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波兰）利奥波德·英费尔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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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经典科学系列：我的世界观+物理学的进化(共2册)试读：
爱因斯坦经典科学系列——我的世界观+物理学的进化（共2册）[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等 著方在庆 等 译中信出版集团我的世界观[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方在庆 译中信出版集团目录代序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编译前言 他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第一部 我的世界观 我未来的计划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我的世界观论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真正价值论财富共同体与个人国家与个人良知善与恶宗教与科学科学研究的宗教情怀科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吗？对宗教问题的回答失去的天堂伦理文化的必要性法西斯主义与科学——给罗马的罗科部长的一封信论自由在“罗德与泰勒奖”颁奖礼上的致辞人权论学术自由——关于“贡贝耳事件”现代宗教裁判法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教育与教育工作者教育与世界和平论教育论古典文学给日本小学生的信教师与学生——对一群儿童的讲话达沃斯的大学课程在H.A.洛伦兹墓前的讲话H.A.洛伦兹在国际合作事业中的活动创造者H.A.洛伦兹及其为人提名尼尔斯·玻尔为物理学通讯院士的信评沃尔夫冈·泡利的《相对论》推荐保罗·赫兹约瑟夫·波普尔—林克尤斯祝贺阿诺尔德·柏林内尔70岁生日祝贺萧伯纳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悼念瓦尔特·拉特瑙悼念玛丽·居里悼念马克斯·普朗克向莫里斯·拉斐尔·科恩致敬悼念保罗·朗之万悼念瓦尔特·能斯特悼念保罗·埃伦费斯特圣雄甘地悼念卡尔·冯·奥西茨基放在时间胶囊中的一封信伯特兰·罗素与哲学思考罗素《政治理想》德文版序数学家的推理过程采访者恭贺某评论家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闲谈我对日本的印象《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序言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妇女与战争对美国妇女的答复第二部 追求和平 和平消除战争威胁和平主义问题在学生裁军会议上的讲话论义务兵役制和平主义之再检讨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致和平之友的三封信积极的和平主义辞职信——致国际联盟副秘书长论裁军问题论1932年的裁军会议美国与1932年的裁军大会论仲裁法庭科学中的国际关系科学的国际性论少数族群德国与法国德国文明的危险关于战争责任的调查原子战争，还是和平？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和平军国主义的心态与苏联科学院院士的书信往来在接受“一个世界奖”颁奖会上的演讲给知识分子和平大会的信为什么要社会主义？智力合作协会追求和平文化：国际谅解的必要基础文化与繁荣文化生活的病症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生产力与购买力生产力与劳动力——对一封来信的答复对当前欧洲形势做出的评论论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参加罗斯福夫人电视节目的谈话确保人类的未来时代的继承者致《施瓦本联盟》声援尼柯莱教授——致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的信为尼柯莱的《战争生物学》日文版写的序第三部 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 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的声明与普鲁士科学院之间的书信往来与巴伐利亚科学院的书信往来给普朗克的信对邀请参加一项示威活动的回复第四部 犹太人的理想 犹太人的理想存在一种犹太世界观吗？基督教与犹太教犹太共同体 ——在伦敦的一次演讲反犹主义与学术青年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欠下的债他们为何憎恨犹太人？离散异邦的欧洲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关于巴勒斯坦建设事业的讲话劳动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复兴——代表“巴勒斯坦筹款基金会”发出呼吁给某位阿拉伯人的信论犹太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致州务部长黑尔帕赫教授的一封信献给莱奥·贝克的警句给“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的信关于希伯来大学的声明关于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提议献给华沙犹太隔都抵抗战中的英雄第五部 我如何创立了相对论 研究的原则——在普朗克60岁生日庆典上的致辞理论物理学的原理——普鲁士科学院就职演讲论理论物理学的方法几何学与经验什么是相对论关于相对论论广义相对论的起源物理学中的空间、以太与场的问题约翰内斯·开普勒《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与书信》序牛顿力学及其对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影响麦克斯韦对物理实在概念发展的影响弗莱特纳船河道蜿蜒的成因及贝尔定律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关于理论物理学的基础的思考科学的共同语言科学定律与伦理准则我如何创立了相对论代序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杨振宁一1905年通常称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奇迹年”（Annus Mirabilis）。在那一年，爱因斯坦引发了人类关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时间、空间、能量、光和物质）的三大革命。一个26岁、默默无闻的专利局职员如何能引起如此深远的观念变革，因而打开了通往现代科技时代之门？当然没有人能够绝对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许可以分析他成为这一历史性人物的一些必要因素。首先，爱因斯坦极其幸运：他生逢其时，当物理学界面临着重重危机时，他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换句话说，他有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这也许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种机遇少之又少。E.T.贝尔（Bell）的《数学精英》 （Man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37）引用了拉格朗日（J. L. Lagrange, 1736—1813）的话：虽然牛顿确实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也是最幸运的人：人类只有一次机会去建立世界的体系。这里，拉格朗日引用的是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中第三卷即最后一卷前言中的话：现在我要演示世界体系的框架。拉格朗日显然非常嫉妒牛顿的机遇。可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公开评价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他既融合实验者、理论家、机械师为一体，又是阐释的艺术家。他屹立在我们面前，坚强、自信、独一无二。爱因斯坦有机会修正200多年前牛顿所创建的体系。可是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的确，自从1881年迈克尔逊—莫雷（Michelson-Morley）首次实验以及1887年第二次实验以来，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一直是许多人在钻研的热门课题。令人惊奇的是，当爱因斯坦仍在苏黎世念书时，他已经对这个题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99年他曾写信给他后来的太太米列娃（Mileva Marić）：我还了赫姆霍兹的书，现正在非常仔细地重读赫兹的电力传播工作，因为我以前没能明白赫姆霍兹关于电动力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论述。我越来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引自：Albert Einstein / Mileva Marić, The Love Letters, eds. Renn & Schulman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S. Sm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他追寻此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六年以后引导出了狭义相对论。当时许多科学家对这个科目也极感兴趣。庞加莱（L.H. Poincaré，1854—1912)是当时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也正在钻研同一个问题。事实上，相对性（relativity）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并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庞加莱。庞加莱在1905年的前一年的演讲《新世纪的物理学》（载：Physics for a New Century, AIP Publication on History, vol 5, 1986）中有这样一段：根据相对性原则，物理现象的规律应该是同样的，无论是对于固定不动的观察者，或是对于做匀速运动的观察者。这样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辨别我们是否正处于这样一个运动状态。这一段不仅介绍了相对性这个概念，而且显示出了异常的哲学洞察力。然而，庞加莱没有完全理解这段话在物理上的意义：同一演讲的后几段证明他没有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simultaneity）这个关键性、革命性的思想。爱因斯坦也不是首位写下伟大的转换公式的人：之前，洛伦兹（H. A. Lorentz, 1853—1928）曾写出这个公式，所以当时这个公式以洛伦兹命名，现在仍然是这样。可是洛伦兹也没能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这个革命性思想。1915年他写道：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死守一个观念：只有变量t才能作为真正的时间，而我的当地时间t’仅能作为辅助的数学量。（转引自：Abraham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67)这就是说，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才能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几乎今天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同意是爱因斯坦创建了狭义相对论。这对庞加莱和洛伦兹是否公平？要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引用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的话：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是两回事。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都被它的发现者之前的人说过。（见：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4, p.127)洛伦兹和庞加莱都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机遇。他们致力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可是他们都错失其重点，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正如洛伦兹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样。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要有自由的眼光（free perception），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远距离眼光（distant perception）这一常用词就显示了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远距离眼光还不够，必须与近距离的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能自由调节、评价与比较远近观察的结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按照这一比喻，我们可以说洛伦兹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近距离眼光，而庞加莱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远距离眼光。中国伟大的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强调过“心理距离”在艺术和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性。我认为他的观念与上述的远距离眼光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而已。在最权威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Subtle is the Lord （即前文所引A. Pais的著作）中，作者选择这样一个词来描写爱因斯坦的性格：孤持（apartness），并且在第三章开始时引述道：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单独地、孤立地、独自地。（《牛津英文词典》）的确，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1905年爱因斯坦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他于3月间写的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 Concerning the Generation and Conversion of Light）。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光是带分立能量hv的量子。常数h由普朗克于1900年在其大胆的关于黑体辐射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朗克变得胆怯，开始退缩。1905年爱因斯坦不仅没有退缩，还勇敢地提出关于光量子的“启发性观点”。这一大胆的观点当时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赞赏，从以下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八年后，当普朗克、能斯特（W. H. Nernst）、鲁本斯（Heinrich Rubens）、瓦尔堡（O. H. Warburg）提名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推荐书上说：总之，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物理学的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没有做过巨大贡献的。当然他有时在创新思维中会错过目标，例如，他对光—量子的假设。可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批评他，因为即使在最准确的科学里，要提出真正新的观点而不冒任何风险是不可能的。（参见前引A. Pais的著作，p.382)这封推荐书写于1913年，其中被嘲笑的光—量子假设（hypothesis of light-quanta）指的就是上述爱因斯坦于1905年大胆提出的想法。可是爱因斯坦不理这些嘲笑，继续把他的想法向前推进，于1916年至1917年确定了光量子的动量，进而发展为1924年对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的划时代的认识。光量子这一革命性之观点产生的历史可以总结为：1905年 爱因斯坦关于E = hv的论文1916年 爱因斯坦关于P= E/c的论文1924年 康普顿效应在那些年里，在1924年康普顿效应确立之前，爱因斯坦完全孤立，因为他对光量子的深邃眼光不被物理学界所接受。二在1905年至1924年之间，爱因斯坦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广义相对论。作为科学革命，广义相对论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设想宏伟、美妙、广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学，而且它是一个人独自孕育并完成的，这一切让我想起《旧约》里的创世篇（不知爱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这个比较）。当然，我们很自然也会想起其他的科学革命，例如牛顿的巨著、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不同之处：牛顿的工作确实是宏伟、美妙、广邃的。对。可是在他之前有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还有更早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成果。他也不是当时唯一在寻求万有引力定律的人。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都是影响深远的革命。可是它们是当时许多人研究的热门课题，都不是由一个人所创建的。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而是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三广义相对论代表引力场的几何化。自然而然它使爱因斯坦接着提出电磁场的几何化。从而又产生了将所有自然力几何化的想法，即统一场论。此发展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重点。例如，1949年至1950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他最后的研讨会上，他尝试着把电磁场F合并成不对称的度量g。他这个μνμν尝试和他先前在同一方向所做出的努力一样，都没能成功。由于没有成功，也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初，爱因斯坦将其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这项研究上而忽略了像固体物理和核子物理这些新发展的领域，他经常遭受批评，甚至被嘲笑。他对于统一场论的投入被描述为着魔（obsession）。这种批评的一个例子是拉比（I. I. Rabi, 1898—1988）于1979年在普林斯顿举行的爱因斯坦百年纪念上所讲的话：当你想起爱因斯坦于1903年或1902年至1917年的工作时，那是极其多彩的，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接近物理，有非常惊人的洞察力；然而，在他不得不学习数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微分几何的时期以后，他就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的那种对物理学的伟大创意也随之改变了。拉比是否正确呢？爱因斯坦有没有改变呢？答案是：爱因斯坦的确改变了。改变的证据可以在他1933年的斯宾塞演讲( Herbert Spencer Lecture)《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Physics, New N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中找到：……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可能从经验中提取，而是必须自由地创造出来……经验可能提示适当的数学观念，可是它们绝对不能从经验中演绎而出……但是创造源泉属于数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单纯的思考可以抓住现实，正如古人梦想的一样。虽然你可以同意或反对这些非常简要的论点，但是你必须同意它们强有力地描述了爱因斯坦在1933年关于如何做基础理论物理的想法，而且此想法相对于他早年的想法有极大的变化。爱因斯坦自己对这一变化非常清楚。在他70岁出版的《自述》（Autobiographical Notes）里，我们看到：……我作为一个学生并不懂得获取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深奥知识的方法是与最复杂的数学方法紧密相连的。在许多年独立的科学工作以后，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一段里，“独立的科学工作”指的是他于1908年至1915年期间创建广义相对论的长期奋斗。长期奋斗改变了他。是否朝更好的方向改变了呢？拉比说：不是，他的新眼光变成徒劳无益的走火入魔。我们说：他的新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日后的发展进程。爱因斯坦逝世几十年来，他的追求已经渗透了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灵魂，这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本文首发于《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2005年）第4期，10—16页编译前言他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方在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对物质结构、空间、时间以及引力性质的研究，彻底改变了统治我们几个世纪的牛顿世界观，对人类思想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科学史上，只有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可以和他相提并论。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还是瑞士联邦专利局的一名三级职员，名不见经传，远离学术中心，挈妇将雏，过着每周6天、每天8小时的上班族的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己钟爱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惊人的爆发和展现，发表了5篇论文和21篇评论。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解释了布朗运动，提出了测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的传统看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重要性上讲，仅这一贡献就足以让他青史留名，但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两年之内，他就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天生缺陷，进而经过8年的努力，用生动的思想实验支撑强大的物理直觉，面对无比巨大的数学困难，顽强抵抗，几乎拼尽最后气力，才从绝望和筋疲力尽中走出来，在1915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被认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1]伟大的成果。爱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曾说过，广义相对论“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爱因斯坦也是量子物理学的奠基者。他因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今天仍然在许多方面受惠于爱因斯坦，最明显的例子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如果不考虑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三种效应，GPS就完全无法使用。如果我们只把爱因斯坦看成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那最多只看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侧面。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他利用自己在科学界以外的非凡影响力，致力于国际的谅解与和平。他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名声，支持对人类有益的事业。像历史上的任何科学理论一样，爱因斯坦的理论终有一天会被更完善的理论所取代。但是，他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他对人类创造性的关注、他对自由的渴望、他的人道主义将长存于世。爱因斯坦视自己为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但这几个概念带有鲜明的爱因斯坦特征。在那篇广受传诵的《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Querido Verlag, Amsterdam，1931，1953）中，他这样写道：我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使自己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无遗憾。这样的人无疑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这里的“独行者”，来自德文“Einspänner”，原意为“一匹马拉的车”。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首先，可以用它来形容作为研究者的爱因斯坦的孤独；其次，也可以用它来描述爱因斯坦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他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他有一句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的话：“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则更好地诠释了“独行者”的形象。尽管爱因斯坦一生有不少朋友，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他基本上是孤军奋战。这一点贯穿了他的一生。没有一个人从他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他也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学派。他不喜欢上课，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好老师，仅有的几次授课经历都很难说成功；至于他在日本、美国、西班牙以及阿根廷等地演讲受到空前欢迎一事，与他是否会讲课关系不大，更多是慕名而来。爱因斯坦曾多次抱怨没有几个听众能真正听懂他的演讲。在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时，爱因斯坦将友谊与学术判断截然分开。学术上的独创性是爱因斯坦采用的唯一标准，尽管他的判断也会受学术偏好的影响。爱因斯坦与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和玻恩在学术上交往甚多，后两者还分别将他们与爱因斯坦之间的通信结集出版。这些感情真挚的通信是他们友谊的见证。正是在索末菲的提议下，爱因斯坦才成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通信院士。但他从没有提名索末菲和玻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相反，索末菲却在1922年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让人深思的是，尽管爱因斯坦并不喜欢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以及他背后的哲学，但承认他工作的有效性。1932年，爱因[2]斯坦提名海森伯和薛定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平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世界政府）是爱因斯坦的两个基本政治理想。早在“一战”之初，爱因斯坦就公开宣扬和平理想。“一战”结束后，他支持全面裁军和建立统一的欧洲。“二战”结束后，他极力倡导“世界政府”的理想，主张和平利用，而且只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在他的晚年，“世界政府”仍然是他一次次以各种形式谈论的话题。他的建议有的也许不切实际，有的也许不太成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来自一个清晰的头脑和强烈的道德信念。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方面，爱因斯坦的看法非常独特。“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这句话常常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爱因斯坦说反了。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没有弄清科学与宗教在爱因斯坦心目中的不同地位。爱因斯坦从来不是在字面意义上谈“宗教”，他更多是指“宗教性”或“虔诚态度”。“一个宗教信仰者的虔诚，在于他从不怀疑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超越个人目的和目标的意义”。爱因斯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信仰宗教的人。他从不祷告，也不做礼拜，但生活中却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信念：一定存在等待被发现的自然规律。这就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观。他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他毕生追求的，就是去发现这些规律。爱因斯坦虽然出身犹太家庭，但不信仰犹太教。他对犹太人命运的积极关注是从1914年到柏林后才开始的。当时的柏林，有大量来自东欧的贫穷的犹太人。他发现，那些早就定居在柏林的犹太人，对于自己的同胞明显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尽管他鄙视犹太族群中丧失个性的同化现象，但是由于总体上犹太民族处于受压迫状态，他同社会上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做斗争。他同意为犹太复国主义奔波，最初是为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学筹款；他看到大量犹太青年因各种原因受到限制，无法接受大学教育，让他非常痛心。他并不是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实体存在的以色列国。在他看来，一个能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犹太人定居点是最理想的，如果在这个定居点中，犹太青年能有机会接受教育，那么就有可能实现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进而达成犹太人对社会公义的理想。他甚至主张，所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儿童都应当学习阿拉伯语。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一个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并且真诚合作的方法，那说明我们从过去2000年的苦难中什么都没有学会，命运对我们的惩罚是公平的。”移居美国后，他又指责这个收留他的国度里严重的种族隔离政策，抨击麦卡锡主义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揭露核战争图谋，反对军方与企业的合谋。所有这些话题在当时都是异常沉重的，爱因斯坦也知道相应的后果，但他义无反顾。为此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把他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阅读爱因斯坦的著作，是了解爱因斯坦的最佳途径。早在1923年，在爱因斯坦访问日本之后不久，第一本《爱因斯坦科学著作集》（日文）就出版了。之后，不断有各种语言的爱因斯坦科学著作集问世。但反映爱因斯坦对科学、教育、友谊、自由、宗教、犹太人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看法的著作直到1931年才出版。在爱因斯坦1955年去世前，这种包括爱因斯坦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内的综合读物只有三本：《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Philosophical Library，N.Y.，1950）和《观念与见解》（Ideas and Opinions，Crown Publishers，Ins. N.Y.，1954）。除《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外，其他两本文集还没有被完整地翻译过来。最早的德文版文集，是1931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奎里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观》。编者为爱因斯坦的女婿凯泽（Rudolf Kayser），化名为J.H.。这本书有许多版本，其中以1953年瑞士苏黎世出版、由卡尔·泽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编辑的修订版影响最大。两版内容稍有不同，后者加入了几篇爱因斯坦1934年之后发表的文章，删掉了两篇文章。第一个英译本《我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于1949年问世。为了吸引更广泛的读者，该译本将德文版中第五部分“科学贡献”删掉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的世界观》中的内容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爱因斯坦思想了解之需，《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应运而生。它收录了爱因斯坦晚年发表的有关裁军、和平、教育、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论述，目前已有中译本问世。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观念与见解》，除收录《我的世界观》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以及《爱因斯坦晚年文集》中的部分文章外，还增加了爱因斯坦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原子物理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富兰克林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科学进展》（Advancement of Science）以及席尔普（Paul Arthur Schilpp，1897—1993）主编的《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Tudor Publishing Co. N. Y.，1949）等书刊中的部分内容。在科学部分，还请爱因斯坦的合作者巴格曼（Valentine Bargmann，1908—1989）写了导读。爱因斯坦去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纳坦（Otto Nathan，1893—1987）和作家诺登（Heinz Norden，1905—1978）在1960年出版了《爱因斯坦论和平》（Einstein on Peace，Simon and Schuster，N. Y.），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和平的内容，并加入了大量说明。这本书包含了《观念与见解》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除几篇外，许良英等人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中均有收录。后来，《爱因斯坦论和平》的完整中译本也问世了。正因如此，当两年多前中信出版社决定将《我的世界观》纳入出版计划时，在李继勇先生的引荐下，我很爽快地应诺编译此书。我之所以同意做这件事，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是希望尽可能消除因从英译本转译而造成的语义损失。虽然爱因斯坦的几乎所有文章和信件都是用德文写成的，但自从他1933年到美国定居后，最先发表的往往是经过他的终身秘书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1896—1982）或别人翻译过的英译本。目前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著作和论文，绝大部分也都是以英文发表的。爱因斯坦文章的英译本比德文原文有更高的引证率。与此相应，在将德文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出现的错译或误译，也就通过英文的传播造成了更大的影响，而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否则，谬种流传将贻害无穷。在以往翻译爱因斯坦著作的过程中，我就遇到过多个因错译而造成的意义损失。但想要彻底纠正这些错误，谈何容易。比如，将verraten（背叛）误认为vertreten（支持、维护）。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考虑到爱因斯坦研究中“非英语语言”缺位的现状，我在编译过程中依据的蓝本是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这本书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有中译文。本来以为这是一件极其轻松的事，但问题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1953年德文版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第一，原书的注释和解释太不均衡。有些文章有很长的说明，有些则完全没有；第二，有近20篇文章没有交代来源和出处，放在一起，显得突兀；第三，许多注释不但已经过时，而且本身就不准确；第四，同一内容的文章有两个或更多版本，而编者对此没做任何说明；第五，尽管作者分了五个部分，但每一部分的文章之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第六，只靠这些文章并不能很好地概括爱因斯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此，在采用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我有意增加了20多篇能反映爱因斯坦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文章。在第五部中，增加了爱因斯坦1922年在京都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我如何创立了相对论》和其他几篇论文。新增加的文章有一半以上内容来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那些被认为可能有损爱因斯坦形象的文章，比如 《对美国妇女的答复》和《妇女与战争》，也得到了保留。在这些文章中，爱因斯坦显露了他戏谑、爱讥讽的个性，这与我们所熟知的伟人形象不太相符，但它们更客观地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目前这个版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尽可能详细地给出文章的出处、发表时的背景，以及与其他版本之间的异同。而这又得益于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1942— ）博士的鼎力相助。从两年前开始，我们之间电子邮件往来上百次，更多是我问他答。我们也分享发现原书错误时的兴奋。舒尔曼博士总是在第一时间对我的问题进行回答，如果碰巧在旅途中，或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时，他都会马上告诉我，不让我久等。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被公认为是寻找爱因斯坦未知手稿和信件的最成功的“爱因斯坦猎人”（Einstein-Jäger）。在这位“猎人”的帮助下，许多我原以为无解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同一文章的不同版本，他不仅提供自己的见解，还附上相关的影印件、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的相关说明，以及文献在爱因斯坦档案中的编号。对舒尔曼博士的帮助，无论如何感谢都不过分。他是少有的能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他人分享的真正学者。在编译过程中，我参考了已有的一些中译文，例如《我的世界观》（叶蕴理译，文化生活丛刊，1937）、《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爱因斯坦自选集》（郭兆林、周念萦译，台北：麦田出版，2016）、《我眼中的世界》（杨全红译，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韩文博、何维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以及日文版《爱因斯坦选集》第3卷《爱因斯坦及其思想》［《アインシュタイン選集3（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とその思想）》，汤川秀树监修，中村诚太郎、井上健译，共立出版，1972］等书。同时为了准确理解原意，我也找来了相应的英译本、少量文章的法译本。我还参考了戴维·E. 罗（David E. Rowe，1950）和舒尔曼合编的《爱因斯坦论政治》（Einstein o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这本书对相关文章的出处给出了目前为止最详细的说明。本书之所以得以完成，与众多朋友和学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殷歌丽（Ingrid Fischer-Schreiber）、白灵（Cathleen Paethe）、魏少兰（Sabine Weber）、施岷、霍颖楠、陈巍、冯乐、文恒和陈蜜等人；殷歌丽基本上处于在线解答状态，做到了随问随答；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的奥里斯·布拉（Orith Burla）女士总是在第一时间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徐志凌、朱慧涓、孙贺、雷煜、刘杭等人参与了部分初稿翻译，夏钊查找了部分文献，黄尚永和何钧通读了译稿，徐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中信出版社的王强副总编以及孙宇、罗庚、钟谷婷、张宁、彭博雅和关建等人，在本书的编辑出版方面贡献甚巨，在此一并感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先生欣然同意将其大作《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用为本书的序言，这是对编译者的极大鼓舞与鞭策。这篇文章是杨先生2005年7月24日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做的报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爱因斯坦的研究风格与特点，文章敏锐深刻，富有洞见。杨先生的研究路径与爱因斯坦非常相似，即从最根本的问题出发，提出原理性的理论，解决物理学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和精深造诣，杨先生能够领略到常人所难领略的科学中的美与风格，而曾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事的经历，更能让他体察到一代伟人的细微之处。除此之外，二人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入世的精神和满满的情怀。杨先生也有大量学术之外的著作问世，如《曙光集》和《六十八年心路》等，其中对于人类命运、文化前途的思考，对于家国依恋、师友情谊的系念，与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读来令人顿生敬意。就以上而言，在中国能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也最能理解爱因斯坦精神世界的，当非杨先生莫属。他与爱因斯坦一样，是创造了历史的人物。感谢杨先生的鼓励与支持！爱因斯坦文集翻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译者提出的挑战几乎是无止境的。这个译本远非完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已尽我所能，但由于自身局限，肯定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存在，还望同好者不吝指正。2018年1月7日初稿2018年6月26日修改2018年9月28日补充[1] 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通过对晶格理论、原子动力学和基本量子力学的研究，深刻地丰富了我们对物理世界观的认识。1950年，海森伯教授在“量子理论50年”讲座中称赞了他在哥廷根大学的前任老师，认为玻恩教授和帕斯卡尔·约当（Pascual Jordan）一起奠定了量子理论的数学基础。——编译者注[2] 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生于维也纳，曾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讲师。在受到德布罗意的启发后，他创立了数学上精确的波动力学。——编译者注第一部我的世界观我未来的计划这是1895年16岁的爱因斯坦在阿劳上中学补习班时，用不太完美的法语写的课堂作业，题为《我未来的计划》（Mes Projets d’Avenir）。除了课堂作业外，这是目前找到的爱因斯坦最早写就的文章，其中表达了少年爱因斯坦的远大志向。我们看到，爱因斯坦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既定目标发展的。此外，法语也成为他所掌握的少数几门外语中最熟练的语言。在听众不能听懂德文（他的母语）时，他一般选择用法语发表演讲或进行对话。一个幸福的人对现在感到太满意，就不可能对未来思考太多。另外，年轻人喜欢投身于大胆的计划。而对一个严肃认真的青年来说，对自己所渴望的目标形成尽可能明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运气好，能通过考试，我将前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就读。我会在那里学4年数学和物理学。我想成为自然科学分支专业的一名老师，我会选择其中的理论部分。促使我制订这个计划的是这样一些理由：首先，是因为我个人倾向于抽象思维和数学思维，缺乏想象力和实践能力。我的愿望也启发我下了同样的决心。人们总是喜欢做他具有天赋的事情，这是十分自然的。其次，科学事业存在一定的独立性，那正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爱因斯坦与德国和犹太人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一战”结束后的1922年3月8日以及4月6日至4月10日，他曾两次出访巴黎。作为最知名的德国犹太人，他遭受了来自极右翼的攻击。在他出访巴黎差不多一年后的1923年3月，当时刚刚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在慕尼黑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多次指责爱因斯坦在巴黎期间，“为博得法国听众的喜爱而否认了”自己的“德国血统”。为此，感到事情严重的“德意志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委托秘书处负责人贝蒂·弗兰肯斯坦因（Betty Frankenstein，1882—1960）在爱因斯坦44岁生日当天，专门给爱因斯坦写信：“我们认为您最好能否认这个有倾向性的报道。如果您能寄一份正式辟谣声明让我们去发布的话，我们将很感激。”为此，爱因斯坦在1923年3月23日给出了如下回复。我刚刚旅行回来，就马上回复您本月14日的来信。我授权您以下面的方式发表正式辟谣声明：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否认过我出生在乌尔姆，是一对德国父母的儿子，而我是通过移居瑞士才成为瑞士公民的。另外我还保证，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我的世界观关于本文，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图书馆的爱因斯坦档案馆（Albert Einstein Archives）有三封内容相同的文件。其中一份为原始手稿，编号为[29—028]，另两份为打印稿，编号分别为[29—029]和[29—030]。本文原文为德文，写于1930年夏天。当时，爱因斯坦身处柏林郊外卡普特（Caputh）的消夏小屋，在享受宁静的同时，总结了自己的世界观。最初的版本曾以《我所见的世界》（Wie ich die Welt siehe）为题发表过多次，最著名的是在《我的世界观》和《观念与见解》中；英译本首次登载于1931年纽约出版的《当代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丛书第13卷，3～7页（New York: Simon Schuster）。后来又出现了众多英译本。其中较有影响的英译本为《观念与见解》一书中的译文：“我眼中的世界。”1932年，由德国人权联盟发行的一张录音唱片中，爱因斯坦朗读了一篇名为《我的信条》（Mein Glaubensbekenntnis）的文章，其内容与本文相比只有细微差别。基于本文的英译文发表在《论坛与世纪》（Forum and Century）84卷（1930年10月出版）第4期，193～194页，取名《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后来又收录于戴维·E.罗和罗伯特·舒尔曼合编的《爱因斯坦论政治》（226～230页）。正是这篇文章让爱因斯坦悲天悯人的智者形象深入人心，因而也成为爱因斯坦最常被引用的文章之一。我们这些尘世之人真是奇怪！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只是匆匆过客。目的何在，无人清楚，虽然人们有时自认为有所感悟。不用做过深的思考，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为其他人而活着的——首先是为了那些人，他们的欢乐与安康与我们自身的幸福息息相关；其次是为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同情的纽带将他们的命运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每天都会无数次意识到，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上，这些人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对于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须竭尽全力做出相应的回报。我渴望过简朴的生活，常常为自己过多地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认为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是靠强制手段维系的。我还相信，简朴而平易的生活，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我认为，在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叔本华[1]说过：“人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却不能得偿所愿。”从青年时代起，这句话就让我深受启发。每当自己或他人经历种种磨难时，这句话总能给我带来慰藉，成为无穷无尽的宽容的源泉。幸运的是，这种认识不仅能缓解那种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责任感，也能防止我们过于严苛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导致了一种人生观，其中，幽默尤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探究一个人自身存在或一切创造物存在的意义或目的，对我来说，似乎总是愚蠢的。然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些理想决定了他的奋斗目标和判断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未将安逸和享乐视为终极目标（我把这种伦理准则称为猪群的理想）。一直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却又明显地缺乏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接触，这两者形成了奇怪的反差。我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使自己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无遗憾。这样的人无疑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民主是我的政治理想。让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可是造化弄人，我自己却受到了过多的赞美和尊敬，尽管这既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的功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许多人理解不了我以绵薄之力并经过艰苦努力而提出的少数观念的缘故。我很清楚，任何一个组织若想实现既定目标，都必须有一个人来思考、指挥，并承担起大部分责任。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受到胁迫，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我确信，专制的独裁制度很快就会衰败，因为暴力总会招致那些品德低下的人，而且在我看来，天才的暴君往往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正因如此，我一直强烈反对我们如今在意大利和俄国看到的那种制度。而使现今在欧洲盛行的民主形式遭到质疑的，不是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现行的制度让各国政府首脑缺乏稳定性，以及选举制度的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他们选举出一个有合理任期的总统，并授予充分的权力，[2]使其能真正履行职责。然而，我看重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当公民患有疾病或需要救济时，国家能给予个人很大程度的关怀。在我看来，驱动我们人类向前的东西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造就高尚和尊贵，而随大流的人群在思想和感觉上都是迟钝的。讲到这里，我想起了随大流的群体行为中最恶劣的结果，就是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随着军乐扬扬得意地行进在列队中，就足以让我鄙视他了。他能有大脑肯定是个错误，因为对他来说只要有脊髓就够了。这种文明的污点应该被尽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义、无谓的暴行，以及一切自称爱国主义的可憎蠢行，都让我深恶痛绝。战争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卑鄙无耻；我宁愿被撕成碎片，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恶的勾当。不过，我还是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因为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假以学校和媒体之手，系统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理智的话，这种可怕的事情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最美好的事物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之物。这种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摇篮。谁要是不了解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谁要是不再感到惊讶，那他就如同死了一般，他的眼睛早就黯淡无光。正是因为这种掺杂了恐惧的神秘体验，宗教产生了。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种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3]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怀的人。我无法想象，有这样一个造物主，他会对自己所造之物进行奖惩，并且具有我们自己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后还能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可笑的唯我论，继续怀有此类想法吧。对我而言，能够察觉生命和意识的永恒奥秘，了解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并且能投入全身心的努力去领悟自然界中所展示出来的理性，哪怕只能得到其中极小的部分，便也心满意足了。[1] 爱因斯坦此处的原文为“Ein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与叔本华的原话“Der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Er kann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稍有不同。——编译者注[2] 本文写于1930年，这里指的是德国。——编译者注[3] 此处德文版为Religiosität。按照《杜登德文词典》对此词的解释，也可译为“宗教性”“宗教态度”“笃信”“虔敬”“虔诚”等。本书中采用“宗教情怀”这一译法。——编译者注论生命的意义本文来源不详。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6—797]。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总体而言，一切生物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要有宗教情怀。你可能会问：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回答是：凡将其自身的生命及同类的生命视作无意义的人，不仅是不幸的，而且几乎不适于生存。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本文来源不详。爱因斯坦档案编号：[93—790]。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实现自我的解放。论财富本文是1932年12月9日爱因斯坦给维也纳《彩色周刊》（Die Bunte Woche）的编辑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1891—1972）的回信。布劳恩塔尔是奥地利出生的犹太历史学家、杂志编辑和政治活动家。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21.1]。我坚信，世界上的财富无法促进人类发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达到此目标的人手中也无济于事。唯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人物为榜样，才能引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金钱只能滋生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地加以滥用。[1]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者甘地像卡耐基那样腰缠万贯呢？[1] 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钢铁大王”。他经过艰苦奋斗，成为世界首富。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几乎将全部财富捐给了社会。——编译者注共同体与个人本文是爱因斯坦1932年写给德裔美国诗人、作家、出版家乔治·S.菲尔埃克（George S. Viereck，1884—1962）的回信。菲尔埃克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12岁时随父亲移居美国。1933年前，他因诗歌闻名，曾公开称赞过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也采访过还未得势的希特勒。“二战”期间，他是美国著名的“希特勒支持者”。后因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而被起诉，被判入狱（1942—1947）。出狱后，他发表了监狱生活回忆录《混在野兽中的人》（Men Into Beasts）。因他有争议的身份，无论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的《我的世界观》，均未提及本文的来历。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06]。本文的德文版标题为《共同体与个性》（Gemeinschaft und Persönlichkeit），英文译为《社会与个性》（Society and Personality）。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曾严格地将“共同体”与“社会”区分开来。按照滕尼斯的说法，“共同体”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例如家庭、宗族等；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或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与此相反，“社会”产生于众多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协调，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共处，但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在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1]里，社会的类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当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很快就能察觉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跟他人的存在息息相关。同时也注意到，我们的生活跟群居动物十分相似。我们吃别人生产的食物，穿别人制作的衣服，住别人建造的房子。大部分知识和信念也都是通过别人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智力水平将会贫乏不堪，跟那些高等动物没什么两样。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胜过动物之处，在于我们生活在人类共同体中。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离群索居，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原始性和兽性将会达到何种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他是一个个体，而在于他是伟大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从出生到死亡，共同体都将主导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个人对共同体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的情感、思想和行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同体中其他人的生存条件。我们说他是好是坏，就是以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为判断依据的。乍看之下，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似乎完全是以他的社会特征为依据的。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显而易见，我们从社会中接受的所有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成就，都是由无数时代中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火的使用，有人发明了食用植物的栽培，有人发明了蒸汽机。只有个人才能够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共同体生活建立应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社会的更高发展是很难想象的，正如如果缺失共同体这片土壤，个人的个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一样。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与其内在的社会关系相关，也与个人的独立性相关。有人曾不无道理地说过，一般意义上的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曾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不前状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灿烂绽放的文化，就是基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相对孤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共同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