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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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研究.第2辑试读:
本辑特稿
哲学社会科学的杰出探索者——钱学森
高永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100080)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等四个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自然想起我国系统工程理论和总体设计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钱学森同志,想起他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许多方面的辛勤探索和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从2014年开始联合组织开展了党史资料征集项目“口述钱学森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掘、整理、研究并宣传钱学森的感人事迹、科学思想和崇高精神,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这个工程,使我们对钱学森这位思想家、科学家有了更多的了解。钱学森同志是唯一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专家,也曾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了深入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有些工作,钱学森同志生前已经自觉地进行了实践,体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的超前意识和崇高精神。一、高度重视研究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钱学森不仅在应用力学、航天工程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还在系统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深入研究、积极实践,为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党的执政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1934年,钱学森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经过不到8年的时间,钱学森就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后来又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并担任航空系教授,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他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独立完成的《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使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获得很高声誉。他提出的火箭与航空领域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超前设想和科学预见,尤其是执笔撰写的有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发展展望的《迈向新高度》系列报告,奠定了他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长达5年的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回到祖国。回国以后,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钱学森担任《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综合组的组长,支持中央将原子能、导弹列为国家发展的紧急任务;他力主越过航空优先发展导弹,这个决策为中国迅速掌握世界尖端武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钱学森领导制定了研制导弹的“八年四弹”规划和研制卫星的“三步走”规划,指明了我国航天工业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航天的岗位上,钱学森一干就是27年。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先后成功研制了“东风一号”至“东风五号”导弹,取得了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成功研制了“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等卫星,为国家航天事业与国防科技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航天科技工程中,钱学森认识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钱学森在他的书信中说过,“文革”使他认识到,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学习研究社会科学。所以,他努力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同时还读过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卡尔·波普等等哲学家的著作。他还从中国古代的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等哲学思想中吸取精华。根据所学习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自己20多年的航天工程实践经验,钱学森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方法。
1978年,钱学森将几十年来从事航天科研和生产管理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并延伸到社会建设的组织管理中,同许国志、王寿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第一次较为明确地定义了对中国系统工程的早期认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初,钱学森与乌家培联合署名发表文章《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文中说明,“社会工程”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简称)。后来,钱学森又列出了14门系统工程,并指出还会有更多专业的系统工程。钱学森身体力行,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各领域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掀起了研究和应用系统工程的热潮,系统工程方法在各领域的应用,也促进了各领域的管理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科学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
在系统工程的基础上,钱学森又探索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创建系统学。钱学森认为,系统学及其方法论的建立,“是一次科学革命,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
基于原航天710所开展的“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国家宏观经济预测与发展规划研究”等项目的研究经验,1990年,钱学森、于景元和戴汝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方法的提出,使系统工程方法从工程系统工程发展到了复杂巨系统工程和社会系统工程,掀开系统工程发展的新篇章。
根据周恩来生前的建议,钱学森将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经验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按照系统工程的设计原则,提出了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钱学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取得预想的成就。为此,钱学森提出设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对这四大领域、九个方面的工作和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抓住关键,提出现实可行的各种配套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1991年3月,钱学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门汇报了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该次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通过综合集成方法和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体系和社会系统工程紧密结合,形成了从科学、技术、实践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一整套方法论,它为管理现代化社会和国家提供了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这是钱学森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巨大贡献。二、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钱学森同志在这一点上为广大知识分子做出了榜样。
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科学家,钱学森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由此推动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阅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美国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其实在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提出来了。这使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科学研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他在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辩证统一。他曾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20世纪5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领导航天型号研制工作时,就认识到航天型号研制工作是一个需要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完成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将各系统及各子系统中的人协同起来,将比较笼统的型号研制要求逐步地变为成千上万个具体参与人员的实际工作,并最终综合成技术、进度和性能融合一体达到最优的实际系统,这就需要组建总体设计部,开展总体设计工作。总体设计的思想时,就体现了全面、联系、动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979年,钱学森发表了《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提出要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开放的矩阵式纵横交错的结构。这个体系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个桥梁”的框架:最接近社会实践的是工程技术,对工程技术进行概括提炼而得到的、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指导的是技术科学,对技术科学进行概括提炼而得到的、为技术科学直接提供理论指导的是基础科学,再上一个层次、对基础科学进一步概括提炼而得到的是沟通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桥梁,即该部门的哲学分论。
现代科学体系的构想和框架纵向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低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的11大部门,通过中间的11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1大科学技术部门连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这就使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既可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又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了,又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又必然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现代科学技术,既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科学技术,也不存在科学技术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钱学森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作为一名科学家,钱学森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钱学森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做到他人所不能做到的,在于他除了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外,还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学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钱学森所创建的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产业革命理论、大成智慧理论,等等,正体现了原创性、民族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1982年,钱学森从国防科技工业一线领导退下来以后,重新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去,回到他钟爱的书桌旁,继续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原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思想。(一)创建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钱学森在系统工程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他不但提出了具有特色的系统工程定义,还提出了系统科学体系,并且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在1981年发表《再谈系统科学的体系》,1985年发表《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的体系》,两次描绘了系统科学体系。钱学森指出:在系统科学这个部门中,系统工程属于工程技术,其理论基础是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三门技术科学;关于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是系统科学这个部门中的基础科学;系统科学从各门系统工程到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再到系统学,形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分体系;这个分体系是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大约100年前启示的,后来系统论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大大丰富;系统论充实了科学技术的方法论,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素材。(二)提出了沙草产业设想及实践思路
1984年6月8日,钱学森提出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工程思想发展现代草业的设想。钱学森基于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西部大开发必须开拓一条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适时提出了创建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和沙产业的道路。这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是用系统思想、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化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沙草产业理论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把知识和产业对接起来,把“输血”和“造血”联系起来,开创21世纪的大农业。内蒙古、甘肃等地在钱学森这些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甘草、沙棘、肉苁蓉等沙产业系列和绒、肉、乳、药、薯等草产业系列,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三)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钱学森在一生中一直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在系统工程思想的指引下提出了许多人才培养的理论。比如他认为人才的培养须走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道路,他曾对温家宝同志说:“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他还曾说:“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他还提出大学生应该懂得系统科学,要用系统科学的知识培养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于不同类别的系统,知道用哪一类方法论去面对。他还认为要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教育培养学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专博相济,注重专深博广的统一,等等。钱学森在人才培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一些认识也逐步付诸了实践。(四)提出了产业革命的理论
钱学森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总结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和“科学—技术—产业—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产业革命的思想。钱学森深刻指出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区别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钱学森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观与动态观出发,深入地考察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论点并预言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钱学森认为,通过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人们进入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特点,这一预言已经得以实现。钱学森于1984年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预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钱学森还在其他多个领域提出了创新型的理论方法。如前面所述,钱学森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他潜心研究系统工程理论,并把该理论从工程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成社会系统工程,使之成为社会各领域为取得长期和整体最佳效益而采用的科学方法。钱学森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
钱学森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讲:“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
钱学森也是军事理论家,他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对于未来战争形态的影响,对于未来军队编制的影响,以至于对解放军战略战术演变的影响的论述,被时任中央领导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大段引用。钱学森也是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十分有见地,正如最近去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所说,是到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需要认真听取钱学森见解的时候了。钱学森也是建筑学家,他提出的山水城市的构想,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参与探索的一种理论,正在成为许多城市规划建设的一种依据。四、坚持科学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钱学森就是坚持科学民主、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典范。
为了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学,钱学森从1986年开始,在原航天工业部710所举办“系统学讨论班”。在钱学森的直接指导下,“系统学讨论班”由副所长于景元研究员主持,邀请国内各方面专家共同研讨系统科学的前沿问题。每次讨论班由一位专家主讲,然后参会专家进行讨论,最后由钱学森作概括总结。在研讨班讲座的专家不分阶层、不看地位、不尊年龄,只要学术上有创新,钱学森都会邀请他到“系统学讨论班”上做讲座。“系统学讨论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前来参加,推动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和系统工程的应用,也树立了学术民主的标杆。
钱学森一生都是严格遵守科学规律,严于要求自己,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任何事情。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将研究工作中的手稿认真保存,他的好友Frank Marble在整理手稿时,发现他20年的手稿竟然一页也不少!这在科学界都是罕见的。1964年,钱学森在《力学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土动力学问题的文章,远在新疆的年轻人郝天护发现他的论文当中有错误,就给钱学森写信指出;钱学森不仅回信承认了错误,还推荐郝天护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并在《力学学报》公开发表。钱学森在晚年时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管是多高背景的人物邀请,他也不去,他说他在短时间内并不能了解项目技术细节,不懂就绝不装懂。
钱学森一心为祖国、为人民勤恳工作、淡泊名利,堪称楷模。钱学森为了潜心科研,主动辞去了国防部五院院长的职务。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在“口述钱学森”时说,钱学森一辈子不愿为名所累,就想非常低调的做人做事,在日常工作当中,他对自己的生活规定过很多个“不”,包括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退出一线工作以后不去外地出差、不出国、不参加任何应景的活动、不担任任何荣誉职务。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斯曾来华邀请钱学森访美,由总统或副总统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勋章,钱学森断然拒绝了。他说:“如果将来我死了以后,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还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办了点事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爱国、爱民、爱科学、终身奉献、敢于担责,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一件蓝色中山装穿了十几年,破了以后照原样再买一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住在一幢普通的三层楼房中,再也没离开这里。
钱学森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反对别人称他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像导弹航天这样的“大科学”,远不是爱迪生时代的科学;那时他可以一个人在实验室搞发明创造,而导弹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钱学森说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不能一般地看成是个人品德上的谦逊,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
钱学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学说,坚持科学民主,他的许多观点和行为与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相符合,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杆。
钱学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展史,他开创的中国航天事业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座丰碑,是100年来中华民族从衰弱、受人欺侮到走向强盛的标志。钱学森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从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进而成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从一位卓越的工程科学家、国防科技领军人物,成为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成为思想家和革命家。钱学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杰出探索者和实践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帅才和泰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的光荣!
专题:纪念中国航天创建60周年
致首个“中国航天日”暨“钱学森与上海航天”专题座谈会贺信
孙家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北京100048)编者按: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圆满成功。为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起,将每年的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在首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2016年4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联合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图书馆举办纪念首个“中国航天日”暨“钱学森与上海航天”专题座谈会,以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上海航天创建55周年,以及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诞辰105周年。获悉会议召开,中科院院士、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当年担任过“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的孙家栋专门发来贺信,祝贺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值此4月24日首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欣闻由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首个“中国航天日”暨“钱学森与上海航天”专题座谈会在上海举行,我谨向座谈会召开表示衷心祝贺。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今年又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和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同志诞辰105周年。60年来,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为标志的辉煌成就。回顾钱老带领我们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等航天工作的历程,追忆他几十年来对中国航天事业尤其是对我个人的培养教育,他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鼓励创新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都深深影响着我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同志们。
值此“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我们通过座谈会,共同缅怀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人,学习和弘扬他们艰苦奋斗、勇于攻坚、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祝首个“中国航天日”暨“钱学森与上海航天”专题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导弹航天事业60年历程回顾与思考
赵少奎(解放军火箭军装备研究院,北京100085)2016年10月8日,是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纪念日。对于人类历史而言,6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于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而言,却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或许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启示,汲取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说,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60年,是艰辛创业的60年,惊心动魄的60年,科学技术思想创新发展的60年和实现中国导弹航天梦的60年。一、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崛起
人类的航天活动是从火箭技术的发明与运用开始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中国最早发明了火箭,这是世界公认的。我们的[1]祖先发明了火箭,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但是,由于中国经历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受到极大的压抑,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落伍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真正得以起步并蓬勃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美国政府网罗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反动政府,在我国东南部构筑了一个“新月形”军事包围圈,凭借美国人手里的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1950年,美国政府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发动了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企图把新中[2]国扼杀在摇篮中。朝鲜战争使党中央进一步认识到: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发展自己的国防尖端技术,拥有自己有效的自卫核力量。新中国的领导人当时把发展国防科技、创建高等军事院校、研制导弹核武器作为当务之急。1952年,党中央把正在朝鲜战场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的陈赓大将召调回国,任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负责创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参与管理我军国防现代化建设事宜。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已初步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这一时期,钱学森、郭永怀等爱国科学家纷纷挣脱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羁绊,从海外归来;新中国自己也培养了一[3]批批科技人才,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3]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此,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1956年春,组织数百名科学家,经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以发展原子能、火箭和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精[3,4]密机械、仪器仪表等新兴技术为主的57项重点任务。
1955年12月,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武器教授会主任的任新民教授和金家骏、周曼殊教员一起,向中央军委提出发展我军火箭武器和火箭技术的建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元帅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当时负责我军装备建设的万毅将军提出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当即表示,“苏联帮助,我们去学习”,“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1956年2月27日,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钱学森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对如何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技术,从组织、科研、设计、试验到生产等方面提出了组织国家规模高科技工程的总体思路和实施
[5]方案。在当时我国经济还十分困难,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也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力争取得突破,党和国家决定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因此,很快批准了钱学森的意见书。
为了切实保证我国火箭和喷气技术发展规划的实现,1956年4月,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聂荣臻元帅任主任。同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聂荣臻代表航委提出的“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确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3]“五院”);10月,“五院”成立,钱学森为首任院长,全面负责我国导弹航天工程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开始了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创业历程。中央为五院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1,3]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建院之初,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在艰难中奋争,先后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并确定从地地弹道式导弹、地空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三个方面入手开展研制工作。1957年11月,五院在原10个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分院,分别承担导弹总体、发动机和控制系统的研制任务。到1961年,五院已建成3个分院,为我国开展地地、地空和海防导弹的研制[3,6]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仅仅半年之后,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坚定地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表达了中华民族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和决[4]心。同年8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发射人造卫星的任务列入发展规划,命名“581”任务,由中国科学院承担,为此成立了由钱学森任组长的“581”组和上海机电设计院,开展空间物理研究、探[3]空火箭研制和人造卫星单项技术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1965年,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1982年更名为航天工业部,目前分成航天科技和科工两个集团公司),统筹协调、管理我国的导弹与火箭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科学仪器卫星设计院,启动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1968年2月20日,国家决定把分散在各部门的卫星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机构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了由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进一步加速了我国航天事业的
[2,3]发展。
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在国内经济十分困难、国际上对我国进行严格封锁的情况下起步的。为了捍卫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拓者们默默地进行艰辛的探索、研究。在党和国家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航天事业领导和全体员工,特别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忘我拼搏、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仅仅10多年时间,我国就组建了学科专业齐全,研制、生产、试验工作配套的导弹航天产业体系,走过了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既艰辛又光辉的历程,成功地研制出一系列地地、防空和飞航导弹武器系统与航天器。我国导弹航天计划的实施,有力地带动了我国相关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技术的发展,抢占了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增强了我国的综合[5]国力,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国防高科技发展国家的行列。
尖端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技术复杂性,必须依靠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协调与支援,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高瞻远瞩的决策机构。为此,1962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负责领导我国的国防尖端事业。在中央专委领导下,我国的导弹核武器、航天事业形成了钱学森院士十分推崇的既高度集中,[3,7]又高度民主的决策管理机制,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向前发展。七机部成立后的10年,随着北京基地的充实和加强,各三线基地和上海基地的相继建成并逐步形成规模,航天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网陆续建成,我国航天工业系统的大规模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建成了独立自主和比较完整、配套的科研、试验、工业体系,成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二、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成就
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走过的60年历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不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光辉历程。在这充满艰难险阻的60年里,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们在旧中国留下的白纸上绘出了一幅幅多彩多姿的图画,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导弹航天事业的发展道路。笔者仅对我国导弹航天发展史上比较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3,4,6,8,9,10,11]事件做一简要的回顾。(一)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确立了我国的导弹核大国地位
我国的液体燃料火箭技术的发展,走的是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道路。仿制的目的是使我国火箭技术队伍尽快掌握自行研制的技术,独立自主地开发导弹航天技术,尽快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研究、试制和[3]试验的科研体系。
1960年,中国导弹研制进入自行设计阶段。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以“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作为独立研制的第1个型号。自行设计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但是,当时国内仅有P-2导弹资料和为数不多的情报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自行设计的需求,中国航天开拓者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迈出了自行研制弹道导弹的第一步。
1964年10月,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但是,帝国主义大国不以为然。他们说,中国有弹,没有枪(导弹);有了导弹也打不远,打不准。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已经在酒泉发射场点火升空,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本土西部地区预定的弹着区准确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联合试验投入批量生产,正式装备部队。我国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东风二号”导弹武器系统正式装备部队,不仅开创了世界导弹核武器在国家本土进行联合试验的先河,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且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导弹核大国。目前,我国已拥有多种型号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各种类型的战术导弹,为军队的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二)“东方红”乐曲响彻环宇,中国人进入了空间时代
人造地球卫星是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的重要标志之一。1965年8月,中央专委根据我国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航天技术的实际能力,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1965年11月,初步确定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1967年12月,正式命名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东方红一号”。它的具体任务是:测量卫星本体飞行中的工程参数、探测空间环境、奠定卫星轨道测量和无线电遥测的技术基础。
1970年4月24日21点35分,我国“长征一号”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准确发射到预定轨道,卫星昼夜不停地向全世界播送“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宣布中国航天器已进入了太空。“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在我国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5个具有自行研制和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能力的国家,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三)洲际火箭飞向太平洋,我国初步建立了战略核威慑力量
1965年,按照我国火箭技术发展规划,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各有关部门的协同和支援下,开始研制中远程、远程和洲际火箭,我国火箭技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1年9月,在酒泉发射场进行了第一次洲际火箭的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试验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它表明我国液体火箭技术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为发射重型卫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根据洲际导弹研制与定型工作的需要,我国决定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在公海进行火箭试验,要求火箭试验区要小、试验区封锁时间要短、回收舱落点要精确,发射时间要准确,因此,技术要求很高。在国防科工委的统一组织下,经过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于1979年底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1980年5月9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南太平洋南纬7°0′、东经171°33′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发射运载火箭。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的远程火箭准确地击中预定海域,试验任务圆满完成。正如钱学森1975年就指出的,“洲际火箭全程试验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试验,具有重大政治、军事和科学意义,是一次打破美苏两霸核垄断的实际行动”。这一试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美联社评论说,“它将是中国第一次进行洲际弹道式导弹的正式试验,它可以发射到苏联各地,并达到美国西部……这是朝制造同美苏相同的洲际核武器迈出的重要一步”;联邦德国《总汇报》指出,“由于中国有了洲际导弹,中国就在大国的力量游戏中打出了新牌……北京实际上对两个超级大国有了免疫力,无论谁进攻中国,就必须估计到中国核导弹打击给自己力量造成的削弱”。(四)运载火箭形成系列,建立了独立、完整的航天运载体系
我国的液体推进剂运载火箭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仿制到独立研制,从单级到多级,从近程到远程、洲际,从重点发展导弹武器到重点发展航天运载系统的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不仅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带动相关学科和产业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长征一号”是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三级运载火箭,总体和分系统都采用了诸多新技术,突破了许多新材料、新工艺,达到或接近60年代的国际水平。“长征一号”的研制成功,揭开了我国航天活动的序幕。
我国研制洲际弹道导弹之初,就把发射低轨道重型卫星的任务纳入了发展计划,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把发射载人飞船的任务也列入了研制规划。1970年开始了“长征二号”两级运载火箭的研制,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此后,多次连续成功地发射了一系列返回式卫星。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又研制了“长征二号C,D,E”等运载火箭。“长征二号F”火箭是在“长征二号E”的基础上,为发射神舟载人飞船而研制的大推力、高可靠性运载火箭。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杨利伟登上神舟五号飞船,由“长征二号F”火箭护送飞向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长征三号”是为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研制的。它是一种上面级采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的三级运载火箭。1984年4月8日,首次发射试验通信卫星获得圆满成功。该火箭具备了将1400kg的卫星送入远地点为36000km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长征三号”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有液氢/液氧运载火箭、第五个具有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能力的国家。1990年4月7日,我国成功地利用“长征三号”火箭为国外卫星公司发射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我国的运载火箭从此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我国又成功地研制了“长征三号A”和“长征三号B、C”等运载火箭,使我国具有发射当代不同重量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能力,在世界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长征四号”是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局负责研制的运载火箭。1981年9月20日,“长征四号”火箭的前身——“风暴1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将3颗物理探测卫星——“实践2号”“实践2号甲”和“实践2号乙”成功地送入各自的运行轨道,实现了“一箭三星”。1988年9月7日,“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首发成功,将实验型气象卫星“风云一号”送入太阳同步轨道。
为了适应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和国外航天发射服务的需求,我国已经研制成“长征二号”“长征三号”和“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不仅在国际航天发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建立起适应我国航天事业发展需要的、独立、比较完整的航天运载体系,目前正在研制、开发运载能力更大、更经济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等,标志着我国航天运载体系的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五)卫星从太空归来,我国成为第三个具有卫星回收能力的国家
1975年11月2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场,“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携带着我国耗时10年研制的第一枚返回式遥感卫星,穿云破雾,进入预定轨道。卫星在太空中遨游两天,绕地球飞行47圈,于11月29日按计划返回祖国大地,带回了大量可见光照片和很有价值的遥感资料。到1985年10月,我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7颗返回式卫星,前6颗用于遥感技术试验,第7颗用于国土普查。遥感卫星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在我国的国土普查、资源勘测、大地和海岸测绘、城市规划、森林开发、铁路选线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卫星回收技术的发展和成功运用,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六)蛟龙出水,我国弹道导弹研制实现了新的突破
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武器系统隐蔽性好、生存能力强,极具突击能力,是现代导弹武器系统中最具战略威慑能力的武器系统之一。潜地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涉及核潜艇、固体推进剂弹道导弹、专用计算机、航海、导弹水下发射等多学科科学技术,研制难度大。20世纪50年代,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潜地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为了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在50年代末,我国决心研制潜艇水下发射的导弹武器系统。考虑到潜地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对国家长远安全战略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曾坚定地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2]搞出来”。自1982年起,我国在东海进行了一系列潜地弹道导弹水下发射试验,并取得成功。
这一成就使我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独立研制和装备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弹道导弹研制和部队装备建设从此进入新的阶段,大大增强了我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通过潜地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造就了一支导弹—核潜艇的科研、试验、生产的专业队伍,建成了我国比较完整的导弹—核潜艇科研、试验、生产体系,推进了我国一大批相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的进程,为研制和发展新一代导弹—核潜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七)通信卫星一举成功,我国航天技术进入卫星应用时代
从古人用烽火传送信息、驿车递送邮件的时代,进入当今的电子通信时代,人类在信息传递手段上经过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为了适应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和军队通信部门迫切希望我国的通信卫星尽早问世,改变我国通信技术落后的面貌。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批准了该报告。从此,我国卫星通信工程,即“331”工程(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3,6]控系统、发射场和地面站五大系统)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其中通信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二号”。经历9年联合攻关,我国攻克了诸如液氢/液氧发动机技术、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点火技术、通信转发器与天线技术、统一载波测控系统和整星管路密封技术等重重难关,终于在1984年4月8日,用“长征三号”大型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4月16日18时27分57秒该星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星上仪器工作良好。同年5月14日,通信试验结束,正式交付使用。
在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基础上,1986年2月1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卫星于2月20日准确定点在东经103°赤道上空,立即进行了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试验,效果良好,不久投入正式使用。近20多年来,我国还发射了一系列国土资源普查、气象、导航、海洋监测和大容量通信等专门用途的卫星,我国航天技术发展进入了应用卫星、卫星应用的新时代。(八)载人航天谱新篇,我国航天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八年四弹”的宏伟规划,我国弹道导弹与运载火箭研制与试验工作进展顺利。1966年3月底,在国防科委的组织下,把研制宇宙飞船的规划提上日[12]程。1970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复了我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报告。1971年4月,80多家单位、400多名航天专家云集北京,对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设想。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将载人飞船命名为“曙[12]光一号”,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升空。但是,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动乱时期”,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和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最终[12]只能把“载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1975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宣布“曙光号”载人飞船工程计划暂停。
1986年,我国制定了跟踪世界高技术前沿发展的“八六三计划”,载人航天计划随之展开,我国航空航天界围绕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及其空间应用的主题开展了高层次、深入的概念研究工作。当时我国航空、航天部门和相关高等院校对航天飞机、空天飞机和载人飞船等技术方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经历了三年时间多途径、多方案论证,论证的焦点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究竟应当从何起步、怎样发展?1986年9月8日,我国“八六三”航天领域“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专家组”首席科学家钱振业在广泛调研、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提出:我国载人航天应当采取“飞船起步,伺机发展”的开发战略,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既不能坐视,也不能大搞;“飞船起步,伺机发展”,进可攻,退可守,是我国航天事业应当采取的明智发展战略,最终被中央采纳。1992年1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载人飞船工程立项。1992年1月至6月,航空航天部又组织空间技术研究院对载人飞船技术方案进行了长达半年时间的可行性论证,正式提交了“载人飞船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于同年9月21日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至此,我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启动。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我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顺利启航,飞向太空,并胜利归来,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又实施了多次飞行试验,其中有神舟六号的多人多天,神舟七号的航天员出舱,神舟八号、九号、十号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无人和有人交会对接,以及两位女航天员飞天。一系列载人航天活动,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破和掌握了诸多关键技术,在载人航天领域完全可以和美俄两个航天大国媲美。而2016年下半年进行的天宫二号和两位航天员超过30天的空间驻留,为未来中国建立长期有人照料的大型空间站,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回顾我国载人航天走过的发展历程,诚如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在北京航天城组织的庆祝大会上指出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载人航天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是我国载人航天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它集中了我国航天领域科技人员的智慧,凝聚了成千上万人的心血,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以若干单项高新技术突破为支撑,科学地“综合集成”为主要创新手段,社会化、高度社会化研究与开发活动为主要组织形式,复杂高新技术工程系统的发展研究、研制与运用的科学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在现代工程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必须面对多学科、多工程专业的综合与信息一体化问题,优先解决工程系统开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复杂发展环境预测与科学决策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技术问题相比,犹如数学运算中的整数与小数的关系;如果在开发过程中对工程的系统性、社会性问题疏忽或搞错了,如同数学运算中,把整数位算错了,小数位算得再精确,也难以弥补工程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试想,在20世纪90年代初,如果我们跟随当时国外航天发展的潮流,搞“航天飞机”,那就不是我国[13]载人航天“起点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的问题了……解决这些对现代宏大工程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需要借助于系统科学和现代管[7,14,15,16]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三、展望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的设想
回顾历史,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我国航天战线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仅在航天科技领域创造了奇迹,而且积累了发展科技事业的宝贵经验、增长了知识和信心。展望未来,我们更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从60年航天技术开发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的科学理论、[7,14,15,16]中国人的智慧和发展谋略,应对任重而道远的明天。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比发达国家,我们在航天专业技术领域仍然有差距,我国载人航天技术与实现空间技术产业化的目标还相距甚远,深空探测还刚刚起步,刚刚迈出探月的第一步……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道路相当漫长,需要几代航天人持续不懈、脚踏实地的奋斗。
我们是否首先应在国家战略和系统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航天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制定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远景发展规划(不是5年、10年,而是20年、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科学发展规划)[16、17]和目标明确、可操作的分步骤实施方案?
是否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我国航天事业60年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民主、高效的航天发展管理体制和决策运行机制,为我国航天事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7,15,18]献?
是否应继承、发扬钱学森院士倡导和开创的航天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事业,进一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弹航天事业的理论与技术建[18,19,20]设?
是否应排除来自各方面的人为干扰,实实在在地尊重科学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科技成果与创新人才、真正建立起有利于科技原始创新、有利于航天科技事业持续发展的人才评价、激励和使用机制,脚[21,踏实地地推进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航天科技队伍建设22]?
是否应继续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身体力行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3,4,6]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务实地推进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不断取得航天事业的新成就?
谨以此文庆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谢光.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3]中国宇航学会.辉煌的中国航天[J].航天杂志,1999(增刊).
[4]航天工业部征文办公室.航天事业三十年[M].北京:宇航出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