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桑内特,李继宏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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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睿文馆)试读：
致谢
我特别感谢哲学家理查德·福利。有段时间我的研究毫无进展，他问我：“你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当时脱口而出：“制造就是思考。”福利看上去不是很相信。我写了这本书来说服他；感谢我的朋友约瑟夫·里克沃特、克雷格·卡尔霍恩、尼尔·霍布豪斯和已故的克利福德·格尔茨给我建议，并感谢我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和约翰·库尔卡对本书手稿的评论。
在这个研究计划中，我从我的学生那里学到很多。在纽约的学生中，我特别感谢莫妮卡·克劳斯、埃林·奥康纳、阿尔顿·菲利普斯和阿龙·帕诺夫斯基；在伦敦的学生中，我要感谢的是卡西姆·谢泼德和马修·吉尔。我的研究助理伊丽莎白·拉斯布里格很厉害，本书的手稿编辑劳拉·琼斯·杜利也很出色。
关于匠艺活动的许多案例涉及音乐练习。我利用了自己早年当过乐手的经验，同时得益于近期和三位朋友就音乐匠艺展开的讨论。这三位朋友是阿兰·拉斯布里杰、伊恩·波斯特里奇和理查德·古德。
最后要感谢的是萨斯基亚·扎森、希拉里·科布-扎森和鲁特·布利斯-卢森堡馈赠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独自思考、吸烟和打字。这是一个作家能从其家人处得到的最佳礼物。
序章 作为自身制造者的人类
潘多拉的盒子汉娜·阿伦特和罗伯特·奥本海默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差点触发了核子大战；事发之后不久，我在街头偶遇我的老师汉娜·阿伦特。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她为导弹危机感到震惊，但这次事件也证实了她最坚定的信念。此前几年，她曾在《人的境况》中提出，工程师并非其自身造物的主人，其他物品的制造者亦是如此；超乎其上的政治学必须为体力劳动提供指导。她得出这种信念，是在1945年，那年洛斯阿拉莫斯计划创造出第一批原子弹。在这次导弹危机中，连那些在二战期间年纪尚幼的美国人也感到恐惧。当时纽约街头寒风刺骨，但阿伦特毫不在意。她希望我能吸取正确的教训：制造事物的人往往并不理解他们正在做什么。
阿伦特这种害怕人类会被自身发明的器物反噬的心态在西方文化中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潘多拉神话。潘多拉是掌管发明的女神，她“由宙斯派往人间，以对普罗米修斯的离经叛道进行惩罚”。赫西奥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如此描绘潘多拉：她有着“令诸神大感头疼的才能”，每当打开那个充满新奇事物的盒子（某些版本的传说则认为是罐子），她就会“在人类中散布痛苦和邪恶”。在希腊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希腊人民越来越相信潘多拉代表着他们的本性中的某个元素；以人造事物为基础的文化难免有自食其果之虞。
这种危险的肇因可能是人类某种近乎纯真的天性：世间男女总是受到新奇事物引诱，他们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和好奇之心，于是创造出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认为打开盒子是一种无关乎善恶的行为。说到这种最早出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阿伦特其实可以援引洛斯阿拉莫斯计划的领导者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其日记里所写的一段话。汉娜·阿伦特
奥本海默曾经如此自我安慰：“每当看到某种在技术上很诱人的东西，你会迎头赶上，把它做出来；只有等到成功以后，你才能够去争辩这种东西可以干什么用。原子弹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诗人约翰·弥尔顿笔下，亚当和夏娃的传说和这个故事差不多，也是一个关于好奇心会引发危险的寓言，只不过奥本海默的角色由夏娃扮演了而已。在弥尔顿那首极其重要的基督教长诗里，导致人类自我伤害的并非对性的渴求，而是对知识的热望。潘多拉的形象在现代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作品中依然若隐若现；尼布尔认为，看到事情也许可以完成就忍不住想试试正是人类的本性。
阿伦特那代人可以用数字来佐证他们对自我毁灭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他们能列出足以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在20世纪前五十年，至少有七千万人死于战争、集中营和古拉格。在阿伦特看来，这些数字象征着科学研究的盲目性和政府机构的权力的结合物——政府官员在乎的只是把事情办妥，她认为纳粹死亡营的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就是这种官员的化身，并给其贴上“平庸之恶”的标签。
当今虽然是和平年代，但物质文明也提供了同样令人目瞪口呆的、有关自取灭亡的数字：例如，目前每年消耗的石油，大自然需要一百万年才能制造出来。生态危机是潘多拉式的，也是人为的；而技术在让环境恢复平衡方面可能是靠不住的。数学家马丁·里斯认为微电子学将会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到时可能会出现一个普通人没有能力控制的机器人世界；在里斯设想的离奇场面里，那些会自我繁殖的微型机器人原本是用来清理大气污染的，最后却吞噬了整个生物圈。更为危急的例子是对庄稼和动物进行改造的基因工程。
这种潘多拉恐惧当然引发了恐慌的心态；但恐慌本身会令人麻痹，反倒产生了副作用。人们把技术本身当成仇敌，而不仅仅是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将潘多拉的环境之盒盖上，比如说阿伦特自己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就是这样的。1949年，风烛残年的海德格尔在不来梅发表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将毒气室和死亡营的尸体制造与机械化农业生产相提并论，认为大屠杀在‘人类恶行史’上并无特殊之处”。用历史学家彼得·肯普特的话来说，就是“海德格尔认为，这两者都应被当成‘同一种技术狂热’的体现，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狂热加以约束，它将会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海德格尔的类比固然令人不快，但却也道出我们许多人心里的愿望，那就是回归原来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想象将来能够更加朴素地生活在大自然里。晚年的海德格尔曾在不同的场合提到“居住的基本属性是节约与保护”，反对现代机械世界的各种索求。他这些晚年的作品让人不由想起“黑森林里的小屋”，这位哲学家就隐居在那座木屋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简单生活。也许在面对上述现代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时，每个人心里都会燃起这种欲望。
在古代神话中，潘多拉盒子里装着的诸多可怕事物并不是人类的错；那是诸神之怒造成的。到了更加世俗的现代，潘多拉恐惧更加让人看不清；核武器发明者的好奇之中混杂着愧疚；好奇心造成的意外结果是很难解释的。制造原子弹让奥本海默心里充满了愧疚，伊西多·艾萨克·拉比、利奥·西拉特和其他许多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的人也是如此。奥本海默在他的日记里引用了印度大神奎师那的话：“我变成了死神，变成了世界的毁灭者。”专家竟然害怕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到底要怎样解开这个糟糕的悖论呢？
1953年，奥本海默在英国广播公司旗下的电台发表了里斯讲座，向受众解释科学在现代社会里的地位，该系列讲座的文字稿后来以《科学和普通人的理解》的名义结集成书。他当时的观点是，把技术当作仇敌，只会让人类变得更加无助。尽管十分担心原子弹及其衍生的热核弹，奥本海默在这个政治性的论坛上却没有为听众提供如何应付它的实际方法。奥本海默不知如何是好，但他是个世俗的人。二战期间，他还算比较年轻，但已经被委以研发原子弹的重任；他既有第一流的大脑，也有将大批科学家组织起来的天分；他同时拥有科学研究和组织管理的才能。但连他也无法向这些局内人说明他们的成果将会派上什么用场。1945年11月2日，他在与这些同事告别时说：“这可能是最强大的控制世界的力量，我们把它毫无保留地交给人类，让人类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处理它，也未曾不是一件好事。”可惜创造者的成果变成了公众的问题。正如奥本海默的传记作者戴维·卡西迪曾经说过的，里斯讲座“无论对演讲者来说，还是对听众而言，都是令人失望的”。
如果连专家都无法理解他们的成果，公众又怎么可能理解呢？虽然我怀疑阿伦特对物理学所知无多，但她却接手了奥本海默的难题：让公众切实地去面对它。她坚定地认为，公众能够理解其所处的客观环境，政治行动应该支持人类成为这座充满了物品、工具和机器的大屋子的主人。关于潘多拉盒子里的武器，她告诉我，其实早在原子弹尚未造好的时候，就应该让公众对其进行讨论；她的观点对错姑且不论，反正她认为就算公众展开讨论，技术发展的秘密也不会因此而泄露。她在其最伟大的作品里阐述了这种信念的理由。《人的境况》出版于1958年，这部作品提出，人类彼此间公开地、直接地交谈是很有好处的。阿伦特在书中写道：“言论与行动……是人们出现——不是作为客观物体，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而出现——在彼此眼里的方式。这种出现和单纯的身体存在不同，它取决于人们的能动性；但如果缺乏这种能动性，人也就不再是人。”她宣称“没有言论和行动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来说其实就是死的”。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人们必须通过辩论来决定有哪些技术应该得到提倡，又有哪些技术应该遭到压制。尽管这种强调交谈的观点未免显得有些理想主义，但阿伦特本人仍不失为杰出的现实主义哲学家。她知道，公开讨论人性的局限绝不是幸福政治学。
她也不相信有什么能够长久存在的宗教真理或者自然真理。和约翰·洛克及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相同，阿伦特认为政治不应该像标志性建筑或者“名胜古迹”那样万世不移：法律应该是不固定的。这种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观点是，如果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或者人们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原先慎重颁布的规则也应该遭到怀疑；应该有临时的新规则出现。阿伦特对这种传统的部分贡献是，她深刻地指出，政治过程恰恰像我们生育孩子的过程，先是把孩子生下来，再将其抚养成人，最后放手让其离开。她用生育率来描述政治观点从出生、形成到分化的过程。生活的基本事实是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然而在政治领域，我们却需要某些东西来替我们指引方向，来让我们超越此刻的混乱。《人的境况》这部作品探讨了语言是如何在实际上引导我们在时间的洪流里畅泳的。* * *
作为她半个世纪前的学生，我觉得她的哲学很有启发性，但在我看来，那尚不足以应付潘多拉盒子里隐藏的各种客观的事物和具体的行为。优秀的老师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伟大的老师——像阿伦特这种——则提出问题、挑起怀疑和鼓励争辩。阿伦特的理论为什么无法应付潘多拉的问题，我当时并不是很清楚，但现在总算明白了：那是因为她区分了劳动之兽和创造之人。（人显然并不只意味着男人。在这本书里面，在必要的时候，我会讲清楚人什么时候泛指人类，什么时候专指男人。）这是人们劳动时的两种形象；它们是很冷酷的人的境况形象，因为这位哲学家排除了娱乐、游戏和文化。
顾名思义，劳动之兽是指人们像牲畜那样操劳，从事着重复乏味的苦役。阿伦特让这个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在她的想象里，这种人与世隔绝，只专注于手头的活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觉得原子弹是个“很诱人的”问题的奥本海默，以及痴迷于让毒气室变得更有效率的艾希曼。劳动之兽只管完成任务，别的什么都不考虑；这种人将工作本身视为目的。
创造之人则与此相反，在她心目中，这种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从事的是另一种工作，过着一种与大家紧密相连的生活。这个观念并非阿伦特首创，但她也让其变得更加丰满。拉丁文的Homo faber直译过来就是“作为创造者的人”。这个词组最初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艺术著作中出现；比阿伦特早两代人的亨利·柏格森将其用于心理学；阿伦特则将它应用到政治学，而且她的用法很特别。创造之人是物质劳动和实践的判断者，他不是劳动之兽的同事，而是其上司。因而，在她看来，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境界里。在其中一个境界里，我们制造事物；这时候我们忘记了道德伦理，全神贯注在工作上。我们也会沉浸在另一个境界中，那是一种更高尚的生活，我们停止生产，开始在一起进行讨论和判断。劳动之兽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办”，创造之人则问“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因为它贬低了正在工作的劳动者。所谓的劳动之兽其实是一些能够思考的人；生产者就算没有和其他人交谈，也会在脑海里思索着所用的材料；至于那些共同劳动的人，当然会彼此谈论他们正在做的活计。然而在阿伦特看来，人们只有在完成劳动后才会思考。再者，较为持平的观点是，思维和情感是包含在制造的过程之内的。
这个观点也许是不证自明的，其犀利之处在于它直面了潘多拉的盒子。让公众在事情已经做完之后再去“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等于让人们去改变一些通常无法逆转的事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公众的参与必须及早开始，他们必须对整个生产制造过程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必须持有一种比阿伦特那个学派的思想家更为唯物主义的态度。总而言之，对付潘多拉需要一种更有活力的文化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这个词可能让人望而生畏，在晚近政治学史中，马克思主义赋予它特定的涵义，在日常生活中，它也极易被消费者的幻想和贪婪抹黑。“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也很难掌握，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使用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和汽车，都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也不懂怎么制造。至于“文化”，文学评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曾列举出数百种现代用法。这些纷繁复杂的含义大概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专指艺术，第二类则涵盖人们拥有的诸多宗教、政治及社会信念。“物质文化”理论——至少是在社会科学里面——往往并不将服装、电路板或者烤鱼当作本身值得关注的对象，而是将这些物品的制造过程视为一面反照出社会制度、经济利益和宗教信仰的镜子，贬低了物体本身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需要翻开新的一页。而要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只需要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答案绝对不简单）：制造具体物品的过程对我们认识自己有何影响？要从物品中得到知识，我们必须关心布料的质量或者烤鱼的正确方法；上等的布料和美味的食物让我们能够想象更多种类的“好”。通俗地说，文化唯物主义者想要弄清楚在哪里能够找到感官的愉悦，以及这种愉悦是如何出现的。他或她对物体本身非常好奇，想要了解这些物体如何衍生出宗教、社会或者政治价值。劳动之兽也许可以充当创造之人的向导。
如今我也垂垂老矣，我曾在脑海里重返曼哈顿的上西区。我想要向阿伦特阐述年轻时的我并不明白的道理：人们能够通过他们制造的物品去了解自身，并且物质文化是很重要的。在其晚年，我的老师越来越希望创造之人的判断力能够阻止人类自我伤害。在我的生命之冬，我则把希望寄托在劳动之兽身上。其实我们可以把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造得不那么可怕，我们可以过上一种更具人性的物质生活，前提是我们更好地理解物品的制造过程。研究计划《匠人》、《士兵和牧师》和《外来者》
本书是三部关于物质文化的著作中的第一部，这三部作品都跟潘多拉盒子里的种种危险有关，不过它们都是独立的作品。这本书讲述的是匠艺活动，以及各种把东西做好的技艺；第二部作品关注那些左右着军事侵略行动和狂热宗教情绪的仪式是怎么形成的；第三部作品探讨营造和居住在可持续的环境里需要什么样的技巧。这三部作品全都跟技艺有关，但是它们把技艺当成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和精神活动无关的程序；每本书涉及一种技艺，指引我们去采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其实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是个哲理性的写作者，却要提出一些有关木匠活、军事操练或者太阳能电池板之类的问题，不过我会尽量写好的。“匠艺活动”可以指一种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日渐消失的生活方式，但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匠艺活动其实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匠艺活动涵盖的范围可远远不仅是熟练的手工劳动；它对程序员、医生和艺术家来说同样适用；哪怕是抚养子女，只要你把它当作一门手艺来做，你在这方面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当一个公民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领域，匠艺活动关注的是客观的标准，是事物本身。然而，各种社会和经济条件往往会阻碍匠人的自律和投入：学校也许没能提供便于把工作做好的工具，工厂也许并不真的重视对质量的追求。尽管匠艺活动能够为个体提供回报，让他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但这种回报却并不简单。就衡量自己的工作是否出色而言，匠人往往会遇到一些自相矛盾的客观标准；而且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也难免会遭到竞争压力、挫败感甚或痴迷的打压。
这部《匠人》以特殊的方式来探讨这些意义上的技巧、投入和判断。它专注于双手和大脑的紧密联系。每个优秀的匠人都会展开具体实践和思考方式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慢慢演变成持续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又在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确立起一种节奏。双手和大脑的关系出现在诸如砌砖、烹饪、设计操场或者演奏大提琴等不尽相同的领域——但所有这些实践都有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或者未能臻致纯熟的境界。技艺本身绝对不是一种和精神活动无关的机械性重复，但话又说回来，它也不是你花心思就一定能够掌握的。德尼·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或曰艺术与匠艺词典》中的插图
无法将双手和大脑联系起来，无法承认和鼓励人们内心有从事匠艺活动的欲望，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缺陷。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造成这个局面的种种原因。它先讲述几个手工作坊的故事，关于中世纪的金匠行会、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等乐器制造师的工场，还有现代的科学实验室；在这些地方，师傅和学徒一起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并不平等。在18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人里面，在光明时代的《圣经》——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篇章里，在19世纪的人们对机器日渐增长的恐惧里，我们可以看到匠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匠人的物质意识出现在漫长的制砖历史中，这段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延伸到当今时代的历史向我们表明，默默无闻的工人也可以在毫无生命的东西上留下他们自身的痕迹。
本书第二部分更为密切地探讨技能的发展。我提出两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观点：第一，所有技能都是从身体的实践开始的，哪怕是最抽象的技能也不例外；第二，想象力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技术的理解。第一个观点专注于双手通过触摸和摆弄获取的知识。涉及想象力的观点则从讨论指引身体技能的语言开始。这种语言若是能够让人想象出将某样东西做好的方法，那么它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匠人使用的工具可能是不完美和不齐备的，他们需要发挥想象力才能够培养出修理或者改善的技能。这两个观点综合起来就是，在工作时遇到阻力和模糊未必都是坏事，每个匠人都必须从这些经验里学习新的知识，而不是去和它们做斗争。我会举出大量的例子来阐明身体实践中的技能是如何养成的，这些例子包括双手敲击钢琴琴键或者使用餐刀的习惯，用来指导新入门厨师的菜谱，像首批望远镜那样不完美的科学仪器或者像解剖学家的手术刀那样古怪的工具是如何派上用场的，以及各种能够应付阻力和模糊的机器和安排。在所有这些领域培养技能都是很费力的，但其过程绝不神秘。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过程，它们让我们能够把东西做得更好。
本书第三部分则涉及较为普遍的问题，关于匠人的动机和才华。这里的观点是动机比才华更重要，这里面有个特殊的原因。匠人追求质量的欲望可能会导致一种动机性的危险：过度地想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可能会伤害到工作本身。我认为，我们就像匠人，如果失败了，更有可能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态，而不是因为缺乏能力。光明时代的思想家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将某些事情做好的能力，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成为聪明的匠人；这种观念放在今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很难说匠艺活动到底是好是坏。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个专心致志的匠人；他尽力发挥自己的技术才能，以便制造出最好的原子弹。然而匠人的价值取向中也有积极正面的因素，比如说那种在身体劳动时利用最小力量的原则。再者，优秀的匠人会用各种方法去开拓新的领域；在他或她的脑海里，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好奇心除了对任何计划提出“怎么办”之外，也会追问“为什么”。所以匠人既站在潘多拉的阴影之下，也完全能够走出来。
本书的结尾讨论了匠人的工作方式如何让人们在物质现实中找到归宿。历史曾经在实践和理论、技艺和表现、匠人和艺术家、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划下了一道道错误的分界线；这种历史的遗留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痛苦。但从前那些匠人的生活和手艺也让我们了解到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组织身体动作的方式，促使我们考虑去选择别的材料，也给出了诸多如何用技能去指导生活的提议。* * *
随后两部作品则以本书厘清的匠艺性质为基础。潘多拉依然是它们关注的问题。潘多拉是个精力充沛的破坏女神；牧师和士兵是她的代表，在大多数文明里，这两类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个研究计划的第二部作品里，我将会探讨什么因素能够煽动或者驯服他们的联合力量。
宗教和战争都通过仪式被组织起来，我是把仪式当作一种匠艺来研究的。也就是说，我的兴趣并不在诸如民族主义或者圣战之类的意识形态，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训练人类的身体如何去攻击或者祈祷的仪式，或者那些促使成群结队的人在战场上或者在神圣的空间里协同行动的仪式。高墙之内、军营之中和战场之上的动作和姿势都得到编排，教堂、墓地、寺庙和善堂的情况也是如此，社会等级的规则因而变得具体起来。仪式需要技能，它需要得到很好的完成。“牧师匠”或者“士兵匠”和其他匠人一样，也愿意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笼罩着仪式的光环让人们以为它的起源很神秘，更为其操作过程蒙上一层面纱。《士兵和牧师》想要看清面纱后面的情况，探讨仪式的匠艺如何让信仰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这项研究的目标是理解宗教和侵略的致命联姻有没有可能通过更改它们各自的仪式实践而得到改变。这当然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但与诉诸心灵的改变相比，我觉得还是研究具体的行为怎样可以被改变或者规范来得更加现实。
这个研究计划的最后一部作品将会回到较为实在的领域，也就是地球本身。在自然资源和气候变化领域，我们都面临着实质性的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基本上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潘多拉的神话如今已经变成一个自我毁灭的世俗符号。要应对这些实质性的危机，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制造的东西，以及使用它们的方式。我们需要学会不同的交通方式和建造房屋的方式，需要设计出一套让我们适应节约的仪式。我们需要变成优秀的环境匠人。
可持续这个词如今被用于传达这种匠艺活动，它附带着一种特殊的含义。可持续意味着更加融入自然的生活，就像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晚年所想象的那样；它在我们自己和地球资源之间确立起一种均衡，反正就是让我们想起一种平衡与和谐的景象。但在我看来，这种关于环境匠艺的看法是不全面和有其不足之处的；同时改变生产程序和使用仪式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自我批评。要更为迅猛地转变以往使用资源的方式，我们需要把自己想象成移民，因为偶然或者命运而客居他乡，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外来者，无法像在自己的家乡那样发号施令。
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曾经说过，和那些有归属感、对周围环境感到舒适的人相比，陌生人会更加迫切地学习适应的艺术。在西美尔看来，外来者也向他或她进入的社会举起了一面镜子，因为外来者不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在本地人看来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要转变人类和实质性的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我们需要做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只有这种自我驱逐和疏离的意识能够促使我们去采取真正的改变措施，削弱我们的消费欲望。在我看来，平衡而和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梦想可能会让我们逃避到一个理想化的大自然里，而不是勇敢地面对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残破地球。反正这是我试图理解不同的环境匠艺的出发点，也是我把第三部作品命名为《外来者》的原因。那种匠艺现在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舶来品。* * *
这就是我构思的整个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计划。《匠人》、《士兵和牧师》和《外来者》共同讲述的故事，跟莎士比亚笔下的科里奥拉努斯那句宣言有关，他曾经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制造者”。就物质方面而言，人类是技巧精熟的制造者，为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容身之所。但在这个故事里，潘多拉在各种物品、仪式和地球本身上空盘旋。人们无法让潘多拉躺下来休息；这位希腊女神象征着各种不会消失的力量，它们让人类陷入混乱不堪、自讨苦吃和大惑不解的境地。但如果能够客观地理解这些力量，我们也许能够将它们关在笼子里。
我信奉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学说，那就是美国实用主义，这本书的末尾将会更加全面地阐述这种学说。实用主义致力于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宗教，以及各种艺术与科学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它的独特之处是寻求那些嵌入在日常生活里的哲学问题。这次关于匠艺和技巧的研究，无非是实用主义正在展开的历史中理所当然的一章。历史笔记时间的短暂性
在这个研究计划里面，我使用历史文献的指导方针是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他让我们把第一批脊椎动物到我们人类出现的进化过程想象成一部经过高度压缩的、总长两个小时的电影：“懂得制造工具的人将会在最后一分钟才出现。”然后他又构想了另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记录人类从学会制造工具到现在的历史：“驯养家畜和种植农作物将会在最后半分钟才出现，而发明蒸汽机到发现原子能的过程将只有一秒。”
这个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莱斯利·波勒斯·哈特利的小说《衰年忆往》开篇那个著名的句子：“从前是个陌生的国度。”人类文明在那部电影里只有十五秒，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或者某位老太太的信怎么可能超乎我们的理解之外呢？在自然史里面，文化的时间是很短暂的。然而在这短短几秒之内，人类却创造出大量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
在研究物质文化的时候，我把历史文献视为一份目录，记载着各种制造东西的实验，那些实验者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异国人氏，他们的实验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如果说在这层意义上文化的时间很短暂，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它却很漫长。因为衣服、水罐、工具和机器是实实在在的物品，我们随时可以回去找它们；我们想流连多久就流连多久，而这是我们在讨论时无法做到的。物质文化与生物的生命节奏也不是同步的。物品可不像人的身体，最终会由内而外地腐烂。物品的历史是个完全不同的进程，在这个进程里，人类只有世世代代越来越适应它的份。
我原本可以严格按照线性叙事模式来撰写这本书，从古希腊开始，到我们今天结束。但我更喜欢徜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围绕不同的主题来组织那些实验记录。当觉得读者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提供详细的背景知识；要是我觉得读者不需要，那就省略了。
总的来说，物质文化提供了一幅描绘人类能够制造什么东西的画作。这幅看似无边无际的画作，因为或无意，或有意，或偶然发生的自我伤害而受到限制。逃进灵性的价值观不太可能帮助人们对付潘多拉。大自然也许是更好的指引，前提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劳动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第一章 烦恼的匠人
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匠人的形象。从木匠铺的窗户望进去，你看见里面有个老人，身边围绕着许多学徒和各种工具。那里面井井有条，椅子的零部件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新鲜刨花的味道充斥着整个房间，坐在长凳上的木匠弯着腰，正准备凿刻精美的花纹。这个铺子的生存因为马路那边的家具厂而岌岌可危。
你到附近的实验室也可以看到匠人。那里有个年轻的实验室技术员，皱眉望着桌子上六只仰面平躺的死兔子，它们已经被开膛破肚。她皱着眉是因为她给这些兔子打的针出问题了；她想要弄清楚到底是她弄错了实验程序，还是程序本身有毛病。
你也可以到镇上的音乐厅去聆听第三个匠人。那里有个交响乐团正在和一位客座指挥家进行彩排；他如痴如醉地指挥乐团演奏弦乐部分，不断地重复着同一段乐曲，以便让那些音乐家的琴弓能够整齐划一地滑过琴弦。拉琴的人觉得很累，但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的琴声变得越来越协调。乐团的经理很焦虑；如果客座指挥家继续下去，彩排将会超时，管理层需要支付额外的薪水。指挥家浑然忘我。
木匠、实验室技术员和指挥家全都是匠人，因为他们努力把事情做好，而且不是为了别的原因，就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如果加快工作速度，木匠可以卖出更多的家具；实验室技术员完全可以搪塞过去，把问题留给她的老板；如果多看看手表，客座指挥家下次得到聘用的可能性更大。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必如此认真，随便应付一下就过去了。但匠人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人的境况，那就是专注。这本书的目标之一是说明，专注于实践的人未必怀着工具理性的动机。
正如我在“序章”指出的，人们对匠艺活动的理解很贫瘠，通常只把它等同于木匠活之类的手工劳动。德语用Handwerk（手工）来指匠人的劳动，法语则用artisanal（手艺）。英语中的craft（匠艺）的含义更加广泛，比如说国家管理又称statecraft（国家匠艺）。安东·契诃夫用俄语单词mastervso（大师级别）来形容自己当医生和当作家的技艺。我首先想要把这些具体的实践当成实验室，在其中研究各种情感和观念。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探讨双手和大脑、技术和科学、艺术和匠艺分离之后会产生什么情况。我将证明大脑会承受一些痛苦；无论是理解还是表现，都将遭到损害。
匠艺活动只能在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的技能中找到。按照一种常用的标准，大师级别的木匠或者音乐家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经验。各种不同的研究表明，技能水平越高的人越能够发现问题，就像那个担心程序不妥的实验室技术员，而技能处于初级阶段的人则更为关心如何完成他们的工作。达到较高境界以后，技术不再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能的人会更完整地去感受和更深入地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我将会证明，匠艺的伦理问题正是出现在这种熟练的境界。
匠艺活动给获取技能带来的情感回报有两个层面：人们能够在可感知的现实中找到归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但社会在从前阻拦人们得到这些回报，在今天依然如此。在西方历史的许多个不同的阶段，实践活动曾遭到贬低，不被认为是高尚的追求。技术性的才能被认为是缺乏想象力的，宗教认为可感知的现实是靠不住的，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则被当成是一种自我陶醉。但就算除了专注以外，匠人别无其他特殊之处，他们追求自我实现的欲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依然是有借鉴价值的，可以让我们看清这些过去和现在都有的大问题。现代的赫菲斯托斯古代纺织工和Linux程序员
那首向匠神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荷马式诗歌是对匠人最早的歌颂之一：“缪斯嘹亮地歌颂着，因心灵手巧而著名的赫菲斯托斯。他跟随眼睛明亮的雅典娜，把各种匠艺传遍全世界。人们原本就像野兽那样住在山洞里。但如今他们向名闻遐迩的赫菲斯托斯学会了许多技术，所以他们整年都能够在自己的房子里过着祥和的生活。”这首诗歌的要旨与潘多拉神话截然相反，尽管两者差不多在同时出现。潘多拉主导毁灭，赫菲斯托斯则代表着带来和平与创造文明的匠人。
这首向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诗歌所传达的，其实无非是一种老掉牙的观点：文明社会始于人类开始使用工具。但这首诗歌是在人类发明刀、车轮和纺织机之后数千年才写下的。制造文明的匠人不仅仅是个技术员，他也将这些工具用于公共利益，终结了人类居无定所的情况，使人们不再是四处出击的猎人或者四海为家的士兵。有个现代历史学家在反思这首赞扬赫菲斯托斯的荷马式诗歌时写道，由于匠艺“使人们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状态（穴居的独眼巨人象征着这种状态），匠艺和共同体对早期希腊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首诗里面，匠人用的词汇是demioergos。这是个复合词，由demios（公共的）和ergon（生产性的）构成。古代的匠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大概和如今的中等阶级差不多。除了诸如陶匠之类的手工劳动者以外，Demioergoi也包括医生、基层官员和职业歌手，以及那些在古代充当新闻传播员的信使。这些普通的公民生活在数量相对较少的、无所事事的贵族和为数众多的、承担大部分劳役的奴隶之间；他们当中许多人拥有极高的技术，但他们的才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地位或者权利。那首荷马式诗歌颂扬的就是这个古代社会的中间阶层，正是这些市民将双手和大脑联系了起来。
和其他许多被晚近的人类学家贴上“传统型”标签的社会相同，古代希腊也认为技能理应是代代相传的。这种假设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特别。在传统的“技能社会”里，社会规范比个人努力更加重要。个人的才华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是否遵从先辈设定的规矩；在这种社会背景里，在近代备受重视的词汇——个人的“天赋”——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必须很听话才能获得必要的技能。尽管我们不知道向赫菲斯托斯致敬那首诗的作者到底是谁，但他毫无疑问接受了这种共同纽带的本质。任何文化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而古希腊人不证自明的价值观是，匠人是被当作公民同胞的。技能把他们与前辈及同辈联系起来。因而传统的技能得到了缓慢的进化，似乎不受汉娜·阿伦特的“生育率”原理影响。
如果说在荷马时代，工匠还被尊为公共人的话，那么到了古典时代，匠人的地位已经变得很卑微。阿里斯托芬的读者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蛛丝马迹，因为这位剧作家把陶匠基托斯和巴基奥斯描绘成笨头笨脑的傻瓜，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做的是手工活。亚里士多德论及匠艺本质的著作更是把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工匠贬得一文不值。他在《形而上学》里宣称：“我们认为，在各个行业，设计师比工匠更值得尊敬，他们懂得更多，也更为聪明，因为他们知道从事这些工作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抛弃了原来那个用于指代匠人的词汇，他不再使用demioergos，而是用了cheirotechnon，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手工业者”。
这种转变对女工来说有着很难说清好坏的特别意义。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纺织就是一种专门为女人准备的匠艺，为她们在公共领域中赢得尊重；前面提到那首诗在描述各种帮助游猎部落转变成文明社会的匠艺时，还把纺织单独列了出来。尽管社会已经进入古典时代，女性纺织工的公共价值依然得到赞扬。比如说在雅典，那些裁剪佩普洛斯的妇女每年都有个节日，过节时她们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行。但其他和家务劳动有关的匠艺，比如说烹饪，就没有这种公共地位；而且在古典时代，没有哪种匠艺给女性带来投票的权利。随着古典科学的发展，技能出现了性别分化，导致匠人这个词只能专指男性。这种科学认为男性的双手更为灵巧，而女人则更有耐心，适合在家带小孩；它证明男性四肢的肌肉比女性更为强壮；它还认为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更为“有力”。
这种性别分化播下的种子迄今仍然生长得枝繁叶茂：大多数和家务劳动有关的匠艺在人们心目中和那些在家庭以外从事的工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我们并不认为抚养子女是一种和修理水管或者电脑编程相同的匠艺，尽管成为好父母需要掌握很高水平的技能。卢浮宫藏赫菲斯托斯雕像
古典时代哲学家中，对赫菲斯托斯的古代理想型最有同情心的莫过于柏拉图，他也担心这个理想型会消亡。据柏拉图考证，技能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创造”的词根poiein。诗歌正是从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而上面提到的那首诗也将诗人列为匠人的一种。所有追求质量至上的劳动都可以归入匠艺的范畴；柏拉图将这种目标定义为arete，即是用以衡量工作是否卓越的标准：追求质量至上的欲望会驱使匠人去改善他们的工作，在劳动过程中精益求精而不是敷衍了事。但在他自己的时代，柏拉图发现，尽管“匠人其实就是诗人……他们却并不被称为诗人，而是有着其他各种称呼”。柏拉图担心这些不尽相同的称呼和各种确实并不相同的技能会导致与他同时代的人无法理解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向赫菲斯托斯致敬那首诗和柏拉图本人的生活时代之间隔着五个世纪，期间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代那种技能和共同体的统一性被削弱了。各种实践性的技能依然维持着城市的生活，但人们普遍不再对匠人怀有敬意。* * *
为了理解赫菲斯托斯的生活境况，我请求读者的思维跳出一大步。现在那些参与“开源”软件——尤其是Linux系统——设计的人其实都是匠人，他们身上有着向赫菲斯托斯致敬那首诗歌提及的某些要素，但也有其独特的地方。Linux技术员这个群体也展现了柏拉图的忧虑，不过是以一种现代的形式；这些匠人并没有遭到鄙视，而是被当成一个异乎寻常的、边缘化的共同体。
Linux系统是一门公共的匠艺。Linux程序的内核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采用和修改它；许多人奉献了大量的时间去完善它。Linux和微软的操作系统不同，后者的编码直到最近仍然没有公开，被当成是一家公司的知识产权。维基百科是一种现在很受欢迎的Linux应用，它的内核允许所有用户都能对这个百科知识库做出贡献。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Linux系统旨在恢复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行业草创阶段的某些进取精神。在那短短的二十年里，软件业出现了几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公司，它们通过收购或者排挤的办法消灭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在这个过程中，几个垄断公司推出的产品显得越来越平庸。
从技术上来讲，开源软件遵从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标准，但“自由软件”这个简单的标签并不能说明Linux的资源使用方式。埃里克·雷蒙德曾经清楚地区分两种自由软件：一种是“教堂型”，这种软件由封闭的程序员群体开发，然后再提供给所有人使用；还有一种是“集市型”，任何人都能通过互联网参与这种软件的编码。Linux将许多匠人吸引到一个电子集市中来。该系统的内核是林纳斯·托瓦兹开发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践了雷蒙德的信条：“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漏洞。”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参与到编码的集市中来，编写程序代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容易得到处理；这些软件的问题比教堂型的软件较容易解决，和那些商业闭源软件比起来就更不用说了。
因而我们可以用demioergoi这个古希腊文单词来指这个匠人共同体。它专注于提高质量，提供优秀的作品，这是匠人的首要特征。对古代那些陶匠或者医生来说，衡量工作卓越与否的标准是由他们的共同体设定的，因为技能是代代相传的。但是，这些赫菲斯托斯的传人在使用他们的技能时，却遭遇了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冲突。
编程共同体为了如何协调质量和开放性而争执不休。就以维基百科为例，这个网站有很多条目带有偏见，语言粗俗，甚至完全是错误的。现在他们内部有一派主张采用编辑的标准，而这种想法和该网站打造一个开放社区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这些“精英主义”编辑并不怀疑其对手的技术能力；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热切地想要维护该网站的质量。最初开发Linux系统的时候，也有过同样激烈的矛盾。其成员一直在争辩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知识的质量如何能够与共同体内部自由而平等的交流并存？
如果我们以为传统的匠艺共同体将他们的技能一代传给一代，所以他们传授的技能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当陶匠开始使用那种上面摆着一堆泥巴的旋转石盘以后，古代制陶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塑造泥巴的新方式随之出现。只不过这种巨变发生得非常缓慢。而对Linux来说，技术的革新要快得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们可能会认为优秀的匠人，无论他或她是厨师还是程序员，只专注于解决问题，只关心结束任务的方法，只想尽快完成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并不是太重视实际的工作过程。但在Linux网络里，当人们修补好“漏洞”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发现程序代码可以派上新的用场。代码是不停进化的，它不是一个已经完工的、固定不变的对象。就Linux而言，旧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新问题几乎立刻就会出现。制陶用的转轮
尽管如此，在反复试验中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仍然是古代陶匠和现代程序员共同的特点。其实我们还可以比较Linux程序员和另一类现代人，就是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不愿意采取行动，除非一项政策的目标、程序和预期结果都已经确定下来。这是一种封闭的知识系统。在手工艺的历史上，封闭的知识系统通常是很短寿的。例如，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高汉曾经对比了制造金属刀的匠艺和制造木刀的匠艺，前者在古典时代以前的希腊是很难掌握的，但它是开放的、不断进化的，所以存在的时间非常长久；后者则较为简单和省事，但其一成不变的制造方法很快因为金属的问题得到解决而被抛弃。
Linux最具希腊特色的地方，在于它的非人格性。例如，在Linux的在线作坊里，你无法推断aristotle@mit.edu是男是女；重要的是aristotle@mit.edu对讨论有所贡献。古代匠人体验到一种相同的非人格性；在公共场合，人们常常用匠人职业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其实所有匠艺多少都有这种非人格的属性。产品质量的非人格性会导致匠艺的实践不能出错；尽管你是你父亲的亲生儿子，但如果你做的榫卯太松，他还是会骂你。我曾经在英国参加过几次Linux程序员的讨论，有一次大家争得很激烈，英国人常见的礼貌和委婉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要是早知道我就……”、“这个问题他妈的太乱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赤裸裸的非人格性促使人们变得激动起来。
Linux共同体非常符合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20世纪中期定义的匠人的特征。米尔斯写道：“把自己当成匠人的劳动者专注于工作本身；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本身成为一种回报；在劳动者的头脑里，日常劳动的各个细节都与最终的产品相关；在工作的时候，这位工作者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技能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提高；他们在工作中可以自由地实验各种方法；到最后，匠艺劳动中的内在满足感、连贯性和实验性将会变成衡量家庭、共同体和政治的标准。”
就算米尔斯的描绘实在是太过理想化，我们也不应该拒绝它，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像Linux这样的匠艺是如此的特殊。这个问题是古代的柏拉图忧虑的现代版本；那些Linux程序员确实也为了各种诸如合作、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的必要关系、标准的非人格性特征等基本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然而他们虽然边缘化，但还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肯定有些社会力量让他们能够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求同存异。弱化的动员命令或竞争会让工人失去责任心
现代世界有两种秘方可以激起人们产生努力做好工作的欲望。一种是道德命令，就是用道德强迫人们为了共同体利益而工作。另外一种秘方则是引发竞争：它假定彼此竞争能够让人们产生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它许诺的并非共同体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回报。但纯粹靠这两种方法，并不能激发匠人精益求精的愿望。
1988年，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我和我太太曾访问了那个共产主义帝国，当时我深刻地体会到道德命令的问题所在。邀请我们前往莫斯科访问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行程安排并没有受到外交部的干预；邀请方承诺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市区参观。我们走访了一些先前关门大吉而今人满为患的教堂，还有某家非官办报纸的办公楼，那里吸烟和聊天的人很多，写东西的反倒很少。接待方似乎临时想到了什么，还安排我们参观莫斯科的郊区，那是我以前没有去过的。
这些住宅小区大多数是在二战后数十年间修建的。整个郊区的布局就像巨大的棋盘，地势非常平坦，零星种植着一些桦树和白杨。郊区住宅的设计不错，但政府一直无法命令工人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工人的敷衍了事可以从建筑的细节看出来：几乎每座建筑的混凝土都浇灌得很糟糕，墙面凹凸不平，预制窗歪歪斜斜地安在混凝土结构里，窗框和混凝土间的缝隙也没有填好。我们在一座建筑里看到几个空桶，里面的填缝胶原本是用来修补这些窗子的，但导游说填缝胶被人拿到黑市卖掉了。在其中几个房间，刷墙工人将报纸塞在窗框和墙壁之间，然后刷上油漆，假装这些建筑的缝隙已经被填上，但是只要过一两个季节就会原形毕露。
其实不仅建筑工人如此，连住户也对房子的质量漠不关心。我们看到的房子是为一些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建造的，他们通常是苏联的科学家。苏联政府给这些家庭分配了独立的公寓，他们不用生活在公用的空间里。然而与工人的敷衍相对应的，是住户对他们生活环境的忽略：窗台和阳台上很少有植物，墙壁上满是涂鸦之作或者粗言秽语，但没有人愿意去清理。当我问起这些建筑为什么如此破败时，导游给了我们一个泛泛的回答。“人们”——总体而言——并不在乎；他们失去了责任心。
这种住房的糟糕情况并不能推广到整个帝国，因为苏联的建筑工人早已证明他们有能力修建高质量的科学和军事设施。不过那几个导游似乎很乐于向我们证明这种通过诉诸集体利益和道德来促使工人好好干活的方法是多么徒劳无功。他们笑眯眯地带领我太太和我参观了一个又一个街区，不停地指出哪些地方是骗人的鬼把戏，几乎像鉴赏家那样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大自然只需要一个冬天就能让那些伪造的填缝露出真面目。我问他们对此有何看法，有个导游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这个词，以此来解释这些表明工人已经失去责任心、住户对他们的生活环境满不在乎的迹象。
卡尔·马克思年轻时曾把自己当成一个世俗的赫菲斯托斯，坚信他的作品将会解放现代的匠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他给予了匠艺最为宽泛的定义，将其称为“赋予形式的活动”。马克思强调，自我和社会关系在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制造物品能够让“个人全面发展”。在变成不公平经济现象的分析家以前，马克思是众多工人的摩西，他许诺实现劳动尊严，这一点对于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劳动者而言，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乌托邦信条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甚至直到晚年，马克思已经变成一个激烈而顽固的理论家，但他依然持有这种想法。后来在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他还重申了这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将会让匠艺活动再度发扬光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计划经济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经济学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俄罗斯国内的生产力低得惊人。建筑业备受有许多问题的中央计划经济之害：苏联的中央官僚机构在估算某个项目所需的材料时总是错得离谱；俄罗斯幅员非常辽阔，那些材料的运输速度非常慢不说，运输线路也极其不合理；工厂和施工队很少直接沟通。本来可以在工地设立指挥机构，但当局对此杯弓蛇影，生怕地方的自我管理会导致对国家的普遍抵抗。
由于这些原因，“为了祖国好好工作”的道德命令失效了。上述这些问题并非俄罗斯的建筑业所特有。社会学家达伦·蒂尔在许多英国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同样失去责任心的工人。英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然而其建筑业的生产力很低下；这门匠艺的工人待遇很糟糕，在工地设立指挥部的行为也是不受鼓励的。
但话又说回来，道德命令的办法倒也未必完全无效。就在俄罗斯江河日下的那几十年里，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日本却蒸蒸日上，这主要得益于该国特有的文化：人们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好好工作。日本向来有“匠人之国”的美称，这有点像把英国称为鞋匠之国，或者说新西兰是个善于饲养绵羊的国家。反正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展现出了在生产中创新的能力，让该国从二战后一片死气中复活过来。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大规模地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制造出价廉物美的汽车、收音机和录音机，还有能派上特殊用途的精钢和铝材。
严格按照高标准工作在这些年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相互尊重和自我尊重的感觉。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集体的目标，因为这些日本工人，尤其是处于各个组织中层的工人，为了完成任务，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在一起劳动，很少回家去看他们的妻子或孩子。但这种道德命令能够生效，主要和该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有关。第一代移动电话——摩托罗拉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采纳了商业分析家W·爱德华兹·德明的秘方；德明认为，要实现“全面质量控制”，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生产第一线，下属必须坦诚地把情况告诉上级。当德明谈到“集体的匠艺活动”时，他的意思是，将一个机构黏合起来的胶水，是由相互交流和共同投入创造的。报刊的漫画经常把日本人描绘成喜欢扎堆的好好先生，持有这种刻板印象的人很难理解那些在丰田、斯巴鲁和索尼工厂上班的日本人，在批评同事的表现时为什么会那么不留情面。
日本职场的等级制度非常森严，但在这些工厂，Linux共同体那种直来直去的交谈是很常见的。在日本的工厂里，向权力说出真相是可能的，因为精通业务的经理能够轻而易举地从那些礼貌和尊敬的用语听出哪里出了问题或者哪方面还不够好。但是在苏联的集体主义里，情况恰好相反，因为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高级技术员，都离第一线太远了。马克思要对付的是“工人”；德明和他的日本追随者对付的是工作。
这样的比较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变成日本人，大家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竞争更有可能促成人们好好工作，竞争能够提高质量。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者；在诸如医疗保健之类的公共服务“改革”中，政府花费了很多力气去刺激内部竞争和市场竞争，试图以此提高服务的质量。但是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去考察这种胜利者的观点，因为它模糊了竞争与合作在促使人们好好工作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掩盖了匠艺活动的各种优点。* * *
移动电话的制造过程很好地说明，与竞争相比，合作更能催生优秀的产品。
移动电话是无线广播和电话这两种技术结合的产物。在这两种技术融合以前，电话讯号通过电缆传播，广播信号则在空中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军队里已经拥有类似于移动电话的通讯工具。那是一些庞大笨重的收音机，有专门的通讯频道。民用版的移动电话主要在出租车里使用，不过它们的通讯范围很窄，通话质量也很差。就固定电话来说，无法移动是它的缺陷，但它的优点是很清楚，而且信号传输很稳定。
固定电话能拥有这种优点，是因为其交换技术经过几代人在使用中不断锤炼、测试和完善。而若要将无线广播和电话结合起来，要改变的恰恰是这种交换技术。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已经足够清晰。然而，如何融合这两者还是很模糊。
经济学家理查德·莱斯特和迈克尔·皮奥里曾经研究过几家试图创造全新交换技术的企业，某些公司提倡内部合作和交流，这促使它们在交换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在实行内部竞争的企业，那些努力改善交换质量的工程师反而没有什么进展。摩托罗拉是个成功的例子，这家公司内部有所谓的“技术货架”，“货架”是少数工程师创造出来的，上面摆满了各种其他团队未来也许用得上的技术方案；摩托罗拉并没有尝试直接去解决问题，而是研发了许多暂时看不清有何应用价值的工具。诺基亚采用了另外一种合作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会举办一些开放式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工程师之外，往往还包括销售人员和设计师。诺基亚故意模糊了各个商业部门的界限，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技术的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平行的思考。莱斯特和皮奥里用“畅通的、综合的和开放的”来形容这种交流。
有些公司的做法则与此相反，比如爱立信，它的目标更加清晰，纪律更加严明，将问题分配给各个部门。该公司想要通过部门间的“信息交流”而非通过“培养一个解释共同体”来发明新的交换技术。由于体制太过僵化，爱立信远远落在后面。它最后确实也解决了交换技术问题，但费的劲可要大得多；各个部门只顾捍卫自己的地盘。无论在什么组织里面，只要个人或者团队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只有最优秀的才能得到奖励，那么每个人或者团队都会把信息藏起来。而对技术公司而言，信息流通不畅意味着很难推出优秀的产品。
通过合作获得成功的企业与Linux共同体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匠艺活动的实验性特征，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那种紧密的、流畅的关系。在相互竞争的框架下，情况则与此相反，因为你需要清清楚楚地设定衡量成败的标准，以及整个任务的目标和完成日期，这样才能够确定谁的表现比较好，以及该给谁发奖金。
音乐家应该特别能够理解这个有关移动电话的故事：优秀的室内乐和交响乐只能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提高，尤其是在彩排的时候。有时候，听众也许会认为，这些音乐的质量很高，是因为某个天王巨星级别的指挥家或者独奏家激发了乐团演奏者的灵感，大师设定的标准提升了每个人的表现，但这取决于这位明星的行为举止。实际上，如果独奏家和整个乐团格格不入，那么乐团的演奏者可能就不愿意好好表演。和音乐家相同，工程师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两类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若是缺乏一定程度的合作，他们的工作质量就会下降。然而，前面提到那种欢呼声却往往忽略了这种必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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