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彝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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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上的人们(向中国统一联合战线输送军用物资的唯一路线，270天，20万人用双手抠出的千里输血线)试读：
总序
当今一般公众对于滇缅公路的历史认知，与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远远不相称。实际上，将滇缅公路比作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长城也不为过，它的精神资源在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仍将焕发强大的内驱力。如何更深一步地挖掘滇缅公路的历史文化资源，拓展公众的认知视野，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众所周知，在时代局限性所带来的观念束缚之外，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大史实最大的困难在于史料匮乏。关于滇缅公路的历史叙事不仅缺乏一部“史记”，甚至连构成其基础的原始材料也为数寥寥。但是，近年来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许多有志之士从海外发现并搜集到很多湮没已久的原始材料，如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拷贝回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的历史照片，这些由外国机构记录的中国历史，已经被媒体界定为“国家记忆”，并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它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路径，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均有外国人参与记录，而这些记录不仅丰富翔实，且很多仍处于尘封状态，有待国内有识之士予以搜寻探掘。将其命名为“国家记忆”虽有几分“僭越”意味，但“中国的事被外国人记录”这一状况，却是在彼时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国情国力因素下的客观现实。
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探掘的初步成果。其历史背景是，在1937年至1938年修筑、开通滇缅公路，至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滇西切断滇缅公路期间，许多国外机构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影响，纷纷派记者、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等前来了解情况，回国后写作并出版了一批纪实性作品。这些不约而同前来“探路”的人士及其著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彼时滇缅公路修筑、运营，及沿线区域的政治经济及风土人情等内容，有的还配有历史照片和插图，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同时期囿于抗战时期的种种困难条件，中国国内机构反倒难以进行类似的工作。
这些外国人所写的滇缅公路亲历记在国外出版后，因为国外读者对中国关注度有限，且这些作品多数并非所谓“名著”，所以未能进入中国视野而被翻译引进，于是长久地尘封在了国外的图书馆和旧书架上，以至于多年之后，国人不知道曾有过这样的记述。现在，它们被陆续寻找并发掘出来，汇集成为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其价值毫无疑问首先是为彼时的“国家记忆”提供了新鲜“增量”，对于国内读者则属于“你所不知道的滇缅公路”，填补了滇缅公路这一重要历史题材的史料空白，这一拓荒式的贡献在当下是极为稀缺和难得的。其次，这些由外国人在第一时间予以记述的历史，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一个“他方”视角，带有国际性、客观性、陌生化色彩，与因当时困难条件所造成的国内的忽视和几十年后的淡忘形成反差，对于今日读者重返历史现场、以彼时的国际视野来观照滇缅公路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乏以他山之石攻玉，开辟新视窗、“补习”历史课从而知往鉴来之效。再次，近年来滇缅公路所在的云南省因地方经济发展驱动，极为重视发掘滇缅公路这一本土文化历史资源，目前有种种将滇缅公路题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构想，却因资料匮乏而难以深入推进。而这套丛书所记载的彼时滇缅公路沿线的地方史志细节，对于当地文化历史资源的挖掘与拓展，无疑是久旱逢雨、雪中送炭。同时这种“地方性”题材的系统、深度挖掘，在图书出版界也属于已引起相当关注却难以操作的情况，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该套丛书的作者均为当时中国同盟国美英人士，写作、出版时间多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因此书中政治倾向均为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基调，对彼时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内政表示尊重，故丛书总体上为中国抗战的“背书”“站台”之作。
最后，祝愿“亲历滇缅公路”丛书的出版，为我们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国家记忆，带领广大读者重返历史现场，重新认知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让滇缅公路——这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第二座长城”，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出它永不磨灭、光辉璀璨的精神价值！余 戈军事历史研究学者导读滇缅公路：从云南辐射世界
滇缅公路在抗战时期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线”，曾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滇缅公路的修筑者、见证人和考察者以及中外记者、作家、学者、旅游家等对于滇缅公路的记述，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从滇西辐射世界的历史图景，其中，国际上的宣传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获取了战争中的国际物资援助，并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一、外国记者报道的滇缅公路
一批外国记者将目光投向滇缅公路。1939年张孟令翻译了3月26日港报所载外籍记者杉姆森（Gerald Samson）由该路经云南到缅甸沿途观察纪实。随后，《天下事》杂志也翻译了杉姆森的《滇缅公路小记》，文中记述：“滇缅公路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完成，当记者于一九三九年二月旅行经过该公路时，实系完成后第一外国新闻记者行经此地。”1939年有报载消息：《泰晤士报》记者最近乘汽车沿腊戍至昆明视察，曾著文力赞“中国工程师之伟绩”。中国政府对于此段工程，特别经营，务求达于至善。中国工程师之功绩，咸不能埋没也。凡经历云南者，均不免深羡中国人之决心及其勇气云。虽然，报纸未提及记者姓名，但从内容上与时间上推定报道所记述的有可能就是英国记者杉姆森。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929年之后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日本人驱逐出中国。他在1940年10月12日的文章中称，尽管英国决定10月17日重开滇缅公路，但滇缅公路的价值已经下降了。在《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一书中，哈雷特·阿班重申滇缅公路的重要性过去被高估了。
胡春冰翻译了《纽约时报》登载的鲍尔温（H. W. Baldwin）《滇缅战局与滇缅路》一文，文中说：“即使如此，运输数量也还不足以支持中国境内对日巨大的陆空战事，如果美国要在东方与日本从事大陆战争，中国东海岸的港口的开辟，将是运入供应品的主要入口。”他认为：“滇缅路的开辟，主要是政治与心理上的价值，军事上的重要性还在其次。”
1940年，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作为美国《自由》杂志的远东记者，受命来到亚洲进行战争情势的采访和报道。当时，美国还没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莱士以非交战国的记者身份到过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作为美国空军第一电影制片分队成员，在战争情势系列片中，创作了一部《为中国而战》，其中谈到滇缅公路，披露了其他叙述中未见的背景，解说词中盛赞了筑路者。
在《美亚》（Amerasia）杂志中，骆传华（曾长期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工作,1938年后前往香港协助温源宁从事战时国际宣传工作）介绍了滇缅公路的情况：“滇缅公路是在战争期间才完成的，因为英国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果，曾受过三个月的封锁，到最近十月十八日才开放。特别是正当日军在越南登陆，滇越路段被截断的今日，它已成为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这通道起于云南的昆明，直达缅甸仰腊铁路的终点腊戍，同时也沟通了缅甸全境的公路网，不但在战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东南亚经济发展，也有极大的作用。”骆传华对滇缅公路的未来做出了乐观的估计：“滇缅公路总有一天要成为世界瞩目的路线，至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外货及旅客之经由中国后方门户入内者，迅速增进，实可预卜。”事实证明，骆传华的这一“预卜”，与战后滇缅公路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
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邀请美国《芝加哥日报》远东访员史蒂尔（A. T. Stelle）做关于滇缅公路的演讲，史蒂尔之前在西南各省游历后取道滇缅公路来沪。他首先谈了交通动脉性质的重要，并言及日军轰炸并未影响运输，滇缅公路仍川流不息，甚至说“滇缅公路即生长于轰炸之中”。他大力推崇美国红十字会中国救济事业部主任贝克博士就任运输总监后的工作成效，并对滇缅公路提出了改进方案。
在1940年至1942年间《纽约客》的闲话评论与新闻报道，频频关注滇缅公路的种种动态。1940年3月8日“热门话题”栏的《中国记者》（Chinese Reporter），通过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卢祺新的闲谈，透露了中国苦力在滇缅路上的巨大作用。二、筑路者、旅行家、传教士笔下的滇缅公路
曾任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1945年6月在美国出版《修筑滇缅公路纪实》（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 Road）。作为滇缅公路改善维护工作的亲历者、领导者，作者从改善公路的艰辛，到敌机轰炸下的抢修，再到为了挡住侵略者的铁蹄，忍痛炸桥炸路，做出了全景性的描述。这部作品提供了大量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的鲜为人知的内容和感人细节。文中还描绘了工程官员、千余名技术人员与工人同舟共济、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感人事迹。这部著作原是作者为了向世界介绍国人如何修筑滇缅公路而用英文写作，国人所读到的是戈叔亚根据1945年6月再版版本翻译的中文译本。1946年的一篇书评写道：作者的叙述中对他的成就表示出了谦逊的态度，他最后希望有可能的话竖立一个纪念碑，以纪念“成百上千的无名氏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这条造福后代的滇缅公路”。
美国人史密斯（Nicol Smith）所著的《滇缅公路》（Burma Road），1940年在美国出版。随即，《天下事》杂志开始了选登连载，其在编者按中写道：《滇缅公路》为世界著名旅行家尼古拉·史密斯所著。史氏于1939年来华，得我国当局之许可，与美国驻昆明领事梅耶乘汽车遍历滇缅公路全程。全书原有二十章，首七章述香港、北海、海防见闻，中六章记滇越道上风土，后七章始为滇缅公路旅行记，本刊觉其内容富有趣味，不无价值，爰为译载，以为重开滇缅公路后之一小点缀。1941年5月中译本由亢德书店出版。不过，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书评中这样的评价：“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从香港经河内、印度支那铁路到昆明，再沿缅甸路、腊戍回来。这样一本受欢迎的旅游书，基本没有严肃地讨论滇缅公路在政治、经济、技术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意义，如果因此批评这本旅游书没什么大的价值，或许实在不公平。然而，遗憾的是，作者的确错过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机遇，即对现有关于滇缅公路（中国西南部重要的生命线）较少的一些材料做一个重要的补充。”书评人觉得，“史密斯先生刻画了一条粗糙而危险的道路，蜿蜒曲折地通过蛮荒的、多山的、美丽的但有时邪恶的国土，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民众拼命与暴雨战斗，以保持他们一手修筑起来的滇缅公路能够持续开放；满载弹药的货卡车挣扎着通过泥泞的河流，沿着陡峭、狭窄的盘山公路行驶，有时甚至倾倒在峡谷里。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浪漫的画面，但它告诉我们的并不算多。”
内维尔·布拉德利（Neville Bradley）1945年出版了《老滇缅路》（The Old Burma Road）。当1930年春决定开始仰光这段旅程时，布拉德利博士是昆明的一个医疗传教士。他在路程中做了完整的日记、笔记和照片记录。“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故事是值得出版的，如今，他所记录的地方因为著名的滇缅公路建设，其旅游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这也是一段关于云南生活的记录，暂且不说中国西部其他地方，云南受到了西方文明与抗日战争的冲击。与云南其他当地交通相比滇缅路受到更多的关注，但现在的西部云南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新滇缅公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深刻的变化即将来到，所以这个记录会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这一书评充满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论述基调。
29岁的郝乐威是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少校，他所写的《滇缅路历险记》原载于1942年10月29日出版的《中缅印战区综合杂志》（CBI Roundup）第一卷第六、第七两期，文中记叙了他在滇缅公路执行轰炸任务时，迫降在中国境内，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款待及其一路见闻。这位少校以外部人的视角对当地老百姓和风土人情做了颇为独特的记录。三、作家眼里的滇缅公路
描写滇缅公路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广为流传。1940年8月，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了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说《泥金菩萨的面孔》（The Face of Gold），讲述西南中国人抗日救国的故事，其中有大量惨烈的筑路图景：“这条新路像一阵暴风雨似的席卷着这个区域，她似乎每隔几天就要加长十余里。实际上几千个满身尘埃，褴褛不堪的老少男女，好像耗子钻洞一样工作着，他们所用的锄头和竹篮担子原与儿童玩具差不多，但他们仍把这条公路迅速地而且不断地开拓出来。”疟疾的盛行导致“每隔几天就要换一批工人，因为他们死得太快了”。“那里，一群弱小的人仍在工作，但衣不蔽体，又都在发烧。在他探视的当儿，他还看见几个人病倒了。倒下去的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带病的身穿制服的中国人慢慢地走来，他的干枯的眼睛在那顶泥污的制服帽下显出患着热病。”小说中还提到：“如今在滇缅公路上开一趟卡车比做强盗还要有利可图。在路上开两趟来回车就可一辈子衣食无忧。”小说由以正翻译，题为《滇缅公路的故事》，小说向世界披露中国男女老幼铺筑公路用以抗战的奇迹，鼓励美国军火商援华抗日，不要再向日本销售武器。
美籍华人作家黎锦扬（C. Y. Lee）的《土司》系列故事发生在滇缅公路刚刚开通时的中国西南地区。系列中首篇发表的《方土司的摩登计划》围绕公路开通后芒市以及芒市人的种种变化展开，“最近完工的滇缅公路从芒市穿镇而过，土司一定已经意识到，对于那些初入此地的外来者，他的领土很可能被看作是一块蛮荒之地”。四、苦难辉煌：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与民族精神
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在战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滇西各族人民仅用九个多月的时间，就将这道抗日战争中的“长城”克期修成。修筑滇缅公路，物资条件非常匮乏，没有现代化的筑路机器，纯属人力开辟。记者杉姆森以为：“在这种复杂地形、粗陋工作、简单设备之下，竟能于一年内造成这种伟大命脉的道路，那是非平凡的建筑可比，亦是建筑纪录上伟大之一页。”
穿越滇缅公路的史密斯记叙了他看到的筑路工人的惨状，但劳工们没有怨言，只是感叹“这就叫国难呀”。修路时，除洪水的侵袭、炸药的悲剧、坠崖的死难等意外事故之外，还有瘴气引发的各种疫病。环境恶劣、筑路艰辛、牺牲惨烈都没挫败中国劳苦大众，正如萧乾在描写龙潞段上的一位老人时所写的：“生活是那样苦，他却永远笑着。”
1942年1月，《纽约客》“档案”栏目连载了上下篇的人物专访《胡适的火枪手》（Hu Shih’s Musketeer），记叙了传奇的货车运输专家丹尼尔·艾斯坦（Daniel Arnstein）如何使用美国的货运方式管理滇缅公路，使租借给中国价值十亿美元的物资得以运送至战火前线。因贡献卓越，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将艾斯坦描述为“波尔多斯（《三个火枪手》中的硬汉）再世”。胡适称：“当我撰写中国历史时，艾斯坦先生的名字一定会在里面。”艾斯坦在《改善滇缅公路运输建议书》中多次提出对于商用车辆限制的建议，比如牌照登记、司机执照、行车运费等。他对于行车管理提出：“任何增加滇缅公路运量之建议,必须以军事当局对该路有绝对统治权力为先决条件。”随后，这位美籍交通管理运输专家便被国民政府聘用，让他来实施他的改善方案,对滇缅公路的运输进行改善工作。从某一方面讲，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像胡适这样的知识界领袖也对西方的影响做出了极为正面的回应。但是不得不说，类似这样的“先进”管理经验的援助却“将其（西方资本主义）鄙劣的一面与其有益的一面混淆在一起”，使得非西方国家在利害得失的计算中，对“西方权力扩大带来的文化传播”变得毫无意识。虽然实现“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这一目标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西方权力实质性的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往往使得非西方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现代化理论则理所当然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配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
旅行家史密斯曾对战时滇西永平城外公路交通小官僚的家庭，做出过一幅“西方文明景象”的描绘：订着美国时尚杂志的美丽妻子、西式的晚餐……或许是应了布罗代尔所说的“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这种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语境在滇缅公路的舆论建构中似乎处处可见，也使得滇缅公路充满了象征意味。
战时关于滇缅公路的舆论宣传的确极大程度上鼓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内有民族团结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事实上达成了国家动员的目标。因滇缅公路通畅与否引发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与支持，在客观上鼓舞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信心。滇缅公路的问题，在当时不仅关系到中国国防、民生，对国际外交与盟军合作，也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条公路，不仅与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向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爱国的中国人在滇缅公路上边干活边唱歌———— 致 ————萧乾见证了滇缅公路的完工———— 致 ————那些为滇缅公路献出生命的人们他们的劳动和牺牲不会白费Ⅰ 不期而遇
中国人，无论距离多远，无论命运会将他们分隔多开，他们的心都永远地联结在一起。“喂，老罗，好久不见了。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说话的正是老李，一个住在昆明南边的中年农民。老李和老罗是亲戚，老李娶了老罗的一个堂妹。在中国的家族关系中，无论距离多远，无论命运会将他们分隔多开，人们都永远地绑在一起。老李是个开朗、随和的伙计，他深爱着自己的土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这么默默耕着自己的三亩田。其他农民总为稻田会遇旱还是遇涝而忧心，他却一贯波澜不惊，而且总会设法获得好收成。但他有一个缺点——爱说话，一说起知道的事就喋喋不休。
他和老罗处得好，虽然老罗大他许多，而且似乎在生性上也与他背道而驰。老罗话少、保守、老练。即便老李相当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罗也只是回以一个温和的微笑，淡淡地说：“哦，我还好。我来看我的小儿子铁民（意为铁一般的人），他应该——我忘了他们怎么说的了——在政府学校上完学了。他的老师让他叫我出席一个典礼，好像是铁民在班里做了什么好事。但是老李，我怎么配跟穿长衫的人结交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我只是个穿破衣服的农民。我不敢去参加典礼，不敢和这些先生们说话。当然，我很高兴铁民上完学了，因为他现在可以在田里帮我了。我来这儿只是因为我儿子很兴奋，坚持要我来，我拒绝不了……”“是这样啊，老罗。我来这儿也是因为这事儿，看看我！”老李已经买了一件深蓝色的平纹二手长衫，不是很合身。“我的小闺女小梅，”他继续说道，“也要上完学了。她跟我讲，老师说她现在已经从学校‘毕业’了，可以在工人合作社里找一份工作。你知道的，我猜‘要毕业’的意思是‘上完学’？你听说过城里的合作社吗？它是一个商店，如果你是合作社员工，买的东西就比其他地方的便宜……”“噢，老李，别跟我说这么多新词。我老了，学不会这些了。咱们都只是农民，不用学这些城里人说话。要不是政府强迫我送铁民去学校，我现在已经教会他犁地、播种、耙地还有收割了。他现在十四岁半了，身体壮实。但他肯定是个好农民，在我死后继续耕种土地。你闺女有十五岁了吧？比铁民大一点。你又不用非得送她去学校，我觉得女孩子家去学校不一定好。以后她就不能安定下来帮你老婆做家务了。”“老罗，现在啥事儿都变了，他们说女娃和男娃都得去学校。女娃也是聪明的！你知道我那破屋子离滇越公路不是很远。我有时经过那儿，看见很多摩登女娃在看报纸、看书！她们和其他年轻男人一样同别人说话。自从我家小梅上了学，她的女老师们已经来过一趟我那破屋子了，和我老婆——你堂妹——说小梅有多好、多聪明，还解释了能读书写字的好处。最后她们还鼓励我老婆自己去上学。现在她能把我们每个月买和卖的东西都记下来，还能看懂收税员和客人的账本上有没有错。我老婆和小梅都说政府已经在中国城里和村里建着学校，要鼓励我们，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学着读书写字。学啥都不要钱。我在想以后哪天我自己也上学去……”“啥？！你老婆已经去上学了，你还想着自己也去！那你的田咋办？虽然我们得尊敬那些读书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必去学习。咱俩祖祖辈辈是农民，他们也没去上学，不学习也相处得很好。我们的乡亲和邻居一直都说他们是好农民。我记得我爸死时跟我说，我一定得从他的心愿，要一直守着我们的田。那一小块田已经属于我家几百年了。所以我必须守着它来完成我爸的心愿。只是可惜我的大儿子钢民（意为钢一般的人）没有跟着我的脚步，而是一年前从家跑出去参加省军了。从那时起他就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奔波。现在他驻扎在这城里，我今天在这里就得去看他。你知道我闺女小莲通过她哥钢民找了个男人吧？她男人也是省军里的一个兵。他被选去南京参加一个会，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将军一起，所以我闺女为了和他在一起也去南京了。我不同意我闺女的婚事，也不同意我大儿子参军。但是现在好像啥事儿都变了，年轻人不尊敬长辈，也不是很服从他们的父辈。我现在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至少得看到我的小儿子铁民，完成我和他爷爷的心愿，守着田……”“是，我不知道田该咋办。但是，就像你说的，现在啥事儿都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去上学。”“不要老说你要去上学了，老李。要是你的脑袋不适合学习，你能学什么呢？如果你和年轻人坐一起，他们比你更会回答问题，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多想想祖辈传给你的田，老李。你得好好种田、耕地。我觉得等你闺女小梅到嫁人的年纪了，你可以把她嫁给一个年轻农民，然后你可以招她男人入赘，让他来接着种你的田。”“这倒提醒我了，老罗，我要告诉你些事。我老婆下个月要生儿子了。你一定要来和我们吃红鸡蛋。”老李脸上的神色既天真羞涩又骄傲。
老罗笑了，老李也笑了。他们两人似乎都很高兴。
就在那时，罗铁民跑到他父亲跟前，他已经在人群中找他父亲很久了。
这儿来了太多人，学生们的父母亲从昆明城的各个地方来到这里。这个典礼在文庙举行，因为文庙在昆明城中心，有一个很大的礼堂，还有个几千人都站得下的大院子。政府为了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就相当慷慨地装修了文庙，还弄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供人观赏。政府知道每个中国农民都会来拜孔子，所以他们本着鼓励学习的思想，选择文庙来举行这个典礼。政府劝不动很多人去上学，所以就筹划了这次活动吸引老年群众。果真，大部分父母都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很多老人，不是白头发就是白胡子，以前从没机会来看看昆明城，现在他们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找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年轻人到处跑，从别人手臂下蹿过，或是抓错了别人的手，或者叫错了人。场面既嘈杂又欢快。
罗铁民最后终于挤到他父亲面前，发现他还在嘲笑老李。这个男孩想着他的老父亲一定是为文庙和大伙儿的这个场面而感到高兴，所以他紧抓着父亲的手，蹦跳着说道：“爸爸，你来这儿难道不高兴吗？我知道你肯定想来，其实你可高兴了是吧？对了，我们去礼堂大门旁边吧。应该快开门了。”他拽着他父亲的袖子就要往前走。“有点礼貌，铁民。”老罗突然沉下脸。“这是你李叔叔，”他严肃地说道，“好好打招呼。”“不必了，”老李还在笑着，“铁民是个好孩子。我来这儿看我的小闺女小梅，她跟你一样是个毕业生。”
铁民给李叔叔鞠了躬，他很奇怪为啥父母从没告诉他有一个亲戚和他在同一所学校。结识一个人，和她一起学习也许很有趣。他已经忘了全昆明的学校在今天这个典礼上都合在一起了。李小梅和罗铁民在不同的学校。因为老罗很少来城里，他不太了解这个城市。他的农场在昆明西边，所以罗铁民从没有机会见李小梅。
礼堂的门终于开了。“她在那儿！”老李说，他随着人群向这个姑娘走去，大家都穿过大门走进礼堂。
李小梅是个长得不错的姑娘。如果耳后没有梳着小辫子，她可能会被当成是大学里的时髦女学生。小梅很高，乍一看还以为是个成年人，她穿着一条整洁的蓝白相间的裙子。老罗挺喜欢小梅这个孩子的，但他打心底里觉得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农民的闺女，老李不应该鼓励小梅跟新风。按他老派的思想和传统的观念来看，一个农民的闺女应该穿上适合在农村和田间劳作的衣服。他也这么想她的父亲。他又瞟了一眼老李的二手长衫。长衫很干净，但并不适合老李的宽肩膀，袖子也太紧了点。老李很明显地感到不舒服。他沿着台阶往上走向礼堂大门，他有点尴尬，因为他习惯不受拘束地大步走，所以长衫的下摆一直拍打着他的双腿。人们笑话他的走路方式。然后老罗想了想他自己的衣服，似乎也不是那么合身。他控制了一会儿情绪，穿过了礼堂大门。
不一会儿铁民就和李小梅熟络起来了，两人谈得很高兴，相逢恨晚。
大厅挤满了人。年轻人喋喋不休，老人们大部分都是乡下人，以前很少进城，从没见过像这样的聚会，吵吵嚷嚷地指这儿指那儿。这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心情愉快的活动。不一会儿，钟声响了，政府官员还有学校领导排成一行地走向台子，这个台子搭建在庙堂牌匾下方的讲坛前。中国乡下人总是相当尊敬地方官，习惯将地方官看成当地人民的“父母”。学者们也会受到很高的尊敬，因为知识分子在这里一般都身居要职。政府和学校的要员在台子上一坐下，礼堂突然就静了下来。
先是云南省政府主席的代表人热情洋溢地谈了政府关于“大众教育”所做的工作，还表扬了让孩子去学校的父母，因为这让教孩子读书写字的政府的计划变得有可能实施。接着，他表示希望那些已经明白自家孩子能读书写字有好处的父母自己也能去学校，因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希望每一位村民都受到读书和写字的教育，这样村民就能顾及自己的利益，就能在国事中各尽其责。然后发言人重申了读书写字的重要性，鼓励每一个人都能抽时间去上学。
那些父母在受到表扬时笑了，但被要求去上学时又突然面露难色。倒不是他们反对去学习，而是年轻时没有机会去学，现在觉得年纪大了，又很忙。许多人觉得这个让他们和年轻人混在一起的建议很可笑。老罗也这么想。他同意发言人说的话，但不认为一个成天成夜忙着种地的农民需要学习读书写字。就像他之前说的，他的爸爸、爷爷还有祖辈从没去过学校也圆满地过完了一生。他相信有人该学习，有人就该种地、在田里耕耘。虽然他非常尊敬发言人，但他不懂耕地和学习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老李则有不同的反应。他很激动，他觉得政府官员就是在表扬他，他想多支持一下政府计划。他一直在嘀咕着：“我一定要去学校学习。我一定要去学校学习。”虽然他晓得自己还得没日没夜地耕种田地。
最后，一个个子矮小的官员站在台子中间，手里拿着一串学生名单，他逐个读出名字。这些被认为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不久就念到了李小梅的名字。她站了起来，人们为她在学校的优异成绩鼓掌，而她那姣好的面容、略微泛红的双颊和迷人的微笑也为她赢得了同样多的掌声。然后她父亲被要求站起来作为其他父亲的榜样。老李跳起来高喊道：“我一定去学校学习！我一定去学校学习！”他的真诚配上他穿着紧袖长衫的滑稽外表让大家笑起来，他自己也笑起来。不久罗铁民的名字也念到了，老罗得站起来，但因为他为自己的衣服感到不好意思，犹豫着要不要做出回应，他和他儿子的光荣事迹就这样过了，没有太多人注意。矮个子官员提到了许多名字，但人们说得最多的无疑是李小梅和她父亲的名字。
老罗很想借着来城里的机会去看他的大儿子钢民，但是老李坚持要老罗先去看他老婆，说他之后会陪老罗去看钢民。老罗答应了，两个父亲和两个孩子就一起高高兴兴地去了城南。老罗很高兴见到好久不见的堂妹——老李的媳妇。但是她的外表、说话方式的巨大变化让人吃惊，老罗猜这肯定是因为她去上学了。这又再次激起了这个老农民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他欣赏堂妹变得整洁、干净，而且穿得像个城里人；另一方面，他认为这对于一个农民媳妇来说真不是件好事，农民媳妇应该要在地里做各种农活，一般都很难保持干净。他怕堂妹会不再想做农活，就不能帮老李干活了。老罗那保守的思想从各方面都被传统和习俗束缚着。老罗同老李的媳妇打了招呼，让她有时间碰巧顺路的话到他家去看看，就没再和她多说话了。但他没忘打趣他堂妹，说等她的小孩出生，他可是要来吃红鸡蛋的。然后他就和老李、小梅还有铁民去了军队兵营。
罗钢民只有二十一岁，是个强健的小伙子。如果他想跟随父亲的步子当个农民，他对罗家而言会成为个有用的人。但他没这么做，这让老罗一直很伤心，老罗觉得都是自己的错。事情是这样的：早在钢民十五岁的时候，老罗觉得他是个男人了，就把他送到城里卖菜。对钢民来说，每早走上几里没啥，他也证明了自己是个不错的售货员，晚上总能带回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对老罗来说，自己不用去城里着实轻松了不少，所以他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深爱的土地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钢民早上走去城里，晚上回来，自然知道了很多关于城市生活的事，结识了很多人。老罗不接受这些人，他觉得他们要不就是名声不好的士兵，要不就是流浪的街头流氓。钢民有时帮爸爸耕地，但他一直梦想着过上快乐且又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最后他决定去城里生活。由于在昆明找不到工作，他被迫参加了省军团。到了二十岁，他本可以在田地里帮老罗大忙，但他却去当兵了。让钢民苦恼的是，他的老父老母一度对自己的做法很伤心，还跟自己断绝了关系。只要提起城市生活，老罗就会大发脾气。他不想再去城里了，哪怕是要卖他多余的蔬菜。老母亲没法永远压制她对儿子的感情，她也渐渐地劝老罗考虑接受钢民。最后，钢民在一次次的休假中出现在老家，老罗也会在军团来昆明的时候去看他。老罗知道这个孩子现在驻扎在滇池岸边的大观楼。人们在文庙前交谈滇池的午后
老罗、老李和这两个年轻人沿着最热闹的街道正义路走，看着街道两边装潢华丽的商店，许多人在购物、游玩。老罗意识到离他上一次来城里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事物变了太多了。在他的记忆中，街道很窄，虽然铺了切割整齐的石板，但路面还是既不平又滑溜。现在他看到的街道变宽了，商店也建成有点混合的风格，既不是传统中国风也不是欧洲风。黄包车和汽车在路中间并排飞驰，老罗不敢过马路。老李一直告诉他城市人口在增长，新鲜蔬菜还有大米的需求也在增长。他说他的生意已经做得不错了，还说他想要来城里生活，开一家小店。他想要找个人来帮他做地里的事，特别是因为他媳妇会读书写字了，她可以在经营生意上帮大忙。
老罗刚开始很高兴，然后有一点羡慕老李的生活方式，但之后他对城市生活的惯有的轻蔑态度又故态复萌。“我觉得那对你没啥好处，”他说道，“我们一直生活在农村，每天在土地上辛苦劳动养活自己就已经满足了。城市生活一定会让人想要昂贵的东西，想要享乐，人就变懒了。我们穷农民怎么能像那些从父辈和祖辈那儿继承了钱财的富人一样生活呢？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没法支付城市生活的花销，你就会为离开了你那美丽的田地而感到难过。我比你大，老李，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应该守着土地，不要搬到城里。我们要孝顺祖辈，为了这个家，要让土地多产点庄稼。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讲，我想建议你不要让你老婆和闺女习惯城市生活，也别穿得像城里人。我很高兴铁民已经上完学了，现在我能教他热爱土地，全面训练他做农活了……”
铁民和李小梅就走在两个父亲的前面。听到他的名字，他扭头看了一眼，但是好像没人对他说话。但小梅已经听到老罗说些啥了。她偷偷轻笑。“你爸真是个老古董。”她评论道。铁民是个坦诚忠实的小伙子，他马上打断了小梅：“请别这么说我爸！”
现在，他们暂歇在了一个金店外，金店在金马坊和碧鸡坊两座老牌坊之间。这两座牌坊坐落在城中心，但它们是怎么建到这里的，为什么它们的名字叫这个，他们也没想着去问问。老罗喜欢在这歇息。这两座牌坊是他的老朋友，从认识它们到现在，两座牌坊一片瓦都没变过。但现在他得和其他人一起走，不久他们就到大观楼了。
钢民请了一下午假，已经在楼外等着他父亲了。他们兴高采烈地相互问候。钢民惊讶地看到他弟弟、李小梅、老李还有他父亲。老罗觉得钢民有长进了。他一直对着他父亲笑，礼貌聪明地回答父亲的问题，还加上许多有趣的言谈，这让他父亲很高兴。钢民参军以来受到了很好的普及教育，还有军事责任方面的指导，他能读书写字，还很了解国际时事。中国新兵在很多方面和老兵不同。但是思想保守顽固的老罗却怎么也明白不了。
大观楼是个美丽的地方，它的得名源于在楼上可以远观滇池的全貌，钢民提议带着大家在军队不占用的地方转转。于是领着他们沿着滇池边走。昆明城的气候全年温和宜人，土壤肥沃，什么都能种。许多从昆明移植出去的花在世界各地都有种植，比如说城周的山坡上就有野生的杜鹃花。这里四季如春。现在正是1937年初夏，老罗和其他人站在岸边，看着小船在水面漂荡，人们满满当当地坐在船里，凝视沿岸的各色花朵，享受这里的美景。特别是在下午，城里人做完工作后喜欢来滇池边，适度地锻炼放松一下。
但是对老罗而言，美景啊，花啊，还有宁静的气氛都远不如对岸上的稻田有吸引力。“水稻幼苗现在变色了，”他对老李说道，“会有一个好收成。我希望我的地也能像那块地一样靠近滇池，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庄稼的水了。”老罗的地在一个山坡的偏下部分。土倒是肥的，但有时老罗要费力地把大量水运到地里。老罗抬头望着远处的山头，那儿的天空因为晚霞而灿烂绚丽。似乎没什么能比染红的天空映在湖中更美丽了。但这景象没有持续太久。云层越来越厚，雨点就哗哗地落下来。闲逛的人们跑到树下躲雨，船上的人则坐在天篷下躲雨。老罗和伙伴们选了一棵树避雨。阵雨小了，老罗看见一道彩虹横跨在滇池西边。“东虹日出西虹雨，”他高兴地说道，“老话总是真的。我明天要给地多浇点水。”老李同意，他好像也很高兴。
天晴了，但没人回家。钢民说要花点钱租条船。这个提议对铁民和小梅有吸引力，老罗虽然喜欢这个提议，但他怪儿子不应该把太多钱浪费在游玩上，自己一辈子从没做过这种事。老罗严厉地斥责钢民：“如果我告诉你妈，她肯定会不高兴，”他说道，“我们俩那么辛苦地劳动还过得紧巴巴的。”
当然，他没再多说什么了。但是大家辞别前，钢民拿出他存的钱，让他爸用这钱给他妈买些东西。这孝顺的举动让老罗很高兴，他和儿子道了别。当地的运输工具Ⅱ 消息
我们不会有和平的世道了，也不会再有自由。如果我们想保住几百年来祖辈们传给我们的土地，就必须找到方法保护和捍卫它。
第二天，老李的媳妇小心地把那件二手长衫收好，老李又穿上原来的旧衣服去了地里。但他并不介意。他很高兴，埋头苦干，想着快要收庄稼了。现在天气很暖。阳光照在绿油油的稻田上，老李的外套被汗水浸湿了。他脱了外套，裸着上半身干活，露出强健的臂膀和胸膛，还有那被晒得和土地一个色调的棕褐皮肤。他上唇上有一小撮胡子，下巴上的胡须不多不少，都和头上那浓密的头发一样乌黑。老李伸开四肢，深深地呼吸，右手举着一把长柄锄。他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自己的田地。许多邻地的农民都在努力地用锄头翻地、耙地，有的在除杂草，有的在剪稻苗。望向远处，他只看到两个小小的人影转着老旧的水车把水从低处往上运，天空如海水般湛蓝，那两个人影就好像在地平线上，像在蓝底板上的黑色剪影画。远处的树干不比老李家田里的稻杆大多少。他擦了擦额头，看了看田埂附近的那棵高树，上面的叶子没有丝毫晃动。他又弯下腰继续锄地。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季节。
当老李再次直起身板时，已经日当正午，邻地的人们都吃着家人带给他们的午饭。老李也觉得饿了，但他并不急躁，因为他知道今天的饭会送得晚，其原因甚至让他时不时地笑起来。他比平时更开心，正盼着好消息呢。突然，他看到他的闺女小梅沿着一条小溪朝他跑来：她跨过那座小木桥，提着装午饭的小篮子。小梅面带笑容，气喘吁吁地跑向老李，上气不接下气，都说不出话。老李着急地看着女儿。小梅给父亲送午饭“妈妈……”小梅终于结结巴巴地说道，“妈妈生了个男娃娃。”
这正是老李所盼望的，但是他眼睛眨啊眨，好像都不敢相信。小梅忙着放好他的午饭。午饭只有一罐米饭、一点腌菜以及几片煮鲜莲花白，他几口就吞了下去。老李表扬了他闺女的厨艺，然后准备停一下地里的活，回家去看看他新出生的儿子。他扛起那把长柄锄，和小梅一起走回去。老李边走边嘿嘿笑着说：“现在我有小儿子喽。”小梅也笑了：“现在我有小弟弟喽。”
小梅证明了自己在家里是个大有用处的人。在妈妈不能做家务的时候，小梅工作的地方合作社同意她请假几天，直到她妈妈能继续做家务为止。中国大部分普通的农村妇女都很强健，她们会一直干活，直到孩子出生。小梅已经在家两天了，她得洗衣服、做饭，现在又得跑去找一个邻居，请她来当接生婆。农民产妇们不可能去医院，因为附近没有。还有，老李和他老婆觉得没必要，不管怎样他们都付不起这个钱。所以千年来这里的孩子都是这样出生，然后长成一个漂亮的小娃娃。
一两天后，老李突然想起老罗的话，他得告诉老罗这个好消息。小梅上的学又派上用场了。她写了封信给老罗，说小弟弟出生了。
信送到老罗家的时候，老罗和铁民正在地里。老罗的媳妇看到有信来十分高兴，她猜这是她唯一的闺女写来的，闺女和她丈夫住在南京。老罗的媳妇年近六十，是个有魅力的娇小妇人，她头顶上的白发和红润的双颊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知道自己家的房子和田地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但自从十八岁嫁给老罗以后，她就再没去过其他地方。虽然周围生活着很多别的农民和他们的媳妇，但由于家里和田里的工作，老罗媳妇忙得没法结识其他人。除了丈夫、闺女和儿子，她几乎不会和别人见面、说话。她一直都用自家地里种出的东西做饭，再加点老罗和大儿子偶尔带回来的盐、肥肉和菜油。但是近来好些事都变了。因为大儿子参加了省军团，她就很少见到他了，因此很挂念他的饮食和健康问题，还一直担心天气有没有太冷或者太热。闺女嫁人后，她又多了一个担心的人，那就是闺女的丈夫，尤其是他们还不在身边生活。当然，她时不时地收到大儿子的来信，老罗和铁民去城里看了钢民以后也经常跟她说起钢民，她渐渐对昆明有了些许了解。但在她心里，这个城市也依然仅仅是得到儿子消息的地方。而南京，如果闺女没有去那儿生活，她永远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这个农村妇女对于从昆明到南京有多远毫无概念，虽然已经有人告诉她从昆明到南京需要花上二十多天坐轮船或者坐火车。有时老罗会开玩笑地说，以后有一天他们闺女和姑爷会邀请他们去南京的。但这个老妇人只是笑笑，她说虽然想去看孩子，但自己没法坐轮船或者坐火车旅游。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轮船或者火车是什么，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坐。
看着村里的邮递员越走越近，着实让人既高兴又惊喜。自从儿子闺女远离家乡之后，她就只认识邮递员。她每次都会热情招待他，像母亲般笑着给他倒上一杯刚沏好的茶。邮递员也不着急。在这些地方，村民今天还是明天收到信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们收得到信就行。很少有村民一直都有信，两三天只送五六封信，邮递员也乐得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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