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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正端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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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风吹动红旗试读：

永远的山谷之风（代序）

我一直鼓动正端兄将自己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但他起初并不在意，说那都是些“易碎品”。

本来么，人都说“新闻的寿命只有一天”，过了“今天”就成了“明日黄花”——倘就新闻本身的“时效性”而言，确实如此。可是，还有一种说法，叫作“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之所以鼓动正端出书，正缘于此。因为，作为编辑，我编发过正端太多的新闻稿件，掂得出他作品的份量。

现在，正端兄地质题材的报告文学、通讯、特写选集《山谷风吹动红旗》终于付梓。当这些归拢在一起的“旧闻”摆在我面前，我蓦然发现，其一篇篇作品，犹如一颗颗明珠，将云南地勘业数十年连绵发展的瞬间，已然连接成一串弥足珍贵的历史项链；又好像一棵大树，其一圈圈年轮，真实记录着云南地勘行业半个多世纪艰难却又辉煌的历史进程。而且，随着时间的久远，其价值会益发彰显。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正端的这些作品，无论是对后来者研究云南乃至全国地勘工作发展史，还是通过观照历史进而思考我国地勘工作的未来，让我们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尽可能不走或少走弯路、回头路，一定大有裨益。地勘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正端的作品，或繁或简，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云南省各个历史时期的全部地勘工作。从中，我们看到地质人如何缔造了“有色金属王国”——从新中国初期云南从事地质工作的科技人员不足20人，发现矿产不及20种，到今天有着门类齐全的地质勘查队伍，并由这支铁军发现各类矿产143种和2000多处矿产地，其中储量达超大型、大型规模的矿床就有140处。还看到了云南地勘人创造出的若干“第一”：中国第一个固体矿产“走出去”项目——老挝钾盐勘查；在国内地勘单位中第一个开展国际风险勘探合作，并在1992年就掘得第一桶金，而当时，中国地质理论界还在为资源勘探是不是商品生产、有没有交换价值而争论不休；在全国地勘单位中成立了第一家省级资源型地矿股份公司；建成云南省第一家黄金提纯加工中心；“滇金”年销售量居云南矿产金行业第一位……

当然，也绝非一路凯歌高奏，繁花似锦。

与全国地勘单位一样，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云南地勘单位体制改革，注定了是一场艰难困苦的“长征”，注定了其间充满披荆斩棘的拼搏与开天辟地创新的故事，充满新与旧观念的碰撞、欢乐与泪水齐飞的景象。具有新闻敏感的正端，更多的是抓住这个时期地勘工作的特质，将其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

于是，我们在《沧桑正道》中，清晰地看到了世纪之交国有地勘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之初地质人内心深刻的痛苦与纠结：“当时，全国大多数地质队伍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还远远没有从改革的阵痛中解脱出来，因而对于属地化后的前景一时感到难以捉摸。甚至有人惊呼：这岂不是要把各省地质队伍当包袱一样甩了？”因此，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一些下岗职工就准备集体上访了。记者还真实记录了属地化之初，云南地矿局原局长陈西京与新任局长李晓明在局门口举行属地化挂牌仪式时那意味深长、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对话场景：当主持人宣布“请陈西京厅长讲话”时，这位一直忧虑着他曾经带领的这支队伍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路该怎样走的老局长“百感交集，竟然一时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我……不讲了吧。’”一句欲说还休的话，包涵了多少困惑与无奈？在这里，作者毫不回避现实，毫不文过饰非，体现出新闻人强烈的社会与历史责任感。

悲壮的征程在继续。正端同时还真实再现了李晓明局长力挽狂澜劝退职工集体上访，大刀阔斧进行内部企业化改革等诸多除旧布新的举措，以及带领数千云南地勘人挑战困境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真正的猛士”行动。“由历史所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我们从《一位地勘局长的金融危机观》中，确乎看到了如鲁迅先生所言的这样一位地勘局长。2008年，刚刚迎来“第二个春天”的地质队伍，却又突然遭遇倒春寒：国际矿业晴空，一时间风云突变；国内地质市场，一夜间“万花纷谢”。地勘队伍何去何从？我们看到，云南省有色地质局局长郭远生面对“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突发变故，之所以能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处变不惊，侃侃而谈自己队伍的种种应变之策，阐述地勘单位如何“长袖善舞”、如何“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经营发展战略，均缘于他已对国际经济与矿业形势了然于胸，对地质市场长期走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地质找矿的需求，有着清醒认知与精准判断。

从属地化初期地质人的万般无奈、百感交集，到国际金融危机突袭之时的镇定自若、虚怀若谷，正端所记录的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

经历了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地勘单位，特别是企业化历练的地质大军中走在前面的队伍，已不再怨天尤人，不再等靠要，恰恰相反，他们迈着“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坚定脚步，迎着金融风暴勇敢前进！似乎是弹指一挥间，地质大军中先知先觉的领导人，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仅仅以完成上级安排布置任务为己任的被动执行者，蝶变为对经济现象洞若观火，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运筹帷幄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地勘企业家——完成了对地勘单位改革发展来说极具历史意义的由“将才”到“帅才”的凤凰涅?！

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以为，这就是正端作品能够引发我们思考而绝非“易碎品”的原因之一。地勘文化的执著守望者

为什么正端作品中记录的一些地质人以及他们的故事，读过一遍之后，就固执地占据了我们的心灵，挥之不去呢？

我知道，正端是地质人出身的记者，在山野中奔波采访了几十年。我还知道，正端深爱着地勘人和地质事业，且这种爱有时表现得几近偏执与疯狂——例如闲来聊天，他可以对某项工作或某个人进行地评头品足，但若你是局外人则不行，如果说了哪怕只言片语在他看来是有损地质人形象的话，他一定跟你理论起来，且没完没了。

也许，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感和长期地质生涯的浸淫，使正端的作品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我想，这种力量，就是我们常说的地质情结和由它所担承的地勘文化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地勘文化作为我国文化百花园中独具特色的一枝奇葩，其表现在地质人行为中的坚韧与坚守、吃苦与质朴、奉献与开拓品质，以及由这些品质所凝结成的“三光荣”精神，正是正端在作品中所极欲张扬的。

比如，戴着沉重“右派分子”精神枷锁的戴恒贵，无论命运对他多么偏狂不公，他却报国之心不死，报国之志不悔，在我国南方找煤中屡屡建功。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寻找到新的找煤标志物“夹矸”，整整两年，他“跑地表，钻坑道，爬老硐”，沿着煤层追索，哪怕只是发现一两厘米厚的夹矸层，就兴奋得“像茫茫夜色中看见一点星火”。研究陷入困境，他的队友中有人灰心，有人退却，他却重新对探槽中挖出的每一个煤层进行详细观察记录，采集了600多个样品，绘制了百余张图件。钻探开始后，他几天几夜守在现场，饿了啃冷馍，困了躺在岩心箱上打个盹儿。当夹矸连续出现在岩芯中那一刻，他竟然“高兴得跳了起来”。在这场与科技手段远超我们的英国同行之间展开的“寻找地层深部夹矸标志”的“竞赛”中，中国为什么能独领世界地质科技潮头？就在于有着戴恒贵这样的千万个地勘人——“地质找矿”于他们，已不再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种信仰。

李文昌——充满民族自尊与自信的地质师，在外国地质专家撤走的雪域高层，依然痴心不改，探索不停，终于找到了国家急需的大铜矿。即使在地勘单位深陷经济困境之时被派往国外一家找金矿的合资公司担任项目总工程师，他仍然坚守着中国地勘人的尊严——因为他果断调整外方原定工作方案，一处高品位金矿迅速浮出水面。为此，外方老板致信祝贺，并以高薪、入股分红、赠送住宅等极富诱惑的条件，盛邀其加盟。可你听他如何说：“跟外商打交道没有主人感觉。钱嘛，够用就行啦。”如果说，金钱与豪宅不能动摇李文昌的信念，那么，老局长李晓明身上，同样闪烁着地勘人的精神之光，因为即使退休后，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地质找矿——“元江县一个叫撮科的地方有很高的磁异常值，可惜一直没有机会验证”。“我要向付军局长建议打钻，地下很可能埋藏着类似新平大红山那样的大铁矿。”

曾有人断言，“三光荣”精神与市场经济社会并不相宜，甚至可能成为阻碍地勘单位走向市场的精神桎梏。然而，我们从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新一代地质人身上看到，这种精神非但没有泯灭，反而更加光彩夺目。崔子良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毫无疑问，与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参加工作的地质人相比，崔子良所代表的“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步出校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无论对职业的遴选，还是对生活方式的抉择，他们都更愿意也更主动自觉地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而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这时候，特别是在地勘全行业陷入低谷的时候，是逃离还是坚守这个经济社会非常需要但却异常艰苦贫穷的行业，就成了考验一个真正地质人的精神分水岭和意志试金石。

因为崔子良的坚守，我们才看到，在“三江”并流区，在那些前人找矿之梦破碎的地方，一个个地质找矿新发现跃然而出！才看到，新一代地质找矿专家又一次在逆境中成长起来！在长篇通讯《将攻深找盲进行到底》中，正端对崔子良的成长成才作出了精辟评判：“当别人因地质工作陷入低谷而纷纷跳槽另谋高就时，他潜心钻研地质科学与找矿理论；当地质春天又一次来临，别人忙着兼职挣外快的时候，他却为找矿突破而呕心沥血，为确立国家级重要成矿区带而奔走呼号。当年和他一起分配到云南地矿局的毕业生有30多名，如今，像他一样坚守下来的，只有4人了！‘吹尽黄沙始到金’——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当然是闪闪发光的金子！”

在正端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上述一个个鲜活的知识分子或领导人形象，还有一个个对地质事业不离不弃的人物群体乃至平民草根。你看，当一年一度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为了找到更多的锡矿，正准备踏进婚姻殿堂的小伙子，给远方的恋人写信说：‘春节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我要用找到富矿的礼物，献给我们纯洁的爱情！’”

从这些舍生忘死、大义为公的地质队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像黄金一样烁烁其华的“三光荣”精神，其集中体现出的苦斗、坚韧、奉献、敬业、不屈不挠和建功立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实质。不止是地勘人，不止是中国人，其实它从来就是全人类所共同崇尚、苦苦追寻与衷心赞美的人类优秀品质的一部分，就如同人类从来都鄙夷和摈弃自私、贪婪、逃避责任与苟且偷生一样。所以，它不但能感动中国，也理所当然能够感动世界。作品记述的那位缅甸政府监理人，之所以向中国地质队员伸出由衷赞赏的大拇指，就是因为在恐怖的缅北“野人山”中，“中国人1天结束1个钻孔，德国人7天才能结束1个钻孔；中国人7天结束1个浅井，德国人要用20天；中国人1年完成的工作，德国人要用3年！”德国人落荒而逃，而中国人却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超大型镍矿！

唯其如此，“三光荣”精神的本质，才不会因为经济社会转型而“过时”，它永远会以凌驾于物质之上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舞着人们勇敢地走向未来。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地勘新闻的勇敢探索者

一位美国新闻同行曾经说过，除了真实性之外，就具体表现手法而言，新闻与文学“毫无二致”。我想，美国同行的观点，对于我们品味正端的新闻作品，正好适用。

在做专业新闻记者的同时，多年来，正端一直坚持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大大丰富了正端的文字表现力和写作技巧，使他在写作新闻作品时游刃有余。

正端很注重对新闻整体氛围的把握。他的作品，有的凝重，有的轻松，有的热烈奔放，有的低回婉转，总之，皆由新闻主题需要而定。“文革”过后，百废俱兴，从“极左”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民，正在以全新的精神面貌，热情拥抱改革开放新时代。《一根高速旋转的钻杆》，就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初，西南边陲地质队的一群年轻地质人，在同样年轻的共青团委书记陈国栋带领下，满怀豪情奔向新时代的工作与生活历程。

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决定了这篇作品洋溢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清新、青春、轻快的基调和热烈、热情、热火朝天的气氛。口琴、竹笛和小提琴声，让绿色的山谷告别寂寞；傣族舞、拉祜族舞，为枯燥乏味的野外地质生活平添了一抹绮丽；篮球场上直冲云霄的呐喊助威和高歌凯旋，使红河城里多少百姓对地质人刮目相看。在共青团的带领下，年轻人工作、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问题、矛盾，都不在话下，都迎刃而解，就连为解决钻孔垮塌而展开的紧急行动，让读者感到的，也不是沉重与苦累，而是“劳动着是快乐的”——“车工田大钧，白天忙一天，每天凌晨三点还起床给大家磨钻头；正准备高考的房希军丢下功课参加突击；男青年把重活全包了，女青年便把做饭、挑水的任务全部承担下来，还买来挂面、罐头、西瓜……”有了这群以苦为乐的青年，夜以继日的加班加点，倒像是在开一个通宵达旦的大“Party”。当我们读到“三天三夜过去了，陈国栋、小梁和几个青年很少休息，他们一个个眯着眼，走路都东摇西晃”时，感受到的，仍然是“工作着是美丽的”。

就是以这样轻松、欢快的笔调，类似的大量伤口告诉我们，这群青年工作起来，是高速旋转的钻杆，而他们的生活，又是旋转着的优美华尔兹舞步，他们就像“五彩缤纷的山茶花开遍了滇西北的山山岭岭”。难怪远在北京的一位新闻记者读过这篇“青春之歌”后，对地质生活心之向之，神之往之，执意要去彩云之南结识这群快乐的地质青年。

用对比与反衬的写作手法，来增强作品的震撼与感染力，也是正端通讯作品的特色之一。比如，在《放歌南洋》中，他和同伴以三〇八队的困境为背景，来衬托地质人永不服输的精神。“1900多人的队伍，离退休的，1000多人；待岗的，600多人；在岗的，只有300人；而全队账面资金，只有不到20万元，连发工资都不够——1990年末，当辞旧迎新的爆竹声就要炸响的时候，三〇八队的状况，就是这样。而且，在这样的低谷中，他们徘徊了几乎整个90年代。”然后，笔锋一转，立刻进入报道正题：“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三〇八队近百人挺进缅甸野人山时，是那么义无反顾——他们当然早就听说过中国远征军在那里损兵折将的悲惨故事。我们不难想象，当面对谭木昌用100美元从缅甸矿业部买回德国人的十几个记录着找矿失败的钻孔资料，就连业主方中色集团都要打退堂鼓的时候，为什么谭木昌会说：‘对三〇八队来说，这还不算最坏的。’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印尼刚出现一线曙光之时，罗玉福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孤独地漂荡在‘千岛之国’各个小岛之间……”通过前边的铺垫，读者马上理解了地勘人的所作所为，更明白了谭木昌所谓“最坏的”为何物——发不出工资的窘境。

以恰切的议论深化作品主题，同样是正端有意为之的写作手法并构成了他作品的艺术特色。而且，他常常使用夹叙夹议手法，以议论推动叙述，使作品达到高潮并使主题得到进一步延展和深化。比如，在介绍了三〇八队利用参股经营的方法实现探采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后，针对国内许多地勘单位都在积极探索探采一体化发展路径，又都步履维艰的现实，议论道：“实践表明，在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地勘单位完全可以通过与有实力又诚信可靠的矿业公司联姻，实现资本经营的目标，而不必事必躬亲，不必直接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矿产开发活动。事实上，许多矿业公司也十分欢迎地勘单位加入进来，因为在未来的矿山增储和扩大勘查区域时，他们也离不开地质合作伙伴。这种地勘企业与矿山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两者分工明晰的独立存在，或许在我们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成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靓丽矿业风景线呢！”我以为，这种议论所表达的这个理念或者观点，可谓慧眼独具、匠心独运。

优美的典型环境描写，生动贴切的比喻，不仅可以增强作品可读性和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对非专业读者也具有很好的“翻译”功能。比如，“薄暮黄昏，在落日的余辉映衬下远眺昆明西山‘睡美人’的绰约丰姿，人们无不惊叹大自然这鬼斧神功之妙！大地沧桑、日月交替，睡美人已经仰卧了几百万年，就在她长发飘拂直下处，又升起一颗璀灿夺目、彪炳千秋的新星——梅树村层型剖面。它伴随着地球已转动了六亿多年！”“古老的岩层是大自然中无字的书，而化石就好比书中的文字，记叙着地层的年龄、时代及矿产。”“探采一体化的地质工作新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以巨大的推动力将地勘单位托举到中国矿业潮头。”

实际上，正端涉及地质领域方方面面的作品，其体裁选择、事件取舍、时空跨度、谋篇布局等，均已属于报告文学范畴了，只是因为他身为专职记者，在为报纸撰稿时，囿于版面容量所限，不得不让自己的文章一再“瘦身”，有的似乎少了点儿“血肉”。但若换个角度，从当今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人们惜时如金，更喜欢“文化快餐”的阅读方式来看，正端的作品又恰好符合了时代需求——不管这是作者的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正端将自己的这册选集命名为《山谷风吹动红旗》，寄托了他对地质勘探事业的挚爱与美好期许。那么，就让我同样以这首永远的《勘探队员之歌》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二〇一一年十一月草笔（作者为中国国工资源作协副主席、《中国国土资源报》编委、高级编辑）

情洒高原——周永康同志亲临云南地勘局送温暖

1999年1月，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一行到云南地勘局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走访离退休老同志、老专家、劳动模范和困难职工，带来党的关怀和慰问，勉励大家要看到希望和前景，加快发展经济。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等省委省政府领导亲切会见周部长一行，分别就机构改革、地勘工作发展、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31日一大早，周部长一行就在省地矿局局长陈西京、省政府副秘书长杜开坦陪同下，赶往昆明郊外的地勘局测试中心和测绘院。在走访离退休干部、劳模、老工人和困难职工家庭时，周部长一一送上部党组的慰问信及慰问金，提前向他们拜年，详细询问他们身体怎么样？子女都在哪里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对在场的单位领导说，老同志过去为地矿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不应该也不可能割断这个历史。我也是唱着《勘探队员之歌》走出学校大门的，我对这个事业和这支队伍是有感情的。要把老同志的好品德、好传统、好作风传下来，延续下去。不论有多大困难，都要保证按时足额发放离退休老同志的工资，为他们创造生活、就医、活动的方便条件，让他们老有所乐，延年益寿。对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要多想办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条件的要努力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在走访局机关老专家时，周部长特别向他们介绍了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筹备进展情况，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周部长叮嘱老专家，一定要保养好身体，这是你们第一位的任务。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要多关心国土资源工作，献计献策，帮助把好质量关，尤其要搞好传、帮、带，只要新老同志共同努力，相信一定能完成好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周部长一行还听取了测试中心和测绘院走市场、谋发展的情况汇报，视察了非金属矿产中试基地建设工地和测绘印刷厂，对大家在困难条件下想办法发展自己的开拓精神十分赞赏。他指出，发展地勘经济一定要同地方经济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你光有产品不行，还要有用户，把合同定下来才算数。目前我们确实面临许多困难，资金不足，地勘单位包袱很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中的问题也不少，但我们不能被眼前和局部困难吓倒，关键是要想办法，看到希望，看到前景，始终保持进取向上的精神状态，理顺思路，选准产业，发展就会快一些、好一些。从长远看，这才是我们的出路所在。

周部长一行还听取了局的简单汇报，同局领导、局高咨小组成员进行了座谈，介绍了机构改革酝酿及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筹备情况，解答了有关疑惑问题。他充分肯定云南局在地矿行政、地质找矿和产业经济发展这三块改革力度大，成效明显。他指出，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历来非常重视地矿工作，过去你们的工作基础好，矿产资源、矿业开发在全国有地位，又有同周边国家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独特优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同区域经济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信是能大有作为的。杜副秘书长也就周部长这次到云南地勘战线送温暖对广大职工的鼓舞作用、做好宣传教育以及今后工作的重点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暖风扑面——徐绍史部长赴云南地矿局调研

2009年12月19日，天高云淡，寒冬里久违的太阳露出了笑脸。

上午为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作完“提高资源保障科学发展能力”报告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刚离开会场，就在省长秦光荣、副省长刘平、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国土资源厅厅长张耀武等陪同下，赶到云南地矿局调研，问候干部职工，看望离退休老同志，了解地质找矿和改革发展情况。

局长付军，副局长李建华，副书记史翔，纪委书记赵万征，副局长全健、吴军，边走边向徐部长汇报、介绍。徐部长听了频频点头，称赞云南局工作做得不错，发展很快，希望继续努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来到局白塔大院“老年之家”阅览室，见几位老同志正在认真读书看报，徐部长显得格外高兴，一一同他们握手，询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到局里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听说地质科研所一位退休女工程师是支援三线建设时来到云南的，徐部长连声说你们辛苦了，感谢大家。他对在场的领导说，云南地勘队伍找矿是有贡献的，六七十年代的兰坪铅锌矿、大红山铁铜矿、哀牢山金矿等成果在全国都很有影响，最近这些年又不断有新发现。在经过的路上，徐部长见到地矿职工和老同志都主动上前握手，亲切问候，叮嘱老同志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安享晚年。

在原局副总经济师、离休干部姜为霖同志家里，徐部长紧紧拉着姜老总的手，详细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和健康状况。当听说姜老总眼睛不好，行动不便，出门全靠老伴搀扶时，徐部长赶紧问他都到什么地方治疗过，效果如何。姜老总和他的夫人李曙雯非常感动，告诉徐部长，改革开放政策好，部、省领导对老同志很关心，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残都考虑得很周到，现在什么都不用愁，真是太感谢了！

秦省长接过话头：地质工作很辛苦，贡献也很大。请局领导转达省委省政府对全省地勘系统干部职工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

参观珠宝交易中心时，徐部长非常“内行”地看着一件件晶莹璀璨的饰品，介绍哪种质料的市场抢手，哪种质料的还可以做深度开发，质量要提高，式样要多样化，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付军局长指着“云南地矿珠宝”的标牌向徐部长介绍：整个商扬都是我们自己的，销路和效益还不错。徐部长赞许地说：搞珠宝应当是我们的强项，有技术，有人才，规模还可以搞得大一些，才能在市场上赢得更多的份额。

当天下午，徐部长又在省长秦光荣、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副省长刘平、省政府秘书长丁绍祥等陪同下，来到国土资源厅调研。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徐部长认真听取了国土资源厅厅长张耀武、地矿局局长付军的汇报，对云南省的国土资源工作、矿政管理和地质找矿、地质科研、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在老挝勘查开发钾盐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很高评价。他说，云南是矿产资源大省，加强地质勘查，摸清资源家底，提前储备资源，提高矿产资源保障科学发展能力很重要，要认真做好，发挥更大作用。从具体部署上说，就是要让基础性、公益性、商业性地质工作紧密结合，集中部署到部里确定的“三江”、“川滇黔”、华南3个重要成矿带上。这些地区我们过去沉淀了许多老资料，要做好老资料的二次开发，这是个非常有潜力的领域，当然要有新的成矿理论作先导，采用新的评价方法、新的技术，这样才会有新的突破。

徐部长强调，在部署地质勘查工作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即：中央、地方、企业三方如何联动；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勘查工作如何衔接；地质勘查和矿业开发如何结合；地质找矿、地勘单位改革和矿业权配置如何处理和配合。这四大关系既涉及出地质找矿成果，又涉及到推进地勘单位改革，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多做些探索。同时还要下大力气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切实做好地质灾害的预防工作。

徐部长特别强调，省里对地勘单位改革非常重视，搞得也不错。你们提出坚持“戴事业帽子、走企业路子”，是可行的。矿产勘查开发、工程勘察、“三产”等多业并举也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必须指出的是，加强管理制度和经营制度建设很重要。管理制度的改革可以增强地勘单位的活力。经营制度改革可以拓宽市场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活力和竞争力结合好了，有助于提高地勘单位自身实力，有利于推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一段宝贵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增强自身实力。

徐部长语重心长地对在座领导讲，改革发展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要处理好，就是地勘单位离退休人员多，历史包袱重。地勘局是1.8万人的队伍，目前离退休人员占了2/3还多。别的部门地勘单位情况也差不多。对老同志的安置困难很大，但必须做好。因为这些老同志过去对地质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改革发展成果一定要惠及老同志，想办法把老同志照顾好、服务好。

针对付军局长在汇报中提出请求国土资源部协调解决的问题，徐部长表示，地勘单位基地建设滞后，设施不配套，供水供电系统陈旧老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部里已经同国家发改委商量了办法，给予适当补贴，逐步解决。开发原有划拨的存量地产，搞“招、拍、挂”，地勘单位实力弱，很难承受，部里将积极反映，认真研究，多方协调，争取有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尽可能争取纳入部的总盘子统筹解决。此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掌声，由衷感谢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秦光荣省长在讲话时指出，徐绍史部长结合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为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又亲自到国土资源厅和地矿局调研。讲话很深刻、很生动，全省国土资源系统的干部职工一定要认真传达学习。明年工作要按照徐部长提出的要求，重点抓好土地规划管理、矿政管理、地质找矿和地灾防治等4个方面的工作。矿业发展必须立足于资源条件。要采用多种先进方法加强地质勘查，加强研究，多出成果，先把资源搞清楚，提高资源对矿业发展的保障能力。矿业开发要实现生态开采、节约开采，综合利用资源。地灾防治非常重要，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花大力气抓好。

三迤大地，寒冬情暖。徐部长亲临地矿局调研的消息，在全局迅速传开。干部职工表示，一定不辜负部、省领导的关怀和期望，积极应对挑战，更加努力工作，为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沧桑正道——云南省地矿局改革发展纪实

对于云南省地矿局而言，2000年8月28日是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日子。在当天举行的属地化挂牌仪式上，多年来悬挂在局大门的“地矿部云南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招牌，被一块新镌刻的“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招牌所取代。这标志着，这个直属地矿部多年的省局隶属关系发生了重大变更，由地矿部直属变成了云南省政府管辖，由“野战军”变成了“地方军”。

有关“野战军”、“地方军”的提法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初朱基副总理的一次讲话，那次讲话明确提出地质队伍改革的方向是：新组建一支“野战军”，负责战略性、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作，由国家拨款；其余划为“地方军”，交给所在地方政府管理，实现企业化经营……

当时，全国大多数地质队伍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还远远没有从改革的阵痛中解脱出来，因而对于属地化后的前景一时感到难以捉摸。甚至有人惊呼：这岂不是要把各省地质队伍当包袱一样甩了？

从1998年开始，有关“野战军”、“地方军”的构想开始付诸实施：原地矿部撤销，属于政府职能的部分划入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属于事业的部分组成中国地质调查局，即“野战军”；与此相对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也先后将本省地矿局属于政府职能的部分划入新组建的省国土资源厅，重组后的地矿局为省政府直属正厅级事业机构，接受省国土资源厅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成为事实上的“地方军”。

1999年7月，国土资源部与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地质勘查队伍属地化管理会商纪要》，云南地矿队伍属地化正式实施。

2000年8月28日，云南地矿局原局长陈西京、新任局长李晓明一起出席了在昆明白塔路大院门口举行的属地化挂牌仪式。此前不久，年满55岁的老局长陈西京刚刚被云南省政府任命为新组建的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按说，近花甲之年被留在国家公务员岗位上，可以继续吃“皇粮”，而且很快就会“安全着陆”，完全可以不必发愁什么了。可是，老局长陈西京牵挂着属下这支地矿队伍将来的命运：这是一支被铭刻在共和国发展史册上的、为确立云南“矿业大省”地位建立过赫赫战功的队伍，如今物换星移，相当一部分队伍还没有摆脱困境，他们属地化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路子该怎么走啊？

所以，当主持人宣布“请陈西京厅长讲话”时，他百感交集，竟然一时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我……，不讲了吧。”

他没有讲话，但等于讲了很多话。

李晓明局长完全理解老局长此时此刻的心情。老局长陈西京是10年前由陕西地矿局调来云南地矿局担任局长的，作为陈西京任内的副局长之一，李晓明亲眼见证了老局长陈西京带领全局职工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改革和探索：1994年，他着手组建了云南地矿集团总公司，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1996年，在“皇粮”日减、全局经济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他以极大魄力成立了地质调查院，使得战略性、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作在困难条件下得以确保。令人难忘的是，从1996年开始，他大胆改革全局“人头费”的管理，每年削减各队人头费的20%，分5年减完，集中在局里作扶持金，用来开发项目。此举“逼”基层地质队长们变过去争“人头费”为争市场项目，尤其在工勘队伍中，很快锻炼出一批善于驾驭市场风云、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打开局面的市场人才，如被称为“救火队长”、后来被提任副局长的郭远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工勘队伍在那几年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虽然效益不是很高，但养活了不少人。也是在陈西京任期内，全局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方面将国外地质人员和资金“引进来”，同时又组织本局地质人员“走出去”，老挝钾盐矿勘查项目的突破便是“走出去”的重要成果，成为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访问老挝时两国元首签署的最大合作项目……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复杂原因，全局改革没能实现对原有体制的最终突破，也就无法使全局经济形成新的良性循环机制，成为老局长陈西京离任前最大的心事。

无疑，当时感到压力最大的莫过于新任局长李晓明。当时他已年满54岁，按说已经是“守摊子”而非创业的年龄了。局属各单位每年削减人头费20%，到李晓明接任局长的2000年，各单位的人头费已所剩无几，“皇粮”眨眼间已是昨日黄花。他必须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别无选择。但他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全局多年的改革探索已经到了突破体制障碍的关键时刻，不敢有半点懈怠。而且，“九五”即将结束，“十五”即将开局，领导编制全局“十五”规划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必须在新的“十五”规划中，对全局如何深化改革作出明确回答。

有必要在这里插一段题外话：为了深刻认识局党委这个班子，笔者曾翻看过好几次局党委民主生活会的记录，其中包括挂牌仪式不久后的一次民主生活会议。那段时间正酝酿成立股份制公司，李晓明的思想非常活跃，几乎经常有新点子，借用一位局党委委员在民主生活会议上的话说是：“我们要跑步才能跟上晓明的思路。”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晓明每次都首先对自己“刺刀见红”，毫不掩饰自己的某些失误，在首先检讨自己的同时，毫不留情对班子成员一一点评。在他的带动下，领导成员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在另外的几次会上，一些党委成员把正常应酬中不得已接受的一些红包、购物券作了报告，之后作了妥善处理。现在社会上有人怀疑党内是否还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有耐心，完全可以从这些字迹潦草的原始记录中找到答案。这是自信的表现，强大生命力的所在。

在挂牌仪式后紧接着举行的职工大会上，李晓明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全力以赴、破釜沉舟推进全局改革，将事业、企业分开，走企业化经营道路，和全国人民同步奔小康！”

不久后，李晓明派副局长李建华、史翔分别带队前往东南沿海和东部一些省份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李晓明在玉溪主持召开了全局第一次改革研讨会，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主攻方向。2001：“推倒地质队的院墙”“腹有诗书气自华”。李晓明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地质队员，有搜求奇石的雅好，在他家客厅案头就置放着好几块采自野外的、反映地球运动过程的观赏石。同时，他喜翰墨，善书法，懂美工设计——云矿股份公司的“滇金”品牌商标便是由他设计的。

他是20世纪80年代地质队专业化改组的亲历者。那次专业化改组是将当时综合性地质队一分为二，即把目的（地质找矿）和手段（探矿工程）分开，再按地域和成矿区带分别组建地质大队和探矿工程队。后来，分驻曲靖、文山、大理、保山、思茅的5个地质大队以及“8”字头的十几个探矿工程队，就是那次专业化改组的产物，形成后来延续近20年的地勘单位格局。

此后，李晓明以一个老地质队员的目光，欣喜地注视着专业化改组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他1970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地质普查与找矿专业，在云南地质局第20地质队（驻玉溪峨山）工作整整10年。专业化改组时，他所在的第20地质队与原驻滇中、滇东、滇东北的8个综合地质队合并重组，其地质找矿部分划入驻曲靖地质一大队。他到地质一大队后不久被提任大队党委副书记，虽然不直接从事地质找矿了，但他看到，这个在专业化改组中诞生的地质大队，集中了8支地质队的找矿精英，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地质舞台。在滇中、滇东北17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取得了一系列找矿突破，如滇中磷矿、滇东北煤矿和硫铁矿等。尤其是滇中磷矿，为云南磷化工产业的诞生莫定了基础，进而有了南昆铁路的修建，在云南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向改革要生产力！”从此成为李晓明不变的信念。

但是，严格说来，作为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次专业化改组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一是专业化，二是集约化。这次专业化改组成功地解决了专业化问题，却没能解决集约化问题，成为后来地矿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掣肘。李晓明后来调局任职，担任过宣传部长、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等，先后参与了辛本智、陈西京两届局长对改革的探索，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试验的租赁经营，还是90年代推行的承包经营，为增强地勘单位活力进行的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目的都是将20多支队伍一一搞活。在此过程中，大家渐渐发现，在事业属性、企业属性并存的情况下，要想单独搞活一个地勘单位是很难的，更何况属下有好几支队伍驻扎在不发达地区，因为环境闭塞，有的队多年分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想在这样闭塞的地方把队伍“搞活”，几乎不可能。这一严峻现实后来被反复证明着。于是，一个新思路在李晓明头脑中渐渐出现：必须搞“事企分离”……

全局第一次改革研讨会李晓明之选择玉溪，是因为驻玉溪区调队成立了一个“迈特（Metal金属）公司”，这个公司把凡是能够走市场的珠宝、印刷、采矿、工勘、超市等十几个小公司组合成一个整体，独立于区调业务之外进行运作，而且取得一定成功。这正是李晓明所期待的“事企分离”，他把研讨会选在这里开，正是为了借机让队长处长们见识一下。不过，李晓明设想的“事企分离”与区调队的迈特公司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以队为单元”，而李晓明则主张“以局为单元”……

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李晓明给“以局为单元”的改革打了一个比方：推倒地质队的院墙！

后来，他率队到国外考察矿业，这一想法变得更强烈了。在加拿大海蓝谷铜矿考察时，他们看到了日处理矿石20万吨的巨大选矿场，其形成的尾矿圈起了一个长达10公里的湖泊，气魄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在澳大利亚，他们考察了绵延200公里长的佩斯铝土矿，发现矿山位于佩斯市的同一水源，而水源地竟然丝毫没有受到污染，为此这个矿山获得联合国环保奖，可见矿山进行了巨大的环保投入。大家对所见所闻都赞不绝口——后来，“开发一片矿山，还一片青山绿水”的口号，正是在这里受到启发后提出来的。

一天，随同考察的一位地质队长问李晓明：“李局，请您谈谈观感，启发我们一下。”“我先听您说说。”李晓明将了这位地质队长一军。“这回算开了眼界！”这位地质队长说，“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国外几个大矿，我们国内的矿山就不值一提了，而且我们的环保也不到位。”“我也有同感。”李晓明沉吟片刻，说：“看来，今后要找大矿，同时要搞好环保，决不能靠地质队小打小闹，非走集约化的路子不可。”

在后来指导编制“十五”规划时，已经升任局长的李晓明有过一次讲话。他强调：事业单位的帽子要戴，企业化的路子要走！同时他第一次提出了主导产业（矿产勘查开发业）和支柱产业（工勘业和三产业）的概念，并相应提出了“四大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企业化经营战略、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战略。

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他阐述了对下一步全局结构调整战略的思考——

以局为单元，从搞活整个地勘经济出发，围绕主产业，将精干队伍和优良资产从地质队剥离出来，进行优化配置和重组，构筑产业实体，推进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后来上述构想被概括为：分离、重组、改制。

历史终于走到了2001年。新年伊始，李晓明正要将改革方案付诸实施时，发生了驻曲靖地质一大队职工要到省委上访的事件。元旦清晨，李晓明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李局长，现在是元旦假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你们安心度假；但不瞒你说，3天后，我们几十个人要到省委上访，标语都写好了……”“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下岗没饭吃了。”接着，对方开始在电话里申诉委屈。

李晓明调局工作前曾任地质一大队党委副书记，熟悉每一个职工和家庭。他从电话中了解到，要去省委上访的是一批20世纪70年代的“内招”职工。这批职工年龄普遍偏大，文化层次普遍偏低，技能单一，而且上有老下有小，难以进入市场，目前大部分人待岗。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政策，此类职工在改革中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当地的“再就业中心”；如果培训后仍然不能就业，就要被解除职工身份，变成“社会人”。地矿部有关部门曾发出文件，要求各省局推行这一政策，使这部分职工感到前途无望。而且，生活在同一个曲靖市，地质一大队的待岗职工比相邻的八〇七探矿工程队待岗职工收入少了一大截，也让他们难以想通。

李晓明来自基层，非常注意倾听来自基层的呼声。得知地质一大队部分职工打算上访后，他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务院上述政策是针对企业而并非针对事业单位的，无论是属地化前还是属地化后，无论是直属地矿部时期还是划归云南省政府管辖之后，上级所核发的人头费都包括了这部分职工在内，因此，动辄解除他们的职工身份，显然有失公平。他认为对这部分职工的生活应该给予基本保障，而且各队的标准应该统一，在此基础上再让他们出去自找门路，另挣一份，日子就会过得充裕些。他同时考虑到，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全局就有了稳定的“后院”，已经拟定的改革方案将顺利地推行下去，否则将会出现相反的、难以预料的局面。于是，他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停止执行现行政策！

次日，李晓明率领有关部门人员亲临一大队和上访人员见面，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上访事件遂告平息。回局后，为了最终解决这部分职工的问题，局党委决定为他们建立生活保障线。李晓明向有关部门强调，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尽快促成“事企分离”，实现人员分流重组“软着陆”的需要。此前，全局已经为离退休人员建立了生活保障线，即离退休资金封闭运行、保证离退休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决定在待岗职工中分别建立如下两条生活保障线：一、凡女年满40岁、男年满50岁以上的职工实行内部退养，退养费按“本人档案职务或技术等级工资标准（即固定部分）的70%+105元生活补贴+每年2元工龄补贴”计发，使内退人员月平均收入不少于500元。二、凡达不到内退条件的职工实行待岗，提高其基本生活费，在当地待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70元，平均人/月达到300元（2003年提高到400元，2004年又提高到450元）。以上标准都略高于当地的内退和待岗人员，让他们基本上衣食无忧。

至此，3条生活保障线涵盖了全局所有不在岗的职工，从而全局有了稳定的“后院”。

2001年堪称云南省地矿局历史上的“改革年”：元月，谋划多时的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组建；6月，原计划在2003年开始的工勘队伍重组因建设部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而被迫提前启动。两场伤筋动骨的改革共牵涉到100多名队处级干部的考察、选拔和任命，整个2001年，局大院车来人往，招待所经常人满为患，显示着这场大变革引发的动荡。

也是在2000年年底，以李晓明为“班长”的局党委进行了增补。根据“分离、重组、改制”的需要，有必要增补分管矿业、工勘的两位副局长以及待任命的纪委书记为党委委员；此前已经有两位副局长，而副局长职数是3人，这就要求有一位副局长改变身份。在此情况下，党委委员、副局长史翔主动要求免去行政职务，改任副书记，为两位分管矿业、工勘的副局长一起进入局级领导班子创造了空间。史翔的高风亮节给基层干部作出了榜样，当时调动工作的100多名队处级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正队级干部因岗位有限，高职低就，被安排为分公司经理，只相当原来分队一级。有局领导作表率，100多名干部都顾全大局，没有人讨价还价，很快各就各位，极大地加快了改革进程。

在对100多名干部的考察、选拔和任命过程中，局党委副书记史翔，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赵万征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曾长期从事组织和人事工作，史翔在1992年到1996年任局组织部长，赵万征在1997、1998年到2000年先后任局劳动人事处长和组织处长，他们把一批又一批干部推荐到领导岗位，其中一些优秀干部在后来“分离、重组、改制”时被放到了关键位置上。如现任国土建设公司董事长崔兆弟，史翔认识他时，他仅仅是地质一大队办公室主任，当发现他有管理能力，有潜质时，就推荐他到鲁甸县当科技副县长，两年后回队提任副大队长，分管地质市场，其驾驭市场的能力很快显示出来。但这时的崔兆弟入党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个别人从中作梗。当时局组织处长已经换成赵万征，赵万征闻讯后，专程赶往地质一大队进行协调，崔兆弟这才如愿以偿，不久后又被提任大队长。工勘队伍重组时，崔兆弟先任“建云公司”经理，再调地勘总公司任总经理，因为业绩突出，于2003年2月调工勘四大公司中的“龙头老大”国土建设公司，先任总经理，后任董事长，成为工勘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再如云南地矿资源股份公司副总裁符德贵，在地质一大队从事技术工作近20年，成绩显著，但按有些人的说法，因“个性”强，迟迟得不到提拔，最高职务是大队副总工程师。2000年8月，在全局“分离、重组、改制”前夕，经史翔、赵万征力荐，局党委同意，将符德贵调往保山地质四大队任副队长兼总工，不久后任队长兼总工，符德贵的潜能终于充分释放开来。他的家就安在队上，自己常年跟着地质人员跑野外，极少回家，饿了就跟其他地质人员一样买盒饭吃，困了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不久后全队找矿捷报频传，发现了金厂河、打厂凹、黄家地等好几个隐伏矿，符德贵本人并提出三江流域“二极构造锐角区成矿”认识。也因为业绩突出，符德贵于2004年调云矿股份公司，成为主管地质勘查的副总裁。生蛋的鸡：股份制公司

李晓明组建股份公司的念头始自1999年。此前他注意到，在全国组建地矿“野战军”、“地方军”的过程中，有关“野战军”——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定位比较明确，如何开展战略性、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作也有一系列文件作规范，并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各省“地方军”今后如何从事商业性地质工作，如何实现企业化经营，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带着这个问题，他于1999年率队到国外进行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国外的一些矿业公司都能从资本市场融资。所谓资本市场，无非就是股市、债券、基金、保险等，一旦找到矿，资本就能大幅增值，矿业就能滚动发展……国外多种融资渠道给了他启发，他想：云南省地矿局能否也组建股份公司，通过股份公司上市融资，在商业性地质工作中先迈出一步？

这个构想同时也是从地矿部门的实际出发的。尽管地矿部早就提出“以找矿为中心”，但每年给各省地矿局下达的费用有限，而且是将人头费、找矿经费捆在一起下达的。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实际上各省局每年的经费主要用来养人，真正用于找矿的寥寥无几。云南局的情况同样如此，一些地质队长形象的说法是，每年的经费到账后，“先砍一刀用来养人，剩下多少再谈找矿，”每年各地质大队用于找矿的资金相加在一起，不超过1000万元。对于云南这样的矿业大省，对于埋藏越来越深、勘查成本越来越高的矿藏，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所以有必要开辟新的资金渠道。

一天，他找局办公室主任马百壮谈话说：“你是地勘经济专家，我让你当办公室主任，不是让你搞迎来送往，而是让你研究地矿经济，研究法律环境……”李晓明又说，“今后我们要开展商业性地质工作，可能要成立上市公司，实现矿业权与资本市场融通，所以，从现在起，你要注意研究法律环境的变化，尤其要研究矿业权流转的法律依据。一旦法律环境允许，我们要把组建股份公司提上日程。”

从此，马百壮开始跟踪矿业法律法规变化，研究矿业法律环境问题——

马百壮首先研究了矿法。1986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矿产资源无法在市场上流转。当时，同样无法在市场流转的还有土地，因为原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也规定土地是国家所有，是不能买卖的。但是，后来由于全国进行房改，土地法不得不进行相应修改，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房改才得以推行下去。

有土地法带头，不久后，矿法也相应地将所有权、使用权分开，从而为矿权的流转排除了法律障碍。

但是且慢，法律环境成熟后，还有待可供操作的国务院文件出台——

2000年上半年，国务院陆续发布了有关探矿权登记管理办法的240号令、有关采矿权登记管理办法的241号令……

马百壮注意到，还有一个矿业权转让办法的文件尚未出台，可谓万事俱备，只欠矿业权转让这个“东风”了。一旦这个文件出台，就意味着法律环境最终成熟，组建上市为目标的股份公司可以动手操作了。

终于，2000年11月的一天，国务院以242号令的形式，出台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马百壮看到文件后，当即向局长李晓明作了报告。

李晓明决定把股改的构想马上付诸实施。

这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为了将股改与和股改有关的改革同步进行，李晓明先在地质三大队进行了试点：第一，在“事企分离”进行资产和财务分割时，尽量把优良资产划给企业，同时把一些呆账、坏账和不良资产划入事业队挂账，让企业轻装上阵；第二，在完成“事企分离”后，保留地质三大队的事业性外壳，从事离退休职工和内退、待岗职工管理，基地物业管理，职工身份管理，社会保险管理等，不再从事企业经营。在此过程中，他决定将地质三大队的大部分地质人员组合到即将成立的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走商业地质工作的路子，另外一部分地质人员则划归局地质调查院，与地质科研所、区调所、水工环所、物化探所一起，将地质调查院进一步做实，使全省战略性、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作得以确保。后来，地质三大队从事工勘的“滇西公司”也重组到局集团公司下属的工勘公司，这是后话。

按照地质三大队探索的模式，不久后，驻曲靖地质一大队、驻文山地质二大队、驻保山地质四大队、驻思茅地质五大队也进行了类似分离和重组。

李晓明将未来的股份公司称作“生蛋的鸡”。为了这只“生蛋的鸡”，他不久后启用了两个人：除前述马百壮外，还有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周昶。周昶时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基层管理部开发处处长，1998年，周昶曾成功地为云南省地矿局兼并的北衙矿山申办“停息挂账”——北衙矿原是铅矿，云南地质三大队通过化探发现该矿有金矿远景，遂向大理州有关部门提出兼并要求。鉴于该矿山早已负债累累，大理州有关部门同意作“0资产转让”，实际是“承债式兼并”，即兼并矿山的同时必须承担矿山原有债务并负责安置600多名矿工。北衙矿的债务高达2600万元，云南省地矿局感到压力沉重。这时恰逢国家经贸委出台了“停息挂账”政策，批准一些欠债企业可以在7年内“挂账”，即7年内既不还本也不付息。7年后再还本但不付息，当时周昶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前身——地矿部中矿筹备组工作，正好分工负责“减债”，于是，时任云南地矿局副局长的李晓明前来向周昶求助。不久后，经周昶努力，云南北衙矿“停息挂账”获批准。在此过程中，周昶与云南地矿局结下了不解之缘。鉴于周昶参与过一些国营大型骨干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于是，2000年底，李晓明去北京出席厅局长会议期间，书面向部领导报告，征得中国地调局同意，将周艇借来云南帮助工作。

那是最让李晓明操心的一段日子。为了云南地矿队伍的生存和发展，他和局班子成员全都进入了忘我之境界。——1999年初，周昶陪同国家经贸委的官员来云南考察后回京，李晓明闻讯后赶到机场送行，和周昶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谈话。当时国务院《关于地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尚未出台，有人猜测说国家今后可能不养地质队伍了，甚至有人猜测地质队伍可能被遣散。在此情况下，李晓明没有一句话谈自己的仕途进退、个人得失，所谈全部是队伍的命运以及成立股份制公司的打算、股改工作量、股改成本……。不久后，李晓明到北京出席国土资源部召开的厅局长会议，他把周昶找到他下榻的山水大酒店，又长谈到深夜，两人最后下定了股改的决心。就在当夜，两人估算出股改成本约在800万元左右。

周昶问：“怎么样，压力够大吧！承受得了吗？”

李晓明回答：“就算我们用这笔钱搞一次风险勘探吧！”

这句话让周昶非常感动，这也是周昶后来愿意助李晓明一臂之力的原因。

分手时，李晓明指着一大摞资料感叹道：“股份公司上市的程序太复杂了，弄清这套程序要读大量资料，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汗牛充栋’了。”“不但股份公司上市的程序复杂，而且能否上市的因素也很复杂，有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努力……”这时周昶问，“万一不能上市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晓明说，“万一不能上市，搞成一个现代化企业也值得，我们的队伍也就有了出路！”

周昶再一次被李晓明的话感动。

2001年伊始，云南省地矿局股改筹备组成立，股改正式启动，由副局长李建华负责，马百壮、周昶被任命为总协调人。

2001年元月5日，云南省地矿局以云南地矿集团总公司的名义，聘请国家经贸委、海通证券公司、云南省经贸委、云南冶金集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进行有关股份公司理论以及运作实务的培训。培训共进行了5天，在此期间，所有局领导、处长和地质队长全部参加，不得请假。

2001年5月，周昶执笔起草的《股份制改组方案》出台。

此间，云南地矿集团总公司派科技处长赵劲邀约多年来的合作伙伴——云南冶金集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上海国金投资有限公司、昆明金马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5家参股单位，共同签订《发起人协议书》，宣布共同组建全国第一家资源型公司——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局集团公司以其生产经营性资产及部分现金投入，其余5家参股单位以现金投入，总股本6000万股，局集团公司占股本总额的85.27%，为控股单位。接着，局集团公司聘请云南亚太会计事务所对组合单位进行财务审计——按照《公司法》规定，凡申请上市的必须是此前3年连续赢利的企业，但各地质大队原来的账目却是事业账格式，这就必须改为企业账格式，而且要从原始凭证改起，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当时各队的财务资料都集中到局机关，堆满了大半个会议室。局领导通过云南亚太会计事务所借来了30多位会计师，在审计的同时，还与各队的财务人员一起，担起了重新做账的任务。而且，以前的原始凭证中不少是白条子，如今要换成正规发票又牵涉到补税，后来，仅补税一项就达到120万元，再加上中介费用等，股改成本总计达到500多万元。为了保证按期完成股改，局领导把当时仅有的3部小车全部给股改筹备组使用，自己走路上班，需要外出开会时就找外单位借车，而且是多人共用一车……。

在组建股份公司的过程中，尤其是从事业队剥离优良资产和黄金矿山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先在地质三大队搞过试点，但因受经济利益驱动，仍然出现了重重阻力，如文山老寨湾金矿并入股份公司时就是如此。李建华副局长奉命去做工作，被警告说：“你想当改革功臣，但是，弄不好你就成了罪人——老寨湾金矿是我们二大队发现的，我们自己搞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拿给你们？”李建华副局长耐心解释：“你们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留给你们搞，最多搞个小喜欢；交给股份公司，不久就是个吨金（年产黄金一吨）矿山。从长远看问题，你们说，哪个划得来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部分人员的思想工作做通。

从下半年开始，股份公司组建速度加快——

2001年8月20日，6家股东共同签署《重组及资产投入协议》。

2001年8月24日，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成立大会，时任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牛绍尧出席并亲自授牌。

2001年8月27日，股份公司获云南省经贸委批准，省工商局颁发执照，从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辅导期。

2002年8月底，为期一年的辅导期结束后，会同券商起草股份公司核心文件《招股说明书》。

2002年底，云矿股份公司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的辅导验收；不久后《招股说明书》完成；接着，重达150公斤的《招股说明书》分3箱封装，被送往北京，从此正式进入受理和预审阶段。

2004年，中国证监会通过了对云矿股份公司的预审，公示7天，上市的曙光遥遥在望……

云矿股份公司成立后发展迅速，尤其是2003年副局长郭远生担任总裁后，发展进入快车道，短短几年间，在文山、大理、红河建成吨金矿山，并在昆明建成云南省第一家黄金提纯中心，注册了“滇金”品牌，取得了上海黄金交易所上市交易资格。此外，公司在保山、沧源发现了一系列矿产地，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公司组建5年来，其总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增幅每年都保持在50%以上。2005年，公司总收入达到4.3亿元，净利润7200万元；预计2006年净利润将达到8000万元。一系列事实说明，在“分离、重组、改制”中诞生的云矿股份公司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财富，不愧是一只“会生蛋的鸡”。新魔方：工勘业和第三产业重组

在云南省地矿局的“十五”规划中，工勘业和第三产业被列为两大支柱产业。

云南省地矿局的工勘队伍是在探矿工程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期，探矿工程队伍以其劳务作为交换，比几个地质大队先一步进入市场，淘到第一桶金，并很快从过去单一的探矿工程延伸到工勘业——城市地质勘察、基础桩灌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边坡治理、隧洞开凿等。一段时间里，在探矿工程队基础上成立的工勘公司多达17家，不仅在省内，甚至在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的建筑工地上，都可以看到标有“云南地矿”字样的工勘队伍的身影：一台台大口径钻机、一台台大功率挖掘机……，展示着云南工勘队伍的风采。

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所有工勘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而且企业资质低，除了两家工勘企业（滇东公司、勘察总公司）具有施工一级资质外，其他公司只具有施工二级、三级资质，市场竞争力有限。每当工程招标时，群起投标，竞相压价，自相“残杀”，导致谁的日子也难过好……

在李晓明主持制订的“十五”规划中，原计划把上述17个公司重组为7个既有施工资质，又有勘察资质，并有测量测绘资质的公司（其中产值超亿元的公司1个，超5000万元的3个，超3000万元的3个），时间排在2003年。但是，出人意料地，建设部于2001年初颁布了《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企业资质标准》，随之，全国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的工作正式展开。建设部的两个文件大大提高了资质标准，抬高了市场准入门槛，按照云南地矿局工勘队伍现状，都不能满足建设部的要求，如果不立即进行重组，将无法继续在建筑市场立足。为此，云南省地矿局党委不得不做出决定：提前启动对工勘队伍的重组。

局党委同时决定：工勘队伍重组由副局长郭远生牵头。

郭远生早就和工勘队伍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间，驻大理八〇二探矿工程队、驻富民八一四探矿工程队等先后陷入困境；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是由他出任大队长，赴汤蹈火，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郭远生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工勘队伍管理经验，因此，由他主持工勘队伍的重组，正是众望所归。

面临整顿建筑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郭远生审时度势，考虑对策。多年来，云南地矿集团总公司具有总承包二级资质，建设部颁布的新规定中，要求具有二级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每年产值必须达到1个亿以上规模；要想保住云南地矿集团总公司的施工二级资质，并达到1亿元产值规模，就必须放弃原来16家企业的原有资质，然后全局工勘企业共用一个资质……

这样的重组是利还是弊？

郭远生为此颇费踌躇。在连续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他让大家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让工勘处做进一步调研论证。领头调研论证的是局工勘处处长张翔杰，成都地质学院探矿工程专业1983年毕业生，曾任云南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副总经理。他经历过该总公司由盛到衰、由衰转盛的全过程——云南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成立于1991年，其施工力量主要来自驻富民八一四探矿工程队。之所以称“总公司”，是因为此前已经有滇东公司（昆明一水）、滇西公司（下关地质三大队）、滇南公司（泸西三水）3个工勘公司成立；3个工勘公司成立后，各队的工勘队伍也想加盟进去，但单位之间又矛盾重重，有扯不完的皮，于是又有了由云南地矿集团总公司牵头的该总公司，意在让各队的工勘队伍都挂靠在这个总公司名下，去共同占领建筑市场。总公司成立后，各队工勘队伍纷纷加盟，一度占领全局的半壁江山。此举实际上是全局范围内最早的“事企分离”，可惜未能坚持下来。

在这一过程中，张翔杰思考了不少问题，与副局长郭远生对工勘队伍今后的改革方向有了共识。张翔杰后来抽调局改制办工作，得以从更高层次、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全局的工勘队伍。2001年5月下旬，在进行关于工勘队伍重组问题的调研和论证时，他通过回溯总公司的兴衰后认为：目前工勘队伍重组既要解决“散”的问题，但也不能“独此一家”，只保留一个公司和保留一个资质，况且这不利于工勘队伍之间的竞争。据此，他提出了重组工勘队伍的初步方案。

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副局长郭远生听取张翔杰的汇报后，拍板决策：“与其保一个总承包资质，不如保几个专业高资质！”

郭远生副局长表示要放弃集团总公司的二级总承包资质，同时决定将分布在全省的16个子公司，按照地域、专业、人员、资本金，调整组合为如下四大公司：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驻昆明，后更名云南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由云南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云南省曲靖建云地质工程勘察公司、云南省开远工程勘察施工公司、云南地矿隧道工程公司共4家公司合并组成，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职工517人）。

——云南滇东工程公司（驻昆明，后改名为国土建设工程公司，由云南滇东工程公司、云南玉溪地质工程勘察施工公司、云南省大理八〇二地质工程勘察施工公司、云南地矿机械化施工工程公司共4个公司合并组成，注册资本金2800万元，职工764人）。

——云南省楚雄地质工程勘察施工公司（驻楚雄，后迁昆明，并改名为云南地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由云南省楚雄地质工程勘察施工公司、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施工部分、云南思茅地质勘察工程施工公司、云南玉溪地质矿产工程勘察施工公司、云南省物化探地质工程勘察施工公司共5个公司合并组成，注册资本金1900万元，职工352人）。

——云南南方地勘工程有限公司（驻大理，由大理地质工程勘察施工公司、云南大理八〇四地质工程勘察施工公司共两个公司合并组成，注册资本金830万元，职工200人）。

以上四大公司既具有施工资质（前三者为一级，后者为二级），同时具有勘察资质（前二者为综合甲级，后二者为综合乙级）。

此外，这次重组时还保留了“云南地矿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二级资质）。

方案确定后，云南地矿集团公司于2001年6月12日召开“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做好施工企业资质就位工作会议”。会上，局长李晓明郑重宣布了上述重组方案。

会后，3个施工一级资质企业很快完成了相关资料的申报，并很快通过了省建设厅初审，紧接着又通过了建设部终审。与此同时，两个二级施工资质企业的申报工作也同步展开，不久后也通过了有关部门审查。工勘队伍整顿、企业资质就位工作至此结束。

在云南省地矿局2003年8月8日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载和评价工勘队伍这次重组的——

工勘施工业，过去分散在20多个地勘单位，产业雷同，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问题突出，这是我们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次分离基础上，结合工程建设市场资质整顿要求顺势推进了工勘业的重组，将全局17个各个级别的施工资质企业，重组为国土建设工程公司，勘察总公司、地矿建设工程总公司、南方地勘工程公司共4个高资质勘察施工企业（施工一级，勘察甲乙级），重组后的企业于2001年获建设部批准。通过优化重组，从体制上有效地解决了工勘队伍散、小、弱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工勘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2002年全局工勘业签订工程合同价款3.5亿元，收入2.8亿元，比上年增长8%，净资产回报率超过6%，突破了连续4年徘徊的局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工勘队伍重组完成后，为巩固其成果，工勘处处长张翔杰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各工勘公司、院与分公司管理关系的若干意见》、《关于事企分体运行后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工勘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及相关关系问题的处理意见》等一系列建设性文件。这些文件下达后，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建立正常的工勘队伍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2003年，全局第三产业也着手进行重组：一、以盘活全局土地存量为目标，组建云南山水房地产公司；二、以做强地矿珠宝产业为目标，重组云南地矿珠宝公司；三、以构建矿产勘查开发和贸易一体化的产业链为目标，组建云南地矿进出口公司。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山水房地产公司，该公司组建后，全局大片存量土地得到开发，旧房得到改造，在曲靖，在沪西，在楚雄，在新开辟的昆明山水南苑，一栋栋新楼盘拔地而起，而且面向全局职工出售，不受地域和户籍限制，使得全局近千户人家在春城昆明这座“宜居”城市里得以安居。

与工勘业重组一样，第三产业也很快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仅仅一年后，房地产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珠宝业销售收入超过4800万元，地矿进出口贸易达到1.6亿元。硕果累累：“三江”矿讯频传

属地化后的云南地矿队伍可谓喜忧参半。喜的如云南省政府对这支从“野战军”转变的“地方军”很关心，政策较部管时好，不但拨款基数几年不变，而且离退休人员还能按人头发给地方性补贴，如云南省的三项地方补贴，便是属地化后正式列入省财政，之后地矿离退休职工才享受到的。这在直属地矿部时期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事情，那时地矿部面对各省的地方性补贴，原则上都是让其自筹，至于是全额发放还是部分发放，是全员发放还是只给部分人员发放，也都由各省局自定。当时云南地矿局经济拮据，一度给部分人员发放了部分补贴，随之引发了不同利益人群之间的矛盾，如今矛盾缓解，皆大欢喜。忧的如新组建的云矿股份公司上市的途程坎坷：自2001年8月云矿股份公司成立，到2004年12月中国证监会通过对云矿股份公司的预审，前后经历长达3年半的时间，正当距离上市只有一步之遥时，忽然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国证监会暂停发行新股……

至此，云矿股份公司上市成了遥遥无期的事情。

局长李晓明创建云矿股份公司的初衷在于上市融资，以解决长期以来被称为资源勘查“瓶颈”的找矿资金投入不足问题。好在李晓明早有不能顺利上市的思想准备，没有将自己吊死在“上市”这一棵树上——在组建云南地矿资源股份公司之后，他又开始着手构建商业性地质勘查风险融资机制，对一些企业实施参股或控股，如2003年会同省发改委一起，共同组建华西公司，目的在于控制一定的社会资本金，用于投资找矿。全局最多时控制社会资本金超过1亿元。与此同时，局还同多家银行建立了银企合作关系，获授信贷款额度达3亿多元。以上两项举措，有效地解决了资源勘查投入不足这一“瓶颈”问题。

普朗大型铜矿的发现和探明便得益于此。

普朗铜矿位于“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云南流域北段。1994年，原地矿部在昆明召开会议，宣布启动“三江特别找矿计划”，当时云、藏、川分管矿业的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都参加了。会议开得很隆重，地矿部的决心很大，但能拿出来的找矿资金每年也不过1000万元。云南首先启动的勘查项目是羊拉铜矿，由地质三大队实施。羊拉属于德钦县管辖，从羊拉矿区到德钦县城100多公里，不通汽车，修通公路要2000万元，把全年投资都投给云南也不够。在没钱修公路的情况下，地质人员只得骑马进羊拉勘查。因为不通公路，勘查进度特慢，真的成了“羊拉车”项目，一拖5年多。也是因为不通公路，一位新婚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山途中得了肺水肿，因无法及时送往县城抢救而死亡。

李晓明当时还是副局长。有了“羊拉车”的教训，到实施普朗铜矿项目时他就找到办法了：1999年，他把南非比利顿矿业公司的人员和资金“引进来”，共同组建高山矿业公司，他出任董事长。普朗铜矿由比利顿投资，占70%股份；中方出区块，占30%股份。但同时宣布，3年内保留回购权。这等于说，如果3年间有新发现，它将按市场价回购，普朗又完整地回到局手中。

不久后，李晓明的新构想成为现实：新成立的迪庆铜业股份公司给普朗铜矿投资6000万元，其中，云铜出资47%，云南地矿出资38%，迪庆州出资15%。

李晓明很快把38%的费用分解给自己麾下的云南地矿资源股份公司、华西公司，前者承担20%，后者承担18%。

6000万元勘探经费投入后，普朗铜矿规模只用一年时间就见大效果——这是一个储量3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铜矿。

有必要说明的是，云南地质工作者在“三江”发现的矿产地不仅仅是羊拉、普朗，在怒江州白秧坪、思茅太平掌、迪庆里仁卡、保山腾冲老厂坪、保山核桃坪、保山芦子园、大理北衙、红河金平、楚雄小水井，都有新的矿藏发现，总计12处之多，其中矿产资源量铜329万吨，铅锌785万吨，银8074吨，金282吨，潜在经济价值4400亿元。

以上12个矿区总称为“西南‘三江’铜金多金属成矿系统与勘查评价”项目，于2005年获得了全国最高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采访过程中，云南地矿局总工、“三江”项目首席科学家李文昌说过如下的话：“如果没有风险投资融资机制的建立，如果没有云南地矿资源股份公司、华西公司的组建，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要实现‘三江’找矿突破简直不太可能。”

在找矿过程中，项目组还总结出“多岛弧成矿论”、“陆内转换成矿论”，两大成矿理论将有效地指导今后“三江”找矿；他们同时集成的五套找矿技术，在快速勘查、快速评价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的成果是1956年建局以来从未有过的。尾声：翻越“十一五”高地

李晓明于2005年6月改任局巡视员，其局长和局党委书记职务由省委派来的付军接替。

在李晓明卸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职工们在一些聚会场合自发地缅怀他在任期内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回顾全局在他任期内出现的巨大变化，纷纷表示对他的敬意——他们也许并不掌握李晓明任期5年中全局总收入、年利润、净资产回报率如何大幅提高那些枯燥数字，但是，职工年平均工资由5年前的6300元增加到如今的2万元，则是每个人都感同身受的。还有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无论在局白塔大院，还是在新开发的爱地花园，不少住户门前停放着私家车，都在无声地证明着什么……

这真是“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有一天，笔者问卸任后的李晓明：“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有啊，元江县一个叫撮科的地方有很高的磁异常值，可惜一直没有机会验证。”他说，“我要向付军局长建议打钻，地下很可能埋藏着类似新平大红山那样的大铁矿。”

看来，退下来的李晓明依然不失老地质队员本色。

云南省委组织部来局宣布付军任职之前的某一天傍晚，局办公室主任吴军接到李晓明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请你来一下。”

吴军很快出现在李晓明面前，被告之：新任局长将很快来局接替他的工作，为了让新局长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有必要提前给新局长介绍情况。李晓明让吴军立即设法和新局长联系，并尽快派车把新局长接来……

就这样，吴军成为除李晓明之外最早知道这一重大人事变更的人。他感叹李晓明在仕途去留问题上的宽怀和大度。他通过省委机关编印的一本通讯录，很快找到新局长付军并通了话，接着派车把付军接了来。吴军把新局长付军送进李晓明办公室后，当即退身出来。

于是有了新老两位局长第一次长谈。“云南局今后有希望！”见面过后，李晓明不只一次扳着指头在他人面前纵论新局长付军的长处：付军在大学学的是矿业，当过大姚铜矿矿长，是内行领导；付军当过临沧行署专员，有行政经验；付军先后在云南铜业、云南轻纺、云南医药等好几家大企业集团任职，熟悉现代企业制度……“更重要的是，他才41岁，小我18岁，可以风风火火干好些年呢！”

不久后，省委组织部来局正式宣布了对付军的任命。任命宣布后，在李晓明和班子成员的支持配合下，付军很快进入了角色。就像李晓明真诚尊重他一样，他对老局长李晓明也非常尊重，无论召开党委会议，还是召开业务会议，他都要邀请老局长李晓明列席。一天，他郑重表示请李晓明帮助他把好两个关：“老局长，你是专家，请帮我把好地质找矿关；你熟悉全局的人事，请帮助我把好干部关。”李晓明当场答应。

5年前，李晓明用“老局长”称呼前任陈西京，如今，付军又这样称呼他了。白驹过隙，只在眨眼之间，李晓明不由得生出些感慨来。

如果说，多年来云南地矿局各级干部习惯于站在部门角度、专业角度看问题，那么，付军则能够站在全省经济发展的高度看问题，这是他有别于常人之处，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出于职业习惯，付军多年来对矿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非常关注，到云南省地矿局任职后仍然如此，每天他都要从电脑上了解矿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信息。他清楚地记得，担任大姚铜矿矿长（1998.9～2000.5）期间，每吨电解铜的单价在1.4万元到1.5万元之间，如今升到了4万元以上，多好的价钱啊！可惜自己囊中羞涩、手中存货不多。每当这时，他就感到加强勘查找矿的紧迫性。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付军在高度评价云南省地矿局改革业绩的同时，认为全局的矿业还没有做到足够大，没有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尤其是勘查找矿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矿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有大幅提升，由2000年的10%提高到了34%，但是，作为全局主导产业的矿业年销售收入为4.5亿元，而支柱产业中的工勘业和第三产业收入相加为6.3亿元，相比较，矿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地位仍然没能凸显出来。

他在一次会上坦言：“云南矿业的加工能力过剩，而资源相对不足。”

有鉴于此，付军在指导编制全局“十一五”规划时强调：“在未来的5年，一定要在原来基础上，把勘查找矿进一步做大，这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他同时强调，“要制订奖励政策，一旦找到大矿，要重奖地质人员，让他们一生衣食无忧。”

为做大地质勘查找矿，付军决定成立云南省矿业投资公司、云南省地矿局勘查一部、二部和专家委员会。

为了把“十一五”规划做好，他提名组成了以副局长李建华为组长，副局长郭远生、全健为副组长的“十一五”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按照付军的谈话要点，领导小组分别召集有关部门开了一系列调研会，于2005年12月完成了长达8万余字的《云南省地矿局“十一五”发展规划》。

按照这个规划，“十一五”期间将实现总收入152.7亿元，2010年实现总收入40亿元以上，年平均增长24%。

按照这个规划，到“十一五”期末，在岗职工年平均劳动收入将超过4万元，充分享受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无疑，这是一座新高地，等待全省地矿队伍翻越。

规划文稿完成后，由局领导李建华、史翔、郭远生、全健以及局办主任吴军等人亲自送往北京，呈请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局长付军审阅。

付军和大家一见面便兴高采烈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很快就要出台。”接着讲了文件的基本精神。大家发现，付军过去历次谈话要点竟与国务院《决定》精神惊人地吻合，对他的预见性无不啧啧称奇。

当时在场的人和全国地质工作者一样，盼望国务院这个决定如大旱之望云霓。当得知梦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2006年初，“十一五”规划开始实施。根据这个发展规划，酝酿已久的云南省地矿局勘查一部、二部和专家委员会相继组成。老局长李晓明被任命为专家委员会主任。

同时，局长付军指令副局长李建华牵头起草《重奖地质找矿人员办法》。

以此为标志，云南地矿局“十一五”开局。

通过对陈西京、李晓明、付军三届局长的采访，通过研究改革带给云南地矿队伍的沧桑巨变，笔者不禁想起伟人毛泽东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让我们为云南地矿队伍的未来祈福吧！

“滇金”掌门人——郭远生写真

他见证了转型时期云南地矿事业由衰到盛的发展历程。在群峰苍茫的红土高原滚爬了30个年头，在队（处）、局级领导岗位上磨炼了17度春秋；他以对党和事业的无比忠诚与执著，搞改革，探新路，处处充当马前卒，和伙伴们一道，用艰苦卓绝的劳动迎来了地质工作的第二个春天。

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企业家。凭着广博知识和实践积累，由他主持编写的42万字的《云南地质矿产概论》，被列为大学教材，广泛运用。先后撰写每篇10万字以上的论文数十份，被国家、省、部级重点刊物采用，内容涉及矿权制度改革、地勘业发展方向、国家资源战略、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等，因此被聘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财贸学院客座教授，活跃在大学讲台和国土资源高层论坛。

他把学习当做毕生追求。工作千头万绪，他总要挤出时间，孜孜不倦地求知识、钻理论。1990年参加全国厂长经理培训，1993年参加大中型企业总经济师岗位培训，2001年完成西南师大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班学业，至今仍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资源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逐步成长为懂业务、会管理、敢创新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他用突出的业绩和渊博的学识征服了同行和专家，赢得了高层领导和社会的认可和赞赏。1998年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2003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是一名具有强烈事业心、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领跑者。和同伴一起，把全国地矿系统第一个资源性股份公司从创利薄、收益少的举步维艰中带入高速发展轨道，独树一帜，声名远播。

他叫郭远生，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1958年生。有棱有角的脸庞，睿智聪慧的大眼，浑身洋溢着不竭精力，不由人不赞叹：正当创业好年华！引　子

郭远生1975年从四川农村参加工作来到云南地质十八大队，由一名普通工人、地质技术员到宣传科长，政治进步，文思敏捷，为人谦和，勤学好问，撰写了大量有见解有深度的宣传材料，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88年，合并后的地质三大队搞领导干部竞选，他的治队方案，赢得上级信任和职工支持，获信任票第一名，走上副大队长领导岗位，时年30岁。

他主管全队多种经营并兼任经营部主任，亲自带领经营人员采矿石、揽工程，很快由10多人发展为拥有100多名职工的大理地勘公司，年创利润100万元以上。

后调二水文队担任副队长兼总经济师，同样表现出超凡的领导和经营才干。2001年，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柳万东宣布郭远生提升云南省地矿局副局长任命书时，在大会上称赞郭远生年富力强，经历了多岗位锻炼，被赞誉为“救火队长”、“扭亏能手”。

这番话指的是郭远生三次临危受命，将两个特困地质队带出窘境扭亏为盈，使一个经济急剧滑坡的地质队重视生机的事。在这3个队任队长期间，他一面学习市场、理解市场，同时大胆闯荡市场、驾驭市场，费尽心力承揽到一批合同量较大、回报较丰厚的大型工程，接着又决战上海、挺进广东工勘市场，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

职工按时领到了工资，报销了医药费，年终还得到了数额不等的奖金，人人眉开眼笑，上下皆大欢喜，“救火队长”的名声迅速传开。

事实上，这都是郭远生得以施展才干的前奏曲。果然，2001年1月，郭远生被推到云南省地矿局副局长的位置，翌年兼任省地调院院长。那时，大调查刚刚铺开，工作繁杂。郭远生主持编规划、落实项目，还亲自跑矿区踏勘，他说“有一种重新找回地质勘查的感觉”，忙碌而又格外充实。正当他庆幸找到了符合自己志趣的归宿时，没料想又被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琢磨上了。“属地化”后，云南局全力推行以分离、重组、改制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郭远生先分管工勘施工，参与导演了将分散在东西南北各地勘单位产业雷同、低水平重复的17家工勘企业重组为3个拥有一级资质、1个拥有二级资质的工勘大公司。而最先由云南地勘总公司（集团）发起并控股，联合上海国金投资有限公司等6家科研、院校和有实力企业集团参股组建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制矿业公司，在过去一年的运行中，由于受传统体制、机制惯力等诸多因素影响，成效却不尽如人意。

李晓明反复思考，既然是地矿资源性公司，当然要以资源勘查开发为主营业务，这就要求它的掌门人必须由找矿、开发、经济、管理兼通的复合型专家担任。

几经比较、权衡、遴选，李晓明把目标定格在了带过队伍、精通专业、具有经营和管理才干的副局长郭远生身上。

说是机遇也好，说是蓄势良久后的爆发也罢，郭远生在总裁岗位上大刀阔斧，驰骋捭阖，开创出一片崭新天地，让世人刮目相看，令业界啧啧称奇。奋进篇

搞企业必须有战略眼光，“一叶障目”就会误大事。

本来，云矿股份公司具有体制完备、制度相对健全、又拥有通过依法登记或收购或自己出资勘查取得的100多个矿业权，发展空间广阔，但却没有将利益发展到最大化。

郭远生又是在危难之时担任总裁的，主要表现在市场条件不好，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银行收购每克黄金仅69元，铅锌等有色金属价格跌到了谷底，开发矿业搞不好就会血本无归。

郭远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嗅觉敏锐，常常“于无声处听惊雷”，展示出大智大勇。在一次有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几位副总裁、总工、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层”人员参加的例会上，他发表了一通纵论资源形势的演说，语惊四座。

他说，矿产品价格走低是眼前的事实，但大家不要忘了雪莱的那句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各国面临的将是对包括矿产在内的资源的激烈争夺，矿产品价格大幅回升势在必然，你们不信我信。

这个预言不久果然得到了印证。分析优势和困难时，针对公司主管业务的特点，他把找矿和采矿比喻为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勘查找矿是我们的看家本领，站在河流上游如今向矿业开发延伸，是顺流而下，代价相对较低；而矿山企业搞勘查则是逆水行舟，有时就在等米下锅，风险不比我们大吗？”他说地质找矿是科学，选矿冶炼是技术，采矿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务，鼓励大家既然能把矿找出来，就有能力把矿采出来炼出来，不会就学嘛，谁的本事也不会与生俱来。

深入调研，苦苦思索，他为公司作了准确定位——

发展战略：立足云南，开拓西部，面向东南亚。

企业目标：省内领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产业格局：以贵金属为主，发展有色金属，兼顾其他优势矿种。

运作模式：勘查先行，开发为主，适度延伸。下决心打几场攻坚战

郭远生启发和教育职工，实现这些目标，关键要固本强基，建造市场主体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眼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在加大找矿力度、提供充足资源保证的前提下，构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融资平台，集中精力抓好现有矿山的扩建技改，相机建设新的矿山企业，迅速把产量搞上去，把质量提上去，把效益升上去。

2003年年初，地处滇、黔、桂“金三角”核心地段的老寨湾金矿改扩建正式启动。由原地质二大队探明1.6吨储量的老寨湾金矿，郭远生接手前最高年产金仅22公斤。

后经勘查扩大到大型规模，公司决定将其建成吨金矿山。一边要保持正常生产，一边要展开大规模基建，难度可想而知，最突出的矛盾是采矿和堆浸必须相生相成。郭选生多次到现场调查，将应用数学原理引入矿山建设，创造性地提出工程前期采矿让堆场、工程后期堆场让采矿。真是“小偏方能治大病”，采矿和堆浸相得益彰，整个扩建工程提前半年投产，提前一年半实现吨金目标，节约投资近3000万元，被誉为“建设时间最短、达产速度最快、基建投资最省”即3个之“最”的样板工程。

同年8月，北衙金矿实施扩建和技改。这座从濒临破产企业手中以承担债务方式兼并的老矿山，因为年代较久，设备落后陈旧，产量难有大的突破，实施改造很有必要，但最大弱点是资源尚未完全搞清，而关键又在地质工作程度很低。

眼看改扩建开工在即，郭远生总觉得不踏实，带着总工杨伟光等一班技术专家到现场详细考察，提出暂停动工，先摸清资源。公司投入万米钻、千米坑，重新评价原来忽略的第三系丽江组石灰岩，果然发现了新的氧化铁金矿，储量由17吨一跃升至46.5吨，并展示出100吨以上找矿前景。

选矿试验成功后，郭远生果断决定放弃500吨选厂设计方案，直接建设日处理矿石2000吨、年产黄金2吨～3吨能力项目。选厂于2005年3月9日破土动工，目前进展顺利，一期工程预计第二年一季度即可建成投产。与此同时，深部及周边找矿新发现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开发的前提是资源，“无米之炊”代价太大，咱们企业背不起

在“增量升质提效”攻坚战中，郭远生的博学多才和多谋善断简直发挥到了极致，有人称他在地质专家、经济专家、管理专家之后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黄金专家”光环。

郭远生常对员工们讲，说到底，云矿股份靠资源生存，依资源发展。同任何企业一样，资源不清或是保证程度不够，那就必然陷入“无米之炊”，这个包袱我们背得起吗？于是，任何一项决策之前，他都舍得下工夫，花投资，先把资源弄个一清二楚才最后下决心。

勐满金矿几年开采下来，剩下的资源不多，有人提出关闭，有人不赞成，说可以维持，甚至把规模搞大一些。郭远生说，关闭容易，一句话的事。但如果是我们认识不到位，岂不白白浪费资源？盲目大上也不可取，万一真的没矿怎么办？他不急于做结论，而是带着技术人员到现场，从成矿模式上寻找突破口。依据第一手资料判断，这个金矿不是单纯的红土型，而应该是热泉型红土金矿。资料记载，世界上所有这种类型的金矿都能形成一定规模。勐满一带地质构造运动强烈，岩浆活动频繁，又经变质作用叠加和受后期岩浆活动影响，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应该有扩大余地。

他当场拍板，投入100万元，向深部和外围继续勘查。不久，就在原矿区本部和外围光贺等地发现新线索，探获金储量10吨，两年后增加到14吨，达到中型规模，延缓开采寿命10年以上。郭远生这才决定加快技改，采用堆浸——炭浆联合选冶新工艺，近期产量即可达到500公斤左右，成为公司又一骨干生产矿山。

长安金矿的起死回生，是对郭远生地质专家、黄金专家的又一诠释和印证。公司投资探明的长安金矿，储量20余吨，但以原生矿为主，分离和选冶困难。有人提出以3000万元收购这个矿，占有51%的股份控股，另补偿矿山3000万元；矿山以资源入股，占49%的股份。条件确实诱人。

公司有赞成转让的，也有反对转让的，意见相持不下。

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晓林听了下边的反映，请郭总尽快决策，以免贻误战机。多少个夜晚，郭远生认真研究了电子探针资料，随后让人破碎矿石，抓紧做柱浸试验。他把一块矿石摆在办公桌上，整整琢磨了一个星期。

试验结果，原生矿选冶成功。

他随即把开发部总经理廖斌派去当矿长，目标就是建设吨金矿山，两年收回投资，开采10年以上。矿山坚持边建设边生产，已上交黄金700余公斤。转让的意见虽然被否决了，但都由衷佩服郭总的远见和气魄。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落到实处

从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做起，全过程推进科技进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是郭远生高人一着的构想和特点。

他抓人才开发、技术储备，尤其注重自主开发新技术，大胆引进国内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新工艺，为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投入1亿多元对骨干矿山进行设备设施更新和技术改造，逐步形成了三大技术支撑体系，即：从英国引进的英格索兰穿孔爆破技术，从荷兰引进的雷登别格移动式破碎技术，从以色列引进的智能化滴淋喷灌技术。同时结合矿山条件和矿石类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降低化学药品消耗、原材料使用和数字化找矿等项科技攻关，为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滇金”在历史上就很有名气。早在2000多年前，滇人就掌握了炼金技能，其产品“大如黍粟，一色正黄”，成为贡品。元代初期云南向朝廷进贡金锭居全国之首，明朝万历二十一年时岁贡滇金达5000两。后来发展迟缓，关键在缺乏提纯加工技术，难以形成自己的品牌。

郭远生刚任总裁时，有一件事让他很憋气：下属矿山生产的非标金，必须送往四川提纯才能卖出好价钱。经营人员乘飞机、坐汽车来回跑，既费时费力，又极不安全。他派员到福建等地考察后，下决心建设自己的黄金提纯中心。因为地址定在昆明市近郊，环保问题成了最大的障碍。工程技术人员精心挑选设备、工艺，又从实际出发增加了一套活性炭吸附系统，在经过反复试验证实其废气、废水可以做到零排放后，工程立项才得以批复。

2004年6月，云南省首家黄金提纯中心竣工投产，而投资却比国外同类项目节省一半以上，铸出的第一块金锭重达3公斤。同月，上海黄金交易所吸收云矿股份公司为综合类会员单位。8月，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公司产品使用“滇金”商标，此前他们一直借用福建紫金的品牌。

2005年4月19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专家通过现场考察和反复测评，正式通过对云矿股份公司的质量认证，向其颁发了《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认证证书》，并向所有会员单位发出公告，标志着公司生产的“滇金”品牌金锭，从此可在市场上享受免检待遇了。

终于迎来了“滇金”在网上交易的日子，这一天是2005年4月26日。一大早，郭总裁脱下休闲服，换上西装革履，在财务总监邓甫云等陪同下，神采飞扬地来到市场部办公室。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上海方面10点钟开盘。桌上摆放着两台电脑，左边一台显示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信息，提供比较参考；右边一台显示上海黄金价格动态，专供操作。按照程序，郭远生先在《黄金买卖授权书》上签字。这张授权书在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张，也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后被特别保存下来。

根据当时的黄金价格走势，郭远生和市场部总经理毕国相等人商量，把当天的成交价定为每克115.60元。半小时后，电脑屏幕上的黄金价渐渐接近并超过期望值。毕国相当机立断，连连发出指令：“卖出！”“卖出！”“卖出”……

从上午10时33分25秒开始，到下午15时2分46秒结束，一共成交13笔“滇金”，总计40公斤，总金额636.024万元。

财务总监邓甫云激动不已，随即在授权书上写下一段备忘文字：

2005年4月19日，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可提供国家认可的标准金锭”（滇金品牌）认证。经公司领导班子慎重决定，总裁郭远生下令，于2005年4月26日售出“滇金”——地矿人自己的品牌第一单，此授权书永作公司纪念。邓甫云4. 26

是的，云矿股份人将永远记下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2005年4月26日！充足的资源保障，为生产经营提供了巨大空间。他带领公司跨入高速发展期

郭远生以企业家和地质专家的战略眼光，把加强地质找矿、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储备资源的工作抓得很紧很紧。在董事会领导和党委保证监督下，公司调集精干技术力量，每年投入2000万元以上的地勘专用资金，采用当今最先进的新理论、新方法，由总裁班子遴选和重点规划部署了滇西北铜多金属成矿区、滇东北铅锌成矿带、滇东南“金三角”黄金成矿区、哀牢山多金属成矿带等四大区带的商业性矿产勘查评价。

他亲自参与“多岛弧盆成矿”、“陆内转换成矿”等创新理论和5套找矿集成技术的研究、总结和实践。一些老矿区通过重新建造成矿模式和深入勘查，探明储量成倍增加。一些高物化探异常区带通过综合研究，果断布置工程验证，发现了厚大矿体，进一步拓宽了找矿思路。

截至目前，公司拥有主要依靠自己探明的黄金储量80吨、资源量200吨，白银资源量1000吨，铅锌储量50万吨。矿业权数量和登记区块面积大幅增加。专家对此赞叹不已：探获如此巨大的矿产储量，就是一支力量很强、水平很高的专业地质队伍，不磨个二三十年甚至更长，连想也不敢想。而云矿股份公司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说是创造地质找矿史上的奇迹，一点也不夸张！

至此，云矿股份公司已形成年产黄金3吨、白银20吨、铅锌2万吨的生产能力，黄金产量在云南占据“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特殊地位。净资产由1亿元增加到1.6亿元，销售收入由8000万元上升到3亿元，税后利润从2000万元增加到6400万元，净资产回报率年平均增长20%，每股收益率成倍增加。

郭远生和他的员工们笑了，那么坦荡，那么开心，因为：保持高速度、确保高效益、实现大发展的梦想，已在自己手中圆满实现了！和谐篇“财帛星”的启发：山区农民盼富心切。开发矿业当然要赚钱，更要主动融入地方，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滇西与缅甸紧邻的临沧地区沧源县，是佤族同胞的世居之地，也是一块丰饶美丽的沃土，抗击外国入侵者掠夺宝藏的“班洪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被载入中国近代史册。

清朝乾隆初年，有个生在锡都个旧一带的汉人来到佤山，与佤族部落酋长蜂筑结识，凭着从小练就的采选技术，帮助开发班洪一带丰富的银、铅锌矿。双方劈木为契，在山上办起“茂隆银厂”，炼出的白银用马帮驮出山外，换回大米及日用品等，给阿佤人带来福祉。后被清政府以“佤人难管”为由关闭，汉人被杀。

酋长伤心不已，称那个汉人为“财帛星”，成天手执阴阳两面、凸凹对应、分别刻有双方文字契约的木契发呆，盼望“财帛星”的后代再上佤山，以另一半木契相认，共同恢复白银生产。可盼来的却是早对班洪白银垂涎三尺、驻缅甸的英国兵，一夜间就用洋枪洋炮占领了炼银厂。佤族同胞联合相邻地方武装，手持弓弩、长矛、大刀、标枪英勇抗击，终于赶走了侵略者。

郭远生早年在佤山跑普查，听乡亲讲过“财帛星”的故事。既然古人炼过银，又有地质资料在手，至少说明可以找到矿，何不前去实地调查一番？

沧源县党政领导和乡民都把地质队称为新时代的“财帛星”，自然热情欢迎。同行的市委宣传部杨部长，沧源县佤族县长洪斌等告诉郭远生，这里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差，工农业年产值只有1亿挂零，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摆脱贫穷的愿望非常迫切。

当天夜里，郭远生几乎没有合眼。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更加坚定了找到大矿，开发出效益，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不久，郭远生再次来到沧源，带领技术人员顶着高温酷暑，在清朝、民国时期民间开采留下的老坑里钻进钻出，爬上爬下。连续几天，他白天和大家一道上山踏勘，晚上在简易工棚里分析资料，根据掌握线索部署勘查工程。

第三次到沧源时，他看到在总工杨伟光主持下的勘探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探明铅锌、银矿床达到大型规模。郭总力主投资亿元建成年产硫酸、电解锌各2万吨的冶炼厂和选厂，现已投产，每年将为当地创税费3000多万元，还为冶炼厂周围农民提供了600多个就业岗位。

就在前不久，由云南地矿局出面，主要由云矿股份公司承担具体任务的合作勘查开发矿产资源框架协议，同临沧市政府正式签订。按照协议规定，股份公司将在6年内投资10亿元，在沧源县境内探明铅锌矿100万吨、银1000吨、铜50万吨、金5吨，2010年建成年销售收入10亿元、税费1亿元的大型矿业生产基地，带动临沧县域经济登上新的台阶，从而为云矿股份公司“十一五”发展增添一个重磅级的砝码。

签字仪式后，新任云南地矿局局长付军代表股份公司当场捐赠10万元，联合建设地矿水平乡希望小学。十里八乡的佤族同胞敲响木鼓、捧起水酒，争相传诵“财帛星”回到佤山来了的喜讯，边舞边唱：

佤山飞来金孔雀，

地质队员帮我们打开聚宝盆。

阿佤人民致富有了新希望，

工农携手同奔富裕小康。

江三木罗！（佤语：真是好的意思）确立新的开发理念，构建长治久安矿业秩序

郭远生就任总裁不久，北衙金矿就爆发了一场因当地农民偷矿、抢矿引发大规模械斗的恶性事件。他带工作组火速赶到现场处理，终在局、州、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协调下，公安武警及时介入，这才平息了事端。上级公安机关将其定性为聚众打砸抢，并对为首分子绳之以法。

在不久后召开的党委民主生活会上，郭远生的发言显得有点沉重：“我无意为不法分子辩护，他们受罚完全是咎由自取。但也不能不想到，我们是在农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开矿，矿拿走了，难道就留给人家一片荒山、几个大坑？同志们，值得反思啊！”

他有意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农民，得从政治高度来认识。从“北衙及伴”中可以看出，团结进取、充满活力的内部条件我们已经具备，而创造兼顾各方面利益、体现互利双赢的外部环境，至少说我们还有欠缺，或者说做得不够好。如果我们一味追求自身利益，丝毫不管当地群众得失，不重视他们的合理要求，那就很难建立起矿山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试问，三天两头有人来闹事，你那个企业还怎么发展？”

一个新的开发理念由此诞生——

开采一座矿山，造福于一方百姓；

闭坑一座矿山，还一片青山绿水。

我们看到，在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合作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中，都有开发时严格保护生态环境、闭坑后采取强硬措施及时复垦和绿化的条款，并明确提出所办企业除依法缴纳相关税费外，根据企业效益情况，适当让利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无一例外。编制“十一五”规划时，郭远生一再提醒大家：一定要把照顾地方利益、“反哺”农民放在突出位置，作为一个规章，长期坚持下去。

就在北衙村，80名青壮农民被招进矿山做临时工，收入不菲。矿上又让他们组织车辆专门为矿山拉矿石、运材料，后来发展到187辆卡车，来往穿梭，日夜奔忙，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

北衙金矿总经理刘宝林告诉我们，最近两年，郭总先后10来次到矿山，每次都向我们交代：经常了解北衙村贫困户的情况，尤其是供不起孩子读书的家庭，尽最大力量帮助他们的孩子读书。遵照郭总的叮嘱，我们每学期开始前都搞一次摸底调查，至今已资助了16名贫困户的儿童上学，青黄不接时又购买了12吨大米接济村民。尤其让当地农民感动的是，正在建设的长1000米、宽700米、深200米的露天大采坑，郭总已有了明晰思路：边采边推进，通过绿化美化形成一个工业“天坑”，作为新的景点对外开放，以此带动当地旅游、运输及餐饮业发展，为农民增加收入。

2005年春夏，云南遭遇50年不遇的大旱，鹤庆县一带溪流干涸，田地龟裂，人畜饮用水极度困难。郭远生果断决定，取消原定于7月1日举行的2000吨选厂开工庆典，将已准备好的20万元庆典费捐赠给鹤庆县，县政府又悉数转赠北衙村用于抗旱以渡过难关。

接受云矿股份有限公司抗旱捐助款的还包括下属公司矿山所在的保山隆阳区、金平铜厂乡、巍山县、沧源县等，收到共计300万元的抗旱款。其他方面的捐款和资助更是数也数不清。老寨湾金矿制定了周密的复垦绿化规划，首期绿化矿山公路沿线，二期绿化废弃采坑堆场，三期绿化尾库，如今首期绿化已经完成，面积达到3.5万平方米。山脚下一条小溪穿过大片良田，每逢汛期必遭水淹。矿山投资300万元，疏河道，垒堤埂，如今已修整6公里，还在向前延伸，被当地壮、苗族群众誉为“爱民渠”。

云矿股份公司从应得利益中挤出钱来“反哺”当地农民，换回的是矿山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为平稳、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宏图篇

已经走过的路充满艰辛。已经取得的成绩巨大，甚至可以说在全国地矿企业家中也挂得上号。但是，如果此时的郭远生因此而陶醉，而止步，那就不再是原来的郭远生了。恰恰相反，郭远生走上一步时就盯着下一步，把眼光放得很远，很远。他的目标是：继续加大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力度，打造“西部领先、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型矿业企业。到“十一五”未，年产黄金达到10吨以上，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

俗话说，大将军运筹帷幄，贵在未雨绸缪。其实，郭远生早就在为公司新一轮发展作铺垫了。向地层深处进军，找大矿，建大基地“三江”流域是举世闻名的资源富集区，在云南境内衍生出羊拉铜矿、兰坪铅锌矿等著名大型、超大型矿床。但“三江”流域南段曾一度界定在兰坪、大理以北至滇、藏相交幅员内。经过数千名地质科技人员艰苦努力，证实其向南延伸了数百公里。位于高黎贡山山麓的保山、怒江地区因此成为众人瞩目的重要找矿靶区之一。地质人员按照“二级构造锐角区成矿有利”的新思路做工作，果然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矿产地，几乎涵盖了铜、金、银、铅锌等重要有色金属矿种。正当股份公司下属的保山分公司准备继续扩大成果的关键时刻，却遇到原合作方广西有色金属公司丧失投资能力，致使勘查举步维艰，而勘查区块则是以广西方名义登记取得的。

世界上一切成就大事的人都善于捕捉战机，而且一旦抓住机遇便会“咬定青山不放松”，直至得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郭远生一个电话打到保山；告诉公司总经理符德贵做好准备，我们专门赶来，一道向保山市领导汇报，同时做好广西方面的工作，争取把隆阳区的几个矿权买过来。郭远生是按照成矿地质环境有利、开发自然环境有利、投资政策环境有利三条原则作出这个决策的。同广西方的谈判比较困难。几番讨价还价，又得地方政府出面做工作，不久即签订了收购6个矿段和1座300吨铅锌选厂的协议书，共计出资2153.7万元。

接手矿权后，公司投入万米钻探、万米坑探、10万米槽探、采集15件试验大样的工作量进行深入勘查。首先取得突破的是金厂河矿段，在没有任何地表线索、只凭物化探异常布置的一个钻孔打下去，上部铜矿层厚62米，下部铁矿厚308米。后来证实，这是一处包括一个储量超亿吨的大型铁矿、一个大型铜矿、一个中型金矿的多金属矿床。其他几个矿段也取得了可观的找矿成果。以《找矿，向深部进军》为题、报道金厂河找到隐伏大矿的长篇通讯在《地质勘查导报》上发表，编辑部特别配发了标题为《金厂河隐伏矿的启示》的评论，称其“带给读者的启迪和思考是全方位的”。

符德贵说，没有郭总的大手笔，就没有隆阳矿产的大突破。求真务实，敢为人先，这就是郭总裁的人格魅力所在！

郭远生说，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要大胆探索，立足于找大矿，建大基地。老矿山总有开完那天，不事先把粮草备足怎么行？

2005年7月中旬，由局承头、主要由股份公司负责实施，同保山市政府签订了合作勘查开发隆阳地区金铜铅锌铁矿资源框架协议书。依托已经探明的正在勘查的资源量，股份公司将在3年内投资5亿元，建成多条上规模采、选、冶生产线，发展科、工、贸一体化经营，3年后形成年创产值3亿～5亿元、税费3000万～5000万元的大型矿业生产基地。公司目前已注册到位，正抓紧做好立项前期准备工作，为“十一五”保持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打下又一块坚强基石。优势互补，合理配置资源，实施开放战略，面向西部、走出国门勘查开发国内紧缺矿产资源

地壳运动的差异性，岩浆活动的不均衡性，造成了矿产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这就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按照全球资源一体化要求，走出省界或国界，勘查开发国内省内紧缺的资源，确保经济安全。郭远生对此理解很深：开创“走出去”实践求得优势互补，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的。

从云矿股份公司编制的一张《矿业权区块分布及处置方案图》上，我们看到：

——新疆萨尔布拉克金矿。这个原由地方开采的金矿，品位太低，采选困难，氧化矿开采已接近枯竭。云矿股份公司看重它条件较好的原生矿，遂投资700万元实行控股收购，经投入工程勘查探获原生金储量10余吨。一座日处理矿石300～600吨的选矿厂，一期工程已在浩瀚大戈壁建成，很快即可投入试生产。

——北进四川。通过合作方式，在大渡河沿岸取得了6个区块的矿业权，掌握金矿储量数十吨，可形成3吨以上的年生产能力，成为公司又一座重要的黄金骨干矿山。

——参股建设的老挝万象平原年产5万吨优质氯化钾试验厂项目，采卤试验钻孔已经打成，选矿试验取得准确数据，近期即可动工建设。

——同缅甸合作勘查开发金、铜、铅锌、铂钯矿，到老挝北部九省合作勘查铜、铅锌、金、铁等紧缺矿产项目正积极推进，有的已组建公司伺机启动，有的经实地踏勘取得了相关资料。更重要的是，在以毒品泛滥闻名的周边国家“金三角”区，我国政府积极参加联合国统一禁毒活动，采取扶持这些国家发展替代产业为根本，帮助当地群众从依赖种植罂粟度日中摆脱出来。云矿股份公司按照国家部署，及时介入周边国家的矿产勘查和开发。在缅甸，龙潭特区的西古铅锌银矿、金厂铅锌矿等勘查开发，都在积极酝酿和运作之中，有的已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就为云矿股份公司的举动赋予了世界意义，给多么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最近，新组建的云南地矿局领导班子调整领导成员分工，再给郭远生压担子，在继续率领股份公司高歌猛进的同时，加管全局工勘施工业和安全生产。郭远生愉快地接受了新任务，正踌躇满志地着手谋划工勘业深化改革、再创辉煌的政策措施。人们有理由相信，对人和事都充满激情而又善于攻城拔寨的郭远生，一定会在他分管的领域里大显身手，创造出新的业绩！

撑起云南有色金属一片蓝天——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地质勘查及找矿成果走笔

39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得天独厚的地质构造和成矿作用，造成了云南省丰富多彩的矿产资源和地质地貌景观，素以“有色金属王国”著称。云南各族同胞不会忘记，是一代又一代地矿工作者，从沿海，从内地，从大都市乃至国外汇集云南边疆，历尽艰辛、无私奉献，为国家经济发展和云南矿业支柱产业建设立下了巨大功勋。

据资料披露，云南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历史悠久。早在16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就徒步考察了云南地貌、岩溶、地热、火山遗迹等地质现象，留下了珍贵的地质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丁文江、谢家荣、许杰、程裕淇、冯景兰、孟宪民、熊秉信、邓玉书等，先后在云南作过地质调查，编写各种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及论文30余份，对云南地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全省从事地质工作的科技人员不足20人，发现的矿产不到20种，而且装备极其简陋，全省仅有1台沙利文钻机，只有少数矿区进行过粗略勘查，地质调查程度极低。2000余处矿产地、100多个超大型大型矿床的发现和探明，地质工作者为此付出了热血、汗水和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国家在云南省组建了专门的地质勘查队伍，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截至目前，全省1:20万地质区调和1:20万、1:50万水文区调已全部完成，1:20万航空磁力测量覆盖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地质科学研究程度大大提高，150余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特别是以云南省地矿局为主承担完成的“西南‘三江’铜金多金属成矿系统与勘查评价”项目，荣获国家科技术进步一等奖，经济价值和科研意义重大。

地质找矿成果尤为突出。目前，云南省已发现有用矿产143种，其中探明储量的有86种，提交各类地质报告资料2000余份，探获以国内最大的兰坪铅锌矿、大红山铁铜矿、哀牢山金矿、北牛厂银矿为代表的2000多处矿产地中，储量规模达超大型大型的有140多处。云南省25种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前三位，其中列第一位的有铅、锌、锡、锗、蓝石棉等9种；列第二位的有钛、铂族、银等10种；第三位的有铜、锰、锑、镍、钴等6种。在近期开展的“攻深找盲”中，技术人员创新思路、大胆向深部要矿，又在滇西、滇东北、滇南等地取得一批金、铜、铅锌等找矿突破。截至目前，云南省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接近10万亿元，资源丰裕度高出全国平均值1倍以上。

概括起来，云南省矿产资源具有3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矿种全。有色、黑色、化工、建材、煤炭等资源配套程度高，其中有色金属、钢铁和磷化工已形成独立的原料供给体系。二是分布广。金属矿产遍及108个县，煤炭已在128个县发现，其他非金属矿产县县都有。但资源又相对集中，煤炭主要分布在滇东和滇东北，铁、铜、磷及玻璃石英砂主要分布在滇中，锡、锑、锰、铝主要分布在滇南，铅、锌、汞、金和其他稀有元素矿产主要分布在滇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资源富集区。三是共生、伴生矿多，综合开发利用价值高。在现已探明储量的矿床中，共生和伴生矿约占30%左右，有的矿区伴生有益组分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主矿体，综合开发经济效益高。

据统计，云南省现有70多个县兴办了矿产采、选、冶企业，年开采各类矿石5000多万吨，矿业收入成为当地重要经济来源。一些资源有保证、规划科学的贫困山区，通过依法采矿，逐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各族群众称赞：“地质队为我们打开‘聚宝盆’，大山里趟出了幸福路。”自觉融入地方经济整体，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为西部大开发、培育特色产业多找矿、找大矿

西部大开发，构建中国—东盟经济贸易自由区，云南省提出加快发展交通、旅游、矿业等三大发展目标。地勘单位属地化管理和矿业权制度改革提供的机遇，极大地激发了地矿职工自觉融入地方经济发展整体，为发展特色产业多找矿、找大矿的强烈使命感和高度责任感。

据不完全统计，自国家实施新一轮资源资源大调查以来，云南找矿成果犹如串串明珠，引人瞩目。仅“三江”特别找矿计划就发现和评价了12个大型超大型矿床，相当于15个大型铜矿、20个大型锌矿、8个大型银矿、24个大型金矿。查明资源量铜779万吨、铅锌1022万吨、银8074吨。

在“多岛弧盆成矿论”、“陆内转换成矿论”等自主创新成矿理论指导下，老重点勘查矿区范围扩大，有的已达大型或特大型矿床规模。滇西北羊拉铜多金属矿经工程施工验证，目前控制铜金属量130万吨，最大矿层厚30余米，品位较高。与国内最大兰坪铅锌矿毗邻的白秧坪银多金属矿，经部署补充勘查，控制银资源量6000多吨、铜40多万吨，同时还在外围圈出10多个金属矿化带和5个银铜锌工业矿体，整个资源富集区可能实现万吨级银资源量目标，有望成为国内最大的银多金属矿床。普朗斑岩型铜矿，提交首采区储量76万吨后，规模继续扩大，预测远景储量500万～1000万吨以上，有望成为国内最大的铜矿床。

在对云南省进行的大调查中新发现的上百处矿床（点）及矿产地，经地表工作和矿层追索，展示出良好前景：其中滇西南汀河芦子园铅锌矿区施工的5个钻探坑探工程，全部见到沿层展布的矿体，概算规模已达大型以上；近年新发现的滇南某地金矿，查明矿化带长2000余米，工程控制矿体长850多米，概算储量超过大型，近期又在坑探工程内见到数层可采金矿，品位较高，外部条件好，有望建成新的骨干开采矿山。滇西南某地的铜多金属矿，现已提交铜金属储量50多万吨，其伴生的银、金、铅锌矿也分别达到大型至中型，并有条件继续扩大。尤其可喜的是，这些新矿产地有的已由地方投入开采，有的正积极筹备规模化或引资开发，为云南矿业支柱产业建设和山区群众依托资源开发脱贫致富创造了有利条件。实施矿业“走出去”战略，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境内外两个市场取得成效

引进外资勘查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云南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为外商创造了多方面的良好投资环境。截至目前，已有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一大批知名矿业公司相继进入云南矿业领域。依法登记风险勘查项目50多个，划定勘查面积4000平方公里，总计引进外资8000余万美元。这些项目进展顺利，有的已取得实质性成果，中方与之合作或参与工作的科技人员，从中学到许多先进的找矿理论、勘查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提升传统产业素质具有积极意义。

走出国门勘查开发矿产，云南走在全国前列。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到国外勘查开发国内短缺矿产，以弥补资源缺口；二是云南边境线长，同南亚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地质成矿条件相同或相似，资源互补性强，符合经济全球化、资源一体化发展趋势。

在国家、云南省政府大力支持下，云南地勘部门选择国内农业最为紧缺的钾盐矿作为突破口，以勘查开发成矿条件优越的老挝万象平原钾盐矿为目标。经与老挝矿业部门通力合作，首期探明首采钾盐矿储量1亿吨、工业储量2亿吨，存在于多个钾镁盐层的富厚矿体远景储量大于100亿吨，建设100万吨甚至更大规模氯化钾生产基地已有足够资源保证。在探获资源的基础上，计划首期建设年产5万吨优质氯化钾采、选、加工试验项目，远期目标建设年产100万吨大型钾盐企业，以此带动云南复合肥产业发展，缓解国内钾肥供应紧缺状况。

此外，周边国家越南的铬铁矿、缅甸的铂把矿，都是国内短缺或高价值的矿产，未来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为矿业支柱产业建设当好先行——云南省地矿局50年功绩扫描

2006年8月18日，是云南省地矿局50岁生日。

50年前，全国四面八方的地质精英来到云南。第一批云南地矿人带着坚定的信念走进西部高原，从此与高原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云南地矿的50年，是创造辉煌的50年。

在大山里打开“聚宝盆”，在荒野中趟出幸福路。2000余处矿产地、100多个超大型、大型矿床的发现和探明，为国家经济发展和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地位，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和基础。

云南地矿人以自己特有的执着，创造并见正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崛起。

云南地矿的50年，是不断创新的50年。

围绕云南建立矿业支柱产业的目标，开辟地质市场、发展地勘经济。从一家公益性质的地勘部门走来，云南地矿成为全国地勘部门走向市场进行商业性风险探矿的“吃螃蟹”者，成为全国第一家成立商业性地质找矿企业的行业“领跑人”。

走向市场，带来了机制、体制的大革新，云南地矿经济、科技、人才实力不断增强，一个传统老行业，用创新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云南地矿的50年，也是高瞻远瞩的50年。

2006年春夏，有色金属国际市场狂涨不止，“矿业”成为最令资本兴奋的名词。坚持勘查立局、开发强局，找矿主业50年不丢。面对有色金属新一轮的世界“大牛市”，云南地矿资源在手，笑傲江湖。云南地矿，以自己的敏锐审时度势，赢得了新一轮资源经济波峰的先机。有色王国　地广天阔

云南“有色金属王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东川只有300万吨铜储量，而“三江成矿带”今天预测的远景储量是1000万吨，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云南有色金属王国。

李文昌，云南省地矿局总工程师，采访他时，他刚刚获得了国家地质科学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这位40岁出头，地道的云南地矿人，所揭秘的西南三江，对于云南、中国乃至世界铜业，意义非凡。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云南高山大河纵横驰骋的三江地区，在世界铜工业的辞典中还有一个名字——“油气的中东”。

中国战略性的矿产资源短缺使寻找新的接替资源基地成为必须和必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相继在“三江”地区安排了“八五”科技攻关及“九五”科技攻关，这其间1994年原地质矿产部部署实施的“三江特别找矿计划”，真正拉开了三江地区大规模找矿的序幕。2002年国土资源部又将“三江”作为有色金属勘查基地进一步加强勘查。

三江找矿项目实施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已有的成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三江成矿规律，无法有效地指导三江找矿，三江地区高山峡谷深切割的复杂地貌，缺少有效的勘查技术。

事实上，三江的找矿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备受关注，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三江找矿曾一度出现停滞状态，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能有效指导三江地区找矿的成矿理论和勘查技术。而李文昌作为西南三江云南段有色金属勘查基地的负责人，他领导的科研团队，在找矿理论和勘查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找矿过程中，项目组总结出“多岛弧盆成矿论”、“陆内转换成矿论”两大成矿理论，总结出“五套勘查集成技术”，为今后的三江找矿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找矿技术。经过10年攻关，云南地矿人终于使神秘的三江露出了妖娆迷人的面容。“三江项目”于2005年获得全国最高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经过云南省地矿局10年攻关，三江特别找矿计划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重大发现。项目发现并评价了12个大型超大型矿床。12个矿床共查明：铜：779万吨；铅锌：1022万吨；银：8074吨；金：492吨。如果以大型矿床国家标准的下限折算，该项目探明的资源量，相当于15个大型铜矿，20个大型铅锌矿，8个大型银矿，24个大型金矿。据专家评估，三江投资贡献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该项目12个大型、超大型矿床控制的资源量，相当于全国保有铜资源量的11.6%，铅锌的7.8%，银的6.8%，金的11.2%，如果加上项目发现的中小型矿床，所占比例都在10%以上。“油气中东”惊现中国西南。

三江项目在云南的高山峡谷间，为世界打开了一座惊人的聚宝盆。

三江云南段12个矿床开发投产后，将新增年产铜26万吨，铅5万吨，锌8万吨，金8吨，银100吨，新增年产值106亿元。2004年全国矿山年产铜60万吨，以此为标准，12个矿山全部投产后，三江的年产量接近全国目前年产量的一半。根据2005年2月的金属价格估算，三江12个大型矿床的潜在价值高达4421亿元。“三江”找矿的成功，使云南的资源总潜在价值在全国排名第9位，如果加上三江，云南有色金属总潜在价值将排到全国第一的位置。李文昌说。

目前我省在三江地区，已建矿山9座，在建矿山3座，已经实现的产值超过了9.11亿元，利税1.2亿元。12个矿床拉动勘查开发总投资63.75亿元。如果新发现的12个矿床全部转入规模开发，将有效地缓解中国资源紧缺局面，提高中国的资源保障程度，真正确立矿业在云南省的支柱地位。

三江找矿重大突破，一个国家级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已经在云南形成。

三江找矿，作为我国寻找新的接替资源基地的战略行为，将改写中国的有色金属资源现状，提升中国有色金属在世界上的排名。

三江找矿的成功，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硐老山空、无矿可采”有色金属王国蒙尘失色的云南铜产业，带来了一次新生，云南省地矿局为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再续辉煌，立下了又一汗马功劳。

50年来，云南地矿为云南有色金属王国地位的奠定和崛起，立下了赫赫战功。《云南省志地质矿产资源志》记载：云南大地构造处于欧亚、印度洋、太平洋三大板块的汇聚地带，其西半部属于地壳活动性强的特提斯——喜马拉雅造山带，其东半部属于地壳稳定或半稳定的古老地台及环太平洋带。由于各地质时期的构造活动频繁，沉积建造类型多样，前寒武纪基底出露广泛，多旋回构造岩浆活动和多来源、多期次、多成因的成矿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形成了长期稳定且持续沉降的陆棚沉积矿产（如磷、煤、铝、锰、铁、铜）和与大洋或岛弧强烈活动的火山作用、岩浆作用有关的矿产（如有色、黑色、贵金属、稀有元素等），具有十分鲜明的层次性，独树了许多著名矿床类型。

云南被称为中国最具神秘色彩的地方，一部博大的地质史书，一座硕实的矿产资源宝库。但是新中国成立前，云南从事地质工作的科技人员还不足20人，发现的矿产不到20种，并且装备极为简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云南组建了门类齐全的地质勘查队伍，于1956年成立的云南省地矿局，就是其中主力之一。

云南省地矿局成立的50年，是矿产资源勘查成果丰硕、科技进步硕果累累、地质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的50年。

50年来，几代云南地质工作者的热血、汗水和智慧，缔造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崛起。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共投入云南的地质勘查费用达71亿元，发现各类矿产143种。50年来，云南探获以国内最大的兰坪铅锌矿、大红山铁铜矿、哀牢山老王寨金矿、滇南白牛厂银矿为代表的2000多处矿产地中，储量规模达超大型、大型的有140处。目前云南铅锌、锡、磷等9种矿产的保有储量列全国第一位，铜、锰等16种矿产资源储量列全国第二位和第三位。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潜在经济价值达3万亿元左右，按国土面积和人口占有矿产量计算，资源丰裕度高出全国平均值1倍以上。一大批矿产的发现和探明，为云南矿业支柱产业的兴起提供了资源保证。省统计局的主要指标显示，我省规模以上矿业企业平均实现产值800亿元以上，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0%。矿产勘查、开发、技改等直接投资年均达到80亿～100亿元，占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强。矿业经济的发展，拉动了水电、煤电、运输、冶炼加工等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矿业支柱产业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

50年来，云南省地矿局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自然科学和科技进步奖282项，其中“三江项目”打破了我省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零的纪录。地矿局建成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10万吨/年造纸用超细复合纤维新材料和云南省第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黄金提纯中心，在国内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50年来，服务地方经济，云南地矿诚心可鉴。50年来，云南地矿完成全省大小比例尺水文地质调查，编制了1:50万、1:75万水文地质图，基本查明了我省水资源分布，为工农业生产、科研、教学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先后开展了全省10个州市的地下水勘查300多项，解决了城镇、工矿区、农田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十五”期间，云南地矿开展的岩溶石山地区和红层地区扶贫找水，建井270口，共解决11.8万人、5.4万头牲畜饮水困难，2.7万亩抗旱保苗地用水，受到国土资源部和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

矿业兴则经济兴。云南地矿50年，是伴随云南有色金属王国成长的50年，几代地矿人付出的努力，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市场大潮　重振雄风

2003年6月，一条新闻震惊了矿产勘查界。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老挝万象平原钾盐矿野外勘查工作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固体矿产“走出去”勘查项目，全国地勘部门最大的“走出去”项目，浮出水面。

老挝万象平原钾盐勘查探明氯化钾首采储量1亿吨、工业储量2亿吨，控制远景储量超过100亿吨。我国目前探明的钾盐储量仅为4.57亿吨，万象平原钾盐矿探明提交的总储量，超过全国探明储量的几十倍。这一项目的实施是我国开发利用境外优势资源，解决钾盐资源短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举措。按照省政府提出的要求，云南地矿由局集团公司与省开发投资公司、云天化集团公司等共同组建云南中寮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进行钾盐产业化开发。此后云南地矿又全面启动了缅甸的矿产勘查开发。2005年，云南地矿向财政部争取到东南亚矿产资源风险地质勘察专项资金1200万元，再次为“走出去”勘查资源提供了资金支持。云南地矿全面推进与昭通、大理、临沧、保山等地方政府和云铜、云天化、昆钢等大企业的合作，“走出去”战果辉煌。

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是云南地矿矿业权经营的最大亮点，是云南省地矿局资源勘查全面推向市场，发展地勘经济取得的重大突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地矿先后与几十家国外著名矿业公司、国内民营企业合作进行风险勘探，登记区块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累计引进外资达8000多万美元。

作为国内资源勘查率先直面市场的地勘部门，云南地矿市场之行，步履匆匆。

1992年，云南省地矿局与世界矿业巨头——澳大利亚最大矿业公司BHP的合作，在中国矿业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次以金矿风险勘探为主的合作，云南省地矿局通过转让矿权，掘得了资源勘探走向市场的第一桶金——400万美元。而在这之前，云南地矿系统一直花的是国家投资。

资源勘探是不是商品生产？有没有交换价值？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地勘部门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就在莫衷一是的争议中，1992年，云南作为全国矿业对外开放的唯一试点省，在全国最早出台了鼓励外商投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地方性法规和相关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家地质勘查任务逐年减少，为了弥补地勘经费不足，在“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云南地矿在以地质找矿为主业的同时，开辟地质市场，发展多种经营，成为中国地勘部门走向市场首吃螃蟹者。

走向市场，为云南地矿打开了一道神奇的大门。继BHP之后，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南非等国的矿业巨头和国内的各大民营矿山企业，纷纷携巨资拥进云南，抢滩矿业风险勘探市场。

与广西最大的有色金属民营企业龙泉矿业合作风险勘探蒙自银矿，与云南最大的有色金属民营企业飞龙集团合作风险勘探保山铅锌矿……作为云南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权威地勘部门，云南省地矿局很快在中国矿业对外开放市场中，成为外资和民营资本追逐的对象。巨大的投资热情，把云南地矿局推到了市场的前沿，也使云南地矿企业的资金、技术实力，在走向市场中迅速壮大。

2000年，云南地矿实行属地化管理。总结近20年地勘体制改革的经验，云南地矿开始了一次“伤筋动骨”的改革。围绕主产业，剥离精干队伍、优良资产，云南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组建了公益性地质工作队伍省地质调查院和商业性工作队伍云南勘查院，其工勘施工业将全局17个不同资质的企业，重组为4个高资质勘察施工企业。发展三产，云南地矿发展起地产、珠宝、外贸3项产业。

2005年，云南省地矿局的总收入达到了13.68亿元。其主要从事矿业开发的云南地矿资源股份公司，在成立的短短几年中，实现速度与效益的同步增长，成为带动云南地矿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05年4月，云矿股份投资2300万元建成的我省第一家黄金提纯加工中心，正式成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免检供应单位，其黄金开发已经形成向内立足省内5个矿山生产基地，向外开拓新疆、四川，年销售“滇金”3500千克，位居云南矿产金行业首位，名列全国第7位的行业老大。通过商业探矿，到2005年底，探明金金属储量80余吨，金资源量112吨，银资源量1000余吨，铅锌资源量20余万吨。“十五”期间，该局完成了广南老寨湾吨金矿山的改扩建工程，新上了保山珑阳、临沧沧源铅锌等一批重点矿山建设项目，其开发的兰坪区吾银矿已经投入生产，部分矿山实现了产量、产值、效益的连年翻番。

调结构、建机制、闯市场，改革商业性探矿，使一度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云南省地矿局，经济、技术、人才实力不断增强。10年前，罗盘、钉锤、放大镜还是云南探矿的“三件宝”，而今天，该局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数字化找矿设备，走上“精兵+现代化”之路。10年前，国家给云南地矿局的投资捉襟见肘，今天，云南地矿局，8000名在职职工和1.2万名离退休职工，过着从未有过的“滋润日子”，在岗职工年均收入2万元，比“九五”增加1.3万元。“十五”期间，云南地矿上交税收1.79亿元，通过产业发展，让利地方5000万元，为地方提供劳务收入近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5万多个。今天，云南地矿主动融入世界矿权市场，全局上下生机勃勃，活力无限。抢抓机遇　再造辉煌

全球有色金属“嘉年华”时代到来。2006年春夏，无论是伦敦金属交易所，还是全球股市、期市，有色金属市场狂飙不止，一轮始自2001年10月的有色金属大牛市在今年步入了进一步的疯狂。

4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标题为《喂养饥饿之龙的高昂代价》的新闻评论这样写到：“去年，中国对冶金、煤的消耗几乎占全球消耗总量的一半，对热电煤和铁矿的消耗占40%，对钢、铝、铜和锌的消耗占20%以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项目引起资源需求增加，使得中国成为影响世界商品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对于全球经济的利市不断，特别是有色金属的全球性大牛市，有一种观点被称为“中国因素”。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资源的消耗量日益增多，在国内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通过不断增加进口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国际资源需求和本轮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矿业热最大的国际背景就是中国背景，而云南正在面临着一次从未有过的机遇。”新任局长付军说。

站在“十一五”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一轮世界有色金属的大牛市，云南地矿早有准备。“发展云南矿业，瓶颈在勘查，作为省政府的直属事业局，服务于云南的矿业发展，我们仍要坚持勘查立局、开发强局，找矿的主业不能丢。”付军告诉记者。在每年投入科技开发资金200万元的基础上，云南省地矿局将每年投入2000万元用于勘查资金。“资本逐利是天性，新一轮的矿业资源争夺战已经打响，国外公司正在纷纷进入云南矿产市场。云南矿业加工能力过剩，而资源相对不足，云南要实现有色金属王国的梦想，必须加强勘查，探明储量，尽快把资源找出来。未来5年，云南地矿一定要在原来基础上，把勘查进一步做大，这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付军认为，云南省地矿局正在面临一次新的重大机遇与历史使命。“十一五”期间，云南地矿提出了“围绕云南矿业支柱产业建设，争取国家和省的资金，创新风险勘查投入机制，加大投入，加快资源勘查。到2010年，全局矿产勘查新增资源量：铜300万吨、铅锌300万吨，金100吨、银1500吨，铁矿石2亿吨、锰矿石800万吨、锡1万吨；矿产开发储备资源量：黄金200吨、白银3000吨、铅锌100万吨、铁矿石2000万吨、铜40万吨、锡2万吨。在东南亚国家建立1～2座具有一定规模的矿山，为云南矿业支柱产业建设奠定资源基础”的目标。

地质勘查立局、矿业开发强局、人才科技兴局、和谐发展富民，再续云南有色金属王国辉煌，云南地矿已经启程！

一根高速旋转的钻杆——记优秀团干部陈国栋

到北京开会还不到三天，他便归心似箭了。“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每当他思念地质队时，便唱起这首《勘探队员之歌》。现在，他又在心里唱起来：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那层层的山峰……当王震同志把一枚记载着智慧、汗水和荣誉的奖章给他戴在胸前时，他才把“魂”拉回全国地质系统基层模范政治工作者表彰大会的主席台。王震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问：“叫什么名字？”“陈国栋。”

他刚刚二十五岁，是云南省地质局第二水文工程队团委副书记，用他的话说，是一颗很小很小的矿粒，一根普普通通的钻杆。编外钻工

一辆蓝色的长途汽车，穿行在云贵高原的山岭中。1980年冬，陈国栋和队政治处主任老罗从队部赶往建水县。

建水曾是个山秀水明的好地方，可是，从1978年开始，这里一年比一年干旱。河水枯了，稻田干了，井边排起一条不断延伸的等水队伍。建水县的几十万群众看着水文队，盼望他们早日打出水来。但是，井架下，一些年轻的钻工，上班睡觉、跳舞、东游西逛。下班了，他们三五成群在一起“哥俩好啊！”“八匹马呀！”大碗大碗地喝酒。

怎样引导这些青年，一时找不出好办法。这时有人找到老罗建议：“陈国栋熟悉青年，他也许能行。”

罗主任接受了建议，决定带陈国栋到建水去试试。

熟悉水文队的人都知道，工作艰苦，一年到头风里雨里作业，吃不好，睡不好，连个对象也不好找。整个队的钻机撒在方圆二百公里上，一台钻机和另一台钻机隔几十公里，钻工们探一次亲回来就可能找不到钻机，因为它打好一口井后又转移了，更何况他们净钻山沟呢。别说团的工作了，就是开个会，也要提前四五天用发报机联系。

陈国栋双眼盯着车窗外，脑子里仿佛有一根钻杆在高速旋转：水文队刚组建，钻工都是各队抽来的，做他们的工作？唉，回勘探队多好……可是，钻杆的使命是旋转，团干部的使命呢？团结青年，共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哪里有青年，哪里就是团干部实现理想的土地……

来到建水，陈国栋一头扎到了二十号机台。白天，陈国栋和钻工们一起工作，晚上，又和罗主任找青年聊天、谈心。他走到哪台钻机就干到哪里，提钻、下套管，凡是重一点的活，他都抢着干；遇到事故，他一连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地连轴转。青年们喜欢上他了，亲热地喊他：“编外钻工”、“编外指导员”。

在二十号机住了一段时间后，陈国栋发现学徒工小陆情绪不高，他找小陆谈心，得知小陆的父母离婚了，现在母亲又得了病，弟妹年幼，只有大姐照顾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他一个学徒工，用钱又大手大脚。姐姐生了气，写信骂他，他正不知怎么办才好。陈国栋一边安慰他，一边掰着手指给他算了一笔账，让他每个月多少给家里寄点钱。

第二天，陈国栋来到工会。根据他的建议，工会给小陆补助了二十元。春节刚过，小陆收到姐姐的来信，说家里先后收到了四十元。小陆纳闷了，那二十元是谁寄的呢？小陆琢磨了半天，认定是陈国栋寄的，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工作时变得主动了，勤快了。不久，他又来找陈国栋，这次他没有长吁短叹，而是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

陈国栋和青年们一起把汗水洒在了被烤得冒烟的土地上。一个月后，二十号机钻出水了！纯净、甘甜的地下水“哗哗”地从井口喷出来。

当地群众赶来，把剥了皮的鸡蛋往他们嘴里塞，把煮熟了的红薯往他们手里送。罗主任也笑了，看着人群中又唱又蹦的陈国栋，他忍不住大声说：“行！是块好料子！”

在团的工作中，陈国栋不仅注意做青年的思想工作、转化工作，还特别注意解决青年的实际困难，得到了广大团员青年的拥护和信任。这年，陈国栋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

陈国栋说，现在做青年工作，光能讲大道理不行。更重要的是亲自干，干出个样子来。只有讲得实在，做得实在，干得实在，才能真正了解青年，团结青年，做好青年工作。篮球开路

当人们还在为第一口井出水欢跳时，陈国栋和几个青年趴在床上，头碰头地不知在嘀咕什么。作为一个团干部，陈国栋懂得：“青年人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外，还要玩。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干部，也得会玩。”

就这样，陈国栋学会了吹口琴、吹笛子、拉提琴、画画，还会跳傣族舞、拉祜族舞。不过，最拿手的还是打篮球。他想，团的工作还没走上正轨，能不能用篮球把大家拢在一起呢？

他们同县体委联系，举行一次同县队的比赛。篮球虽小，却牵动着全队600多人的心。赛球的这天晚上，大队部除了值班的，都到场助威来了，附近井队的青年们也赶到了球场。红河州少体校不愧是代表县队参加省里比赛的一支劲旅，球场上热气腾腾，打得难解难分。下半场，地质队球队一下把对方甩下去十八分！比赛结束了，青年们涌进球场，把自己买的汽水、冰棍塞到队员的手里。他们把陈国栋、团委干事小梁和队员们围在中间，说呀，笑啊，久久不愿意离去。

水文二队出现了篮球热，各钻机都配备了篮球。陈国栋摸底调查，趋势整顿和建立了各钻机团支部。他和干事小梁经常在钻井跑。“文明礼貌月”、“学雷锋、树新风”、“三热爱”教育，搞得热火朝天，团的工作走上了正轨。青年们玩得痛快，干得也痛快。五月插秧前，他们打井49眼，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任务，打球50多场。建水县群众说：地质队那些小青年真不赖！不但打井有一套，球也打得好，常胜不败！

陈国栋说：看来团干部要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什么都会点才行。有人说，“青年官”得上懂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我看这话有道理。万孔一心

1981年6月7日，星期日，下午两点多。住在县城附近大队临时指挥部队办公室里的报话机信号灯突然闪了几闪。党委书记老梁拿起话筒，里边传来了十八号机的呼叫声：“现在孔深60多米，孔壁掉块严重，急需219毫米的过滤管60米！”老梁急忙四处求援，得到的回答全是“没有”。他拧着一对浓眉发愁：时间一长，这口井就得报废，上万元哪！库房里有这种规格的套管，但要经过复杂加工才能变过滤管使用。请人加工？不行，时间来不及。自己加工？人太少，工作量大，也太难。怎么办？怎么办？！老梁往窗外望去，实然想起了陈国栋，想起了那群“今非昔比”的青年们。他派人找来陈国栋，听到的回答很干脆：“我们包了！五点钟准时开工。”

真是召之即来！时针刚刚指向五点，机关、后勤两个团支部的30多名团员青年就来到了陈国栋的身边。他们把第一根重300多公斤的套管，抬到钻床旁。可是，车间只有一台钻床，要钻完这60多米的套管，得好长时间哪！陈国栋大眼睛一转，有招了，三班倒，连夜干！

时间一分一分地走过，洞孔一个一个地增加。车工田大钧，白天忙一天，每天凌晨三点还起床给大家磨钻头；正准备高考的房希军丢下功课参加突击；男青年把重活全包了，女青年便把做饭、挑水的任务全部承担下来，她们还买来挂面、罐头，西瓜……三天三夜过去了，陈国栋、小梁和几个青年很少休息，他们一个个眯着眼，走路都东摇西晃。

队领导又高兴又心疼，下了一道紧急命令：“你们睡觉去。”于是，政治处主任、保卫科长、组织科长，在队的全体队干部顶班上。看到这些，青年们身上的疲倦一扫而光。

四天五夜过去了，他们硬是啃下了这个硬任务，把60多米长的套管加工成了过滤管，钻孔一万多个，不仅为钻机正常生产赢得了时间，而且光加工费一项就为国家节约825元。

陈国栋说：我们共青团工作的中心，就是要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在生产建设中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在艰苦的工作中，也最易发现青年身上的闪光之处，融洽团干部与青年之间的关系。奇怪的符号

陈国栋有个小本本，上面除了记着全队团员青年的基本情况外，还有的画着一些奇异的符号。有的名字下面是个三角，有的打个勾勾，有的画圆圈，有的圆圈里还有一个点。这些近似密电码的符号只有陈国栋一个人明白，那是全队396名青年婚姻恋爱的情况表。他们之中谁成了家，谁在热恋，谁闹了矛盾，谁是老大难，他都及时地变化着小本子上的符号。

这些符号是他精心工作的记录，也是他做好团的工作的依据和基础。就连人事科调人、行政科调整房子也愿意找他了解情况。

元月的一天，陈国栋从分队回到队部，赶上了参加机关团支部生活会。会议结束时，他建议：“钻工赵南昆春节结婚，钻机上工作太忙，咱们明天帮他整理一下新房可好？不过，有对象的最好别来，你们的问题也需要加深和巩固。”

星期天一大早，十几个团员青年都来了，见到陈国栋和他的对象杨秀兰也在干，便说：“你俩为啥不去加深、巩固！？”国栋和秀兰笑了，说：“我们就在这里加深巩固啦！”他们整整忙了一天，刷房子，糊顶棚，擦地，摆家具，把一个简陋的小屋打扮得漂漂亮亮，喜气洋洋。

说起来，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前年夏天，陈国栋听说小赵和小杨为一件小事拌了嘴，有一个多月不说话了。这还了得！陈国栋跑到宿舍，把下了夜班正在熟睡的小赵从被窝里拎出来，问：“你谈恋爱几年了？”“两年。”“就是，两年吹一个，也不算算，你有多少个两年？！你以为建立感情那么容易！小杨哪点不好，一点小事就要吹？！”陈国栋连说带劝，说得小赵嘿嘿地笑了。

当天晚上，陈国栋和另一个同志找到赵南昆的对象，说：“男同志心粗，喜欢开玩笑，不能计较。他开个玩笑，你当真了，他能不恼火？”看小杨不吭气，他又劝：“小赵如果来，你就留他吃饭，好不好？”直到小杨点头答应，他才离去。

地质队最感头痛的事，就是找对象难，帮助青年解决婚姻恋爱问题，成了团委的重要工作之一。青年钻工小包是个工作积极、为人诚实的好青年，就是不爱说话，都26岁了，对象连个影也没有。去年年初，陈国栋发现新调来的小张与小包比较合适，便专程跑到小张原来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为他俩牵线搭桥。翌年春节，小张和小包幸福地结婚了。

陈国栋说：“在人生的道路上，青年会遇到许多困难，我们如果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们就会相信我们，相信团组织。”特殊的锻炼

五彩缤纷的山茶花开遍了滇西北的山山岭岭。今年四月初，陈国栋被调到局团委工作了。临走这天早上，大家都在找他，可他却在托儿所和小朋友玩耍呢。

一个共青团的干部，为什么和小孩子如此亲热？要说，陈国栋以前并不喜欢孩子，脾气急躁，动不动就发火。有一回，他带队赛球，打得不顺，气得骂人、训人。一个队员不慎失误，他上去捅了一拳。过后，他后悔不已，埋怨自己是天生的坏脾气，没办法做好工作。为这，他好几天闷声不响。

这天，他逗一个小孩玩，不料把小孩逗哭了，哄了半天也没用。面对不足三尺的孩童，他急也不是，打也不是，抓耳挠腮，只得耐住性子再哄。这件事，使陈国栋悟出了点道理：孩子也能改变大人的脾气哩。

陈国栋的脾气变了，和青年在一起，他说笑，弹唱，格外活泼。做青年思想工作，他耐心细致，娓娓而谈，从不发火。

陈国栋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天晚上看一到两个小时的书，当然，主要是看青年工作方面的。这两年，他认真阅读了《青年心理学》、《婚姻恋爱家庭》、《青年修养十二讲》等。

陈国栋说，团干部自身的修养，是做好团的工作的重要条件。

又到八月十五中秋节，花好月圆的晚上，地质队员们吃过月饼、香蕉，躺在钻机旁的草地上，望着黑糊糊的山谷想起了慈祥的父母、华灯齐放的春城……一个小伙伴感慨地指着天边的几颗小星星说：“它们离家太远了，多冷清！”陈国栋若有所思地说：“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尽自己的力为天空增添了光亮。我们，也应该是这样……”

寂静的山谷里响起了粗犷、豪放的男中音，陈国栋在唱：“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接着，独唱变成了大合唱：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富饶的矿藏……

夜色里，一群姑娘、小伙手挽着手在祖国边疆的一个不知名的山谷中唱着，唱着……

风雨中的人生光华——全国劳动模范戴恒贵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摞地质报告、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为解决西南地区中梁山、华蓥山、大河边（六盘水）、滇东、宝鼎等几个重要煤田的勘探和技术关键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认识、新观点，为丰富和发展我国煤田地质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原所长、高级工程师戴恒贵30多年在20余个煤矿区工作的主要成果。

人们啧啧称赞这显赫的功绩，更从他不平凡的经历中，看到了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忍辱负重、献身祖国的高尚情操和宝贵品质。

1948年初秋，曾经作为国民党政府“陪都”的重庆，啼饥号寒的失业队伍中又增加了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就是戴恒贵。刚刚读完重庆大学地质系，“工业救国”的理想变成了泡影，他成天彷徨、苦闷，四处求业，八方碰壁。重庆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就着手恢复经济建设，很快建立了西南地质调查所，他以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人员的身份考入这个崭新的机构，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征途。

两个社会不同的遭遇，两种制度的优劣对比，在戴恒贵年青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全部贡献给祖国社会主义事业。

怀着这样的热情，戴恒贵第一次就参加了我国经济恢复时期的重点项目——重庆中梁山煤矿的勘探工作。这是一个隐伏矿区，构造比较复杂。当时全队只有5个地质技术人员，大家对勘探工作都很陌生，他们一边摸索一边干。对矿区广泛分布的长兴灰岩进行详细分层，是查清地质构造的关键。戴恒贵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和同志们一起爬悬崖，钻丛林，测制了7条剖面，采集了500多块标本，根据岩石的颜色、风化特征、组织结构以及化石种属的组合关系，首次将长兴灰岩划分为6个小层，通过分层对比和填图追索，很快弄清了矿区十余条重要断层，为编写两个大型井田的详勘储量报告和开采设计提供了可靠资料。戴恒贵的工作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好评，被列为标准剖面，所填地质图被地质部选作原始编录规范的标准图式。崭露头角的戴恒贵，受到同志们的称赞、领导的表扬。他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树立为西南地质局三等劳动模范，担任了大队主任工程师。

生活的鲜花蓓蕾初放，智慧的火焰刚刚闪现。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在一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戴恒贵抱着关心党的工作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如何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和加强技术管理提了几条具体意见。万万没想到，他因此被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又把本人已经作了交代、组织作过结论的一般政历问题翻出来，重新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于一个努力工作、做出过贡献的年轻技术人员，心灵的创伤，精神的折磨，该是多么巨大！

戴恒贵陷入了迷惘、困惑和极端痛苦之中。难道就这样一蹶不振，让理想化为灰烬，让抱负付之流水吗？不，不能这样！功过是非，历史自会作出公断。国民党时我学地质失了业，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引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让我学有所用，为地质事业献身的决心绝不动摇！

从那以后，尽管戴着两顶“帽子”，戴恒贵仍然以超乎人们想象的决心和毅力，努力赶超世界地质科学先进水平，为祖国图强。

滇东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炼焦煤，交通方便，工业集中，是云南省重要的燃料基地。从1954年起，省地质部门组织3个地质队加速勘探，在1961年以前提交了10余份最终储量报告。但是，由于标志层不可靠，煤层对比过不了关，构造弄不清，这些报告大多没有获得批准，无法提供开采使用。

设计部门催资料的报告，生产单位要求帮助解决煤层对比的电话，一个又一个飞向省地质局，任务十分紧迫。1962年，戴恒贵被派往在这个地区勘探的第六、第七地质队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一到矿区，他就和地质人员一起，跑地表，钻坑道，爬老硐，仔细敲打，认真观察。一次，他正沿煤层追索，突然发现煤层中有一种夹矸，虽然只有一、二公分厚，却相当稳定，连续性很好。这个意外的发现，就像茫茫夜色中看见一点星火，蓦地打开了他苦苦探索的思路。能不能把“夹矸”作标志层来进行煤层对比呢？接连几个通宵，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翻遍国内外煤田地质资料，却都没找到这样的先例。几个地质员查看了两个钻孔，由于取芯不完整，也没有发现这种夹矸。这时，有的灰心了，有的退却了。戴恒贵却坚定地对同志们说：“科学靠实践，书本上没有，我们也要坚持研究，靠自己闯出一条煤层对比的新路。”他带着地质人员，重新对探槽中挖出的每一个煤层进行详细观察记录，采集了600多个样品，绘制了百余张图件，然后分层编成大比例尺对比图。为了在深部找到这种“夹矸”，戴恒贵几天几夜守在现场，饿了啃冷馍，了躺在岩芯箱上打会盹。钻探进入煤层时，他和工人一起操作，仔细取芯，一段一段地认真观察、记录。戴恒贵小心翼翼地从取芯管里拿出岩芯，掂在手上仔细寻找。“找到了，夹矸找到了！”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深部找到的夹矸与浅部资料完全一致。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说明，这种夹矸在煤层中都很稳定，每层的颜色、结构、硬度和包裹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在矿区试用效果很好，证实夹矸可以作为标志层使用。他们将此定名为高岭石泥岩夹矸，简称硬夹矸。短短两年时间，戴恒贵和他的伙伴们终于攻下了这个技术堡垒，以后15年中提交的32份最终地质报告，份份合乎要求，这些煤矿现已大部分开发利用。尤其可喜的是，滇东煤田运用硬夹矸作标志层的研究，与世界上一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英国在1961年以后才找到这种夹矸。

1964年，为了加快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地质部调集3000多人、30多台钻机，成立会战指挥部，开展渡口宝鼎煤矿勘探大会战。戴恒贵自始至终参加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在指挥部虽然只是一般技术员，但挑着地质技术工作的实担子，从勘探上马的准备工作到设计布置、技术管理、疑难问题的解决，他都参加。他带领参加会战的三个队的地质人员，顶烈日、冒酷暑，翻越宝鼎山的沟沟岭岭，敲遍每一个岩石露头，从宝鼎的具体地质条件出发，研究出煤层综合对比法，为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宝鼎矿区的勘探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66年6月至1967年3月，他主持编写和协助编写的三个大型井田的最终储量报告都顺利通过，为攀钢上马准备了燃料资源。宝鼎煤矿的快速勘探成果，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戴恒贵常说：“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一个人民的地质员，必须具有踏实、扎实、求实的作风，靠科学态度吃饭，对人民负责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工作，扎扎实实地搜集资料，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保证每一项资料、每一个数据的完整可靠，正是戴恒贵30年来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生动体现。

那是1966年3月，宝鼎煤矿太平场井田进入勘探施工的后期阶段，每一个资料的可靠性如何，都直接影响到编写报告的质量和矿山开采设计。老戴特别告诫自己：不能有半点马虎，不能存侥幸心理。一天上午，骄阳似火，蝉鸣如炽。戴恒贵接连跑了几个地方，顾不得汗流浃背的劳累，又来到一台钻机复查岩芯。他拿起一段岩芯，对照着记录本仔细观察，反复查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点。突然，他发现一个标志层重复出现了两次，上下相距竟达200多米。他吃了一惊：这不是有一条大断层吗？为什么钻孔编录中却没有描述出来呢？如果断层确实存在，而报告中又没反映出来，那不就是给矿山开采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吗？他赶紧跑到附近地表查看，果然看到有的煤层和岩石突然消失了，这都是有断层存在的明显标志。他向指挥部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及时组织技术人员落实。整整一个半月，戴恒贵吃在工地，睡在工地，跑地表，查露头，把60多个钻孔的几百箱岩芯翻出来，一段段检查对比，重新观察记录。繁重的劳动和工作，天热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的身体更消瘦了。有的同志关切地对他说：“老戴，抬岩芯箱、翻岩芯这些重劳动让我们干吧，你只要动动嘴，指导指导就行了。”他耐心地回答说：“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不亲自干，怎么放心得下！”70多名地质人员一齐努力，查出了落差在200米以上、横贯全井田的三条大断层。经过多年生产坑道的开采验证，完全证实了这些断层的存在和判断的准确性。如今，看到那一份份准确的地质图表，看到乌金源源流向高炉，人们总要称赞戴恒贵“为矿山消除了大隐患，为子孙后代办了大好事！”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因年龄、身体、精力等原因，戴恒贵退休了，但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国务院表彰的他，没有卸下肩上的担子、心中的责任。他除继续实地调查研究外，还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家建设，编写约2万字的《对西南五省经济建设布局的建议》一文，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报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受到中央重视，《人民日报》一版和《人民政协报》均予以报道。他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全省老有所为先进个人，3次被地科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戴恒贵就是这样一个人。初试啼声于“三江”，大放光彩在“三江”，人们因此称李文昌——

三江之子

2006年1月9日，全国科技大会科技成果表彰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一位身材俊朗、神采飞扬的中年地质工作者，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手中，接过了“西南‘三江’，铜金多金属成矿系统与勘查评价”项目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奖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他就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云南省地矿局总工程师李文昌。不久，李文昌又获得全国地学界的最高荣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06年，李文昌被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亲赴北京受奖。

追寻共产党员李文昌的探索历程和骄人业绩，人们发现，他44年的人生轨迹，都是围绕“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这方神秘富庶土地而展开、而延伸的……“三江”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地质百科书。能在这块土地上探索、耕耘，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和荣耀，我愿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

同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3条大河，在云南境内并行流淌170余公里，区域范围包括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加上与之毗邻的南延地带，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然而，距今6500万年前，这一辽阔的幅员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古称特提斯海。后来，历经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此起彼伏的飘移、碰撞和隆升，这才逐步成就了如今江河纵横、群峰耸立、峡谷深邃、岩峭壁陡的奇特地质地貌景观。“三江”地区最让世人瞩目的是它复杂多变的地质构造和得天独厚的成矿条件。地质科学家评论，“三江”并流区是全球地质构造最复杂、岩浆活动最强烈、成矿流体最活跃的资源富集区和造山带之一，被喻为全球地质构造的“百慕大”，成为地质工作者最为向往的研究和找矿目标。

当然，儿时的李文昌不可能了解这些。他钟情于地质找矿这个充满艰辛与危险的门道，是出于好奇心驱使甚至带有几分偶然性。上小学时，白族少年李文昌所在洱海边江尾的一所乡村小学里，突然住进一支找矿小分队。那些个朝气蓬勃的地质队员，头戴小白帽，身背地质包，清晨出去工作，晚上回到住地除了整理资料，就是打球、唱歌，让李文昌和他的一帮小伙伴羡慕不已。凭着这粗浅的印象和老师“找到矿、山区人民就能富起来”的鼓励，他毅然报考昆明地质学校，3年下来成为160多名同学中的两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三江”地区，从此踏上茫茫找矿路，一发而不可收。

李文昌工作的第一个矿区位于横断山腹心地带。那是一个古人开采过银矿的老矿山，残留的矿硐一层接一层，千疮百孔，深浅难测。而这类老硐又是搜集地质资料最好的“露头”。天刚亮，李文昌他们就钻进一个个黑咕隆咚的老硐里，追索矿层、采集标本，仔细记录、描述。几百年留下的老硐经岁月剥蚀，龇牙咧嘴，寒气逼人，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还不时飞出几只蝙蝠之类的小动物，把大伙吓出一身冷汗。李文昌他们毫不退缩，经过细致工作，将矿床规模扩大到中型以上，开采后效益一直较好。

在“三江”地区找矿，风餐露宿，艰辛备尝，一天步行几十公里更是家常便饭。一次，为研究油、气与金属矿的关系，他和一位外国专家大清早就出发，沿断裂带采集卤水，边走边工作，直到夜晚11点多到达可以住宿的村镇时，已步行了65公里，此时整个身子就像散了架似的瘫倒了。如此“强行军”，李文昌自己也记不清有过多少次，以至于留下严重膝关节后遗症，直到现在只要长时间走路，就会钻心般疼痛。

正是在这种艰苦磨炼中，李文昌一步步走过来，成熟起来，由一名普通地质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先后担任分队副主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大队副总工程师，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条件，丝毫没有熄灭他为献身地质找矿而刻苦学习、顽强进取的坚定信念。在野外简陋的工棚里，李文昌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业余生活，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坚持学习到深夜，以优异的成绩先后完成了五年制函授本科学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现为在读博士研究生。

1995年，已升任云南地质三大队副总工程师的李文昌，被派往国外一家找金的合资公司担任项目总工程师。他果断调整外方原定的工作方案，很快查明一处品位很富的中型金矿。外方老板亲自写信向李文昌表示祝贺，甚至开出月薪1000美元聘为技术总负责，让其以技术入股参与分红，还答应将其户口从大理迁到省城昆明，并赠送一套标准住房。条件不可谓不优越，可李文昌不为所动。他说，我生长在三江，从小就立下让三江地区群众采矿致富的志向，故土难离呀！再说，跟外商打交道没有主人感觉，钱嘛，够用就行啦。

他毅然回国，被调到省地矿局地矿处工作，负责“三江特别找矿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西南‘三江’铜金多金属成矿系统与勘查评价”项目启动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军人物、首席科学家。“三江”找矿一度停滞不前的症结在缺乏科技支撑。李文昌下决心从基础工作做起，探索规律，提升理论，开创找矿新路子

应当承认，“三江”地区的找矿活动始终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以西藏玉龙铜矿，四川呷村银矿，云南兰坪铅锌矿、老王寨金矿、来利山锡矿等“五朵金花”为代表的找矿成果，曾经让地质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然而，打那以后的10多年，尽管仍在继续投入，但成果与这个举世闻名的成矿有利地带极不相称。包括一大批资深地质科学家、新一代地质精英在内，人们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三江”矿产勘查前景到底有多大？突破口又在哪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相继在“三江”地区部署了一系列科技攻关和特别找矿计划项目。这无疑给李文昌等一批年轻地质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干的大舞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在“三江”找矿处于探索、突破的关键日子，李文昌每年至少有三、四个月是在野外一线度过的，即使不出野外，很多节假日他都在办公室里摆弄那些资料、岩石标本、矿物样品。好在爱人很理解，可儿子总抱怨爸爸不像别的孩子父亲那样带他去公园坐天车、看大象，因而留下诸多无奈和遗憾。

与西藏接壤的滇西北羊拉乡，山高谷深，地势险恶，当时是云南全省最后一个没有修通公路的乡公所。羊拉乡曾以贫困落后出名，现在却是一个正在开发的大型铜矿基地。为了探明这个矿，地质工作者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助理工程师杨德明就因徒步进矿区途中高原反应无力抢救而献出了年仅27岁的宝贵生命。李文昌多次赶赴现场指导勘查，须知，从有公路的地方进矿区，至少要走4天，行李、器材全靠马帮驮运。白天，他们就在那些鹰难飞过、猴难攀爬的乱石岗中走啊走啊，饿了啃干粮充饥，渴了喝浑浊的溪水润喉，天黑了赶紧找个藏族牧人留下的简易草棚或是架起帐篷睡个囫囵觉，天一亮又踏上新的征程。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反复探索，逐步将动力学机制、成矿作用引入新的研究思路，矿床规模扩大，首期探明储量就达130多万吨。

由李文昌率领的项目组，汇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地质科学家、专家、教授和精英，又都是一些爬山不止，研究不停，语不惊人不撒手的拓荒者和实干家。经过年复一年摸索、探寻、论证、勘查、检验，以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潘桂棠研究员为首提出的“多岛弧盆成矿论”，以地质科学院侯增谦研究员为首提出的“陆内转换成矿论”，以及以此为代表的一批最新研究成果，标志着“三江”地区找矿进入了一个科学化、程序化的新阶段。

按照过去的认识，板块碰撞，特提斯海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沟、弧、盆系统，即今我们看到的山峦、盆地、沟壑，地质工作也多习惯于到这些部位去找矿。李文昌组织科技人员在充分搜集野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构造岩相、岩石学、地球化学示踪、同位素年龄测定和构造模拟等多学科、多手段综合研究，发现“三江”特提斯决非简单的一沟、一弧、一盆，而是由一系列多重相间的小岛弧、小陆块、小洋盆组成的复杂构造体系，基本包含了动力学过程导致的岩浆—热液系统、构造—热液系统、海底流体等成矿作用形成的主要矿床及其区域分布规律，从而解决了到什么地方找什么矿的迫切问题，帮助准确地选择找矿靶区。美国地质学会主席博奇菲尔博士称“这是被地质实践所检验的全新的构造——成矿模式”。“陆内转换成矿论”则是从研究距今6500万年以来“三江”地带的成矿规律着手，揭示了成矿作用的动力机制和构造背景，总结出由地球运动大转换、大走滑、大推覆及壳慢物质流动迁移等陆内转换系统控制的斑岩型铜矿、热液多金属矿、剪切带金矿等大型成矿系统，从根本上回答了到什么部位找什么矿的重大课题。

诚然，一座矿山的发现，一个新理论的提出和确立，常常是几代地质人共同奋斗的结晶。作为项目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李文昌的特点是善于把众人的智慧集中起来，把那些零星、分散的信息资料汇总起来，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改造、凝练，总结提高，上升为指导找矿的理论成果。正是在新的成矿理论引导下，云南地矿局部署和组织实施的“三江”地区找矿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一些地质“空白区”获得的重要突破和进展，打破了这些地区矿产“难成大气候”的传统看法，成为云南省正加紧建设的铜、金、铅锌、银资源开发基地。

针对不同成矿背景和矿床类型探索总结的5套勘查集成技术，又为“三江”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重点矿区实现快速高效评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勘查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为国家节省资金数以千万元计。理论常常是实践的先导。用全新的成矿理论指导“三江”找矿活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成效，为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基地

在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李文昌特别注重将全新的成矿理论运用于找矿实践，把目标定在找大矿、富矿和国家紧缺矿产上。

普朗铜矿的评价和突破，最能表现李文昌的这种执著和追求。按照新的成矿理论解释，滇西北雪山高原具有形成大型至特大型金属矿床的优越条件，自然成为地质工作者关注的重点目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地勘经费严重不足，普朗一带只做了一些地表工作即陷入“等米下锅”的尴尬状态。李文昌积极支持时任副局长李晓明大胆引进外资，同外商合作进行风险地质勘查的思考和抉择。

机会终于来了。正四处寻找合作伙伴的南非比利顿公司，以资金和技术参股方式，和云南地矿局共同勘查开发“三江”矿产。2001年，普朗矿区布置的第一个钻孔开工，从孔深30米见矿一直打320米，仍在矿层中钻进。可第二、第三个钻孔就不那么顺当了，基本没见到可采矿层。不巧的是，两个钻孔不见矿，外商似乎缺乏再勘探下去的信心，加之外方老总易人，经营策略改变，撤走了普朗原定的风险勘查资金及设备，一度喧闹的矿区再次沉寂下来。矿区还要不要继续勘查下去？一时争论纷起。有的人说，既然外国人都不感兴趣了，咱们做做收尾工作，能圈出四五十万吨储量就算了不起的成果了。

李文昌和项目组专家却坚信这一带能找到大矿。他又带着技术人员踏冰卧雪，多次深入矿区考察，追索矿层，探讨成矿类型。就在现场，李文昌他们发现这一带的岩石普遍很“湿”，即岩石蚀变厉害，矿化反应强烈。

成矿条件好，但没有资金继续勘查，怎么办？李文昌带着资料到中国地调局汇报。在他的恩师、中国地调局总工程师邹家寰的办公室里，李文昌摊开地质图和第一个钻孔的深部资料，从“三江”的区域地质背景，到成矿类型，再到新的成矿理论的依据和验证，以及第一个钻孔见到富厚矿体的实例，详细陈述加强普朗矿区勘查的必要性和可观远景。他还形象地把“三江”找矿比喻为“黎明前的黑暗，就差捅破那层纸了，千万不可半途而废”。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请从大调查经费中挤出一点钱来，支持我们把工作继续做下去。

邹总是个爽快人，更是指挥找矿的大家，当即答应：从我掌握的项目经费中给你安排100万。又反复叮嘱：这是用于找矿的专项经费，你可不能挪作修路用。后来证实，李文昌把这笔钱用在了找矿的刀刃上，又省下一些钱用来修路。路不修不行，光靠人背马驮器材、设备，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上得去。接下来就是布置工程验证。李文昌分析，前两个钻孔的失败，关键在孔位定在了中基性粉岩体上，而该地区的岩浆经历了从基性—中型—酸性的演化过程，容易形成复合式岩体，存在找到大型以上斑岩铜矿的可能。

在复合岩体接触部位重新布置的3个钻孔打下去，有两个孔都见到了厚300多米的铜矿体，其中一个孔打到700多米仍在矿层中钻进。

普朗铜矿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突破。仅15个斑岩体中的一个矿段提交的首采储量就达到72万吨，目前控制的远景储量超过200万吨。据可靠资料预测，全矿区铜远景资源量可达500万～10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矿床规模。

体现李文昌不断深入、顽强进取精神的还有羊拉铜矿等项目。按常规，提交了地质报告的矿区，大调查就不能再立项勘查了。羊拉铜矿2003年10月就提交了探明储量130多万吨的地质报告，可李文昌用新的成矿理论推断，认定羊拉地区的铜矿不单是矽卡岩型矿床，而是多阶段复合成矿的结果，具有深入工作进而再找大矿的条件。中国地调局将羊拉铜矿勘查作为破例安排，再次立项。继后2年多的深入研究，证实了李文昌的看法，在其外围和深部找到了新的富铜矿体，相当于新增加一个中型以上的矽卡岩型和斑岩型复合铜矿床，目前正加紧工作，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成矿理论的创新，普朗等矿区的突破，把整个“三江”地区的普查找矿都带动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三江”项目带动发现和评价的大型特大型矿床就有12个，拉动勘查投资63.75亿元，查明矿产资源量铜779万吨、铅锌1002万吨、银8047万吨、金492吨，潜在经济价值达4500多亿元。已建和在建矿山全部投产后，年产铜26万吨，接近目前全国铜产量的一半左右。

李文昌欣喜地告诉记者：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培育一个新的、国家级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基地，可以说已见雏形。“十一五”开足之年我们干得不错，目前正抓紧部署明年的找矿工作，争取再找出几个对国家建设布局和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具有支撑作用的大矿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将攻深找盲进行到底——云南省劳动模范崔子良和他的找矿团队

2011年，仲夏时节。记者随同刚刚荣获云南省劳动模范称号的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院长崔子良，奔赴著名的“三江”成矿带考察。或驱车或步行在古代“茶马古道”遗风弥漫的楚雄、大理、保山的青山绿水间，崔子良显得格外兴奋，这不仅是因为这片辽阔的大地蕴藏着丰富的金、银、铜、铁、锡、铂钯、铅锌、硅灰石等矿藏，不仅因为这里有着他将近30年的探矿足迹；更因为，近年来，他率领着他的团队，先后承担了123个国家级和省级重要勘查项目，探明矿产资源储量铅锌100万吨、金1吨、铜2万吨、银600吨、铁矿石200万吨，新发现了一批有重大找矿前景的矿产地和重要找矿靶区，为缓解资源“瓶颈”书写了华丽篇章。

我们的采访就从这里展开。在前人找矿之梦破碎的地方，他执意向深部进军并获得巨大成功

崔子良告诉记者，在以“三江”为中心的39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云南地质工作者已经探明的矿产地星罗棋布，单大中型矿床就有几百座——“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也由此而来。然而，经过多年的勘探开发，这个群峰林立、沟壑纵横的矿产资源富集区，地表矿发现几近殆尽。近年来，信心满满的勘探队伍，不少在这里折戟沉沙，无功而返。“怒江、澜沧江大断裂夹持带有个西邑矿致异常区，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让许多人找矿之梦破碎的地方。云南多支地勘队伍几上几下，几起几落。”崔子良说，“在勘查资金吃紧的时候，我们甚至同一家民营矿企合作，结果，也只发现了一些不具开采价值的零星矿体。矿老板见势不妙，立马撤走了资金，退出了勘查。”他说，这样的故事在“三江”时有发生。

但崔子良的找矿之梦始终没有破灭，尽管他当年在所长的位置上曾多次提出再上西邑项目，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如愿。

崔子良不抛弃不放弃，缘于他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支撑。11年前，他曾工作过的也同样以失败告终的2号矿体，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同时也是希望所在：为何地层中铅锌银含量高出背景值10～20倍的地方会找不到矿呢？他在查阅了所能找到的大量中外地质文献，仔细研究了那里的地质构造和控矿特征后，推翻了前人提出的热液型成矿的认识。他坚信，在被厚厚红土覆盖的矿区深部，应当有一个属于与海底火山喷气相关的喷流沉积型、与地表倾向相反的铅锌矿体。

2006年，他上任云南地矿局地质调查院副院长，第一个提议就是重上西邑。他的提议得到了当时的地矿局副局长郭远生等领导的支持。于是，他亲自担纲勘查，带着技术人员顶风冒雨，攀岩越涧，测剖面，追构造，很快建立起新的成矿模式和勘查评价模式，重点寻找深部隐伏矿。

地、物、化、遥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后，充满压力和风险的工程验证开始了。根据第一手资料和科学判断，布下的第一个钻孔就在300米深处见到了10多米厚的陡倾斜铅锌矿层。这虽然不是崔子良预料中的结果，但比起近年来不少在这里铩羽而归的勘探队伍来说，绝对可以说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接下来的ZK4-1号钻孔，却真可谓一波三折。布孔的目的，是追索前面工程已经发现陡倾斜矿体的连续性和展布方向，但打到设计孔深250米时，只见到几处薄薄的矿层，预测中的主矿体却不见踪影。一时间，失败与怀疑的阴云从四面八方飘来，笼罩在矿区上空。

崔子良带着技术员来到施工现场，翻岩芯、查资料，一段一段地仔细分析岩性，反复推测含矿层的具体位置。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他断定，目前钻机仍在预测含矿层位中钻进，并未打到最具标志意义的粉晶灰岩底板，怎么就断言没希望了呢？于是，他下定决心：更换设备，加大孔深，继续钻进！

可一直打到300米、350米、400米，主矿体仍然杳如黄鹤。不少人开始忐忑：几十万的资金投入，多少个风餐露宿的日日夜夜，难道真的就这样打水漂了吗？

崔子良又一次坚定地将钻孔深度加大到450米！下达新的任务后，一直守候在矿区的崔子良恰巧要离开几天。临行前，他把技术人员和施工骨干召集到一起，叮嘱大家一定要沉住气，精心操作，仔细观察，最多也就三五天能见效果，千万别把矿打丢打漏了。就在离开的第3天，他的手机中传来425米深处见到主矿层的喜讯。

就是这个钻孔，一直打到464米才终孔，见矿厚度达20多米，其中相当部分为块状硫化物铅锌矿，还伴生共生其他金属矿物。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个孔和第一个孔的含矿层位、矿体形态完全不同，属另一个缓倾斜厚大盲矿体，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比较简单，利于开采，完全证实了他最初的分析判断。目前，由这个孔延伸施工发现的隐伏矿资源量占全矿区总量的88%以上。这个对矿区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钻孔，因此被誉为“一孔定乾坤”。

这以后，撒开勘查、连续施工的近百个钻孔，见矿率达80%以上，矿层最大厚度超过40米，连点成线，连线成网，铅锌储量在不断扩大，第一年19万吨，第二年32万吨，第三年52万吨……矿区规模很快实现了由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矿床的“三级跳”。

依托可靠资源保障建设的西邑铅锌矿，第一期日处理原矿石1000吨、第二期2000吨的选矿厂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正在积极筹备，加快推进。

西邑攻深找盲的突破口一经打开，金沙、东山、上甸街、保场、剑川、双江、耿马……一大批金属、贵金属矿产地雨后春笋般崭露容颜，如群星闪烁，光耀云岭。思路决定行动，危机矿山的出路在于深部找矿

从古至今，彩云之南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和开发基地之一。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矿业开采生产力水平的一次次大幅提升，许多开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矿山，却因资源枯竭而濒临关闭的命运。“昆明市周边的滇中地区，就是这种危机矿山集中的区域。”崔子良告诉记者，“这里，光大中型矿山企业就有几十个，尤其以东川式铜矿闻名。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的一批铜矿山，大多已接近开采殆尽的边缘。比如，有个产于元古代昆阳群地层中的滇中某铜矿，小规模开采了几十年，因资源不清，规模老是上不去。一拨接一拨的地质人员曾多次做过勘查，可大多是围绕老矿点就矿找矿，始终没有获得理想成果。”

成矿有利地带却出不了大成果，为什么？崔子良和他的技术团队，决心解开其中谜团，让行将死去的老矿山枯木逢春。

一个又一个辗转不眠的夜晚，崔子良潜心钻研“岩相古地理环境控矿”理论，用以指导并重新分析研究滇中成矿规律。思路决定出路，不久，他竟有了惊喜的收获。

于是，他带着几名技术人员，深入现场，一边对比老资料，一边仔细查看已知矿点和开采中的矿层，发现原来的地质找矿过多强调了矿体的顺层分布，而事实上这个区域的矿体连接并不完善，因此，用原来的方法找矿，自然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于是，院里连续召开了以破解成矿类型为主的技术攻关会，提出矿层由陡转缓，应为层位和构造双重控制的新认识。

于是，以高级工程师张俊为首的项目组很快组建起来。短短5个多月，技术人员坚持从区域大环境中寻找最有利成矿的小环境，在初步摸清地质构造、地层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同时，布置5个钻孔验证，结果孔孔见矿，其中一个钻孔探获40多米厚的富铜矿体，展示出中型矿床以上前景，成为滇中整装勘查区重大发现之一。现在，有关方面正积极筹备扩大矿山生产规模。“我们在滇东北的金沙铅锌矿，也经历了类似的找矿过程。”仿佛是信手拈来，崔子良又给记者讲了一个深部找矿缓解危机矿山之困的故事。他说，局里以协议转让方式接手这个已经开采了100多年的老矿山后，面临的最大困窘同样是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按矿山现有储量连同“搜残拓边”，充其量只能维持一两年生产。提供后备资源、延长矿山开采年限的艰巨任务再次落到地勘院头上。崔子良和其他院领导、技术骨干多次深入矿区，攀绝壁、钻老洞，确定将过去未开展过工作的陡倾斜F1金沙逆断裂作为主攻方向，致力寻找类似密西西比河谷型的深部隐伏矿。经深入开展地表追索、老硐调查，辅以瞬变物探、激电测量等现代化探矿手段，当年提交332+333+334铅锌资源储量即达中型规模，百年矿山重获新生。今天，金沙铅锌矿扩建采、选、冶工程已顺利投产，正逐步建设成为引领滇东北脱贫致富的旗舰矿山。

地勘院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的突破，有如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让一个又一个濒临资源枯竭矿山看到了新希望，纷纷找上门寻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勇扛大旗，为将兰坪外围等列入国家级整装勘查区奔走呼号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发布后，业内有识之士开始呼唤整装勘查。崔子良身同感受，因为多年的找矿实践使他深深感到，整装勘查对于充分发挥国有地勘单位找矿主力军作用，对于遏制乱采滥挖、一矿多开、大矿小开，对于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崔子良觉得，作为云南省地质找矿的主力军，地质矿产勘查院有责任扛起整装勘查这面大旗。

国内最大兰坪铅锌矿的周边和外围，就这样进入了崔子良的视野。他认真研究了兰坪铅锌矿的地质资料，深感这里地处“三江”核心地段，资源潜力巨大，是开展整装勘查的理想之地。2010年，勘查院踏上了整装勘查之路——通过详细调研，由上级主管部门斥巨资整合了兰坪地区的两个探矿权和一个采矿权，并在综合分析研究及积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参与探矿权招拍挂，取得了一个有价值的探矿权，为实施整装勘查奠定了基础。院里组织3个项目组，开始了地质调查与勘查。结果，部署在勘查区内的首批钻孔，孔孔见矿，控制的铅锌资源量一下子就达到5万吨，远景资源量达10万吨，使在兰坪周边和外围“再找一个兰坪铅锌矿”正在变成现实可能。

兰坪，也因此在2010年纳入了云南省整装勘查区，面积迅速扩大为1400平方公里。

2009年8月17日，李克强副总理到中国地质科学院考察时，发表了“立足国内”找矿的讲话。崔子良敏锐地感觉到，由《决定》开辟出的“地质春天”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整装勘查找大矿的决心。不久，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的“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直接催生了我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整装勘查意见出台。

崔子良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启发大家认真领会上级精神，从技术、资料、项目、人员方面提前准备，争取多立项多出成果。

遗憾的是，两次下发全国整装勘查方案意向性选项名单中的40多个入围区块中，竟然没有滇西的西邑等一批势头正旺的重点勘查区。

崔子良不灰心、不气馁，鼓励大家重新编制规划，提出令人信服的立项依据，打一场“翻身仗”。杨立刚、赵茂春、张兴恒等14名技术尖子被召集在一起，崔子良亲自坐镇，一天24小时连轴转。“翻身仗”打响后，15位“勇士”就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饿了，随便吃一点儿食堂送来的饭菜；实在瞌睡了，就歪在沙发上、坐椅上打个盹，然后，又争分夺秒地投入翻阅资料、查证数据，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仔细检查，一遍又一遍地核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整整持续了5天5夜。第六天，当装订成册飘着墨香的地质资料送到崔子良手中时，他布满血丝的眼中，饱含着激动的泪花。容不得喘息，崔子良立刻带上资料，马不停蹄跑成都、上北京，用翔实的成果和预测前景向主管部门与专家汇报、说明和争取。

到全国首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整装勘查区名单正式下达时，西邑整装勘查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全院上下一片欢腾，士气大振。

主动仗还在继续打。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院里接着又获得省内3个省级整装勘查区重点区块，包含了国家、省的12个重点找矿项目，是当时省内获取整装勘查区块最多的单位之一，并储备了一批前景看好的候选勘查区块和找矿靶区。由崔子良担任项目负责及技术总监的《云南保山—龙陵地区铅锌矿整装勘查》项目，集成多种先进技术方法，快速勘查，快速评价，已探获矿产资源量铅锌大于60万吨、银400吨，并在矿区南部新发现了富矿体和一批重要找矿信息，成为云南省三年地质找矿特别行动计划最先取得重大突破的项目之一，引起地方政府和业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细节决定成败。而运气与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对于当前地质工作质量这个热门话题，崔子良院长毫不回避：“正因为质量滑坡是当前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才格外重视这个问题，并从六个环节入手加大质量监控与管理。”尽管日常事务工作缠身，但为了把好质量关，崔子良甚至带上下属提交的地质报告，到野外现场一个点一个点地逐一对照检查——按理说，这根本不属于他院长分内的事。但他做了，只为了以实际行动告诉大家：质量就是市场信誉！质量就是地勘单位的生命！

在距保山市不远的一个重点勘查矿区，记者与正在观察记录岩芯的几位年轻技术人员的简短对话，印证了崔子良所说的话。他们不约而同告诉记者，在工作质量方面，崔院长对年轻人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丝毫不可懈怠。还要做有心人，时时注意观察地质现象，要像照相机和录像机那样，有异必录，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点。因为许多时候，看似细枝末节的蛛丝马迹，往往成为决定勘查成败的关键。

一个视工作质量如生命的人，关键时刻却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了。有一次，为了确定一个钻孔的具体位置，了解可能见矿深度和围岩情况，崔子良奋力向雪后的悬崖陡壁上攀登。突然，一块松动的石头从悬崖上方滚落，向着他头顶飞来，擦伤头皮，血流不止。可他咬牙坚持，直到弄清情况后，才被同伴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包扎。就是这个钻孔，成为全矿区突破的关键环节，并由此决定了这个大型多金属矿的命运。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记者还听到一个传奇。有一天，外围填图组的年轻技术员尹能寿等检查化探异常时，偶然发现一块并不起眼的转石，只是觉得同矿区主体岩层在颜色、结构上都有不同之处，便随手打了一块背回住地。崔子良拿在手上看了又看，掂了又掂，认定这是与铂、钯、金等成矿关系密切的基性—超基性岩。随后，他就布置普查追索，果然在其北部找到原生岩体。这可是个重大发现。矿区本部和南边相邻地段主要分布酸性、中性岩体，早已得到证实，而北边出现的基性—超基性岩和先期发现的矿床相对照，有可能形成由低、中、高温组合而成的矿床分带和成矿系列，找矿靶区就有望成倍扩大。打那以后，他们乘胜追击，多方向、多层次同时部署工作，于是新发现、新进展不断呈现。如今，那里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整装勘查区带。“我们坚持老传统，纸质资料、野外原始记录，都要保留。”崔子良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特别是坚持了质量检查制度，项目、所、班组三个层次都要进行质量抽查。而质检、复检率是百分之百。”“那么，有没有因为质量问题而推倒重来的呢？”记者追问。“当然。眼前就有实例。”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下属、大理矿产所所长杨柳扬说，他们承担的保山铅锌矿项目就曾经返过工，大家毫无怨言。这些年，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工作量再大、再难，只要质量不合格，必须推倒重来，以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难怪全国地质工作质量检查时，专家们看到云南地勘院几个矿区的原始记录、图件编制直至提交的阶段性报告都那么规整、齐全、清晰时，不由得赞叹：多年没有见过这样高质量的地质资料了！并一致推荐勘查院为云南省唯一一家参加全国地质工作质量优秀单位评比。

矿产深埋地底，扑朔迷离，变化莫测，虽说勘查成败都属正常，但在同一个区域、同样的工作方法，为什么有人屡战屡败，而你们却一次次胜利凯旋呢？当记者将这个疑问抛向崔子良院长时，他只是谦逊地一笑：“大概是我们运气好吧。”

运气？是的，不否认其中有运气好的成分，但“点石成金”毕竟只是一种神话。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坚持不懈的严格质量管理，如果没有对地质找矿新理论新方法孜孜以求的学习和一丝不苟的找矿实践，如果没有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与坚守，如果经受不住严酷野外工作、生活的种种考验，那么，好运气就永远不会降临。其实，运气就像机遇那样，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不是么？崔子良1982年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坚守在云南地质找矿第一线。当别人因地质工作陷入低谷而纷纷跳槽另谋高就时，他潜心钻研地质科学与找矿理论；当地质春天又一次来临，别人忙着兼职挣外快的时候，他却为找矿突破而呕心沥血，为确立国家级重要找矿带而奔走呼号。当年和他一起分配到云南地矿局的毕业生有30多名，如今，像他一样坚守下来的，只有4个人了！“吹尽黄沙始到金”——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当然是闪闪发光的金子！

所幸的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连几天，记者所到矿区，到处都看到年轻地质队员忙碌的身影，他们身着迷彩服，脚穿高腰登山鞋，或跑路线，或绘图编资料，或打钻，或挖槽，意气风发地奔向全新目标：创新理论研究，强势推进勘查，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崔子良自豪地告诉记者，从2005年到现在，地勘院迎来了大中专毕业生近百人，其中不少年轻人已经成为地质工作骨干。

那么，就让我们祝福好运永远伴随着崔子良与他的找矿团队！

一位地勘局长的金融危机观——郭远生访谈录

面对不期而至并且愈演愈烈地蔓延到实体经济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地勘局长们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呢？2008年岁未，如春的昆明，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云南省有色地质局局长郭远生。他开门见山的一句话让我们振聋发聩——失去信心比金融危机更可怕

记者：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中国。据我们了解，现在云南省的矿业经济也呈下滑趋势，一些小矿停产了，甚至一些国有大型矿山也被迫减产。

郭远生：的确如此。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即使在我们云南，也已经感同身受。有色金属市场价格的大幅下降和消费的萎缩，直接传导到了生产企业。作为“有色金属王国”的云南矿业，自然无法幸免，而我们作为矿业链条最上游的勘查单位，同样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记者：有何具体表现？

郭远生：直到2008年上半年，无论我们局里还是下边的地勘单位，几乎被前来洽谈合作找矿的投资者踏破了门槛。而从下半年起，来者渐稀，给人以地质工作“春天”太短之感。

记者：急转直下的形势，是否意味着商业性矿产勘查“寒冬”的到来？

郭远生：表面上看，确实如此。

记者：实质上又怎样？您另有解释吗？

郭远生：近年来商业性矿产勘查火爆，进入勘查领域的许多热钱，多是在炒作矿业权，一个探矿权经过“包装”后，就像击鼓传花那样向下一个买家抛售，在传递中“增值”，而买家既不懂勘查开发更不了解其中的巨大风险。在这样的“火爆”市场中，地勘单位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即使在一级市场上的招拍挂，凡国有地勘单位竞标或举牌，必遭外行竞争者的“围追堵截”，无法在炒得虚高的价款面前取得探矿权。同时，毋庸讳言，我们在勘查工作中也出现了简单化、应急找矿的问题，让一些热情的投资者没能获得相应回报。

所以，我觉得现在商业矿产勘查出现“寒冬”，既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历史的必然——对近年矿业市场过热的必要调整和理性回归。

记者：可是，一些地勘单位面对当前商业性矿产勘查的急剧萎缩，有点儿惊慌失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远生：盲目乐观，看不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是短视的。比如，前不久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可以“不被卷入”这场全球金融风暴，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影响逐步出现了，而且有加深的趋势。但是，失去信心比金融危机本身更可怕。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国内外矿业经济形势，坚定干好活、找好矿的信心不动摇。如果扩展到对整个地质工作而言——我的基本判断：机遇大于挑战

记者：挑战和困难是明摆着的。但对我们来说，机遇何在？

郭远生：中央扩大内需的10项重要举措和省里出台的相关措施，不少拉动项目涉及基础地质和水工环地质工作，此其一；商业性矿产勘查虚热降温，投机热钱退出，反倒使国有地勘单位能以较低的合理价款获得探矿权，此其二；一些缺技术、少资金但又具有资源潜力的小矿难以为继，这对正走探采一体化的地勘单位来说，出现了收购、并购的资源整合机会，此其三；近年来地质工作服务领域多元化融入地方经济的实践，使我们“长袖善舞”，有可能在危机面前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其四；国有地勘事业单位的政策性保障和“三光荣”核心价值观凝聚起的地质精神，决定了我们不会被轻易击倒，此其五。当然，这只是最重要的几点。

记者：您的分析鼓舞人心。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贵局的具体打算。

郭远生：还是要谈科学发展观，这绝非一句口号。而且，越是在困境中，越能体会到科学发展的极端重要。在应对危机方面，从体制上，我们坚持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以局为单元，以集团公司为载体，全力推进市场化经营，抓住扩大内需的有关项目，以市场主体身份积极参与竞争。从机制上，调整内部收益分配，启动内部风险保障制度，从局与队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逐步向以局为单元的整体战略转移。

再具体些就是：积极审慎地梳理已有20多个与大企业大矿业公司的合作项目，巩固前景看好的项目，精选支柱项目，扩大社会项目；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控制和结构调整；抓好工勘、测绘、测试等有市场机遇的项目。

记者：在金融危机特定背景下，如何确保美好的计划和打算不至落空呢？

郭远生：以人为本。我的意思是说，在具体行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非常重要。我们要依靠全体职工的努力和拼搏，开源节流。同时响应国家的号召，开源节流决不搞简单的裁员、减员增效。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细节决定成败

记者：“细节”，这很重要吗？

郭远生：是的，因为“没有破产的行业，只有破产的企业”。这句话，金融危机过后人们一定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我认为，危机阶段一个企业破产与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是否做到了精细化管理与决策。人们常说1%的错误就能导致100%的失败—就是在强调忽视细节的代价。

记者：地勘工作中的细节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郭远生：我觉得，对企业化管理的地勘单位来说，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学会用别人的资金干好项目的能力；用有限的资源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用有限的条件控制风险的能力。

比如，我们现有几十个探矿权，客观上存在着投入不足、研究不够的问题，在当前紧缩的大背景下，如何经营好这些矿业权，就要求我们精选上马项目了。我们有个铜矿探矿权，很好，但经过精细研究，发现其交通、市场等尚存在我们无力回天的问题，最后否定了。还有，我们亲身经历了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以对国际市场变化较为敏感，从2007年底就已经开始在加拿大、东盟各国、非洲有关国家进行海外矿产勘查开发风险控制了。

我们的精细化管理还体现在项目成本的细微核算，甚至计算机随手关闭、二级单位不再搞内部简报等看似无关宏旨的细小环节。其实经营一个企业或者单位，只要用心，你会处处看到细节的作用：细节产生效益，细节蕴涵机会，细节体现效率，有时细节也决定成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地质勘查市场必然从暴利时代一下子跌入微利或者保本时代，作为领导者，就要从经营管理方方面面的细节入手，提升企业竞争力。重要的是，要让精细化管理思想变成每一位员工的精细化行动。

记者：那么，在矿业实体经济出现萎缩的时期，地勘单位勘查开发一体化的道路还要不要走下去？如何走下去呢？

郭远生：市场经济从来就是繁荣期与萧条期交替出现、波浪式前进的，不能因为眼下的不景气而放弃长期谋划。所以，勘查开发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不能怀疑，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审时度势，把握好发展节奏而已。不但勘查开发一体化的道路要坚持，企业化的经营目标也必须坚持。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奔向市场

记者：对有色地勘局近年的市场打拼，您有何体会？

郭远生：市场不相信眼泪。作为地勘单位的领导与决策者，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自身必须坚定走市场的决心，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放弃执政意识，梦想着换个地方去当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心一意谋求地勘单位和地勘经济的长远发展。其次，要学习和掌握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自己要成为既懂得地质工作和地勘经济规律又深谙市场的明白人。我个人最重要的体会是，与其被动地适应企业化经营，不如选择主动。

记者：您能讲讲有色局是怎样经营地质市场的吗？

郭远生：除了我刚才谈到的内部运行机制改革以适应市场环境之外，我们还十分注重诚信经营、规避风险、合作共赢和资本运作等。无论对客户、合作者、地方政府还是工作区百姓，都要讲诚信，才能保住我们的客户并不断扩大市场，努力做到有口皆碑——这个“碑”就是我们创造出的品牌。

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我们在上项目时都要做好三个风险判断：现有资源条件是否有利，开发条件是否有利，投资环境与当地政策是否有利。规避了风险，不仅保证了我们的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也使我们的合作伙伴从中直接受益。

资本经营更是走向市场的地勘单位必须迈过的一道槛，是地勘单位摆脱“打工经济”的必由之路。建立矿山企业就是其一，我们在印尼以超常规速度建起的合资矿业公司，矿产品已经运回国内变现。矿业权的经营也是这样，比如，我们曾经投入1100万元成为云南盐化公司的股东之一，在矿产品价格高位时，我们看准时机，高价位抛出了80%的股份，回笼资金1亿元。这笔丰厚的可以随时变现的资金，不仅能够保证我们经常性地质工作的现金流，更使我们有信心抵御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市场低迷时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即使金融危机持续两年，我们也可以做到不裁员、不降低人员收入。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依靠全体干部职工的艰苦努力，自觉融入地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给我们地勘单位带来了近年的较快发展。因此，我们不应该在暂时的困难面前失去前进的勇气。总之，我们必须善于捕捉危机中的商机，将挑战转化为机遇。《中国国土资源报》编者按　近日，徐绍史部长在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务虚（扩大）会议上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重大，包括对心理、市场、进出口、对外金融投资等都有影响。我国矿产市场处在调整期，矿产品价格下跌，矿业公司股价下跌，矿产勘查预算紧缩。过去10年矿业高速发展积蓄了大量产能，加上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矿产品市场发生变化。对于矿业调整应该比较客观地看待，对于矿业的发展应该有信心。他特别提出，矿产勘查应该依据矿产品市场、矿业开发市场、矿业资本市场和矿业权市场的发展来权衡，来把握时机，抓住机遇。

日前，本报记者就我国国有地勘单位如何应对当前形势和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等问题，与云南有色地勘局局长郭远生对话。希望郭远生局长的思考对读者在金融危机中的作为以及今后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产业走向有所裨益。

为国民经济提供资源保障　为富民兴边开辟新的财源——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改革发展纪事

近万人的职工队伍，其中地质、物化探、测量、钻探、岩矿分析测试、经营、管理等各类技术人员占了一半以上，工种配套、技术先进、掌握资料齐全，理所当然地成为千里云南高原勘查找矿中一支英姿勃发的生力军。

就是这支伴随新中国经济建设走过了55个年头的英雄队伍，先后发现矿床（点）1000多处，探明有色金属矿产储量2500余万吨，黑色金属矿产储量2.5亿吨，贵金属矿产储量600多吨，非金属矿产储量21亿吨，提交可供开发利用矿产地295处，探明资源潜在经济价值1.5万亿元……

胸怀全局，大德广行。有色地质工作者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创造并见证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独有地位，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云南有色地质局同样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脱离了国家财政供养的中央直管体制，在事业化管理与企业化经营、公益性勘查与商业性找矿的多重角色之间痛苦徘徊。20世纪最后5年，有色金属市场遭遇一场全球性的寒流，价格一度跌到近百年最低点。与之相伴的是地质工作急剧萎缩，大量地质科技人员外流，主业荒疏，辅业滞后，一度陷入生存困境。

历史进入21世纪。

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拉动资源需求急剧增长，一场始于2001年的有色金属“嘉年华”，矿业经济“大牛市”长达6年之久。

开发矿业，地质必须先行。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全国和全省地质工作会议相继召开。

温家宝总理就贯彻《决定》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地质工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实施“十一五”规划，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和加强地质工作；地质工作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地质找矿、提高资源综合效益、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地质灾害作为重要任务；地质工作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富有活力的地质工作新体制。

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徐荣凯出席规模空前的全省地质工作会议。时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秦光荣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地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希望全省地质工作者勇担重任，弘扬优良传统，再铸地质工作新的辉煌；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地质事业。

顾朝曦副省长在省政政府副秘书长王俊强陪同下，亲赴有色地质局检查指导工作，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牢固树立为全省经济服务的思想，进一步加大地质勘查资金投入和找矿力度，争取尽快有新突破。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等上级主管部门也对有色地质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在“有色金属王国”云南，地质找矿被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有色地质勘查队伍再次引起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7年初，省委、省政府重新任命了以局长郭远生、党委书记尉琪瑛为首的局领导班子。

新班子上任，态度鲜明地提出：用勘查凝聚人心，靠成果鼓舞士气，一心一意找大矿、找富矿，为全省矿业支柱产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地质找矿立局、矿业开发强局、工勘三产稳局、科技人才兴局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仅仅过了一年，有色地质系统从干部职工精神面貌到经济增长方式、经营效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完成的货币工作量，同比增长了32%，其中来自地质勘查和矿业开发的收益，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达到56%的创纪录水平。

地质找矿成果骄人。新发现一大批具有前景的矿产地，老勘查矿区取得重大进展，一批极具找矿潜力的地区展现出来，标志着新一轮找矿进入重大突破的成熟期。

为云南大企业、大集团服务，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先后与云铜、昆钢、云冶、云锡等旗舰矿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从基础工作做起，向外围和深部拓展，提高供给能力，提前准备好接替资源，有的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支老牌专业地勘队伍，通过体制、机制变革，迎来了又一个激情燃烧的春天！以改革为动力，理顺关系，明晰思路，准确定位。始终把地质找矿作为立足之基、发展之本，同时不断壮大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和实力

上任伊始，新班子成员明白，尽管工作千头万绪，都要一项一项地去抓，一个一个地落实，但眼前最关键的是要理顺关系，明晰思路，准确确定自身的地位。

郭远生和班子成员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搞调研、跑矿区、钻矿洞，听取各方各面的意见和建议，同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一道分析工作区的找矿潜力和勘查前景。由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广大干部职工希望摆脱窘境的急迫心情。

在一次全局干部大会上，郭远生的报告既充满哲理，又饱含激情，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说，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安排和部署，加快地勘产业发展的任务相当繁重，但眼下最紧迫的是要把我们的定位搞准确。换句话说，国家保留我们这支队伍是为了什么？必须清楚，找矿才是我们的主业，是我们立足之根本，多找矿、找大矿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如果定位不准，那就难免会像过去那样什么都干，又什么都干不好，到头来落得个丢了主业，忘了根本，何来地位和荣耀！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场围绕坚持主业、加快找矿为主题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讨论，在全局上下自觉不自觉地迅速展开。

新的领导班子因势利导，启发和帮助干部职工着眼于解决传统地勘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加快三个转变：思想观念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努力推进企业化；经济结构、工作重点要从传统地质工作向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转变，努力推进集团化战略；管理体制、服务对象要从自我封闭向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转变，适应属地化管理的要求，以此努力推进地质工作的社会化。

转变首先从“人”的管理入手。

地质找矿是一项“科学劳动”。都从找矿一线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班子成员认为，专业技术人员是企业人才资源中最为敏感的资源，他们头脑中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不像有形资本，企业可以拥有。对于智力资本，没有所有权可言，企业能够做的，也是最明智的事情，就是为各类人才充分施展才华提供足够的空间和相应的回报。“郭局长上任，到的第一个部门就是技术部、总工办，和专业技术人员聊天，了解大家的想法和心愿。”说起新班子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尊重，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为充分调动地质科技人员的找矿积极性，局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推行绩效分配制度，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增加收入，免除后顾之忧；把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忠诚守信而又年富力强的20多名人员提拔到局、队（处）级领导岗位，优化干部队伍结构；配置科研经费，每年安排不少于100万元，主要用于成矿理论和勘查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运用，开展专题科技攻关；要求各个地勘单位都要设置总工程师岗位，逐步配齐，让他们享有技术决策的充分权利，做到有职有权；聘请一批学术造诣深、找矿经验丰富的老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负责老资料“二次开发”，优选找矿靶区，把好技术质量关。

加大激励机制，是鼓励多出成果、早出成果的又一项重要举措。为确保“十一五”实现资源量金100吨、铜100万吨、镍100万吨、铅锌200万吨、铁矿石3亿吨的找矿目标，局里规定，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凡发现并转入开发的找矿项目，达到大型规模的一次性奖励300万元，中型规模奖励200万元，小型规模奖励100万元。技术人员大为感动，称赞“这是真正把技术工作看成创造性劳动，把技术成果看成可供市场交易的商品，人生价值莫过于此，再不拼出老命好好干，对得起谁呢！”

打破体制障碍，组建集地质勘查、矿业开发、工勘三产为一体的云南有色资源集团，实施内部事、企分体运行等各项改革平稳有序展开，从而营造起风清气正劲足，班子协调、上下齐心、团结和谐，一门心思抓找矿、求突破，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当年，全局用于地质勘查的专项资金2500万元，带动和吸引的社会资本超过1亿元，大大增强了找矿实力。

企业兴则民心齐。有色地质局高度关注民生，妥善安排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局里拨付扶持费56万元；确保退休经费的开支，从其他经费中挤出2000万元用于离退休生活费，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关注特殊困难人员，局里专门拿出50万元，建立“送温暖基金”，保障特殊困难人群的补助。就在“回归”主业的第一年，在岗职工和非在岗人员人均工资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一个企业的竞争实力，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创新能力、管理方式以及员工的积极性、智慧、创造力这些蕴藏着巨大潜能的“无形”资源。机制创新，使有色地质局激活了人才这一企业的第一资源；体制创新，则为地质找矿主业理顺了各种关系，全局的精兵强将、优势资源都被推到找矿一线，大展才干。通过改革和创新，整合“有形”的“无形”的资源，有色地质局凝人心、聚人气，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大大提高，使老地勘行业历久弥新，潜能迸发。云南是个资源大省，但因幅员辽阔，投入不足，又受到交通、气候等客观因素制约，至今仍有许多地质“空白区”。有色地质局新班子倡导“逆向思维”，扩大找矿领域，另辟蹊径，成效初显“云南大地构造处于欧亚、印度洋、太平洋三大板块的汇聚地带，其西半部属于地壳活动性强的特提斯——喜马拉雅造山带，东半部属于地壳稳定或半稳定的古老地台及环太平洋带。由于各地质时期的构造活动频繁，沉积建造类型多样，前寒武纪基底出露广泛，多旋回构造岩浆活动和多来源、多期次、多成因的成矿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形成了长期稳定且持续沉降的陆棚沉积矿产（如磷、煤、铝、锰、铁、铜）和与大洋或岛孤强烈活动的火山作用、岩浆作用有关的矿产（如有色、黑色、贵金属、稀有元素等），具有十分鲜明的层次性，独树了云南许多著名矿床类型。”《云南省志地质矿产资源志》曾这样描述云南矿产资源的地质背景及构造条件。

世界矿业市场的不断升温，使云南成为各路资本“找矿大角逐”的主战场之一。在省内，又面临着支柱产业发展加快、资源需求加剧，而勘查找矿滞后的“两难”选择。资源不足成为发展经济的一大“瓶颈”，加强勘查、加快找矿迫在眉睫。

然而，天地寥廓，沟壑苍茫，找矿犹如大海捞针，实现突破从哪里着手？

在深入基层调研时，具有博士学位的局长郭远生总是同技术人员一道攀岩越涧，查露头，打标本，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分析研究成矿地质条件和勘查前景，苦苦寻思、探索扩大找矿成果的突破口。

在同技术人员交谈中，郭远生启发、开导大家：矿产资源埋在地底，要摸清它的规律和存在，需要踏踏实实工作，获取第一手资料，还要大胆设想，敢于冲破传统的认识和结论。创新找矿思路，就体现在既要看远点，又要看深点，善于吸收运用各种先进成矿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特别要注意研究过去有所忽略或者当时理论和技术还达不到的领域，争取发现新的矿体。国内外都不乏这样的先例，有的规模还相当大。

按照郭局长提出的思路，技术人员经过反复研究、对比，发现云南大凡已经展现出前景的成矿区带，大多梳篦子一样作过区调和普查，如今又各占一块地盘，技术力量和施工队伍过分密集，作业交叉、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突出，有的甚至经历了几上几下，你进我出，我进你退，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而对那些由于受交通、气候等外界条件制约工作程度极低的地质“空白区”，却重视不够，投入力量也多限于跑跑路线，查查矿点，很少做深入细致的勘查和研究工作。

在不同的技术研讨会上，郭远生鼓励技术人员，学好辩证法，来个逆向思维，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那些“盲区”乃至“空白区”，采用新的成矿理论和技术方法，说不定能拓出一片新天地，实现找矿新突破。

好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局领导班子重新调整了工作布局，选择了8个重点工作区带，实施区域展开、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瞄准市场紧缺、附加值高、潜力较大的新类型矿产集中攻关。不难看出，赋予全新思路的这个工作布局，有的是经该局多年工作沉淀展示出良好前景的老勘查矿区，更多的则是从过去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空白区”中筛选出来的新领域。

我们就这个新布局同原局总工程师、现局专家委员会成员任治机作了一次长谈。年逾古稀的任老头脑清醒，思路敏捷，谈起云南的矿产如数家珍。打开电脑，鼠标定格在一片片色彩斑斓的航测图上，他详细介绍这是什么构造，那里可能蕴藏有什么矿。画面不时变幻，任老显得异常激动：“航空磁测圈出来这么大片大片的异常区，很多地方连查证都顾不过来，更别说找矿了。我完全同意郭局长的判断和决策，更多地关注‘空白区’，只要坚持下去，相信实现找矿突破不会太远”。

吹响集结号，高扬找矿旗。这样有理论、有依据的预测，很快在有色局工作区域得到了印证。

去年，全局部署的121个国家、局和社会地质项目，呈现出新发现矿产地四处开花、重点勘查区储量不断增加的大丰收局面。投入1万米钻探工作量，在砚山县探获国家急需的铝土矿矿石量2400万吨。兰坪县恩棋——小格拉铜矿普查成果喜人，现已探获铜资源量5万多吨，显现出中型以上矿床远景；另一处铜锌矿普查，圈定3个矿体，探获锌储量超过2万吨。在金矿普查中发现的富宁钛铁矿，经地表追索和浅部工程揭露，证实为一风化残积型钛砂矿，分布范围广，开采条件优越，储量有望突破200万吨，远景可达大型以上规模。

云南西部峰峦叠嶂，条件艰苦，地质工作程度普遍较低。有色地质局组织技术人员开发老资料，从一本1985年由原地矿部航空物探总队编纂的《云南省西南部航空磁测普查结果报告》的航磁异常图中发现，这一地区显示有6个磁异常区，仅境内部分长度就达50多公里。进一步分析看到，这个地区最老的地层年龄距今已有21亿～22亿年，而最新出版的《国际地层表》将这一时期称为“成铁纪”，全世界90%的著名铁矿都与这套地层密切相关。由此推断，印度次大陆比哈尔——奥里萨铁矿有可能向这里延伸，抑或是赋含水量的哈马斯铁矿所在冈瓦古陆的碎片。不管何种结论，都说明可能在滇西南地区发现中到大型以上的铁矿、铅锌矿资源，其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有色地质局派出由郭远生局长率领的专家组，赴滇西南进行了两次10多天的现场考察，划定300平方公里内的7个区块作为首选找矿靶区。3个普查组开赴工作区，争分夺秒开展大面积高精度磁法扫面和矿点检查，已发现多处铁矿和铅锌矿点，进展顺利，成果可喜。

加强老矿区外围及深部找矿，为老矿业城市和老矿山企业寻找接替资源，延长矿山生产年限，是有色地质局加快找矿的又一个重目标。通过深入工作，在我省第二大锡业基地文山都龙锡矿外围新增资源量有色金属铅锌77万吨，稀有金属铟1000多千克，为该矿下一步上市提供了资源支撑。巧家铅锌矿外围运用喷流沉积成矿理论指导勘查，新探明铅锌储量11万吨，有效延长了老矿山开采寿命。百年老矿业城市东川，过去普遍认为铜资源已近枯竭，“铜都”称谓将不复存在。有色地质局技术人员选择前人认为找矿希望不太大的区块，从加强综合研究入手，果断布置地表和浅部工程验证，又在陆内裂谷地带发现了海底火山喷发环境的成矿系统，仅目前开展工作的地段，就探获著名“东川式”铜矿资源储量20万吨以上，同时查明伴生或共生有金、铅锌、稀土元素等高价值矿产，为重铸“铜都”昔日辉煌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契机。云南边境沿线岩峭谷深，成矿条件优越。有色地质局发挥优势，同边境线地方政府密切合作，积极探索通过资源勘查开发增强“造血功能”的富民兴边新模式

地处边远的镇康县，是佤族同胞的重要聚居地，集少、边、穷于一身。有色地质技术人员从一张20年前的航磁异常图上分析，和新平大红山处在同一纬度的这块地质“处女地”，航磁异常值高，构造特征及成矿条件可与大红山媲美，有可能找到国家急需的铅锌、铁、金等矿藏。

这一消息在镇康县迅速传开。县委、县政府对地质工作高度重视，为其创造一切方便条件。有色地质局党政领导班子更从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企业应尽责任的战略高度，看待镇康县的扶贫找矿工作，调集精干力量奔赴阿佤山深处检查异常、踏勘矿点。

两厢情愿，一拍即合。去年5月，有色地质局与镇康县政府签署了风险地质勘查合作协议书。双方商定，选择过去地质工作程度很低的南伞大营盘——忙勒之间的空白区和木场散路坝——军赛区域的空白地带，采用新的找矿理论和先进技术及装备，在6个月内完成前期选区工作，确定找矿靶区。对区内2006年以前签订探矿协议而实际未做工作的矿区，镇康县政府将根据省政府有关规定，依法予以撤销，按程序转由省有色地质局进行风险探矿，并积极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鉴于当地缺乏资金投入的客观实际，双方同意凡按协议在镇康县境内开展找矿的投资及相关风险，均由地勘单位承担。所取得勘探成果，按互利互惠、让利地方的原则处置。若用于招、拍、挂矿权交易，实现收入增值部分按当地政府40%、地勘单位60%的比例分成。若由地勘单位独资开采，每年从所获利益中抽出10%返还当地群众，支持新农村建设。

镇康县风险地质勘查正稳步推进，20多名技术人员在500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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