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苏珊·M. 约翰逊（Susan M. Johnson） 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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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与情绪聚焦治疗试读：
前言
看！随音乐舞动的身体；看！闪烁的双眸；我们怎么从舞蹈中认识舞者呢？——威廉·巴特勒·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
我无法抑制想要写作的冲动，我试图通过写作把纷乱复杂的生命万花筒把持住，让它静止片刻。当我不清楚如何理解一段经历，或者发现一些特别重要或美丽的东西时，就会写下来。在咨询会谈中，我的来访者总能教会我一些东西，这时我便会记录下来。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每一次会谈和每一次书面反思都是一次奇妙的心路之旅，也是一次探索人类这一独特领域的机会，总能使我找到一些我还没有真正理解的事情。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也有机会成为一名终生学者，聆听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的各位知名人士分享他们的见解和理论，并为我们的领域将如何发挥作用提供建议。我在世界各地为治疗师授课，同时倾听他们的需求、遇到的挫折和面临的困境。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很自然地形成了自己对心理治疗这一伟大事业的看法，与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以及最好的前进道路是什么有关。故而，我自然要写下这一愿景。
我对我们的职业充满希望。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同时还在快速发展着，尤其是关于亲密关系，以及亲密关系在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如何开启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它是好是坏。同时，我对我们的职业也有些许担忧，我相信读者读到第一章时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优秀的治疗师。优秀的治疗师需要以一种通透的方式来看待人类，需要一张路线图去不断努力，也需要一条明晰的道路去引领来访者走向统合与健康。当我们内心安宁、信心满满、思路清晰时，就可以让来访者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本书系统介绍了基于依恋视角的情绪聚焦治疗，干预的重点是抑郁和焦虑（也被称为“情绪障碍”）。前三章分别对理论基础、临床实践和干预治疗进行概述，之后的六章详细介绍了在个体、夫妻和家庭治疗中促进积极改变的方法，最后一章进行简要的总结和展望。
了解我的工作的人不会对我的论点或结论感到惊讶。前进的方向应当是将心理治疗实践的核心与我们的情绪智慧相结合，并将依恋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南。依恋科学与生物学有关，但它也与常识有关——正如我们最深层次的直觉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最重要的是，依恋与我们作为人类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有关。与他人产生积极的联结是帮助人类获得“安全感”的最佳方法，或许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苏珊·M. 约翰逊第一章 依恋理论
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突破将不会因科技的发展而产生，而会因人类意识对科技存在意义的理解不断拓展而产生。——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对社会资源的获取降低了我们攀登真正的和想象的高山的成本，因为大脑会将这些社会资源解读为生物能资源，如同吸收了氧气或葡萄糖一样。——詹姆斯·A. 科恩，大卫·A. 斯巴拉（Coan & Sbarra, 2015）
目前，在心理治疗领域中有上千种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法和400种有具体论述的干预方法（Garfield, 2006; Corsini & Wedding, 2008）。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治疗“流派”，每个流派又都有其对现实的观点。这些治疗方法和技术在规范的程度、理论深度以及其获得的经验支持水平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对于来访者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有数百种特定的谈话干预措施。人们通常将这些干预措施描述为对复杂心理疾病进行快速治疗的方案，重点在于减轻症状，而不是考虑出现这种症状的人和情境。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听起来严谨的方法和技术，似乎都是心理治疗领域中应对混乱的妙招。摆脱混乱的四条路径
随着“精神障碍”种类（在每版分类系统，如DSM中）的增加、理论模型的发展和干预方法的多样化，急需找到明确、全面而简洁的培训及干预手段。有四条路径似乎能帮助我们满足这一需求。
首先是专注于经验主义的路径。谨慎的治疗师被告诫要走科学的道路，阅读所有的实证研究，然后为每个特定情境下表现出心理问题的来访者选择最佳的视角、模型和干预方案。即使是对于最敬业的治疗师来说，随着手册化治疗方案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且难以掌握，就算是能够达成，这也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当专注于经验主义时，心理治疗将遵循一套认知大纲的程式化操作，心理治疗师也就成为了技术人员。
第二条路径则是关注治疗中发生变化的过程。简而言之，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似乎是建议治疗师只关注治疗变化过程中的共同因素，不论他们是谁，也不论他们想要改变什么。这种治疗取向的依据在于，许多关注治疗结果的大型研究都显示，所有治疗方案似乎都同样有效，因此具体的模型和干预措施是可以互换的。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它是基于将许多不同性质的不同研究通通纳入元分析中得出的，通常是在毫无意义的平均结果基础上提出来的。所有治疗方案在不同治疗中都有效的想法似乎是研究方法的产物（Budd & Hughes, 2009），而不同的疗法通常也会存在大量的共同有效因素。也有一些治疗领域已经发现特定的干预方案对于一些特定疾病更适合且更有效（Chambless & Ollendick, 2001; Johnson & Greenberg, 1985），尽管尚不清楚这些差异是否在随访中也会得以保持（Marcus et al., 2014）。
在考察引发心理治疗变化的共同因素研究中，考量最多的变量是治疗师和来访者间形成的治疗联盟（即双方共同参与到治疗过程中形成的咨访关系）的质量。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如果我们把类似咨访关系这样的共同因素把握好，那么治疗的任务（发生改变）就会一下子变得简单且易于掌握。任何形式改变的发生大都需要关注到积极的治疗联盟和来访者参与治疗的质量，它们无疑是促进来访者改变的关键因素。但就干预治疗而言，它们并不能代表全部内容。咨访关系这一变量所导致的结果差异大约在10%（Horvath & Symonds, 1991; Horvath & Bedi, 2002）。然而，治疗中的共同因素在实际治疗中并不总是相同。可以想一下，经验取向治疗中的咨访关系，与认知行为中形成的咨访关系会是一样的吗？因此，考量来访者的参与程度似乎更可靠些。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有关抑郁症的研究中，卡斯顿圭及其同事发现，在不同的治疗模式下，来访者更多的情感投入与体验预示着治疗的积极变化（Castonguay et al., 1996），而与他们负面情绪相关联的不合理信念实际上预测了治疗后出现更多的抑郁症状。当然，在治疗中能够促使改变发生的来访者卷入水平也必然会依不同治疗模式的目标差异而有所不同。
在心理治疗领域中获得有效治疗效果的第三条路径则是将关注点放在来访者所呈现问题的共性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整合那些将关注点放在所谓内在结构上的干预方法，例如情绪障碍［包括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和抑郁症等］，将所有这些问题视为普遍的负性情绪综合征（negative affect syndrome）。治疗师就可以通过最少量的调整治疗这些常见疾病的经验，概述关键症状以达到治疗效果。例如，负性情绪综合征可以定义为过度激活的威胁敏感性、习惯性地回避可怕情况，以及负性情绪被触发时自动采取消极反应或行为方式（Barlow et al., 2004）。治疗的目的就是帮助来访者重新评估这些威胁并减少灾难化的认知，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改变他们对威胁情形的习惯性回避模式（这也阻止了他们进行新的学习，并自相矛盾地保持他们的焦虑）。随后，当来访者暴露于负面的触发情境时，就有可能说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实际的回应。当然，“说服”和“重新评估”的最佳方式还不清楚。
第四条路径则是关注内在过程，不仅仅关注疾病的发展，也关注人们在功能亢进和功能失调时的运作方式。这相当于给出一个人类如何不断进行自我建构、怎样做出选择，以及如何同他人展开互动的大方向。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心理治疗取得的进展，不仅来自于有证据支持的具体干预措施、把握治疗中的共同因素、将来访者的问题进行分类等这些有益的部分，也来自于人类生存功能的普遍模型，即试图描述和理解人类是什么样的物种。这些模型为治疗师提供了健康和积极功能的一般定义，也提供了那些程度远超出正式分类系统［如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或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中所描述的功能失常和痛苦万分的定义。这些最现代和最有效的模型要求治疗聚焦在整个来访者身上及他所生活的环境。这些模型呼吁扩展治疗疗程，以包含促进个体成长及其人格最佳发展的目标，而非特别关注在一种或多种特定症状的缓解上。广泛的概念模型使我们将疾病的描述和变化的核心要素置于一个整合的解释框架中。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评估来访者的优势和劣势，并决定如何更好地与他们开展互动。我们还可以判断哪些变化真正重要且可持续。所有治疗模型都基于某种个体机能的内隐模式，但这些模式通常都是模糊的或未经检验的。例如，夫妻认知行为治疗模型是基于亲密关系的理性经济模型，其中熟练的谈判技能预测了关系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情绪聚焦夫妻疗法是基于关系的一种模型，该模型优先考虑情绪和情感联结过程，并将情绪反应视为满意度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依恋理论的独特优势
任何单一的视角或模型都无法捕捉到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的理论相对于经验来说太贫乏了。”然而，为了让临床治疗师以最高的效率和最有效的方式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关于人类功能要素的理论，该理论能解决情绪、认知、行为和人际功能障碍。这个理论必须同时适用于个体、夫妻和家庭治疗，它必须提供三项基础知识（这一要求对任何科学领域都适用）：基于对观察及模式概括的系统描述、预测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的一般性解释框架。理论必须对个体的最佳功能和心理韧性（resilience）、个体随着时间推移的发展和成长、个体的功能障碍及其延续方式，以及有意义的持久变化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描述都具有说服力和可证伪性。
具体而言，心理治疗需要理论（或路径、地图）指导我们帮助人们改变核心组织变量的水平，例如情绪如何被习惯性地调节、自我和他人的核心定向认知（core orientation cognition）如何被建构和处理，以及如何塑造关键行为和与他人的关系。这个理论必须超越内在，必须以简约而系统的方式将自我与系统、内在的真实个体和外在的互动模式联系起来。理论必须与新的神经科学前沿研究结论相一致。最重要的是，它要与我们是专注于与他人获得联结的群居动物这一研究结论相一致。
我认为只有一个理论能够满足这些标准，那就是鲍尔比（Bowlby, 1969, 1988）提出的人格发展理论，也称作依恋理论。虽然依恋理论最初是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但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它已经扩展到成人和成人关系中。正如瑞勒斯和辛普森所指出的（Rholes & Simpson, 2015）：“在过去十年中，很少有理论和研究领域的成果比依恋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更有成效……目前接踵而至的大量支持依恋理论主要原则的研究成为当今心理科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此外，依恋理论与当前的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其核心内容是，我们首先是一个社会化的、关系化的和有联结的物种。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与他人联结的需求塑造了我们的神经结构、对压力的反应、日常的情感生活，以及那些典型人生的戏剧化人际境遇和困境。
最近麦根艾维塔和安珍（Magnavita & Anchin, 2014）明确提出把依恋理论作为所有心理治疗方法的基础。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构建了被长期追寻的“圣杯”，即最终允许对各种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disorders）采取一致的方法，并设法解决性格改变和长效的症状缓解的问题。也有人提出，依恋理论为许多特定方式的干预提供了实质基础，如个体心理治疗（Costello, 2013; Fosha, 2000; Wallin, 2007）、夫妻治疗（Johnson & Whiffen, 2003; Johnson, 2002, 2004）和家庭治疗（Johnson, 2004; Hughes, 2007）。所有这些学者都强调依恋理论本质上的统一性，并且这一观点使我们能够超越区域化和碎片化，进入威尔逊所说的“一致性”（Wilson, 1998）。这个术语源于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有序的，并且可以在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规则和过程中发现这种秩序及系统排列。这些规则产生于从不同现象中得出的证据的汇合，并共同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提供可行的蓝图。现代依恋理论的十大核心原则
那么，从约翰·鲍尔比精彩勾勒出的第一个依恋理论模型开始（Bowlby, 1969, 1973, 1980, 1988），近年来被社会心理学家（Cassidy & Shaver, 2008; Mikulincer & Shaver, 2016）进一步发展的现代依恋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我将阐述以下十点，但首先向大家强调三个有关这一观点的一般事实。
首先，依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际关系理论，它将个体置于与他人最密切的关系中；它认为，本质上人类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人类的联结体（Homo vinculum）——处于关系中的个体。与他人的联结被视为人类最本质的生存策略。
其次，依恋理论主要关注情绪和情绪调节，尤其强调恐惧的重要意义。恐惧不仅被视为日常的焦虑，而且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讲，也反映了无助和脆弱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反映了有关死亡、孤立、孤独和丧失的生存问题。心理健康和幸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上述这些问题能以一种增强活力和心理韧性的方式得以处理。
最后，依恋理论是一种发展性的理论；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成长的和灵活度的适应性以及阻碍或增强这种适应性的因素。综合而言，与可信他人的紧密联系是人类大脑、神经系统和关键行为模式进化的基础，也是我们可以进化为最好的自己的大背景。
简而言之，现代依恋理论与科学的十大核心原则如下：
1. 从生到死，人类与生俱来所要寻求的不仅是社会交往，还有在身体和情感上能依靠的不可取代的重要他人。从人类目标和需求的层次来看，对与重要他人建立联结的“体验（feltsence）”的渴望是首要的。在遭遇威胁、风险、痛苦或不确定状况时，人类最能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内在的联结需求。触发依恋系统的威胁可能来自外部或内部，例如，被所爱之人拒绝时那些令人不安的解释、负面消极的形象或对自己死亡的具体预兆（Mikulincer et al., 2000; Mikulincer & Florian, 2000）。在人际关系中，共同的脆弱性建立起了纽带，正是因为它带来了依恋需求，使个体感受到了联结和舒适，并鼓励人们与他人接触。
2. 与身体和（或）情感联结相关的可预测的依恋对象（通常是父母、兄弟姐妹、长期密友、伴侣或者是精神层面的人物）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成为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庇护所。在依恋对象这里他可以轻松地获得舒适和安心，并能恢复或增强情绪稳定。他人的回应，特别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使得神经系统对威胁的敏感度降低，并使个体产生世界是相对安全和易于控制的信念。
3. 这种情绪稳定促进了一种基本的、积极的和综合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将内在经验组织成连贯整体的能力。这种基于自我的感觉有助于一致地表达对依恋对象的需求；这样的表达可能会更为成功地获得联结，并继续建立与重要他人联结的积极模式，作为其可获得的支持性资源。
4. 能够依赖所爱之人的感觉创造了一个安全基地——一个可以探索世界、承担风险、觉察和培养能力及自主意识的平台。这种有效的依赖是力量和心理韧性的源泉，而否认依恋需求和虚假的自给自足则是不利的因素。能够触及和依赖可靠的重要对象并内化与其安全联结的“体验”是使我们人类能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和繁荣的根本资源。
5. 决定依恋质量和安全性的关键因素是依恋对象的可亲近性（accessibil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和情感卷入（emotional engagement）。这些因素可以翻译成首字母缩略词A.R.E.。在临床工作中，我使用A.R.E. 作为夫妻冲突中出现的关键依恋问题的简写：“你还爱我吗？”（Are you there for me？）
6. 当依恋契约受到威胁或失去安全联结时，就会出现分离困扰。还有，当一些其他基于共同活动或敬意的情感联结被破坏时，人也会感到痛苦。但是，这种痛苦的强度或意义与依恋关系受到质疑时的强度或意义不同。在情感和身体上与依恋对象隔离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内在创伤，同时也会带来更加糟糕的感觉，不仅仅是脆弱和危险，还有无助（Mikulincer et al., 2003）。
7. 安全联结促进联结关系中的主要互动行为，帮助个体将互动模式编码到心理模型或回应方式中。通常个体的依恋安全感不是其固定的性格特征；当新经验发生时，它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使人们能够修改依恋的认知工作模式及其相关的情绪调节策略（Davila et al., 1999）。因此，有可能在一种关系中感到不安全，但在另一种关系中会觉得安全。其工作模式主要与他人的可信赖性和自己获得照顾的资格有关，即自我接纳程度。这两者都是在质疑：“我能指望你吗？”“我值得你爱吗？”它们包含了一系列的期望、触发情绪自动化的感知偏见、情景记忆、信念和态度，以及如何处理亲密关系的内隐程序知识（Collins & Read, 1994）。这些模型以最坚韧和自动化的形式，扭曲互动中的感知，从而产生偏差反应。这些偏差被认为就是现实情况，并且“本来就是这样的”，而非个体构建出来的。
8. 那些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的人对亲密感及其对他人的需求感到舒适。因而，他们的主要依恋策略是承认他们的依恋需求并且相应地呈现出来（例如，将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统一起来），以争取和依恋对象建立或保持联结。当依恋对象做出回应时，这个回应会被信任并被接收，从而安抚那个寻求依恋个体的神经系统。通过提供这样一种有效的策略，依恋中的安全感似乎可以缓解压力，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增强个体积极应对的能力。
9. 如果个体有依恋需要，但认为他人无法接近或回应，甚至感到威胁时，个体就会使用次级模式和策略，如警惕、过于激动、焦虑，或者回避、不予理会和停止交流等方式来与他人互动并调节情绪。这些次级模式中的第一种模式——焦虑型依恋（anxious attachment），其特点是对来自重要他人的任何负面信息都很敏感，并以“战斗”反应来对抗疏离，进而从依恋对象那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可靠的支持。另一方面，失去活力的回避反应，是第二种次级模式，是通过“逃避”反应将自己与被视为敌对的、危险的或漠不关心的爱人疏离，以此将挫折感和痛苦降到最低。这样一来，依恋需求被最小化，被迫自力更生地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自我内心的脆弱或被他人感知到的脆弱会引发疏离行为。所有人都会不时地在关系中使用战斗或逃避的策略，这本身并不是功能失调。然而，这两种模式可能变得泛化和习惯性，僵化成一种最终会束缚个体的意识和选择，并限制其与他人进行建设性互动能力的行为风格。
当个体遭遇依恋创伤时，会产生第三种次级模式。此刻，他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即所爱之人既是恐惧的源头，也是消除恐惧的钥匙。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常常在渴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定，要求联结随后又会疏离，甚至在对方提供联结时进行攻击。这种类型的反应在儿童中被称为混乱型依恋（disorganized attachment），但在成人中被称为恐惧的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并且与成人关系中的高痛苦程度相关。
内在矛盾、冲突和防御阻抗的心理动力概念对于理解上述次级模式（和不安全策略）至关重要。婴儿研究中的回避型儿童可能看起来平静而且克制，但实际上与母亲分离会使这些次级模式被高度唤起。同样，回避型成年伴侣很少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困扰或对他人的需求，但有证据表明，在更深层次或较少意识到的层面上，他们存在着巨大的依恋痛苦（Shaver & Mikulincer, 2002）。回避型个体也不太可能信任和受益于人类所拥有的，用以应对压力和威胁下脆弱性的最佳资源，即与特殊的重要他人之间的安全联结（Selchuk et al., 2012）。
10. 与亲子依恋相比，成人之间的联结更加互惠，也不那么依赖于身体的亲近；依恋对象的认知表征可以有效地被唤起，从而产生象征性的亲近。除了依恋之外，鲍尔比还发现了亲密关系（特别是成人关系）中的另外两个行为系统：照顾和性行为。它们是独立的系统；然而，它们的表现与依恋一致，并且依恋被认为是主要的，也就是说，依恋过程为其它系统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关键特征。安全型依恋和这种安全感所产生的情绪稳定与更好地关注其他人和成为更有回应性的照顾者紧密相连。当然，这种安全感是连续的，且不是一个持续的稳定状态，而是在特定的关系和情况下有所变化。
安全感还与关系中更高水平的唤醒、亲密感和快感以及更多的性满足感相关（Birnbaum, 2007）。性是人类的一种联结活动，具有情感特征，会随着不同的依恋方式和处理情绪的策略以及与这些方式相应的他人参与而变化。更多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倾向于将性和爱分开，聚焦在性接触中的感觉和表现上；而那些更焦虑的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情感和性爱上，以此作为爱的证据，而不单单是性欲的层面（Mikulincer & Shaver, 2016; Johnson, 2017a）。依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作为一种风格或习惯性互动策略，安全型依恋在系列研究中已经显示出与社会科学中涉及的几乎所有心理健康和总体幸福中的积极指标呈正相关（Mikulincer & Shaver, 2016）。
在个体层面，这些变量包括面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乐观、高自尊、自信和好奇心、对人类差异的接纳度、归属感，以及自我披露和自信、对不确定性的接纳度、对困难情绪的调节、参与反思的元认知、对不同观点的理解等（Jurist & Meehan, 2009）。达成上述种种的必备要素包括为维持情绪稳定而采取的有效情绪调节的能力、将信息处理为连贯整体的能力，以及保持自信从而促进决定性行动的能力。即使面对创伤（例如9·11事件），安全型依恋似乎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经历带来的影响，还可以促进创伤后的成长（Fraley et al., 2006）。
在人际关系层面，这些变量包括与他人互动时敏锐的调节能力、共情反应、同情心、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保持开放的能力，以及利他行为的倾向。研究表明，当我们能够维持情绪稳定时，我们会更善于敏锐地觉察他人的暗示以及想要获得支持的需求，然后以一种他们愿意接受的关怀方式做出回应。当我们感到安全时，我们会提供给他人更多的关注和资源。相反，更焦虑的人往往会专注于处理自己的痛苦，或者他们提供的照顾不符合另一方的需求。回避者则会忽视自己和他人的需求，较少表达同情和提供相互支持，他们倾向于远离自身和他人的脆弱感。
当我们拥有一个与所爱之人共同建立的避风港和安全基地时，我们会更善于处理差异和冲突。安全的联结塑造了平衡的、可调节的个体，他们能与亲人和朋友建立更好的关系，从而促进持续的心理健康和情绪调节，以及更强的与他人交往的能力。
就本书而言，特别强调的是要关注安全型依恋对情绪调节、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些都是鲍尔比的主要关注点。在心理健康方面，很显然，不安全型依恋增加了治疗中最常见的两个问题，即抑郁和焦虑的易感性。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取决于来访者个体，但一般来说，它始于依恋专家的情绪调节过程。有安全感的人更能够感知并承受痛苦情绪，而不用担心失去控制或不知所措。他们不需要改变、阻止或否认这些情绪，因而可以自如地利用情绪来确定方向并朝着实现他们需求和目标的世界前行。他们也可以更快地从悲伤和愤怒等负面情绪中恢复（Sbarra, 2006）。我更愿意将有效的情绪调节视为一种跟随情绪的过程，而不是敏感或压抑地进行反应，进而能够应用这种情绪来指导个体的生活。
另一方面，很明显，不安全感是引发适应不良的一个重大风险因素。焦虑和恐惧的回避型依恋尤其与易患抑郁症和各种形式的压力及焦虑性障碍有关，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和广泛性焦虑障碍（gena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Ein-Dor & Doron, 2015）。100多项研究显示，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不安全型依恋有关。如果我们观察不同形式的抑郁就会看到，焦虑型依恋似乎与某种人际关系形式有关，其特点表现为更多的失落感、孤独感、遗弃感和无助感；而回避型依恋则与以成就为导向的各类抑郁有关，其特点是完美主义、自我批评和自我依赖（Mikulincer & Shaver, 2016）。不安全型依恋也与许多人格障碍有关——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尤其与极端焦虑型依恋相关，而精神分裂和回避型人格障碍（avoidant personality disorder）则与回避型依恋有关。不安全感也与外化问题有关，例如青少年的行为障碍、成人的反社会倾向和各种成瘾问题（Krueger & Markon, 2011; Landau-North et al., 2011）。
尤其使人印象深刻是与依恋过程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的文献。心脏手术后患者（Parmigiani et al., 2013）、以色列退伍军人和战俘（Dekel et al., 2004; Mikulincer et al., 2011），以及儿童期遭受性虐待或身体虐待个体的PTSD症状严重程度与高水平的不安全型依恋相关（Ortigo et al., 2013）。最近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依恋过程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Mikulincer et al., 2006）。2003年美伊战争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闪回和回避症状的严重程度被发现是由战争爆发前的依恋安全水平决定的。焦虑型依恋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闪回症状，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则表现出更多与战争有关的回避症状。有证据表明，以依恋为导向的夫妻治疗方法可以帮助创伤幸存者，包括那些在儿童期被依恋对象虐待的幸存者，从而发展令人满意的关系（Dalton et al., 2013），并且使用这种方法似乎能减少创伤症状（Naaman, 2008; MacIntosh & Johnson, 2008）。携手共进与独自面对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约翰·鲍尔比（Bowlby, 1969）和卡尔·罗杰斯（Rogers, 1961）都相信来访者天生渴望健康成长。从依恋理论中衍生出的对健康的认识与罗杰斯（他是心理治疗史和人本主义干预模式发展中的关键人物）提出的所谓的存在主义生活（Rogers, 1961）不谋而合，即以开放性的姿态随经验而调整和充分体验生活的每一刻。罗杰斯认为，一个功能健全的个体的核心特征是本能的信任，包括使自己的内在体验正常化和确认其有效，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感受自由，包括能够积极选择不同的行动方案，并对这些选择负责；创造力，包括灵活和足够开放，以此拥抱新事物和促进成长。罗杰斯的结论是，一个“功能健全的人”在生活中经历了更广泛、更多样和更丰富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将其作为面对生活的可靠工具”。这种信心是个体与他人保持安全联结所带来的收获。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安全联结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而逐渐断开联结引发内在的危险。
因此，当我看到亚当（我的家庭治疗来访者）的巨大转变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就在三次咨询前，亚当似乎还是一个充满敌意、回避和消极怠工的青少年。但在他父亲史蒂夫公开向他伸出援手，并因儿子的失落感和挫败感而流泪之后，亚当告诉他：“好吧，我一直很生气。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而且你似乎也这样看待我。所以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我又何必费心呢？但是，当我们可以这样，甚至更接近时，我开始认为你想要我像个儿子一样。不知何故，这有助于我处理我的感受，而不是那么不知所措，总是那么生气。它改变了一切。对你来说，我好像很重要。我前几天告诉妈妈，也许现在我可以扭转局面。也许我可以学习并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关于依恋的常见误解
也许是因为依恋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而且由于最初的研究集中在母婴之间的关系上，所以当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提及成年人的依恋时经常会产生一些常见的误解。这些误解体现在四个主题领域。依赖：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多年来，发展心理学借由“拒绝他人的要求以及定义自我和独立行为的能力”来描述个体向成年期的过渡阶段。在临床领域，依赖（dependency）不幸地被认为与一系列功能失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依恋理论家将这些行为描述为某种极端形式的焦虑型依恋，这种形式会在依恋恐惧被不断触发的情境中出现。在临床实践中，诸如缠结（enmeshment）、过度依赖和缺乏个性化等标签仍然被用于描述各种行为。事实上，依恋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而非脱离他人来定义自己，否认与他人建立支持性联结的必要性不但不是一种力量，而且阻碍了个体成长和发展。
依恋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认为，与他人形成的安全基地可以增强自我意识、自我效能感和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安全的联结可以促进有效的、建设性的依赖，他人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以帮助培养出积极、清晰而一致的自我意识。许多关于亲子关系和成人关系的研究都支持了与可靠他人建立联结和以这种方式定义自我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e.g., Mikulincer, 1995）。无论焦虑型依恋还是回避型依恋的个体都常常会站在控制的立场上面对他人：前者可能难以直接表达自己，而会采用强烈的指责或抱怨；后者通常会采取更直接的支配态度（Mikulincer & Shaver, 2016）。
正如米库利茨和谢弗（Mikulincer & Shaver, 2016）在关于成年期依恋的开创性著作中所描述的：
当一个人正在受苦或忧虑时，寻求别人的安慰是有益的；当痛苦减轻时，他就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并优先考虑其他事项。当依恋关系运作良好时，一个人就会知道距离和自主性与亲密和依赖他人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的重点是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安全联结促使个体有能力更自信地面对未知。安全基地模型就像一个脚本，它设置了一个特定的期望，即“如果是这样，那么……”，以此促进个体进行探索（Feeney, 2007）。我经常用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作为一个当年22岁的年轻女性，我与父亲的安全联结是如何帮助我做出离开英格兰并跨越大西洋到达加拿大的决定的，在那里我不认识任何人，只对我如何生存有一个初步的想法。首先，我父亲的可亲近性和回应性使我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我也坚信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安全的，因为其他人在需要时是可以依靠的。多年来与他的联结和他对我的认可也增强了我的能力与信心。他始终如一地接受我的错误和挣扎，并以让我觉得安心和舒服的方式回应我的不确定性。他告诉我，我可以在不确定和失败中存活下来。不仅如此，他还向我保证，如果我发现在北美生活太困难，他会给我钱让我可以回家待在他身边。他教会我风险是可控的。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这种对依恋的安全基地功能的重视使依恋理论与除了和亲子关系明显相关的传统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相关性。一些治疗师会弱化依恋的作用，认为其唯一的功能只是简单的保护和在面对威胁时对恐惧的调节。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依恋理论与成年人的关系不大。安全基地的概念指出了与不可替代的重要他人之间形成的那种持续的安全感是如何为毕生提供最佳发展、成长和适应的平台，以及在面临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危机和变化时保持情绪稳定与处理压力的能力的。由于确信可以获得支持，有安全感的个体能够承担可估算的风险，并接受能够带来自我实现的挑战。他们实际上也拥有更多的资源，这样他们就可以将那些用于进行自我保护和实施防御策略的注意力和精力用在个人成长上。模式：僵化的还是灵活的？
关于依恋理论的第二个显而易见的误解是认为它是确定的，认为它几乎只关注过去，尤其是一个人与其原生家庭相关的过去，是如何塑造了这个人的个性，从而预测这个人的未来。提到鲍尔比，人们通常会联系到精神分析和客体关系的视角与方法，这些视角与方法强调早期关系如何构建那些在来访者未来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无意识模式。然而，当鲍尔比谈到这些模式时，使用了形容词“运作的（working）”，他提出所有这些模式都可以适应特定情境，只要保持它们的流动性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修正即可。多年来，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模式比早期的依恋理论家所提出的形式更具流动性，并且呈现出可以预期的变化，尤其是作为新体验到的结果时。例如，在一项研究中，22%的伴侣在结婚前3个月至结婚后18个月期间改变了他们的依恋取向（Crowell et al., 2002）。一般而言，具有高度依恋焦虑的个体最有可能发生改变。虽然近期一项依恋取向夫妻疗法研究（Moser et al., 2015）发现，回避型伴侣确实在每一次治疗后都会改变一点他们的依恋模式，但那些不太愿意接受新体验和新信息的回避者似乎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也有证据表明，在个体治疗中依恋的运作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Diamond et al., 2003）。总而言之，童年的经历确实会影响个体的发展，但其轨迹是可以改变的，除非应对模式变得僵化和具有排他性，以避免或否认新的体验，或者与爱人的消极互动模式不断强化着这些模式中最消极的因素。
准确地说，过去的人际经历如何塑造现在也是很重要的。依恋理论认为，早期的经验形成了个体应对他人的一系列反应模式、他们自己的情感调节策略，以及他们看待自我和他人的模式。这些反应、策略和模式可以进化和改变，或者可以充当自我实现的预言。亚当告诉我：“你知道，我从未期待过会被爱。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我的妻子错误地嫁给了我。因此，我一直躲着不让她进来。那她自然就离开了！”另一种简单的理解个体与他人永久分离的方式是，虽然渴望爱的联结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种渴望被植入到了哺乳动物的大脑中），但如果你从未见过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联结，那就很难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也很难坚持去创造积极的联结。亚当说：“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可以像我们这样说话。我不知道人们可以从如此愤怒的情绪中平复下来，也不知道谈论感受是有帮助的。我家里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但我从这里学会了这些。”性：与依恋相互独立还是相互对立？
一些当代学者认为，依恋与浪漫的性关系无关，只是在当代社会为成人之间的重要联结提供了主要背景。有争议的部分是依恋可能解决了那些典型的伴侣之爱中的亲密度问题，但并不能解决性爱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引发争论的是，有人认为由于新奇和冒险是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性体验的必要条件，而安全型依恋实际上可能会干扰性需求的更好满足。
有关性与依恋的内容会在第六章关于夫妻治疗的部分进行详细讨论。简而言之，证据充分、几乎无可辩驳的是：亲子依恋和成人的浪漫关系都是“单一核心过程的变式”（Mikulincer & Shaver, 2016）。它们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无论是儿童早期的亲子联结还是后期成人间的情感结合都涉及相同的行为，例如凝视、拥抱、抚摸、爱抚、微笑和哭泣。两者都涉及强烈的情感，就像分离时的痛苦和恐惧、团聚时的快乐，以及关系联结受到威胁或失去时的愤怒和悲伤。这两者都存在着对接触的渴望，并且在获得接触时感到安心。亲子关系和成人伴侣关系的质量由与所爱之人产生联结时对方的敏感性、可亲近性和回应性来决定；之后，成功的联结会带来信心、安全感、内心的满足和对他人的共情反应。失去联结则会导致焦虑、愤怒和违抗行为，最终导致抑郁和疏离。持续的焦虑或防御性的疏远在成人和儿童身上都可以看到，并且会发展为习惯性的、取决于现实状况的回应方式。
如果理解了依恋安全基地这一功能的本质特征，那么就会看到浪漫爱情中的情欲与安全型依恋之间并没有内在冲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安全感的恋人报告说他们对性生活更满意，而且通常来说，安全的联结似乎能促进他们更充分、轻松地参与到性互动中。而失去联结，特别是更多的回避型依恋模式，似乎对性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回避型伴侣倾向于狭隘地关注性生活中的表现和感觉，并报告了较低的性频率和满意度（Johnson & Zuccarini, 2010）。如果激情被定义为与情欲探索和玩乐有关的依恋渴望，那么安全联结就会成为最佳性体验中的关键的积极因素。安全感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伴侣承担风险、享受玩乐和顺其自然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沉浸在愉悦的体验中。有证据表明，安全联结对女性尤其重要，由于女性在性行为中更容易在身体上受伤，因此她们自然而然会在性互动中对伴侣关系状况更加敏感。
虽然性行为本质上有别于依恋和娱乐行为，但它也经常被常规地认为是一种联结。毕竟，我们中的许多人称性交为“做爱”（making love）。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有交配行为的哺乳动物来说，它们会在情感联结上进行投入以便组成一个合作团队来哺育幼崽，性互动就起到了亲密联结的作用。性高潮会释放出一种亲密激素——催产素，同时在性接触期间，成人之间会表现出身体同步调节和镜像行为，这些现象在母婴互动中尤其常见。依恋：是分析的还是系统的？
最后，要提到另一个误解，特别是在夫妻和家庭治疗师中存在的，那就是认为由于依恋理论是从客体关系的角度产生的，如同费尔贝恩（Fairbairn, 1952）和温尼科特（Winnicott, 1965）等名人所提出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它也被假定为既非系统性的，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实际上，鲍尔比作为一位挑战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异端者，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被排挤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现代精神分析观点和依恋理论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联系，因为精神分析已经从经典的以性和攻击为导向的驱动理论发生了转变，在经历了一个“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后（Mitchell, 2000），变得更具互动性，更专注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接触，这其中存在着“心灵上的相互交融”（Stern, 2004）。现在，在精神分析和其他治疗方法中，术语“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用于明确地将这种接触与依恋视角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境下来访者和治疗师的情感状态是相互匹配的（Hughes, 2007）。尽管如此，精神分析的标志性元素是强调内在的主观状态，而鲍尔比认为亲密关系是“一个人从婴儿时期就围绕着的生活中心……直到老年”（Bowlby, 1980）。鲍尔比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剧本很着迷，尤其对人类如何管理自己的脆弱着迷，就像达尔文专注于了解动物会采取怎样的行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生存概率一样。
因而，鲍尔比明确地将自己的目标设定为整合出一个强调人际互动模式和循环反馈回路的系统方法就具有意义了，他将该回路的“外环”定义为行为，伴随着内在认知和情感加工，将“内环”定义为反应（Bowlby, 1973; Johnson, 2011）。正如我们曾提出的那样（Johnson & Best, 2003; Kobak, 1999），鲍尔比观点的一大优势是它的广泛性，以及该观点澄清了互动反馈回路的关键模式，这些模式产生于自我和重要他人的习惯性反应。系统性治疗师因专注于互动中的限定模式或亲密互动双方之间的“舞步”却忽略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而被诟病。依恋理论则巧妙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互动模式及其情感状态确认和维持了“舞者”对关系和感觉的主观建构。这些主观建构形成了人际交往舞步的互动回应模式。因此，我的来访者安德鲁（Andrew）对他的妻子莎拉（Sarah）所采取的指责态度，正是当他开始感觉到被萨拉拒绝时，常用来处理自己恐慌情绪的方法。不幸的是，他那咄咄逼人的要求触发了莎拉习惯性的回避行为。随后这种要求—回避模式的演变证实了安德鲁最糟糕的依恋恐惧和他未满足的依恋需求，使他无法停止对伴侣施加压力。
依恋理论和经典系统理论（Bertalanffy, 1968）都认为功能障碍是一种束缚，即丧失了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导致个体无法更新和修改回应方式以响应新线索。以僵化、受限制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并进行回应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依恋理论和系统理论都关注过程——事物是“如何”演化的，而非关注静态的、线性的因果关系模型，这两种理论也都是非病理学的理论。来访者被视为是被卡在了狭隘的感知和回应方式中，而不是自身有缺陷。依恋理论增加了系统的视角，倾向于避开内在体验，假定情绪加工过程是个体与他人僵化的互动模式的组成成分。依恋相关研究的三个阶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数百项关于个体与其父母、子女、成年伴侣甚至上帝之间联系的研究创造了一个庞大而连贯的数据库，这些数据首度承认并勾勒出我们人性中最基本的元素：我们是社会性的和情感联结性的动物。
创建这一知识体系的第一阶段是发展心理学家开始观察母亲和婴儿在陌生情境中的分离和重聚，并在他们的回应中找到重复出现的模式。这种陌生情境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即使我们将那些以大鼠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条件研究也考虑在内。这些心理学家在母婴关系研究中的发现不仅永远改变了我们的养育方式，而且还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孩童本质的理解。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向成年人发放有关他们爱情关系的调查问卷，并从中发现了与母婴研究中出现的分离和团聚情境下相同的回应模式。有一种发展轨迹得到了公认（Hazan & Zeifman, 1994; Allen & Land, 1999），即同龄人逐渐取代父母成为主要依恋对象。随后研究人员开展了观察性研究。他们开始记录当伴侣一方处于焦虑或感到不确定的情境时，伴侣之间是如何相互帮助和彼此安抚的（Simpson et al., 1992），以此发现成人中存在三种基本策略，分别是安全性的、焦虑性的和回避性的，在最初的联结关系研究中也观察到了这三种策略。他们还发现，成人中也存在类似于婴儿的混乱型依恋，即恐惧的回避型依恋，其中个体在高焦虑和高回避的策略之间摇摆不定（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很明显，安全型依恋的成年人能够表露他们的焦虑、帮助伴侣、自我抚慰，并且能够支持和安慰处于烦恼中的伴侣，而那些自述是回避型依恋的成年人，当他们的焦虑被触发时会推开伴侣，并且忽视对方想要被安抚和照顾的需求。心理学家开始观察分离行为，例如伴侣在机场彼此告别时的行为表现（Fraley & Shaver, 1998），来研究依恋风格的一般影响。例如，米库利茨（Mikulincer, 1998）发现，更高的安全感与争吵中的低攻击性和对另一方伴侣的低恶意归因相关。他还发现，安全感更高的伴侣会更加好奇，对新信息更加开放，也能更舒适地面对不确定的情境（Mikulincer, 1997）。
最后一个阶段，研究论述了在成年人中核心依恋理论对个体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依恋风格可以预测战时状态下的心理韧性（Mikulincer et al., 1993），也可以预测个体在职场中的信心和能力（Feeney, 2007）。
最后一轮依恋研究的浪潮大大扩展了对成人依恋及其影响的理解。虽然很难概括过去十年中研究的广度，但我们可以触及一些最有趣的发现。纵向前瞻性研究将儿童期的依恋与成年后的行为和人际关系质量联系起来。作为明尼苏达大学众多纵向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辛普森及其同事（Simpson et al., 2007）发现，在陌生情境中儿童对母亲回应行为的评估是这些孩子在小学期间社交能力、青春期友谊亲密度以及他们25岁时与伴侣恋爱关系质量的强预测因子。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即使是较早的研究也表明童年经历的轨迹及其跨代影响是可以改变的。那些焦虑型依恋的母亲，如果嫁给了能够敏锐地给予回应并且也能够为她们提供安全联结的男人，就能够以有爱的方式养育孩子，这样他们的孩子就可以对分离和重聚表现出安全的回应（Cohen et al., 1992）。
依恋研究的重要性现在远远不只体现在亲密关系的领域。在著作《抱紧我》（Hold Me Tight）（Johnson, 2008a）中，我指出充满爱心的家庭是仁爱社会的基础。能回应他人是一个有爱的社会的本质。安全型依恋建立了同理心和利他倾向以及为他人着想的意愿。米库利茨及其同事的大量研究（Mikulincer & Shaver, 2016）已经证明了利他主义和对他人的同情之间的联系。例如，这些研究表明，哪怕只是在短时间里，只要停下来想想那些有人在乎你的时光，就会立即减少你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敌意。所有的证据表明，积极的同情和帮助他人的意愿都与安全型依恋有关，即使帮助会引发一些不适（Mikulincer et al., 2005）。另外，更多回避型依恋的个体表现出较少的共情关注，也不太愿意为他人的幸福承担责任或为他人提供帮助（Drach-Zahavy, 2004）；更多焦虑型依恋的人似乎能感受到同情，但他们却陷入自己的困境中而不是响应他人的需要。
安全型依恋延伸到了不同的领域，诸如一个人与其信仰的神的关系（Kirkpatrick, 2005; Granquist et al., 2012）以及一个人的性取向和性经验（Johnson & Zuccarini, 2010）。已有研究发现祈祷的性质随着依恋风格而变化（Byrd & Bea, 2001）。安全型依恋的基督徒倾向于在向上帝讲话时使用更具冥想性的会话风格，而焦虑型依恋的基督徒则提出要求和请求恩惠。安全型依恋的恋人报告了更多样化的性爱动机，但强调对亲密的渴望，他们更享受性生活，对于探索性需求也更开放，并且能够更容易和更开放地谈论性。心理治疗中依恋模式的改变
在研究中探讨心理治疗中的依恋改变看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尝试测量和研究依恋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因素，比如情绪和处理情绪的方法、思维模式和期望，以及特定的回应方式等。被广泛采用的能够有效测量成人依恋水平的工具是亲密关系体验量表修订版（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Revised, EC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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