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捷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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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尺度与系统：中国海陆统筹发展战略的地理学研究试读：
总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时空中展开的，当这个事物的体量很大时，其内部的分异就不容忽视。中国经济社会系统就是这样的事物，中国的很多省区、很多城市，也是这样的事物，而且都处在快速分异、分化之中。所以，在中国，以研究空间结构为主的学科——地理学，在当前是最具生命力的学科，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地理学研究人员和高校招生规模可与中国媲美。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地理系，发展到目前的“三宫六院点点红”（地理学院、环境学院、资源学院、水科学研究院、防灾减灾研究院等），现有全职教师300多名，在岗教授100多名，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数以百计。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还不高，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凭借着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和广泛的社会需要的刺激，中国的空间结构研究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处于世界的前沿，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引领发展的潮流。
空间结构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同要素的相对区位关系和分布形式，它是在地球表层系统长期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和区位选择的积累结果与空间表现形式，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区位特点以及在地域空间中的相互关系。我们策划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拟定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近10部，其中4部著作近期出版。这些成果重在研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先从宏观整体出发，然后逐渐深入到微观具体层面。本套丛书我们将视角放在城市和区域内部，以一线城市、部分二线城市和发达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最新理论和GIS等现代手段，探索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区域空间演变规律，旨在为正处在全面城镇化的国家决策和转型与跨越发展的区域决策提供支撑。
中国的空间结构研究从2005年开始进入爆发式发展时期。在中国知网上，以“区域空间结构”为主题进行检索，2000年可检索到文献7篇，2005年可检索到41篇，2010年可检索到86篇，2012年可检索到176篇；以“城市空间结构”为主题进行检索，2000年可检索到文献18篇，2005年可检索到203篇，2010年可检索到437篇，2012年更可检索到568篇。由此可见，空间结构研究契合了国内研究的热潮。我们将广泛吸收国内外同仁加盟，总结、探索并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系列成果，以推动中国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高瞻远瞩遥感者，博大精深地理人。科学发展纵横论，强邦富民要躬行。地理学以其独特的空间思维迎合了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成为当前最具价值的战略学科。我们在为地理学迅速成长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于泰山。是为序，并与国内外同仁共勉。
本丛书的出版，得益于东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徐步政编辑、孙惠玉编辑的帮助。在当今人们都热衷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大背景下，他们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热心扶持，其高尚之情怀令人感动。特借丛书出版之际，向东南大学出版社表示敬意和谢意。吴殿廷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背景一、“十二五”海陆统筹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发展海洋经济”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海陆统筹”。这是党中央在全面系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6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科学地提出“五个统筹”方针以来，明确将海陆统筹纳入国家战略的范畴。
追溯海陆统筹战略思想的历史，海洋战略在20世纪末便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关注，《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作为重要的行动方案领域之一。
海陆统筹理念最早见于2004年，海洋经济学家张海峰在北京大学“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报告会上提出“海陆统筹兴海强国”。此后，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于2006年2月14日在《中国海洋报》发表文章写道：“统筹发展应该包括‘海陆统筹’，除了大力做好现有的‘五个统筹’之外，还应该再加上‘海陆统筹’。‘海陆统筹’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全国政协委员张登义、王曙光在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提案中指出：“海陆统筹”应列入“十一五”规划之中；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做好陆地规划的同时，要增强海洋意识，做好海洋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各项基础工作，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海洋经济发展。这一举措首次将海洋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该战略在“十二五”规划中最终出台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国家战略的出台，对海陆统筹的相关研究也亟待展开。二、从政治地理形势看海陆统筹的必要性
我国位于太平洋西岸，拥有1.8万km的海岸线，沿海共有14个省市区（包括港澳台），是我国脆弱的软腹部。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属于中国拥有和管辖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领2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300万km，海洋国土相当于陆地国土的1/3。但是，我国的海洋战略空间受到来自地缘上的挤压与威胁，虽然海洋国土面积广阔，但均由内海和边缘海构成，缺乏直面大洋的通道。由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等一系列弧形岛屿带构成的第一岛链，以及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的第二岛链，将中国通向太平洋的道路层层阻隔。因此，海洋战略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开展全球战略的关键。同时，海洋战略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台湾地处第一岛链中部，是中国领海唯一直面太平洋的海岸线，是突破封锁，通向大洋的关键节点。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的海洋权益不断受到部分国家的威胁，我国与海上八个邻国均存在海上领土争端，钓鱼岛和南沙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同时，重要的国际水域和航道存在不安全因素，海上运输航线安全受到威胁。因能源运输问题带来的所谓“马六甲困境”，以及红海印度洋航线上日益猖獗的索马里海盗等，对我国海上权益提出了挑战。因此，通过有效的海洋战略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海洋争端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所提出的海陆统筹战略改变了我国传统战略的决策思维，提出“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从总体战略来看，有了明确的海洋战略目标，可通过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对海洋的管理和控制。
传统上，我国一直被认为是大陆型国家，按照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我国大陆属于“内新月形”地带。历史上，中国主要面对来自枢纽区的威胁，陆地是战略重心，而海洋一直是天然的屏障，因此虽有成熟的大陆战略却缺乏相应的海洋战略。自工业革命以来，通过广阔海域联系起来而逐渐形成的外新月地带对内新月地带构成了新的压力，中国的主要威胁开始由陆地转到海洋上，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面对来自海洋上的挑战均以失败告终。此外，根据马汉的海权论，制海权，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规划中提出“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十分必要。因此，海洋战略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基本保证。“十二五”海陆统筹战略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在战略决策思维上由传统大陆国家向海陆兼备国家转型。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是党中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做出的重大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以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发展的道路，需要海洋工作者以及全社会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三、从经济地理格局看海陆统筹的紧迫性
我国陆地资源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偏离造成沿海地区发展的瓶颈，而不合理的区域政策也加剧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矛盾，因此，海陆统筹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沿海省份已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以13%的陆地面积，供养40%的人口，创造65%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其中海洋生产总值已占GDP的10%。但是，东部沿海地区却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土地空间紧张，人口压力巨大，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突出等严重问题，对资源能源的追求和对生存空间拓展的渴望促使人们将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一）庞大人口压力，是沿海地区发展最突出的矛盾
在此，用海岸线人口压力系数（CHP）反映我国海洋所承载的人口负担。20世纪末，每千米海岸线上平均有居民11 000人，到2010年，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区（除港澳台，下同）总人口来计算，每千米海岸线上居民人数达到了28 888人，而以全国总人口来计算，则达到了72 222人，我国的海岸线承载着更大的人口压力，这对海洋空间的利用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二）当前我国资源能源重心和经济重心相对偏离，造成了东部沿海地区资源能源的严重缺口
一方面，如图1-1所示，以重要的能源煤炭和原油为例，我国所有沿海省市均是煤炭资源净调入地区，也是原油净消耗地区，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庞大，加之其陆地资源能源匮乏，对内地资源大省和海外资源能源输出国严重依赖；然而另一方面，沿海地区所属海域的海洋资源能源开发潜力巨大，却未能有效利用。我国海洋石油储量可达322亿吨，天然气储量达480亿m，而且各个大海区不断有新的油气田发现。据估计，我国的海底石油资源储量约占全国石油资源储量的10%—14%，海底天然气资源储量约占全国天然气资源储量的25%—34%，显示了我国海上油气开发的前景可观。图1-1 2008年主要省市区煤炭净调量及2007年主要省市区原油净供给量（万吨）
在发展经济的驱使下，向海洋寻找资源和能源成为促进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目前，对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存在着水平低，规模小，威胁生态环境，海洋权益争端日益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急需科学的海洋战略引导沿海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海洋经济持续增长，海洋产业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201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4 313亿元，比2012年增长7.6%，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31 969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22 344亿元。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2 91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4 90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6 487亿元，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4%、45.9%和48.8%。据测算，2013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3 513万人。
如图1-2所示，我国的海洋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近五年来更是发展迅速，占全国GDP的比重也逐渐上升。海洋经济不断发展，对沿海地区带来了日益深刻的影响，因此，重视海洋经济是促进沿海地区区域发展的保证。图1-2 我国历年海洋GDP及其占全国GDP的比重（四）海陆统筹是实现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的区域发展模式下，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面临着严重威胁。一方面，海洋生态环境面临来自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工业发展和人口压力带来了海水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陆地污染成为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的首要因素。另一方面，海洋为沿海地区生态环境带来威胁，如海平面上升导致滨海地区海水入侵，以及土壤盐碱化和土地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
因此，将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作为海洋战略的重点，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明确海洋的经济利用是当前海洋战略的主导方向，同时强调“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很有必要，是针对目前的海陆生态环境状况，实现区域海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海陆统筹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创新。由于过去一直“重陆轻海”，海陆统筹战略在此更应该突出海洋战略的优先地位，而不能把海洋战略放在辅助的、为陆地战略服务的从属地位。其次，海洋战略如何与陆地战略相互整合衔接，以及海洋与陆地在社会经济生态发展中如何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制定系统的海陆兼顾、合理可行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实现海陆统筹的重要保证。第二节研究意义一、理论意义（一）推进地理学研究面向海洋
地理学研究，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研究，注重面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即人类活动和陆地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随着人们对海洋认识的扩展，以及海洋在人类活动中所承担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地关系的范畴也慢慢拓展到海洋空间。海陆统筹战略研究，将地域系统中的“海”和“陆”相结合，一方面推进地理学研究面向海洋空间，另一方面，亦将地理学所面对的地球表面空间有机整合起来，对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深化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二）拓展区域研究广度与深度
地理学研究之趋势，一是走向微观、具体，强调人的心理活动与陆地的联系，强调地方特殊性的研究；二是走向宏观、综合，侧重地域系统性、整体性分析。但目前的研究，特别是制度文化转向中国特色背景下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过于倾向微观层面，而缺乏对地理系统的总体把握，特别是缺少具有导向性的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海陆统筹发展战略研究，是地理学视阈下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与深化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三）为海陆统筹研究提供地理学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海陆统筹理念的战略性、系统性、综合性，与地理学之长于宏观分析及重在探讨综合现象的复杂性的学科特性相适应，因此，地理学能为此领域提供更为完善的理论支持。本研究拟从地理学的性质出发，以区域综合性、系统性以及空间规模尺度转换为出发点，在对海陆统筹战略进行内涵界定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海陆统筹战略的对策，旨在提供地理学视阈下海陆统筹问题的理论框架。二、现实意义（一）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和遗憾
1．伟大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成祖命郑和从江苏苏州的太仓刘家港起锚，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船队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部，并有可能到过美洲、大洋洲以及南极洲，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诸国（今东南亚）、东非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时间早了几十年，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他更早于迪亚士57年远赴非洲。
2．巨大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使我国成为15、16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贸易扩大，带动了中外经济交流与发展。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次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600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甚少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发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海洋、探索海洋的科学精神，为振兴我国海洋事业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是一个既有陆域又有海域的国家，中华民族为探索海洋奥妙、发展海洋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探索海洋、经略海洋的生动写照，激励我们不断增强海洋意识，加倍努力，振兴中国的海洋事业。
3．非常的遗憾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依次降低。因此，我们说受目的的制约，郑和航海具有历史局限。
一是郑和下西洋不以发展海外贸易为目的，因而缺少持久的经济推动力；二是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无论是郑和到海外交易，还是西洋贡使来华，明朝政府都不考虑外国贡纳的多寡，回赠十分优厚。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这种赔本的买卖，对广交朋友、加深情谊，固然有积极作用，但不断赔本，却使自己在经济上难以维持下去。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郑和航海的壮举不但未能像哥伦布等人的航海那样取得地理大发现的硕果，而且终因明朝国力的衰退，明宣宗以后便成绝响。以致因此断送了宋元以来朝野对外开放的大好趋势，这些事实说明，缺乏海陆统筹思想是多么的可惜和可怕。（二）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为不同层次海陆统筹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从地理学的视阈下开展海陆统筹发展战略研究，有助于推进海陆统筹战略的实施，一方面，通过明晰概念和理论内涵，为海陆统筹战略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可行的目标。另一方面，在理论框架内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为解决不同尺度上海陆统筹发展的具体问题提供对策支持。（三）海陆统筹发展模式研究，有利于推进案例研究区域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本研究涉及了不同尺度、不同层次的案例地，对其资源环境基础、社会经济状况、制度文化特征以及海陆统筹发展的综合能力进行分析评价，归纳出针对不同类型区域的不同发展模式，有利于因地制宜选取合适的发展模式，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案例研究区域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第三节相关研究进展
虽然直接针对海陆统筹的研究还不多见，但学术界先后从不同角度对其相关理念进行了探讨，涉及海陆统筹的理论基础，空间、属性要素的相互关联以及组织协调机制等方面。主要内容包括了从人类最初对海洋以及海陆关系来自地理学视角的审视，到人海关系理论研究，海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设施布局等要素关联研究，以及海洋、海岸带开发、管理研究，海陆一体化的系统性研究等，对海陆统筹理念的初步探讨也在不同学科领域逐渐展开。一、理论基础研究（一）地理学视野下的海洋和海洋地理学——认识论的转向
自古以来，人类与海洋的互动贯穿在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对海洋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审视也不断改变。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发展阶段，海洋对人类的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作为覆盖地球表面大部分面积空间要素的海洋，在历史长河中得到来自地理学视角的诠释与解读。
西方文明缘起于依托地中海的腓尼基、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由于地中海得天独厚的航行条件，使之成为生产、生活和商贸活动的重要空间。伴随着商贸活动的繁荣和对外征服的频繁，对海洋的探索和对自身与海洋关系的审视也在不断进行中，最早的“地理学”即来自往来于地中海的船员，如阿维鲁斯（Avienus）和伪西拉克斯（Pseudo Scylax）的《航行记》对地中海一带的空间记述，使人类对于海洋的地理学认识也不断丰富起来。
来自古希腊地理学的两个传统——由地理考察和哲学思考而带来的描述的传统及地图学的传统，随着航行范围的扩展，哲学思辨的深入以及数理方法的广泛应用，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图1-3）。图1-3 托勒密世界地图
一方面，描述地理学被当时的“地志学”（Chorographie）或区域研究作为主流②，使人们对所探索的海洋空间加以记述并强调自身与之建立的联系。自古罗马时期，伴随着完成对环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与商贸交流活动，使地中海成为“罗马湖”，人们对其沿岸地区以及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地理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如《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Périple de la mer Erythrée）的相关记述。
另一方面，来自地图学的传统使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表述走向抽象与规范。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地球球状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也对地球形状大小及海陆位置关系做出了相应推断。在托勒密世界地图中，初步展现了全球范围的海陆位置关系，但受制于当时的视野，其反映的仅是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在海陆位置关系上，也体现出陆地包围海洋的观念。到了中世纪，阿拉伯人的世界地图中，对海陆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其世界地图中（如1154年伊德里西圆形世界地图），海洋水体包裹了陆地，初步反映出了对海洋属于全球通透水体的认识（图1-4）。图1-4 1154年伊德里西圆形世界地图
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期，人们对海洋以及海陆关系的探索达到新的广度：从葡萄牙人开辟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的路线，到哥伦布完成到达美洲的航行，从西方立场来看的“已知世界”的内容与范围不断延伸。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确立了地球为球形和作为统一而完整水域的“世界洋”的概念。
我国作为传统的大陆文明古国，其地理空间具有相对封闭性，独特的海陆区位关系，使海洋在地理上更多地作为中原文明边界的意义而不是作为与外界交流之媒介的意义存在的，其阻隔作用大于交流。受传统农耕思维的束缚，在我国的传统海洋观中，有着很强的一元主义倾向，对海洋的认识更多集中在“海产之利，鱼盐并重”，更多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商业性和趋利性，以及在社会体制上的从属性和依附性。
及至近代，由于西方列强从海上的入侵，带来有识之士对中国海陆关系以及海洋观念的重新审视，海洋不再是安全的边疆而是国防的前沿，海洋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此时远远大于历代的边患。因此，这一时期更加强了我国对海防以及海洋地缘战略的思考，马汉的海权理论等相关学说也被时人所接受。同时，依赖海洋的交通功能，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逐渐加强，海洋此时在地理空间上的意义从封闭的屏障转而成为交流的媒介，客观上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
随着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不断完善，海洋作为地球表面重要的空间载体，得到来自地理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成为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以海洋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为研究对象的海洋地理学由此应运而生。对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互动关系的思考也越来越系统和深入。
普雷斯科特（Prescott J.R.V.）所著《海洋政治地理》一书，于1975年由英国利物浦大学出版，书中探讨了海洋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提出了对领海、渔区、大陆架和公海划分的地理依据。
前苏联地理学家别根利的《普通海洋地理学》一书，是从地理学视角综述世界海洋的首次尝试。他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认为海洋和陆地是统一的，世界海洋是地壳之一部分并且与地球其他圈层紧密联系，认为“世界洋”的综合研究和对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海洋地理的重要研究问题。
上述研究将地理学关注的视野从陆地拓展到海洋，确立了海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范式。
从学科属性来看，海洋地理学涉及了海洋国土、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资源环境调查、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立法与管理，海洋新技术发展、应用与影响等诸多方面，其所涵盖的范畴越来越广泛，体现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交互渗透的特点。随着1984年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提出发展海洋地理学，1988年“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Commission on Marine Geography）的批准成立，海洋地理学研究不断得到更多的重视。
21世纪以来，海洋地理学从认识论层面开始发生转向，逐渐摈弃了仅由海洋地理学家提出的海洋地理学（ocean geography）观点。而与此相反，能够在人类社会与海洋相互作用的评估方面作出贡献，所有的地理学分支都应该纳入其研究范畴，而将地理学研究领域划分为“陆地的”和“海洋的”之观点应当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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