就显得海阔天空、无遮无拦了。当然，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发生在河校时的那些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事，比如猜拳喝酒、推划子大冬天掉江里以及谁因失恋哭了好几天等等。不是自我吹嘘，表面上看我五大三粗，确实是个天马行空、放荡不羁的船员，但内心里我还是非常细腻的，这不，在胡吹乱侃的同时，我还时不时将我们那时的笑话解释给一直不说话的冉学国的台湾老婆听。在解释的过程中，我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冉学国的这位台湾老婆。平心而论，就长相而言，冉学国的这位台湾老婆只能算得一般。我始终认为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漂亮应该以自己的记忆作为标准，历经多年都不会忘记的要么是特漂亮，要么是特一般，至于那些头天见过一面，第二天就没有一点儿印象的，那肯定是长相一般的了。比如四年前在冉学国的办公室里见着的那位酷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电影中的丽达的冉学国的女朋友，那肯定是特漂亮了。而眼下坐在我正对面的冉学国的这位台湾老婆，即使事隔十年、二十年，抑或三十年，她那略显稀疏的头发、细长的眉毛以及缺乏光泽的皮肤仍会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但这记忆绝对与漂亮无关。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含丁点儿夸张的成分，更不含有丝毫贬损的意味，一切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审美标准客观评判，并且更多只是基于外表。

就冉学国的条件怎找了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婆哟。心底下我暗暗为冉学国叫屈，同时失落的情绪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当天的谈兴。所以，在喝完酒后，我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坚决要回酒店。冉学国好像意犹未尽，不停地用诸如不够朋友、不讲同学情谊之类的话刺激我，以求达到挽留我的目的，但我仍不为所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冉学国突然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瞪着微微发红的眼睛厉声说道：“你给我听好，杨凡。我今天请你喝酒只是借口，目的是求你帮我做一件事。知道不，不是请，是求！”

我不知道冉学国会有什么事情求到我的名下，但看他那充满希望的眼神，我只得留了下来。

在楼下咖啡厅柔和的橘黄色灯光下，冉学国从一只表皮斑驳，已经分不清底色的小皮箱里依次掏出一大堆零碎的东西。有一双手工做的黑色布鞋，一只油漆几乎掉光并且中间部位留有核桃大小一个孔洞的水壶，一块指甲大小的沾满黄色锈斑的铁片，五块形态各异、锈迹斑斑的奖章，一大摞用细麻绳简单扎着的信件……不用问，这些东西的年代肯定非常久远了，因为它们不仅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本色，而且散发着淡淡的霉味。

冉学国表情凝重地告诉我，这些东西全部是他爷爷留给他的，老人家没有告诉他将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原因，只是说在将台湾的仅有的丁点儿家产全部变卖以后，能够带回家的也就是这些破烂了。“老人家在哪儿？”我问。“在我的万县老家。年纪大了，再加之一身病痛，估计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冉学国表情忧郁地说。“落叶归根也算一件好事。”我说。“你说得没错，但是为了落叶归根这一看似再简单不过的事，老人家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哟！并且为了实现回家这一看似简单的目的，老人家在人生的长河中竟然走了整整五十年！”冉学国感叹道，眼睛里竟然涌出了晶莹剔透的泪水。

我不敢正视冉学国凝重的表情，在沉默了一刻后，问道：“那你刚才说求我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了眼前这堆东西。”冉学国说，“我想将爷爷的故事讲给你听听，看你能不能将老人家这一辈子的故事归纳一下。眼前这些零碎的东西，应该是我爷爷坎坷人生中关键节点的证物。”“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我有点奇怪，“你自己不能归纳吗？”“你知道我的写作能力比你差远了。”冉学国自谦地笑了笑。“你的意思是？”我突然似乎明白了什么，睁大眼睛看着冉学国。“没错，我的意思就是求你帮我将爷爷的故事写成小说。”冉学国期待地看着我。“你别开玩笑了。”我惊恐得一下站了起来，“你应该知道我那两刷子的。”“你可以试一下嘛。”冉学国直视着我，“我不强求你，趁在重庆的这几天，我可以将我爷爷的人生经历简单讲给你听听。如果能够写，就帮我写出来。如果确实没办法写，也不值得写，那我也不勉强。”

冉学国竟然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也就没有再拒绝的理由。不怕大家见笑的话，写写小说，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作家，是我青年时的梦想。即使上船工作以及在现在这个机关工作，这个梦想始终没有从我的脑子里消失过。这些年来，虽然在报纸以及地方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充其量只是雕虫小技，与一个真正作家的要求和造诣相差太远。

就这样，我接受了冉学国这一有点强人所难的委托。但是在后来几天听了冉学国断断续续的讲述以后，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说实在话，我原本就是一个不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从那双针脚已经变得模糊的黑色布鞋上，从那一页页发黄变脆的信纸里，从那一个个工整规范的小楷字的行间，从那一阵阵散发着淡淡霉味的气息中，我不仅看见了一位中国军人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战斗历程，同时也看见了一颗饱蘸思乡之情的心灵在颠沛流离中的屈辱和无奈，更看到中华民族在万劫不复的磨难中的百折不挠和坚贞不屈。那种无可言状的感觉，仿佛开了闸的洪水，纵使你有万般的理由、万般的能耐，也无法控制、无法约束。

在听完冉学国的讲述以后，我慎重地问他：“我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好，还是用第三人称写好？”

冉学国想了一下，说：“第一人称好，亲切，自然。”

我又问冉学国：“我不知道得写多长时间。”

冉学国笑了笑：“不要紧，一年写不完写两年，两年写不完写三年，八年十年都不要紧，关键是要写下来。老人家回家这条路走了一辈子，作为后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

就这样，我几乎有点不自量力地用自己笨拙的笔触，将下面这个漫长的故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不为其他，只是为了大家能够记住曾经有这么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军人，在五十年回家之路上的艰难跋涉！第一章糊里糊涂当兵一、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1923年1月17日。

自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人，这从我的小名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说出来一般人无法相信，我的小名竟然叫祸害。现在如果查一下词典，祸害的本意就是引起灾难的人或者事物。毫无疑问，我肯定属于前者，也就是引起灾难的人。从小名大家都可以猜测得到我在家里的地位，以及我从娘肚子里降临到这个世界时，大家对我的不屑和憎恨。父亲之所以给我取了这个饱含不屑和憎恶的小名，主要缘于我在号啕中降临这个悲惨的世界时，是以我的母亲在痛苦呼号中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母亲以她宝贵的生命，最终换来我这条为人不耻和令人憎恶的贱命。后来听人讲，父亲从接生婆手上接过我时，并没有为我这个头生子的降临感到一点点高兴，而是恶狠狠地说了句：“真是祸害哟。”结果，这祸害二字最终成了我的小名。

我的大名却与我的小名截然相反，不仅响亮，而且可称得上掷地有声。我的大名叫冉大发。这名字是我的爷爷给我起的，听说为起这个名字，让被村里人称为秀才的爷爷颇费了一番心思。从爷爷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他对我这个冉姓家族中的长孙寄予了无限的企盼和希望，仿佛冉家几代人的过去和未来只能由我来担当了。现在想来，爷爷的这份企盼也非常正常和合情合理，不仅在我们老家那个称得上蜀犬吠日的穷乡僻壤里，即使在偌大个中国，家族的未来更多是寄托在长孙的身上。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习惯，更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听说爷爷从一脸悲伤的父亲手里接过仍然血淋淋的我时，因为无法抑制的激动，竟然用他那已经没有牙齿的嘴巴在我那像蚕蛹一样还没有长抻展的小鸡鸡上非常响亮地亲了一口，而他对刚刚咽气的母亲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由于从一出生就没了母亲，所以我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不是我整日愁眉苦脸的亲生父亲，也不是我步履蹒跚的爷爷，而是只比我大十岁，有着一双细长眼睛，长着一头枯黄头发的幺姑。幺姑是在爷爷五十八岁那年出生的，虽然是爷爷的幺姑娘，但是受重男轻女这一传统观念的禁锢，爷爷压根没有将她当作掌上明珠，她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更没有将自己当作爷爷的掌上明珠。她就像她前面的三个姐姐一样，充其量只是整个家庭的一员而已，既不显眼，也无关轻重，平凡得像我们家种在房前屋后、田间地角的一株株低矮的土豆苗一样。说起来惭愧，即使是现在，我仍不知道幺姑的大名，只记得从我刚学会说话时开始，我就结结巴巴地喊她幺姑。我觉得这样喊得亲切，喊得自然，喊得有感情。如果要我换一种称谓称呼幺姑，我既不习惯，也不自然。我感觉除了幺姑这一称谓，其他的称谓不仅别扭，而且掺杂了太多的水分，无法充分表达我内心深处的真正感情。不知是小孩子的好奇心作怪，还是内心深处原本有着强烈的自悲心态，私下里我也曾闭着眼睛，试着将幺姑的称谓努力喊成妈妈，但是在我轻轻喊出声后，我竟然觉得妈妈这一称谓犹如我平日时常当零食吃的红苕干一样，干涩、平淡得几乎没有感觉。所以，即使到老态龙钟的现在，一种无法更改的情愫牢牢地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那就是幺姑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是即使是我的亲生母亲，也无法替代幺姑在我心中的分量和地位。在我们老家，人们常说人若没了魂魄就会死。而我这一辈子能够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地活下来，就是得亏了我的心里始终揣着我的幺姑。幺姑是我的魂魄，心里想着幺姑，惦着幺姑，我绝不会死。

但是幺姑从没有将她创造的奇迹当作奇迹。她只是淡淡地一笑，使得两颊两个浅浅的酒窝看上去更加迷人。她说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主要在于我的命硬：“老话说了，祸害祸害，千年不败。”小的时候我不懂幺姑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在经历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以后，我竟然怀疑幺姑是不是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确实，如果回首细细寻思，好像我的一生都在应验幺姑这句不经意间的话。不是吗？幺姑只是用一碗普通的米汤水，就能够使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我起死回生。同样，幺姑只是用我们农村平常得如同空气、水流、山川一样的烤土豆、烧土豆、煮土豆，竟然将蹒跚学步的我喂养成一个能够翻山越岭的青春少年。至于在日后充斥着无尽死亡的战场上，我能够有幸存活下来，更是印证了幺姑的那句看似不经意，实则千真万确的话。

童年的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始终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理解，可以说得上是一片空白。导致我的脑子里产生这种感觉和印象的原因，我想更主要在于整个家庭里，除了幺姑在乎我，其他人更多将我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在他们的意识里，我最多像家里的一张破旧的饭桌，一条印迹斑斑的条凳，或者门前一尊说不清年代的石礅。他们没有想起我时，我在这个家庭里，他们想起我时，我仍在这个家庭里。我记得我们家靠近灶台墙角那儿有一个老鼠洞，老鼠洞里藏着一只小老鼠。平时家里有其他人时，这只小老鼠是绝对不敢从洞里钻出来的，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其他人，或者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这只小老鼠就突然变得胆大了，不仅从灶台上翻上翻下地四处觅食，有时甚至对我瞪着一双又小又亮的眼睛，忽闪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诧异，仿佛不明白我为什么像它一样，整日提心吊胆、形单影只。虽然躲躲藏藏的，但是终于有一天，这只小老鼠被我们家那只跛脚的老黑猫给逮住了。生死之间，我竭尽全力将这只小老鼠从老黑猫的尖牙利爪下救了出来，将它重新放进那个不起眼的鼠洞里。但是让我十分失望的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着那只小老鼠了。我相信它没有被老黑猫吃掉，而是因为恐惧逃之夭夭了。确实，那时的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不敢见天日的小老鼠。说来让人不敢相信，我那时才五岁多，但是我幼小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快快长大、快快离开这个家的想法。至于在村里人的眼里，我同样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大人们在我的背后说三道四、戳戳点点，从他们的片言只语和那忽闪忽闪的眼神里我读得懂其中的含义，那就是我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更不应该在他们的面前时不时出现。毫无疑问，与我一般大小的小孩子们肯定记住了大人的叮咛和嘱咐，虽然从没有人通过打骂等方式欺负过我，但是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谁都离我远远的，仿佛我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祸害，谁若沾上了我，谁就会大难临头。

那么，我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呢？其实一个人只要适应了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环境，那么一切就将变得非常简单。由于我自小就适应了家庭的冷落、村里人的不屑，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就从没有将那些冷落和不屑当作一回事，我就将这些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不幸当成夏天被蚊虫叮了一下似的，搔一搔或者扯片艾叶在上面擦一下，一切的不适瞬间就荡然无存了。但是，温情的缺失也铸就了我的专注。我可以在这里自豪地说，撇开对人的了解以外，对于我们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没有人比我更加熟悉了。我知道村头那棵没人能够说得出实际年龄的老黄桷树上盘曲萦绕的枝丫上有几个鸟窝，其中最高处像个大草帽一样搁在树尖上的那个最大的鸟窝，是那对长着长长尾巴，整天叫个不停的喜鹊的。喜鹊确实是一种快活的鸟儿，从它们响亮的叫声里你始终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哀怨和忧愁。那根像手臂一样斜伸出去并且被春雷劈得半死不活的枝丫上的五个用枯枝搭成的乱糟糟的鸟窝，是那些早出晚归并且喜欢随处拉屎的白鹭的。白鹭应该是非常温情的鸟儿，这从它们休息时相互交缠着脖子的习惯上可以看得出来。至于紧挨着那个像个猴子屁股似的疤痂的浅色树洞，则是那对长着一身蓝色羽毛的钓鱼雀的家。那年春天我曾偷偷地爬上去看过，五只光秃秃、通体粉红色的小钓鱼雀挤在一团杂草中，它们显然将我当作它们的爹妈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叫着，用嫩黄色的小嘴将我的手指头啄得痒痒的。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反正我感觉这棵树就是众多鸟儿的家，也是它们表达自己情感的舞台。树上的情况虽然复杂，但是相对于树下则要简单得多。在犬牙交错、盘根错节的无数空洞树根里面，哪儿藏着一只胳臂粗细的娃娃鱼，哪儿躲着一窝比蜘蛛大不了多少的螃蟹，抑或哪儿蛰伏着一条色彩艳丽的水蛇，等等，这一切我都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了然在胸。早已记不清有多少个空茫落寞的夜晚，和着带着淡淡泥土气息的微风，陪伴着从村后那片杂树林中冉冉升起的一轮犹如银盘般安详静谧的月亮，我一个人坐在黄桷树巨大的树根上，背倚着黄桷树粗大的身子，静静地感觉着树上树下那些常人永远难以理解，也从不会关心的那些精灵充满生机的气息。真的，在树叶犹如梦呓般的喧嚣中，我真的听到了那些鸟儿们若有若无的吟唱声，同时，也看到了那些螃蟹，那些娃娃鱼，以及那条水蛇在夜的帷幕后纵情地起舞歌唱……那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欢乐盛宴，所有孤独、悲伤和失落荡然无存。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不知是因为陶醉还是因为过度兴奋，我竟然靠着树干睡着了。最后总是被恼怒的幺姑揪着耳朵，硬生生拉回到寒冷黑暗的现实之中。这时我总是非常不满地大声抱怨，因为幺姑一下打碎了我的美好梦境。

说起来惭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对自己的父亲仍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模糊的童年记忆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中等身材，长着一双小眼睛的男人。一年四季都穿一身蓝黑色的对襟大褂，腰间始终扎着一根宽大的布腰带。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无法搜寻到他笑时的模样，而只要想到他，他更多是以一副紧锁眉头、蹲在门前的石礅子上闷头抽叶子烟的模样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幺姑告诉我，以前父亲并不是现在这副整日愁眉苦脸的模样，只是在我出生，也就是我的母亲死亡以后，父亲才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幺姑说，父亲是因为对母亲有着太深的感情，母亲在突然离他而去的同时，也将他的心带走了。为此，爷爷不知骂过父亲多少次，说他没出息，为了一个死去的女人，竟然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人。好像是在我六岁时，可以说是在爷爷的强迫下，父亲总算答应为自己找个媳妇，也就是为我找一个后母。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后母是在那年的秋天进到我们家的，她长着一张又大又圆的脸，蓄着一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好像在漆黑的夜里也能够看透周围的一切。但是，后母的到来并没有使我的父亲有丝毫的改变，他依然故我，依然整日愁眉不展、落落寡欢。只是一年后，后母生下我同父异母的兄弟宝来后，父亲的表情才显得略略有所舒展。我那时太小，对父亲厚此薄彼的做法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不谈其他的，单就父亲给我和宝来兄弟所起的名字中就可看得出父亲对我的厌恶，并且这种厌恶随着宝来的到来，着实显得越发明显。以前他对于我哪些事情做得不对，或者话说得不好，还时不时会吹胡子瞪眼睛，呵斥我几句，但是自从有了宝来后，他不仅从不呵斥我，甚至从没有拿正眼看我一下。确实，在这个并不宽裕的家里，我更加像一个多余的人。

我八岁那年，爷爷去世了。弥留之际，一家人默不作声地围在爷爷的床前。不曾想，爷爷竟然挣扎着欠起身子，用空洞的眼神死死盯着我，然后费力地从床头抽出那方他一辈子都当作宝贝，也从不示人的砚台，边吃力地咳嗽着，边颤抖着将砚台递到我的手上：“这个给你，得学会写字。”这是爷爷留给我，也是留给全家人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想来，爷爷这最后的一句话是有着深刻含义的，不仅对我寄予无限的希望，同样希望我学会读书写字，最后使我的前程能够像我的名字一样“大发”。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送给我的这方砚台成了我唯一的宝贝，虽然我不懂这方砚台的价值，但是这方砚台上精美的松鹤图案却永远刻在我的脑子里了。

我学习写字是在爷爷去世后开始的。如果按家里以前的习惯，我是应该到村头王秀才那儿入私塾的，但父亲在犹豫了一下以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即使到现在，我仍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让我读书，因为就家庭环境而言，每个月向王秀才交五升苞谷米，我们这个家庭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没曾想幺姑因为气愤父亲的不公，最终承担了教我写字的责任。虽然她也只是从爷爷那儿学会识一些字，但教我却是绰绰有余。结果，自此开始，到两年后幺姑出嫁时止，我不仅学会了一些日常能够用得上的字，并且在当兵后，竟然成了连队里能够识文断字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幺姑是我十岁那年出嫁的，婆家是十里外覃家坝的。办喜事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来我家接亲的姑父。说实在话，自第一眼看到姑父，我就觉得这门亲事让幺姑受了天大的委屈。因为姑父的身材和长相不仅连普通都谈不上，甚至可以称得上猥琐。粗短的身材，一张像瓦钵似的糙脸，又短又扁的鼻子。那天我特别留心了他那双眼睛，自进到我们家里以后，扁平额头下的那双又小又亮的眼睛就没有一刻专注过，始终滴溜溜地四处观望，仿佛在搜寻什么，或者在警惕着什么。幺姑的这门亲事是父亲做主定下的，之所以为幺姑找了这么个归宿，原因特简单，因为姑父是个泥瓦匠。“怎么不行呢？人家有手艺。老话说了，饥年饿不死手艺人。”父亲言之有据。老话说了，长哥长嫂当爹娘。父亲的话最终决定了幺姑悲惨的一生。

对了，幺姑出嫁那天我还挨了父亲劈头盖脸一巴掌。大家不要笑话，当时我不知是因为脑子笨还是确实无法割舍唯一关心、疼爱我的幺姑，在幺姑泪流满面地与全家人道别时，我突然从人群中冲出去，紧紧抱着幺姑的双腿，死活要她带我一块儿去。幺姑不知怎样向我解释，只是号啕大哭，直哭得全身一抽一抽的。大姑、二姑、三姑以及后母都过来竭力劝我，但我非但没有松手，反而将幺姑的腿抱得更紧。所有送亲的、接亲的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让所有人始料未及，也从没有见识过的一幕。最后父亲黑着脸走上前来，扬手一巴掌打在我的头上，恶狠狠地骂道：“你个哈儿！”

现在想来，父亲的这一巴掌不仅使我松开了幺姑，也使我原本落寞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二、我的家乡

我所居住的村子叫冉家坝，是川东地区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小村子。村子里有近五十户人家，像一把撒出去的碎石子一样，零零散散地坐落在大巴山余脉下一个不显眼的呈半圆形的土坝上。土坝后面是一座没有名字的土山，山上长满了茂盛的竹子，间或也夹杂些苦楝树和松树。土山后面，也就是朝西的方向，是逐渐叠耸起来的大山，放眼望去，青灰的山影像画家笔下涂抹的画布一样，随着空间的扩展逐渐变得模糊，最后在不经意间，悄然融入深邃苍茫的天际。

听老一辈人讲，以前我们冉家坝全村人都姓冉，并且都供奉着同一个祖先。但在清朝末年，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许多人为了逃避战乱，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在冉家坝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所以村里先后有了王姓、陆姓和况姓等其他姓。这些外来人口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他们的生活与冉家坝的人并没有什么差异，同样过得宁静和平淡。由于冉家坝周边能够养活全村人口的水田、旱地和山林也就那么多，如果多接纳一户人家，则冉家坝人就得多出一份牺牲和付出。所以，从能够大度地容纳外乡人这点上，可以看出冉家坝人骨子里有着一股仁厚、包容的精神气质。一般而言，某个人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更多基于本人所受的教育和自身修养，但是，冉家坝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在强调所受的教育和自身修养的同时，更强调这种精神气质更多是由祖宗传承下来，亦即基于一代又一代的基因遗传。在他们朴素的意识里，仿佛这种良好的基因并不会因时间的延续而被淡化，也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异化。开始时，由于年纪太小，我并不清楚村里人为什么强调基因遗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所见所闻日渐增多，我发现个中的秘密在于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我曾多次听爷爷讲，我们冉家坝人的祖先几百年前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并且是一个显赫的旺族，家里拥有的水田、旱地一望无边，青砖黑瓦的房屋绵延数里，有吃不完的粮食、用不完的金钱、使不尽的雇工、享不尽的幸福。但老话说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的祖宗并不满足于丰衣足食，而是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企图通过在朝廷里谋上一官半职来证明自己家族的地位。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明初时期我们家族里一位争气的先人最终通过科举考试在北京不仅站稳了脚跟，并且成了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官场原本就是生与死的较量，既然融入其中，就免不了有胜有负。在经过两代的兴旺发达以后，在朝廷的斗争中我的先人一败涂地，最终落得了满门抄斩的境地。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百多号人，除了有一位不喜做官也不喜金钱的先人因在外云游得以幸免，余下的全被斩首示众，暴尸三天。这位死里逃生的先人隐姓埋名，经过几个月的东躲西藏，最后选择在现在的冉家坝立下脚。爷爷还告诉我，村头那棵老黄桷树就是我那位九死一生的先人决定在冉家坝立足后亲手栽下的，并且立下家训，子孙后代不再做官，也不再追求出人头地。

爷爷所讲的故事太久远了，从他那迷茫的表情和闪闪烁烁的言辞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这故事的真实性不敢肯定。对于年幼无知的我而言，这个故事更多像是一个有着无限想象力的神话，让我的头脑里始终萦绕着无限的遐想。无数次的睡梦中，那些一望无际的水田、旱地让我目瞪口呆，那绵延数里的青砖黑瓦的房屋让我不敢想象，而那些官员出巡时的威风场面更是让我不敢正视。当然，那五百多位被斩首示众、暴尸三天的先人的惨象也多次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年幼无知的我始终不明白，人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追求和诱惑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血雨腥风呢？毕竟那时年纪太小，对于那些深奥的问题我没办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总觉得那些问题离我太远，没办法触摸它，也没办法感知它。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我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地活到行将就木的那一刻，对这些问题，我仍没有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人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本性决定了他不能安分，而外界的诱惑或者制约更让他不能安分。所以，人的一辈子就像大海中的波涛，波峰过了是波谷，波谷过了是波峰，就这样生生不息，一直绵延到生命的尽头，难得有机会喘息，更难得有短暂的平静。

我始终认为爷爷所讲的故事之所以像神话，除了故事的情节离奇以外，更主要的在于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可以证明。比如，我们冉家坝东边三里外的冷家边虽比我们冉家坝小得多，但在他们村子的正中却建有一座全村最气派的冷家祠堂，青砖黑瓦、雕梁画栋。祠堂正中供着一大排年代久远、颜色深浅不一的木质牌位，从上面既可以找到离他们最远的先人冷正深，也可以找到离他们最近的前年才过世的族长冷自若。所以，即使简单地从牌位上数下去，你就能非常清楚地看清冷家边的人如何在这儿立足，如何在这儿生存，如何从这儿发展，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仿佛眼前就有一溜冷家边先人走过的脚印，慢悠悠地从几百年前走过来，一直走到现在。还有，我听说冷家边还存有一本流传了几百年并且从不示人的家谱，同样记录着他们冷家边人在此地繁衍生息的故事。非常遗憾，我们冉家坝却没有记录着我们先人印记的丝毫东西。在这里，既没有气派的祠堂，也没有神秘的家谱，而只有爷爷带着迷茫神情的述说。在我最终说出自己的困惑以后，爷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缘于家门不幸，即使躲到这默默无闻、人迹罕至的冉家坝，仍躲不掉形影相随的兵灾匪祸。原来我们冉家坝先人的历史不仅比冷家边先人的历史要长久，而且要深刻得多、精彩得多。我们原本有比冷家边更气派浩大的祠堂，也有比冷家边更厚实更详尽的家谱，只是遇到明末清初的张献忠之乱，以及清末时大巴山一带多如牛毛的匪患，我们冉家坝的所有历史印迹最终归于战火，以致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冷家边算什么，他们的先人是劁猪出身的，而我们的先人呢，那可是能够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文人哩！”爷爷一脸的愤恨和不屑。

从爷爷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模模糊糊地在脑海里勾勒出我们冉家坝历史上既可说是悲壮，也可说是惨烈的两次大劫难。

第一次是崇祯十七年冬天，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将左天冀率一万多士兵攻占万州后，顺势北进占领开县，直逼安康。其中一部分散兵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突然包围了冉家坝。好在冉家坝人在左天冀攻陷万州后即有警觉，全村三百多号人在散兵包围村子的头一天全部逃进大巴山，唯有十多位腿脚不便的老人留在村里，静候散兵们的处置。穷凶极恶的散兵们既没有搜寻到他们企求的财物，也没有找到他们渴望的女人，气急败坏之余，除了将这十多位视死如归的老人全部活埋，就是点了一把火，将村里能够烧得着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这样，爷爷所说的曾经气派浩大的祠堂当然也就荡然无存了。听说那些穷凶极恶的散兵将全村几乎夷为平地后，感觉耸立在村头的那棵郁郁葱葱的黄桷树过于倔强和突兀，就在树下堆起一人多高的木柴，企图将这棵生命力旺盛的黄桷树一把火烧死。但是在大火烧着后不久，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紧接着一场如注的大雨将那堆柴火全部浇灭。突然的变故让那些不敬神灵、不惧鬼神的散兵们一下目瞪口呆、惊恐万状。在回过神以后，领头的军士呐喊一声，一个个急匆匆如丧家之犬般逃离了冉家坝。

崇祯年间的这次劫难虽然惨烈，但是，惨烈的结果除将冉家坝先人的印迹几乎全部抹去以外，对于先人遗留下来的子孙们并没有大的伤害。在历经多年以后，冉家坝的后人们在残垣断壁间重新垒起了可以聊以栖身的房子，在仍然贫瘠的土地上种上可以果腹的土豆、苞谷。而那棵大难不死的黄桷树，仍然枝叶繁茂地耸立在村头，任由时光在枝叶间悄悄流逝。人们悄无声息地生活着，默不作声地劳作着，除了先人的故事始终在他们的心头盘桓萦绕以外，那场曾经惨烈的劫难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变得模糊和遥远。在冉家坝人的潜意识里，这场劫难充其量不过是一场飞来横祸，就像长在村前村后的那些土豆和苞谷，平日里长得特别旺盛，不定哪一天会来一场铺天盖地的冰雹，立马会让它们死去一大片。人们的心境是如此的坦然和淡定，仿佛劫难以及其他的不幸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冉家坝的人可以将崇祯年间这场劫难当作一场飞来横祸，但是对于发生在清末庚子年间的那场浩劫却始终被视作全村人难以启齿的耻辱。这一耻辱非但使冉家坝仅有的对先人的淡漠记忆更加淡漠，并且成了周边那些冉家坝人向来不齿的大小村子里的人们的笑柄。

爷爷说，这可是一件辱没先人的丑事，以致冉家坝的人在外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

我虽然只是一个懵懂少年，但从爷爷的讲述里，我仍感到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不仅是因为爷爷讲述的内容过于血腥，更因为村里出了这么一个不肖子孙而感到羞愧。这个让全村人蒙羞的人叫冉治世，与爷爷是同一年出生的，并且同辈。听爷爷讲述，这冉治世自出生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别人家的孩子出生后得几天才能睁开眼睛，他倒好，接生婆还没有将他身上的血水洗净，就知道瞪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四下里打量，仿佛周围的一切他前生就熟悉了，只不过是时隔多年了再回来瞧瞧。还有，一般的小孩只有满了一岁后才开始学着走路和说话，而他在八个月时，就知道喊爹喊妈，并且像个不知安分守己的猴子一样开始满地里跑。自小看到大，村里的大人们都说这冉治世长大了一定不得了，肯定是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人物。果不其然，在甲午年间，冉治世以川东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万州的润国学堂。这个学堂听说是川东地区的富商出资开办的一座有着浓郁现代气息的学校，目的是在川东地区为大清朝培养人才。虽考上的只是一座现代学堂，但在冉家坝及周边村子人的眼里，比中举人还风光，毕竟在人们的记忆里以及世代相传的故事里，这冉治世是第一个走出冉家坝的文化人。自冉治世走出冉家坝以后，村里人再也没有见着他，只是听说他先在万州读书，后又到重庆读书，最后风传他竟然跑到日本去读书了。但是，在清末庚子年冬天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一百多名清兵突然将冉家坝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地将全村男女老少全部赶到村头的场坝上。经过一阵吆五喝六的核对，最后将冉治世家没有出五服的八十五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用麻绳串成一长串，全押到万州去了。后来村里人终于从突然的变故中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原来在日本读书的冉治世不仅参加了革命党，并且参加了年初在成都刺杀四川总督岑春煊的活动。冉治世因刺杀失败，当场被乱刀砍死，却因此连累了他们家所有的亲属，结果不分男女老少，在万州的江边全被砍了头。“那个惨哟，男女老少一个不留。”爷爷在向我讲述时，仍唏嘘不已。

曾经是全村引以为荣的冉治世一下成了全村人的耻辱，以致全村人在周边村子里多年没法抬起头来。毕竟在当时，冉治世的行为肯定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再说我们冉家坝人几百年来始终秉承了先人与世无争的遗训，现在倒好，因为冉治世一个人的行为，让我们九泉之下的先人深深蒙羞。自那以后，心灵深处的压力犹如每家每户随处可见的石磨一样沉重地压在全村人的心里，似乎谁都感觉自己也成了与冉治世一样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人。

岁月在沉闷和压抑中悄悄地流逝，生活在单调和无声中慢慢地延续。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村子冉家坝，除了村头那棵黄桷树在惨淡的岁月中仍然生机蓬勃，一切都浸润着悲伤和失望。三、父亲让我当兵

这一辈子，我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贱命。既然是贱命，那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就不需要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在背井离乡的几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但我始终感觉自己的生命犹如我们冉家坝村头那棵老黄桷树，不需要谁的精心呵护，也不需要谁的更多关注，即使有电击雷劈、风吹雨打，它仍然挺立在那儿，活得朝气蓬勃，有滋有味。我也始终没有弄明白，有那么多风雨同舟、生死相依的战友弟兄，血肉模糊地死在我的身旁，但我在枪林弹雨中始终毫发无损。我曾经怀疑是不是冥冥中有神灵在护佑我，但是反过来我又怀疑自己的怀疑，不是吗？我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神灵为什么护佑我而不去护佑那些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战友弟兄呢？他们的生命才是让人敬仰、让人永远不能忘怀的贵命哩！我也曾想到我的小名祸害。祸害祸害，千年不败。但是我始终没有做过一件有违良心的事呀。看来，是不是祸害，并不一定要用行动去证明，只要印上祸害这个符号就可以了。我突然想到父亲给我起这么一个让人生厌的小名的良苦用心，心中不由得充满感激。

像黄桷树上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一样，命运决定了它终究会落在地面上，要么被蚂蚁或者其他小野兽吃掉，或者被它们拖到巢穴里垒上一个温暖的窝，要么在潮湿阴暗的空气中慢慢地腐烂，悄无声息地融入毫无知觉的泥土之中。虽然年纪仍然很小，对人生世事既没什么感知，也无什么体会，但是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的是，我竟然早就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抽象的认识，或者模糊的规划。在我当时的认识里，人生的一切都应该非常简单明了，许多人之所以徒生许多的烦恼和痛苦，主要在于他们有太多的奢望和追求。真的，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奢望和追求，我始终认为，既然命运将我像片黄桷树的叶片一样抛撒在偏僻的冉家坝，那么就决定了我的一生将如我的列祖列宗一样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然后在一大帮子孙的环绕下了却残生。但是，世事确实难料。1937年冬天，一大群面容枯槁、神情惊慌的逃难者的到来，将我最初的人生规划彻底打乱。

这一大群逃难者总计有三十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的背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有的手上拎着一只颜色斑驳的小木箱，还有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推着一只形状怪异的独轮车，车架上的竹筐里坐着一个瞪着一双大眼睛的婴儿。这帮人的口音很杂，一听就知道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果不其然，从他们的自我介绍里，他们分别来自上海、江苏、安徽和湖北等地，其中一个留着长头发、教师模样的中年人竟然来自东北。不怕见笑，他们所说的这些地方我闻所未闻，但是，从他们精疲力竭犹如惊弓之鸟般的神态中，我猜想得到那些地方离我们冉家坝非常非常遥远。

从他们难懂的口音中，我也第一次听到日本人这个名词，并且知道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失魂落魄地逃到我们偏僻的冉家坝，主要是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追杀。

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欺负眼前这些善良的人们呢？这些疑问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没办法消除。

在这些逃难的人来到我们冉家坝以前，我那对我深恶痛绝的父亲俨然成了村里主事的人。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全村人的认可，主要在于他能够识文断字、引经据典。还有，他继承了爷爷敢作敢为的个性。村里的大事小事，他都敢于拿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且始终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合理。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这一点在他对待这些逃难人的态度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此我必须解释清楚的是，他的那颗善良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只针对其他人，从不针对我。

我亲耳听到父亲在那棵老黄桷树下对那些逃难的人说，如果他们想在冉家坝留下，冉家坝全村人绝不嫌弃；如果他们想继续往别处逃难，冉家坝全村人会倾其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经过一阵商量以后，结果有十一位逃难的人最终决定留在冉家坝，其中有那位留着长发、教师模样的中年人，以及那位推独轮车的老者。对于决定留在冉家坝的人，父亲根据全村人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将他们分别安排住在不同的人家。我们家的条件和环境相对宽裕，父亲自作主张将那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和那位推独轮车的老者安排在我们家。对于那些决定继续逃难的人，父亲所提供的帮助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人一小竹筐土豆。现在看来，那一小竹筐土豆确实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一小竹筐土豆不定能够救活一家人的性命。再说，在当时贫瘠的冉家坝，父亲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这土豆了。

那位老者姓唐，六十三岁，是江苏南京人，日本人攻陷南京前一家六口人全逃了出来，但在逃难途中，儿子、儿媳以及五岁大的孙子在安徽铜陵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自己的老伴在湖北宜昌上船时因过度拥挤，失足掉入长江淹死了，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带着八个月的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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